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复杂了
“在德国领土上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两个德国，即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
成立是德国历史上的转折点，也是整个欧洲历史上的转折
点。..”
——1955 牟11 月8 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
在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上的讲话
我的政策的出发点是坚定地信赖美国。
——《阿登纳回忆录》（三）
日内瓦的空气
必须警惕：不要成为苏联“和平攻势”的牺牲品。
——《阿登纳回忆录》（三）
正如两战间召开的和平裁军会议一样，中立的瑞士首都日内瓦再次成为
战后国际活动的重要场所。1955 年7 月，美、英、法、苏四国在这里召开了
继波茨坦会议之后的四国首脑会议。阿登纳称之为“微笑的会议”，会议未
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定，却把未能解决的欧洲安全与德国统一、裁军以及东
西方接触三个问题，留给了10 月27 日到1956 年1 月16 日在日内瓦继续举
行的四国外长会议。
日内瓦首脑会议虽然收效甚微，但却带来了推动东西方缓和的“日内瓦
精神”。在它的影响下，西方舆论界开始转向，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本着新
的“日内瓦精神”能够促使国际形势缓和，以“和平共处”代替冷战对峙。
这种精神也振奋了西方的政治家。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上，英国首相艾登
提出了建立一项“视察制度”的建议，规定在东西方之间仔细确定一个区域
范围，再经双方协商同意，派遣共同的视察队进行工作。艾登认为，通过这
种东西方机构的合作，可以在建立起来的视察区内创造一种“信任的精神”，
这种精神将成为全面解决问题重要的先决条件。为了筹备日内瓦外长会议，
英国人对这项计划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并在外长们谈判之前将其送交联
合国裁军委员会和西方三国“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小组”。
阿登纳事先对此并不知情，只是在计划书送到“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小
组”以后，才得知这项计划的细节。所谓的视察区域在阿登纳看来似乎有一
个中立区，阿登纳怀着极其不安的心情给艾登写了一封信，恳切地向后者陈
述了他对此项计划中所包含的对德国歧视及对德与西方危险的担心。艾登回
信向他保证，“视察计划”并非对德国抱有成见或是宣告英国政府对这一要
害问题有了转变或更改，在阿登纳所担心的这些问题上，英国决不会采取危
害西方共同目标的行动。
然而，日内瓦外长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西方三国已以艾登方案
为蓝本提出了一项计划。10 月28 日，西方三国向苏联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
录。在备忘录中，尽管三国仍然承认四国对德国统一负有共同责任，应举行
全德自由选举来实现德国统一，以及“没有德国的统一，任何欧洲安全体系
都将是虚假的”等等立场，但是，三国却在备忘录所附的一份安全条约草案
第3 条中，默许了建立欧洲裁军地区应以两德之间边界作为军事分界线这非
常重要的一点。莫洛托夫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
立即撤销了苏联在谈判第一天所提的安全计划，于10 月31 日重新提出一个
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方案相吻合的计划，并声明他接受艾登“视察计划”的
思想。
如果不是莫洛托夫在11 月8 日开始的后一轮谈判中以直截了当的方式，
令人吃惊地拒绝了西方国家关于通过自由选举重新统一德国的方案，艾登提
出的“视察计划”还不知应该以怎样的结果收场。在西方盟国中，阿登纳坚
决反对以两德之间边界作为裁军地区分界线；法国政府也对此抱怀疑态度；
杜勒斯更不用说。日内瓦外长会议最后是由于苏联方面反对举行全德自由选
举而彻底失败。西方坚持欧洲安全问题要与德国统一问题联系起来同时解
决，莫洛托夫则猛烈抨击东西方“自由交流思想实际上只不过是战争的自由
宣传罢了”。所以，会议有关欧洲安全、德国统一和裁军三个议程都没能达
成协议。但是，这次会议暴露出西方国家在外交政策上已经出现了很大分歧，
而这种分歧正是阿登纳所担心的“日内瓦精神”的影响所至。
阿登纳既感到失望又感到担心。他失望的是这次会议没有使德国向重新
统一迈进，苏联人一口回绝了在1952 年曾经答应过的全德自由选举，甚至连
杜勒斯在信中所说的“重新统一有了苗头”所唤起的希望也被对会议的失望
搞得烟消云散，他更担心的是会议所显示的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国家不再像从
前一样，保证将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西方会不顾联邦德国
的要求去与苏联搞妥协，从而将会牺牲德国的利益。此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
阿登纳这种担心是完全有理由的。
艾登的计划只是一个方面，日内瓦空气也为阿登纳协调联邦德国国内政
治带来很大困难。
联邦议院的选举每四年一届。在1953 年秋天联邦议院的选举中，阿登纳
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获得了绝对多数票。日内
瓦会议之后，阿登纳政府外交政策的局促渐渐暴露，加之反对派的推波助澜，
对阿登纳政策的攻击也越来越多。眼看再过两年就将再度面临议会大选，这
种趋势会对执政党选举越发不利。
从10 月到11 月，阿登纳接连经受打击。已八十高龄的他患了支气管炎，
病痛使他不得不在家休养了七个星期。这期间，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对阿
登纳的对外政策发动了一次强大的冲击，使建国以来联盟党与自民党的联合
执政陷入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
发动这场攻势的是自1954 年春天开始担任自由民主党党主席的托马
斯·戴勒博士，以及自民党副主席弗里德里希·米德尔豪韦、议员拉德马赫
尔、黑德戈特等人。他们起而反对阿登纳的外交政策。在建国初期自民党与
基民盟联合执政时，自民党是拥护阿登纳政策的， 1949 年12 月在慕尼黑
举行的自由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戴勒曾经说：“阿登纳这个人，不愧是德国
人的幸福。”1950 年的另一次选举集会上，戴勒也曾称阿登纳是一位“德国
应该为之感谢仁慈的上帝”的人物。但是从1955 年初开始，担任自民党主席
的戴勒就开始在公开场合攻击阿登纳的对外政策了，尤其对阿登纳的重新统
一政策和巴黎协定表示了极大的怀疑。3 月，《世界报》、《法兰克福汇报》
的记者们请戴勒畅谈他的政治观点，戴勒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巴黎协定与
重新统一是否一致的问题时说：“无论如何要在德国人民中间保持这样的觉
悟，即感到我们与西方是休戚相关的。对阻碍在和平和自由中重新统一德国
的协定（指巴黎协定）进行修正，看来是必要的，否则俄国人怎么会交出占
领区呢？”4 月24 日，在巴黎协定尚未得到所有参加国的批准之际，戴勒又
在贝恩卡斯特发表了对阿登纳政府极其不利的一个讲话，宣布自由民主党将
制定一个以“不结盟”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所谓“第三种解决办法”的外交政
策纲领。此举把阿登纳搞得很狼狈，他不得不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向盟国强
调联邦共和国将恪守同西方国家所签定的协定，并将一如既往地忠于这些协
定，以确保盟国的信任。
9 月，阿登纳与自民党的矛盾斗争升级。阿登纳去莫斯科与苏联政府举
行了一周的谈判，带回的成果是苏联答应释放在苏的德国人员，同时还与苏
联建立了外交关系。9 月24 日，戴勒在于耳岑发表讲话，说在巴黎协定继续
存在的情况下要重新统一德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指望俄国人同意重新
统一。这种说法与联邦政府的政策完全矛盾。本来阿登纳就担心他访问苏联
会引起西方国家对联邦德国的不信任，戴勒的讲话无疑会证实盟国的怀疑。
阿登纳向戴勒要求澄清他的讲话同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并让自由民主党议会
党团作明确表态：它是否同意、愿不愿意执行现行的外交政策。9 月27 日，
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讨论了这一问题，之后，戴勒以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的
名义致信阿登纳，说自由民主党将“忠于巴黎协定”，有关他讲话的报道是
报社“混淆视听”。阿登纳并不满意这一点，他要求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对
现有政策作一次明确的表态。第二天，阿登纳得到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表示
将一如既往支持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的声明。
此外，基督教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之间还就另一些主要问题发生过摩
擦，如在有关萨尔协定、筹建中的联邦国防部国务秘书的人选、联邦国防军
指挥权、选举法以及欧洲政策等问题上分歧重大，事情并没有就此简单了结。
日内瓦外长会议结束之后，阿登纳与自由民主党纠葛得火势忽旺，直接关系
到联合执政是否能够得以维持。
1955 年11 月15 日，自由民主党发动了一次重大攻势。自由民主党利用
机关刊物《自由民主通讯》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日内瓦会议得出的结论》
的文章。文章对阿登纳政策作了一番极其尖锐的抨击。文章写道：日内瓦会
议上，“从联邦首都向这位赤裸裸的日内瓦会议的否定者莫洛托夫发出了口
号：‘现在该进一步实现欧洲一体化’，莫洛托夫对于日内瓦毫无结果的德
国问题的会谈，感到十分失望，并正寻找着发泄之处，于是他瞅准了西欧经
济大区域。墨西拿这个名字成了未来欧洲胜利的希望，（同时它也是苏联人
憎恶的目标）..如果我们现在向公众提出一个二者择一的目标（指重新统
一与欧洲的政策），这个目标（指欧洲政策）值得努力追求，但又必须用现
在所保持的口气而避开主要目标（指重新统一），那么，这种追求会有利于
我们的主要政治目标吗？”
文章继续写道：“日内瓦会议失败后，（联邦政府）没有变换未完成事
业的政治工作位置，没有因重新统一遭到拒绝而想到失望，从而，（联邦政
府）使我们陷入无人知道将如何使我们更接近我们目标的欧洲事务中去。
“德国为了实现重新统一的目标，自由行动的范围已经限制得很狭窄
了。我们已经放弃使用任何武力，我们不愿意解除四大国在重新统一问题上
所承担的义务。这意味着，没有西方国家的同意，我们不签订任何条约。但
在德苏互派大使中，我们应抓住阿登纳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在联邦议院所谈的
那些机会..”
在文章里，自民党除了对阿登纳的统一政策攻击了一通外，还把矛头直
接指向德苏建交后的对苏政策问题，认为联邦德国忽视了由于和莫斯科建交
而产生的使波恩与莫斯科直接接触的可能性，并暗示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失
败以后，联邦政府应该就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与苏联进行直接谈判。11 月19
日，
自由民主党主席戴勒又在鲁尔河畔的米尔海姆尖锐批评了“德国观察员
代表团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上不甚积极的态度”，认为他们在那里不同苏联接
触是个错误。他说：“如果我们无所事事，就不可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任
务，何况重新统一问题已经是当前我们政策中最重要的任务。”同时，戴勒
还尖锐指出在日内瓦会议失败后阿登纳重新加强西欧一体化政策是“完全错
误”的。
继戴勒之后，自由民主党副主席、联邦议员弗里德里希·米德尔豪韦于
11 月19 日又在韦尔茨堡对阿登纳外交政策进行了抨击。当天合众社立刻作
了报道：
“..日内瓦会议的失败使得人们有必要修改巴黎协定，以
便能在重新统一德国的问题上前进一步。米德尔豪韦同时表示支
持处于反对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反对巴黎协定的立场，他们之所以
反对，理由是日内瓦会议证明了阿登纳强硬政策的失败。米德尔
豪韦然后重复了共产党人提出的两个德国政府之间进行直接谈判
的要求，并最后主张西德在莫斯科和北京建立大使馆，以促进西
德的商品输出。”
在这次讲话中，米德尔豪韦大肆谴责阿登纳在莫斯科苏维埃领导人的压
力之下出卖“长子权以换取释放俘虏的红豆汤。”他在另一次公开的发言中，
又高呼口号，说人们不能装作好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存在的样子”①，联
邦共和国自己总有一天非要作出这个结论不可！
阿登纳愤怒了，他认为作为联合执政党的自民党不应该未经事先商量就
发表如此不负责任的讲话，同时，在勒恩多夫休养的阿登纳还得到另一个确
切消息，说11 月16 日自由民主党外交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关于重新统一德国
的讨论，自民党议员奥伊勒制定了一份计划，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如果能够实现德国统一，那么统一后德国就应该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
二、德国应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武装起来以保证自身安全。为此，德国可以
参加普遍安全条约；第三、作为一项补充的假设方案，考虑建立一个中立化
的和裁减军备的安全地带，由现在是苏占区的德国部分，加上捷克斯洛伐克、
南斯拉夫和希腊组成。
尽管自民党外交委员会对这项计划尚未作出最后说明，但在自由民主党
机关报所刊登的有关报道中却已宣称，外交委员会期待“尽快与莫斯科举行
会谈”。
① 阿登纳一直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称作苏占区。
这一切极为痛切地击中了联邦德国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以后所处的外交地
位，执政两党的不和更会直接影响盟国对联邦政府的信任。不多日，阿登纳
接到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克雷克勒从华盛顿寄来的一份有关新闻舆论的报
告，克雷克勒在报告中陈述了美国舆论对于联邦德国国内政治运动的重视。
阿登纳再也不能安于病榻了。11 月22 日、 12 月1 日和2 日，联邦议院即
将举行外交政策辩论会。阿登纳郑重其事地给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托马
斯·戴勒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戴勒先生：
一些时候来，在您的党和您的议会党团中要求修改联邦政府
和联合执政的外交政策的呼声增高了。由于这种讲话尤其在美国
有着不利的结果，因此我已于9 月26 日不得不请求您的议会党团
作一次明确的表态，并且鉴于您在次日（9 月27 日）信中的答复
使人捉摸不定，我要求您的议会党团发表明确的声明，表示它一
如既往地支持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西方三国按照我们的要求并和我们
密切配合，为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重新统一和建立欧洲安全体
系竭尽了全力。俄国代表莫洛托夫外长极其粗暴地拒绝了通向这
一目标的一切方案。他甚至表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
党政权无论如何必须继续存在，接着还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成就必须也在重新统一以后的德国保持
下去，并扩展到联邦共和国，换一句话说，共产党政权必须扩展
到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毫无疑问，由于苏俄的这种态度，会议没
有取得结果。
如今，修改巴黎协定的要求更加强烈，现有外交政策的基础
再次被自由民主党重要成员置于不信任的境地。我指的是您于
1955 年11 月19 日在鲁尔河畔米尔海姆和接着在慕尼黑所作的讲
话，以及贵党副主席米德尔豪韦先生于1955 年11 月19 日在维尔
茨堡所作的讲话。我再举出议员奥伊勒先生向自由民主党外交委
员会所提出的方案，它的目标是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全副武
装起来，然后和苏联谈判。贵党的外交委员会没有拒绝这个方案，
相反地，却委托奥伊勒先生拟定这项方案，以使他能够提交给贵
党的外交委员会作出决议。
这些事态使我忧心忡忡。毫无收获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之
后，世界形势极为危险和紧张。对德政策可靠性的任何怀疑都将
增强苏俄的力量，削弱自由人民的努力。
在我看来，12 月2 日联邦议院以明确的立场进行辩论是正确
的。一个联合的议会党团的任何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都会引起苏
俄人的希望，认为整个政府联盟已经变得不牢靠了，同时也引起
自由人民的恐惧。因此我请求您的议会党团在12 月1 日和2 日联
邦议院辩论前，就以下问题作出决议：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一如
既往地站在巴黎协定的立场上，而且对协定不加修改..
请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先生们相信，我提出在1955 年12
月1 日前作出明确答复的要求只是出于严重的忧虑。对德国来
说，在联邦议院的讨论中，宁可要一个缩小了的，然而却是团
结的多数，而不要一个实际上已经不是联合的联合。
顺致
崇高的敬意
您忠实的阿登纳（签字）
1955 年11 月22 日于莱茵河畔勒恩多夫
阿登纳向戴勒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和联邦政府政策立场保持一致，留
在政府中，要么联合执政垮台。戴勒没有理会阿登纳的信。两天后，11 月24
日，自由民主党的《自由民主通讯》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幽灵般的十一月之
雾》的文章。文章继续了自由民主党以往的观点：
“..联盟党要坚持认为重新统一‘首先’是四大国的事，而不是我们
自己的事情，那么，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说：这种观点是如此之荒谬，以致在
这种基础上波恩的联合是绝对不能实现的，而且将来也是不能实现的。”
阿登纳尚未作出行动，自民党这种偏离联邦政府立场的讲话很快从国外
得到信息反馈。联邦德国驻伦敦大使冯·赫尔瓦特派他的参赞里特尔回来报
告，说自民党的观点在英国引起极大反响，后果对联邦政府外交政策处境极
为不利。几乎同时，阿登纳也得到一份来自美国大使的密报，说美国舆论界
也已对此作出反应。于是，他立刻要求联邦外交部长冯·勃伦塔诺立即致函
戴勒，向后者指明自民党对联邦政府外交立场态度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11 月24 日，勃伦塔诺致信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领导，尖锐指出：如果
在联合政党中第二大党的权威发言人明显地与联邦总理和联邦政府的声明唱
反调，那么，德国的外交政策在国内外就会变得不可信。这将会使西方世界
采取疏远德国的政策，将会把西方逼上另一条道路，即是要“在现有地位的
基础上同苏联和解和牺牲德国人民及其安全以换取紧张局势的缓和”。
眼看联合即将陷于破裂，自由民主党党内终于顶不住压力，开始分裂。
11 月27 日，自由民主党联邦议员与部分北莱茵一威斯特伐伦州领导聚在科
隆，一致要求戴勒辞去议会党团领导职务。11 月28 日，人们又力图劝说戴
勒这样做。戴勒在党内失去支持，最后作出妥协。11 月29 日，戴勒给阿登
纳作出一个书面保证，说自“巴黎协定通过以来，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对这
些协定的态度没有改变”。同时，自由民主党也以党的名义向外长勃伦塔诺
表示，任何怀疑自由民主党不忠于联合政府、怀疑它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信
任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把误解的责任推给新闻媒介，维护自由民主党的对外形象，这一切并不
能掩盖日内瓦会议之后基督教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之间在原则和立场上的分
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此基础上的阿登纳政府的联合执政仍然是
脆弱的。
没过多久，自由民主党与基督教联盟党有关选举权之争。终于为这脆弱
的联合敲响了丧钟。这是后话。
联邦议院就外交政策的辩论终于来临。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如既往大唱
反调，坚持了它反对阿登纳德国统一政策与巴黎协定的立场。1955 年12 月2
日，在辩论中，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伦豪尔声明：从日内瓦外长会议的结局
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确认，联邦政府以往外交政策的全部计划已经表明是错
误的。阿登纳所认为的“联邦共和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迫使苏联放弃
它的德国占领区最有效的方法，..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相反，他的扩军
政策至少给了苏联一个称心的借口，拒绝重新统一。”奥伦豪尔又明确反对
有关联邦共和国扩军的义务。这是阿登纳为向西方确保联邦政府绝对遵守巴
黎协定而提出的。
这就是日内瓦会议为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带来的结果，它使联邦德国国内
政治分歧加剧了。按阿登纳自己的说法，日内瓦精神是不现实的，也是极其
不幸的，这种精神将联邦政府的对外政策拖入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阿登
纳设想的联邦德国第一步应首先争取在西方联盟内获得主权，建设西德统一
的实力基础，因此阿登纳选择了向西方一边倒。但是这种做法必然会使需要
面向东西双方的德国统一受到影响，阿登纳于是寄望于西方在冷战中将战胜
苏联，这样会迫使苏联按有利于西方的方案解决德国问题，这种设想的依据
是东西冷战尖锐对立，西方实力超过苏联。阿登纳只要坚持两点，这种基础
上的德国统一就会有希望，即必须确保西方承认联邦德国是整个德国唯一合
法政府，以及德国统一必须遵循和平与自由原则。但是，日内瓦缓和的空气
使得西方国家对德政策出现了变化迹象，东西双方都显露出使德国分裂固定
化的意向，尽管西方还没能公开表示承认民主德国，却已默许东西关系现状，
这对阿登纳政策是一个极大的”毒害”。社民党和自民党完全有理由就此认
为巴黎协定的签署也就意味着德国分裂的合法化，也就意味着德国统一的遥
遥无期。因此，日内瓦会议之后，阿登纳非但没能赢得他尽力争取的反对派
——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也失去了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对他政策正确性的
信任，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都对阿登纳及其政策
失去了信心。
《纽约时报》当时评论道：
“经过八年的民族的自我训练，西德从纷乱之中变得拥有主
权与繁荣昌盛，德国的民主又开始转向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权
势的政策，这种政策曾经导致魏玛共和国的灭亡。这一点表现在
反对联邦总理阿登纳正直的亲西方的隐秘叛乱之中，这种政策已
经使德国获得今天这样的地位。这场叛乱只会在德国的新盟友中
引起忧虑。”
受日内瓦空气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联邦德国的政治家，西方世界其他国家
同样也受到了一次大的冲击，这在苏共二十大后西方舆论的反应中很清楚的
表现了出来。阿登纳所担心的西方国家会将德国统一与欧洲安全分裂开来的
做法终于发生。
苏共二十大以后①，法国政府率先跳出了欧洲裁军必须和德国统一问题相
联系的框子。法国新总理居伊·摩勒3 月4 日发表了一通对记者谈话。摩勒
说：“我们以满意的心情指出苏联政策中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有理由作
出这样的假设，苏联已认识了它过去所犯的很危险的错误，并且将不会再重
犯这些错误。”法国新外交部长斯蒂昂·皮诺干脆告诉法国外交委员会：法
国政府应该赶快就栽军问题进行谈判，以便从日内瓦会议结束以来的死胡同
① 赫鲁晓夫在1956 年2 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作了一篇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
果》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所犯的许多鲜为人知的错误，引起世界震惊。
中走出。他说：“我们是拥护共处的..
法国必须和东方各国保持最良好的关系。苏联人为了策略方面更大的灵
活性而修正了他们的立场，我们也会无庸争辩地向他们靠拢，他们做到什么
程度，我们也做到什么程度。”摩勒进而要求“在处理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之
前，必须使裁军问题取得进展”；而在裁军范围内使德国中立化，也成为法
国新的对外政策考虑的问题。
3 月12 日，摩勒访问了伦敦，与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就新的形势进行
会商。会商之后，就有消息说英法两国准备采取相同立场。阿登纳指示外交
部长勃伦塔诺前往伦敦询问，英国副国务大臣安东尼·纳丁告诉他，英国人
的新立场是：德国问题不应妨碍东西方裁军问题取得某种进展，虽则德国问
题自然也决不应忽视。英法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
会议上，提出一个介乎迄今东方和西方两种方案之间的折衷建议。
西方三大盟国中仅余下了美国还坚持着原有立场，即主张德国重新统一
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裁军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1956 年是美国的
大选年，妥协的倾向是否也将会在美国占上风呢？美国在英、法的压力之下
是否会让步呢？阿登纳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切。英法的转变并非仅仅是西方三
国立场不一致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德国的命运，关系到德国重新统一能否
实现。
因此，在英法伦敦会晤之后，阿登纳立即给美、英、法三国领导人各起
草了一封信，并委托联邦德国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大使转呈。信中，阿
登纳向三国致意，要求重申过去三国所作的保证，即没有联邦德国的同意，
决不允许商定与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军事以及它的领土等有关问题。同时，
阿登纳请求盟国允许联邦政府了解即将在伦敦开始的裁军谈判的进程，让它
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裁军问题与联邦共和国的统一与安全问题直
接相关。
尽管阿登纳作此强烈呼吁，但他很难改变形势造就的联邦共和国政策的
矛盾处境。一方面在法国、英国、甚至美国，要求普遍裁军的呼声越来越高，
不仅是由于财政考虑，也是出于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另一方面在波恩、在联
邦德国，却必须要执行重振军备的政策，因为巴黎协定恢复主权是和联邦德
国重振军备联系在一起的。要重振军备，联邦政府需要修改基本法、通过兵
役法，才能实行并取得财政预算中相应的财政支出，这必须要得到大多数德
国人的支持，而在德国人最关心的德国统一问题上，盟国却再也不愿继续作
出相应承诺，保证首先解决德国问题。阿登纳无能为力，只能处于内外交困
的局面之中，这一切的转变都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发生的。
1956 年1 月5 日．阿登纳度过了他八十岁的生日。联邦政府为他举行了
盛大庆典。八十高龄与前不久的一场病令阿登纳感到有些担心。这是他第一
次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毕竟到了这个年纪还依然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人并不
多了。阿登纳问他的医护顾问马蒂尼教授，他的身体能否支持到他可以保证
他的政策能继续贯彻的那一天。马蒂尼告诉他，“在1949 年您初任联邦总理
时，我担保您在总理位子上能干一年或许是两年。现在我知道当时我的估计
是错误的。我不像您那些不做医师的朋友们那样，为您的八十高龄而担心，
因为我了解您是有潜力的。我只是提醒您要适可而止。”另一个人，欧根·格
斯登美尔告诉他，年龄在一个永无止境地变动着的时代意味着经验的多少，
而经验是任何东西所代替不了的。
这种安慰使阿登纳感到了新的勇气和希望。他知道，他必须使联邦德国
尽快摆脱这样的处境。责任在召唤、战斗在等待，作为船长的他必须扬帆前
进，去与风浪搏击。
再度访美
我们没有安全地位。特别是在我们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和平
和自由乃是必须用生命换取的财宝，并且必须谨慎地、细心地加
以保护。
——《阿登纳回忆录）（三）
苏共二十大以后，阿登纳对西方国家表现出对苏联事态入迷似的关注深
感忧虑。在他看来，苏联领导人虽然抛弃了斯大林的学说，并对斯大林的统
治加似批判，但这一切却并没有触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本，而且到目前为
止，苏联也并没有就斯大林对西方的政策加以谴责，当然更谈不上要给东欧
和德国人民自由了。与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不过是运用了一种新的比较灵
活的方法而已，谈不上立场的根本转变，也绝不是什么人们鼓吹的”东方新
纪元的曙光”。阿登纳得出结论，苏共二十大的结果仅仅是赫鲁晓夫权势和
影响的极大增长，苏联追求统治世界的终极政治目标与斯大林时期没有两
样。
1956 年3 月19 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在伦敦开始了裁军谈
判。美国人并没有附议3 月12 日摩勒和艾登公布的联合建议，而是通过代表
哈罗德·史塔生提出了一项自己的计划。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也拿出一
个详尽方案提交讨论。裁军会议的进行令阿登纳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裁军谈
判无论成功与否都会给德国带来危险。
阿登纳很清楚，如果伦敦谈判能够达成裁军协议，那么作为军事战略防
御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失去原有作用。尽管北约不会在短时间内消
失，但它绝不会再发展，北约的政治作用也将逐渐下降，这样，人们对联邦
德国为加强北约组织实力所作努力的关注自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减小，人们也
必然会把裁军协议的结果强加在联邦德国的头上，最后人们就会自然地、合
乎逻辑地考虑使德国中立化，或者最多是有武装的中立化。这种结果等于是
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彻底投降。即使像有些人所说，裁军可以开创一个保障
和平的新纪元，这对联邦德国来说也等于是政治上的自杀，会彻底牺牲德国，
因为它是以德国两部分分裂合法固定为代价。
另一方面，即使不达成栽军协议，而把已经开始的谈判在现行的基础上
继续下去，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西方显得似乎迫不急待，苏联掌握着使谈
判拖延下去的主动权，它就会利用这种可能性，不断提出新的建议，每个建
议都足以继续扩大西方三个盟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且，苏联会以抛弃了斯
大林主义作为宣传口号，将自己打扮成民主的、能够进行合作的集团。这样、
要使西方重新回到日内瓦首脑会议期间始终坚持的、符合共同想法的原始立
场上去，就必然越来越困难。德国问题将会在世界舆论中失去它的重要性。
这种形势的发展必然会使西方对德国重新统一变得再也不感兴趣。
阿登纳怀着如此忧虑的心情关注着伦敦裁军谈判的进展。
和日内瓦会议一样，东西方伦敦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是
东西方关系更进了一步。4 月底，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应艾登之邀访问了伦
敦；5 月中，苏联人又把法国总理居伊·摩勒请到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向英
国人和法国人都作了表示，苏联认为德国应该处于解除武装的状态，德国的
分裂也应该持久下去。居伊·摩勒后来向阿登纳谈起了他同赫鲁晓夫会谈的
情况。他说，赫鲁晓夫很直率地向他表示，他宁可手中有一千八百万德国人，
也不愿看到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即使这个德国是中立的。
阿登纳的忧虑进一步加深。日内瓦会议后，他曾经私下设想通过联邦德
国与俄国人之间直接谈判解决德国问题的可行性，但是赫鲁晓夫对摩勒的讲
话却证明，苏联政府根本不会考虑放弃苏占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相信
苏联会允许联邦德国通过苏德谈判来实现德国重新统一，无疑就已十分荒谬
了。
阿登纳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他想通过他的朋友杜勒斯在美国起
作用。杜勒斯却只重复了他过去说的一句话，在欧洲，美国只推行美国的政
策。这说明美国人的态度也在开始。发生转变，美国已经出现了主张外交政
策方针改弦易辙的征兆。
1956 年5 月，阿登纳间接得到一份美国外交备忘录，它的起草者是曾经
在参与杜鲁门“遏制”政策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乔治·凯南。凯南在美国政
界有相当的影响，这份备忘录据报道曾在美国最高层领导集团内部进行过认
真讨论。它的内容却使阿登纳感到极其不安。在备忘录中，凯南一改遏制立
场，认为苏联政府的政策和立场事实上已发生了“有重要意义的转变”。
凯南说，过去斯大林时代的整个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侵略西方，而今俄
国却发生了“方针性转变”，“毫无疑问，这一转变对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
作出了贡献”，它“意味着在一切斗争运动中迟早总会发生的解冻过程的开
始。这种发展对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我们这些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对
苏联问题也不认为完全是绝望的——来说，是希望的源泉。这一方针性转变
指出了通向揭开铁幕——而且要足足揭开一大块——的道路，而且也指出了
俄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特别是与我们之间重建较为正常和较有希望的关系的
道路。这里开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途径..”
凯南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应抓住东方出现的机会。德国的中立是
可取的，应尽快使德国重新统一和中立化，这样就将在中欧起到“搞钝欧洲
军事两极的锋利刀口”的作用，并在最后能使东西方冲突的激烈程度得以缓
和。
凯南的建议得到美国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久也
发表了类似的主张。文森豪威尔对来美访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说，美国是一
个年轻的国家，它曾保持了将近一百五十年之久的中立。中立地位并不意味
着是非不分、善恶不明。凯南的备忘录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评价中立地位的讲
话都使阿登纳感到一种不祥的征兆。为此阿登纳迫切感到有必要赶快到美
国，去与美国政府方面就形势广泛地交换一次意见。
正在这时候，阿登纳接到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给他发来的一份通知，邀
请他于6 月初赴美，授与他法学系名誉博士学位。阿登纳又一次意识到一顶
博士帽所具有的巨大潜在价值，这无疑给了他一次能尽可能多地同美国政界
与舆论界人士直接谈话、陈述观点的机会。阿登纳欣然接受，并把访问期定
在了6 月8 日至15 日。
当然，单是说服美国人重新重视自己对德国统一负有责任并警惕苏联人
玩的狡猾的诡计，这是远远不够的，美国的舆论显示出1956 年春苏联发动的
“和平攻势”已在美国起了作用。阿登纳此行是要重新唤起美国对西方、对
德国具有的信念。他想告诉美国人，俄国人的“和平攻势”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西方阵营自己的不团结也助长了俄国人的气焰。世界外交形势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