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维京人偶尔也会受挫，就像公元891年在卢万那样。在卢万，维京人在一条河流的拐弯处建立了一座易守难攻的营地。他们在营地四周挖掘了壕沟，筑起了高堤，堤的顶部还布设了栅栏。但是当时的德意志国王阿努尔夫到达后，即令骑兵下马，徒步进攻。他率领部队抵近筑垒地域，这位勇敢的国王与其武士们一起用短剑砍断木栅，将维京人赶下河去，使其许多人淹死河中。
因此，徒步战斗常常能够比乘马具有更好的进攻能力。维京人仍来抢劫，但没有赢得会战。不仅是因为会战使其主要目标难以达成，而且是因为哪怕跟踪其行军的一支小骑兵部队，也会通过制止其抢劫，消灭散兵游勇，阻碍其通过诸如桥梁、浅滩等地点影响其前进的方法，对其构成严重威胁。
但是筑城计划以及实施纵深防御的一些其他因素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对筑垒城市的控制提供了一个类似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胜利的因素，而这一因素对罗马人来说，不仅是抵抗了汉尼拔，而且对他们巩固帝国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法国和德意志沿海地区，即使是一些小城市，也筑城成风，民兵虽然野战不行，但可以防御城市。此外，当地一些达官显贵在乡下筑起一些防御要点，垒起围墙，用于作为当地人民及其细软财物的避难所。虽然这些只是早期的城堡的一些例子，但它们就像新的城墙一样，由壕沟和设有栅栏的土堤组成，确实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维京人尽管在大多数事情上都很在行，但他们一开始对攻城器械一无所知，再说，他们也不是来攻城的。由于无法进城，所以他们在久经掠夺的乡下所获甚少，尤其是当人民携带牲口和其他值钱的东西都躲进城堡的避难所时，更是如此。
这样，袭击难以获得较好的收益了，而持续地与骑兵发生冲突则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危险。此外，在过冬以及后来在海岸建立定居点的过程中，维京人建立了基地，以对付敌人对其袭击的遏制。当定居的维京人实施袭击掠夺时，法兰克人则以反袭击进行报复。这种反袭击具有吓阻维京人未来袭击的政治目的。最后，在公元911年，一位维京人首领从国王手中接受了法兰西的一部分——诺曼底，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将以封建领主的身份效忠国王，并保证放弃袭击。这一政治解决方案产生了效果，诺曼底的维京人定居者逐渐在语言、文化等方面成为法国人，并为法兰西武器系统中增加了重型骑兵 [ 投笔从戎注：疑为“增加了重型步兵” ] 。
在抵抗维京人袭击的过程中，英国人基本采取了同样的防御。为使筑垒达到同样好的效果，他们常常使用大量泥土和木材制做围墙，这样可以庇护许多人口和牲畜。作为维京人一个多重型步兵少重型骑兵的大陆对手，他们主要利用了维京人只是暂时让最好的士兵乘马追击，以提高袭击者的速度，但战斗时仍然徒步的特点。然而不久，英国人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袭击者了，因为由丹麦人统领的维京人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采取了持久征服战略。
英国人未能阻止丹麦人进军的大潮，直至丢掉了英格兰的半壁江山。入侵者控制了当地的政府，并在占领地区移居了大量人口。但是，英国人在国王阿尔弗烈德大帝领导下联合了起来。阿尔弗烈德大帝建立了一支海军，在海上对维京人形成了威胁，从而制止了丹麦人的进军。英国人立即在阿尔弗烈德的儿子、拥有耐性和洞察力的国王大爱德华的领导下转入了进攻。大爱德华在其同样具有能力的妹妹的帮助下，实施了一场长达20年的持久战，以对付其不团结的对手。
爱德华继续依靠其父亲留下的巨大的土木城墙围起来的筑垒地域(每个面积达20公顷或以上)，利用其中较大的要塞为进攻服务，用于作为进攻部队的庇护所。这在某些方面像罗马人的方式。在执行持久性战略，并在所征服的国土上进行筑垒之后，他开始稳步地征服丹麦人占领的英格兰，直至确保所有的前征服者全部投降。爱德华国王采取了这样一种政治计划，也就是既不打扰丹麦移民已经占据的土地，也不从他们的领导人手中夺回当地的管辖权，从而使得让前征服者归顺的任务比较容易完成。这种持久的反攻使英国人比法兰西国王所采取的类似政治解决措施得到的更多，因为法国只是让诺曼底成为维京人定居者的封建领地，而英国人则使丹麦人可靠地置于相对集中的英国皇权统治之下。
对现今德意志境内的居民来说，马扎尔人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就像他们在匈牙利境内所取代的阿瓦尔人一样，他们都是来自草原的轻型骑兵。虽然早在公元910年他们就曾显示过击败德意志人重型骑兵的能力，但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征服，而是广泛分散抢劫，依靠其速度优势避免与德意志人接触。一位当时的人曾这样描写他们：“他们不是以一个集群行动，而是分散为小的团伙，由于在该地域没有基督教徒的军队，所以他们破坏农田和村庄，破坏之后便付之一炬。他们总是迅速出现，抓住毫无准备的居民。经常是，他们以100人或更小的规模，突然从树林中疾驰而出，扑向牺牲品：只有烟雾和被烈火照红的夜空才显示出他们的部队位于何处。”公元954年发生的最大一次袭击展示了这种袭击的特点以及马扎尔人作战的规模。进入德意志南部的巴伐利亚之后，他们向西一路抢劫，直至穿过莱茵河的入海口。他们横穿法兰西进入意大利，又穿过意大利北部，返回匈牙利。由于没有任何基地，所以袭击者可以向任何方向机动，并且没有必要沿来路返回。这种目标和撤退路线的模糊性，以及主要以撤退对付追击的做法，使得袭击者比实施持久性防御具有进攻优势。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2卷，第118-119页。 ]
如果德意志重型骑兵能够追上马扎尔人骑马弓箭手的话，那么德意志人照样会面对拜占庭人后来在曼奇刻尔特迫使维京人 [ 投笔从戎注：应为塞尔柱土耳其人 ] 交战时所遇到的同样战术问题。因为重型骑兵与重型步兵或轻型骑兵作战时，是一种效能较低的武器系统。不过，尽管用驮载牲口而不是用车运载战利品降低了马扎尔人袭击者的速度，但是他们第一流的机动能力意味着战斗很少发生。
只有少数马扎尔人对他们的袭击采取防护措施，使其免受维京人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德意志人运用以重型骑兵追击和彻底的筑垒措施为手段的纵深防御战略，其中一位皇帝曾获得“建筑工”的雅号。以高墙围城，以筑垒和重兵把守避难之地，德意志人有效地减少了袭击者的收获，使得马扎尔人的袭击次数减少但规模增大。公元955年，一支庞大的马扎尔人袭击部队围攻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当时的德意志皇帝奥托以8000重型骑兵从东方向他们接近。马扎尔人越过累赫河进行战斗，将自己的部队配置在帝国部队和河流之间。马扎尔人以一个世纪之后在曼奇刻尔特土耳其人的那种方式作战，他们在正面边撤退，边从翼侧和后方向皇帝的重型骑兵射出如蝗的箭雨。但是德意志人并没有分散，而是坚守，并以一些重型骑兵实施了一次突然的翼侧冲锋，将敌人的翼侧部队赶向奥托战线正面的敌军主力。接着，皇帝命令全线发起冲锋，把马扎尔人赶回河边。在那里，重型骑兵杀死了许多马扎尔人，而更多的人则在企图渡河逃走时淹死在河中。这次噩梦般的惨重失败，使马扎尔人结束了早已被筑垒地域限制的袭击。当背靠障碍地形时，轻型骑兵与重型骑兵对阵没有获胜的机会。在马拉松会战中，波斯人的轻型骑兵 [ 投笔从戎注：应为轻型步兵 ] 也曾在相似的条件下与希腊人的重型步兵对阵。
法兰克人、德意志人、英国人对付袭击者所运用的战略与罗马人、拜占庭人所用的战略大同小异；与费边和其他罗马人在对付汉尼拔的斗争中所运用的战略也没有重大区别。他们所用的方法都是在人口中心区筑垒，控制交通线，同时袭击袭击者，消灭其散兵游勇，限制其行动，无论是对付掠夺战利品的维京人，还是对付搜寻粮草的汉尼拔士兵，都是如此。此种战略与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对付叛乱者的斗争中，以及罗马人在巩固其欧洲新征服地区过程中所运用的战略，也没有根本区别，不列颠的大量城堡就是证明。袭击者或游击队主要依靠规避行动的能力，尽管如此，在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实践中，他们也可以指望有更多的机会赢得会战。这些袭击者虽然是由确保战利品的经济动机驱动，而不是追求政治或军事目标，但就像其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所遵循的是一种后勤战略，即避免战斗，通过进攻敌人的后勤基地打击敌人的军队。
罗马人对付汉尼拔的战役虽然与对付维京人有所不同，但其战略却相像或基本相同。费边及运用其战略的人利用其避战能力，而某些西欧重型骑兵却常常败给维京人，可能会引起许多思索。但是，除了这种例外，罗马人击败汉尼拔的战略与用于对付维京人、马扎尔人、蛮族人、阿拉伯人的袭击者以及大夏和粟特游击队的战略，都是相同的。对于基本相同的战略问题，古代和中世纪统帅也都是运用几乎相同的办法去解决。
威廉征服英格兰的合成军队
虽然地方分权的中世纪军队既缺乏马其顿和罗马军队的后勤组织，也缺乏军队集中保持在一地而带来的训练和协同上的好处，但是，黑斯廷斯战役和会战展示了技能熟练的中世纪战役把战略与战术融合为一体的很高水平。在没有古代世界现成的军事经验和方法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中世纪的统帅们仍展示出，他们能够紧紧抓住那些使古代最佳指挥官们充满生机活力的相同的基本因素。
在摆脱了丹麦人统治(自阿尔弗烈德大帝和大爱德华击败最初的侵略者算起，这一时期共延续了一个世纪)之后仅数年，英格兰又迎来了征服时期。公元1066年初，国王爱德华之死引起了继承人危机：两位外国人都想夺取王位，一位是挪威国王，宣称丹麦人要求王位；另一位则是最后一任国王的堂兄弟，诺曼底的威廉公爵。英国人自己则没有选择国王“忏悔者”爱德华最近的亲属——一个孩子——而选择了他的小舅子，强有力的厄尔·哈罗德。他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一直控制着虔诚的国王，实际上对国家行使统治权。果断而能干的哈罗德似乎是对付那些对王位提出要求的外国人的最佳人选。在两位外国人中，威廉公爵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好像更具威胁性。哈罗德国王的军事和政治经验是其智慧和勇气的很好补充，但是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却是他所要面对的一个可怕对手。这位一表人材却非常粗野的公爵不到40岁，已经在几次战役中获得了勇士的威名，其中包括两次对付法兰西国王的战役。
雄心勃勃而又坚决的威廉迅速准备好了一次支持其王位要求的战役。他集中了强大的军队。但集中这些军队并非因为他对领地内军事资源的控制，或雇佣了大量的雇佣兵，而主要是因为他向诸侯王以及其他许多人许诺，一旦他对英格兰王位的要求如愿以偿，将给他们以巨大奖赏。许多人之所以带兵加入他的军队，就是出于对可能得到奖赏的孤注一掷。为了达成目标，威廉在建立成功酬金的基础上，成为一些雇佣兵的雇主；而其他许多随他而来的，是那些企图投机的人。威廉把春天和初夏全部用于集中他的军队，在靠近英格兰的法国海岸准备运输船队。
哈罗德国王于6月向海上派出其强大的英国舰队，并在英格兰南部集中了他的2000名皇家卫队或正规军。他已经做好全国动员的准备。就像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中面对波斯人海上入侵时一样，哈罗德不知道威廉将在何处登陆。但是，由于他的舰队位于海上，所以使威廉公爵的运输船队将冒着暴露在英国军舰攻击面前的风险。
然而，恶劣天气使得威廉的军队无法在8月初航渡。此时，恰好在哈罗德的军舰必须进港补充、维修之时，他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威胁——北方挪威国王的入侵。由于对此威胁早已了然于心，所以果断的哈罗德立即决定，冒着诺曼人可能登陆的威胁，利用内线作战的优势，率皇家卫队北上，抵抗挪威人的入侵。哈罗德表现出超凡的能力。他于公元1066年9月16日离开伦敦，行军200英里北上约克，于24日抵达那里。即使对于乘马部队在罗马人修建的古旧道路上行军来说，这也是一次非常卓越的进军。第二天，他将他的皇家卫队与动员的北方部队会合一处，发起了一场突然进攻，在斯坦福桥击败了挪威军队，在战斗中杀死了他们的国王，并迫使他们返回挪威。
当哈罗德在北方进行战役时，天气放晴了。在没有英国舰队的情况下，威廉于9月28日，也就是哈罗德北方大捷之后3天，毫无困难地率其军队在英格兰东南海岸登陆；而此时，国王正在约克休整他的军队，欢庆所取得的胜利。由于同时进军是对付内线作战战略优势的“解药”，而挪威人入侵与天气放晴的偶然巧合，恰好使威廉获得了掌握主动权的时机。
但是，威廉既没有试图进军，去夺取50英里之外的伦敦；也没有利用哈罗德不在的机会采取其他行动。毫无疑问，聪明的公爵感到在海岸附近作战会使他更舒服一些，因为他曾经希望在那里进行会战，当然也希望停留在他的船队附近，可以不必冒严重损失的危险，而且他已经建立起筑垒地域，保护他的登陆场。他可能已经精确地算计过，伤亡大和被俘多的可能性要大于立即进军以获得王位的可能性。而在海岸附近，更有利于确保其领地，虽然成为国王的可能性或许要小些。
当哈罗德得知威廉登陆的消息后，便命令全国总动员，并迅速南下，于9天之内到达了伦敦。他当然希望从北方和西方赶来的军队全部到达并与其会合之后再去对付威廉，但是，威廉在英格兰东南部乡下的系统性破坏迫使他立即行动。由于当前登基和登基资格受到了威胁，所以哈罗德一旦行动迟缓，就难以保护他自己和臣民。迫使对方战斗的战略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与在古希腊同样有效，因此，哈罗德仅率其皇家卫队和南方过来的重型步兵向威廉的登陆地点进军。10月13日傍晚，他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在距离威廉的登陆点约8英里的一座小山上。
哈罗德将其重型步兵部队在沿小山的一处有利阵地列阵，以山势的陡峭掩护翼侧。他的军队的数量大约在5000-11000人。其一开始人数在2000人的皇家卫队在与挪威人的战斗中已经有了一些伤亡，但是仍然是哈罗德军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其他部队由“大乡绅” [ 译者注：指因服兵役等而受赐封地的贵族 ] 组成，是最近动员的职业军事人员，他们负有对国王的军事义务。除装备了头盔和铠甲的“大乡绅”以外，哈罗德还有一些未经训练的民兵。这些民兵的装备五花八门，其中一些人没有任何盔甲，少数人仅有农业工具作武器。毫无疑问，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士兵站在前列；国王位于小山的制高点，在那里他可以通览其战线全局。
威廉公爵必须迅速发起进攻，因为哈罗德的部队每天都会增加，而且增加的不仅是民兵，还有更多的可怕的“大乡绅”。他们骑马加入哈罗德的部队，却徒步进行战斗。威廉于早晨向敌人的阵地进军，分为三个相似的师 [ glight注：本章中那些“师”翻译成“分队”或“分遣队”可能更加准确一些 ] ，每个师由三线队形组成，一线位于另一线的后方。公爵在第一线部署的是弓箭手；第二线是装备长矛和短剑，全副武装的重型步兵；第三线则是重型骑兵，以其冲锋的力量而著名。公爵计划以轻型和重型步兵在英国人的步兵队形中打开缺口，为骑兵突破创造条件。威廉部队的所有人员均是职业武士。不过，公爵的军队不得不以正面进攻攻击对敌人非常有利的阵地。
威廉以弓箭手前进开始会战。由于哈罗德部队中的弓箭手很少，所以这些弓箭手可以在受威胁相对较小的条件下发射弓箭。面对密如冰雹的弓箭射击，英国人的战线始终毫不动摇。而在与此相似的条件下，斯巴达人就会向那些向他们投掷标枪的皮尔塔斯特发起冲锋。但是，威廉将强大的重型骑兵紧紧地掌握在手中，哈罗德的部队感到他们不应打乱阵形。接着，当威廉的弓箭手接近英国人一动不动的盾墙时，哈罗德的部队以混合投射武器向其射击，投射的包括标枪、斧子和锤子。这种锤子用石头制作，并安装有柄。公爵的弓箭手们退了回来。尽管他们不得不仰角向手持盾牌的敌人射击，但还是给英国人造成了一些伤亡。威廉以重型步兵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但是正如可以预见到的，他们并没有造成占据有利态势和削弱英国人战线的印象。接着，重型骑兵又实施冲锋，当骑兵试图在对方的步兵中打开缺口时，发生了激烈的交战。诺曼人发现，英国人仍然使用维京人老式的长柄重斧(柄长达6英尺)。这种重斧一次砍击就能将马匹砍倒，因而使诺曼人的骑兵大受震动。当英国人的步兵击败威廉的骑兵之后，诺曼人左翼师的骑兵和重型步兵锐气顿挫、一片混乱地败退下去，在众目睽睽之下逃出战场。也许是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英国步兵如汹涌的潮水一般冲下山来，追击诺曼人。机警的威廉公爵则立即从他中央的位置率领中央师的骑兵攻击离开小山的英国人。厉害的诺曼骑兵迅速而容易地切断了离开阵地、没有队形的英国步兵。只有少数英国步兵逃回山上的阵地。虽然哈罗德已因箭伤损失了一些人，因为追击未受创伤的敌军而造成了更大的伤亡，但国王的军队仍是停留在黑斯廷斯附近山顶上的一个不动目标。
要么是出于偶然，要么就是公爵希望模拟战斗，威廉的骑兵再次进攻又再次撤退；而英国步兵则再次犯下了追击撤退之敌的错误，而威廉也再次指挥其骑兵向敌人的翼侧发起进攻，并切断了一块。英国军队伤亡惨重，但哈罗德的军队仍然留在山上。威廉派出弓箭手射击英国人，接着指挥全军发动了进攻。他不断转换采用弓箭射击和突击进攻两种方式，给英国人这支被动接受两种形式打击的军队既造成了重大伤亡，又挫伤了士气。一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描述了这一段战斗：“一边是以连续的运动和不停的冲锋来达到目的，另一边则除了站在草地上一动不动地被动忍受之外什么也不做。诺曼人的弓箭和短剑发挥了作用；而英国人队伍中仅有的动作就是倒下去死亡；活着的人仍然纹丝不动。”最后，一支箭射中了哈罗德的眼睛，造成致命伤，于是英国军队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全部耗尽，在对方的下一次冲锋来临之际彻底垮掉了，利用黄昏撤进了森林。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164页。 ]
威廉公爵开始收获一系列胜利的果实了。首先，他沿海岸南下，夺取了重要的港口多佛尔，更好地确保了与诺曼底交通线的安全。接着，由于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得到王国领导人的屈服，他便向伦敦进军，将其军队分散为2-3条路线，到人烟稀少的中世纪乡村搜寻充足的补给。但是，伦敦仍然拒绝归顺哈罗德的征服者。
威廉并没有进攻或试图围攻这个庞大的筑垒城市，而是实施了一场夸示性袭击。他将军队分散开来，在首都周围广泛机动，破坏城市补给，同时补充自己的人员和马匹。这样，他再次施加了政治压力，并展示了他的控制权。其中，他占领了王国的教会中心坎特伯雷，接受了拥有传统政治重要性的城市温切斯特的屈服。
各个城市和城堡的有条件投降以及黑斯廷斯胜利者的破坏性进军，向集中于伦敦的英国领导人昭示，在英国南部进行抵抗是无用的，特别是哈罗德之死使他们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者。当威廉公爵横扫了2/3在这个国家居于领先地位的经济中心时，伦敦终于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表示城市屈服，并拥护他登基。
作为一位统帅，威廉登上王位当之无愧。在战斗中，三匹马在他的胯下倒下。他成功地将轻型步兵和重型骑兵的性质合成起来。他运用弓箭手进攻英国人的重型步兵，而毫不畏惧英国人会向其冲锋，将他们赶出战场。当英国人确实打乱队伍时，其结果展示了有镫稳定的重型骑兵对非列队步兵的决定性优势。通过巧妙运用这些能力不同的武器系统，公爵彻底赢得了理所当然的战术胜利。这一胜利是在他对指挥和后勤、精明的战略以及对夺取王位的政治宣言等因素的卓越组织能力的支持下取得的。他完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征服，有效地统治英格兰，这是对其军事冒险活动的慷慨回报。他表现出一位战略大师的战术技能水准，就像亚历山大对付大流士一样，成功地运用了持久性战斗战略。
尽管已经接管了国家中央政权，具有继任爱德华国王出任国王的合法性，而且得到了教皇的支持，但为了实施对英格兰的基本军事占领，征服者威廉仍不得不与一些反对其统治的行为作斗争。不过，对说法语的外国人的反对因其士兵的抢掠行为而加剧了，从而引起了此后三年的叛乱。
威廉镇压了每一次叛乱，并持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建筑要塞。这一点与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以及罗马人在不列颠等地所做的一样。他引进了法兰西城堡。这种城堡与阿尔弗烈德和大爱德华那种以泥土、木材所建的围栏城堡相似，只是要小得多。这些城堡由一个小土包围以壕沟组成(挖沟取土堆包)，通常建在能够控制城市、道路交叉口、河流汇合点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比较低的土包上，建筑者通常竖起木栅或建起塔楼，这种建筑物一般附有椭圆形的木制围栏，而且通常不是围绕土包，而是在壕沟后面的低岸形成一个附属的环。木栅围绕的地域为驻军及其马匹提供了一个生活区，但是整个结构只需要相对较少的驻军。由于能够利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快速建成许多这种建筑，所以它提供了对付进攻者的有力防御，因为这些进攻者在攻城器械方面通常没有多少经验。这样，此种简陋的城堡提供了一个作战基地，控制其附近的乡村，并为征服者们提供了一个遇到麻烦时的避难所。
虽然威廉保留了英国人的机构，总体上试图以这种统治安抚被征服者，但是在1069年镇压第三次叛乱时，他破坏了北部数千平方英里的地区。这种后勤战略与政治恐怖计划两手同时使用的方法，使得许多人饿死，而更多的人则逃亡他乡。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减少得是如此之多，以致15年之后这一地区仍有许多荒地。
这种持续的叛乱结束了威廉试图依靠国家贵族的努力，他将英国土地和管辖权交给外国人，其中大多数是诺曼底人，作为交换条件，这些人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战斗人员随时听从召唤。这支军队的骨干包括至少4000名全副武装的武士。他们通常作为重型骑兵乘马战斗，但也可以像在黑斯廷斯战斗的英国皇家卫队和“大乡绅”那样卓有成效地进行徒步战斗。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城堡防御了入侵者入侵国家，并使得威廉能够控制土地，使英国人逐渐顺从他的统治。这样，新国王综合运用了以往各种成功的措施：政治安抚、控制交通线、筑垒和在乡下驻军以及忍耐和果断。
进攻和防御要塞
威廉的法国式城堡与曾经风行欧洲的城堡模式大同小异。因为进攻者必须首先攻击比较薄弱的木栅，而木栅的倒塌将不会影响土包上建筑的防御强度，所以，这种达到一定水平的城堡雏形使连续防线的原则具体化了。但是，这种简单的设计不便于发挥翼侧火力。于11世纪开始取代木制城堡的石制城堡，使这两项基本原则都得到了运用，同时也坚持了木制城堡所发展起来的那些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是中间一个坚固的石制塔楼，周围以石头围墙环绕，围墙上建有一些较小的塔楼，用于发挥翼侧火力；而在一些更精致的城堡中，会建筑两道完全同心的围墙，这就意味着建构了三道抵抗防线——外墙、内墙和主塔楼。城市要塞也开始逐步由木制向石制发展，混合运用了与古代城墙建造的相同原则。城镇通常有一座城堡或要塞，以此作为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作为一个要点，统治者从这里可以控制全城。
但是早期的诺曼人城堡将几乎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一个被称为“主楼”或“高楼”的巨大塔楼内。一道外墙围成一个院子，但用于发挥翼侧火力的只有一些比岗亭大不了多少的小角楼，而且它们仅具有附属性质。
诺曼人军事工程师喜好将它们的大部分钱用于建设独个的塔楼。这种塔楼很高，内部空间很大，但仅有一条很窄的防御圈。防御者仅需要足够的人力把守城垛，将重物投向任何试图在塔楼墙壁基础上打洞的人即可。增加塔楼的高度，使得不管投下去的是什么东西，打洞的人都难以承受，而且也能使防御者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
有时，城堡建有贝壳形“高楼”——一种中央空间敞口的圆形建筑。这种建筑自然是从早先土包上围着的环形木栅发展而来的，而且常常以此来取代土包，特别是当人造土包的坚固程度可能不足以承受坚固塔楼的重量时，更是如此。典型的诺曼人“高楼”非常坚固，呈正方形，四角上各有一个小塔，并常以长条状拱璧支持每边墙壁的中央。设计者通常将入口放在地面上的一层，上一段楼梯进去，在靠近主建筑的一边建有一处地势稍低的长方形休息处。那时的石匠工艺非常原始，石头很小而灰缝很宽。征服者威廉时代的“高楼”——伦敦塔中的白塔——灰缝是如此之宽，以致保留下来的灰泥比石头还多。城堡的墙在地面上的宽度也不到15英尺，顶部则只有10英尺。当建筑者要把“高楼”扩展为塔楼时，“高楼”只保留最坚固的部分，作为城堡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
中世纪的统帅运用了除罗马人“艾格”以外的古代所有攻城设施。“艾格”是一种攻城者在弓箭有效射程以外建立的庞大土堆，其高度可瞰制防御者，并逐渐向城墙延伸。一旦完成了这项工程，那么防御者就不得不抵抗具有相当正面的进攻纵队从水平位置甚至是居高临下的猛攻。没有一支中世纪军队能够控制或补充这样一个浩大工程所需要的劳动力。
直至12世纪初，今人所知的惟一一种炮是利用扭力和张力原理制造的投射机。扭力投石机利用重质木材做框，在靠近前面的地方紧缚一股扭紧的绳索。制造者将一根活动木杠的一端固定在扭紧的绳索之中，而木杠的另一端则吊着一个抛射袋。操作者将吊有抛射袋的一端拉向木框的后部，以增强绳索的扭力，用拉钩固定之后，将石头放置在抛射袋之内。然后，他们解脱拉钩，使活动木杠放石头的一端解脱。扭紧绳索的扭力使木杠成上前曲线运动，其运动速度之快足以将石头按一个很高的射角抛射出去。这种投石机被称为掷石机、射石器或投石器。当然，其抛射的石头重量不一，而且天气也会影响绳索的力度。因此，这种投石机抛射石头的精确度不高，一般只能用于轰击诸如城镇或城堡这类较大的目标。
插图2.1 投石机
张力型投射机通常被称为弩炮，由一张可用绞盘拉开的大弓构成。它发射弩箭或巨大的羽箭，力量巨大，弹道低伸，精度较好。虽然它不能射穿城墙，但是攻城者和守城者均可用它射击距离较远的小型目标，比如步兵武器有效距离之外的人员等。
为了更好地接近敌人，攻城者必须保护自己，免受防御者在遮蔽物后面发射的抛射物的伤害。屏蔽物既要足够坚固，能够抵御弓箭；又要比较轻便，以便于运动。攻城者可能会推上一座与防御者等高或者高于防御者的塔楼，将其推进至能够在敌人的城墙上放下吊桥的距离。然后，进攻者便可爬上塔楼，经过吊桥发起攻击。同时，弓箭手或弩箭手则守卫在塔楼顶部，射击防御者。
移动塔楼的缺陷是明显的。它不仅沉重，而且头重脚轻，因此只能在平坦、水平，尤其要坚硬的地面上向前运动。它必须防火，因此通常以生皮覆盖前部，有时也覆盖两侧。防御者以携带着燃烧麻绳团的箭向其射击。对付它最有效的武器是由张力型投石机发射的大箭。
向前运动某种较低的遮蔽物要稍微容易一些。这类遮蔽物能够保护那些对防御者城墙基础实施破坏的人。这些遮蔽物相当长，这样使用者才能比较自由地从它们的后部(不能太靠近城墙)进出。与其长度相比，其宽度很窄，顶部陡峭，这样它们就能抵抗由上面投下来的石头和其他重物。为了具有较大的抗力，其顶非常尖，并有生皮保护，以防止对方的火攻。
要么将遮蔽物运动至距城墙几英尺的地方，工兵以破城槌或钻孔器攻击城墙；要么将遮蔽物的头部紧贴城墙，掩护人员以镐头、锤子和橇棍破坏城墙。破城槌和钻孔机都有一根攻城者所能找到的最大的木杠，利用铁链将其吊在遮蔽物的横梁上前后摇摆。破城槌有一个宽大而坚固的头(就像真正公羊的前额和羝角)，用其撞击城墙；钻孔机则有一个尖头，试图用其将对方城墙的石头一块接一块地搞掉。如果城墙不是太厚，或建造得不是太结实，那么破城槌就可通过反复撞击同一点而将城墙撞动、撞裂，最终撞塌。钻孔机与破城槌相比作业速度较慢，但定位却更加有效。
插图2.2 破城槌
要搞清哪种破城槌能够完成对像威廉伦敦塔那样厚达15英尺的城墙的破击是困难的；要估计钻孔机(比破城槌用得少)在这类城墙上留下痕迹需要多长时间，也同样难以办到。同时，即使防御者不能从上方砸坏或烧毁攻城者的遮蔽物，那么他也可以用一把巨大的钳子抓住破城槌或钻孔机的头，使其不能将撞槌向后拉，因而也就难以再次向前撞击；防御者还可以用绳子吊下一个填满柔软填料的厚垫或袋子，将其覆盖在破城槌或钻孔机撞击点的城墙上，以减轻其破坏力。如果钳子或垫子生效，那么进攻者除了将遮蔽物靠近城墙，以手工工具对城墙的基础进行破坏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
挖地道是进攻者的又一种手段。攻城者在靠近城墙的遮蔽物的位置开始向下挖，然后向城墙下面挖。当地道挖至城墙下面时，挖掘者用木料支撑坑道。当他们判断地道已经挖得足够长、足够大时，他们便烧毁支撑木，使地道垮掉。如果他们的地道空间挖得足够大，那么这一部分城墙便会倒塌，出现缺口。
由于无人能够承受攻城所需要的人力，所以城堡很少受到正规的围攻。仅仅从军事工程学优点的角度讲，进攻者最终都会取得胜利，即使防御者能够保持食物和饮水的供应。城堡防御仍然受到军事规律的支配：无论城堡如何坚固，如果受到有效封锁同时又遭到正规的围攻，那么它必然陷落。守军受到持续攻击，其战斗力必然会因伤亡和疲劳而衰减。但是，在实际上，中世纪的城堡很少以此种方式陷落。 [ 注：前述内容已经美国陆军协会的奥利佛.L.斯波尔丁、霍夫曼·尼克松和约翰.W.莱特所著的《战争》(华盛顿特区，1937年版)第312-317页。 ]
公元885-886年，维京人长期围攻巴黎，使其称为一座孤城，从这次围攻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中世纪早期各种已知的攻城器械运用的例子。在运用梯子攀登一个筑垒桥头堡的城墙失败之后，维京人试图运用重量较轻的鹤嘴锄打开石头城墙。但是，从城头倒下的滚油和燃烧的树脂烧毁了遮蔽物，烧伤了作业人员，使得这些人不得不跳入河中。接着，被围攻者又面临地道造成的缺口，他们用投射武器成功地保护了缺口，使维京人无法占领。在防御者强大“火力”的压制下，维京人只得暂时撤退，直至3台破城槌准备好。显然是由于两名维京人工程师被防御者弩炮发射的标枪射穿，所以他们不得不延迟了进攻。恢复进攻之后，他们填平了护城河，将破城槌推上去，开始破坏城墙。但是巴黎人从城上放下横梁，紧紧卡住了巨大的破城槌，使维京人不能把破城槌向后拉，去撞击城墙。防御者最后用扭力投石机发射重磅石头，砸毁了安装破城槌的遮蔽物，从而彻底粉碎了维京人的进攻。
维京人除了没用“艾格”和机动塔楼之外，实际上运用了当时的一切攻城器械。他们的失败展示了，即使是中世纪的原始要塞，也具有巨大的防御力量。对攻城者来说，制造饥饿是最有把握的方法，但是维京人却让对方救援部队把补给品运进巴黎。不过，补给问题同样困扰攻城者。实践证明，要持久保障一支攻城部队的补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经常的情况是，由于封建领主部队的服务期是有限的，因此军队集中的时间不足以使防御者耗尽他们的食物储备。在中世纪战争中，城堡和筑垒城镇的力量成为战术和战略中的一个基本因素。
中世纪战术
在11-12世纪，紧随增强要塞之后的是改进重型骑兵的盔甲。改进后的重型骑兵拥有长及膝盖的铠甲，并与圆锥形头盔锁子甲相连，保护头部的侧面和后面以及颈项。头盔与铠甲加在一起，成为一套重达至少30磅的盔甲。在铠甲的下面，骑兵还穿有防护垫，以减轻遭到打击时的冲力。其他的改变包括头盔上安了一个鼻片，只能砍击的长剑，以及一个由木头和皮革制作的风筝形长盾，无论乘马还是步战都能给人员以较好的保护。这全套用具价值相当于一个小型农场。
就像12世纪的军队都有基本相同的装备一样，骑兵也都拥有相同的武器系统。全副武装的重型骑兵(骑士)都有一匹强健的战马，用以驮载武器装备重量增加了的人。缺少全副装备，比如仅有铠甲和头盔的重型骑兵，被称为军士。军士在战斗中发挥与骑士相同的作用，只是其效能要比骑士稍差，但其费用也较低。
12世纪的西欧实际上没有任何轻型骑兵。弓箭手也许会有马匹，但徒步战斗。轻型骑兵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他们更多地是发挥战略作用，通常不像在卡雷和曼奇刻尔特会战中所戏剧性展现的那样，利用其潜在的战术能力。
大多数轻型步兵使用弓箭，只有少数使用标枪。许多军队以弩箭取代了传统的弓箭。弩由罗马人发明，却被拜占庭人忘却，只在高卢人中幸存了下来，但在11和12世纪终于又时兴起来。弩真正是一门纤小的弩炮，它有一把短小但有力的弓，安装在一个刻有放箭凹槽的弩身上，弩身上装有扣住弓弦的抓钩以及释放抓钩的扳机。弓弩手将弩竖在地上，用脚踏住弓身，以双手回拉弓弦；然后，他插入一支短而重的箭或弩箭，瞄准并扣动扳机。与普通的弓箭相比，弩箭射速较低，造价较高。导致其广泛应用的原因是其力量强大，而对弩箭手的技能要求较低。这是一个以机械代替人力的例子，弩在瞄准技能和开弓力量的要求上都比较低。要熟练掌握普通弓箭，需要通过训练获得必要的瞄准技能和反复、连续拉满弓弦所需要的臂力。
12世纪的重型步兵不像轻型步兵和重型骑兵那样拥有统一的装备。最好的重型步兵(通常是雇佣兵和民兵)装备有头盔、铠甲、短剑和长矛(比长枪更长)。这些重型步兵像弓箭手一样，作为城堡守军以及在进攻或防御城镇、城堡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出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都由雇佣兵组成，为报酬而进行全时职业服务。这使得他们不需召唤就能够随时为封建领主履行军事责任。除雇佣兵之外，封建或地方分权体制造就的武器装备精良的重型步兵就很少了。此外，军事系统能够召唤大量装备不全的人员，许多人来时没有铠甲，也没有多少使用武器的技能。实施总动员时，还可以产生一支全部未经训练且缺乏组织的民兵部队，这些部队仅有农具作为武器。
与拜占庭的军队相比，相似性要大于差异性。重视重型骑兵反映了对相同战略问题的相同反应。拜占庭军队中更突出弓箭手，是由于他们总是不断地与可怕的轻型骑兵发生冲突。像拜占庭军队一样，西欧重型骑兵在防御作战中效能较差，因此他们采取下马战斗的方法，转化为重型步兵。重型骑兵虽然没有受过徒步共同战斗的训练和教练，但是由于其全副武装且具备熟练的武器使用技能，因此他们在抵御配备鞍镫的重型骑兵的冲锋时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像中世纪的重型步兵一样，他们毫无机动能力，并且没有像希腊或罗马步兵那样的系统和训练，因此除了在战场上迅速站好以外，很难再做其他的动作。在公元1214年的布汶会战(Battle of Bouvines)中，奥托皇帝优秀的长矛步兵前进实施正面战斗，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质量差得多的法国步兵。在法国的步兵逃离之后，法国骑兵向获胜的长矛兵发起冲锋。由于运动中步兵队形出现混乱，使法国骑兵得以突入其队形，给其造成巨大伤亡，并将其赶出战场。步兵以简单的行动击败了对方的步兵，而向前运动时却在没有协同的长矛兵集团中造成了足够大的间隙，因而使得骑兵能够突入其队形，以重剑打击他们。
拜占庭军队与西欧军队之间的巨大差别并非表现在合成武器系统上，而是表现在军队的组织和作战理论中。其中一些差别源于拜占庭人不得不与之斗争的国家战争系统的不同，但更重要的是源于中世纪军事组织更加地方分权，且不全时服役的性质。由于缺乏类似拜占庭的正规常备军，所以大多数西方军队只能进行特定的战役。一位西方指挥官通常对其将要拥有的军队毫不知情，尽管军队中的许多人是他曾经安排使用过的雇佣兵。他不知道总数，不知道轻重步兵和轻重骑兵的比例，或者其重型步兵的质量。当指挥官集中了他的军队时，他很少有时间训练部队，但马上就要着手组织战役。要是补给困难迫使其迅速机动，以及中世纪封建领主服役时间受限，或者付给雇佣兵的合约资金有限，那么就意味着他必须在可用的时间内使用他们。
指挥官确实知道军队的总体规模会很小。一名配备了昂贵武器装备和精良战马的骑士，其花费相当于好几个希腊重型步兵或波斯弓箭手。在中世纪军队中，费用昂贵的骑兵占有较高比例，说明那时在质量和数量两者中，人们更重视质量。此外，西欧那时的人口比罗马时代少，贸易、地区经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也可能因此而衰落下去。这些因素与效能低下的政府系统综合作用，意味着中世纪较大规模的军队也不过5000-10000人。在公元1214年，法国国王经过最大的努力，投入战场的兵力也没有超过30000人。
公元1264年的刘易斯会战提供了这一系统效果的例证。当时，经验丰富的指挥官西蒙·德·蒙特弗特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整编他的军队。他必须将军队编制规模不等、编成和性质不同的编组，并将其配置在战线和向战场开进的序列之中。虽然他无法增强各战斗编组之间的协同性，但最起码可以将军队按一定的顺序排列成阵。他发现，在没有已经建立起的指挥链的军队中，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支军队没有统一编制的单位，没有任何训练，也没有共同战斗的经验。由于很少参加战斗，无论指挥官还是士兵均缺少经验，使得条件更加恶化。这将意味着，中世纪的会战在军队编成和列阵方面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变化无常。有时，军队中没有一点步兵；有时骑兵下马；有时军队成线式部署，而有时又分成三个师，一个师位于另一个师的后方。因此，指挥官从未有过将军队区分为三个师以上的作战理论。
在公元1213年的斯太皮斯会战中，当洛斯伯爵和英勇而好战的列日主教将工于心计的布拉班特公爵引至海湾时，双方都有全副武装、手持长矛的重型步兵，并均将其部署在队形的中央，翼侧均配置重型骑兵。双方的步兵和骑兵各自交织在一起。当主教和伯爵一翼的骑兵成功地击溃公爵的骑兵之后，便转而攻击敌人毫无协同的重型步兵的翼侧和后方。这一攻击对击败公爵的步兵和赢得会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在这场交战中，军队的部署以及步兵、骑兵的作用，与亚历山大时期的模式非常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