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拿破仑的天才同时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力量——社会的、文化的、经
济的力量，都在继续起作用，这种作用对拿破仑的事业或者是背道而驰，或
者是各行其是。拿破仑创造了一种统治方式和一个社会，在其中个人的力量
得到革命的解放，但同时其中也混杂有开明专制的传统，有追摹旧制度而恢
复的社会等级制度，还有新建立的法统。然而各国旧王朝和旧贵族不甘心被
推翻，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各族人民则反抗他建立世界帝国的企图。另一方
面，精神文化生活也保持其自主地位。最后，资本主义继续在进展，并在许
多方面日益与拿破仑的事业相抵触。如果拿破仑的大军不曾突然溃败，这些
力量很可能俯首听命，或稍收敛；但历史学者今天所能确切记载的只是：在
1812 年以后，这些力量在大陆体系的废墟上取得了胜利并且支配了整个十九
世纪。
一、旧制度的大陆各国
在法兰西帝国以外，拿破仑体制在欧洲各地无不遭到贵族的顽抗，贵族
从其中看出平等主义革命的精神。拿破仑触怒了这些贵族，因为他取消领主
权力，并把贵人们贬低到臣属平民的地位。拿破仑在附庸各国虽然慎重对待
贵族以致不顾农民的利益，但无济于事，因为贵族认为这只不过推迟打击他
们而已。拿破仑重建了世袭贵族制度，但也无济于事，因为暴发户新贵族能
同旧贵族平起平坐，这正是旧贵族所最不能容忍的。福斯伯爵夫人在1807
年写道：“这伙人把咱们践踏到入地三尺了”；在威灵顿和别的高贵勋爵的
眼里，法国皇帝从来只不过是“波尼”①，而罗马王则是贵贱混合的“小杂种”。
各国帝王也同样高傲自倨；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决不会承认这样一个人创
建的皇朝法统，此人竟敢没规没矩随意废黜了他们那么多的王室世系。加之
各国帝王也很提防贵族，他们受到拿破仑的威胁时，更要抓紧贵族为他们效
劳。他们也害怕任何贬低贵族的作法都会鼓励犯上作乱的精神。然而国家权
力在法国如此强大，使他们不禁心驰神往，并为他们提供了某些可以借鉴的
东西。各国帝王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各人的智慧，而尤其是取决于他们的左右
亲信。但是不管他们采用什么革新，这种革新必须与保全贵族的目标相符。
这就是普鲁士改革同拿破仑体制大相径庭的特征，而普鲁士改革在大陆各国
中是唯一尚有成效的改革。这样就可以看出，法国大革命所开掘的鸿沟依然
如故，并且不管拿破仑做了些什么，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他始终是法国大革
命的战士。
在普鲁士，改革工作在施泰因被撤职以后继续进行，而尤其致力于军事
改革。沙恩霍斯特扩充兵员已经远远超过提尔西特条约规定的限额，主要地
是扩增骑兵；另一方面，他利用在1808 年受过短期训练的退役士兵（即“速
成兵团”）建立了后备力量，并利用士兵按惯例每年休假一个季度还乡的机
会来训练本教区的青年。在1811 年，沙恩霍斯特以修缮要塞为借口召集工
兵，而实际上是进行军事演习。技术的改进也明效大验：全国军队整编为六
个军团；并力图使步兵学会散兵作战，在这点上确实也只取得相对的成效；
① “波尼”（Bony）是对波拿巴（Bonaparte）的贬称。——译者
随军行李已被减轻，而帐篷也已淘汰；炮兵改组了，并更新了装备；补给制
度也采用了征发的办法。尽管有这一切改进，沙恩霍斯特仍未能建立起真正
的全民军队；免役规定诚然已大加限制，而为了使得资产阶级满意，军队中
废除了体罚。但是，普鲁士国王既不下令实行义务兵役制，也不肯同意组织
民兵。虽然见习军官已规定必须通过考试，军士也可晋升到尉官，但是贵族
的垄断，除了国王明令规定的某些例外，却仍然在事实上得到确认，因为一
有军官职位空缺，贵族出身的高级军官有权提名他们的继任人选。虽然创办
了三所培养下级军官的学校，但并没有取消那些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士官学
校；此外还为军官设立了同事间的荣誉法庭，这样就使军官仍然成为一个十
分紧闭的贵族阶层。但沙恩霍斯特至少能争取到在参谋总部和陆军大学组成
一个高级指挥部，这个指挥部虽然业务技术尚非十分杰出，但具有团结一致
精神，准备发动进攻的意志，并把一切行动服从于公共事业。至于威廉·德·洪
堡，在1808 年12 月从驻罗马大使任上召回后，担任教育和宗教的领导工作，
在职不过一年半。他的主要政绩即为创办柏林大学，自丧失哈勒大学后，德
意志人即有此意，至此始得实现。洪堡延揽许多名流教授，如费希特与施莱
尔马歇、沃尔夫、萨维尼、尼布尔、博克等，因此使柏林大学声誉日隆，从
而对普兽士在政治上大有裨益。
行政和社会的改革则只有在再度起用哈登堡（1810 年6 月4 日）以后，
才重新着手进行。他被任命为宰相，因此终于使中央政府有了首脑。这个私
生活不检点的机会主义者不能博得全体爱国者的信任；虽然他对那些头脑发
热的人和秘密团体都并不推心置腹，但是他的目标和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他并曾在西里西亚同施泰因秘密会晤过。他对拿破仑的榜样要比施泰因敏感
得很多，而对贵族不象施泰因那样尊重。早在1807 年他就说过，普鲁士也同
样需要一次革命，但是所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他很愿意以威斯特法利
亚王国为榜样。因此他比施泰因所激起的反感要大得多，以致时至今日他的
声誉还远不如施泰因那么高。哈登堡进行改革首先要考虑的是财政问题。虽
然根据特里亚农敕令所规定的关税税则和据此而来的缉私使他获得一千二百
万盾，他仍需另辟新财源。他甚至不敢在东普鲁士设立所得税局，他只能做
到在10 月27 日宣布增加印花税，以及肉类消费税，并把磨粉税推广到乡村
地区；但是他乘机取缔了领主对磨坊、啤酒作坊和酿酒作坊的独占权。他也
准备完成土地改革，特别是由于西里西亚仍继续发生动乱；1807 年他曾不得
不吁请法军协助控制农民，但到1811 年491 农民又起来造反。哈登堡很想废
除封建义务和劳役，交换条件应是免除领主对农民救济和保护的义务；农民
的公地使用权和农民庇护所都应在取消之列；从此调整集中耕地，废除强迫
轮种耕地和瓜分村社公地都不再有任何阻碍。为了实行土地调整，准备用领
主负担的捐税来抵偿农民负担的捐税，如果有差额则由农民让出其份地的一
部分，或交纳地租，以补不足之数。这个制度在十九世纪里不仅盛行于普鲁
士，而且盛行于整个东欧；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制度或多或少地把农民沦于
仍然替领主耕作的雇工，继续使农民处于依附的地位。不过在原则上，除去
国家以外农民别无其他主人；哈登堡甚至考虑过从容克手里收回警察权，如
果还不能剥夺他们的司法权的话。1812 年，哈登堡从法国照搬来宪兵制度，
并在各县派有国王任命的警察局长。
哈登堡预见到这些措施势必引起贵族的猛烈反对，他便寻求公共舆论的
支持。而且他同爱国者的想法一样，认为必须让全国各界参与政府。作为第
一步他先只召集一个由他选定的缙绅会议，从1811 年2 月到9 月举行会议。
以马维茨为首的容克地主提出强烈的抗议：他们反对一个人民的代议机构，
而主张恢复各省的等级会议，因为其中除了为数无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以外，
有权出席的几乎全部是容克。普鲁士国王不得不屈从哈登堡的原议，他下令
逮捕了马维茨和芬肯施泰因。这是一场明摆着的社会冲突。有如马维茨所说，
国王诚然可以册封新贵族，但是他不能创造高贵的灵魂。而约克在威廉亲王
面前大声疾呼：“如果殿下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么殿下的权利又有什么依
据呢？”莫龙根县的贵族在1814 年提出抗议反对“法国立法有毒害的影响”。
尽管贵族如此反对，在1812 年还是召集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院，每省派出
来自城市和乡村的两名贵族和两名议员，由地主通过两级选举制产生。这个
议院要求制定一部宪法；但是正如在前一次的缙绅会议上一样，贵族在议院
中拥有多数，他们的责难迫使哈登堡进行妥协。1811 年92 月14 日的“调整
敕令”，把原来对土地只有使用权的“占用户”变为土地所有者，并且取消
他们的封建义务和劳役，条件是他们要放弃部分份地给领主，如果份地是世
袭的放弃三分之一，如果份地仅是终身或有期限的，则须放弃一半。领主对
农民的保护权，农民对公地使用权和“农民庇护所”等当然仍在废除之列，
不必付出补偿给农民。这个法律并没有改变世袭佃户（即能付清地租的世袭
永租佃户）的义务，并没有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即使如此，容克仍然不愿
接受它；从1812 年起容克就已开始讨论对这个法律要作限制性的修改；到
1815 年，这个法律暂时中止施行，而到1816 年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这个法
律已告废除。
限制领主警察权的努力也同样未见成效。1811 年9 月7 日，哈登堡已取
消把磨粉税推广到乡村地区，并归还贵族的独占权，于是只得转而加重直接
税——人头税、资本税、所得税，最后还有营业权税。这种营业权税是仿效
法国而来，至少可以取消行会的垄断权。至于容克的种种特权则完全没有触
动；他们完全保持原有的继承权和“信托遗赠”，司法权和保护权，狩猎权
和豁免租税权。这样一来，普鲁士便大大落后于西部德意志；普鲁士国家的
统一和中央集权所取得的进展不大；贵族的特权照旧存在，农民的解放徒有
虚名。从许多方面来看，华沙大公国本土还要比普鲁士更为现代化。
俄国的改变比普鲁士还要少得多。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亚历山大又恢
复了实行改革的兴趣；这次战争使他认识到政府机器必须加以改进。同法国
结成同盟从一开始就重新唤起他青年时代的回忆，并重新引起他侈谈自由主
义的癖好。虽然同“密友委员会”比较起来，斯彼兰斯基的计划更为明确，
行动也更为坚决，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留下什么可观的成果。这个东正教祭
司的儿子，在历史上留下了在修道院里给他取的别名，乃是一个杰出的传道
士和教授。库里亚金家族把他提拔到政府中任职，接着他成了内务大臣柯楚
别伊的左右手；1806 年他同沙皇建立了直接联系，并曾随侍沙皇到埃尔富
特。从埃尔富特返国后，亚历山大要他起草一部宪法草案，并在1809 年在原
则上接受了他的草案。根据这个草案，俄罗斯帝国划分为若干大管区，下设
若干县，县下设乡；各乡由土地所有人选出一个杜马；乡杜马提名乡政局的
成员和一个出席县杜马的代表；以此类推，直到推选出一个有权通过法律和
预算的帝国杜马；由一个对帝国杜马负责的内阁行使行政权；每个地方行政
区域都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法庭，法庭由元老院负责监督。沙皇还任命一个
咨询性质的帝国参政院。
可以看出，这个草案部分地受到英国的影响，因为斯彼兰斯基娶了一个
英国牧师的女儿，他从早年起就非常赞赏英国政治制度。他的草案原曾设想
建立一个两院制的议会，其中一院代表土地贵族；但是他很快认识到，俄罗
斯贵族既没有英国贵族的才能，也不具有英国贵族的独立性。然而，他所拟
议的地区划分、行政组织和法官选举，以及设立参政院和各部等等看来却透
露出法国的影响。相形之下更可看出，他拟议的社会改革甚至不值得称为草
案：它根本没有考虑解放农奴的问题，虽然现在商人也取得购置地产权，获
得选举权的土地所有人几乎全部还是贵族。亚历山大决定斯彼兰斯基的方案
只能逐渐地分阶段实施：1810 年他设立了参政院，1811 年设立各部；斯彼兰
斯基被任命为国务大臣，他规定公职候选人必须有大学文凭并须通过一项考
试。这样便使官僚机构得以建成；此项成果，与其看作是英国式的，不如说
是拿破仑式的，其实还是符合俄国发展需要的，因此它成为斯彼兰斯基方案
中唯一能垂诸后世的成果。即使斯彼兰斯基并没有丝毫触动贵族的种种特
权，贵族对他还是疑惧丛生；人们知道他在准备一个法典和一项关于犹太人
的法律。他既不得不整顿帝国财政的烂摊子，于是便加重税收并考虑开征所
得税，虽特权阶级也不能豁免，因此招致对他更多的不满。正如在普鲁士一
样，俄国贵族也把这些革新斥之为法国的影响；因此当对法战争迫在眉睫时，
他被指控有叛国罪行，因为他同巴黎保持着通信关系，其实他这样作是奉沙
皇之命而且是为了沙皇进行“秘密”联系的。但是为了抵抗拿破仑，亚历山
大需要贵族的拥护，1812 年3 月29 日，他流放了他的这位朋友。
至于约瑟夫二世的君主国，它的政策的彻底改变博得反动贵族的喝采，
因为弗兰茨一世既固执己见又见识浅薄，不管什么样的改革一概拒绝。拿破
仑体制见之于奥地利者只有对自由思想的压制与警察恣意专横；但是这些并
非是从外国抄袭来的，因为比较地来说，拿破仑尚非蒙昧主义的顽冥不化之
徒，他还具有自由主义君王的形象。奥地利政府全力以赴要解决的是财政问
题。为了付给法国的战争赔款，奥国不得不把皇室的银器拿去抵押，并发行
强制公债；即使如此到1811 年还有一千七百万尚未付清；女婿拿破仑允许延
期偿付，而在罗马王诞生之际，又慨允延到1813 年7 月4 日之前偿付，后来
由于形势变化，当然他一文也未到手。为了应付国内的支出，奥国政府印发
纸币。奥多纳心力交瘁而死，继任的瓦利斯伯爵于1811 年2 月20 日宣布破
产：规定纸币以五分之一的价值兑换新币，而新币的价值又很快地一落千丈。
匈牙利的议会反对极为猛烈，以致奥皇不得不解散议会，并公然违反宪法实
行独裁统治。
反对法国的斗争因而从来没有失去其社会性质。在拿破仑的所谓盟国
中，旧制度下的贵族保持住他们的优势地位，但是他们看出，如果大陆体系
大功告成，这种地位必然难保；因此，贵族把拿破仑的失败当作自己的胜利
来欢庆。贵族把神圣同盟变为反对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一种保险公司；从今以
后，奥地利显然要成为领导这个公司的国家。
二、盎格鲁撒克逊人与自由主义
面对着屈服于专制主义的大陆欧洲，盎格鲁撒克逊人保持了他们的传
统。在英国，托利党人不再反对议会制度；除了在爱尔兰以外，他们不再继
续停止施行“人身保护法”，并很有节制地实施1799 年的各项法案。托利党
人是皮特的门徒，他们在许多方面已仿效十八世纪的辉格党人。他们站在英
国国教的立场上，然而他们也慎重对待非国教信徒；他们为暴发富户和杰出
军人晋封贵族大开方便之门，滥发勋奖，慎重地把大资产阶级纳入旧有贵族
之列。他们的社会政策同拿破仑的社会政策如出一辙，其要旨在于既保持等
级制度，而又不树立法律上的特权地位。但是他们并非不反对拿破仑的统治
制度，因为他们仍然珍视他们的宪政和自由主义的习惯，同时也因为他们固
然容纳一些新进的贵族，但他们力求使政权把持在世家大族的手里。
大陆各国的贵族，无论是封建贵族还是军功贵族，对自己的特权都是唯
恐或失，在他们看来，英国贵族未免接纳过宽，过分地使财富凌驾于出身之
上。象施泰因和斯彼兰斯基那样具有卓识远见，愿以英国贵族为模范的大陆
贵族，实属凤毛麟角。大陆各国豪门大族对于英国贵族善于牢牢掌握政权，
心羡不已；然而他们却与专制帝王和拿破仑本人看法并无二致，都认为英国
乃是政党政府软弱无力的例证。托利党深陷于个人争权夺利之中；这种争夺
既使卡斯尔雷和坎宁倒台于先，又使帕西瓦尔和韦尔斯利失和于后。1812 年
2 月，当威尔士亲王出任摄政并拥有全部王权时，果然不出所料任命辉格党
人入阁。威尔士亲王虽为摄政，但其本人道德威望不高，他的妻子卡罗琳和
女儿夏洛特则颇得人心。格雷和格伦维尔坚持要组成一党内阁；韦尔斯利退
出，5 月间帕西瓦尔遇刺身亡，政局混乱达于极点。那时拿破仑正向涅曼河
进军；英国举国上下深感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内争暂息。卡斯尔雷出掌外交
部，范西塔特随同出任财政大臣，还有巴瑟斯特，他们在利物浦勋爵领导之
下组成一个行将摧毁大陆体系的政府。9 月间议会解散，新选出的众议院坚
决支持他们；但是他们仍须努力才能树立威望。
另一方面，大陆上有人怀疑，议会制政府是否能有效地维持旧制度。某
些征兆表明，托利党的优势地位迟早难保。因为当托利党人继续加强“谷物
法”时，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正明显地转向自由贸易；在这一点上，
年青的皮尔已经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独立立场。在议会内，坚决反对“谷物法”
的惠特布雷德或是伯德特尚不足为患，因为辉格党的领导上层中如罗素、霍
兰、格雷等家族和派系都不支持他们。在议会外，由于团结在布鲁厄姆和西
德尼·史密斯周围的、在苏格兰的一个不断扩大的小组的活动，辉格党的实
力有所恢复。1802 年由杰弗里创办的《爱丁堡评论》和1807 年西德尼·史
密斯出版的《彼得·普利姆莱信札》风靡一时，以致在1809 年坎宁和索赛决
定创办《季度评论》与之抗衡。此时托利党改变政策而主张战争，辉格党则
反其道而行之支持和平倡议，而这是一个深得民心的政纲。这些辉格党人至
少是还没有以民主派自居。但是政治的激进主义正在开始形成为一个政党。
改变了政治信仰的科贝特发动了一场很激烈的笔战反对政府；卡特赖特少校
大声疾呼要求普选权；普莱斯恢复了他的宣传运动；詹姆斯·穆勒争取到边
沁从而对他们帮助极大。边沁此时已决心投身政治运动，在1812 年写成了他
的《议会改革原理问答》。但是在欧洲那些意图保持或指望恢复其特权的人，
总的说来，仍然认为最可靠的保证还是绝对专制主义。
由此可见，英国的影响主要是对资产阶级，以及一些存留下来的自由主
义派贵族起作用。托利主义本身对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托利党的
主要代表人物，有如以前的辉格党人一样，不过是一个腐朽的寡头，并且因
丑闻迭出而声名狼藉。他们诚然也稍微修改了刑法，实行了某些行政改革，
并在1807 年取缔了奴隶贩卖，其动机不过是为了提高糖价，并敷衍虔敬派①
教徒和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们越来越奉行沃波尔②的信条：quieta non movere
（“一动不如一静”）。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仍然悬而未决；1810 年，已就
任爱尔兰委员会主席的奥康纳有力地推动了宣传工作。由于格拉顿也投入改
革运动，1812 年众议院决定通过实行改革；但是改革未能实现，因为奥康纳
和天主教僧侣拒绝关于遴选主教所规定的必要的保证条件。然而辉格党人比
较合乎现代潮流的看法只起了弥补的作用，其实这一点也是无关轻重的：因
为在拿破仑铁腕专制统治下的鲁瓦耶-科拉尔、邦雅曼·贡斯当，甚至在夏托
勃里昂的心目中，英国是立宪政府和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既能杜绝民主政
治又能保持对合法君主的尊敬，因此对他们格外具有吸引力。正如一个世纪
以前一样①，英国又时兴了。在帝国的末期，法国人热中于议会制政府，其实
并不确切理解它究竟具有什么内容，有如后来在1815 年以后所展示的。但是
他们远远没有停留于此，亲英情绪此时对拿破仑的统治已经起了干扰作用，
到复辟时期更是狂热。
托利党人丝毫无意于鼓励其他国家采用他们本国的政治制度。也许象卡
斯尔雷这样的人在内心深处并不十分乐意向一个议会说明自己的行动，但是
无论如何，托利党人一致同意认为，其他各国人民都没有能力自己治理自己。
在辉格党人之中，至少还有几个人反对伯克的见解，认为英国政治习俗具有
普遍的意义。这些人在输出英国政制时，甚至相信必须按照他们的意愿先加
以改革，使英国政制也具有条理性和一致性，而这是旧制度下英国所完全忽
视的，看来他们是受到法国历次宪法的启发。本廷克勋爵在实际控制西西里
时就是这样干的：1812 年7 月，他引为自豪地提出一个逻辑结构谨严的宪法，
并且规定根据财产资格选举一个议院，这一规定适用于全国。这个西西里议
会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当本廷克被调到西班牙去时，一个反对党在西西里
公开表示要求更为激进的改革，而在饥馑引起一些骚动时，国王费迪南四世
乘机恢复他的权力。本廷克从西班牙回到西西里时，便要求王后离去，宣布
解散议会而举行新的选举，并且不顾选举结果而自居于独裁者的地位。在
1814 年本廷克被召回国后，他的后任阿考特便借口此次实验效果不佳而放弃
了本廷克的尝试，从而使费迪南四世得以反攻倒算。
就美国的民主政治而论，它的政治生活风平浪静，原可提供成为一个范
例。党派之争似已结束。在杰佛逊第一任总统期间，联邦党已销声匿迹；而
共和党也已逐渐采纳其对手的主张。杰佛逊诚然裁减了陆海军，并偿清了半
数的国债；然而他也为美国取得了路易斯安那，并且为实施1807 年的禁运法
案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1809 年继杰佛逊担任总统的麦迪逊终于向英国
宣战，这场战争迫使他更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
对于欧洲而言美国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范例；美国的影响，在与英国的和法
国革命的影响汇合在一起时，彰明较著地表现在拉丁美洲。
如果说在大陆上，尤其是在法国，自由主义大有前途的话，其原因是在
① 虔敬派（piétistes）是路德教派的一支，主张精读《圣经》，身体力行。——译者
② 沃波尔（1676—1745），辉格党领袖，在1715—1717 年和1721—1742 年两度组阁，对英国内阁制政府
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时首相一职虽尚未取得法律的地位，但沃波尔实际上成为第一个英国首相，
他对当时党派斗争，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译者
① 指十八世纪初启蒙运动初起时，孟德斯鸠等都赞颂英国政治制度。——译者
资产阶级的增长和1789 年理想的进展上。拿破仑所尊重的自由只限于宗教自
由和经济自由，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他也保存了人民主权和选举原则，各
被征服国家都同法国一样得到了一部宪法。这样一来，就存在一种政治生活
的格式，甚至拿破仑的专制主义由于反应力，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在英国，
辉格党人非常善于体会并且乐于赞赏拿破仑各项改革的解放性质；在欧洲各
地，这些改革都被人认为是法国大革命启发下的成果，因此其必然产生的后
果是：凡是拿破仑从大革命纲领中屏弃掉的东西，总会逐渐重现出来。甚至
在俄罗斯，斯彼兰斯基的谨小慎微的改革也为俄国军官准备下条件，一旦对
法战争胜利把他们带到西欧的时候，他们就受到了法国思想的感染。从1812
年起，法国思想对西班牙的影响日益显著地表现出来，虽然西班牙是奋起反
抗法国统治的。霍韦兰诺斯在1809 年向中央“政务会”争取到的议会，在
1810 年9 月24 日召开，这是在原则上由省“政务会”选举产生的；但是被
法军侵占的各地区的议员是由逃到加的斯的各该地区人士推选产生的；而西
班牙所属美洲各地的代表二十六人，则由摄政会议指派产生。当时加的斯拥
有全国最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些人所受新思想的浸染也最深；因此在议会里
就有一个现成的自由派多数，但是他们并不可靠地反映出多数西班牙人的意
见，因为多数西班牙人对拿破仑作战不仅是反对专制主义和外国占领，而且
也是在反对法国大革命。虽然如此，1812 年的宪法仍然只不过是法国1791
年宪法的一个翻版。1812 年宪法诚然仍保持天主教作为国教，并禁止信仰其
他宗教，但是僧侣和“奴才派”①却仍然拒绝接受宪法；自由派在1813 年决
定取缔异端裁判所，削减隐修院的数目并没收被解散寺院的收入。
一旦拿破仑帝国垮台，自由主义就会立即重新展开反对旧制度的斗争：
路易十八复辟时就不敢拒绝给法国资产阶级一个议会，而西班牙则将在1820
年首举义旗反抗神圣同盟。
三、文化生活
在拿破仑掌权的时期里，文化生活的进展出奇地缓慢下来。在欧洲大陆
上，各专制政府都致力于使人们保持缄默；英国人更多地关心具体细节的改
革，而少关心思想；在美国，文化活动完全没有展开。此外，在这些年代里，
进行讨论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每一个人采取一定的立场，各执己见，只等
战争解决，做出仲裁。最重要的是，战争吸引着青年人的精力，而日益增长
的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转移了许多人的思路。但是，就继续在进展中的文化生
活而论，拿破仑的实验并没有使它焕然一新，论战仍然是在传统思想同十八
世纪思想之间展开的。
思想上普遍的麻木消沉状态不利于十八世纪思想，能够任意表示意见的
官方报刊、政府当局和教会无不或多或少公开地替反革命作宣传。虽然拿破
仑自己捍卫了一部分1789 年的遗产，但他是按照他特有方式捍卫的，而他并
无意求助于“空论家”。卡巴尼斯在1808 年逝世，但是德斯蒂·德·特拉西、
然格内和福里埃尔还在继续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理性论的实证主义仍然拥有
① “奴才派”（serviles）是1810—1813 年西班牙议会中效忠君主制度的保守派，由于他们对君主的卑躬屈
膝而得名。——译者
许多忠实信徒，其中就有斯汤达尔①。然而，由于同宗教复兴相协调的唯灵论
抬头，而鲁瓦耶-科拉尔正在巴黎大学加以讲授，理性论的实证主义便日渐黯
然失色。曼恩·德·比朗力图重新赋予人的思想以直觉认识自身存在的能力
和创造形而上学的本领，儒贝尔思想的发展也有同样倾向，而象比埃尔·拉
罗米居厄尔这样一个观念论者也有些屈从于当时流行的思想。在英国，哲学
上激进主义的开山祖师边沁的经验主义比法国观念论者更为显著，他正日益
关心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在德意志，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乃是先验论的唯心主
义，虽然它在国外还没有许多皈依者；这种哲学思想正日益受到神秘主义的
浸染，尤其是在谢林的思想里。
* * *
然而，科学却继续大有进展。在数学方面，拉普拉斯、蒙日、勒让德尔、
普瓦松、普安索和阿拉戈等使法国遥遥领先；在德意志，高斯才初露锋芒。
法国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同样人才辈出、成就辉煌，如马吕斯、比奥、盖-
吕萨克、迪隆、夏普塔尔、贝托莱和泰纳尔等。但是英国在这方面也不相上
下，拥有沃拉斯顿、道尔顿和戴维等人；瑞典有柏采留斯，因而也不稍逊色；
朗福德虽定居于法国而原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有关化合的许多基本定律订
出以后，化学作为一种科学终于确立起来，它不断地分解出许多新的元素，
它所带动的年青的化学工业飞跃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的贡献也超群
绝伦；在大名鼎鼎的拉马克以后，继起的居维叶和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又名
噪一时。动物学、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不再是单纯叙述性的；拉马克和若
弗鲁瓦·圣-伊莱尔提出了物种变异的初步概念，而居维叶则为物种不变的原
理辩护，在他们之间展开了十九世纪最有名的大论战之一。阿维奠定了结晶
学的基础，而康多尔在继续他对植物学的研究。比夏阐明了组织细胞的结构，
布鲁赛、拉埃内克、科维扎尔和迪皮特伦等人的工作大有助于医学的发展。
能与法国自然科学家分庭抗礼者只有亚历山大·德·洪堡一人而已，他以考
察西属美洲而闻名于世。在历史学和语言学领域里，德意志名列前茅，而在
政治经济学方面，则英国居于首位。
在十八世纪，科学知识曾不断被用来猛烈攻击种种传统思想；科学知识
进一步发展却反击了理性论的实证主义。拿破仑无意中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发
达，他在中等教育中给科学以重要的地位，并保持国民公会所开设的各高等
学校，在这些学术机关里学者能亲自传播他们的各种发明。况且拉普拉斯、
拉马克、居维叶、安培等科学家也应列入当代最优秀作家之中。这些名学者
之中确实也有一些人把自己的研究附会于传统的成见，居维叶就是这样一个
人。他曾游学斯图加特，因而习惯于按属类和按种别思考问题，有如经院学
派一样，在他看来，科学无非是要论证上帝在自然界所已创造的秩序；他以
能阻拦敌对学派的实证主义的传播而自鸣得意。但是不管经过多少迂回曲
折，学者的客观研究不仅推动了思想的转变，也推动了经济的转变，从而推
动了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的转变，因此，这些研究无不间接地有助于摧毁与
之密不可分的传统势力。
* * *
反革命的领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继续利用唯理论的经验主义。1802 年，
① 斯汤达尔（1783—1842 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 年）、《巴马修
道院》（1839 年）等。——译者
博纳尔出版了他的《原始立法》，德·梅斯特在1810 年出版了《政制原理论》。
1808 年，夏尔·德·哈勒尔出版了《通用政治概述》作为他的巨著《政治科
学的复兴》的前奏，而这部巨著的第一卷到1816 年才出版。直到那时他的学
说自命是纯粹实证的：他同博纳尔一样，把他的学说建立在家长最高权力的
基础上，他论证这种权力是有事实基础的。然而，博纳尔和德·梅斯特是在
为权威的等级性辩护，并认为现代王权确属合法，而哈勒尔却在唱反调，他
要捍卫贵族的政治要求而否认国家的权力，在他看来国家元首只不过同其他
土地所有主一样也是一个地主而已，但这个地主非法僭有领主的权利，因此
理智要求退回到封建制度。
博纳尔，而尤其是约瑟夫·德·梅斯特，仍然要诉诸神意天命，稍后一
些时候哈勒尔自己终于也援引神意天命，并皈依了天主教。同样地，反革命
势力的大多数人要寻找哲学武器时也倾向于传统的宗教，而世俗政权对于这
个倾向也予以鼓励。世俗政权曾不断地猛烈打击天主教会的俗世物质利益；
世俗化运动推广到整个法兰西帝国和一些附庸国家，甚至也推广到巴伐利
亚。但是对于教会的精神影响，这些考验未必是无益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
继其前任之后也遭拘禁，因此引起人们的同情，这种同情是教皇在法国大革
命前夕所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低级僧侣受到国家政权的严密控制，实际上就
是受国家任命的主教的控制，因而本能地求助于教皇至上论。天主教会历经
磨难反而得到清洗并加强了纪律性，神职人员出身平民者较之往日为数大
增，因此教会正在聚集力量，只等拿破仑一旦垮台，便发出大举反扑的信号。
然而，护教的神学理论水平不高，而且不能免于受到时代精神的浸染。当时
各国政府无不奉行约瑟夫二世式的主张，即视《教理问答》不过是道德说教
的教科书，而视神甫只是政府的一个雇员。敌视知识的浪漫主义的影响，把
一些与托马斯主义①毫不相干的并且对教义具有危险性的因素引进了天主教
思想。即使博纳尔和德·梅斯特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倾向的影响；夏托勃里
昂的审美的和情感的天主教主义形成了一个教派，而拉芒内企图用常识和世
人的普遍同意来论证基督教教义的真理时，便不自觉地为以后的一次大分裂
打下了基础。虽然如此，仍然有一些相当重要的人物通过这些不同的途径皈
依了天主教。若干德意志浪漫主义者改信天主教曾经轰动一时；在罗马，有
一群德意志艺术家对文艺复兴前艺术家的作品发生兴趣，倾向于追摹当时的
表现方式，被称为“拿撒勒派”①；他们的领袖人物奥韦尔贝克在1813 年信
了天主教。在德意志和英格兰，新教也在重新扩大影响。施莱尔马歇此时已
成为堆称模范的牧师；费希特，尤其是谢林，日益迁就传统的基督教义。循
道教派虽然在1812 年发生了一次新的分裂，仍然颇为流行；同一年浸礼会派
却建立起统一的组织，也同样流行一时；非英国国教信徒自称拥有两百万人
之多。
在各传统的宗教以外，神秘主义继续在泛滥。圣马丹在1803 年已去世，
但有如当年安托万·德·拉·萨尔②一样，也后继有人，其门徒尚在，如阿扎
① 托马斯主义是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 年）的哲学和神学体系，主张信仰高于理智，教权高于政权。
托马斯主义成为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译者
① 拿撒勒在巴勒斯坦北部，传说是耶稣的故乡，因此犹太人称早期基督教徒为拿撒勒人。此处指在文艺复
兴最有名的大师出现之前的，力图重振中世纪的宗教艺术的艺术家。——译者
② 安托万·德·拉·萨尔（生于约1388 年，死于1462 年以后）著有传记体小说《圣德莱的小约翰》（约
伊思和后来任教档案专科学校的让斯。神秘主义的中心仍然是里昂和阿尔萨
斯。在里昂，印刷商巴朗什正在冥思苦想要通过神秘的直觉而连续性地解释
教条；在阿尔萨斯，奥贝兰牧师（直到他1806 年逝世为止）、蒂尔克海姆男
爵、萨尔斯曼和莱载-马内西亚郡守等都或多或少陷入了迷妄论。有些冥想趋
向于多神的信仰调和论，或者以观察数字的魔力而延续犹太人的秘教③；在
1805 年以后，法布尔·道利维就是这样从观念论转到神智学，而在1813 年
出版了《毕达哥拉斯①的金玉诗篇》。在德意志，自1803 年以来在卡尔斯鲁
厄任教授的容-施蒂林始终是神秘主义的权威，而与巴德尔名望相埒；有如法
国的贝加斯，容-施蒂林也沉溺于千年至福说②，拿破仑则正好被他们视为“基
督之敌”。德意志这股思潮和法国的思潮在阿尔萨斯合流起来，克吕德内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