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与和平已使波拿巴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他利用了这一时机更加增强
自己的权力，并继续推行个人的政策。正因为对他的功绩感到满意，全国才
愿意跟他走；但是，正当和平的局面有利于恢复自由的时刻，他却加强了独
裁统治，因此全国不免出现遗憾和焦虑不安的情绪。无论如何，反抗增加了，
只有依靠重新使用武力，波拿巴才能够镇压这些反抗。
一、共和九年的危机
波拿巴出发去意大利之后，法国全国上下忧心忡忡。他的战败可能会引
起外国军队的入侵，而且肯定会引起新的骚乱，因为从共和七年收获季节以
来面包价格再度上涨；在图卢茲一次骚动期间，群众强迫限制粮价。在巴黎
交易所，价格正在跌落。马伦哥战役胜利的消息象魔术般地使舆论又平息下
来，同时使波拿巴的威望扶摇直上。波拿巴重视报纸的威力并善于利用新闻
工作，他从来没有放松过为自己制造舆论。在他的心目中，自豪和抱负会自
然地把真相变成传说。他出版了一份《后备军通报》，这份通报和《政府通
报》及其它半官方的报纸都把整个战役的荣誉归之于他个人。莫罗在霍恩林
登战役获胜的消息来得太迟了，不能减弱波拿巴的威望；除此之外，他还想
方设法压制这次战役胜利的影响。由于运气比天才更能迷惑人，并使人产生
某种迷信的敬畏，所以，倘若人们知道了马伦哥战役的真相的话，波拿巴的
名声必定会更加响亮。马伦哥的赌博并没有减低那个曾两次奇迹般地逃过了
英国巡洋舰的人的声望。
与此同时，波拿巴在听到他不在法国期间的议论和正在策划的阴谋之后
就赶紧返回巴黎。1800 年7 月2 日，他进了巴黎城。内心忿懑不平，非常怨
恨他的左右亲信，对那些曾想伺机取代他的将军们充满敌意的猜疑：而现在
紧张的努力松弛下来，危险已成过去，这次冒险的悲剧性一面使他深深感到
自己的地位是如何脆弱，因此他又充满着浪漫主义情调的感伤。但是，类似
的感想从来只能使他心情郁郁而意志更坚。他毫不迟疑地利用了他的政敌陷
入一片混乱的时机。
保王党立刻土崩瓦解。他们发动叛乱的种种准备，只剩下了几伙盗匪。
威克姆溜回到英国，设在奥格斯堡的王党机关作鸟兽散；该机关某些成员妄
图在拜罗伊特重新纠集起来，但是富歇命令普鲁士警察把他们逮捕入狱。英
国中断了对它所雇佣的孔德亲王军队的资助，并且解散了这个队伍。1800 年
9 月7 日，波拿巴终于答复了路易十八：“您不应该再期望回到法国来，如
果您要回来，就非踏过十万死尸不可。”这位国王从米塔瓦被驱逐之后，躲
在华沙，后来又从华沙到了英国。波拿巴和保王党之间彻底决裂了。
共和派也很清楚，波拿巴的胜利会给他们钉上枷锁。在波拿巴的左右亲
信中，有许多曾盼望他阵亡或垮台的人，现在他们变得更加热切地向他建
议，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必须重建世袭君主政体，以使他的权位具有原先缺
乏的稳定性。他们之中最积极的是罗德雷和斐扬派，这些人虽然已经归附了
共和国，但是他们骨子里还是君主主义者。塔列朗自然是支持他们的。一贯
狂妄的吕西安·波拿巴抛出了一本题为《恺撒、克伦威尔与波拿巴之间的对
比》的小册子，首先说出了其它人不敢说的话。这本小册子可能是他叫丰塔
内写的。第一执政一回到法国就指派丰塔内在华盛顿逝世时发表一篇悼辞，
他从此官运亨通，更不必提他已是埃利莎·波拿巴的情夫了。但是，所有这
类活动都遭到了反对。富歇虽然同各界各派都有联系，甚至在圣热尔曼郊区
也因他的秘密效劳而博得好感，但他仍被看成是一个左派的领袖。这不是没
有充分理由的。的确，他是一个对人不抱任何幻想的怀疑论者，爱钱贪权，
总是首先为自己打算。但是他留恋自己革命历史的程度比人们想像的要大得
多。首先，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精力旺盛而又沉着果断；他对恐怖镇压
的爱好，虽然是审慎而有节制的，但却也是非常自然地适应他那警务部长职
务的需要的。其次，他真诚地愿意尽其力所能及拯救法国革命的成果、并且
阻止旧贵族重掌国家大政。最后，特别是他具有一种炽热性格，隐藏在恬静
外貌下面，这种外貌掩护住他好讥评时政的习惯，尖酸刻薄的谈吐，和对充
当国民公会特派员时期的眷恋，当时他也曾以至高无上的人民的名义发号施
令。波拿巴重视他的才能，但却对他心怀疑惧，他始终感到，富歇随时可能
会闹独立性。在1804 年以前，富歇对那些君主政体的计划都一直持敌视态
度。他在波拿巴的家族中找到了支持。没有生下子嗣的约瑟芬担心世袭的王
位继承制会导致离婚。波拿巴对自己家族的贪得无厌很不满；如果情况迫使
他从自己的兄弟中间挑选继承人的话，他准备迎接一场大风暴。此外，他也
不打算勉强从事，并且认为，这时有关君主政体的种种谈论都为时过早：和
约还未缔结，国家的改革尚待完成，最后，议会各院还没有驯服。因此吕西
安遭到贬黜，他的内政部长职务移交给夏普塔尔，而他受命出任大使。
尽管如此，波拿巴仍然在伺机增强自己的权力。几起谋反案给他提供了
这样一个机会。这仍然是马伦哥战役胜利的一个后果：那次战役之后，雅各
宾派和保王党失去了一切希望，其中有些亡命之徒试图采取暗杀手段。从共
和八年底及其后不久，相继破获了三起雅各宾派的阴谋：9 月14 日，逮捕了
三个人；接着又在10 月10 日逮捕了阿雷纳、托皮诺-勒布伦和其他二人；
最后，在11 月8 日，又逮捕了谢瓦利埃和一名共谋嫌疑犯。这些阴谋真实
与否却一直是成问题的。第二起阴谋似乎是背着富歇破获的，富歇觉察到自
己处境危险，于是就大事宣扬第三起阴谋。正当政府在制定一项放逐雅各宾
派的计划时，保王党粉墨登场了，这就大大地方便了这项工作的进行。6 月
卡杜达尔从布列塔尼派了几个舒安分子到巴黎去组织一次运动。跟踪他们的
警察只逮捕到其中某个马尔加德尔的小贵族，并把他枪毙了。圣雷让、利莫
埃朗和卡邦三名阴谋分子竟制造了一颗定时炸弹。12 月24 日晚，在波拿巴
到歌剧院途中，这颗炸弹在圣尼凯斯大街爆炸了，当时有二十二人死亡，五
十六人受伤，但是波拿巴却安然无恙。在当时的舆论中，人们自然只能一致
认为“此事是雅各宾派干的”。日益接近帝位的波拿巴尤其痛恨这些“弑君
者”，他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12 月25 日，当议会各院祝贺他幸免于难时，
他高声怒咒“那些败坏共和国声誉、并用各种过激手段，特别是他们在九月
事件中①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用类似的手段来毁坏自由事业的人。”12 月26
日，波拿巴在参政院宣称：“血是必须流的”。事实上，稍后在1801 年1
月13 日、20 日和31 日，早先已被逮捕起诉的雅各宾派不是被枪杀就是被送
上了断头台。
然而，主要的结果还是，对雅各宾派的大规模逮捕，接着又未加审讯就
流放了他们。从谋杀波拿巴那天夜里起，富歇确实一直把责任归咎于“英国
金币”——他确实知道谁是真正的罪犯。利莫埃朗被耶稣会会士克洛里维埃
尔和尚皮翁·德·西塞的姐妹窝藏起来，因而得以逃脱，后来他成了一名神
甫，而卡邦则于1 月8 日被捕，圣雷让于1 月28 日被捕。但是已太迟了，
何况，波拿巴也不愿改变他的既定目标。参政院拒绝对放逐表态，它声言这
是一个“政府措施”。1 月5 日又作为“有助于维护宪法的一项措施”提请
元老院批准这一行动，在一百三十名被放逐的人中有舒迪厄①和两名前议员
塔洛和德特雷姆，波拿巴一直没有饶恕他们在雾月19 日所进行的激烈抗议。
其中还有一些著名的革命家，如被称为“美国人”的富尼埃、罗西尼奥尔和
勒佩尔蒂埃。富歇用拖延时间的方法从中救出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二十六
人直到1804 年才被送往圭亚那、六十八人在1801 年以后被运往塞舌尔群
岛；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流放中死去。此外，其他的共和党人大批受到监视。
同时，富歇也逮捕了大约一百名保王党人，有的被判刑坐牢，有的未经审判
就拘留起来。至于卡邦和圣雷让终于受到审讯，并于4 月21 日被送上了断
头台。这样，波拿巴主义的恐怖再次打击了左派和右派。“这是他从未背离
过的唯一的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斯塔埃尔夫人写道，“这样他就以
拉此打彼的手段在那些人中结交了朋友。”这一回左派成了打击的主要目
标，可以说左派因此被彻底粉碎了。但是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雅各宾派。议
会各院没有被召集起来就放逐法令进行投票，因为不能绝对肯定它们是否会
接受这一法令。所以，波拿巴于12 月26 日宣称，“玄学家是造成我们一切
麻烦的一类人。”十分明显地构成了对议会的威胁。此后，他又转求之元老
院。作为“宪法保护者”的元老院却暗中赋予自己违犯宪法和更有理由的修
改宪法的权利。结果，第一个“元老院决议案”在共和九年雪月十三日（1801
年1 月5 日）通过。这些元老院决议案使波拿巴有可能不需要议会其他各院
在法律上的赞助就可以亲自立法，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修改共和八
年宪法，而这部宪法没有规定任何修宪的程序。
1800 年11 月间及其以后，在放逐雅各宾派的同时，波拿巴已在考虑采
取某些镇压措施，这些措施虽然不那么令人注目，但对全国总的形势产生了
更大的影响。在他看来，问题就是要一举平息舒安分子的暴乱和制止抢劫。
煽动起舒安分子暴乱的卡杜达尔那时正出没于布列塔尼一带的农村，虽然不
断地遭到追捕，但是他却一直未被捕获。由于保王党人布尔蒙的帮忙，富歇
终于成功地收买了卷入舒安分子暴乱的某些人，这些人奉命杀掉卡杜达尔或
者把他交给警察。但是，布列塔尼的保王党有一个钻进政府各部的十分活跃
的反警务的组织，因此，当两个名叫贝克德里厄弗尔和迪夏泰利埃的舒安分
子叛徒被指派去杀害他们的头头时，卡杜达尔就得以先把他们逮捕处死，可
能是伊尔-维兰郡的郡守博里亲自出卖了迪夏泰利埃。舒安分子的猖狂激怒
了波拿巴。1800 年9 月23 日，安德尔卢瓦尔的前郡守、元老院议员、国有
产业的重要购买人克莱芒·德·里斯在他的歇尔河上的阿泽别墅里被绑架
了，同时在11 月19 日，菲尼斯太尔郡的主教奥德利安被暗杀了。运送国库
基金的车队不断遭到匪帮的袭击和抢劫。象在共和八年一样，波拿巴又采用
了严峻措施。共和九年花月18 日（1801 年5 月8 日），派出了由贝尔纳多
特率领的、并带有军事法庭的三个纵队。扫荡进展得很迅速。到年底，卡杜
达尔返回了英国。即使如此，仍然有分散各地的舒安分子残存下来。除了少
数死心塌地的人之外，大多数是把叛乱视为谋生手段的社会渣滓。
不管盗匪是假借宗教的或是国王的名义，这些人几乎到处都有。当然，
他们不只限于在山区，如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有“巴尔贝”①在搞走私买
卖，就是象诺尔和博司这样富饶的地方也出现了盗匪。他们用火刑折磨遭难
者勒索金钱，所以人们通常称他们为“火夫”。这并不是新现象；农村人口
中有很多是一年里有部分时间失业的零散工和依靠自己的微薄收成不能维
生的农民，尤其在歉收年份更是如此。农村中总是有成群结队的乞丐和游
民，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不法之徒。战争和国内动乱造
成经济失调与乡间警政瓦解，使这种灾难更大大恶化了。农民比城市居民更
加看重治安问题，因为他们一般更容易遭遇危险。既然治安是正常的和有成
果的劳动的首要条件，因而，对于全国来说再没有比恢复治安更为有益的事
业了。所以波拿巴的威望将因此大大提高，就象当年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一
样。
困难不只是在要抓到强盗，都是让军队增援宪兵队就能办到的事，而是
在于能做到依法判处他们。证人和陪审员都知道他们是易于遭到报复的，因
此有些人保持沉默，另一些人从宽发落罪犯。共和八年，许多轻罪案件已改
送法庭判处，并且已授权郡守监督遴选陪审员，而这个权力原属治安法官行
使。但是效果却仍旧微不足道；何况镇压的迟缓至少部分地削弱了镇压的效
果。在类似情况下，旧制度下王国政府曾借助于一种特殊的审判制度即“宪
警法庭”简化手续就地判决正法：“拿获即刻绞死”。波拿巴也求助于一种
非常手段，在西部、普罗旺斯和来因地区已设立军事法庭，他丝毫没有要废
除这些法庭的意图。然而，他也愿意以永久而正规的形式恢复旧制度的简易
的镇压办法。
这就是共和九年雨月十八日（1801 年2 月7 日）法律的目的。这项法律
授权政府在波拿巴认为适当的郡（他选定了三十二个郡）里，各设一个特别
刑事法庭，由一名庭长、两名普通刑事法庭法官和另外五人（三个军官和两
个文官）组成；这些人都由第一执政任命。他们对无业游民、积犯、与诸如
此类人犯，以及大批惯盗犯罪如夜盗、路劫、凶杀、纵火、伪造货币、煽动
性集会、非法携带武器等进行终审判决，不得上诉，也不得要求重审。次年，
共和十年花月23 日（1802 年5 月13 日），在每个郡都设立了另一个特别法
庭审理欺诈罪，但是在没有特别刑事法庭的郡里，这个法庭也可以审理多种
盗匪案。此外，共和十一年葡月26 日（1803 年10 月18 日），根据一项元
老院决议案，许多郡停止实行陪审制度；这样就使刑事法庭的法官实际上构
成一种特别法庭，虽然还没有军官干预。总之，由于这些特别法庭一直保持
到他垮台为止，波拿巴在法国的大部分地方都废除了陪审制度。由于特别法
庭现在委任他们当中的一名成员进行预审，所以根据同一理由也就废除了起
诉陪审团。最后，在还存在着正规的司法制度的地方，由于检察官职务的变
化及诉讼程序的改革，司法制度也都加强起来。共和九年雨月7 日（1801 年
1 月27 日）“保安法官”代替了初审法庭中的政府专员，其任务是起草公诉
状；预审部分地变成了秘密的预审，证人在被告不在场时作证。原告和证人
不出庭，目的是为了避免遭到匪帮的报复，因此起诉陪审团就只得根据书面
证据来作出决定。
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波拿巴已成功地在农村
迅速地恢复了井然的秩序。不管他怎样考虑，制止行乞和流浪并不是他力所
能及的。即使是名符其实的盗匪也经过长时间之后才镇压下去。在来因地
区，法国政府好不容易才逮捕到申德尔汉内斯——一个真正的“卡图什”，
①当地居民相当喜欢他，因为他特别喜欢袭击犹太人。尽管如此，但到了帝
国的初年，情况已经无疑地大有好转。既然特别法庭不是用来达到政治目的
的，它们触动的只是社会上的坏人和犯罪者，因此这种法庭没有遭到公众舆
论的谴责。至于说到政治嫌疑犯，波拿巴通常用军事法庭来对付他们。新的
司法改革不仅严惩了职业罪犯，还可以用来阻止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被迫走
上暴乱的道路，象在1789 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良善之辈”守法的公民
不加区别地看待饥饿的暴民和罪犯，而共和九年的法律也是如此。这肯定是
波拿巴所期望的，因为，据夏普塔尔说，他最害怕的是饥饿暴动。
在放逐雅各宾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建立特别法庭，这引起了议会各院中
共和派的极大不安。保民院的辩论很激烈；立法院投票的结果是一百九十二
票赞成，八十八票反对。对波拿巴不再抱任何幻想的共和派没有放过这一表
示抗议的机会。尽管如此，还必须给他们以公正的评价：这些新贵名流赞成
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不是一个武断专横的政府，在他们看来，这些非常措
施在执政府时代并不比在山岳派统治下的国民公会时代更符合原则。然而波
拿巴不愿受任何原则的约束，甚至不受宪法的约束。共和十年他在参政院发
表演讲时直截了当地说，“一部宪法决不应妨碍政府进行工作，也决不应逼
得政府去违犯它..每一天都不得不违犯成文法，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不这
样就不能前进。”“政府诚然不应是暴虐的..；但是它不可能不采取某些
专断的行动。”简而言之，宪法只是为开明专制点缀门面而已。保民院的辩
论也激起了波拿巴的愤怒。“在保民院中有一打或十五个只适宜扔到水里去
的玄学家。他们是我衣服上的虱子。我是军人，是大革命的儿子，我决不容
忍把我当成一个国王那样来侮辱。”于是，共和九年的危机导致波拿巴与捧
他上台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之间的决裂。但是现在，波拿巴想要他们批准教务
专约，而在他所有的重大措施中，他们最不赞成的恰恰就是这个教务专约。
这个议会反对派是自己委任的，因此在全国得不到支持。各个利益集团
得到了满足，而且，和平和社会秩序的改善有利于商业的复兴。一家新的发
行钞票的银行在巴黎创办起来，这就是通称为“雅巴银行”的商业银行。法
兰西银行和它的竞争者所发行的钞票使得投机商能够把硬币拨到外地，从而
能在外地刺激经济发展。连年歉收引起了农产品价格空前上涨，这就提高了
有土地的农民或佃农的购买力。在经历过督政府时期那样令人不满的通货收
缩之后，这些人当然喜欢这一意外之财；他们感激第一执政，因为他表现出
非常关注国家产品的产量，并且极力鼓励生产。国家财政状况也有显著的改
善。军事征服有助于减轻预算的重担，因为法国军队现在能够在国外取得给
养。租税在定期征收，共和十年的预算实际上表明，收支相抵还略有节余。
在大城市中，城市通行税正在逐渐取代私人动产税，这就使得富人非常满
意。至于地产税，政府正在研究在各公社之间确保较为公平地分配负担的方
法。后来在共和十一年，每个郡里都有一些公社着手进行了可耕地面积的测
量登记和净产量的估价工作。
国库的情况仍然引起人们的关切。共和十年热月30 日（1802 年8 月18
日），政府企图通过创办一个一般税收专员的办事处或联合会，而在国库部
的工作中取消某些中间包税人，目的就是要迫使一般税收专员贴现他们自己
的证券；但这一尝试失败了。票据继续在跌价中销售。然而，对于国民来说，
主要问题是清算了债务。如同在督政府时期那样，清算债务是靠宣布破产来
完成的。1797 年发行的大大贬值了的“三分之二”公债券，如果人们不愿意
象以前一样拿来偿付购买国有产业，则可以随意以票面价值的二十分之一兑
换成带有百分之五利息的政府统一公债。共和六年发行的公债和拖欠的债务
非常缓慢地分别按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五的利息整理合并进政府公债中去。但
持券人仍然很高兴，因为共和九年风月30 日（1801 年3 月21 日）的法令起
码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结果在共和八年底的恢复最
少对工资收入者和公务人员用现金支付薪水和年金。对于国家军需供应商，
波拿巴高兴的时候就付给他们现钱。
这并不是说，对法国财政方面的信心很足。尽管还债金库采取了措施，
但证券交易所中的政府公债的市价仍然很疲软。亚眠和约签订之后，利息百
分之五的法国政府统一公债的市价为四十八至五十三法郎，而利息为百分之
三的统一公债在英国市价却在六十六至七十九法郎之间波动。但是，如果资
产阶级感到自己可能被一次新危机所摆布的话，它是不愿意给波拿巴制造困
难，从而促使这场危机早日爆发的。遭受痛苦的只是平民各阶级。共和八年
收获之后，在巴黎，一个四磅重的面包价格上涨到十三苏。到了1801 年，
所有的食品都涨了价，因而也减弱了吕内维尔和约所带来的快乐情绪。共和
十一年的收成相当可怜，甚至在大面积耕作的地区情况也是如此。那年冬
季，在巴黎，面包上涨到十八苏，在小城镇和乡间，每磅面包涨到七苏——
和英国的面包价格相同。不再能出口粮食的布列塔尼的面包没有涨价，这是
唯一的例外。
为了应付危机，波拿巴转而采取了旧制度曾用过的办法。警察厅长又重
新把面包商组织成行会共同负责，而且强迫他们建立储备谷仓。这一措施的
结果使许多小面包铺破产消失了。1801 年11 月17 日，政府授命夏普塔尔从
国外购买粮食，但由于政府短缺钱财，因此就又一次要求助于银行家：五名
银行家负责每月要弄到五万公担粮食，结果还是不够。共和十年花月，波拿
巴起用了曾遭贬黜的乌弗拉尔。结果保证了巴黎的供应，面包价格保持在十
八苏。这样做就得需要供应一百多万公担粮食，要化费二千二百多万法郎；
由于粮食按低价卖出，使国家亏损一千五百五十万法郎。首都以外的地方又
出现司空见惯的现象：乞丐成群结队，农民受到煽动，纵火案四起，市场经
常发生骚乱。虽然面包比1789 年还要贵些，但是这次动乱没有造成威胁性
的形势，这是由于没有同时发生政治的和社会的骚动，同时也由于刚刚实行
了加强镇压措施：共和九年雨月18 日法律已产生效果。不管怎样，民众的
骚动只能会促使有产者更加依附于波拿巴：他变成了社会的捍卫者。危机在
共和十年的夏季达到了顶点，这正是波拿巴准备改任终身执政的时刻，这场
危机大大有助于他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教务专约
然而，为了使社会秩序完全恢复，关键问题始终是要在国内解除反革命
的武装，波拿巴很久以来就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罗马天主教会和解。
那些顽抗派教士仍然是难对付的。执政们的一个特派专员从伊尔-维兰郡的
雷东写道：“不能指望与拒绝宣誓的教士和解。”假如宗教和国家一直保持
分离的话，他们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罗马天主教徒们是不会承认国家与宗
教分离或信仰自由的；他们充其量只会接受宗教容忍，交换条件是要给他们
一种特权地位；只有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才会同意解除武装，起码暂时会
如此。于是，波拿巴决定做到这一点。共和八年热月30 日（1800 年8 月17
日）波拿巴在罗德雷面前斥责有些人“认为，只要神甫保持沉默，就应把他
们扔在一边，不去搭理他们，如果他们捣乱，就把他们逮捕起来。这就好象
是说：“有些人在你的房屋周围举着火把，你别管他们，假如他们放火，就
逮捕他们’。”那么该怎么办呢？“用照顾他们的利益的办法，把他们的首
领争取过来”，而首要的是选择好这些为首的人。波拿巴稍后对蒂博多说，
“由英国收买的五十个亡命的主教现在管理着法国的僧侣。必须消除他们的
影响；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罗马教皇的权威。”这就是要签订教务专约
的基本理由。
象路易十四曾经想要做的那样，要请求罗马教皇免去法国一些主教的职
务，就等于是给法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即教会的“高卢主义”①一个致命
的打击。这个传统与波拿巴毫不相干，他唯一关心的是君权的“高卢主义”。
唯一可能触动波拿巴的是蒂博多提出反对的话，“你永远无法使他们真心诚
意地拥护革命。”波拿巴是藐视这一判断的。象曾寻求罗马教会协助的其他
人一样，他相信自己强大到足以把罗马教会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使保王党人失去僧侣的支持，从而削弱保王党人，这还不是教务专约带
来的唯一好处。在新并入法国的地区，尤其是在比利时和来因地区，虽然并
不关心波旁王朝的事业，但是当地僧侣是否效忠法国仍然关系重大，因为这
些地区从来没有组成独立的国家，居民主要是服从神甫；因此，如果要使这
些地区的居民归顺法国，最好先争取僧侣。其次，波拿巴还注意到，即使在
拥护法国革命的人士中，也有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仍然依恋传统宗教，并且
对教会的分裂深感遗憾。如果有人能办到使天主教会同1789 年的原则实现
和解，那怕是表面上的和解，他们对这个人该是何等感激？哪个购买教会产
业的人，当他听到僧侣永远不再要求他归还这些产业时，能不感到高兴呢？
波拿巴也指望将来会获得另一种好处。他希望把贵族和反对革命的资产
阶级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因此他也不能忽视宗教复兴对他们的影响。1801 年
初，德尔皮什神甫创立了圣母修道会，后来名声很大，象马蒂厄·德·蒙莫
朗西和他的兄弟，以及拉埃内克②这样的著名人士很快加入了该会。慈善性
质的圣会又重新出现了；夏普塔尔在巴黎和某些郡守，象贝藏松的德·布里
都自愿赞助这些组织。宗教又在社会上受到尊重，文学作品抓住了这一主
题。有些作家乐于恢复写宗教主题，并很重视用它来左右文化界的风尚。自
诩为“教会之母”的让利斯夫人正在创作大量的宣传德行小说；觉察到这种
趋势的夏托勃里昂正在写他的《基督教的真髓》一书，这本书后来在庆祝教
务专约签订的1802 年复活节感恩颂典前夕出版了，它以其美学价值来证明
天主教的真理。象丰塔内那样有政治头脑的一些作家则看得更远些，他们认
为，恢复宗教有其社会意义：宗教必然能维护新的等级制度。既然波拿巴正
是要巩固这一等级制度，因而他完全赞同他们的看法。他对罗德雷说过，①
以后又对莫莱重复过：
“没有财产的不平等，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宗教，就不能保持财产
的不平等。当一个人饿得要死，身旁却有另一个人饱得要吐的时候，他是不
能忍受这种差别的，除非有一个权威对他说：上帝的意志就是这样，这个世
界上必须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在来生和在永生中，贫富之分将完全不
同。”
除此以外，丰塔内机敏地看出，政府也将从一项协议中得到好处。1801
年4 月18 日，他写给吕西安的信中说：“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
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可以既迫使他们就范，又利用他们..你可
以嘲笑占卜师，但是最好还是同他们一道吃献祭的小鸡。”
虽然争取罗马教皇似乎还不是最困难的工作，但要完成这一任务却也不
容易。1800 年6 月25 日波拿巴路过维切利时向马蒂尼安尼主教提出一些建
议，由他转达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和他的前任不同，他不是好斗的，而是个
温文尔雅，并且有些意志薄弱的人。在与法国革命讲和的问题上，特别是在
要抛弃那些自称为教皇做出了牺牲的主教的问题上，他仍然犹豫不决；而且
他也还要冒疏远路易十八和天主教各国的危险。1800 年8 月，那些不赞成同
法国革命和解的红衣主教宣称，对宪法的忠诚宣誓是非法的。这是庇护六世
从来也不敢做的一项决定，而庇护七世却谨慎地不动声色。另一方面，要拒
绝对天主教会，同时也对教皇国如此有利的一项提议，看来也是不可能的。
这后一种考虑的确是权衡得很重的。首先，法国军队仍然能到罗马来，庇护
七世既不信任占领着他的首都的那不勒斯人，也不信任仍然占据教皇属地的
奥国人。其次，通过免除法国主教的职务，罗马教皇就有权任免“高卢主义”
僧侣，这项权利是法国从来不肯承认的。
波拿巴事先答应了这一点之后，教皇首先以充分的理由提出要求恢复罗
马天主教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红衣主教斯皮纳带着指示被派往巴黎。
11 月6 日到达后，他就立即会见了波拿巴的谈判代表贝尼埃。贝尼埃原是旺
代乱党的宗教首领，他刚刚投诚到波拿巴的阵营里来，一心指望成为巴黎的
大主教和被提拔为红衣主教。法国的方案中自然没有提到国教，但由于斯皮
纳的坚持，贝尼埃让步了，而波拿巴也没有从中看出什么害处。这是出于误
会，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波拿巴也缺乏法律上明确的概念；他把罗马天主
教称为国教或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只是想要给教会一笔拨款，并给它超于其
它教派之上的特权地位。塔列朗和奥特里夫使波拿巴认清了问题，他们指出
这样会毁掉信仰自由和国家世俗化这些基本的革命成果。从此以后，波拿巴
就只承认罗马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信仰的宗教，这是他毫不动摇的立场。
争论的另一点是主教们的辞职问题；尽管教皇小心谨慎，但是这问题牵涉到
他的利益太大，以致斯皮纳最后也没作出让步。谈判之所以拖延下去，是因
为罗马教廷在等待着战争的结果；当法军占领了教皇各属地和罗马本身的时
候，教皇只好让步。1801 年2 月末，谈判的速度加快了，波拿巴派卡考尔到
罗马去催促此事。由于罗马教廷拖延答复，5 月19 日，波拿巴指示卡考尔，
要求对方无保留地接受法国的条件，如果对方拒绝，就中止谈判。庇护七世
刚刚写好一封信，建议做某些修正；但是卡考尔自作主张，在返回巴黎时把
罗马教皇的国务卿红衣主教孔萨尔维带往巴黎。6 月2 日到达后，孔萨尔维
就开始逐条力争，但终于在1801 年7 月16 日早晨两点钟最后签订了教务专
约。
根据教务专约，罗马天主教被宣布为大多数法国人同时也是执政官们信
奉的宗教，假如一个非天主教徒继任政府首脑，就必须另行谈判。宗教仪式
可公开举行，但应遵守世俗政府为保证公共安宁而制订的必要的规章。国家
支付主教和教区神甫的薪给，后者的人数应相当治安法官的人数。①国家允
许恢复大教堂圣职会和主教管区的修道院，但是不给他们捐助资金；国家还
许可天主教徒捐款成立基金会。教皇答应劝告顽抗派主教放弃教职，如不能
做到，就免除其教职。波拿巴也应对宪政派主教提出同样的要求，这样来结
束教会的分裂。和约没有提及修道会，因而，它们仍然无保留地处在教皇的
直接管辖下。根据1695 年敕令的精神，主教的权力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
有权指定教区神甫和下属人员，这是主教在旧制度下未曾拥有过的权力。作
为交换条件，波拿巴获得了一个由他挑选的新主教团、教士的忠诚宣誓、在
礼拜仪式结束时为共和国做祈祷，教会答应不再要求收回已出售的教产，以
及重新划定主教管区。主教由第一执政提名，而由教皇授予圣职。就波拿巴
来说，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通过控制主教，他就会控制他们的教
士，由于害怕顽抗派教士难以驾驭，他宁可把教区的教士置于主教团的监管
之下，而不愿意亲自监视他们。至于那些隐修院的修士，他打算容忍他们，
但是要限制在对他有利的范围之内。
罗马教皇批准了教务专约，并派卡普拉拉红衣主教作为他的使节到巴黎
去监督专约细节的实施；10 月7 日，波拿巴委派参政院参政官波塔利斯担任
宗教部督导官。此人既是个高度虔诚的信徒又具有“高卢主义”思想，但他
不久就作了很多的让步。在1801 年曾经举行过一次宗教会议的宪政派主教
没有反抗地顺从了，尽管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代表格雷古瓦对教务专约提出了
严厉的批评。而顽抗派主教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八十二名主教中有三十六名
拒绝顺从，在新并入法国的领土上的十三名主教中有一名也不服从教务专
约。这些顽抗的主教抗议剥夺他们教职，他们的一些信徒仍跟着他们走。结
果，在很多主教管区里，反对教务专约的教派继续存在着，并延续至今，这
就是所谓的“小教会”，虽然他们的信徒从来不是很多。尽管存在着反对派，
但还是很快就准备出了一份新主教名单。由于教务专约没有为宪政派主教保
留任何职位，所以罗马声言拒绝为他们授职，由于波拿巴毫不动摇的决心，
才迫使教皇同意对十二名前宪政派主教的任命。在这十二名中间，竟然没有
格雷古瓦。十六名已经递上辞呈的前顽抗派主教也被任命了，其中包括埃克
斯的尚皮翁·德·西塞，图尔的布瓦热兰和波尔多的达维奥。除此之外，又
增加了大部分从接受教务专约的神甫中提升的三十二名新主教。由于卡普拉
拉坚持要新任命的前宪政派主教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他们拒绝认错，于是整
个安排在最后一刻又陷入了危机之中。代表法国政府谈判的贝尼埃用模棱两
可的办法解决了问题，这是1668 年为调解教皇和詹森教派①的高级教士之
间的争端所用过的办法：他只是让卡普拉拉相信，分裂派已经发表令人满意
的口头声明。应该补充提一下，这个十分圆滑的人物所得到的报赏只是奥尔
良主教的职位。
现在留下的问题是要议会各院批准这一和约。参政院公然表示反对，10
月12 日的会议是非常激烈的。波拿巴刚刚禁止了敬神博爱教的集会，这是
很难平息人心的。11 月22 日，立法院选举了反宗教的《宗教的起源》一书
的作者迪皮伊为主席；11 月30 日，元老院选择宪政派主教格雷古瓦填补空
缺。在保民院中，几乎一致地反对教务专约；沃尔内遭到波拿巴一场有名的
责骂。政府中的反对派找到了两个机会来表示他们的激怒：一个是与俄国订
立的和约，他们严厉地批评了这一和约，因为和约提的是“法国的臣民”而
不是“法国的公民”；另一个是《民法典》，除了关于户籍的标题外（因为
它明显地排斥任何国教），他们于12 月28 日否决了《民法典》开头的一些
标题。至于军队的情绪，那是一清二楚的；7 月20 日，即教务专约签订的第
二天，富歇指示要搜捕那些不接受教务专约的教士；波拿巴不得不让他撤回
这个命令。看来，教务专约肯定要遭到挫折。
塔列朗建议对反对派作一些让步，办法是，在实施教务专约时必需制订
一些补充规章。因此，政府公布了“天主教组织条款”作为教务专约的补充，
事先没有通知罗马教皇，教皇也不敢提出抗议。这些条例使“高卢主义”成
为国家的法律：它规定修道院要讲授1682 年的宣言；教皇圣谕的公布、主
教会议的召开、教士圣职的授任、修道院的创办以及教义问答的编撰等等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