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转向建立起独裁统治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一种内在需要驱使
它这样做，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这场革命终于导致一名将军的独裁统治，
这也不是个偶然事件。而这位将军恰恰就是拿破仑·波拿巴，此人的性格较
之他的天赋更不能安于和平与节制。因此，这样一个预见不到的因素就象一
只砝码加在天平上，使天平向着“没完没了的战争”的一端倾斜了。
一、法国的独裁统治
很久以来，共和派就想加强政府权力，从他们颁发给各附庸国的宪法就
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荷兰，督政府的成员控制了国库；在瑞士，他们任命了
政府官员；在罗马，甚至还委派法官；在黑尔维谢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各
郡都已经有了一名“郡守”。这里还没有提到西沙尔平共和国，它成了波拿
巴个人的采邑。不幸的是，在法国，共和三年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至少要迁
延七年。果月18 日的政变给西哀耶斯、塔列朗和波拿巴提供了他们所要寻
找的机会，但是他们却放过了这次机会。然而，在共和七年，他们希望制造
一次新机会。自从内战和对外战争开始以来，就已存在一种趋势要把革命推
向设立一名常任的并拥有绝对权力的行政长官，这就是说，朝着独裁统治推
进；共和派不一定都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在顺应这种趋势。因为法国革命
是一场社会革命，而被推翻了的贵族的反抗决不止于掀起叛乱而已。依靠敌
人资助的贵族，利用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这是不满情绪的无穷源泉——
特别是利用货币和经济危机，企图煽动人民起来反对革命政府。法国人并不
想恢复旧制度，但是他们在遭受苦难，他们要自己的领导人对此负责。在每
次选举中，反革命总是希望重新上台。在1793 年，山岳党人意识到这种危
险，才宣布延长国民公会任期，直至和平的到来。热月党人曾经打算恢复民
选政府，但是他们随即利用通过“三分之二法令”的手段，重新采取了雅各
宾派的权宜措施。接着，在共和五年（1797 年）的选举中被挫败的督政府于
果月18 日又重建了独裁统治。可是只要共和三年宪法继续存在，这个独裁
统治每年都要经受考验，就要采取接二连三的暴力措施，所以始终不能建立
起来。还是得恢复1793 年的原则，并且长期贯彻这个原则，直到重建稳定
的和平之日，只有到那时反革命才愿接受新秩序。正是在这一点上，拿破仑
的独裁统治才与法国革命史紧密相连。不论他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他本
人或者他的敌人都决不可能割断这个共同一致的联系，全欧洲的贵族也完全
理解这一事实。
象在1793 年一样，雅各宾派在1799 年想依靠无套裤汉迫使立法两院建
立起民主专政。他们利用苏黎世战役胜利前的危机成功地强行通过了几项革
命措施：发行强制公债、废除兵役顶替、实行“人质法”，取消给予银行家
和军需供应商优先从国库收入中领款权，扣除所得税，以及实行各种征用。
所有这些措施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以至使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在雾月19
日当晚就恢复给予银行家和军需供应商优先向国库领款权，这是他们行动胜
利的一个标志。聚集在奥德伊的孔多塞夫人周围或在斯塔埃尔夫人沙龙里的
“空论家”们不想要民主专政，甚至也不要民主。1799 年，斯塔埃尔夫人在
论述“结束革命”的手段和“共和国的基本原则”的某些片段中表达了他们
的愿望；设法建立一种能保证有钱的和有才的“新贵名流”享有权力的代议
制度。成为督政官的西哀耶斯从“三分之二法令”中得到了启示。他想同他
的朋友一起选择新成立的政府机构的成员，然后这些机构依靠互选办法补充
人员，而只给人民选举候选人的权利；那些已经当官的人从这一企图中看到
了保持自己权力的可能性。
自从把人民排除出去以后，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就只有依靠军队。督政
府于共和五年果月18 日已经动用了军队，尽管文官政府的威信受到严重的
损害，但它还没有丧失控制军队的优势。可是这一次的情况迥然不同；他们
要驱逐的不是保王党，而是坚定的共和派。因此，这个任务只有一位深孚众
望的将军才能完成；波拿巴的突然归来注定了这位将军就应该是他。有人用
全民的意愿来替雾月18 日政变辩护，其实全民意愿并没有在这次政变中起
作用。波拿巴回到法国的消息使举国欢呼，因为人民公认他是一名能干的将
军；可是共和国没有他也打了胜仗，而且马塞纳的胜利已为督政府赢得了荣
誉。①因而，雾月18 日政变的责任就落到被称作“雾月党”的那一部分资
产阶级共和派身上，他们的领袖是西哀耶斯。他们本无意屈从波拿巴，他们
选择他仅仅是把他当作工具用。然而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条件，甚至也没有事
先给新政权规定大政方针，就把他推上权力的宝座，这就暴露出他们是一帮
难以想像的庸才。波拿巴没有抛弃那些新贵名流，因为他也不再是个民主
派，并且只有他们的合作才能够使他进行统治。可是雾月19 日晚，在匆匆
忙忙地拼凑起一个临时的执政府的班子之后，他们就不应当再抱有任何幻想
了。军队一直追随波拿巴，而且仅仅追随他一个人。因此他主宰了一切。不
管他和他的辩护士可能说过什么，他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是军事独裁，也就是
专制的独裁统治。这样，决定法国和欧洲命运的那些问题就将由波拿巴独断
专行。
二、拿破仑·波拿巴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们很难给他勾画一幅肖像，因为他的形象异
乎寻常地在不断演变：从在瓦朗斯和奥松驻防时一个勤学苦读和沉思默想的
军官，甚至在斯蒂维耶雷镇战役前夜还是个召开军事会议的青年将军，一直
到变成晚年时醉心大权独揽和自信无所不知的皇帝。但是有一些基本特性贯
穿在他一生经历中：权力只能加强某些特性或减弱另一些特性。
他身矮腿短，肌肉发达，面色红润，三十岁时还很消瘦，但体格健壮耐
劳。他的敏感和坚定令人赞叹，反应敏捷迅如闪电，工作能力无可限量；而
又可以想睡就睡。然而他也有相反的一面：湿冷天气使他感到郁闷，引起咳
嗽，排尿困难；与人顶撞时暴跳如雷；操劳过度时尽管有长时间的热水浴，
饮食十分节制，适量而经常地喝点咖啡与吸烟，但仍往往引起短暂的神思恍
惚，甚至黯然泪下。他的头脑是迄今最健全的头脑之一：永不松弛的注意力
不倦地抓住各种事实与思想；记忆力就把这些事实与思想存入头脑并加以分
类；想像力机动灵活地运用这些事实与思想，他的思想处于一种持久而隐秘
的紧张状态，不稍懈怠地拟订着政策与战略的要点。这些政策与战略于忽而
恍然大悟之机闪现出来，有如数学家和诗人的体验一般，特别是深夜猛醒之
际，他自己称之为“精神火花的迸发”，“午夜后出现的精灵”。他那炯炯
有神的眼睛闪现出的这种热烈的精神，使得这个“头发平滑的科西嘉人”在
飞黄腾达时脸色仍然呈现“硫磺色”的面孔神采奕奕。正是这种炽烈的精神
使他落落寡合，而并不是如泰恩①要让人相信的，他从中世纪声誉欠佳的意
大利雇佣兵队长继承来某种粗暴残忍，经过他野蛮地施加到全世界。他给自
己一个公正的评价：“我甚至是相当善良的人”；而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为
人宽宏大量，对接近他的人甚至是和蔼可亲的。但是，在一般人与拿破仑·波
拿巴之间确实是没有共同语言，彼此毫无共同之点，因为一般人对工作草草
了事，急于想多点休息消遣时间，而拿破仑·波拿巴则孜孜不倦，一心一意
在工作。从他的身心体质产生出不可遏制的冲动要采取行动与发号施令，这
就是人们所讲的他的野心。他很有自知之明：“有人说我是野心家，说错了，
我并非如此，或者至少可以说，我的雄心和我的存在是紧密交融，难以分辨
的。”还能比这说得更好吗？拿破仑其人主要地就是他的气质。
他到布里埃纳念书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一个贫穷和受人嘲弄的，
火热而又羞怯的异邦人，就从那时起，他已经从自高自大和藐视别人的意识
中取得支持自己的力量。但是命运使他成为一个军官，这最适合了他要求别
人绝对服从的发号施令的本能。虽然这位军事长官也多闻多问，甚至征求意
见，但最后还是由他个人作主并作出判断。波拿巴的独断专行的自发倾向变
成了职业习惯。在意大利和在埃及，他已把独断专行推广到政府中去。在法
国，他想以一个文官的面貌出现，但是军官的烙印是难以磨灭的：虽然他多
方谘询，但是他决不能容忍别人随意反对他；更有甚者是，他在习惯于展开
讨论的一群人面前，就沉不住气，莫知所措，这就是他何以对“空论家”深
恶痛绝的原因所在。群众虽然是一团混乱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然而却是令
人生畏的，因此波拿巴对群众总是既鄙视又恐惧。夺取政权的是波拿巴将
军，他也就是作为将军运用政权的。服装和称号的改变都丝毫不能改变其将
军本色。
然而，在这身军服下面实际上有着几个人，而他的吸引人的魅力正是来
自这多种多样的性格，也同样来自他的多方面的聪明才智。共和三年的波拿
巴，身无分文地浪迹于热月党人的宴饮作乐之中，周旋于当日的权贵、豪富
与艳妇之间，他也燃炽过与常人无异的种种欲望。这个时期给他留下了某些
终身的影响：使那些曾冷落过他的人屈居己下，他就感到某种乐趣；对富丽
豪华的爱好；对家庭——这个曾同甘共苦的“氏族”——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还有某些资产阶级贵人的难忘的言谈，如在加冕典礼之日，他感叹地说：“约
瑟夫，要是咱们的父亲能看见咱们该多好啊！”然而在这很久以前，他也并
非不曾为一种更高尚的爱好所吸引，即想知道一切和了解一切，这肯定是对
他有用的，但他求知本身首先就是一种满足，原无其他打算。
当他还是一个青年军官时，他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和搜集资料，也从事
写作；显而易见，如果不是进了布里埃纳军校的话，他原有可能成为文人。
领兵作战之后，他仍然是一个脑力劳动者；这个军人最愉快的事莫过于在自
己安静的书房里，置身于公文卷宗之中。这项特征逐渐减弱；他的思想变得
更实际些，他曾自夸已经摈弃了“空论”；然而他却依然是十八世纪的人，
是理性主义者和哲学家。他远非凭直觉行事的人，而是依靠推理，依靠知识
和有条不紊的工作。“我习惯于在三、四个月以前考虑我应该做的事，并且
估计到最坏的情况”；“每次作战都必须按照一定方案进行，因为靠运气是
不能取胜的”；他认为他的一些机智表现是坚毅的自然成果。他心目中的统
一国家是按照一个简单而系统的方案由一个整体构成的，这个概念是十足的
古典主义。在罕见的一瞬间，甚至在他身上以最鲜明的特征表现出理智主
义：能剖析自己人格，既能正视自己的生活，也能忧郁地反省自己的命运。
在获悉约瑟芬的不贞之后，他从开罗写信给他的哥哥约瑟夫说：“我需要离
群索居。壮丽豪华使我感到腻烦，感情的源泉已经枯竭，对荣誉索然寡味。
年仅二十九，却已历尽沧桑。”不久以后，他同吉拉尔丹在厄尔默浓维尔散
步时说：“未来的事态将会表明，假如卢梭和我压根儿都没有在世间活过，
也许会对世界的安宁更有好处。”①在陪同波拿巴巡视荒芜的杜伊勒里宫
时，罗德雷感叹地说：“将军，这是何等凄凉！”才就任第一执政两个月的
波拿巴回答说：“是的，有如权势尊荣一样。”由此可见，夏托勃里昂和维
尼的浪漫主义的忧郁，通过惊人的转折，渗入这个坚定而庄严的人的理智主
义里。但是这从来只是一刹那，他立即就会恢复常态。
一切都似乎注定他要奉行现实主义的政策，而实际上他在执行政策时，
直到细枝末节全部都是现实主义的。在他飞黄腾达的过程中，他摸透了人的
种种情感，并且学会了播弄这些情感。他懂得如何利用自私、虚荣、嫉妒，
甚至利用品德不纯；他深知从唤起人们的荣誉感和激发人们的想像力中，能
从他们获得些什么；他也没有忽视可以用恐怖使人屈服。在法国革命的成果
中，他准确地分辨出哪些是全国人心所向的，哪些适应他的专制主义的。为
了争取法国人的拥戴，他同时既以和平使者又以战神的面貌出现。因此之
故，他应被列入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行列之中。
然而，他只是在实际行动中才是现实主义者。在他身上还可以看到具有
英雄的某些特征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从他在学校读书时，出于要支配那
个轻视他的世界的愿望中诞生的；尤其是从比拟普鲁塔克①和高乃依②著作
中的半传奇式的人物的愿望中诞生的。他最大的野心乃是荣誉：“我只生活
在子孙后代之中”；“死算不了什么，但是被打败而毫无荣誉，虽生犹死。”
他的心目中只有世界上伟大的人物：东方的征服者、梦想征服世界的亚历山
大；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与重建者恺撒、奥古斯都、查理大帝，这些名字本身
就意味着世界大一统的思想。这点并不涉及一个具体的概念，一个为政治事
业提供规范、尺度与极限的概念；这些人物是激发丰富想象力的榜样，是赋
予他的行动以难以形容的魅力的榜样。他最响往的还不是英雄的事业，而是
这些事业所体现的精力充沛的热情。他是艺术家，是实践中的诗人，对于他
来说，法国和全人类都不过是些工具；他在圣赫勒拿岛回忆洛迪大捷和他内
心燃起的权力欲望时，表达了他对权势的感觉，他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我
看到地球在我脚下旋转，仿佛我已腾空而入云霄。”因此，要想探讨拿破仑
给他的政策确定了什么目标，或者他准备达到的极限是什么，都是枉费心
机；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目标和极限。他的部下曾因此感到不安，他听到后
说：“我总是这样答复：我不知道有什么目标和极限，”或者尽管用平庸的
方式，却意味深长地说：“要取得上帝老爹的位子吗？啊，我才不想哪，那
是条死胡同！”因此，在这里又可以看到，头一眼就给人印象深刻的、他心
理上的强有力性格。这就是浪漫主义者的拿破仑，一种自行扩张的力量，对
他来说，世界只不过是冒险行动的场所。而现实主义者不仅要善于运用手
段，还要考虑在可能条件下明确他的目标；如果想象力和权势欲能够驱使他
行动，现实主义者会知道到何等地步就应适可而止。
可是，正如莫莱①十分精确地观察到的那样，虽然拿破仑不正视现实，
他的精神在其它方面却是非常善于把握现实的；这不仅归因于他的天性，而
且应归因于他的出身来历。当他从科西嘉岛初履法国本土时，他自视为异邦
人，而且直到1793 年②被他的同胞逼迫离开科西嘉岛为止，他还是敌视法
国人的。当然，他已充分地钻研法国人的文明和思想，足以归化其中，否则
他决不可能变成法国人的领袖。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自己的思想感情
完全和法兰西民族的社会融合在一起，遵奉法兰西民族传统，以致能把法兰
西民族利益视为自己行动的尺度与界限。他始终感到自己是一个离乡背井的
游子。他也脱离了自己出身的那个社会阶层而无所依附，他既不完全是绅
贵，也不完全是人民，他相继在波旁王朝和大革命时期充当军官，但是他对
哪一个政权都没有衷心拥戴过。而他后来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正在于此，
因为他可以完全轻易地处于超党派的地位，并以民族统一的恢复者的面貌出
现。但是，无论在旧制度下，或者在新政权中，他都没有汲取出可供他作为
规范和限度的原则。他不象黎歇留③那样受效忠王朝原则的约制，这种原则
使黎歇留把个人意志从属于君主利益；波拿巴也不受公民美德原则的约制，
这种原则要求他献身为民族服务。
他是崛起于行伍之间的战士，是启蒙哲学家的第子，因此他痛恨封建制
度、社会的不平等、宗教的不容忍；他认为开明专制能够调协政府威权和政
治与社会改革，他自己就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开明专制君主，并且是开明专
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属于法国大革命的人物。然而，
他的极端个人主义从来没有接受民主，他屏弃了使革命理想主义生气勃勃的
十八世纪的伟大希望，即将来总有一天，人类文明会发展到使人类成为自己
的主人。他没有象其他人那样，为了顾虑自身安全而变得小心谨慎，因为，
用一句通俗的说法，他已经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梦寐以求的只是通过英
雄壮举与冒险行动而成就英名伟绩。还有道德约制问题；但是，在精神生活
中，他与别人毫无共同之点；虽然他深知别人的情感，并巧妙地利用这些情
感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可是他只留意那些能使人听他使唤的情感，却诋毁一
切能激励人们牺牲精神的高尚情操：宗教信仰、公民美德、热爱自由等，因
为他感到这些高尚情操对他个人企图构成障碍。这并不是说他对这些情操格
格不入，至少在他青年时代尚非如此，因为这些情操能自然而然地导致轰轰
烈烈的事业；但是以后环境变了，使他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 闭目塞听，
高高在上。在权力欲支配下的既庄严又可怕的孤立中，准则限度毫无意义。
“空论家”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没有察觉他身上的浪漫主义的冲动。能
够遏制他这种冲动的唯一办法也许就是把他置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之下，让
他在一个从属的地位上为国效劳。但是雾月党人在把他推上最高权力的地位
时，恰恰就已放弃了一切这类防患未然的机会。
第二编 内安法国 外和欧洲
（1799—180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