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军事历史 > 《拿破仑时代》作者:[法]乔治·勒费弗尔【完结】 > 《拿破仑时代》@txtnovel.com.txt

第二章 1809 年的战争

作者:法-乔治·勒费弗尔 当前章节:15385 字 更新时间:2026-6-4 18:32

1809 年的战争是西班牙起义的自然后果。大军撤离德意志唤起了奥地利

的希望,并驱使它去冒险。西班牙人的榜样燃起了德意志人的浪漫主义激情,

这种激情促进了危机的发展。拿破仑感到事出意外,只得仓猝组成一支新军,

这支新军好不容易才赢得了胜利。瓦格拉姆战役的胜利似乎恢复了大陆体

系,但是,法俄联盟由于未能消弭这次对帝国的新的攻击,注定要瓦解了。

一、德意志的觉醒

自从十九世纪初年以来,德意志的思想界越来越沉溺于浪漫的神秘主

义。冷静而沉着的歌德,尽管在1805 年席勒死后极度孤立,却仍然自信不移。

曾在耶拿和柏林聚首的朋友们风流云散,诺瓦利又与世长辞,思想界活动中

心转移到海得尔堡,第二代浪漫主义者主要的首脑聚集在该地神话注释学者

克罗策尔的周围。这些人物中有:原籍意大利的一个来因地区商人的儿子克

莱门斯·勃伦塔诺、普鲁士容克阿希姆·冯·阿尼姆、前者的妹妹和后者的

妻子蓓蒂娜·勃伦塔诺,以及法国亡命者的后裔拉·莫特富凯等;戈雷斯在

科布伦茨任教后,终于也同他们会聚在一起;他们跟蒂克有联系、跟在科隆

力图恢复中世纪艺术研究的布瓦塞雷兄弟有联系,也跟在卡塞尔的两位图书

馆馆员雅各布与威廉·格林兄弟有联系。当时,这一派思潮风行一时,这有

利于越来越沉缅于神秘象征主义的谢林;而费希特则与谢林相反,他煞费苦

心地捍卫着自己的声誉。至于黑格尔,他到1806 年才完成他的《精神现象

学》。

神秘主义、复古,以及有时候对切身利益的关切,都迅速地驱使浪漫主

义者转向传统的宗教和反革命。施莱尔马歇重新担任牧师的职务;亚当·米

勒在1805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1808 年,都成了天主教徒。他们都

歌颂“过去美好的时代”,描绘了一幅虚幻的景象,说在那个时代,人们在

贵族的家长式统治下,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蔑视费希特的理智主义,费希

特自己虽和他们断绝了关系,但仍摆脱不了他们的影响;早在1804 年,他在

《知识学基础》第三版中,在“自我”意识之上,重新树立一种需要作出自

我努力的“绝对性”,而排除无条件的自我独立性;同时,在他的《当代基

本特征》中,他将人类历史区分为几个时期,用传教士的说法称之为“无罪

期”、“初罪期”、“全罪期”,最后这一时期标志着人的现状陷入了毫无

节制的个人主义,必须强制把人从这种个人主义中解救出来,以确保“灵魂

的得救”。他无疑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但是,在研究了马基

雅弗利以后,他的性情又倾向于赞赏对外进行征服的英雄的国家,而厌弃启

蒙运动的功利主义理想;随着他的悲观主义的和权力观点的思想日益严重,

他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国家来迫使性本恶的人们遵循“理性”,遵循《知识学

基础》。

德意志浪漫主义就其本身而言,正如奥古斯特·施勒格尔从1801 年到

1804 年在柏林进行教学时所解释的那样,是促进文化领域里爱国主义的一个

强大动力;他抨击古典艺术是崇尚矫揉造作的成果,而浪漫主义则是日耳曼

天才的自然表现,是完全自发性的;他由此得出结论:德意志文明在世界上

占据首要地位。但是,聚集于海得尔堡的浪漫主义者,通过具体研究本国过

去的文学史而产生了更为迅速的影响。作为诗人,这些浪漫主义者并不重视

方式方法,而是以一股好奇的激情去搜集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加以翻译和

改写。1803 年起,蒂克树立了榜样;1805 年和1808 年,勃伦塔诺与阿尼姆

一起出版了他们的著名选集《儿童魔笛》;他们的榜样带动了戈雷斯,他于

1807 年同样从《德意志民间故事集》中选辑了一定数量的故事。《爱情歌手》

从被遗忘中抢救了出来,《尼伯龙根》被译成现代语,加之,拉·莫特富凯

发现了《西格夫里特》,在这个意义上,施泰因能够写道:“正是在海得尔

堡主要燃起了后来赶走法国人的那种德意志火焰。”

这种民族感情虽然如此深厚,却仍然停留在文化方面而不在政治方面;

然而,不止一个迹象表明,它暗中正在演变。法国恢复了专制政体,使得自

由主义者们感到绝望和忿怒;波塞尔特在莫罗被判决后不久就自杀了,施拉

布伦多夫和赖夏特已经开始从事反对拿破仑的写作,贝多芬在《英雄交响乐》

总乐谱中划去了波拿巴的名字;他们谴责法兰西民族背叛了1789 年的原则,

并且宣称它是一个邪恶而又轻浮的民族。1804 年,民族主义情绪的迸发使得

赫德尔的世界主义思想黯然失色,他写了一首颂歌献给日耳曼。普鲁士人并

不是唯一因奥地利的败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消失而感到激动的人民。从1805

年起,阿恩特在他的《时代精神》的第一部分中,表现了他对法国的公开敌

意。作为强制性组织的国家,直到当时一直受到德意志思想家的憎恶,现在

在他们的眼里开始具有了一定的价值,成了共同集体的保护者和个人的教育

者。1802 年,阿恩特在另一部书《日耳曼和欧洲》中肯定,占有自然疆界和

取得海洋自由通道是一个民族自由发展所必需的。费希特从1800 年起,在描

述能使人人都有自由和平等的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认为这种社会只有

采取能自给自养的“闭关国家”的形式才是可能的,因而他认为这种国家有

权建立相当辽阔和相当多样化的领土来满足自己的需要。1805 年,他也转而

指望国家把人从罪孽中解救出来。

然而,这需要1806 年的灾难和法国的占领来加速这种演变,特别是普及

这种演变。这并不是说这种演变是突然的和普遍的运动;耶拿战役以前和耶

拿战役以后一样,如果说不是法国,那么就是拿破仑个人仍拥有一些崇拜者,

例如在柏林的布赫霍尔茨,便是其中之一;此外,约翰·米勒当了热罗姆的

大臣;来比锡大学把一个星座命名为拿破仑;在埃尔富特会晤时,歌德曾会

见拿破仑;黑格尔在耶拿看见过拿破仑,称之为“世界的灵魂”,甚至到1809

年在纽伦堡任教授的时候,他还建议巴伐利亚人采用《民法典》。然而同样

可以肯定的是,从1807 年起有一些德意志民族的知识界首领开始改变调子,

采取挑战的态度,有的颂扬日耳曼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有的自称忠于当地的

王朝;一些迹象表明,在人民群众当中,尤其是在普鲁士,漠不关心的状态

已被忿懑和敌意所取代。某些公开发表的政见是很有名的,如施莱尔马歇在

哈勒和柏林的讲道,这些讲道结果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怀疑;1808 年,阿尼姆

的《隐士报》问世;而最著名的则是费希特1807 年于柏林发表的《对德意志

民族的演说》。

普鲁士的不幸,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突出的反响,他们的出身和事业都

与普鲁士密切相关;同时,一些北德意志人把浪漫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移植到

德累斯顿和维也纳,浪漫主义和民族自豪感正在变为两位一体,不可分割。

亚当·米勒,原籍普鲁士人,改信了天主教,他是根茨的朋友,成功地设法

为根茨在奥地利政府机构里谋得一个职位。1806 年春,亚当·米勒在德累斯

顿开始举行一些有关保证国家生存及维护的原则的讨论会;1807 年他在那里

跟克莱斯特合作出版《太阳神》杂志,其宗旨是“维护德意志科学及艺术”,

奥古斯特·施莱格尔作为斯塔埃尔夫人的儿子的家庭教师在科佩久居之后,

随同这位夫人周游了德意志,他在维也纳获准开讲文学课程,在讲课中,他

表明了比在柏林时更为鲜明尖锐的观点;卡洛琳娜·皮希勒的沙龙则成为一

个传播浪漫主义的中心。

这些文人到处跟主战派建立密切关系。由于不得不小心对付外国人和谨

防政府的猜疑,他们不能号召听众武装起来,而只能继续突出强调说明日耳

曼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特别是费希特,他重新讲述并发展了施莱格尔的

下述论点:每一个民族都通过其特有的一种艺术去展示自己的灵魂;但是,

在所有的民族当中,德意志民族得天独厚,使用一种从最初就不断发展起来

而本质上没有受到外来语言混杂影响的语言,一种“原始语言”;因此,它

存在的实体和表达的方式构成一个很和谐的整体。相反,各种罗曼语只是一

种死语言的残余,英语是一种混杂土语;而法兰西人古典文学的体裁与规格,

则沿袭自古代;由于拉丁民族和盎格罗-萨克逊民族没有创立他们自己的表达

方式,因此只能通过人为的方法去表达他们的思想,这种人为的方法窒息了

他们语言的生命力和自发性;唯有德意志文学确是很独特,在精神领域里是

首屈一指的,这种文学所体现的文化是上帝向人类传递的讯息。神圣罗马帝

国要统治全世界的抱负,特别是对几百万波罗的海人及斯拉夫人的征服和压

迫,已经使得德意志人自视为统治民族;自从路德以来,神秘主义已使德意

志人的灵魂如醉似狂,而今费希特的《演讲》既以神秘主义为德意志人民族

自豪感的依据,便必然成为大日耳曼主义的福音书之一。就对国家的观念而

言,亚当·米勒没有费希特那么激动人心,然而或许更为新颖。事实上,费

希特继续把国家看作是有利于保障个人进步的一种工具,而一旦把法国人赶

走,他保留给予他本国人民以一种如同法国人那样进行民主和共和革命的权

利。相反,真正的浪漫主义者米勒却把国家视为一个自在的,追求它特定目

标的物体,而个人必须使其命运从属于这些特定目标,因此,当他在一群贵

族听众面前讲话的时候,他在捍卫德意志独立的同时,也捍卫着反对新思想

的封建社会。

这些通过口头来表达的学说,最初只能够产生一种相当有限的影响,即

使印成书似乎也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将其传播出去。然而,这些学说可

能促进了共济会和秘密结社的活动,因而传播得会比人们起初想象的更为迅

速。不管怎样,人们夸大了这些学说的直接影响,没有充分考虑法国征服所

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果,直接激起了各阶级的仇外情绪,并不是一定

需要借助于这些学说的影响。在作家本身中间,担心法语将会重新推翻德语

作为一种文学语言,从而削弱德意志的文化遗产,这种恐惧心理在不断地产

生着影响。克莱斯特写道:“有谁会知道,一百年以后,在这个国度里,是

否还会有人讲德语呢?”

除东普鲁士外,战争的破坏并不很大;但是,军税和征用似乎过于繁重,

而军事占领带来暴行和流弊以及各种负担,如占住民宅、运输、防务劳役等,

则更激起人们的愤恨;从战事象1807 年时那样连绵不断之日起,拿破仑的战

争方式就在这里得到了意外的反响。可是,拿破仑的财政政策和政治上的大

变动似乎产生了更重大的后果。在他控制的国家里,拿破仑象对敌国一样征

收军税,连缪拉和热罗姆统治的国家也不放过;同时,为了使这些国家能够

供养军队,拿破仑通过勾销国债、中止年金和津贴的支付,以及毫无补偿地

解雇大批政府官员和军官等方式,重新稳定了它们的财政。尽管普鲁士已陷

于破产,它也不得不照此办理,由于裁减军队以及丢掉那么多的省份,至少

就普鲁士来说前景暗淡。民族的苦难引起了1806 年12 月黑森的起义,促成

了在波美拉尼亚与普鲁士发生个别袭击法国军队的事件;但是,贵族和资产

阶级的变穷、被革职的军官和政府官员的忿怒,以及就业困难的青年大学生

的忧虑不安情绪,这些情况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痛苦和激情在民族感情中

找到了使这些人感到崇高的理由。然而,正是从这些社会成分中间,才能找

到抗法运动的领袖,也正是在他们中间才出现了例如“道德协会”这样的组

织。1808 年4 月这个组织在科尼希斯贝克建立,到1809 年计有二十五个分

会,七百多成员,其活动并不限于普鲁士王国,因为我们知道,卡尔·米勒

使来比锡的爱国者与这个组织建立了联系。表面上,这个组织也是属于文化

性质的组织:它是一个“为了提高公民道德的团体”;其实,它试图监督国

家官吏和公民,揭露和惩罚那些私通外国的人;它尽管得到国王的批准,然

而,大臣们却视之为敌对势力,施泰因斥之为“帝国秘密法庭”①的重现。

不难相信,这个组织最后可能成为人民起义反对拿破仑的核心。全民抗

战的思想导源于浪漫主义的激发;导源于歌颂原始的日耳曼战士,在赫尔曼②

率领下,在荒野的森林中抗击作为专制工具的罗马军团的文学作品中;导源

于通过席勒于1805 年写的关于威廉·特尔和属于日耳曼族的瑞士人的起义的

作品,《威廉·特尔》这一最优秀的作品已经成为民族遗产。这种思想还从

法国最近的历史中吸取了养分,它一方面使人回忆起旺代人叛乱的榜样;另

一方面又使人回忆起志愿军和救国委员会的榜样。然而,主要是西班牙的起

义使这种思想变得非常激昂,从1808 年7 月开始,报纸、小册子以及演讲都

在描述这一起义,争先恐后地加以称赞,并且得到各地政府的默许。由于渊

源复杂,这一起义受到各方面的赞同:贵族把西班牙人看作是忠诚的臣民,

民主派把他们看作是起来反抗压迫者的自由战士,而政治家则把他们看作是

赶来援助正规军的善良公民。

可是,全民抗战不可避免地与法国革命所传播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它唤

起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它鼓动人民要求把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授予他们将为

祖国战斗的人作为回报,它是作为新兴力量的象征出现的,如果国家通过取

消特权,解放了个人能力,并且借助大革命领袖拿破仑自己的武器来反对他,

那么国家就会取得这股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贵族和旧制度的各国政府终

于拒绝公开求助于民众。也因为如此,在德意志民族运动的历史上又一次出

现了奥地利跟普鲁士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从一开始,爱国者按照他们各人

的出身,经历和宗教信仰,同时也按照他们的政治倾向,转向奥地利或者转

向普鲁士。具有天主教传统的奥地利,窒息了全部文化生活,蒙昧主义剥夺

了改革和群众运动的任何希望。相反,普鲁士总是自诩为准许一定的思想自

由,它已经公正地吸收一定数目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这些人来自德意志各地、

① “帝国秘密法庭”(Sainte Vehme)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惩治封建主和“土匪骑士”的法庭,到十五世

纪造成很大恐怖。西班牙的查理第五为皇帝时废除了这个法庭。——译者

② 赫尔曼(德语Hermann)即阿尔明(Armin,Arminius),约公元前17 年——公元21 年,后称阿尔明为

舍罗斯克(今汉诺威附近)人赫尔曼。赫尔曼曾率领日耳曼部落反抗罗马异族统治。公元9 年条陀堡森林

一役,予敌重创,歼灭三个罗马军团。——译者

接受西方的影响,并决心使社会和政府现代化。然而,浪漫主义激情却是在

奥地利找到了施塔迪翁伯爵那样的实践者,而在普鲁士,爱国运动的首领最

后竟为国王所屏弃。因此,非常激动人心的1809 年危机证实了德意志二元状

态社会矛盾所产生的令人沮丧的影响。

二、普鲁士

古老的普鲁士是由官僚统治的,它的军队则由贵族率领:要是换在别的

这类国家里,遇到1806 年的灾难,会归罪于官僚和贵族,很可能会引起一场

革命。的确,拿破仑是不会容忍发生这样一场革命的,因为,剥削被征服国

家的最简单方式是保留它的旧统治机构。由于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普鲁士

人不可能起来反抗;改革派就是从高级官僚之中产生的,并得到少数贵族和

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协助。其特点是这些贵族既是保守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

者,他们相当明白事理,察觉到必须进行国家改革,他们也有足够的道义力

量来贯彻他们的观点。假如说创立现代的普鲁士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直延

续到整个十九世纪,那么他们至少是开了一个头。

提尔西特的第二天,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又定居科尼希斯贝克。在沙恩

霍斯特和格奈森诺的领导下,一个委员会负责清洗整顿军队的指挥机关,他

们两个慢慢地又取得格罗尔曼、戈特曾和博于恩的帮助。另一个委员会的任

务首先是改组整个东普鲁士,在该委员会主席施勒特尔主持下,舍恩、尼布

尔和阿尔滕施泰因参加了这项工作。自从7 月10 日起,施泰因在拿破仑本人

的推荐下被召回来了,大概是因为拿破仑知道了他在被解职后路经柏林回来

因地区时,给法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于9 月30 日才抵达科尼希斯贝克,

随身带了他在夏天拟就的一项改革方案,就是著名的“纳索备忘录”。这些

改革家中有些人,如舍恩、施勒特尔、克劳塞维茨和博于恩等都出生于普鲁

士,但是,最有名的人物都来自德意志的其他地区:格罗尔曼是威斯特法利

亚一个地方官吏的儿子;戈特曾是弗兰科尼亚的伯爵;沙恩霍斯特原籍汉诺

威;格奈森诺原籍萨克森;施泰因出身于来因地区的帝国骑士。他们中间也

有一些出身普通家庭的人物,如:沙恩霍斯特的父亲是个副官;格奈森诺是

一个军官的儿子,在冒险事业中成长起来。普鲁士没有奥地利那么死板,又

被1806 年的激荡所解体,因而形成了德意志的一股民族活力。

由于出身和气质不同,这些人物相互之间差别很大,因此对于鼓舞着他

们的精神是什么,他们的事业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也就不

足为奇。一些人只把他们看成是开明专制的普鲁士传统的继承人;可是,由

于他们决心通过使人民参加革新事业来创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显然已突破

了这种传统的框框。不要忘记,容克们是激烈地反对他们的,国王本人也并

不喜欢他们。另外一些人却把他们视为德意志道德和宗教文化的代表,热衷

于把改革和民族历史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说哲学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对

他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同样确实的是他们的计划的某些特点更自

然地表明了西欧的影响。事实上,没有人会怀疑已经谈到的关于英国的影响;

也没有人否认施泰因阅读过孟德斯鸠的著作,并且大概了解重农学派的思想

及杜尔果与杜邦·德·内木尔①的计划。相反,在法国革命影响的问题上却引

① 杜尔果(1721—1781 年),路易十六时任过财务大臣,推行改革受到特权阶级反对而失败。杜邦·德·内

起了争论。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普鲁士,有些人对法国革命是很熟悉的:科

尼希斯贝克的警察总监弗雷在1808 年拟订整顿市政府的条令时,肯定已经读

过法国制宪议会的法律;而曾经递呈一份宪法计划给施泰因的西里西亚贵族

雷丁杰,也通晓西哀耶斯的著作。格奈森诺看来最明白可以从法国经验中吸

取什么东西。他说过:

“多少无穷的力量蕴藏在这个民族内部而没有得到发展和利用啊!当一

个帝国在虚弱和耻辱之中苟且度日的时候,一个恺撒或许正在最贫困的农村

推犁,而一个伊巴密农达②正在辛勤劳动,依靠双手糊口度日。”

不论他们对英国和法国多么注意,人们还是毫不困难地一致认为:他们

从来没有打算效法英国采用议会制度,他们也屏弃了法国大革命的精华,即

平等主义精神。在现代普鲁士,资产阶级和农民应该参与国家生活,但是,

权力仍将留在国王手里;社会等级应该废除,但是,容克的社会权势仍将保

持。这是介于西欧国家和旧制度君主政体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创造,尽管它与

后者的关系比前者更为密切。

科尼希斯贝克政府的任务并不是令人羡慕的,一方面要跟达 律商讨安排

赔款的偿付,另一方面还要忙于恢复劫余的乡村,这样,农业改革就提上日

程。重建农庄,重新扶持饲养牲畜,为农民提供种子,甚至在象现在遭灾时

为他们提供食物,这副担子落到了封建领主身上。但是,领主自己的日子也

不好过。于是,对于他的抵押债务不得不给予宽限或者延期。在领主的心目

中,最简便的办法是把遭到蹂躏的农民的份地和他自己的领地重新连成一

片,而使这些农民沦为短工。由于法律禁止夺佃,领主要求废除“农民保护

法”①,而自己反过来却不付出任何代价:农民仍然是“仆从”。官员们的看

法却不是这样,他们深受亚当·斯密和杨格学说的熏陶,特别是舍恩,表示

赞同大规模经营,决不反对废除“农民保护法”;但是,自由经济的首要原

则是废除封建制度。尽管王室允许资产者以个人名义购置土地,并且在王室

领地上比较彻底地废除农奴制,使承租领地的佃户改为土地所有者,然而,

它还从来不敢触动容克土地所有制的垄断权,不敢打击划分等级的制度,也

不敢干预领主庄园的内部事务。

现在王室抓住了这个机会,而这就是1807 年改革的重要性所在。一方

面,王室以取消农民的“仆从身份”作为废除“农民保护法”的交换条件;

另一方面,它允许资产者和农民占有土地;王室在取消了对贵族的削贬身份

制度时,相应地准许贵族从事那些直到当时只让资产阶级从事的业务,同时

也给农民同样的权利。王室已开始以阶层、就是说根据财富和职业划分的阶

级来代替等级制度。东普鲁士省议会只好服从,并于1807 年8 月原则上决定

在该省实行改革。阿尔滕施泰因没有征询其它各省议会的意见就立刻建议将

改革推广到整个王国。拿破仑正在华沙大公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里按照法

国原则改组社会;这种榜样起到了一些影响,因为它即使不是招致普鲁士居

木尔(1739—1817 年),重农学派经济学家,1789 年当选三级会议代表。——译者

② 伊巴密农达(公元前420—410 年间生,362 年死)是古希腊底比斯城邦民主派领袖之一,英勇善战,为

国捐躯,成为希腊史上有名的爱国者。—译者

① “农民保护法”是普鲁士国王在十八世纪颁发的一系列敕令,主要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19,1738

和1739 年颁发的敕令,内容是要保护向国王纳税并为国王服役的农民,免遭领主夺佃与体刑。容克反对国

王为保证财源和兵源的这些敕令,以致它们实际上已多成为一纸具文。——译者

民外移,也可能激起不满情绪。

施泰因只是在9 月30 日才抵达,因此,他并不是改革的创始人。此外,

他的《纳索备忘录》也没有谈到改革;他不赞成资本主义,至于他对农民问

题的态度,人们至少可以往意到他并没有解放他自己的农奴。他实际发挥的

作用只是支持阿尔滕施泰因,并在无条件废除“农民保护法”问题上做了某

些保留,这个问题便推延到以后再解决。1807 年10 月9 日,国王签署了改

革敕令。至于“农民保护法”,放弃了采用一个全王国统一的法律的想法,

而代之以各省的法令。各省法令在1808 年到1810 年间先后公布,事实上都

表现为一种妥协折衷办法:“新的”租佃地,就是说根据各地情形从1752

年或1774 年以来所租佃的份地,可以收回租佃权;“旧的”租佃地,只能在

这样的条件下才可以和领主的领地联结起来:建立农庄的总面积相当于已经

消失了的租佃地的总和,但是,比其中任何一块租佃地都大得多。王室领地

仍然比私人庄园走在前面;1807 年10 月29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自

己的领地上取消了农民的“仆从身份”,这只是在西里西亚才有其重要性;

1808 年7 月27 日,他把先前在其他各省公布的敕令扩大到东普鲁士,这些

敕令宣布凡已缴付补偿费和强制赎买封建租税的佃户,便可以取得土地所有

权:可以肯定说,这个省有三万农民因此成为土地所有者。

1807 年的敕令和它的补充法令在德意志和英国引起了异口同声的称

赞。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其中有些赞扬是过甚其辞的。这些改革措施的动机

首先是为了财政和经济的目的,改革的主要成果是有利于国家和容克。正如

所预期的那样,国库增加了可观的收入;授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国王就摆脱

了惯例上对农民的种种责任,同时也取消了农民对国王自己土地,主要是他

的森林的使用权,他从而获得很大的收益。在私人庄园里,让与农民的利益

主要是法律上的;从1810 年起,农民的“仆从身份”不得不取消了,尽管没

有作出明文规定。可以认为,此后允许农民随意离开耕地,可以自由结婚,

使其子孙免于“仆役劳务”;但是,其他许多义务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是对

农民不利的。租税和劳役还是全部保留了下来,所得到的份地也完全是不稳

固的。领主保留了司法权,这种权利使他继续担任村子里的行政长官,掌握

制订治安条例和处罚,甚至体罚的权力。就真正取得了的进步而言,它对好

多的农民是得不偿失的,他们由于土地被收回而变成短工了。在王室领地上,

赎买的重担和自然灾难使他们不得不出卖土地,使土地集中得以实现;甚至,

谁也不想把抵押贷款的好处给予农民,然而却给予资产阶级。至于贵族的特

权,除了垄断土地所有权以外,则全部原封未动。

这次改革促进了土地的再集中和习惯权利的消失,因而促进了农村公社

的解体。经济自由同样要求工商业的大改革。在东普鲁士,施泰因进行了一

些这样的改革:废除了好几个行会,取消了领主的磨坊专利权,宣告城乡平

等,这使得农民可以就地买卖。最后这项改革严重地影响了货物税的收入,

这种货物税是集中在城市里征收的,因此,这项改革成为征税制度改革的预

兆。事实上,施泰因表示他赞同征收所得税;由于东普鲁士为支付战争赔款

而发行了公债,施泰因促使省议会表决要征收所得税,这是第一次要征收这

种税;但是,所得税没有推广到全王国,它仍然是一个例外。

施泰因的个人努力主要是在官僚机构的改组方面,他企图吸收全国的代

表人物充任官吏,从而削减官僚包办一切的强大权力。专权、急躁,甚至脾

气很坏的施泰因,曾强烈要求国王撤换两个宠臣——洛姆巴德和拜姆,要求

任命沙恩霍斯特领导于1809 年并入陆军部的军事内阁,他也曾准备把中央政

府重新组成为五个完全专业化的部,并且成立各部大臣会议。事实上,在处

置国王的心腹顾问方面却未能成功:普鲁士国王的文官内阁和军事内阁,在

这以后和以前一样,仍在掌握实权。施泰因还计划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咨询议

会;当他不得不在东普鲁士要求批准成立征税机构和发行要付给拿破仑的抵

押债券的时候,他修改了省议会的组成,增加了资产阶级代表的人数,接纳

了根据缴税的选举资格当选的农民代表,并采取个人投票表决的方法;他的

全国议会原定也由各等级的代表组成,至少在财政问题上采取个人投票表决

法,其中平民的代表权则授给富人。但是,在其他各省,省议会没有进行改

革,全国议会因而也没有成立。

行政改革是1808 年12 月26 日在施泰因下台后颁布的,这一方案仅仅是

把省以下各级行政区划中旧领地的“村民会议”的权力,和仍然是合议制的

“管理局”结合起来,并且只是取消了后者仍拥有的司法职权。省的首脑人

物是“首席长官”,从前这是一个习惯上的官职,现在却要正式任命了。在

管理局里,在官员以外增加了县的代表,即贵族。可是,不久就显出来,这

二者是不能合作的。施泰因曾经想要保留官僚机构,同时也仿效英国设治安

法官,可是没有成功;为了不摹仿拿破仑的郡守制,施泰因保存了合议制度,

然而他没有看到这是同他要使行政机构具有魄力和首创精神的计划背道而驰

的。他在1808 年11 月19 日颁布的法令仅仅是在城市里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

成果。他没有排除地方的特殊性,但拟定了所有的城市都要遵循的总方针。

各城市都应有一个选举产生的市议会和由市议会推选的地方行政官。这样,

国家的监督权即使没有被取消,也是受到了限制。主要的新特征是取消行会

参加市议会的选举权,而把选举权授予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有住所的居民。

德意志以前只有行会的选举权;个人选举权甚至在英国的城市里也是罕见

的,而德意志人则并不熟悉这种体制;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施泰因的主

要改革是受到了法国人的启示,他的顾问弗雷无疑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施泰因掌权只有一年多一点,因此他的内阁的特点是愿望多于成果,这

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同时也得承认,这些成果并不足以振奋人心,而改革派

的军事上的成就,则对普鲁士的复兴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沙恩霍斯特和他

的助手进行的这些军事改革,在1809 年已有相当进展。指挥部的清除整顿和

改组工作已经完成;连队的自治权取消了;步兵采用一种重视法国战术的新

的操典。尽管如此,普鲁士军队还不能战胜拿破仑。改革者们知道这一点,

一直到1807 年7 月,他们只是想使法国撤军;l 月,沙恩霍斯特和施泰因合

作,使威廉亲王为此目的而向法国提出普鲁士与法国结成联盟,或者参加来

因邦联;格奈森诺提出的唯一的异议是“一旦进入独眼巨人①的巢穴,我们能

够希望得到的全部好处是最后一个被吞噬掉”。但是他们一听到西班牙起义

的消息,甚至在知道拜兰战役失败之前就变卦了。自7 月23 日起,戈岑被派

往西里西亚去跟奥地利人秘密接洽。8 月6 日,决定召集由于财政情况而不

能正规入伍的新兵进行一个月的训练,以便在必要时能够把他们动员起来,

这就是有名的“速成兵团”,一支备用增援骑兵部队。在这个月中,在一些

备忘录中记录下这项计划的细节。这就是号召全体德意志人民武装起来,进

行一场殊死的战争;疏散妇幼,全国坚壁清野,用起义的民兵武装袭扰并围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在上额中部有一只独眼。——译者

困敌人。这项计划的精神显然是革命的:王侯和贵族们如果不站在民族起义

队伍的前列就会被剥夺权力和尊荣;国王将向他的人民颁布宪法。

德意志象它在十九世纪将实现的那样,第一次作为一个同外国人相对立

的政治实体出现在这些改革家的思想里。奥地利无疑地将在可能的盟国之

列,但是却作为一个不同的国家;正是普鲁士应该号召德意志人民起来,并

且应该担负领导的责任;可是他们只是把普鲁士视为一个工具,并且丝毫不

把普鲁士王朝所将冒的风险放在心上。没有任何事情能更生动地表明西班牙

起义的影响以及起义所引起的浪漫主义激情。为了谨慎小心起见,施泰因同

意用结盟的方式来欺骗拿破仑,直到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为止。“难道唯独

拿破仑才可以用专断取代法律,用谎言取代真理吗?”为了准备起义,施泰

因既没有相当广泛的秘密组织可以使用,也不象西班牙人那样有一个由僧侣

组成的、顺从的圣职团可以支配;他不得不让过多的人知道内情,同时他对

法国间谍也警惕不够;他的两封信件,其中之一是给正在梅克伦堡温泉疗养

的威特根施泰因将军的,都落到拿破仑的手里。

在普鲁士,贵族被激怒了。驱逐法国人无疑地是他们所想望的,但是这

要在国王的率领下,在联合起来的王侯们的协助下,通过正规军来进行,同

时人民大众却仍然应处于传统的从属地位。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受到威

胁的特权,憎恨那些一步登天的客卿①,把他们看作是雅各宾派;在维也纳,

人们连声附和,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对这些攻击并非无动于衷,因为他坚持旧

制度,坚持他那专制君主的权力,同时更加慎重地考虑到所冒的风险,所以

如没有俄国沙皇的支持,他就什么都不愿意干。在8 月23 日的会议里,他拒

绝了这些密谋家的建议;亚历山大在前往埃尔富特的途中曾劝他等待时机,

因此他在9 月29 日批准了8 日在巴黎签署的协定。爱国者们曾全力以赴地阻

止他这样做,博于恩也建议召开一次国民大会。他们只是在10 月才知道这一

决定;施泰因在递交他的辞职书以后,又恢复进攻。28 日,他拟定了一个新

的起义计划,11 月6 日交给国王一份进行大规模改革以激发公众舆论的宣言

书。在这个时候,象哈登堡和阿尔滕施泰因这样一些人组成了第三派,他们

在原则上同意改革,但是他们注意不伤害作为国家唯一支柱的贵族,并且企

图和国王一道争得时间和避免冒险。因为施泰因反对国王和王后去访问亲爱

的亚历山大,所以王后抛弃了他:11 月24 日,他被革职,12 月15 日,拿破

仑宣布放逐他于帝国之外。

阿尔滕施泰因和德纳继起执政,改革运动变得缓慢无力;唯独留任的沙

恩霍斯特继续进行他的工作。全国规模的工作却被推迟到一个未卜的将来。

容克们胜利了。11 月26 日,约克公爵写道:

“这些疯人的头头之一垮台了;其他阴险恶毒的人必将作法自毙。最可

靠、最明智的方针是冷静地等待政治事件的发生。冒险攻击敌人,挑动敌人,

完全是狂妄行为..德意志决不会诉之于西西里的晚祷①或一场旺代战争。普

鲁士农民如果没有接到国王命令,如果没有大量军队并肩作战,决不会动

手..我们在国内国外的形势都开始好转了。”

这种乐观主义使爱国者陷于狂怒和绝望之中。戈岑在跟奥地利人协商时

① 指从德意志其他各地来到普鲁士、主张改革,受到国王重用的人。——译者

① 西西里的晚祷发生在1282 年,当时法国国王路易第九之弟安如的查理为西西里国王,西西里人约定在复

活节的星期一晚祷时,以晚祷钟声为号令,一齐动手杀尽法国人,结果赶走了法国统治者。——译者

愤怒地谈到他们所遇到的阻力,并且宣告:民族运动开始时,有些人将会人

头落地。格罗尔曼跟随施泰因出走国外,而且也不止是他一人这样做。王朝

的声望下降了,普鲁士的声望也随之下降;奥地利一时又为政治意识觉醒了

的德意志人所瞩目,克莱斯特提出的口号“奥地利与自由!”表达了他们的

目录
设置
设置
阅读主题
字体风格
雅黑 宋体 楷书 卡通
字体大小
适中 偏大 超大
保存设置
恢复默认
手机
手机阅读
扫码获取链接,使用浏览器打开
书架同步,随时随地,手机阅读
首 页 < 上一章 章节列表 下一章 > 尾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