恺撒成功地抵达敌人后方，从而避免了一次会战。与此相似的成功，也曾使大流土三世的波斯军队在对付亚历山大的过程中获得了实施防御会战的条件，但兵力占优势的马其顿人及其领导赢得了会战。在普拉蒂亚会战之前，波斯指挥官曾经避免了一次与此类似的形势，当他发现斯巴达军队向可能封锁其由阿提卡半岛撤退路线的地点运动时，就主动撤退了。波斯指挥官不想战斗，因为他知道“阿提卡不是一个便于骑兵发挥行动优势的地区；而且，一旦他在战斗中失败”，由于敌人切断了退路，那么“除非穿过隘路，他将无路可逃，而在隘路，只要少量兵力便可能将其全军阻住”。 [ 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13页，转引自乔治，罗林森翻译的《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22页。 ]
恺撒的战役还显示了对轻型骑兵的战略运用的重要性。作为四种武器系统中机动能力最强的系统，如果在坡度适当、没有树林的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形上，轻型骑兵拥有极强的脱离战场的能力。轻型骑兵所具有的优越的战术机动能力，使它可以避开任何其他类型的武器系统；而且它比步兵机动快两倍的速度，使其能够脱离主力一定距离作战。指挥官可以利用轻型骑兵较强的战略机动能力攻击敌人的交通线，像恺撒那样将它用于控制两军都要从中获取补给的地区。在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人就曾对其骑兵采取这种战略运用方法，切断希腊人的补给，从而发挥了类似的效能。
虽然在战术上，轻型骑兵难以攻击由轻型和重型步兵编成的部队，但它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徒步士兵，并控制除步兵站立地点之外的所有地区。它较强的机动能力使它能比敌人更好地实施侦察，并可快速集中，对付诸如粮草搜寻队或驮载辎重队之类的目标。甚至当有轻型步兵保护粮草搜寻队或辎重队时，轻型骑兵也能利用其机动能力集中成一支比少量轻型步兵警卫队更强的部队攻击之。
要成功地发挥轻型骑兵这种重要的战略作用，必须依赖于地形：林区或山地将使其丧失这种能力。但是，在不适于骑兵行动的地形上，轻型步兵可以利用其相对较强的机动能力发挥这种功能，控制粮草搜寻地区，攻击敌人的补给辎重队。当然，任何类型的士兵都能执行这类任务，只是机动能力较强的骑兵特别适于担当此任。如果交战双方都缺少骑兵，那么可使用轻型步兵非常有限、但又确有一定优势的战略机动能力去发挥轻型骑兵的功能，作为削弱敌人后勤的一种战略辅助手段。
恺撒对庞培的战役
征服西班牙之后，恺撒向东进军进入意大利南部，计划从那里攻击在希腊的庞培。他之所以敢于面对可怕对手的比其更强大的舰队横渡亚得里亚海，是因为重型人力战舰不能在海上长时间停留。尽管如此，仍然要冒很大的风险。恺撒以自己能找到的舰船运送尽可能多的人，在希腊的亚得里亚海海岸登陆。在那里，由于既要面对庞培，又要等待后续部队渡海过来，从而导致僵持局面。庞培的封锁舰队从靠近恺撒等待航渡部队所在的意大利港口的一个小岛获得补给，即便如此，岛上的水源也难以满足船上人员的饮水供应。由于等待渡海的恺撒部队的巡逻，使庞培的封锁舰队不能停靠意大利海岸寻找水源，所以最终恺撒的船队还是溜过去了，使其全部兵力都运过海去。
接着发生的战役属于是非决定性阵地战，与伊莱尔达附近发生的战役有共同之处，双方经验丰富且谨慎精明的将军都不会去攻击占据坚固阵地的另一方。庞培是一位著名将领，其能力与恺撒不相上下，等待着后勤的困难迫使恺撤退去；与此同时，恺撒将庞培更强大的军队压迫在背靠海岸的位置，看上去好像占了上风，并使庞培数量较多的骑兵不能干扰其补给。由于庞培控制着海洋，所以恺撒也无法使背靠海岸的庞培军队陷入补给的困境。
最后，资源丰富的庞培集中兵力对付恺撒周长达15英里的筑垒阵地的一端，并以其舰队在该点登陆了一支部队，从而迫使恺撒撤退。于是，恺撒向内陆进军，精明的庞培则紧随其后。但是，“由于庞培非常担心冒战斗的风险，而且他不用担心长时间的必需品供给，所以他想疲惫恺撒的军队，消耗其精力。这样恺撒就不会坚持很久”。庞培相信，恺撒的军队除了因许多战役所造成的疲乏之外，还出现了传染病，加之是在对庞培友好的国土上，所以恺撒最终会由于“既无钱又无粮”而投降。 [ 注：普鲁塔克，《人生》，第520页。 ]
最后，经过双方同意，他们二人在法萨卢斯会战中相遇了。虽然恺撒在步兵和骑兵数量上均处劣势，但他还是同意出战，因为他已看出，除了与庞培交战别无选择。而庞培控制着海洋，除了实施后勤战略之外，还可有多种战略选择，但在其同僚的压力下，他终于屈服于以战斗方式解决战争的诱惑。在法萨卢斯，恺撒以重型步兵分遣队弥补了骑兵力量较弱的不足。他派出重型步兵分遣队，配置在庞培的翼侧，击败了庞培获胜的骑兵和轻型步兵，从而从打败了庞培。庞培的惨重损失使恺撒获得了东部的统治权，而这些地区立即就从效忠庞培转而效忠恺撒了。
陆地战争总结
这些概括都是从古代战争中得来的。它们更多的是从最佳典型人物(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等)而不是他们所做的典型事例中概括出来的。最佳人物的作用更大些，是因为他们一直吸引着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学家，而且对于理解关于战争艺术的辩论更有价值。而同时，战术系统则是适应地理、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等条件的产物，很少是某一个人天才的反映。
在战术方面，古代人极力寻求攻击敌人的弱点。如果他们能够以更强有力的武器系统，比如使用投掷标枪的轻型步兵对付重型步兵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将会获得更大的获胜机会。但是，通常他们必须依靠运动来打击敌人的翼侧或后方，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依靠敌人部署的不当之处，而不是依靠拥有较好的武器系统。重型步兵机动上的困难，使其几乎无法胜任攻击敌人翼侧或后方的任务。古代人发展哪怕是非常简单的协同队形的缓慢进程，并非说明他们缺乏智力，而是说明了提出这类简单却极其重要的思想是何其困难。比如亚历山大，驾驭战术、战略和后勤可以说驾轻就熟，但他既不能将其军队提高到协调一致的水平，也无法与其军队的各个组成部分保持有效通信，因而无法成为一个发挥总体驾驭功能的指挥官。正是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他也仅是朦胧地看到了节省部分兵力作为预备队，既可赋予其战斗中集中兵力的机会，又可利用敌人的弱点或降低敌人的作战能力。
事实证明，不擅长突击行动的骑兵，作为一种攻击敌人翼侧或后方的进攻性力量却是很有价值的。它较强的机动能力和列队战斗的适度要求，使其成为完成这种任务的理想武器系统。当然，与步兵比起来，其费用要高得多。
较强的机动能力对大多数会战具有决定作用。但是，恺撒在法萨卢斯将其重型步兵投入与敌人骑兵和轻型步兵进行的非预期正面交战，击败了对手机动能力较强的兵种。这是一个在会战中以优势武器系统战胜劣势混合型武器系统的例子。
在战略上也适用同样的原则。统帅兼历史学家色诺芬简明扼要地阐述道：“聪明的将军坚持攻击敌人最弱的部位，哪怕这个部位距离较远。”关于这一论述所隐含的假定(以最小的代价获胜)，色诺芬似乎仅仅是作了限定的。因为他写道：“如果你希望以进攻获胜，那么就倾其全力去进攻，因为过度的胜利并不会引起征服者良心自责的痛苦。”在战略上，所有对后勤战略和战斗战略的选择，都可以发现对这种最小代价原则的运用。恺撒说他更喜欢后勤战略(“通过饥饿而不是钢铁征服敌人”)就含蓄地假定了两种战略选择中的有用性，并断定以饥饿战胜敌人的代价最小。其实，这两种假定并非总是绝对的。 [ 注：埃德考克，《希腊与马其顿战争艺术》第76-77页；弗朗提努斯，《谋略》，第4卷，第7页，第1行，转引自查尔斯.E.贝内特翻译的埃德考克著《希腊与马其顿战争艺术》(剑桥，麦斯出版社1925年版)，第309页。 ]
例如，在伊苏斯会战之前，亚历山大所面对的大流士军队已经在平原地带占领了翼侧阵地。他选择了后勤战略，企图以饥饿迫使大流士离开阵地。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法，是因为与战斗战略相比，这样做的代价最小而成功的机会最大。如果进行战斗，那么他就不得不在便于占优势的波斯骑兵行动的地形上与敌交战。后来，当在海边面对大流士时，他采用了战斗战略而没有采用后勤战略，因为那里的地形不太便于波斯骑兵行动。
此外，军事战略是为政治目标服务的。安息人可以运用后勤战略，通过剥夺克拉苏军队的食物和水源的方法将其赶回去，这种不流血的胜利无疑代价较小，也就是少损失人员、马匹和武器。他们还可以像恺撒在伊莱尔达战役中那样，战略性地运用其骑兵，切断罗马人获得食物和饮水的渠道。但是，安息人战术性地运用他们的骑兵，追求以战斗战略去夺取胜利。以饥饿取得胜利的政治影响比运用乘马武器系统事实上歼灭罗马军队的政治影响要小得多。通过选择政治效果最大的战略，安息人发现自己处于两种军事战略中失败风险相对较小的情况。
政治因素对军事胜利的影响巨大。最好的例子就是亚历山大对大流士与汉尼拔对罗马人这两场战争胜利结果之间的巨大反差。安条克七世以迅速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但紧接着，几乎是立刻就遭到了灾难性的惨败。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即使在没有正式政治组织的情况下，民众的情感也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安条克七世的经验还说明，士兵的行为对民众的态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此事例中，民众的疏远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
安息人的战斗战略是基于拥有适应地形的优势武器系统基础之上的，若无此资源，那么采用战斗战略就必须对付防御第一的战术问题。当两支由相同的基本武器系统或相同的合成武器系统组成的军队对垒时，防御者通常占领地形上有利的阵地，甚至还要像罗马人几乎始终如一所做的那样，以壕沟予以加强。防御者还拥有另一种同样有效的选择，就是撤退，并相信成分相似的军队无法追上他们。虽然以轻型骑兵迟滞敌人行军的战略运用修正了这一概括，但是恺撒在伊莱尔达旷日持久的战役及其与庞培的对抗，都说明了防御的力量。防御者无论是依托有利阵地抗击敌人正面攻击，还是撤退而不被敌人追上，都具有优势。会战只有在对抗双方都认为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恺撒通过使自己获得战术防御优势的方式，显示了迂回在克服战略防御力量中的功效。但是，成功的迂回确实很少见，因为它需要较高的兵力空间比，而这通常是古代人所缺少的；并且，地形或补给上对迂回部队的制约，也限制了迂回的运用。
编成成分相似军队的避战能力，严重制约了利用内线作战集中较大兵力的功效。而这一点，执政官尼禄却曾经实现过。当时，他率领从与汉尼拔对峙的军队中抽调的7000人，北上250英里去进攻刚刚进入意大利的哈斯德鲁巴的迦太基人部队。“这样”，历史学家李维说道，“一位执政官就在意大利的两个地区防御，同时对付两支军队和两位将军，只是在这里是他的战略，而在那里则是他本人。”但是，如果哈斯德鲁巴不错误地将其军队背水列阵并进行会战，而是像一开始他所聪明地设想那样撤退，那么尼禄集中的兵力可能劳而无功。 [ 注：利维乌斯，《罗马历史》，第28卷，第9页，第13行，转引自F.G.摩尔翻译的14卷本《利维》(剑桥，麦斯出版社1919-1959年版)，第8卷，第41页。 ]
要产生重大影响还依赖于胜利与实现政治目标的关系。在伊苏斯失败之后，大流士提出将帝国的西部割让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无情地决定要继续实施征服作战，并将目标定在控制整个波斯帝国，但他最终失败了。胜利的重要性也依赖于胜利者的兵力与潜在战区的规模之比。一支与空间之比相对较小的胜利之军，通常只能控制相应较小的地域，即使没有敌对军队与其运动对抗亦是如此。
防御者可能像大流士那样，使用持久战略在会战中迎敌。如果防御者感到迎击敌军自己太弱，那么他可以像希腊人那样，以撤退或者撤入有城墙的城市和要塞之中的方法，避免战斗。但是，要运用这种防御战略对付能够实施以占领土地为目标的持久战略的对手，将不会成功。对付像亚历山大这种能够在被入侵领土上获得政治支持的侵略者，除非是为了追求后勤战略，采取避战战略是必然要失败的。
但是，如果实施防御的政权拥有足够的政治能量，那么人民以及空间都会成为障碍。面对一个像罗马人那样有着军事传统的民族，对于一支相对于当地人口数量、障碍和地域来说较小的胜利之师，城墙环绕的城市和起伏的地形将是可怕的阵地。罗马人在其国内的政治和军事能量，使得采取费边战略的他们能够避开也追求后勤战略成功的、相对较小的迦太基人军队，从而迫使汉尼拔采取袭击而不是持久进攻战略。最终，汉尼拔发现自己几乎是被封闭在意大利南部一个狭小的被包围的土地上。
对于那些缺少罗马人所具有的筑垒、空间和人民条件的防御者，如果仍要坚持避战，他们就不得不采取袭击而不是持久战略，并且不得不接受其国家被占领的现实。那么，他们就要像大夏人、粟特人和高卢人那样实施袭击，打击侵略军比较孤立的分遣队和后勤补给。他们集中兵力打击弱点，抓住并歼灭敌人的小股部队。当他们攻击敌人的补给队或粮草搜寻队时，他们追求的是袭击和战斗战略。这类对袭击战略的运用，是以战术进攻实现战略防御，并通常被称为游击战。
运用持久战略实施防御的过于脆弱的防御者会发现，袭击战略非常有效，因为袭击式进攻比防御性持久战略更有力。不过，持久性防御优于持久性进攻，但劣于袭击性进攻，因为袭击者可以运用撤退这一通常属于防御者的战略资源。由于袭击者既不必展开战线，也没有掠地目标，所以他们几乎能够随意地选择目标；并且，由于撤退总是比追击快，所以他们通常能够避开持久性防御者的强大军队，并运用他们所特有的目标不确定性，突然攻击防御者较弱的战斗或后勤目标。这样，袭击者拥有集中兵力、击敌弱点的良好战机，而且，虽然具有进攻性，但他们几乎可以独占防御者所拥有的主要资源——撤退。如果没有这种袭击性进攻对于持久性防御的所固有的优势，那么大夏人和粟特人对亚历山大大帝、韦辛格托里克斯对恺撒，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多的胜利。
这样，战略可以如图解1.3所示矩阵那样划分为4类。这个矩阵应当是三维的，以便进一步区分为进攻和防御，因为标准常常因目标而异。
图解1.3 战略矩阵
亚历山大的入侵和大流士的防御，是持久性战斗战略的例子。像亚历山大剥夺波斯海军的基地所做的那样，以征服领土为目标，要剥夺防御者的收入、补给品，属于进攻性持久后勤战略。韦辛格托里克斯破坏庄稼甚至村庄，波斯指挥官企图采取同样的焦土政策(但被否决了)，属于防御性后勤战略。普拉蒂亚会战期间，波斯骑兵以袭击杀伤或俘虏希腊人的驮骡，是袭击性后勤战略的例子，既可用于防御也可用于进攻。罗马人对付汉尼拔以及韦辛格托里克斯对付恺撒都是运用了这类后勤性袭击。希腊人破坏庄稼以引诱防御者出战，汉尼拔采取同样的方法对付罗马人，都是执行的袭击性战斗战略。大夏人、粟特人和高卢人在他们的游击抵抗中，也都运用了袭击。
虽然这些游击性袭击战斗运用了战术进攻，但他们同样依赖撤退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一个袭击者的目标只是暂时出现于被袭击的地区，所以撤退是一种基本的因素。实践证明，这种袭击战略是防御的一种有效手段，当防御者具有足够的政治支持时，它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罗马人扩张其帝国的经验显示了克服这种游击性抵抗的困难。当他们于公元43年入侵英国时，发现东南部低地地区已经由于接近高卢而罗马化了。然而，罗马人在最初依靠该国王子们建立起统治之后，仍用了4年时间才制服了这个善于接受新思想、地势平坦、人口稀少的国家。向北扩张到苏格兰边界并进入威尔士，又用了30年的时间。在占领英格兰东南部200年后，才使贵族在语言和文化上罗马化，也才获得了平民对他们统治的默认。而在北部边缘地带和威尔士西部，由于人口分布不均并位于山区，所以那里仍部分地处于敌对状态。在这些地区，罗马人保持了大约70个要塞哨所，控制着他们修筑的道路。这些要塞威慑着当地的居民，对袭击者起到了抑制作用。但是，由于继续处于对立状态，而且地形对袭击有利，可为游击队提供退避之所，所以罗马军团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来自要塞尚不能控制的地区的袭击者。罗马人正规军拥有战术上的绝对优势，而他们四种武器系统的合成力量、建造要塞和道路的实践、所具有的耐心和毅力，及其文化、政治技巧和机构，都使他们征服了这里以及这个欧洲帝国的其他周边地区。
海战
海战主要依靠两种形式的突击行动：(1)当双方舰船相互接触时，一方士兵登上另一方的舰船，以长矛、短剑和盾牌格斗。在此行动之前和之中，都可以运用弓箭、标枪和投石机作为补充，但近距离格斗是这类突击行动的主体。(2)继主要依赖于双方部队的争斗之后，就是运用双方舰船本身的突击行动。这是那时舰船设计的主要出发点。由于撞沉敌人的舰船既可以快速取胜，代价又小，所以舰船设计的主要目标是有利于在水线以下撞击敌人船只，以便撞出一个大口子，使被撞舰船进水。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军舰与商船有着明显的区别。商船短粗、坚固，主要依赖风帆航行，军舰狭长、轻巧，主要依赖划手航行。由于军舰划手多、重量轻、长宽比大，所以速度相对较快。与商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军舰的长宽比达到10:1，其他方面则差不多。狭长的船只在水中运动较快，在水面骤然产生的阻力面前能够获得较高的速度。这种速度使得船头的撞击更具威胁性。
在希腊与波斯战争时代，战舰的发展几乎达到了顶峰。具有代表性的船只长度达80英尺，宽度8-10英尺。划手分开坐在上面，一个在一个后面，船的两侧各能坐25名划手。这样多的划手使船可以达到很高的速度，而船的设计已考虑了提供抵御船头撞击的强度；但是，由于船体重量较轻，妨碍了增强船的结构强度的其他因素。这种舰船的建造方法是在附着于龙骨的肋骨上钉上厚木板，与自那以后的木质战船的设计没有多大区别。
尽管商船可能装载较多的士兵，但一艘由划手推进的战舰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一艘商船。战舰的动力由遵守纪律的划手在统一指挥下划水所提供，可以不依靠风力以较高的速度航行，因而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能够追上并撞沉商船。由于设计时考虑了战舰抵御冲撞的能力，所以它能够以猛烈的撞击在水下刺穿商船，在其船身撞开一个大洞，使其很快沉没。
但是，当战舰之间交战时，双方都不占优势。海战战术包括战舰并排列阵前进，这样双方战舰就会头对头，互相冲撞。尽管战舰列阵与长矛兵方阵很相像，但划手们保持各船之间的间隔，并允许有一定的机动性，可以设法到达对方战舰的翼侧，撞击敌舰的一侧。这种努力能否成功，单舰舰长的技巧和划手们的素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双方战舰交织在一起时，他们经常用钩子保持其位置，这时，通常就是双方战舰上的士兵来解决战斗了。
海上会战包含的要素与陆战相似，包括集中兵力、翼侧或包围攻击、使用预备队等。例如，公元前480年，波斯人入侵希腊时，首先遇到的就是位于海岸阿提密西安角附近的希腊舰队。紧靠那里，波斯陆军正在向南进军，寻找通过温泉关进入希腊的通道。希腊人在大陆与埃维亚大岛之间的狭窄海峡占领了阵地，这样，其指挥官就能保护他的舰队的翼侧，对抗舰船数量较多的波斯舰队。
一开始，波斯人试图派遣一些舰船绕过埃维亚岛，到达希腊舰队的后方。但是，这些舰船在短暂的航程之中遭到突起风暴的袭击，其脆弱的舰船遭到损坏，于是波斯人发起了一场正面进攻，两支舰队迎头相遇了。波斯人的一些舰船突破希腊舰队的战线，准备利用其兵力上的优势，从后方抓住希腊舰队，用两只舰船对付希腊人的一只舰船。但是，刚从希腊舰队战线的间隙通过，暂时获胜的波斯人就遭到了希腊人预备队舰船组成的第二战线的反攻。当波斯人由希腊人一线舰船之间通过时，希腊预备队立即从两侧攻击敌方舰船，击沉了一些。遭受挫折、遇到风暴、希腊较小舰队的熟练技能，使波斯舰队沮丧，只得撤退。
后来，当希腊舰队又在海岸和一个岛屿之间占领阵位时，波斯人封锁了撒拉米斯岛与海岸之间狭窄海峡的两端出口，并攻击据守海峡东端的希腊船只。波斯人希望能够轻而易举地夺取胜利，因为他们知道希腊人因战斗还是撤退问题而分裂。海峡中的一个小岛将波斯人前进中的战斗阵列割裂，而且狭窄的通道迫使其一些舰船不是并排，而是鱼贯而入海峡。
希腊人利用波斯舰队接踵而至的混乱，包围了波斯舰队的右翼。由于希腊舰队能够撞击敌人舰船薄弱的翼侧，将其右翼的舰船向中央压迫，从而引起波斯舰队的更大混乱；此种混乱局面又被希腊人所利用，所以波斯人舰队在遭受惨重损失之后被赶了回去。遭到精神与物质上双重失败的波斯舰队撤往小亚细亚，保护其陆军在那里的交通线。波斯国王将其在希腊的军队削减成一支只够在已经征服的希腊地域生活的小部队。这样，希腊舰队的战术胜利制止了波斯人的进军，并使波斯陆军无法通过水路交通确保其所有部队的必要补给。第二年，希腊陆军在普拉蒂亚击败了规模缩小了的波斯军队。
海战明显地表现出与陆战的共同之处。翼侧与正面相比的脆弱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翼侧攻击的当然重要性，凸显了预备队的价值。由于舰船战线不像重型步兵的纵深战线，很单薄，所以数量上的优势和集中兵力于战线的一点就具有更大的意义，甚至在舰队翼侧有陆地保护的情况亦是如此。
舰船在海上作战，表现出许多与陆上乘马作战相同的性质。像骑兵那样，舰船可以迅速地投入行动；而且，由于与陆军的骑兵相比常常数量更少，所以使它们比骑兵更容易保持阵形。这一点，对舰船来说比骑兵更具决定性。但是，由于它们依靠良好的战斗队形，这一点使舰队与步兵而不是骑兵队形更有共同之处。然而，这一与步兵的相似之处并不能支配舰船之间的交战，因为舰船数量较少，舰长的纪律性也比单个骑兵更强；而划手们提供的机动能力，有效地抵消了对保持队形的需要，从而使得舰队的战术属性更像骑兵而不是步兵。
尽管舰队很少或不依靠猛烈的冲锋克敌制胜，但是海战与陆上乘马突击行动却具有另一个共同之处，即防御与进攻相比没有优势，甚至当舰船双方均具有同样的作战条件时也是如此。除了天气，地形对双方无所谓有利或不利。由于不会拥有地形上的任何有利因素，所以在海战中，交战双方都不会从静止不动中获得好处，无论进攻或防御也都不是首选的作战样式。当然，从海岸上确实能够获得好处，就像技能熟练的希腊舰队在阿提密西安会战保护他们翼侧时所展示的那样，但是，对正面进攻没有任何好处。虽然靠岸的舰队确实在他们的停泊地域筑垒挖壕，但海上防御者却不能仿效罗马人挖壕保护自己。因此，从战术上说，船上水手的作战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乘马士兵的突击行动，而不像以投射武器进行的战斗。
不过，海军后勤与陆军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海军不可能以陆军的方式住在乡下。然而，在海上他们拥有最有效的交通手段，因而能够也有必要依靠基地进行补给。这在脱离水上交通线的陆军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商船由于其运载能力享有在远程航行中自给自足的优势，但军舰却不行。军舰重量轻、船体窄，缺乏商船的运载能力，而其所拥有的大量划手和士兵则需要大量的食物和饮水。
战舰的脆弱性使得它们甚至比商船更有必要靠近海岸以保障安全；而吃水浅、船底平则使它们更易于靠岸过夜。沿岸航行有利于寻找食物和饮水。但是，与机动中的陆军不同，舰船缺少备选路线，甚至当它们找到有望筹集粮草的地域时，水兵的活动圆周也仅相当于陆军的一半，而且缺少驮运补给品的驮载牲畜或牛车。此外，尽管舰队有水手和那么多的划手，但它缺乏搜寻食品所必需的军事能力。仅仅是因为舰队没有牲口，才使它比陆军的生存问题简单一些。因此，海军不能长久地依靠沿岸搜寻粮草，只能依靠基地提供充足的饮水和食物补给。
从根本上讲，海军战略具有后勤目标。它寻求制海权，以保障自己商业的安全，阻止敌人利用海洋进行商贸活动；保障己方军队的机动和供应，制止敌人的机动和获得支援。希腊人阻断波斯军队补给线的成功，以及由此造成波斯军队兵力的减少，就是海军后勤战略发挥关键作用的例证。
但是，为了获得制海权，敌对双方的舰队必须互以对方为目标。撒拉米斯的胜利是一次对战斗战略的应用，使希腊人获得了运用海军后勤战略对付波斯军队交通线所必需的控制权。亚历山大占领波斯舰队的基地所展示的是，运用后勤战略击败敌人的舰队。
但是，多数海战都是在双方均无决定性控制权的情况下发生的。较弱的舰队以停留在基地港口确保安全的方法避免会战。将较弱的舰队封锁在其港口的持久性战略，可以达成同获得胜利一样的目标，不过事实证明，这对于古代舰船来说特别困难。由于不能在海上滞留很长时间，所以舰船不能进行持续封锁。甚至连在敌方海岸搜寻粮秣也有危险，因为陆军发现靠岸的舰船是一种既脆弱又重要的目标。亚历山大大帝的补给船成功地沿小亚细亚海岸运送补给品，充分说明了战舰在制止敌方商业活动方面的困难，特别是当这种活动沿着己方海岸进行时，更是如此。但即使是亚历山大，也不过是把商业活动作为一种补充而已。庞培舰队甚至在有海岛提供如此之多所需饮水的情况下，也无力切断恺撒军队横越亚得里亚海的航线，说明了以划手驱动的战舰实施封锁所遇到的障碍。但是，较强的舰队在封锁中利用战斗行动的威胁，可获得与夺取战斗胜利同样的结果，只是其战略的基本部分仍然以敌方舰队为目标。封锁的功能还可作为制止敌方商业活动、部队机动或者舰队行动的手段。但与陆上围攻不同，间歇性的封锁要想先机制敌确有困难，而且封锁者也存在陆上围攻者所遇到的一切补给问题。
由于封锁不力，敌方海军能够为其运兵船甚至商船护航。由于缺少护航，单个或小群袭击船只可以掠夺运载人员或货物的敌人船只。这种袭击战略，在陆战中是重要的，在海战中同样有用。在针对补给船、商船或运兵船的袭击中，袭击者不是依靠作战的战斗行动或其封锁的威胁，而是运用直接攻击敌人补给线的海军后勤战略。
在马拉松战役中，波斯人对海洋的控制显示了海军对陆军可以作出比运送和补给部队这种最有效的手段更大的贡献。通过运送和护送入侵陆军，海军的合作使得波斯指挥官能够追求战斗战略。波斯舰队不仅保护乘船士兵在前往马拉松的航程中免受希腊战舰的袭击，同时也使希腊陆军感到冒险横跨爱琴海攻击波斯领土是非常危险的。再进一步说，由于古代水手具有不依靠港口而靠岸的能力，从而增强了波斯陆军在希腊许多不同地方的任何一个地点登陆的能力。
这样，对于波斯人来说，海洋既是保护他们自己国家的护城河，又是一条前往进攻希腊的大马路。这种态势赋予波斯人一种无与伦比的主动行动的力量。这种主动权使他们获得了达成战略突然性的机会。若无这种突然性，波斯人就会发现，他们一旦在对方防御的海岸登陆，就将处于一种明显不利的战术态势。因此，海洋控制权确保了入侵者达成突然性的能力，这意味着他们能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
总之，较强的波斯军队是进攻的发起者，这就使他们能够选择进军的目标和路线。但是，海洋控制权扩大了他们的有利因素：因为指挥官不必担心希腊人进攻他的领土，所以没有必要对其部队进行战略性疏散。
波斯人利用他们的主动权(像突然性，这不是本著作的主题)分散希腊人。波斯指挥官的目标是雅典，他希望能在那里找到政治上的支持，但是他并没有在半岛的西海岸，也就是雅典附近登陆；而是在半岛的东海岸离马拉松26英里远的地点登陆。这一转移诱使雅典人的军队向马拉松机动，而同时，波斯人的另一半军队乘船绕过半岛，企图在雅典附近登陆，并利用雅典人的重型步兵与先期登陆点的敌人作战时夺占该城。
希腊人在马拉松战胜波斯人之后，立即派了一个信使，带着这一消息，以现在著名的长跑到雅典，同时其军队回师西向，在波斯军队由船上登陆开始进攻之前到达了雅典。雅典人在两支敌方军队之间运用内线作战击败了波斯人，波斯舰队和陆军撤走了。不过，如果希腊人在进攻马拉松时拖延，那么当其胜利之师返回时，可能就会发现雅典已经被波斯人占领了。制海权曾经给了波斯将军分散其对手的机会，并在雅典制造了一个他非常有机会利用的弱点。海军对陆军作战的贡献及其海上作战，表现出许多与陆战相似之处。以其通过后勤对战略的影响，海战对陆战具有巨大的作用。因为海洋提供了陆地两点之间最有效而且常常是仅有的适当交通线。在此前发生的普拉蒂亚会战中，希腊人掌握制海权有效地削弱了波斯人的军队，就提供了一个海军对陆战的战略意义最典型的例证，就像马拉松战役，显示了海上力量所能给予一支侵略军队的战略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