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以批准曼恩-卢瓦尔郡青石矿的规章，以及巴黎地区造纸业和根特的鲍文
斯纺织厂的规章。1806 年3 月18 日为解决雇主和工 人间之纠纷创设了劳
资纠纷调解委员会，但是工人却没有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仅仅是由
于普通的法官根据法律是无权过问的。作为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力量，新生
的资本主义除了在某些方面还有所保留以外，可以独断独行：他们保持了对
付工人的各种管制规定，并防止有碍资本主义的行会复活。
因此，在重商主义两项原则中，保护政策提到了首要地位。战争和大陆
封锁关闭了国内市场，并使附庸国或盟国完全受法国人控制，因而比任何特
定的措施都更为有力得多。农业丝毫没有从战争和封锁中获得利益，因为拿
破仑坚持要控制小麦价格；相反地，农业更难出售其葡萄酒和烧酒。拿破仑
和科尔贝尔一样，主要是奖励工业。他使用了各种办法，如举行博览会，政
府订货，嘉奖有发明创造的人，有时也拨给厂房或贷款等等，但是他决不给
予特权，而对金钱抓得很紧，只在危机期间才允予借贷，这与其说是为了工
业家的利益还不如说是为了避免失业；他认为，对工业家最大的帮助就在于
增加法兰西银行贴现来降低利息。他关心产量有过于关心成本；可是由于机
器使英国获得了好处，所以他为技术发展做了很多工作，他帮助道格拉斯在
巴黎建造了一所毛纺机械厂，设置奖金征求几项发明，如1807 年的一台小型
蒸汽机，1810 年的一台麻纺机。除了夏龙工艺学校以外，他增设了翁热工艺
学校，开设了一些矿业学校，恢复了戈伯兰工场的印染学校，在工艺学校增
设了实用学科，并且象救国委员会那样通过官方的宣传来推广新 方法和新工
具的使用。运河和公路对统一国内市场并把它和附庸国连接起来能起很大的
作用：拿破仑就下令修建布尔戈尼厄运河、从罗讷河到来因河之间的运河、
从伊尔河到兰斯河之间的运河、从南特到布勒斯特之间的运河，完成了中央
运河和圣康坦运河，修复了大部分国内公路，并开辟了对同意大利和地中海
东岸各地贸易极为重要的阿尔卑斯山一些公路。如果拿破仑有更多的时间和
金钱的话，那么他做的事情就会更多一些。
然而在他的各项工作的计划中，经济比之军事上的考虑和对个人威望问
题的关心只占次要的地位；由于军事上的考虑，才要求首先修筑阿尔卑斯山
公路、通往来因河的和西部的公路，延长瑟堡港的堤坝，修筑安特卫普的工
程；对个人威望问题的关心表现在美化巴黎市容方面，他在巴黎扩展了沿岸
街道，修起了一些桥梁，维修了巴黎圣母院，清理圣母院周围环境，扩建了
沙特莱广场和卡鲁塞尔广场，开辟了利沃里大街、和平大街和斯蒂维耶雷大
街①，修建了交易所。竖立起旺多姆圆柱，着手建造凯旋门并计划盖一间“光
荣祠”，为了首都的粮食和必需品供应方面，他修建了“粮食市场”和“大
市场”、“备荒粮仓”、屠宰场、乌尔克河的运河。最后我们要指出：如果
说拿破仑是个伟大的建设者，那么他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雇用劳动力。所有
象恺撒之流的统治者，其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总是为人民提供工作机会和廉
① 这三条大街的命名都是为了宣扬拿破仑的武功，斯蒂维耶雷镇战役是1796 年8 月发生的，利沃里村战役
是1797 年1 月发生的，都是波拿巴战败奥军的有名战役，因此迫使奥国停战，实现和平。——译者
价面包。
农业沿着督政府时期同样方向继续发展，但是速度极为缓慢。工业的发
展要明显得多。奢侈品的生产，尤其是丝织品，已经恢复；封锁促进了冶金
业、铁器制造业、刀剪业、机器制造业，以及工具、钢铁板、白铁和黄铜、
缝针和别针等的制造；封锁也对化学品和纺织品的制造有利；棉纺业和纺织
品印染业仍是最活跃和最富于革新精神的；将近1812 年的时候，棉纺厂有一
百万纱绽在运转，并生产了一千万公斤纱线。帝国末期，一个新的、大有前
途的工业正在蓬勃发展：1811 年里尔和奥比的工厂第一次从甜菜提炼出糖
块，阿拉尔和德莱塞尔分别在夏约和巴黎创办了炼糖厂，拿破仑在他自己的
郎布依埃领地内开设了四所技术学校和一个糖厂；1813 年计划在三百三十四
个工厂生产三百五十万公斤糖，而实际产量似乎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
实行大陆封锁的结果，既很有利，也大有害处：沿海各港口完全衰落。
1807 年马赛还拥有三百三十艘远洋轮船；1811 年只剩下九艘；它的工业产值
从1789 年的五千万法郎下降到一千二百万；同期内人口从十二万减少到九
万；波尔多在1789 年据估计也有十二万人，此时只有七万；因此这两座城市
便成了保王党的堡垒。相反地，期待拉斯堡和里昂则利用了这两座同它们竞
争的城市所遭遇的不幸，而确保对德意志和意大利贸易的垄断，所以对拿破
仑的覆灭深感痛惜。尽管合并了一些地区，法国对外贸易依然低于1789 年所
达到的总值，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法国丧失了它的殖民地。不言而喻，实
现和平并与英国缔结一项贸易协定会比封锁更有利于国民生产。拿破仑奉行
的政策尽管是这样，帝国的确也还是得以生存下来了，甚至享有一定程度的
繁荣。
总而言之，皇帝在对事方面远远没有在对人方面那么专制；关于经济方
面，人们夸大了他的国家管制主义。他在这方面虽然没有进行很多革新，却
成功地把各种很不相同的动机和利益协调起来。最后，他在他统治下的各国
里保持着充分活跃的经济，使各国都能支持战争；我们必须牢记，对于他来
说，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三、思想控制
拿破仑体制并不限于以禁止任何批评，和满足各利益集团的要求来安抚
各种思想。虽然拿破仑通常是假装蔑视各种思想的，但是他有时也承认思想
的影响：“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刀枪
总是被思想战胜的。”故此必须把思想和刀枪的控制结合起来，使臣民心甘
情愿地，并尽可能心悦诚服地俯首听命。以往开明专制君主之所以要控制教
会，就是为了使教会在向人民说教时教导他们唯命是从；这也是波拿巴从与
罗马教皇签订的教务专约中获得的好处之一。他使天主教僧侣的要求得到满
足，打算诱以利益来控制他们，好为他培养一些驯服的臣民。由于他害怕那
些并非他属下官员的神甫，所以他到处安插自己的神甫，尤其是在国立学校
里：这是出于小心谨慎和防止发生更坏的事。在他的周围，罗马教会的朋友
和敌人一直在暗中互相斗争着；教会的朋友，即波塔利斯、丰塔内等最终战
胜了富歇；红衣主教费什既有许多东西需要教会的宽恕①，因此非常积极帮教
① 拿破仑的舅父费什在法国革命前在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当副主教，革命后不久还俗，与波拿巴一家患难
会说话；皇帝不止一次断然顶撞他，认为他的担心害怕是“想入非非”，劝
他“洗个冷水浴”；但是如符合他的目的他还是常向费什让步的。
首先要保证低级教士的衣食住行和维持教堂做礼拜的费用，因为对各公
社市府施加的压力，促使它们慷慨解囊成效不大。一个神甫写道：“农民对
宗教有好感，对神甫也有好感，只要不使他花钱。”拿破仑很快就决定自己
负担一部分费用。自1803 年起，他同意给司教会成员付报酬；后来在1804
年将近全民投票和加冕的时候，他同意给二万四千名低级神职人员每年每人
五百法郎；1807 年领他津贴的低级神职人员增加到三万名。1804 年，他已经
把葬仪的垄断权交给教区财务委员会；并保证在每个主教管区内资助一所大
的修道院。1807 年，他拨了六十万法郎作为修道院学生的奖学金。他把其余
的教会开支强加在地方的预算上：诸如不是由国家支付的低级神职人员的薪
金（1804 年12 月26 日），教区神甫的膳宿费和礼拜的费用（1805 年2 月2
日）。为了管理做礼拜方面的补助金，1807 年组织了教区“对外”委员会；
1809 年教区资金由教区财务委员会理事会集中管理，其成员现在第一次由郡
守任命，以后出缺则由原有成员推荐加以补充，这个教区财务委员会理事会
还必须选出一个执事会。此外，郡守继续要公社议决给予补充俸给并由公社
负责副神甫的生活费。最后，1810 年2 月14 日的法律明确地规定了公社应
负担的费用：副神甫的俸给，建筑物的维修费，万一教区财务委员会的收入
无法支付，也得由公社负担；但补充俸给还是可给可不给。教会预算这样的
分担继续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①1811 年，罗讷河口郡各公社总共要付出十
万法郎；而国家除了支付三千一百万各种年金以外，还要开支一千六百多万。
教会也非常重视使人民尊敬它，以及为了帮助它招募神职人员和扩大宣
传所给予的恩惠。修道院的修士得免服兵役；教会的显要人物在共和十二年
关于名次排列的敕令中获得了很好的地位；几乎到处都恢复了敬神游行的仪
式；一些“内地传教团”得到了补助，红衣主教费什还创设了组织这些传教
团的机构；一些郡守下令在星期日举行礼拜时关闭酒馆；波塔利斯赞同这种
做法，甚至取得参政院同意，惩罚那些在敬神游行队伍经过时站立或不脱帽
的人。自1803 年起，国立中学和市立中学都派进了驻校神甫，并规定在校师
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波塔利斯要求各主教报告有关人事情况；1805 年，凡
尔赛主教提出了任命小学教师的要求，波塔利斯表示赞同；1807 年，颁发了
法令批准各主教掌管各学校的宗教教育，1809 年，丰塔内发出通告要求他们
派本堂神甫监督教师，答应由各主教推荐的人去取代那些评价不好的教师。
另外，主教团组织了一套宗教教育，因为要准备建立大修道院，主教团获准
建立一些初级修道院，这些初级修道院实际上都变成了地方中学。教士也进
入了救济事业委员会和慈善事业局；修女重新主持医院。最后，天主教会的
统一得到保障以反对“小教会”，其教规至少有一点是被认可了的，即通过
行政措施禁止神甫结婚。如果说国家的世俗化没有受到更多的阻挠，那就该
归功于拿破仑：在遵行星期日的仪式方面，在对敬神游行行列表示敬意方面，
在任命小学教师方面，他都拒绝采纳波塔利斯的做法，并且谴责丰塔内把监
与共。到1796 年拿破仑独当一面出征意大利时，费什随军办军需，发了不小的财。雾月政变后，拿破仑取
得政权要同教会打交道，费什又回到教会，不到三年就从主教、大主教升到红衣主教。但他的这段经历使
他得不到教会的敬重，因此他竭力两面讨好。——译者
① 到1905 年12 月“政教分离法”通过为止。——译者
督小学教师的工作交给了主教。
在约制正规僧侣扩充人数方面，也同样应归功于拿破仑。他原则上反对
男修道会：“不要修士”；“修士的苦修行败坏一切道德，破坏一切活力，
摧毁一切政府。”但是在执政府时期，他曾经准许恢复了几个男修道会，特
别是“忠信神甫会”或称帕卡那利修士会，警察局很有理由把它看作耶稣会
的继承者。富歇最终占了上风：共和十二年获月3 日（1804 年6 月22 日）
的法令规定，正规修道会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才能建立。味增爵修士会、圣灵
神甫会和“外方传教会”的神甫尽管在原则上合并在一起，却继续保存了下
来，因为他们能在国外扩大法国的影响；基督教义兄弟会和圣絮尔皮斯修道
会获得了同样的优待；有几家“练心会”得到宽容，因为他们负责阿尔卑斯
山的山间旅舍。其它的僧团均被取消，包括“忠信神甫会”在内，因为他们
的会长帕卡纳里是一个外国人。①然而该会神甫自称已重获自主，不再依附耶
稣会，因此却能不再受政府干涉，费什甚至把拉让蒂埃的修道院交给他们管
理；他们只是到1807 年12 月15 日才确实地被禁止了。拿破仑对修女比较优
待，因为他认为把医院委托给她们能节省费用；他批准了她们所建立的大量
女修道会，还容许其它一些女修道会存在。他很想将她们组织起来，以便更
好地监督她们，可能他很想把她们统一起来。至少，他在1807 年组织了“慈
惠修女和仁爱会①教务总会”，由指定为修女保护人的皇太后主持，他在1808
年颁布了一道敕令，给修女制订了一定的法律地位。事实上，这些医院修女
经常也兼办学校，原以忏悔祈祷为宗旨的两个新建立的修道会，一个是女会
长波斯泰尔的“慈悲修女会”，一个是女会长巴拉的“圣心圣母会”，也同
样在兼办学校。专以教学为业的女修道会为数也不少。据1808 年的调查，共
有二千多个学校和一万六千多名修女。至于不属于隐修院的修道会和慈善
会，波塔利斯决定，共和十二年的法令不涉及它们。譬如苦修会在整个南方
都重新出现了；圣母会在巴黎有了发展，并在外省设立了分会：波尔多和里
昂便是如此，安培②在那里成了一名热忱的新皈依者。
总的说来，主教们是感恩戴德的。1806 年，他们甚至甘心接受由贝尼埃
和波塔利斯的秘书达斯特罗方丈编写的《教义问答》，拿破仑曾亲自参予此
书的编写工作：书中关于基督教徒的义务有很长的一章，载明对皇帝应服从、
纳税和服兵役。有些人，象贝尼埃积极效忠到这种地步，竟要成为警察的助
手，因为富歇曾写信给他们说：“你们的职责和我的职责之间有很多联系。”
另外一些人则相反，象在鲁昂的康巴塞雷斯的兄弟和圣布里厄的卡法雷利那
样，对他们的过分的要求，显得令人难以忍受。大多数主教利用了他们谨小
慎微的态度，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各郡守知道自己最后难以抗衡，所以他
们看成是大势所趋，只得如此：在马赛，蒂博多向尚皮翁·德·西塞征询关
于官员人选的意见。主教的权力由于得到官方的“高卢主义”的保护，不再
事事听命罗马教皇而加强起来，又由于教务专约规定低级教士（只有所谓本
堂神甫例外）应无保留地服从主教，而更为加强。然而思想上的统一远未实
① 帕卡纳里是意大利神甫，1797 年创“忠信神甫会”，搜罗已被解散的耶稣会士，所以帕卡纳里派实际上
是改头换面的耶稣会士，1814 年后纷纷回到耶稣会。——译者
① “仁爱会”是十七世纪由味增爵（1576—1600 年）创办的女修会，以办理慈善事业为标榜。——译者
② 安培（1775—1836 年）物理学家，为了纪念他的贡献，电流强度的单位就命名为安培。象这样的科学家，
在宗教信仰上却表现如此，可见当时修道会的影响。——译者
现，而且宪政派教士仍然受到歧视。在贝藏松，大主教勒科兹经常和他那些
受到过去顽抗派教士挑唆的神甫和修士们争吵；起初有些本堂神甫也不甘心
世俗化，事故不断发生；最后，绝大部分的教士还是忠于波旁王朝，而这一
点往后也能看得很清楚。至于他们对人民的影响是不能以教会在物质上的改
进来衡量的；在很多地区，人们对宗教依然表示冷淡，而在城市里，总是有
一批观众为《哀狄普》或《伪君子》鼓掌喝采。①何况有理由相信拿破仑并不
一定要法国重新深信基督教；他作出了这些安排是为了掌握臣民中最听神甫
的话的那些人：他所需要的无非如此而已。
与教皇的冲突使这项政策没有完全成功。冲突的起源不是宗教的原因，
尽管庇护七世在“组织条款”问题上，尤其是对在意大利王国里的僧侣所实
行的政策问题上，指责皇帝，但如果教皇不同时也是一个世俗的君主，那么
双方就可能永远不会破裂。但是破裂使拿破仑再次产生象罗马皇帝那样统治
全部神职人员，并把罗马主教沦为附庸的奢望；这样，1810 年2 月17 日元
老院决议案把四项条款的声明立为帝国法律，拿破仑在参政院中也宣称，他
将“恢复历代皇帝一直拥有的批准对教皇的任命的权利”，并要求“教皇登
位前须在法国人的皇帝面前宣誓服从四项条款”。“教皇们不得再提出蓄意
反叛的荒谬要求；这些要求过去曾经为人民带来不幸，为教会带来耻辱。实
际上他们什么也不肯放弃，而且今天还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主宰。”
庇护七世被囚禁在萨沃纳；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们已被带往巴黎，由于
二十七名红衣主教中有十三名拒绝参加皇帝的婚礼，皇帝把这些“卑劣的”
红衣主教流放了。这样就不可能圆满执行教务专约。自1808 年起，教皇为新
任主教授职的祝圣通谕已不完全符合教务专约规定的程式，甚至参政院也拒
不认可。随后变得完全无法填补主教的空缺；皇帝命令被任命的主教径自去
管理他们的教区；红衣主教莫里接受了巴黎教区，多斯蒙接受了佛罗伦萨教
区。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权宜办法。1809 年，一个教会的委员会发表了意见：
如果教皇由于一些世俗的理由推迟任命一名主教，那么大主教就可以任命一
名主教；但是这个委员会拒绝作出任何决定，而建议召开一次全国主教会议。
1811 年，第二个教会委员会同样得出必须召开全国主教会议的结论。随着世
俗政权对僧侣的压力愈来愈沉重，埃梅里方丈的“高卢主义”倾向日趋缓和，
他一个人大胆地，而且为着拿破仑本人的面，捍卫罗马教廷的权力。但是他
在定于1811 年6 月17 日召开的全国主教会议开幕前去世了。胆战心惊的主
教们直到那时一直噤若寒蝉，怕得不放打破缄默；如同在路易十四时代和制
宪议会时代一样，他们感到被夹在国家元首和天主教首领争执之间的法兰西
教会有成为争执的主题的危险。拿破仑不得不一个个地施加影响，争取主教
们赞同他的计划；然而他们还是有所保留，一定要得到罗马教皇的认可。如
果教皇在六个月的期限内没有授职，那么就由大主教或资格最老的主教授
职，结果就又回到了1790 年《教士法》的办法。庇护七世接受了此议，只要
授职是“明确地以罗马教皇的名义”进行即可，这样他就能随意禁止授职。
1812 年2 月23 日，拿破仑宣称罗马教皇的教谕不能采纳，并且认为教务专
约已然失效。
① 《哀狄普》是1718 年出版的伏尔泰的第一部悲剧，这部戏攻击了教会人士，并批判了专制政体。《伪君
子》（汉译或作《达尔杜弗》）是1664 年出版的莫里哀最富有讽刺性的喜剧，揭露了天主教徒和当时“上
流社会”的假冒伪善。——译者
与教皇的破裂使教士们对拿破仑政权的感情恶化了。一部分神甫逐渐又
公开表示反抗。一些主教被迫辞职或遭到流放；一些神甫被取消了年金或俸
给；反叛的修道院学生失去了奖学金，并被迫入伍当兵；政府宣布解散男修
道会；对忠信神甫会最终也应用了1807 年命令；味增爵修士会、圣灵神甫会
以及“外方传教会”也都被取缔了，而“外方传教会”会长阿农则被逮捕；
1810 年轮到了圣絮尔皮斯修道会被取缔。自1809 年起，圣母修道会早已受
打击，因为其成员在法国散布教皇革除拿破仑出教的通谕，并且保持与庇护
七世秘密通讯。接着轮到了大量的慈善会。最后，1811 年综合教育团的改革
导致了关闭大部分教会学校或初级修道院。教务专约曾使保王党和反革命失
去僧侣的支持；拿破仑和教皇的决裂又使它们再得到了这种支持；在被合并
的各国，他也重新激起了敌视法国的情绪。然而他所争取到的几年已见成效。
大多数教士都迟疑不决，怕再次要尖锐对抗和失去既得利益；只要宗教仪式
没有中止，只要本堂神甫没被赶走，人民是不会怎么骚动的。拿破仑同教皇
的冲突重新燃起了保王党的希望，并有利于他们的阴谋；但是就冲突本身而
言，还不足以动摇拿破仑的统治。
新教徒并没有给政府制造任何困难；但是犹太人则迥然不同。如果问题
纯属宗教性质，那就容易解决了，因为是犹太教法师自己要求颁发“组织条
款”的。困难在于要知道他们是否会认为摩西法律能同民法和法兰西公民的
义务相容；人们以为法国南部的和意大利的“塞法尔第人”①久已适应当地风
俗，而东部的“阿斯肯纳齐姆人”②则被视作是固守旧教规的，1805 年博纳
尔曾认为犹太人是同化不了的。最后，有些犹太人在阿尔萨斯和洛林放高利
贷，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因为高利贷常常剥夺了农民的产业；皇帝早已反对
高利贷，他不顾参政院的反对，于1806 年5 月30 日同意犹太人的债务人延
期偿付债款。问题因此呈现了三重性。1806 年7 月20 日，在巴黎召开了一
次犹太人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九十五名代表均由郡守指定，他们与皇帝的
特派员们达成了协议；然后大会决定戏剧性地重新组织“最高评议会”，其
中包括二十六名俗界人士和四十五名犹太法师；“最高评议会”向欧洲的犹
太人发表了一个声明，并于1807 年2 月9 日同意废除一夫多妻制，承认民事
婚姻，同意服兵役，不得顶替，以及看来是必要的一些经济措施。皇帝的决
定直到1808 年3 月18 日才宣布。礼拜在犹太教堂内进行，每郡至多只有一
个犹太法师的大教堂，巴黎有一个犹太法师总会；宗教费用向信徒摊派来维
持。另外一道有效期为十年的敕令废除了矿工、妇女和军人的债务，强制犹
太债权人证明他借出的钱是给足十成的，除非债务人是商人，敕令还授权法
庭可以减少或取消拖欠的利息，也可以规定延期偿还，这个敕令规定不适用
于吉伦特郡，但实际上也只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得以贯彻。对犹太人课一种特
别税，并对其典当业制定了一些规章；犹太人被禁止移人阿尔萨斯，而在其
它地方则要求移入的犹太人必须在乡村购买一项产业。最后，1808 年7 月20
日的法令强制犹太人选择一个姓氏。我们可以看出，拿破仑大概认为必须制
止高利贷，高利贷会激起骚乱并迫使农民外迁；但是他的措施是否有助于犹
① 塞法尔第人（Sefardi）即中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因希伯来语称西班牙为Sefarad 而得名，以后
用来称他们的后裔，即使已远离西班牙者仍用此称。——译者
② “阿斯肯纳齐姆人”（Askenazim），中世纪指来自日耳曼的犹太人，因一个犹太先知的后裔的名字而得
名，现专指在法国东部的犹太人。——译者
太人的同化，这一点值得怀疑，而且他任凭其自由选择姓氏，这就推迟了这
种同化。尽管如此，他的同时代的人并不认为他的政策于犹太人不利；他这
种政策曾在欧洲轰动一时，并且同其他国家政策相比，曾使他获得各地犹太
人团体的同情，但是也遭到他们的敌人的诅咒。
皇帝也插手到共济会，这是在督政府时期，尤其是执政府时期就已恢复
的组织；1805 年他派约瑟夫为共济会总会的会长，而当已于1804 年成立的
苏格兰典仪派完全退出之后，克勒曼和康巴塞雷斯便掌握了领导权。皇帝的
保护有助于共济会的统一和等级制的发展，并促进了共济会支会的增加；共
济会总会在罗蒂埃·德·蒙塔劳的效率卓著的管理下，1804 年支配、管理着
三百个分会，1814 年发展到一千个。共济会会员在高级文武官员中为数众
多，而且这个团体对帝国是十分忠诚的。但是它仍然忠实于十八世纪的思想，
以致某些郡守最后认为共济会的一些支会影响不好。在勒芒郡，卡佩尔写道，
“总是平等，总是‘博爱’，总是哲学，总是些共和思想”。拿破仑却从来
不曾为此而生气。
培养青年的问题使拿破仑更为操心；尽管他愿在这方面给宗教一席之
地，但是他并不打算把青年完全交给教会，因为他的目的主要是培养臣民，
而不是信徒，要培养通达时务的人材，而不是神学家。这便是过去所有开明
专制君主的意图。这个政权的精神当然要求国家垄断教育；但是这样做就需
要大量金钱，所以支配着拿破仑的学校政策的是财政问题。首先，他创设了
国立中学，设置了国家奖学金，共和十一年创办了一所军校，共和十二年创
办了法律学校和医学院，为的是要补充军官、公务员、法学家和医务人员。
而且还要各公社市政府来负担已批准成立的“中等学校”的费用，还要让大
量私立学校和初级修道院的宗教教育继续存在。然而国立中学并没有很快开
办，因为财力不足；在计划开办的四十五所中学中，到1808 年还只开设了三
十七所。这三十七所学校也没有办得象拿破仑所期望的那样成功，因为他原
以为，由于学生缴纳学费，这些学校是不用他花钱的。共和十一年的条例规
定学校建立军纪，这使资产阶级感到不悦；僧侣们则认为，那些学校只是亵
渎神明的渊薮，因为教职员中有一些还俗的神甫和不加入任何教会的人；最
后，私立学校又降价收费。于是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采取：为了节省费用而关
闭国立中学，或者取缔私立学校。领导教育工作的富尔克鲁瓦和哲学派可能
比较喜欢第二个办法，而波塔利斯则以家长的自由选择权为名和为了教会的
利益而加以反对。皇帝最终决定了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因为他没有国家垄
断教育所必需的金钱和人员。1806 年5 月10 日法律宣布，将组织一个称为
“综合教育团”的团体，唯有此团才有权进行教学；然而私立学校在其监督
之下可以继续存在，条件是定期向它缴纳一笔税款，以减轻国家预算负担并
限制竞争。7 月14 日批准，但由于战争而延期成立的“综合教育团”，直到
1808 年9 月17 日才公布。在此期间，由于费什和丰塔内的努力，教会得以
稳固其地位；这个敕令，尤其是其执行方式被视作哲学派的一个失败。打算
当“综合教育团”首长的富尔克鲁瓦被排挤了，而丰塔内得到了这个职位。
这个首长的官衔是“教育总长”，虽然没有大臣的级别，但是可以直接
与皇帝联系；辅佐他的有一名总教务长，一名财务官，一个由三十个委员组
成的委员会和一些督学长。帝国被划分为若干“学校管理区”，由“学校管
理区区长”管理，他有一些督学和学术委员会协助工作。教育分成三个等级：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国家第一次管辖小学：迄今为止一直任命
小学教师的市议会不得不只限于提出它的候选人，而教育总长颁发教师证
书。国立中学依然照旧，但是其它中等学校称为公立中学。最后决定创办理
学院和文学院，其教师还是兼教国立中学，此外还增设了神学院。法国公学
和大革命时期创办的各高等院校继续存在，并没有并入“综合教育团”。全
体工作人员由皇帝或教育总长任命；国立中学和大学院系的教师接受了规定
学位、职衔、服饰、待遇——包括退休金的扣除——和纪律惩戒等的章程；
在国立中学里，只有教师获准结婚。
私立学校只有在得到“综合教育团”的批准（批准是可撤回的），并拥
有获得其学位，服从其督学和纪律管辖的教学人员的情况下才能开办。这样，
公办教育便没有掌握有效的垄断，因为竞争的学校继续存在，甚至大量增加。
此外，“综合教育团”的治理权也徒有虚名：要等到1815 年起才要求教师具
有学位，而且任教十年的私立学校教师可以免除学位的要求；也没有足够的
督学来有效地进行监督。最后，修道院无条件地豁免了这些隶属关系。另一
方面，天主教会在国立学校中拥有一部分影响：天主教教义明确地成为教学
基础之一；丰塔内对天主教会忠诚到写信给他的朋友吉亚尔说：“就把你亲
爱的儿子留在朱伊吧，”朱伊即那所著名的祈祷学校；一名主教曾被任命为
“综合教育团”的总教务长；在综合教育团的委员会里有埃梅里方丈，还有
博纳尔和昂布鲁瓦兹·朗迪，后两人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儒贝尔和新教徒
居维叶在公立学校的改组中都起过很大作用，他们都是很赞同宗教教育的督
学；圣母会的成员，弗雷西努斯方丈当上了巴黎学校管理区的督学；有些神
甫领导着国立中学和公立中学，或是在这些中学任教师。尽管如此，皇帝确
实已经确定地组织起公共教育，所以教会对所谓“综合教育团”的垄断丝毫
不予以原谅：因为教会曾打算恢复自己的垄断。
此外，当时世俗的或教会的私立寄宿学校的怨言更是个现实问题。关于
组织“综合教育团”的敕令事实上迫使寄宿学校的校长出钱购买办学执照，
并要为每个学生甚至连走读生在内，上缴膳宿费总额的二十分之一。由于监
督不容易，这笔应付的款子未能全部征收到，再者修道院是免除这项税款的。
所以1810 年萨瓦里受命进行一次调查，尤其是因为拿破仑和教皇闹翻后，对
修道院更有所怀疑。1811 年11 月15 日，一道新的敕令加强了垄断。在设有
一所国立中学或公立中学的所有城市里，新的条文规定，私立学校的学生去
国立中学或公立中学上课，每个郡只批准办一所初级修道院或教会小学。效
果很明显：国立中学和公立中学的学生由1810 年的三万八千名增至1813 年
的四万四千名；自1811 年起，私立学校减少了五千学生。敕令并没有彻底执
行，丰塔内及其同事的巧妙应付是颇有关系的；1814 年，这个“教育总长”
与路易十八谈话时自夸曾“抵制了某些不好的东西”。
皇帝达到了其预定的直接目的：中等教育和高等院校为他培养了能干的
行政人员。中央学校的课程大大地删繁就简，加强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学，
哲学课只读逻辑学，历史、现代外语和实验科学则不受重视。但是本国文学
和数学保留了大革命时期所取得的重要地位；在高等教育方面，则保持了法
国科学在大革命中所形成的新的特点，学者们继续使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然
而，拿破仑梦想要完全控制对青年的教育，他却远远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对
于人民，他并不怎么关心，他让公社市政府负责初等教育，自己却什么也不
管；除了几个地区，如阿尔萨斯以外，小学并没有什么发展；至多是使它们
恢复到旧制度末期的那种状态。他更不想教育妇女。但是他很重视培养资产
阶级的后代，在这方面，他也没有成功；很大一部分人并不在他的学校中受
教育，他并没有在综合教育团向年轻的一代提出一个他所特有的，能使年轻
一代和他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理想。
对他在思想文化和艺术方面的活动，我们也可以作出同样的评价。他想
成为文艺的庇护者，因为普遍认为一个君主只有创立了他的“时代”才真正
是伟大的。1804 年，他创设了“十年奖”，预定在1810 年第一次颁发。他
主张通过书报检查、科学院、“罗马法兰西科学院”来领导文艺创作。他以
奇特的方式来统治戏剧界，并把雷米扎安插为总监督。1807 年，他限制了剧
院的数目：巴黎有四个大剧院和四个中等剧院；另外五个城市获准组织两个
剧团，有十四个城市只获准组织一个；帝国其余的地方，包括二十五个县，
却只有一个或两个巡回演出剧团；在巴黎，每个剧院只准演出一种类型的戏
剧，所有的剧院都必须向“巴黎歌剧院”定期缴纳捐税；1812 年，他在莫斯
科时签发了一道敕令组织法兰西大剧院。他特别乐于保护艺术，主要是建筑
艺术，因为他购买和兴建了许多建筑物。①要是说他在艺术作品上留下了他个
人的标志，那就言过其实了，因为“帝国风”并不是从他而来，但是他聚集
并重用了许多大艺术家。在文学上则相反，他完全失败了：他只拉拢到一些
平庸的作家，而大作家他都没有抓到手。他似乎并不象救国委员会那样曾经
设想过使用作家和艺术家来培养公众的革命精神；他顶多只想到在学校里讲
授他历次战役的历史，通过利用《大军通报》，利用《政府通报》的文章来
编造他的“传说”，以及命令画家达维德绘几幅时事画。当然，他缺乏后来
的一些独裁政府为组织宣传所拥有的可靠的财政资源和技术能力。而且尽管
他妄图建立一个朝代和一个世界帝国，他却没有提出任何特殊使命来教育法
国人；那些忠心耿耿，毫无私心地追随他到底的人是捍卫他所代表的法国民
族和大革命的；其他人则不可能认真看待葡月将军②的皇朝合法性，即使他是
被教皇涂过圣油的。他能够麻痹和压制思想，他却未能征服它；思想的两极
依然是旧传统和大革命。
四、社会演进和舆论
拿破仑并非不知道控制思想的工作依然尚未完成；所以他继续象执政府
时期那样恢复社会等级制。他必须通过人们的切身利益或虚荣心来争取所有
那些掌有权力的人，并巩固他们的权力，以使之隶属于他自己。他继续联合
“新贵名流”，这些人是佃农、雇农、工人、佣仆和供应商等广大人民的主
人，他把“新贵名流”拉进各级议会和行政机关，拉进各部机关和国立学校。
他增加了官员的数量，这不仅是因为他扩大了国家的职能，而且也是因为他
从中发现了组成一个社会集团的益处，这个社会集团的成员，由于他给了他
们高官厚禄，所以将会致力于维护他的政权，更不用说他们的亲属和社会关
系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战争增加了军官的数目，也为他提供了一大批忠心
耿耿的臣仆。
他使他们彼此进行集团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竞争，从而在分化他们的同
① 参看上文，第408 页（原著页码——译者）。
② 拿破仑·波拿巴因在共和四年葡月13 日（1795 年10 月5 日）在巴黎无情镇压王党暴乱，而被王党分子
称为“葡月将军”。——译者
时，使他们尽忠职守，并倾向他这位金钱和荣誉的颁发者。因此他十分重视
各种勋章，认为他们对此是很贪婪的。1805 年，他已经完全改变了荣誉军团
勋章的形式，此后勋章的徽号是最重要的；他在意大利王国创立“铁冕勋章”，
很多法国人曾荣获此项勋章；1809 年创立“三条金羊毛勋章”，1811 年创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