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演进，而尤其是战争，深刻地改变了法国革命的进程。欧洲的面
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法国领土向“自然疆界”的扩张显然打破了欧洲
的均势。波拿巴所接受的遗产对他的政策有重大影响。阿尔贝·索雷尔①认
为波拿巴是他的命运的产物而不是他的命运的创造者；即使我们不同意这个
论点，明确他所接受的遗产的一些特征还是适当的。
在这些特征中，最深刻的是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与欧洲之间的冲突。首
先是社会冲突：特权阶级和受第三等级的其余阶层支持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冲
突；其次是政治冲突：因为君主专制象特权一样受到了责难，此外，把贵族
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的帝王们，冒着和贵族同归于尽的危险。最后，还有宗教
冲突，这种冲突是由于人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理解为笛卡尔理性主义的产物而
发生的，因为笛卡尔的无情批判摧毁了神秘和传统，人们认为这是构成旧制
度的基础。各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使上述各种冲突模糊起来，但却没有把这
些冲突从当代人的意识中消除。这些冲突顽强地支配了拿破仑时代的历史。
一、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
热月9 日以后，法国革命的退潮已经很明显了。共和三年（1795 年）宪
法使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他们虽然真诚地拥护新秩序，但却反对民主，他
们不能把民主和雅各宾主义的经验加以区别。他们同斯塔埃尔夫人和空论家
们一道，设想了一种寡头政治，它比英国的寡头政治更加现代化，但在本质
上相类似；它要在富人的利益和“贤达”的智慧之间搞平衡。同时，资产阶
级逐渐着手摧毁山岳党人的成果，甚至对制宪议会议员的成就也不放过。他
们废除了家庭法庭和仲裁程序，恢复了债务监禁和公证人费。共和二年遗产
继承法的“追溯既往”的特征消失了，私生子的权利受到了猛烈打击。国有
产业①的出售，除对富人外，不再对任何人有利；共和七年，把那些被抵押
的国有产业，无代价地给予了持有这些产业的人。村社公地的分配中止了；
政府又力图把农民从1789 年以来就自由使用的森林中驱逐出去。
但是这一切对于欧洲贵族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尽管法国革命是为
了争取资产阶级理想的实现，可是它仍旧是一场争取公民平等的革命。它的
军队所到之处如比利时、来因地区、荷兰、瑞士，法国革命都摧毁了旧制度；
教皇成了囚徒；奥伦治亲王、来因的选侯们和瑞士的贵族们都逃跑了。只有
苏沃洛夫的胜利夺回了意大利，恢复了那些正统王侯的地位。颠覆性的宣传
秘密地渗入了法国的邻邦，到处都在议论法国农民的解放以及无套裤汉胜利
的消息。作家和新闻记者所作的努力，其效果比不上这些不胫而走的传闻；
他们几乎都由于恐怖时代的过激行动而感到幻灭，或者
被迫沉默了。希望和法国人一致行动的人到处都能找到，例如在南部德
意志就有。甚至在普鲁士，拒服劳役和抗交封建赋税的也越来越多。谣传国
王将废除这些苛捐杂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即位时就收到了大批请愿
书。在大洋的彼岸，纳里尼奥翻译了《人权宣言》；在美国，华盛顿及其随
从怀疑杰佛逊和共和党人①已被平等狂毒害了。
各处的贵族，甚至在辉格党的各大家族中，都吓得惊慌失措而聚集在国
王的周围；各国的政府都加紧了控制。除了屈服于保罗一世的残暴专制下的
俄国之外，奥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在那里，科洛雷多从此成了实行愚民政
策的警察国家的化身，而梅特涅后来又被认为是始作俑者。在普鲁士，直到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死前企图实行同样制度的沃尔纳险些被解职。在耶
拿，费希特因为宣传无神论而被控告，遭到了魏玛公爵的抛弃，并在1799
年被迫放弃了教授职位。在英国，1794 年以后，人身保护法停止执行，“煽
动性的”社团和出版物也遭到了禁止。1799 年，皮特强迫印刷商表明他们的
忠顺，把非法组织的成员流放七年。在美国，联邦党人利用和督政府断绝关
系而通过了针对法国民主主义者的“移民法案”，还通过了针对社团和报纸
的危害治安取缔条例。在拉丁美洲，已经有人为自由事业献出了生命。“雅
各宾派”所激起的恐怖，虽然并非全无根据，但却是被人夸张了。那些少有
的赞美法国的人，象康德、费希特和在着手批判伯尔尼的贵族和符腾堡的寡
头政治的年青的黑格尔，都非常谨慎地规定自己只响往合法的与和平的进
步。没有一个国家自发地效仿法国；传播法国革命原则的，就是法国的军队。
虽然反动势力很猖狂，但不能说它们谴责了所有的改革。开明专制已经
表明：某些改革是可以同君主专制政体和贵族社会相调和的。旧制度的各国
政府承认法国制宪议会的成就并非一无可取，因而羡慕法国行政上的统一和
它对财政特权的废止。英国的例子进一步向欧洲大陆上的农业国表明了圈地
的优越和农奴制的落后。然而，只有在德意志，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
才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把西方影响和本国传统结合起来。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学者中间失去了威望，但已经教育了资产阶级
和政府官员。在巴伐利亚新掌权的蒙特热拉伯爵就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之一。
在柏林，奥国的大使尖刻地说过，普鲁士的官僚谴责法国的敌人想“把理性
的统治从地球上清除掉”，而普鲁士的伟大正应是归因于理性的统治。普鲁
士的高级文官形成了社团，事实上采用互荐的方法吸收成员，保持了强烈的
团体精神。他们很不高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内阁”权力，以至一切都
由国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的
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致了灾难性的
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之下；1794 年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
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
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
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
个自治的“民族”，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
各国一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开明人
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耕方法介绍到丹麦
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感到兴趣，这种学说在汉堡
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克以克里斯蒂安·克
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
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的卡
尔·冯·哈登堡——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的施特吕恩塞，
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在1804 年出任大臣之前治
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没有采用过“普鲁士的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仔细地考察
了法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国民在法律、赋税和行政管理等
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威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
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看作国民，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首先转向英国。在他们看
来，在皮特的领导下，英国似乎已经把王室特权和宪法准则、党派竞争和维
持秩序与政府稳定，贵族优势和资产阶级野心、贵族利益和全国利益等等都
协调起来。勋爵们的“私囊选区”、“腐朽选区”①保证了皮特在议会里获
得多数，因而皮特也就迁就他们，但他并不同意他们的偏见。在他提名晋封
的九十五名贵族中，有很多“新人”，他们是银行和商业的巨头，他们使贵
族恢复了生气，并帮助贵族保持富裕生活和活动能力。由于伯克的缘故，这
种平衡和智慧的奇迹使得许多法国革命的敌人归附英国，尤其是象马莱·迪
庞和德·伊韦尔努瓦那些资产阶级和新教徒出身的人。甚至在法国亡命者中
间也有赞美英国的人。在德意志，亲英派在汉撒城市和汉诺威数以倍增是很
自然的，汉诺威的格廷根大学完全受他们的支配。雷贝格和布兰德斯给施泰
因介绍了英国的思想，而施泰因运用它充实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们能在威
廉·冯·洪堡的个人主义教义中找到这种思想的痕迹，因为他主张国家只掌
握警察和军权，而象在英国一样把其它各项管理职责都交给公民的自发组
织；在洪堡的思想中，这就意味着使几乎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贵族的保护之
下。
特权阶级中大多数人象憎恨“雅各宾派”一样地憎恨这些改革家；面对
着特权阶级的抗议，君主们动摇或退缩了。皮特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虽然
没有摈弃早年的计划，但却把它推迟到后来再实行。在奥国，约瑟夫二世的
土地改革被利奥波德二世中止了，后者的继承人弗兰茨二世在1798 年终于
保留了封建义务和劳役。在里沃尼亚省①，保罗一世满足于使省议会通过某
些和缓农奴制的措施；在多瑙河各公国，他的特派专员吉谢廖夫也没有更多
的作为。在普鲁士，容克地主已经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修改弗里德里
希法典。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很快地放弃了他在1798 年考虑过的废止豁
免赋税等财政特权的改革计划。的确，他在自己广大的领地上坚决地继续解
放农民，并改革农业经济，但他不敢把这些改革扩展到领主们的领地上去。
普鲁士的贵族仍然垄断着高官显职。1800 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只有六百
九十五名出身平民。施泰因自己只在财政方面实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他
甚至没有能够废除国内的关卡。
就这样，法国以外的改革家几乎和“雅各宾派”一样无能为力。只是拿
破仑的统治，或者说，是他的军队的猛烈冲击，才使旧世界得到更新。因此
法国一直成为欧洲帝王们和贵族的眼中钉。那不勒斯的玛丽亚-卡罗莉娜写
道：“我不同情，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同情法国人；我将永远把他们看成是杀
害我的妹妹和王族的凶手②，是一切君主的迫害者。”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
格把法国人称做“西方的匈奴”；英国的纳尔逊虽然不是出身于贵族，但也
轻蔑地把他们叫做“法国坏蛋”。执政府和帝国虽然日趋保守，也一直没能
使这些人显著地平息下来。关于反法联盟，过去惯用国家利益来解释，而将
整个这场大搏斗归结为一个均势问题，或者归结为如皮特所说的安全问题。
这个结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法国人的恶感从来没有妨碍过各国君主
在认为有利的时候同法国打交道；但尽管如此，各国君主并没有放弃顽固的
敌视态度，而且他们的亲信也一直公开表示他们对法国的憎恨。这是一个难
以衡量而又不容轻视的因素。只是为了安抚辉格党人，托利党人自己才公开
否认企图强加给法国一个由他们挑选的政府。1795 年12 月22 日，格伦维尔
在和平条件中包括了大赦亡命者以及归还他们的产业，这就透露了他的真实
思想。1800 年1 月，他在和平条件中又增加了一条恢复君主政体。这位高贵
的勋爵由于必须同共和派谈判而感到厌恶，因为他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正人
君子”。而皮特不得不容忍那个被他在1800 年2 月3 日称之为“革命彩票
的最后冒险家”的人，这对他也决不是件愉快的事。
二、思想的冲突
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必然会在思想界反映出来。权威和传统再次流行起
来，为数日增的作家和政论家公开地宣扬这些思想。有些人是从信念出发，
另一些人却由私利所驱使，因为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并为这个
目的而拨了一些款项。在那些人中，重要的是法国和日内瓦的亡命者，象里
瓦罗尔和巴吕厄尔方丈、德·伊韦尔努瓦和马莱·迪庞。在英国，坎宁由于
出版《反雅各宾》杂志而加入了这一行列。法国发生的事件通常都被用来对
人民进行恫吓。巴吕厄尔方丈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明会”和共
济会的攻击。但是某些作家在反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中，把为传统思想提供新
的论据从而提高论战水平，视为一种个人荣誉攸关的事。
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崭新的东西，因为十八世纪期间由于休谟而变得
保守、由于边沁而变得更加保守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曾想要重新树立权威和
道德习俗。这个学说的论点是：正象理性能够通过观察和经验而找出物质世
界的规律，并顺应这些规律而支配物质世界一样，理性也能够通过观察社会
生活，从而证实传统制度由于能长期存在而完全符合“事物本质”。在伯克
的哲学中，这种实用主义由于增加了从医学上借来的社会生机论而变得复杂
起来，这种生机论十八世纪在法国蒙彼利埃医学院讲授过，督政府时期由比
夏讲授过。它认为人是由自发的幼芽发展而成的，这种幼芽产生于一种被称
为生命的非理性的力量。同样地，伯克把社会看成是一种植物或动物，而个
人只是它的器官之一，因而社会的权威是作为个人的生存条件而强加在他身
上的，他不能拒绝这种生存条件就象他不能拒绝身体的需要一佯。这种和神
秘主义混合起来的、有些类似浪漫主义的经验理性主义，从英国传到了德意
志，对雷贝格和布兰德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据说，早在1793 年就翻译了
伯克的《法国革命感言》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甚至梅特涅，都是从这
个思想学派中得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哲学的。
和这些思想非常接近的是路易·德·博纳尔和约瑟夫·德·梅斯特；1796
年，前者的《政权与教权论》和后者的《法兰西论评》同时出版。他们也把
个人放在从属于社会的地位，而且博纳尔也经常引据事物的本质，但他们都
用上帝的创造来代替生机论。主张专制和威权的博纳尔象醉心天主教教义一
样珍爱王政的传统；他认为上帝为社会安排的结构是永恒不变的。具有历史
感的约瑟夫·德·梅斯特，作为一个忠实的教皇至上论者，不大在乎世俗政
府的形式；在他看来，上帝满足于以其无限明智和灵活手段来保护这个社
会；因此，人必须在事实面前低头。
有时甚至连政治经济学也不免对崇高的理性进行攻击。马尔萨斯对当时
的英国加以观察，在1798 年他坚持认为，人类无限进步的概念只不过是一
种妄想；因为尽管有科学技术的努力，人口增长的趋向仍然比生活资料的增
长迅速得多。因此，有助于增加人口的一切社会改革只会产生加重祸害的恶
果；而只有疾病、瘟疫、饥荒和战争才能调整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
可是，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马尔萨斯，通过规劝穷人禁欲而找到了一
种解脱。然而传统主义的思想家一致认为，马尔萨斯对孔多塞和戈德温的希
望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传统主义者把法国革命和理性主义等同起来，他们毫不迟疑地以理性主
义所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即仇视智慧至上的运动，来全力反对革命。这
个曾经启发了卢梭和“狂飙运动”的运动，在十八世纪末年正在向着通常被
称为初期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发展。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断定智慧将能够解释宇
宙之谜，并且主张理性要保卫自己的自由，不受本能和感情的侵犯，而本能
和感情则是受原子机械运动的物质所支配的。这是一种奋发努力的哲学，科
学和幸福就是这种哲学的报酬。但是，总有一些神秘主义者期待着体验纯属
天赐的启示的神迹；总有一些放荡不羁的人希望偶然的机会能给他们带来幸
福，或者甚至在冒险中寻找乐趣；总还有一些艺术家倾向于想像和幻觉。现
在，时代的车轮带来了新的一代，他们为了赢得发迹的机会而探索崭新的东
西。因此，他们恢复了感情的地位，提出了一套形而上学的提纲，这种形而
上学赋于感情以通过直觉而达到“绝对”意境的能力，而认为理性是不能做
到这一点的。有些哲学家具有与此完全相同的见解。特别是康德，他摧毁了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然后又借助于道德感而创造了另一种形而上学，这种道
德感归根到底就是神圣的直觉。
另一方面，一直没有被理性主义所窒息的神秘主义，在十八世纪末期非
常流行。它通过斯韦登堡、德·帕卡利斯和圣马丹的神灵学得到了广泛的流
传，并且开始渗入到共济会和光明会教义里。它伪装立足于科学理论和科学
发现：从医学上它也借用了生机论，从物理学上借用了磁力学，磁性也被认
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梅斯梅尔的讲道坛象梦游一样，使精神达到恍惚昏
迷的状态，于是精神便接触到超自然的世界了。甚至天主教教义也不能使约
瑟夫·德·梅斯特那样虔诚的教徒不受神秘主义的诱惑。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这样的运动，如果只考虑到它的思想意识，而不考
虑到它的拥护者的气质和社会状况的话，就不能看出它的深度。大多数神秘
主义者都不能使自己适应社会环境，或者去适应而还没有成功。他们之中包
括病患者和精神不安者，这些人内心空虚，一筹莫展，便注定了他门陷入忧
郁，甚至自杀；也包括一些青年人，他们渴望自立和欢乐，但却受到社会的
限制因而愤激；还包括那些谋求出路的人，他们受到那些因地位、财产或名
望而享有特权者的阻塞而不能得志。这些人想使扶善锄恶的“绿林好汉”的
形象理想化，那是不足为奇的；其中很多人后来由于年龄和成就而变得聪明
起来，那也不使人感到意外。过去总有一些“浪漫主义者”，但在十八世纪，
这些人数以倍增，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多的
有才干但很贫穷的青年人变得愤世嫉俗或是心灰意冷。
文学和艺术或多或少受到反理性主义的反动影响。法国人以理性的名
义，强制人们接受一些严格的美学准则，这些准则大大限制了人们发挥独创
性的机会。法国作品成为各地的样板，因而评论家们，尤其是德意志的评论
家，就很容易把这种“古典”艺术斥责为外国进口货。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
里，没有修养的个人主义者有获得成功的许多机会而很少需要冒险，而且实
际上还大有成名的希望。在大自然中，在不为人熟知的国度里，在东方、中
国和美洲，或在被遗忘了的过去的著作中，有人到处寻觅新意创见。英格兰
人和苏格兰人心醉神迷地欢迎伪造的奥西安的诗①，法国人发明了“行吟诗
体”。文学体裁的分门别类遭到攻击，法国古典戏剧中的时间、地点和情节
的三一律也遭到攻击，而莎士比亚则被人用来证明这一切攻击都是正确的。
为了摈弃十七世纪的审美观点，甚至引证刚刚开始发现的希腊精神。变化较
少的造型艺术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解放。十八世纪末，从古代和意大利文艺
复兴中寻找源泉的古典精神，由于达维德和卡诺瓦的天才，再度赢得了胜
利。与此相反，器乐的发展有力地激发了新精神。器乐是现代的艺术，它创
造了自己的规律，而且因为它采用的方法是暗示而不是描绘，同时它的感染
力主要是感觉上和情绪上的，所以就特别富于浪漫色彩。
革命的大动荡似乎在许多方面必然有利于这种新精神。法国革命解放了
个人，并向一切传统宣战，宣告了出版和戏剧演出的自由，取缔了以确保古
典清规戒律为己任的特权团体。革命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它的瞬息万变和恐
怖转折使很多人心慌意乱，他们对变幻无常和情节恐怖的东西养成了一种病
态的癖好，安娜·拉德克里夫的小说风靡一时就足以证明这种倾向。最后，
法国革命使一种悲剧感又流行起来，这是从许许多多的不幸事件的景象以及
人对大自然和命运的无情力量作斗争的景象中产生的。然而这个运动并不是
在各地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欧洲南部各国当时几乎还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法国和英国，浪漫主义
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尽管有威廉·考珀和湖畔诗人①，1800 年左右在英
国风行起来的却是威廉·海利的古典主义，而乔治·克雷布则仍忠于朴实适
中的现实主义。在法国，革命的激情鼓舞了演说词和歌曲的写作，但它没有
使戏剧、小说和诗恢复生气。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方面
的原因。在英法两国，青年人在思考和艺术的范围之外，找到了活动的领域。
在英国，他们被商业和议会政治所吸引，而反对法国的斗争又渐渐加强了对
英国国教的信仰。华茲华斯、科尔里奇和索赛在被社会孤立的压力下，最后
屈服了。在法国，青年人或者参加革命队伍，或者亡命国外。到1815 年止，
战争一直在吸引着他们的想像力，诱使他们追逐荣誉和财富。拿破仑本人就
是个浪漫主义诗人，后来转化成一位活动家，夏托勃里昂则没有经历同样的
转化，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必须如此。
德意志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仍旧被束缚在中世纪的框框里。热情而意志
脆弱的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是和韦尼奥②同类的人，他原来并不熟知革
命，就连战争也没有能吸引他；因为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当时还不是政治性
的，只是领导政治的那些王侯和贵族的事。
事实上，德意志的两位大诗人歌德和席勒在度过狂热的青年时期之后，
也随波逐流，前者成为魏玛公国查理-奥古斯特的大臣，后者成为耶拿的教
授。他们研究了古希腊，宣称发现了怎样能使人的不同倾向在艺术领域内和
谐起来，即使生命的活力与激情同理性调和起来。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号召个
人自我孤立起来，以便“整体”地自我教养；这种人文主义在哲学上倾向于
泛神论观点，在一段时期里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威廉·迈斯特》（1794
—1796 年）、《沃伦斯坦》三部曲（1798—1799 年）和《钟之歌》（1799
年）等杰作引人入胜，传诵一时。威廉·冯·洪堡投入了古典主义运动，弗
里德里希·赫尔德林也并非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
然而，这种吸引力是短暂的，这也不是偶然的现象。在任何其他国家，
神秘主义都没有这样强大。它是路德教派的核心；通过虔信派和摩拉维亚修
士派，人们可以发现十七世纪的鞋匠和通神论者雅各布·伯梅和浪漫主义者
之间的联系。象亚伯拉罕·维尔纳、卡尔·里特尔和弗朗茨·巴德尔这样的
学者都读过伯梅的著作，他们以自己对他的著作的实际理解，竟作了一些最
意想不到的象征性的解释。康德之后，直觉主义继续在德意志哲学中占据着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终于把哲学引到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费希特在1794
年出版的《知识学基础》一书中，通过精神的洞察力，把“自我”当作纯粹
活动中出现的唯一真实。然后，他又树立了“非我”，以便给“自我”提供
一个企图吸收“非我”的动机。后来，谢林又赋予“非我”一种独立的存在，
尽管这种存在纯粹是唯心主义的。他相信自然和“自我”只是“绝对”的两
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无意识的同一性被思考所分开，但是艺术家的天才可
以通过直觉掌握它们，并把它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最后，音乐在德意志达
到了空前的繁荣。海顿那时候正在创作他的最伟大的乐曲《四季》和《创世
纪》，他的艺术仍然散发着十八世纪的满面春风的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的气
息。另一方面，贝多芬的悲剧精神已在他某些初期的奏鸣曲中有所激发。
十八世纪将近结束之前，一群脱离了歌德以及更脱离了席勒的人，把“浪
漫主义者”和“浪漫主义”作为他们号召的旗帜，并且因而取得了成功。1798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兄弟奥古斯特的帮助下，在柏林发行了一
个叫做《雅典娜神殿》的杂志，这份杂志出版了三年。他们1798 年在德累
斯顿，1799 年又在耶拿（奥古斯特在这里任教）会见了诺瓦利（他的真名是
冯·哈登堡男爵）、谢林和蒂克。当时，蒂克刚刚出版《一个艺术之友、世
俗修士的倾诉》，这部著作是他的一位早逝的朋友威廉·瓦肯罗德遗留给他
的。他们共同议论出一种哲学，1804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文学教
程里采用了这种哲学，但是它本身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连贯的思
想。由于他们都是古典作品的门徒，他们首先把世界看成是生命力创造物的
无穷无尽的变化。在谢林和其他学者的影响下，他们把“普遍同情”的概念
引入了他们的哲学，这种同情，例如在化学的亲合力中、在磁力中和人类之
爱中，到处都显示出来。后来，他们被施莱尔马歇倾吐的宗教思想所感动，
从伯梅那里借用了“中心”的概念；所谓“中心”就是世界的灵魂和神圣的
原则。无论如何，只有天才的艺术家通过直觉，或甚至通过梦幻和魔术，才
能接近真正的现实：在他的手里，这种神秘的体验转化成艺术品。这是一种
奇迹哲学，诗人变成了传教士。不幸的是：还不能说有人真正地创造过这种
奇迹，因为这些浪漫主义者没有留下伟大的作品，最好的也不过是诺瓦利的
那些作品，其中主要的是《夜之颂歌》（1798—1799 年）。
然而他们的确播下了丰富的思想种子。在这方面，1801 年至1804 年间，
奥古斯特·施莱格尔在柏林的一些讲演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那些演讲里，他
给浪漫主义下了定义，并且宣称艺术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民
族灵魂的象征。施莱格尔给历史以这样的教训：美没有普遍性，研究和欣赏
艺术必须首先联系艺术产生的环境。至于民族，它本身必然导致出这样的结
论：为了达到完全的民族自觉，最好的措施莫过于研究民族的历史遗迹。已
经开始政治复兴和社会复兴的德意志，正是通过浪漫主义运动，才也成为欧
洲思想的一个中心。浪漫主义运动波及到法国较晚，但传到英国却很快。已
经发现直觉功效的科尔里奇在德意志旅行时，开始接触到浪漫主义哲学，并
且满脑子吸收了这种哲学思想。
浪漫主义本身不是一种政治学说，但是因为它象在其它领域里一样，在
政治方面也依赖于情感，所以它的信徒们也就随遇而安。随着反动势力的得
势，浪漫主义的信徒也大有作为，他们很快便成为狂热的反革命分子。此外，
他们从历史上发现了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统治。从1799 年起，诺瓦利就歌
颂为中世纪大增光彩的基督教的统一；天主教的祷告书和音乐使他们深受感
动，诺瓦利并且为圣母玛利亚写了一首赞美诗。他自己仍然是新教徒，但由
于在奥国有作官机会，而且奥国比较坚决抵抗拿破仑，所以诺瓦利的许多朋
友就为奥国服务，而且改信了天主教。
不管这些思想是多么值得注意，但却决不能夸大它们对舆论的影响。大
多数憎恶法国革命的人并不是由于哲学的动机所促使，假如他们感到需要哲
学，他们总是到宗教里去寻找。十八世纪末年宗教势力一度重振，它得力于
保守的实用主义和多情善感的直觉主义的赞助，但它也是自行滋长起来的。
贵族象聚集在君主政体周围一样，深感与国教休戚相关，并且同意这样的看
法：魔鬼就是雅各宾派的始祖。此外，大灾大难和旷日持久的战争总是把那
些心神不安和胆战心惊的群众引回到祭坛面前。
天主教亟需这样的复兴，因为，它首当其冲，创巨痛深。法国及其所占
领各国只不过是“传教区”而已。在德意志，新的灾难迫在眉睫：巴塞尔条
约和坎波福米奥条约宣告了一项普遍的世俗化运动的来临，而甚至反对革命
的新教徒也都热心地盼望“把黑袍军赶出来因河地区”。另一方面，开明专
制一直把教会置于自己的监19
护之下。在德意志和奥国，国家在大学里培养僧侣，并把教区神甫更多地视
为小学教师而不是教士；在西班牙，戈多伊的继任者萨尔维拉和乌尔基霍，
从1798 年以来就一直以哲学家自命；1799 年，禁止向罗马教皇法庭上诉，
要开辟财源时就想攫取教会的产业庇护六世作为督政府的俘虏刚刚死去，奥
国几乎不掩饰它想和那不勒斯王国一起瓜分罗马教皇世俗领地的愿望。可是
同敌人的期望相反，教会的不幸反而变得对它有利，因为不幸引起了同情。
英国热情地迎接了被放逐的法国神甫，这些人后来为英国天主教的复兴播下
了第一批种子。伯克为了同爱尔兰人妥协，也一直不停地主张他们应享有宗
教自由。在德意志，明斯特一个叫做“神圣族家”的热心的小组聚集在菲尔
斯滕贝格和奥韦尔贝格的周围，哥里津郡主和蒙塔居侯爵夫人（拉法叶特夫
人的姊妹）这样的人物也活跃在这个小团体里。对于他们来说，施托尔贝格
在1800 年的改变信仰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喜讯。俄国皇帝保罗一世也激起了
很大的希望。约瑟夫·德·梅斯特和格律贝尔神甫已经说服他要求重建耶稣
会，而且他已经把马耳他骑士团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被选为骑士团的首
领。
直到这时几乎还没有受到法国革命触动的新教，从宗教的恢复中得到的
全是好处。在德意志，施莱尔马歇在他1799 年出版的《论宗教》一书中，
重新激发了新教的神秘的热情，而威廉·瓦肯罗德和浪漫主义者正在通过美
学直观的方法寻找他们返回宗教的道路。在荷尔斯泰因的恩肯多夫，雷文特
洛是一个虏诚的团体的领导人，这个团体和明斯特的“神圣家族”很相似。
施托尔贝格在改变信仰之前曾在这里面呆过，甚至天主教徒波塔利斯也和这
个团体有联系，他在签订教务专约后出任宗教大臣。在英国，卫斯理已于1791
年逝世；他既建立世俗传教士制度，又创立了一个互选补充成员的教阶组
织，从而使循道教派更加接近英国国教。①这种情况在1797 年引起了循道
会派内部的第一次分裂，可是这个教派由于在群众中煽动神秘主义而继续得
到发展。循道教派对“非英国国教信徒”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浸礼会派③
由于效仿循道教派的做法而得到了进展，而普利斯特利的索西教④的长老派
和普顿斯的理性主义的长老派却在迅速衰亡中。甚至在英国国教中也形成了
一个福音派的小核心，其中最出名的是威尔伯福斯，他们想使国教恢复生
气，但是没有成功。复振后的非英国国教信徒抛弃了对法国革命的同情，他
们对于人民群众的保守的影响即使有被夸大之处，但这种影响的存在也是无
可争辩的。
法国似乎依然是世界上理性主义的堡垒，至少是在批判的形式下，反对
传统和基督教，就象十八世纪所采取的形式一样。理性主义的代言人德斯
蒂·德·特拉西、卡巴尼斯、多努和沃尔内，都固守在国民公会设立的科学
总院和高等学校的重要机构里。他们通过然格内控制着《哲学旬刊》，他们
的门徒在各个中心学校里任教，这种学校几乎在所有的郡里都成立了。然而
理性主义正在起变化。“空论家”中少数仍然是唯物主义者，大多数也不再
留意形而上学，而在科学的影响下，只注意对现象的研究，日趋倾向于经验
实证主义。因为法国革命在公共教育中给科学以显著的地位，所以科学在法
国很兴盛。德斯蒂·德·特拉西和卡巴尼斯打算建立一种思想的科学，一种
从形而上学分离开来，却和生理学联系起来的心理学。加尼埃和萨伊研究政
治经济学也想发展成为实验科学，但是基础不够。这是一个内容丰富多采的
运动，但是直到很久以后它才充分展开。此外，这种实证主义由于反映了百
科全书派的精神，因此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大不相同。这种实证主义也出现在
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解说》中，出现在拉马克攻击生机论的著作中，以及
迪皮伊的《一切宗教的起源》中。虽然从社会观点看来，政府和共和派资产
阶级日益变成保守派，但他们却仍然敌视基督教。在人民群众中，宗教习惯
的确大大淡薄了，因为红衣主教孔萨尔维在签订教务专约时写道：“大多数
人民都是冷漠的”。
然而，不应该忘记，在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不但远没有被所有法国
人接受而且遭到许多通常缺乏才能却并不缺乏读者的作家的攻击。在革命大
动荡的高潮中，传统的卫道士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变得更加顽固
了。他们的队伍由于一部分老资产阶级分子的参加而扩大了，这些人被通货
膨胀搞得破了产，因而产生了对新思想的厌恶。法国也没有免于受到神秘的
和情感的直觉主义的影响。神灵学在法国拥有一批忠实信徒，到1800 年左
右特别是在里昂和阿尔萨斯最盛行；在里昂是以韦雷尔莫兹为中心人物，在
阿尔萨斯，奥贝兰把神灵学和德意志的影响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感情的哲
学只是在法国才找到了它的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首领；因为卢梭的吸引力一
直没有消失，相反，摈弃他的政治理论的人恰恰是那些最热衷于在文学和宗
教方面把感情置于首位的人，夏托勃里昂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最后，象在
其它各地一样，有些法国人重新皈依天主教是象儒贝尔一样由于感情的缘
故；或者是象丰塔内一样出于保守思想；或者是象罗兰夫人的朋友邦卡
尔·德·伊萨尔一样，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慰藉。后来，当波拿巴改弦易辙
而和教皇订立教务专约的时候，这些人都支持他，尽管遭到那些原来拥戴他
上台的人的反对，甚至也违背了他自己军队的意志。
如果理性主义的传播因此而达到了它的极限的话，那并不是由于反革命
的实用主义起了作用，因为博纳尔和德·梅斯特的著作是在国外出版的，还
没有输入法国；德意志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影响。法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它的哲
学；甚至在艺术上也没有取代古典主义。人们阅读北方文学只是为了要发现
可以利用的主题，或者为了欣赏它生动的描绘，或者观摩它刻划感情的笔
法。当时最流行的是“奥西安”的诗，玛利—约瑟夫·谢尼埃把它译成了法
文。在“奥西安”著作的影响下，阿尔诺写了《奥斯卡》和《高卢人之歌》。
波拿巴也和别人一样喜爱“奥西安”的著作。但在1800 年，当斯塔埃尔夫
人第一次把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加以对照时，她只奉劝法国古典主义者从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