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勋章”①。他还不断地以岁入和土地的方式颁发赏金、养老金和赏赠。
军队获得其中绝大部分。因为他曾经许过诺言，所以他并不拒绝向平民颁发
勋章，甚至向塔尔马颁发了荣誉勋章；然而十分之九的勋章到了军人手里。
法国人在旧制度下久已惯于领赏受奖，所以对拿破仑这项政策安之若素，因
为这项勋章不包含有任何特权，人人可得，而又不世袭，所以在他们看来，
这似乎并不违反论功行赏的公民平等思想。正如大革命所许可的那样，人们
仍有可能在社会上平步青云；战争和晋级有利于步步高升；公职的扩增和奖
学金在人民中分离出一个小资产阶级。
由于拿破仑梦寐以求要建立一个正统皇朝，并渴望把旧贵族完全争取过
来归附新朝，却又不愿承认其原有爵位，所以他又进了一步，另立一个贵族
阶层，即一个由他赐封的，但是世袭的，并且拥有足以维持其地位的财产的
公职贵族阶层。帝国宫廷的组成，附庸国和大领地的创设乃是前奏；1806 年
8 月14 日，元老院的一项决议案批准拿破仑把世袭大领地推广到整个帝国，
这种领地由长子继承，并恢复“补充继承人（或受赠人）的指定”①。1808
年3 月1 日，最终组成了帝国的贵族阶层。这个贵族阶层当然是属于那些帝
国大勋爵，他们都封为亲王，属于各部大臣、元老院议员、大主教、终身的
参政官、立法院议长等，他们都封为伯爵；其他官员，象各“大城市”的市
长皆封为男爵，荣誉军团的成员则皆称骑士。皇帝也能够以赐封状授予贵族
头衔。贵族头衔是可世袭的，条件是要为后嗣建立长子世袭财产，而拿破仑
经常赐赠以建立此项产业。与此同时，宫廷的廷臣越来越多，与奥地利联姻
后，帝国宫廷又变成旧制度时期的宫廷体制。1812 年，宫廷里有十六名御马
官和八十五名侍从官；1811 年，恢复按地位高低而定的先后次序，这种位次
是由所坐的圈椅、凳子，以及马车的马数、朝服、行礼、觐见时列队先后等
不同待遇标明的。宫廷里任用前朝旧人的现象更加明显；德·塞居尔先生任
典礼官，掌管皇后服饰的贵妇人和内廷侍从绝大多数来自旧贵族。大革命似
乎只是一场噩梦。拿破仑不久以后对莫莱说：“这些所谓1789 年原则的学说
将永远成为任何时代的不满分子、野心家和空论家手中的一种威胁性武器”，
他还同莫莱谈到那些憎恨新皇后的“织毛线的娘儿们”①。对他的权威有任何
① “联合勋章”发给有功于法国向欧洲扩张的人，用拿破仑自己的话说，它象征着“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
和大西洋间的联合”。——译者
① “补充继承人（或受赠人）的指定”（substitution）是封建继承法的一种制度。按照此制，甲将财产以遗
嘱遗赠给乙，或在生前赠与给乙，但订定在乙死亡时，该项财产须转归丙所有（丙即甲所指定的补充继承
人）。乙生前对该项财产有所有权，可以使用收益，但有予以保存的义务，所以虽然他可以暂时把它出让
或抵押给他人，但这种出让和抵押是可以解除的，因为在他死亡时，丙依法确定取得对它的所有权。《民
法典》之所以废除此制，主要是由于：(1)它妨害财产的自由流动；(2)它在通常的继承制度之外，造成一种
特殊的继承制度；(3)对该项财产有权利主张的债权人可能受到损害；(4)乙生前在经营此项财产上易发生滥
用权利的情况。——译者
① “织毛线的娘儿们”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平民妇女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时，纷纷旁听国民公会的会议和革
命法庭的审判；在断头台处决国王、王后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时，妇女群众也围观欢呼；她们出席这些场合
反抗就使他暴跳如雷，以致他对这些“无套裤汉”的妇女和反对国民公会的
保王派资产阶级不再加以区别：“只要我活着，这些渣滓便再也浮不起来，
因为他们在葡月13 日已经认识到我是怎样一个人，他们知道，只要我抓住他
们的错误，我随时准备消灭他们。”他的群臣随声附和；曾任肖梅特②的副手
的雷阿尔于1812 年大声疾呼：“这些老百姓从未被狠狠地制服过！”
如果拿破仑有时间的话，可能他会走得更远一些。某些迹象令人猜测他
想根据社会分类来划分臣民：因此各附庸国的宪法允许同业团体的选举法，
议席是在地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之间分配；很明显，他们是具有选举权的
财产资格的。正是在这方面恢复行会对他才具有吸引力：如果行会在国家控
制下重新组织起来，设有救济机构和技术学校，加上禁止罢工和组织帮工会
的条例，就有可能提供一个使工人服从工商业“新贵名流”的家长式的绝对
权力的组织。拿破仑也倾向于准许永佃权以便恢复地主对农民的监护权利。
在他的全部计划中，改建社会的计划是最不可靠的；这是因为这些计划
同社会的演进背道而驰。他所实现的很少一部分计划也被社会的演进所推
翻，而在民族生活中没有产生丝毫影响。首先，夏普塔尔错误地以为大革命
已被遗忘。即使在宫廷里，新旧贵族的融合也只是表面现象；而帝国的门面
使这种融合往往也只能做到貌合神离。尽管波默勒尔自己是旧贵族，每次新
任命一个内廷侍从官时，他就嘟囔地说：“这些贵族头上又多了一个便壶。”
在颁发联合勋章的典礼之后，杜尔塞·德·蓬泰库朗问道：“您看见了西哀
耶斯吗？”因为西哀耶斯伯爵跟其他受勋者一模一样，身穿勋章闪烁的礼袍
出现在这次典礼上。“您看见了西哀耶斯吗？《什么是第三等级？》”①
其实拿破仑本人处在旧贵族中间也并不自在，因为他们能够作出那么多
的今昔对比，而他又是一直鄙视他们的：“我为他们打开了前厅，他们就急
忙冲进来了。”1805 年，巴塞尔主教邦君为自己的钱财利益上书拿破仑，拿
破仑在他来信上写的批语也证实了这一点：“啊！卑怯的贵族们，如果你们
的祖先看见你们，他们会说些什么啊！他们曾为自己的德行感到如此自豪！”
②地方上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旧的特权阶级始终在念念不忘他们失去的东西，
而帝国的贵族象资产阶级一样，仍然是坚决不归还一丝一毫。归附新朝的前
朝旧人在耐心等待。而顽固派则梦想旧制度复辟，某些人甚至竭力把他们组
织起来，准备一旦时机成熟采取实际行动复辟正统王朝。为了这个目的，费
迪南·德·贝蒂埃在马蒂厄·德·蒙莫朗西的协助下——这两人都是以后复
辟王朝时代享有盛名的圣母会的成员——组织了“忠诚骑士”的秘密团体，
使人们在波尔多似乎想起了督政府时代曾异常活跃的“慈善学社”。所有其
他的贵族一面等待时机，一面尽可能地重振家业，恢复名位；亡命者回国后
廉价购回或强迫人们归还他们的土地（有一半是在北滨海郡）；他们依然和
总是手中边织毛线。有反革命情绪的人因此轻蔑地叫她们“织毛线的娘儿们”。现在以大革命起家的拿破
仑也使用这种反革命语言，足见他娶奥国公主后，思想感情进一步蜕化。——译者
② 肖梅特（1763—1794 年），巴黎革命市府领导人之一，1794 年4 月13 日被处死。——译者
① 这句俏皮话是旧贵族对西哀耶斯极大的讽刺。《什么是第三等级？》原是西哀耶斯在1789 年1 月出版的
有名小册子，是迎接1789 年革命最有鼓动性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汉译参看吴绪、杨人楩选译《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三联书店，1957 年，第1—12 页）。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权威理论家现在竟然
也挤入新的贵族行列。——译者
② 基尔歇森所出版的《拿破仑一世的书信集》第二卷，第336 页。
大部分僧侣秘密勾结，他们在所有的政府机关和法庭里又有了朋友。他们对
“波拿巴”并不表示感恩戴德，而是在盼望着他的垮台。除非他还把国有产
业收回来发还给他们！至于那些过去购买了亡命者土地的人则忧心忡忡。1807
年，地产管理局为了一点点利益而重新审核积欠的尾数；还调查了国有产业
的岁人，并要求债务人提出其封建地位的凭据。某些地方的法庭，如第戎法
庭，主张当债权人能够证明封建收入与所让与的土地相符时，就恢复封建赋
税；科多尔郡的郡议会表示了相同的意见。社会革命所造成的鸿沟是无法加
以填平的；新旧贵族仍然长期相互敌视，拿破仑白费了口舌，白花了气力，
而在十九世纪的过程中，民主政治将利用他们的不和又一次获得胜利。①
另一方面，如果说拿破仑是最强大的开明专制君主的话，那是因为他登
基的时候法国贵族制度已经被摧毁了：要真正恢复贵族制度必然产生矛盾。
法国贵族以占有大量地产为基础，得到一群受其保护的永久佃户的支持，就
有可能重新取得一种独立的强大势力。拿破仑除了他自己以外，他的继承人
会象过去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那样，就会遇到这股势力起来反抗中央政权。
而拿破仑所创立并受他摆布的贵族阶层仅仅是一个侍臣和官吏结合起来的小
集团，对他毫无帮助，并且一旦他倒台就会云消烟散。最后，还有一个矛盾：
一方面自视为以平等名义所进行的一场革命的代表，另一方面又想重建一个
符合平等原则的贵族阶层。在当时，个人当上贵族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可以
接受的；这不过是一个荣誉称号，和别的勋章是一样的东西，而且平民在已
有了一些国王以后，对再有他们的公爵和伯爵并不感到不高兴：这是侮辱旧
贵族的一种新方式。但是恢复长子继承权，那就过分了；由于皇帝通过继承
权固定了一部分财产，因而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原则之一发生了冲突。
拿破仑对社会起的作用只是在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优势的范围内才确有
实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活动符合国家的演进。他通过为“新贵名流”
规定在政府工作中担任主要角色，不知不觉地为他们在政治上作好了上台的
准备。而且他还以下列方式大大扩大了他们的影响，提高了他们的威望和增
加了他们的财富：他改组了各部机构，并且在实质上同意他们挪用保证金券
来贪污；在财政部系统恢复了财务官和出纳员，他们通过在基金管理上提取
一定百分比的佣金而有利可图；增设了各种各样的公职，等等。法兰西银行
和若干大公司的创办、公债息票的恢复都开始发展了动产财富；资产阶级无
需停止利用其传统的生财之道，如购置地产和供应军需等，工业的发达和几
个企业巨头的事业兴隆标志着资本主义的飞跃发展；最后，帝国的立法把工
人置于从属地位。然而，资产阶级愈强大，对拿破仑政权就愈是离心离德。
的确，拿破仑政府远远不能在一切问题上都满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
们对财政管理上的黑暗，威胁着供应商的武断专横，冒险的战争和过分的封
锁，怎么会表示赞许呢？但是也许这并不是主要的；如果说资产阶级帮助了
雾月18 日政变的话，那是为了在波拿巴的掩护下由他们自己掌握政权：然而
拿破仑大权独揽，并剥夺了资产阶级的一切自由。于是他们启发人们思慕君
主立宪制，而英国的代议制便又时髦起来。鲁瓦耶-科拉尔甚至谴责旧贵族归
附新皇朝，尽管他最终也接受了巴黎大学的教授职位；在立法院里，莱内等
待机会摆出反对党的姿态；基佐也被聘为巴黎大学的教授，他拒绝在第一堂
① 著者所指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第三共和国初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君主派复辟不成，因为君主派
分裂为正统王朝派、奥尔良王朝派和波拿巴皇朝派。他们的分裂，使共和制度才得以维持下去。——译者
课里硬塞进对暴君的歌功颂德。在沙龙里，尤其是在雷卡米埃夫人的家里，
传播着流言蜚语；剧院里为影射时事的情节鼓掌喝采；人们争阅书报检查机
关疏忽轻信而没有取缔的书籍或文章，传阅一些手抄的抨击性小册子，而且
冒着危险在私信中倾诉真心话。轰动一时的那些风波主要是和文学史有关
的。1807 年，夏托勃里昂刚从东方旅行归国，就因为在《信使》杂志上发表
了一篇文章而接到命令必须离开巴黎；1811 年他被选入法兰西科学院，但未
能宣读他的致词。斯塔埃尔夫人的遭遇更坏；她出版了描写“沉默的法兰西”
的小说《苔尔芬》①以后，于1803 年回国，她又被要求再度出国。1806 年，
只容许她住在离巴黎十二法里以外的地方；在科佩，一群崇拜者经常围绕在
她身边：其中有尽管当时已经结婚的邦雅曼·贡斯当、西斯蒙第、邦施泰滕、
巴朗特夫妇、奥古斯特·施勒格尔；人才之盛不弱于拿破仑的朝廷；自1808
年起，人们到她那儿去就有失宠于拿破仑之虞，或者冒比这更大的危险。1810
年，她的《论德意志》一书的出版使她彻底垮台：莱芒郡郡守巴朗特被撤职，
雷卡米埃夫人被放逐；斯塔埃尔夫人本人于1812 年5 月23 日逃往彼得堡..
这些事件只不过与所谓“上流社会”或“社交界”，即为数极少的一些
人有关，所以现在只有轶史逸闻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很少为人所知
的数以百计的迹象可以说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观望之中：既然每次战役都
使帝国的生存成为疑问，那么谁能认为帝国确是巩固了呢？里昂商会在一份
大胆的备忘录中表达了每个人的思想：“法国无法经受无止境的战争状态所
要求的最大努力；这些努力所引起的极度紧张使社会各个方面都已筋疲力
尽。”证券交易所的投机商由于行市一直下跌而不断表达了普遍的悲观情绪。
正因为看不清前途，所以不断地引起不满和期待的心情。
这两种感情不论是哪一种在平民各阶级中都没有引起共鸣；拿破仑的专
制没有使他们发生什么变化；只有捐税、征兵和贫困也许使他们烦恼。直到
1812 年年底，兵役并没有引起如传说那样的反抗；只要面包不太贵，失业不
很严重，由于封锁而产生的物品短缺和物价昂贵对穷人的影响不大；综合消
费税遭到反对，不过它们远不如1789 年以前那么苛暴。只要拿破仑打胜仗，
他的要求似乎都不超越人民所能忍受的范围，因为人民日常的面包一直得到
保障：从1803 年到1811 年，由于连年丰收和皇帝为提供工作机会而采取的
措施，尽可能地保证了人民每天有面包吃。
农村居民的处境趋于固定。在整个帝国期间，国有产业仍在不断出售，
不过除了国家保留下来的森林以外，国有产业所剩无几；国有产业主要是被
资产阶级买去，而购买了国有产业的农民已经发财致富。共和十二年已经批
准，只要按照合法手续，就可以把公有土地分掉；但情况经常都不是这样，
所以很多已经分掉的被宣告无效；此外，尽管1793 年6 月10 日的法令①没有
取消，那也已经停止执行了。然而农民的地产似乎在继续扩大，因为地价显
著下降，促进了私人购买；同时，农民的地产还通过继承的方式继续迅速地
分散。一块块的耕地似乎也变得更小和更多；1814 年的调查证明，在芒托瓦
地区和下塞纳郡，一些大农庄已经肢解。在阿尔萨斯、伊尔-维兰郡、杜郡和
① 《苔尔芬》是1802 年出版的书信体小说，是斯塔埃尔夫人的名著之一。她在书中提出了资产阶级新女性
的形象，这部小说显然是在卢梭思想影响下写成的。——译者
① 即雅各宾派当权后通过的“分配公有土地法令”（汉译参看《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同前引，
第100—109 页）。——译者
塔尔纳郡，小土地经营有所发展。尽管发生这些轻微变 化，但是还很容易看
出农村社会结构的原来面貌；大部分自耕农所有的土地仍然太少；地租在增
加，佃农的负担在逐渐增多；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农村打零工的无产阶级人
数几乎没有减少；农村仍然仅仅依靠集体使用权利，如公共牧场和通道使用
权、拾遗穗权、公地使用权等，而继续维持生活。因此森林的封闭使他们经
常深受影响。他们象在旧制度时期一样，仍然要从工业部门、暂时外迁和行
乞来寻找生活来源以补不足；在阿尔萨斯、洛林、来因地区，农民借口贫困，
相当大量地移居俄国，尤其是在1808 年和1809 年：结果不得不采取严格措
施以制止他们外迁。
至于工人的状况，变化更小。拿破仑只是到1813 年才为工人，而且还仅
仅是为矿工采取了预防工伤事故的措施，禁止十岁以下童工下矿井，并批准
在乌尔德郡煤矿创办自由参加的福利救济会。他公开发表了自己曾多次提出
过的关于消灭乞丐的主张，但是他并不比他的历届前任取得更大的成功，尽
管在1808 年他曾经认真地着手建立一些乞丐收容所。除了几个城市以外，公
共救济事业并无进展；由督政府所创设的救济机构现在还在工作，但是经费
不足。只有私人发起的组织有所改善；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①和他的朋友们
于共和九年曾在巴黎又创办了“慈善会”，它开设了第一批施药所，其它的
慈善会随之在外省纷纷建立。这些慈善会支助了一些储蓄所和互助会，1815
年储蓄所和互助会约达一百多个；“幼儿教育会”也活跃起来。主要之点是，
在农村和在城市里一样，工资保持了原状或有所增加；在巴黎，将近1811
年的时候，工资由二法郎五十生丁增至四法郎二十生丁；因为物价也上涨，
所以生活并没有改善很多；但是面包不贵，人民能够维持生活。人口的迅速
增长便足以为证。而早婚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促进人口的增长，因为人们想借
此逃避征兵：1812 年有二十二万起结婚，1813 年有三十八万七千起；结果
1814 年比1813 年多出生了十二万二千个婴儿。出生率从1801 年到1811 年
超过了千分之三十二，法国从来没有这样生机勃勃。政府为减少死亡率作了
一些努力，主要是推广接种牛痘；莱载-马内西亚在下来因郡组织了一个免费
医疗站。从1801 年至1810 年，尽管战事连绵，在法国原有领土内①还是增加
了一百七十万人；有很多人为此而感叹，因为这只能增加贫困和乞丐。
1811 年的工业危机中断了接连几年的好年头；但是1812 年就迅速地复
苏了；这真是幸运得很，因为1811 年曾歉收，而且出口使“库存的麦子”销
售一空，所以1811 年冬法国大闹饥荒，与共和十年时一样严重。1812 年春
达到最高峰，一百公升麦子的平均价格从1809 年的十五法郎上升到三十三法
郎，而面包在某些地区从每磅两个苏涨至十二个苏。人们又看到了惯常的动
乱：乞丐增多并结成匪群，抢劫和焚烧农庄，拦截粮车，扰乱市场，三月初
在冈城发生的事就是个例子。强大的国家镇压机关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近卫
军的一个分队占领了冈城，军事法庭命令处决了六个人。与此同时，还努力
进口粮食。早在1811 年8 月28 日，拿破仑就组织了一个粮食委员会，粮食
供应局局长买进了大批粮食。象往常一样，这主要是为巴黎着想的：国家在
① 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1747—1827 年）出身旧制度的大家族，1789 年当选三级议会代表，在政治
上属于以拉法叶特为首的自由派贵族，在大革命初期起过一定作用，后以慈善家身份参加社会活动。——
译者
① 即不计入1792 年对外战争后合并的地区。——译者
巴黎出售了四十五万袋小麦，补贴了一千四百五十万法郎，以维持每磅面包
为四苏半的价格。然而，皇帝在出发去俄国的前夕已感存货过多，就毫无顾
忌地效仿国民公会；5 月4 日的法律迫使商人把粮食拿到市场出售，规定对
粮食出售加以管理，并强制粮商申报其库存；5 月8 日，重新规定了“最高
限价”：小麦的官价在巴黎地区定为三十三法郎，郡守们接到命令要定出每
郡的小麦价格。后果却和1793 年5 月4 日的法律颁布以后一样，因为还没有
做到征用粮食：市场上空无所有，而黑市贸易却形成了。收获季节一开始，
政府就放弃了最高限价。尽管有这些考验，帝国在人民眼里似乎并没有失去
声望；派去巡视的特派员之一拉斯卡斯送上的报告，丝毫没有留下拿破仑不
如以前那么受到尊敬的印象；无论如何，农民和工人甚至从来没有想到可能
由一个波旁王室的人来取代他。
在1804 年以前合并的比利时、来因地区、日内瓦、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
等国中，革命的变革已经全盘实施，拿破仑的体制得以正常运行。各国人民
领会到这个体制的优点，特别是由于象托纳里山郡的让邦和来因-摩泽尔郡的
莱载-马内西亚等郡守勤敏执行和坚定不移的贯彻。另一方面，经济活动蓬勃
展开。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开放了法国市场，由于来自巴黎的资本和订货，
比利时的大工业产生了；从亚琛到科隆的来因平原和萨尔地区的情况也是如
此。比利时和皮埃蒙特的农业似乎并没有得到改进；但是在来因地区开垦了
很多荒地。虽然比利时（安特卫普除外）没有兴建大的公共工程，但皮埃蒙
特却利用了阿尔卑斯山的大公路了；来因地区开辟了一条沿着来因河的公
路、摩泽尔公路和一条从巴黎通过威塞尔到达汉堡的公路；一些运河把萨尔
和洛林连结了起来。形势不能使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满足：热那亚、安特卫
普和来因地区各港口就注定要萧条起来；帕拉蒂纳并没有在帝国找到它在来
因河东面失去的农业市场。象在法国一样，这些地方的负担看起来还是沉重
的，租税摊派得较好，但是正好补上甚至超过了所废除的捐税；封锁使消费
者深感不便，征兵更使人反感。然而人口还是到处增加；虽然生活福利没有
增加很多，但是居民也确实没有感到贫困难忍。
在所有这些地区，从这个政府得到最大好处，因而最拥护这个政府的是
资产阶级。国有产业的出售、工业、公共职务等产生了暴发户和小资产阶级，
如果旧制度复辟，他们就有丧失一切的危险。但是拿破仑与教皇签订的教务
专约也已安抚了天主教徒，甚至贵族在看到拿破仑排斥了雅各宾派和“爱国
党”的时候，也有一部分人归附了新政府；皮埃蒙特人圣马桑出任大使，默
罗德-韦斯泰洛公爵和于尔塞尔公爵当上布鲁塞尔市长。当地的新贵名流主要
是责备皇帝对他们不够信任：郡守、主教、各机关的主要首长均是法国人；
有几个合并国的人获得了在帝国内其它地方的类似职位，但是为数很少；在
他们的本国，他们担任郡议员、法官、市长、教授，不用说还有更为低级的
职务。可能谈不上同意他们在本国垄断公职，但鉴于各国新近才被合并，皇
帝把大部分职位都给了他们。新的郡和旧的郡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在新的郡
里，人民从大革命时期的法令中得到的好处少得多。废除封建赋税并没有在
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引起震动，那里当法国统治建立起来的时候，封建赋税
似乎已经所剩不多；在来因地区情况则不同；但由于长期要求地租债务人证
明其封建地位，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就很不得民心。取消什一税在各地影响很
大；然而农民只有当他是土地所有者时才能充分得到这项利益；可是在比利
时，国有产业的转让迟到督政府后期才开始；在来因地区和皮埃蒙特，宗教
团体只是到1802 年和1803 年才被取缔，其地产自1804 年起才出售。到了这
个时期，1793 年的各项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回忆而已。象法国一样，出售的方
式是排斥穷人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然而郡守们指出：争取乡下人的最可靠办
法是，在拍卖之前把耕地分割成小块，有一个郡守于共和十一年说：“农民
渴望获得土地”，让邦自夸曾这样做了，并因此产生了一万个自耕农；经营
国有产业的商人也把他们买进的土地分成小块，以便出售。然而不可否认的
是，出售国有产业的方式使被合并各国的农民比法国农民更为失望。
同样，在合并的各国里，尤其是比利时和来因地区，也能看出拿破仑与
教皇的决裂所产生的影响比在法国更大，因为那里从未成立过民族国家，教
皇至上论的思想根深蒂固：在美因兹，科尔马主教为阿尔萨斯和德意志造就
一代效忠罗马的教士。此外，皮埃蒙特对旧王朝的眷念，热那亚港口繁荣的
破产，日内瓦地方贵族的心怀不满，他们为失掉了权利而感到创巨痛深，这
一切也阻挠了法国的影响在这些国家中进一步扩大。但是在被合并的各国
里，尽管有人采取保留态度，却没有任何人曾敢对拿破仑的统治动一个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