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关系的新纪元
“..我现在要讲几句话，也许使诸位感到惊奇：在重建欧
洲家庭方面，第一步必须是法德两国之间的携手并进..没有一
个精神上强大的法国和一个精神上强大的德国，欧洲是不会复活
的。”
——1948 年5 月邱吉尔在海牙欧洲联盟
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萨尔回归
政治是一种艺术，它要把在道德基础上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
变为现实。
——《阿登纳回忆录》（三）
1954 年10 月，为使法国签署巴黎协定，阿登纳作了执政中最具冒险性
的一次决定：与法国总理盂戴斯一弗朗斯签订了萨尔协定。
萨尔问题自阿登纳上台就令联邦政府困扰不已，是法德关系一个解不开
的节。法国和德国都想争夺对萨尔的主权，由于德国战败，法国利用占领的
机会成功地在萨尔扶植了亲法的自治主义地方政府，法国力图先使萨尔从德
国分离出来，使这个政权得到国际承认后，再逐步将其归并到法国。自1950
年起，萨尔问题经常使法德关系发生混乱。在签订欧洲煤钢联营条约时，法
国政府坚持要让萨尔作为第七国参加联营条约，阿登纳不得不以退出联营为
威胁，迫使法国放弃了这个打算，但法国最终以法国——萨尔经济联盟的名
义在煤钢联营条约上签了字。后来，阿登纳和法国领导人都同意应该在欧洲
范围内解决萨尔问题。萨尔自治政府总理约翰内斯·霍夫曼提出使萨尔“欧
洲化”并保持与法国经济联系的建议，阿登纳从欧洲联合的角度考虑，与法
国一起采纳了这个建议。但是，究竟该以何种方式实现萨尔欧洲化，法德两
国从未有过共识，阿登纳对解决这个问题心里也没底。
1952 年11 月，萨尔举行了议会选举，在法国的干涉下，亲德政党被排
除在选举之外。结果，自治主义政党获得胜利。阿登纳强烈反对法国这种做
法。选举后，法国根据事先许下的扩大萨尔自治的诺言，于1953 年5 月20
日与萨尔政府签定了有关萨尔问题的总协定。同时，欧洲部长理事会指定了
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萨尔欧洲化的章程。很快，范·纳泰尔斯计划出
台。该计划将萨尔划归欧洲共管，设计了欧洲机构和地方政府，规定在经济
和货币方面，萨尔仍属法国——萨尔经济联盟，保持同法国的密切联系，同
时，由欧洲部长理事会派遣一位向理事会负责的欧洲专员负责掌管萨尔的外
交和防务，代替原来的法国代表。法国和萨尔政府都接受了范·纳泰尔斯计
划，但阿登纳认为一旦贯彻这个计划，将会进一步割断萨尔与德国之间的有
机联系。阿登纳倾全力反对并威胁说，他将向欧洲理事会提出控诉，因为它
损害了萨尔的民主自由权利。法国坚持以这个计划作为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
约的先决条件之一，德法为此争吵不休。
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失败以后，联邦德国寻求重新武装恢复德国主权的替
代方案，法国也寻求解决萨尔欧洲化问题的可行办法。于是在巴黎协定签署
时，法国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提出，要使法国承认德国平等权利的条件是必
须签定一份法德萨尔协定。巴黎会议上，阿登纳和盂戴斯一弗朗斯就萨尔协
定的内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直到巴黎协定签署的头一夜，在英国外交大臣
艾登举行的晚宴上，阿登纳和孟戴斯一弗朗斯还在英国大使的图书室里就萨
尔协定的内容争论不已。接近午夜，双方才各作一些妥协。阿登纳的妥协非
常大，他基本上承认了将范·纳泰尔斯计划作为法德萨尔协定的主要内容，
唯一争得的让步是孟戴斯一弗朗斯没有将萨尔最终脱离德国写进协议中。按
规定，萨尔协定须经萨尔公民投票表决后方可生效，阿登纳要求进行两次表
决。如果在第一次公民投票中萨尔协定获得通过，那么在缔结对德和约时，
将把萨尔协定再次提交给萨尔居民进行表决。阿登纳寄望于通过欧洲统一的
推进、以及联邦德国地位的巩固，会在萨尔居民重新决定归属时产生有效影
响。
可以说从签定萨尔协定的那一刻起，阿登纳就面临着有萨尔脱离德国的
危险，他把萨尔的命运交给了萨尔人自己去做决定。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一种
无可奈何的选择。签字那天下半夜，在同孟戴斯一弗朗斯分手之后，阿登纳
避开了新闻记者，也避开了在宴会上等待的艾登等许多人，独自悄然回到饭
店。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形与他一生的坚定、果断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阿登
纳自己说，当他同意这样措词的萨尔协定时，他“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政治
包袱”。如果说有希望的话，那也是未卜的。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难渡过
的一夜。
从那以后，阿登纳以极其忐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1955 年7 月开始进行的
萨尔选举。这次选举也牵动了每一个德国人的心。在西欧联盟部长理事会的
监督下，萨尔所有的政党都参加了竞选。1955 年西德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国
际地位也开始在西方树立，这一切为亲德派提供了最有力的竞选说明，他们
在竞选中取得了绝对胜利。萨尔选举的结果扭转了法德对萨尔的关系。同时，
由于德国经济复兴，洛林地区具有竞争能力的强大工业的逐步兴建，萨尔与
西德的自然的经济联系恢复并加强了，越来越多的萨尔居民出于对德国的民
族感憎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日益倾向于要求与联邦德国直接合并。10 月23
日，萨尔就萨尔法规举行了全民公决。当公民投票结果显示出萨尔居民以
423，344 票对201．973 票否决了有利于法国与萨尔关系的萨尔协定时，阿
登纳因为紧张而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法德关系由于这次表决而骤然轻松。从理论上说，对萨尔协定的否决意
味着萨尔地位维持现状，但在实际上，萨尔人要求萨尔与德国归并的呼声却
越来越高。自治主义的霍夫曼政府辞职，法国政府不得不顺应形势，声明准
备就萨尔回归德国问题进行谈判。法国人这次主动的慷慨大方令阿登纳十分
满意，他以前所未有的愉快而平静的心情接受了法国人的善意。随后，法德
就萨尔回归德国的谈判展开。法国既然不能使萨尔脱离德国，也就把目标转
向密切法国与西德同萨尔的关系上，以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法德间的友好
合作本就是阿登纳的奋斗目标，萨尔回归又解决了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因
而，阿登纳也愿意尽量考虑法国的要求，作出些让步。最后，1956 年10 月，
阿登纳和法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法国同意萨尔和德国自1957 年1 月1
日起，实行政治联盟，并在三年过渡时期以后，实行经济联盟；作为交换条
件，阿登纳也保证每年向法国交付大量的萨尔产煤，并特别保证疏通摩泽尔
河，以使法国和萨尔的各种工业得以向德国西南部各地扩张。
1957 年1 月1 日．萨尔回到联邦德国，法德重新划定边界，结束了几个
世纪以来的领土之争。萨尔问题的解决，为阿登纳以法德和解为中心的欧洲
政策的实现铺平了道路。阿登纳说，“1957 年的第一天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
日子。1 月1 日，萨尔的德国人同我们重新合并在一起。我们政策上坚持不
懈努力以赴的一个目的达到了。”
阿登纳将萨尔的回归与联邦德国建国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联系在一
起，称“联邦共和国有幸得到了某种程度上堪与圣经所记的‘一个大丰年’
相媲美的岁月”。自1943 年以来，经过7 年的奋斗，阿登纳领导联邦德国从
无到有地建立了内部政治秩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并在西方
边界赢得了当之无愧的地位。萨尔的回归实际是经济在起决定性作用。从萨
尔回归的那一刻起，希特勒战争创伤最为沉重的方面消除了。阿登纳将这一
天作为一个开端，作为法德两个唇齿相依的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的一个基础。
他不无感慨他说：“现在，法、德两国真心实意携手并进的道路畅通了，在
它们特有的以两个民族睦邻为基础的利益范围内进行活动的道路畅通了，为
了欧洲合作紧密地共同工作的道路畅通了。”
萨尔问题的解决把法德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通向科隆贝
“我们必须合作，而不要成为美国的工具。”
——1958 年9 月14 日戴高乐在
科隆贝与阿登纳会晤时的讲话
1958 年5 月，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长期以来积聚的种种问题终于以不可挽
回的政府危机的形式总爆发了。一个昔日辉煌一时的大帝国终于因海外殖民
地问题面临着崩溃。
第四共和国走到这一步绝非偶然，从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政局就一
直不稳，政府软弱是其根本。当初立国之时戴高乐将军就曾让法国人作出选
择，是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呢，还是要一个强有力的议会，结果法国人选择
了议会，戴高乐愤然拒绝出任总理，并退出了政坛。国民议会党派林立意见
不统一使任何一派都难以取得优势，政府必须靠向大多数议员妥协才能维
持。政府很容易倒台，整个第四共和国期间仅有两届政府任期超过一年。同
时，战后法国的经济社会形势也一直未容乐观，殖民地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届
政府，北非阿尔及利亚几次出现叛乱，乃是历届政府的一块心病。阿尔及利
亚与法国隔地中海相望，历来与法国本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牵动法国政
局。1958 年5 月13 日，一直动荡不安的阿尔及利亚酿发了一起重大武装叛
乱，叛乱直接波及国内，并眼看要引发一场军队暴动，局面将至不可收拾。
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害怕了，纷纷退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国民议会
不得不再请二战英雄戴高乐出山，希望借他在军队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安
定人心，平息事态。
戴高乐再度出山并受命危难，他提出了一个重要条件，宣布他只能接受
共和国授与的全部权力。他说：“如果人民愿意的话，我就像过去发生民族
重大危机时那样，来担任法兰西共和国首脑。”国民议会别无选择，民众呼
声很高，阿尔及利亚局势不容拖延，最终答应了戴高乐的全部要求。
蜇居12 年之久的戴高乐将军再度出山，令阿登纳极度担心，戴高乐将军
会继续奉行第四共和国前任政治家们制定的对外政策吗？会把迄今已经取得
一些成效的法德合作和欧洲一体化继续下去吗？戴高乐的思想是极端民族主
义的，阿登纳对战后初期戴高乐反美反德的言论记忆犹新。“伟大的民族”、
“法兰西的光荣”等诸如此类的话在戴高乐1954 年和1956 年出版的《召唤》
和《统一》两卷回忆录中随时可以看到。戴高乐一向主张压制德国、防范德
国，谁也不会忘记戴高乐在1944 年12 月10 日在莫斯科同苏联签定了法苏同
盟互助条约，其防范德之心昭然若揭，戴高乐也一直反对德国重新武装和欧
洲一体化，最近的舆论表明苏联人乐意看到戴高乐执政，戴高乐周围亲信中，
也有一批思想是极端民族主义、反欧并且留恋着法俄联盟的政治家，如此等
等令阿登纳忧心。
阿登纳焦虑地关心着法国的政局，也关心着戴高乐的一举一动。他让人
们给他送来了戴高乐的回忆录，想对戴高乐的思想作一番仔细的推敲。阿登
纳看到，戴高乐在谈到法国对外政策目标时是这样说的：
“很明显，当前法国在为达到它的目标和面临其他国家的谋
算方面来说，还处于软弱的地位。这些国家自然希望从这种局势
中捞取好处，并且企图乘我们争吵之际对我们施加压力，或者甚
至企图把我们驱赶到缔造和平集体的二等地位上去。我认为，这
是不能容忍的。同时我相信，德国的崩溃，欧洲的分裂和俄美之
间的对抗，好像奇迹般拯救了法国似的，给了我们采取行动的极
好机会，而且一个新的时期也许能让我们开始贯彻一项伟大的、
由我为我的国家制定的计划。
这关系到保证法国在西欧的安全，以免法国可能再次受到一
个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威胁。法国应该同东方和西方合作；需要时，
应同这一方或另一方缔结必要的联盟，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自
己处于从属地位。为了预防法兰西联盟可能分裂的危险，这个联
盟应逐渐变成一个自由的共同体，这关系到要使与法国接界的莱
因河流域、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一带的国家，在政治、
经济和战略方面同法国联合起来，并把这一组织变成世界三大势
力之一..”
在这些话中，阿登纳看到在戴高乐思想中一些根本质的东西，把它与戴
高乐的作为以及外界对他的评论联系在一起，阿登纳在心中勾画出戴高乐将
军的基本轮廓。
首先，这个人对法兰西有一种天生的使命感，他决心要捍卫和发扬法兰
西的光荣和伟大，阿登纳对这种感觉相当理解。戴高乐不容许法兰西被降到
世界第二流国家的地位，要尽一切力量拯救法兰西，使它重新定位，和大国
平起平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戴高乐正确估计了东西方的国际形势，准备
利用美苏对抗，欧洲衰落德国被分裂、很难短时期再起的机会，使法兰西尽
快强大起来，他虽然反对欧洲一体化，但却希望法国扎根于欧洲，并通过联
合起来的欧洲同美、苏对抗，成为世界第三大势力。当然，阿登纳很清楚，
戴高乐的一切思维都是法兰西式的，因为后者把欧洲当成了法兰西共同体的
延伸。
戴高乐上台之后，尽管法国方面对阿登纳所关心的北约组织和欧洲联合
还没有作出表态，阿登纳却已听到来自各方的各种各样的推测了。有人说，
戴高乐在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可能推行一种有益的政策；也有人认为，戴高乐
会破坏这一切，并参与苏俄的赌博；还有人对戴高乐的思维方式作了如下描
述，说他受着一种思想信念的支配，各种客观现实都不能使他放弃这种思想
——他很骄傲，并且以感情用事来作出政治决定，当他的骄傲受到损害时，
就会引起他态度的摇摆。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作出结论的根据，阿登纳决心耐心听取有关法国各
方面情况的报道，等待法国事态发展至明朗和稳定。对法关系是联邦政府对
外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阿登纳不愿草草作出决定。
事态发展渐渐明朗了。1958 年6 月1 日，法国国民议会以329 票赞成，
224 票反对，通过了对戴高乐的总理任命。6 月2 日．法国议会又通过了一项
法律，授权戴高乐修改宪法。戴高乐在内阁中保留了前政府的一些人，其中
包括阿登纳所熟悉的居伊·摩勒、弗林姆兰和安托万·比内，前法国驻波恩
大使顾夫·德姆维尔也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宽慰的迹象。
戴高乐在发表就职宣言时说他将遵守欧洲条约，对阿登纳来讲，这些人在政
府中担任要职，就是法国将贯彻这项声明的保证。6 月25 日，法国外交部长
顾夫·德姆维尔在巴黎向新闻界宣布：第四共和国尽管历经长年的危机和动
荡，但其外交路线却是稳定和连贯的，这条路线是根据国家若干道义职责，
以及地理、历史、经济和文明的特性而制定。过去曾经决定了的因素今天仍
然决定着法国的对外政策。如果说今后外交存在变化的话，那将主要在外交
政策的执行方法和手段上。阿登纳以一种欣慰之情感受着法国结束政权交接
时期的政策混乱，步入正轨。
法国政局稳定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
斯先后到巴黎去作了访问。1958 年夏天，法国政治家们一再到波恩，邀请阿
登纳访问巴黎。但阿登纳感到目前的时机和客观条件尚不具备。7 月8 日，
阿登纳接到了老朋友杜勒斯的一封信，谈了谈他访问巴黎的情况。仕勒斯说，
他与戴高乐将军的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两人对法德紧密合作问题也有一致
看法。他询问阿登纳什么时候去巴黎。
但阿登纳仍然担心，他认为他和杜勒斯、麦克米伦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
的。杜勒斯和麦克米伦是作为二战中与法国并肩作战的美英代表去与戴高乐
会晤的，麦克米伦在战争中还是戴高乐的老朋友。而他，阿登纳，却是作为
一个战败国的代表，戴高乐会不会另眼相看呢？而且，阿登纳认为他在1956
年11 月应总理居伊·摩勒之邀访问过巴黎，至今法国没有安排回访，在这种
情况下到巴黎去也不适合。阿登纳将这种顾虑告诉了前来波恩访问的法国荣
纳省省长莫里斯·皮卡尔。皮卡尔刚被任命为法国广播电台总经理，并且同
戴高乐过往甚密。皮卡尔让阿登纳无需有此担心，他保证阿登纳将在巴黎受
到热烈欢迎，只要他提出一个访问的具体日期，一切都将会圆满解决。阿登
纳却还想等等，感到眼下时机并非最佳，他想为首次同戴高乐的会晤找到一
个有说服力的确切理由。
7 月，中东形势发生变化。伊拉克爆发了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约
旦王国也面临同样的危险，黎巴嫩又发生暴乱。赫鲁晓夫在这时又提出要召
开首脑会议。7 月29 日，法国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受戴高乐之命来到波
恩，转告阿登纳，戴高乐将军切望听听联邦总理对局势的看法，并邀阿登纳
赴法。阿登纳仔细考虑了一下，接受了，但他表示会晤应是私人性质，这样
更有利于双方自由交换看法。8 月初，阿登纳派出驻巴黎大使冯·马尔藏访
问爱丽舍宫。戴高乐向马尔藏大使表示愿意把地点订在他的家乡科隆贝双教
堂的私人别墅。阿登纳很满意这种安排，他建议把会见时间订在秋天，届时
他在科摩湖畔的卡德纳比亚度假结束后，在归途中稍事停留，可以从巴登一
巴登向东前往科隆贝。见面的安排就这样确立了，时间是9 月14 日。
为了拟定的科隆贝会晤能够顺利，8 月，法国副总理安托万·比内到卡
德纳比亚看望了正在度假的阿登纳。比内向阿登纳谈起了导致法国政府更替
的那些事件。他说在法国人们都确信，只有戴高乐将军才能克服法国目前所
面临的危机。他想解除阿登纳最大的顾虑：法国会不会继续它的欧洲政策—
—所以他说，众所周知，作为个人来讲，他不是戴高乐派，摩勒、弗林姆兰
以及其他几个议员也不是，他们之所以参加政府，是发觉在某些欧洲问题上
与戴高乐有相似的想法。正如阿登纳已经了解到的，不久前戴高乐已发表谈
话，说他不打算撕毁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而过去，戴高乐一向是反对“莫
内先生的欧洲”的。阿登纳说他愿把这看作是戴高乐要对欧洲表示友好的前
兆。比内强调戴高乐法国的意愿是，它将不会改变过去有关德法合作和共同
市场的外交政策。
由于对这位伟人各种讳莫难测传闻的兴趣，阿登纳特意询问比内，能否
从戴高乐的回忆录中看出他的性格呢？
比内回答说，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找到戴高乐为人的性格。不过，这些
性格也适应不了目前的憎况。戴高乐将军已经变得“不那么冷淡”、“不那
么高做”，“更合乎人情了”。这也许同他的年龄增长有关系。戴高乐今年
已经六十六岁，他这个年龄所有的经验和阅历能使他对所有问题有一个清醒
的认识。
同比内的谈话使阿登纳的心又安定了几分。
终于到了可以揭开庐山真面目的这一天。1958 年9 月13 日，阿登纳结
束了在卡德纳比亚的休假，在巴登一巴登停留一夜之后，9 月14 日清晨，驱
车途经斯特拉斯堡前往科隆贝双教堂。一路上阿登纳一言不发，心事重重，
他考虑如何与戴高乐将军更好沟通。他担心由于思维方式不同，造成他与戴
高乐之间取得谅解的困难，也担心由此使他为法德友好所作的努力尽付东
流。这次会面会对今后的法德关系有着决定性意义。
科隆贝双教堂坐落在海拔约五百公尺的高地上，周围环境肃穆而空旷，
极为幽静，戴高乐的住宅原是建于十九世纪的一座侯爵邸宅，周围有一宽阔
美丽的大花园衬托着这幢古老的建筑，使它与环境融在一起，显示出主人高
雅的情致。
阿登纳一行穿超过了法国的工业区与乡村，在午前到达了科隆贝。他受
到了戴高乐和他那娇小热情的夫人的殷勤迎接。欢迎虽不拘礼仪，气氛却非
常亲切。陪同阿登纳前往的有他精心挑选的外长冯·勃伦塔诺和国务秘书卡
尔·卡斯滕斯。前国务秘书哈尔斯但已被让·莫内推荐去担任欧洲经济共同
体主席。戴高乐方面则由外长顾夫·德姆维尔、秘书长若克斯以及驻波恩大
使赛杜作陪。
共进午餐后，戴高乐与阿登纳留下了一名译员让·梅耶，让其余随员驱
车前往离此四十公里的肖蒙去，以便不受打扰地进行谈话。阿登纳懂一些法
语，戴高乐也懂一些德语，他们之间的会谈常常不需要经过翻译就能直接进
行。
由于是私人会晤，会谈没有确定议程，双方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他们
谈到了世界形势，谈到了北约、美国、也谈到了欧洲、法德以及英国。两人
一见如故，除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外，阿登纳感到没有哪个政治家像
戴高乐一样，和他有这么广泛的共同语言。阿登纳折服于戴高乐振兴法兰西
的崇高理想，戴高乐也对阿登纳缔造出一个新的联邦德国感到由衷钦佩。两
人互为推崇，相见恨晚。
戴高乐首先消除了阿登纳对法德合作的担心。他坦率地向阿登纳承认，
同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他在德国崩溃之后也曾担心，一旦德国复原，将会对
法国进行报复，因此在他担任总理期间，他导致了法国和苏俄的合作。今天，
他认为这种形势已经完全起了变化，德国人民并没有这种复仇情绪，现在除
了来自东方的威胁外，德国不再对法国构成威胁了，法国人的恐惧也不复存
在。法德紧张关系的消除，会有助于两国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有效和亲密的
合作。
戴高乐接着说，法国对其他国家并不抱幻想，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英
国。“对法国来说，欧洲只可能有一个伙伴，甚至是理想的伙伴，这就是德
国，今天的德国。这是一个历史的奇迹，”但未尝不是事实。在我还执政时，
在德国有人曾谈到了我，说我对德国执行了一条傲馒的、强权的和复仇的政
策。我可以向您提供反证。在战争末期，我不知道这个德国将走怎样的道路。
在1944 年和1945 年，我不得不在德国可能作出的愤怒反应面前保护我的人
民。我希望德国永远不再掌握进攻法国的手段，但我不希望用敌对手段达到
这一点。关于这一方面，您也许记得，我早在战争期间就巳声明，欧洲必须
演变，但没有德国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两国除了共同走一条路之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这条道
路是极其艰难的。我们这里存在着某些妨碍走这条共同道路的东西，你们那
里也是这样。你们那里领土分裂。俄国人占领了你们一部分地区；我们在非
洲、在马达加斯加、在太平洋、在美洲岛屿，甚至于在美洲新承担的责任和
新负的广泛任务，妨碍着法国走这条共同道路。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困
难的，因为你们的一切利益只限于欧洲。..我们必须把和平扩大到东方..
我们必须合作，而不要成为美国的工具。”
戴高乐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方才停顿下来，阿登纳仔细地听着戴高乐
的每一句话，他感到每一句话都说出了他心里想要说的。阿登纳激动得那张
满是皱纹的脸不时爬上微笑，他频频点头。
阿登纳向戴高乐表示，他完全同意戴高乐的说法，这正是他所要追求的
目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存在终究是一个事实，这就是欧洲必须团结一致，
法德必须加强合作的原因。
阿登纳进一步说，法国和德国必须进入一个经常对话的时代。这种对话
不能单限于一些个别事件的磋商，而是需要对国际问题保持非常紧密的、经
常性的和持久的接触。戴高乐肯定了他的这个建议，说他正准备这样做，这
关系到发展整个欧洲或失去整个欧洲的问题。戴高乐列举了一些能够进行经
常协调的国际问题：如裁军、对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政策、在铁幕两边加强经
济合作、着手共同研制武器，以及在对待英国为干扰欧洲共同市场而建立自
由贸易区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等。阿登纳对前面几项均表示同意，但他不同
意戴高乐说英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就是要消灭共同市场的见解。
他们还就北约问题交换了看法。阿登纳对北约的现状感到不满意，他认
为北约长期以来受到美国的忽视，而这个组织本身有待改善和加强。戴高乐
肯定他说，对北约事实上也不可能满意，因为北约组织中没有政治上的统一。
一旦出了问题，譬如在近东或金门岛出了问题，就不可能指望北约拿出一个
共同的政策。戴高乐相当尖锐他说，就目前情形看，在北约组织内部充其量
只能是分分武器而巳。
戴高乐接着说：“北约只有当美国与欧洲紧密结合在一起时才有可能统
一。而目前还不存在这条纽带，除非发生战争。我祝愿欧洲自成一体，因此
还是让我们从我们两国的紧密接触做起吧！”
阿登纳同意戴高乐的意见，要加强欧洲的力量。他还认为应该尽一切力
量把北约联盟保持住，欧洲国家为此更需要同美国加强团结。“倘若美国脱
离欧洲，那将是极不幸的，”阿登纳不无感慨他说。
会谈进行了四个多小时，他们有时在戴高乐的书房中，有时一起走在花
园的小径上。戴高乐把阿登纳带到了一个小坡上，从这里可以远眺园外景色。
戴高乐伸开双臂，陶醉地说：您看，不管您的目光能看多远，在这幽静的地
方您看不到一个居民点，这就是大自然的景色。多么的空旷！”阿登纳深以
为然。他说：“是的，如果没有公务的一切，我也会被吸引到这里来的。”
他发现他们在对大自然的热爱上也找到了如此相似的感觉。
晚餐时，代表团的成员都回到了科隆贝双教堂。戴高乐夫人准备了简朴
而隆重的晚餐招待客人。餐后，代表团又回到肖蒙，阿登纳则留在戴高乐寓
所过夜，以便两人继续交换意见。
所有的担心都解除了，阿登纳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和戴高乐取得一
致意见，阿登纳相信即使出现分歧，他们也是可以协调的。阿登纳确信这次
会晤之后能带来法德关系一个质的飞跃。他似乎为戴高乐本人的魅力和他的
理想激情所迷醉。
第二天清晨，在用过早点之后，阿登纳向戴高乐辞行，离开科隆贝。归
途中路经阿尔萨斯一洛林和上马恩省时，阿登纳受到了法国人的热情欢迎。
喜悦的心情和刚刚确立起的对戴高乐及其法德友好的信念交织在一起，使阿
登纳感到这次科隆贝之行幸运而又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回到波恩，阿登纳着手拟发了一份公报，公报采纳了同戴高乐相同的口
径：
“联邦总理和戴高乐将军在他们会谈结束之后，发表声明如
下：
我们两人对许多事情进行了长时间的、坦率的和诚挚的会
谈。我们两人深信，我们这次会晤的重要性和意义。我们认为，
必须一劳永逸地消除以往的敌意，法、德两国人民必须和睦相处，
并肩工作。
我们确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的合作是
欧洲一切组织建设的基础。同时这种合作有助于加强大西洋联
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认为，这种合作必须加以组织，与此同时，这种合作必
须包括与我们两国紧密结合的其他西欧国家。我们希望，这种合
作在重大的世界政治问题上有利于各国人民，并希望这种合作扩
大到尽可能乡的欧洲国家。”
戴高乐比阿登纳小十九岁，在科隆贝会晤时戴高乐六十七岁，阿登纳八
十二岁。两人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别，一个骄傲、清高，一个严肃、刻板；
一个充满了法兰西民族浪漫的理想主义，另一个则是德意志精明的现实主义
者。人们为他们这种迟到的友谊感到迷惑。也许这就是政治家之间惺惺相惜
的一种戳契！在科隆贝的会谈中，戴高乐与阿登纳曾有一次谈到年龄的问题。
戮高乐说，按年龄他比阿登纳年轻许多，而实际看上去阿登纳的体质和精神
都比他为好。阿登纳告诉戴高乐，这是长期以来紧张的政治工作所致。政治
工作能给人新的力量，将军可以很快感受到这一点。战后他刚开始工作时，
起先也以为胜任不了工作，而事实却正好相反；一旦戴高乐从事现在的工作，
就能立刻从工作中找到新的力量。
事后证明的确如此。戴高乐胜任他的工作直到1969 年4 月被迫辞职。阿
登纳说得一点不错，政治对他们俩来说是生命的源泉，在科隆贝第一次见面
时，双方都感觉到了。
阿登纳和戴高乐后来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两人在科隆贝结下的友谊对他
们今后政策的影响。阿登纳在回忆录里说，这次“会见是确证了我九年来始
终不渝地执行的政策”。戴高乐则不无感叹地回忆道：“从那以后直到1962
年，康纳德·阿登纳和我互相之间写信约40 次，我们互相之见面15 次，或
在巴黎、马利或朗布依埃，或在波恩和巴登一巴登。我们用了100 多个小时
进行会谈。或是秘密的、或是有我们的部长在场、或有我们的家属陪同..
后来直到我的杰出的朋友去世之前，我们的关系是以同一步伐、同样的热情
向前迈进的。总的说来，我们之间所说、所写、所表达的一切都不过是使1958
年缔结的友好协定适应事态的发展。”
事实如此，法德关系因为这次历史性的会面而全面改写，阿登纳和戴高
乐一起把法德友好推向了一个历史高潮。
法德友好条约
我坚信，这项条约将被看作是战后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条
约之一而载入史册。
我坚信，它将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欧洲，有利于世界和
平。
——1963 年1 月23 日签定德法条约时
联邦总理阿登纳发表的电视讲话
从科隆贝双教堂离开的那一刻，阿登纳便雄心勃勃、决心把联邦德国外
交政策的重心重新拖回以法德和解为中心的欧洲建设轨道上来。
前面有述，阿登纳一直把西德加入西欧一体化作为实现联邦德国对外的
政策目标的必由之路，而在西欧联合推进中，阿登纳又把德法关系作为其政
策的重点，但是，自从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失败以后，阿登纳感到自己对第四
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期望值太高，第四共和国本身政局的动荡也妨碍了它的政
治家们致力于欧洲联合的决心。此后，阿登纳加强了同美国的关系，强调欧
美联盟的重要意义。他同杜勒斯之间曾就国际问题看法达成广泛一致，联邦
德国的许多要求也多通过美国表达出来。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在赫鲁晓夫
频频发出的“和平攻势”之下，政策逐步在转化，艾森豪威尔越来越倾向于
同苏联缓和。美国的缓和论调与阿登纳政策所要求的对苏强硬立场之间的矛
盾冲突日益显露。阿登纳无法阻止美国想要固定德国分裂来同苏联搞缓和的
趋向，不得不寻求新的外交政策的支点，以减少联邦德国对美国政策的依赖。
正是在这时候，戴高乐向他发出了重建法德友好合作关系的信号。阿登纳的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法德合作与欧洲联合又再度被强调。
然而，尽管戴高乐结束了第四共和国政治混乱的局面，法国人也不再感
到德国迫切的威胁，但是，新时期国际关系的复杂化仍然使得这种合作进行
起来困难重重。在科隆贝双教堂，阿登纳和戴高乐都认为双方合作的基础是
“不能永远指望美国”、“必须设法使欧洲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是，德
法的利益所在与阿登纳和戴高乐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看法的区别，为两人理
想中合作关系的实现设置了重重障碍。阿登纳和戴高乐分别想为德国和法国
在大西洋联盟中找到一个有利的最佳位置，这个位置除了两人认为得让各自
国家立足于联合强大的欧洲之外，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更多共同点。
从对美国的认识来看，阿登纳和戴高乐都对美国现行政策感到不满，但
是，这种不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不同。阿登纳只是批评美国在东西方对
抗中表现得越来越软弱，以致让俄国人利用了时机，在东欧站稳了脚根，他
不想损害德美关系；而戴高乐却想从根本上摆脱美国控制，建立一个以法国
为领导的独立欧洲，组成“第三种力量”，同美苏相抗。阿登纳抱怨北约组
织的衰落，指责美国没有利用它“道义上的领导权”巩固西方联盟，防止联
盟分裂：而戴高乐则拒绝美国以一个领导人姿态凌驾于法国之上，要求法国
与美国平起平坐。当美国拒绝了他要在北约起大国作用的要求时，戴高乐断
然采取逐步背离北约军事一体化的行动，并致力于发展法国独立的核武装力
量。显然，阿登纳是从维护和加强西方联盟的统一与合作这一大前提出发来
看待欧洲同美国的关系的，而戴高乐却是要以和美国闹独立来加强法兰西的
国际地位。两者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完全不同。
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阿登纳与戴高乐也有截然不同的认识。阿登纳一
生都在警告西方防止俄国进攻、谨防俄国分裂西方的阴谋，他对俄国人的任
何举动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东西方的分界线在他头脑里径渭分明；戴高乐
虽然也谴责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却认为俄国人是“误入歧途的欧洲兄
弟”，他对欧洲的设想也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从这一点以及重
振法兰西的理想宏图出发，戴高乐一直没有放弃利用传统的法苏“特殊关系”
来制衡美国的想法。而阿登纳却最担心美国同苏联搞“越顶外交”牺牲德国
利益。阿登纳一生部不愿对俄国作出丝毫的让步。
即使是在对两人共同立足的西欧联合运动问题，阿登纳与戴高乐也有不
同看法。“一体化”顾名恩义，是要让参加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国家主
权，将其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掌握。阿登纳在联邦德国恢复主权的那
一刻起，就表示“随时准备把它（主权）纳入一个欧洲各国人民的超国家的
共同体中”，但戴高乐从根本上反对超国家，不愿意看到他所珍视的“伟大
的法兰西”国家主权在任何意义上被减弱。成为“欧洲人”的“德国人”将
能抹去人们对德国挑动战争的记忆，在“欧洲”中的“德国”也意味着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