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次座谈
在希特勒大本营召开的一次会议记录
出席者有：元首、希姆莱、卡尔登勃鲁纳、约德尔
希特勒：从原则上讲，这无疑是个好主意。一个战败的民族应该绝种或者被同化，当然这种同化要有一定的范围并依据严格的比例，以免污染胜利者的血液。当有人胡说什么混血人种比纯血人种有某种特殊而优越性时，这些饶舌家的近视实在叫我惊诧。有什么优越性？善于看风驶舵吗？善于找到退路吗？善于寻找能提供更多利益的活动领域吗？在这些方面，混血人种无疑胜过纯血人种，他们倒更接近犹太人看风驶舵的本性。然而，难道善于看风驶舵或在充满英雄精神的生活中追求轻松的途径是未来一代阿利安人的理想吗？我一向厌恶阴谋诡计。我对于民族是光明正大的！我对德意志人是赤胆忠心的。同化被征服者的问题是一项特殊研究课题。消灭斯拉夫文化发源地的思想，作为反对可能复兴的某种保障，是渊源于我们的学说的。然而，卡尔登勃鲁纳，我号召对对问题的经济内涵进行有理智的研究，而不是去发表宣言。你向我呈交了一份精心制定的工作计划和精密的工程方案，我对你这种精细和忘我的工作表示赞赏。不过我想问问：这需要人民花费多少个百万的马克？制造这种地雷、炸药、铁甲导线需耗资多少？你们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吗？
卡尔登勃鲁纳：我们希望首先取得对我们这个思想的原则确认……
希特勒：你们是否认为，我会为克拉科夫或布拉格的异端教堂去痛苦呻吟？领袖应该将自己的全部心灵交给生育他、信赖他，并把悲剧性的和美好的国家权柄交给他的那个民族。未来胜利的保证在于，我们的敌人是一些操着不同语言的国家机构的混合体，这些国家机构是建立在同样愚蠢，然而又互相矛盾的过时的民主制思想之上的；与我们相抗衡的是一条诺亚方舟。除了时间之外，我什么都不需要，而时间是肯定有利于德意志民族的。
希姆莱：这是毫无异议的，元首。
卡尔登勃鲁纳：有人提出了有必要同西方建立联系的看法，元首……
希特勒：帝国无坚不摧的威力将使东方和西方都跪倒在它的脚下。请你记住：你不是个政治家，你是个警察。
希姆莱：政治如果没有良好的警察工作加以确认，只是一种神话。
希特勒：卡尔登勃鲁纳不需要你的辩护。他很了解我对他的态度。难道我和朋友们谈话也要打官腔吗？朋友之间应该谈论他们所缺少的东西，而不是给他们带来荣誉和承认的东西。那么，你们的主意需要我花多少钱呢？
卡尔登勃鲁纳：元首，我对这个问题回答不上来。
希姆莱：我们需要用一、两天的时间和专家们一起进行计算和协商。
约德尔：元首，为了在克拉科夫、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实施这种行动，我们所需要的火药，将是帝国全部化学工业本年度所生成的全部产品。
希特勒：说得好！说得太好了！希姆莱，你不这样认为吗？
约德尔：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没有一颗炮弹落在我们敌人的头上。
希特勒：我鼓掌赞成，希姆莱！我为你们的纲领感到狂喜。政治上的幼稚与出卖民族利益相差无几！我为什么要替你们考虑这些细节呢？！我为什么要为你们这种荒诞计划绞尽脑汁呢？！一切都有个限度！我以完全负责的态度宣布：在未来的帝国刑事法中，我将写进这样一个条款──对于幼稚罪可以判处预防性监禁。
（元首被叫去和凯特尔元帅通直线电话，遂离开办公室。）
卡尔登勃鲁纳：约德尔，是否有必要在这里谈你的计算？
希姆莱：约德尔做得对，可你却使我狼狈不堪。自尊心就象内衣一样，还是应该有的，但不一定拿给别人看。
（希姆莱随元首走出办公室。）
卡尔登勃鲁纳：对不起，约德尔，不过大家的神经都紧张到极点了。
约德尔：咳，算不了什么……
卡尔登勃鲁纳：如果我能找到火药呢？
约德尔：你相信奇迹吗？
卡尔登勃鲁纳：如果人人都相信奇迹的话。
约德尔：不过你还是把我从这个名单中勾掉吧。
卡尔登勃鲁纳：没有必要。我记得，一九三四年我们在维也纳监狱中宣布绝食，到了第七天我清楚地看到了奇迹：一条狗蹲在我的床沿上。它嘴里叼着一块面包。它把面包给了我，我就吃了。不久一切就结束了，士兵们敞开了监狱的大门，用担架把我从牢房抬了出去，这时人们纷纷向我抛来玫瑰花。
（元首和希姆莱走进来。）
希特勒：我一向认为，在苍天用来包围我们的所有伟人中间，希姆莱的智慧是最合理和最精确不过的了！
希姆莱：卡尔登勃鲁纳，我们的美元基金储备情况怎样？
卡尔登勃鲁纳：是实际基金还是我们自己发行的钞票？
希特勒：我感兴趣的是你们在自己家里印制的美元。
卡尔登勃鲁纳：美元储备并不多。我存有大量英镑，并经过我们的人在伦敦银行鉴定过。
希特勒：你能用这些英镑为我买来炸药吗？
卡尔登勃鲁纳：在阿根廷还是巴西？
希特勒：这倒无所谓哪怕是从美国犹太人那里买也行。
卡尔登勃鲁纳：我担心和美国犹太人是不容易成交的。
希特勒：我一贯相信丧失了幽默感的人！
卡尔登勃鲁纳：看来只有一种可能：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试探一下南美国家。
希姆莱：我们能否把炸药运到保加利亚？挂他们的旗帜。
卡尔登勃鲁纳：首脑，当初我谈到斯洛伐克和我们两国之间的条约时，你曾经取笑过我。我斗胆再表示一次更严重的担心：南美不是斯洛伐克。假如那里发现了我的英镑，假如引发了一场丑闻，我们就会丧失国家社会主义信徒的一个基地。
希特勒：我们有戈培尔。他会象证明二加二等于四一样，证明这一切都是扩张主义的英国和美国的阴谋诡计。你就不必为此操心了。让你的人去跟阿根廷或智利的人谈判吧……
2、一个环节
霍伊布特将军在私生活方面是个清心寡欲的人。而且这不是领袖那种装模作样的不近人情的禁欲主义。他作为一名骨干军人，一个在心灵深处具有严肃信仰的人，总想和自己的士兵分担一些战争带来的痛苦。因此，他每次来克拉科夫都不在有专门设施的政府官邸下榻，而是住在军官饭店里。这座饭店坐落在河岸上，差不多与古老的波兰国王城堡的入口处相对。
霍伊布特一般住在三层楼上。在将军到来之前，他的值勤副官冯·施特龙别格少校下令把房间里的乌木家具统统搬出去。这些家具是后方服务处的那些势利小人提前运来的。
“将军不喜欢豪华，”少校说，“这种风格更适合杂耍游艺场里那班老明星的口味；对士兵不合适。客厅里那张写字台留下。把沙发椅搬走，将军不喜欢软家具。留下这把高椅子就行了。把放电话的小柜搬到窗前。将军总是站着打电话。那个纸篓放到写字台下面。卧室里的东西全搬出去！壁橱够深吗？很好。在这块凹进去的地方放一张弹簧垫铁床。把鸭绒被子拿出去！将军盖一条绒毯就行了。”
冯·施特龙别格坐到窗台上，开始监督党卫军保安处的一名军官、一个楼道值勤兵和女仆卓夏重新布置房间里的家具。卓夏是一个老妇人，穿一条沙沙作响的白裙子，灰白头发上别着一枚白色的花边头饰。
“老太婆还过得去，”冯·施特龙别格一边看着卓夏太太，一边想道：“她眼下还多少有点风姿呢。”
“我们要是把床放到这块凹进去的地方，”卓夏太太说，“将军先生睡觉会不舒服的：光线正好射到他的眼睛上。”
“你的德国话讲得很好玩。谢谢你的忠告。女人到底是女人。那就挨着墙放吧。不，不，搬到这儿来，离橱稍远点。记住，千万别往水瓶里倒开水。只要生水，生水。”
霍伊布特飞到克拉科夫后，天已经黑了。他走进房间，久久地伫立在宽敞的窗户前，欣赏着那座庞大的、清晰地镶嵌在蒙蒙的天空中的瓦维尔城堡，然后放下遮光板，打开巨大而明亮的枝形吊灯，坐到桌前。他扫了一眼房间里的布置，向冯·施特龙别格感激地点了点头。少校仿佛正等着这个时刻似的，把一份厚猪皮封面的灰色文件夹放到了桌上：这是最新邮件和需要签署的文件。
“谢谢，”霍伊布特说，“我不再留你了，去休息吧。”
“晚安，将军先生。”
“谢谢，今天谁执勤？”
“绍尔弗中校。”
“好。告诉他只接大本营的电话，别的就不要接了，我要睡觉。飞机颠得很厉害。天气似乎出了问题──不是雷雨，就是高温。”
“大自然显然也在打仗呢。”
“跟谁打仗？”霍伊布特笑着说道。“它无人可打，它是统一的和不可战胜的。”
他打开文件夹，冯·施特龙别格立即走出了房间。霍伊布特迅速翻阅司令部值勤人员准备的文件。他把不重要的文件叠放到文件夹里，重要文件放到一旁，用一块红玉石压上。这块玉石是普莱德将军从克里米亚飞到这里停留一个星期时送给他的。他把特别重要的文件用夹具夹好。这副夹具的形状象恶魔的一只手，伸着巨大的、弯曲的、尖利的指甲。
将军工作到深夜一点。他签署的第一个文件是由他的秘书处协同反间谍机关起草的一项命令。
对于在被占领领土上从事反帝国活动的罪犯采取与目前不同的惩罚措施，乃是元首一个宿愿。元首认为，对于这类犯罪活动采取剥夺自由以及终身苦役的惩罚形式是软弱的表现。要达到有效和长期惩戒的目的，只有采取死刑或使其亲属和居民能够了解犯人的下场的措施。将犯人谴往德国就是以此为目的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关于打击犯罪活动的法令符合元首的观点，并得到了元首的赞同。
这份文件写得相当明确，没有那种叫霍伊布特恼火的空话，因此他看过第二遍之后便签了字，只改动了两个逗号。他不喜欢文件里有过多的标点符号。
“命令不是文学作品，”他常说，“逗号妨碍领会问题的实质。它们会转移士兵的注意力。”
至于别的文件，霍伊布特花费的时间就多了。他一一进行修改，有的地方还要整段改写。他工作的时间越长，进展也就越慢，不知是因为白天过分疲劳，还是因为文牍主义者们
劣的作品叫他恼火：满纸的华丽辞藻，虚假的微言大义，每一个人，就连一个小小的参谋，都自以为是一个大战略家。“这是对战略的错误理解，”霍伊布特想。“真正的战略是言简意赅，坦率朴实的。”
霍伊布特冲了个淋浴，用烤热的毛巾擦干全身，然后躺到床上。他闭上了眼睛。他总是一盖上被子就能入睡。可是今天已经过去了将近十五分钟，他第一次有点惊奇地发现自己无法入眠。霍伊布特把身子翻到右侧，立刻想起了母亲：母亲只让他用右侧睡觉，并把两只手放到脸颊下面。他想起苹果馅饼的味道，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笑容：每逢星期天母亲都做一个很大的苹果馅饼，馅里还放有香子兰和桔子。
“难道失眠了？”霍伊布特想道。“据说失眠非常耗费精力。为什么会失眠呢？真有点荒唐。”
他紧闭眼睑躺在床上。起初他看到一片绿色的虚空，随后在这绿色的虚空中看到了集中营那一排排黑色的木棚。
他们今天乘飞机飞过了战俘营的上空。党卫军的一名军官冲着他的耳朵喊道：“这是毒气集中营。炉子的生产率是每天一千余人。”
“什么炉子？”霍伊布特问。
“毒气炉，将军先生，毒气炉，”军官解释道。“这既卫生又合理──一些荒唐的谣言就不会到处扩散了。”
“看来是这件事，”霍伊布特想。“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经常用这种丑恶的东西来刺激我们这些士兵。何苦呢？既然有必要，那就用毒气炉子好了，盖世太保要对我们的未来和自己的良心负责的。我是一名士兵。民族召唤我投入斗争，我也就投入了斗争。”
霍伊布特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拉开遮光板，久久地看着将被消灭的城市。
“当我向他们询问消灭斯拉夫文化发源地的计划时，他们记下了我的每一句话。”不知为什么将军想起了这件事。“啊，记载着我们一言一行的那些档案材料多么可怕，尽管我们早已把它们忘记了。那些象老鼠一样不声不响、幸灾乐祸的官员们正可靠地和牢固地守卫着我们的耻辱。许许多多的人大概都想钻入档案室和保险库，把与他们的命运、言论、号召、许诺有关的一切材料统统销毁！”
霍伊布特回到桌前，开始重新翻阅今天签署的文件。对于第一份文件，也就是关于死刑和把犯人遣送到德国的文件，他有了新的考虑。
“我是个老人了，”他委屈而痛苦地想道。“他们应该明白我是个老人和士兵。除了祖国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审判一个士兵。任何人都不能审判对于人民应尽的天职。”
霍伊布特站起身，在这份命令上又加了一句：“只有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个象战争的产物一样严酷的命令。”
他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又回到桌前，仔细地涂去了这句话。
“修正元首吗？”他想。“这未必会不被发现。加尔德和克劳希奇没有什么负担：他们早就成了反对派；他们过去做的一切将会得到宽恕。我要成为反对派为时已晚──结果会两面不是人。我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原则：‘应及时撤退。’我相信了我们元首那震耳欲聋的逻辑，其实应该首先重视不声不响的、自己的逻辑思想。全民族的歇斯底里也压倒了我。这是显而易见的。”
霍伊布特叫来值勤的绍尔弗中校，对他说：
“把我召集的讨论克拉科夫命运的会议记录拿来。”
绍尔弗把他召集的讨论消灭斯拉夫文化发源地的会议记录放在将军面前。
霍伊布特身穿制服坐在写字台前，样子十分严厉；腰间系了一条黑色的宽皮带，长筒皮靴的两个后跟紧挨在一起，就象在阅兵式上似的。他认真地看了一遍会议记录，在自己下面这段话的前面打了一个勾：“不过，比尔戈夫，我曾为卢浮宫流下了狂喜的泪水。假如我不是意识到这个行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军事措施，那我是会加以反对的。”
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想道：“是的……照我看，这是公正的。我是作为一名士兵这样讲的。”
他把会议记录放到一边，伸了个懒腰，把两只手的手指叉在一起，便凝然不动了。接着他又苦笑了一下──就在他的两只手旁，恶魔的十只手指正抓住今天送来的几份邮件。
“就是它，”霍伊布特想道“我最重要、最可怕的东西全部保存在这些魔掌之中。当希姆莱讲消灭斯拉夫主义及其文化中心的目的时，我是在场的。这些目标是由他们的政治和种族意向，而不是军事形势的要求决定的。而我同意了他的看法。大家也都听到了。很难说哪件事更可怕：是这份记录中我的那些话呢？还是在希姆莱办公室里对消灭斯拉夫文化中心的必要性的论证。如果我不是以一个士兵的角色，而是以一个廉价的、口是心非的憋脚演员的角色去接受后代人的审判，那就再糟不过了。”
霍伊布特松开发僵的手指，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拳头敲了一下桌面，关上灯，打开窗，说道：“只有打下去……打到底……”
他说完这句话就躺下了。很快睡着了。
一阵风刮起了桌子上的几页纸。它们飞过整个房间，然后飘落到了床下。
霍伊布特照例六点起床。他做了个早操，冲了冷水浴，刮了脸，然后把绍尔弗叫进来。
“让人把这个夹子给我换一下，”他瞟了一下恶魔的手指，说道。“什么无聊玩意儿。纯粹是靠拉皮条发了横财的鬼祟市侩的低级趣味。”
绍尔弗立即去传达命令。几分钟后，将军在值勤副官陪同下走出了房间。他从站得笔直的党卫军保安处军官、楼层值勤兵和波兰女仆身旁走过时，停下脚步说：“我把衬衣留在了小桌上。请洗一洗。可千万别浆。领子要保持柔软。”
“是，将军先生。”
霍伊布特递给卓夏太太一块水果糖：“给你的孙子吃。”
她接过礼品，行了个屈膝礼，小声说：“谢谢您，我没有孙子。”
“那就给儿子吧，”霍伊布特微微一笑，“让他磨牙用吧。”
卓夏太太又行了个屈膝礼：“我孤身一人，将军先生。这块糖我自己吃吧。”
她的儿子正在监狱里等待处决。他已被布雷斯帝国人民法庭判处枪决。他是谢多伊的联络员。他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否则卓夏太太就不会在这里工作了。卓夏太太没有去求将军帮忙，尽管也许他能救儿子的性命。地下组织需要卓夏太太待在军官饭店。
卓夏太太走进将军房间，把衬衣放到提包里，然后开始整理房间。她首先把床重新铺了一次，随后擦去尘土，并用一块浸过蜡的细毛毡擦地板。她看到床下由两张纸，便拿起来放进了手提包。两小时后，她结束了工作，挎着值勤兵的胳臂走出了饭店：值勤兵在卓夏太太家里搭火吃饭。
3、一杯酒
冯·施特龙别格获准离开后，叫来一辆值勤的小汽车，坐到将军通常坐的后座上，对司机问道：“你知道我要到哪儿去吗？”
“去散散心，少校先生。”
“亲爱的汉斯，你真聪明。你仅仅是个司机，这再一次证明我们作为一个组织的失败。你的位置应该在柏林。”
司机笑着说道：“我还不愿意呢。”
“为什么？”
“女人喜欢司机，而且不需要租房间：把座位一放就行了。”
“你说的当真？”
“只不过皮垫太凉。有的女人发牢骚。有一个女人──那是在罗兹──拒绝跟我再次见面：她患了坐骨神经痛。”
冯·施特龙别格哈哈大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只好弯着腰走出汽车。他冲司机挥了挥手，答应司机可以把车开走。
“什么时候来接你？”
“不用了……我就留在这里了。”
特劳布身穿粉红色长衬裤和齐腿的毛料衬衣，正躺在床上等冯·施特龙别格的来访。
“向战士致敬！”
“向作家致敬！”冯·施特龙别格回敬道。“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正期待着你去完成呢！”
“伟大的事业完蛋了。只剩下一堆粪土了。”
“我清醒的时候是没法跟你争论的。”
“抽屉里有威士忌。”
“你从哪里搞来的威士忌？”
“《洛桑报》的一个小伙子给我留下一箱。”
冯·施特龙别格从桌子里取出一冯酒，倒了一杯，掺了点水，一饮而尽。他怡然自得地眯缝起眼睛，说道：
“作家先生，这种饮料散发出真正的粮食味道，你感觉到了吗？至于烧酒我可没法喝，我看它不是用粮食，而是用尿素做的。化学迟早会把美食原理给毁掉的。人们将要去啃填满卡路里的圆珠笔。”
“有什么新闻吗？”
“没有。”
“很快又要开战了吧？”
“你指的是什么？”
“我喜欢这个女郎！我指的是什么时候又要逃跑？”
“这不仅仅取决于我们，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红军。”
特劳布苦笑了一下。
“可笑，”他说。“今天到哪儿去？”
“随便什么地方，只要有很多人和好音乐。”
“那就是火葬场了。”
“作家先生，你是个凶狠而讨厌的人。”
“我们到娱乐场去吧，实在无处可去。”
“你一点新闻也没有吗？”
“你是指女人吗？”
“眼下我还不怀疑你搞同性恋。”
“没什么特别有趣的。”
“你这人心眼儿不错，可是把女人包得很严实。”
特劳布穿好衣服，把收音机开得稍响些，然后停在这台棕色的、体积很大的装置跟前。
“你听这个匣子时不觉得可怕吗？古戈。”
“为什么？相反，我为这个奇迹感到惊喜。”
“你是为人们能把世界塞到六个一碰就碎的小灯泡里而惊奇吧？是这样吧？”
“不错。”
“你这是出于野蛮。你是个野蛮人。野蛮人不懂什么叫害怕，因为上帝没有赋予他们想象力。收音机使我感到恐惧，我怕它，古戈。你听，”特劳布转动键钮，红色指针沿着刻度滑过一座座城市的名称：伦敦，马德里，莫斯科，纽约，开罗。“听到了吗？世界是由二十亿种意见组成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意见、命运和真理。在我们这里，一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把纳粹主义的真理强加给几百万同胞。而谁又能判定，这几百万人在睡觉之前都说些什么呢？当然，这要在他们确信盖世太保的窃听器不会录下他们的话的情况下。他们对自己、对我们、对学说到底是怎么想的？在帝国中，谁了解这些情况？没有人了解。我们崩溃的根源就在这里。我们的真理不是从几百万人通向个别人，相反，是从个别人通向几百万人。世界是注定要毁灭的。看来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不同的真理在封建时代可以归结为一种真理，而现在不同的真理是注定要互相消灭的，因为它们都是由科学家的智慧和工业化的威力加以支撑的。”
“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跟谁睡觉？”
“我们是些胆小的鼠类，我们射击的方向不应该与士兵在前线射击的方向相同。”
“我可没听见你的话，我刚到浴室去了一下，”少校打了个呵欠说。
“我们全都把自己出卖了：我们对正在逼近的失败看得很清楚，可我们沉默不语，无所作为，回避现实，害怕盖世太保把我们的侵入关进集中营。看来叫醉醺醺的哥萨克把他们打死更好些。我们已经被搞得不敢思考了，我们已经不会幻想了，所以我们才害怕身边的盖世太保，却忘记了遥远的契卡。”
“汉堡来的那个金发女郎在什么地方？”
“见你的鬼去吧！”
“你怎么啦？亲爱的作家？哪来的这么大火气和绝望？”
“你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火气──是一种概念，绝望……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概念。有火气的人不知道什么叫绝望，而绝望者不懂得什么叫火气。你是个聪明人，可是跟戈培尔唱一个调子。‘有火气的悲观主义者’──他是这么讲的吧？既然对当前形势的清醒理解被称为有火气的悲观主义，那么这就意味着，在上层，他们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实质和冲突的必然性。而在下层，凡是敢于这样理解问题的人，就要被关进集中营医治火气。我第二次出卖自己是在一九三九年。我那时就明白了，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首先将寄希望于每一个单独的公民，然后再寄希望于全民族，是可以建立一个千年帝国的。应该从每一个德国人的个体解放出发，可是他们却搞起了群体奴役。我当时认识一些从事地下活动的人，既有依靠共产国际的人，也有与伦敦保持联系的人。我本应听取他们的观点。可我把他们从家里赶了出去。我尽管把他们赶了出去，但心里明白我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哦，恐怖教育！它的功效来得多快！我们将长久地受到它的毒害！我们，德意志民族。”
“咳，作家先生，你太不够意思啦。”
“为什么？”
“很简单。咱俩既是朋友，何必非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呢？我是个士兵。你是个作家，你享有充当现行制度反对派的特权，最多不过把你关进监狱。可我是要被砍头的。砍头可不是好受的。其次，我们大家都象痨病患者。而痨病患者一旦勇敢地认清了病情，就不会抱怨和痛楚地呻吟，而是要活下去，并且轰轰烈烈地活下去──度过他剩余的时间。我的话完了，现在该去找女人了。”
“咱们走着去吧。这里的夜景很美。”
“强盗会开枪打死咱们的。”
“没关系。如果真的现在死了，那倒不错──可以享受光荣的葬礼，亲人也会知道墓地在什么地方。我真担心死于混乱之中，死于复仇的节日期间，那时将会血流成河，既有正义者的血，也有非正义者的血。我真害怕无声无息地死于俄国哥萨克的长矛下，对他们来讲，你是个饱尝痛苦的文化人也好，是个纳粹党的官僚也好，都是一回事。”
他们来到安静的、夜色笼罩的的大街上。冯·施特龙别格沉思地说：
“作家先生，我向你提个忠告吧。你就躲在你身上这件弗伦奇式军上衣和这些军章的下面吧。军章──标志着对民族应尽的义务。这样一来，你就不用这么害怕了──首先是在自己面前。至于在战胜者面前，那就更不用害怕了。你是执行自己的义务。懂吗？你要象祈祷一样，每天早晨对自己重复下面几句话：‘我执行自己对人民的义务。如果我不执行自己对人民的义务，那么讨厌的美国人和红色布尔什维克就会进入我的家乡。’你试试看，这是个很好的解数。”
他们来到旧集市广场上。在月光的照耀下，那座尖顶的教堂，那排搭着棚子的货摊，那些与广场石板争地盘的房屋，宛如一副中世界版画。
“真美，”冯·施特龙别格说，“也很可怕。”
“为什么？相反，这给我以安慰，我感到自己加入了永恒的行列。”
“真可怕，这一切是注定要遭到毁灭的。”
“不对。这是反自然的。这样的美是不会死亡的。炸弹永远也消灭不了它。”
“你不了解情况。已经收到希姆莱的命令──准备把斯拉夫文化中心之一的克拉科夫彻底摧毁。有一个人正在策划这件事。不过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是绝密……”
特劳布于次日凌晨回到家里：他们先是在游乐场里喝酒，后来党卫军坦克师的克莱茵上校把他们带到坐落在维斯瓦河畔的自己家里，然后便找女人去了。来自防空部门的是些年轻的胖女人，有一个女电报员，长得又高又黑又大，叫康斯特鲁克茨娅。特劳布就是跟她睡觉的。起初她玩得很高兴，喝很多酒，讲一些关于男人的淫秽笑话，可是等他们躺下之后，她便浑身颤抖起来，小声告诉特劳布说，他是她遇到的第一个男人。特劳布在暗中苦笑了一下：为什么大部分女人都说他是第一个男人，或是第二个男人？只有苏台德的一个年轻女人告诉他，说他是第十三个。特劳布后来爱上了她，希望她嫁给他。他当时随部队住在利沃夫，她应该到那里去找他。可是她乘坐的列车被炸了。特劳布一开始对这件事抱着连他自己都觉得可怕的冷漠态度，只是到了后来，当他想起她的时候，他才逐渐地，越来越经常地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摆脱不掉的苦闷。
特劳布回到家里的时候脸色发黄，憋着一肚子气。他毫无睡意。他煮了一杯咖啡。当他把黑色的液体倒入茶杯之后，他想起了冯·施特龙别格的话：“克拉科夫作为斯拉夫文化的一个中心将被摧毁。”
他蜷缩着身子，从一旁看到了自己：一个穿着绿军服的、头发斑白的高个子的人。在他眼前突然清晰地浮现出法庭那高大的建筑以及他自己穿着便服，没系领带，站在红色审判台前的情景。他仿佛听到坐在集中席的人们正在互相交谈。
特劳布拿起电话，拔了号码。
“特龙普钦斯基先生吗？”他问道。“你的儿子在哪儿？什么？好吧。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务必来一趟。”
晚上尤素福·特龙普钦斯基把自己和特劳布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谢多伊。谢多伊来到旋风的秘密接头处。他把上述谈话内容告诉了他，并把卓夏太太搞到的文件交给了他。
“全都清楚了，”旋风说。“这说明全是真的，也说明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他和谢多伊在一起待了三个小时，商量下一步的计划：确定开展工作的区域，提出负责行动的人员，军需库的状况和工兵部队的分布。
中午旋风来到阿尼娅住的帕列克家里。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阿尼娅与总部接通联系，向搏罗金作了首次详细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