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苍蝇失踪，军事反间谍机关的贝格上校心里缩成了一团：在元首让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军事情报局的局长、创始人，更确切地说，是大脑和心脏──退役以后，军事情报局人员的任何挫折都被盖世太保当作证据，借以表明他们同军队进行的由来已久的斗争是正确的。贝格上校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其实，还有什么最坏的结果可等呢，既然你在柏林军事情报局中央专案文件馆工作七年之后当上了集团军反间谍机关的头目。中央专案文件馆搜集了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作家、芭蕾舞女演员、将军、精神病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总之，所有那些或者为第三帝国效过劳，或者现在正在效劳，或者能够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有报酬无报酬地效劳的人的材料。
贝格在卡纳里斯手下工作时了解到许多情况，但远不是全部情况，因为海军上将认为他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人──如此而已。贝格惊人的记忆力引起卡纳里斯的警惕。贝格用不着查阅十年前自己看过的专案文件，他几乎全都记在脑子里了。
“才干平平的人才有卓越的记忆力，”卡纳里斯不止一次这样说，“我指的是从事人文科学，而不是从事技术的那些人。对于了解问题实质的人来说，侦察作为政治的第一要素是一门人文科学，而且是表现最鲜明的人文科学。当有人告诉我，在侦察中，行动的成功取决于数学的精确计算时，我只好笑笑。数学对我们有害，因为它是普洛克洛斯忒斯的智慧之床的化身。侦察诉诸最鄙俗的情欲和意向。它的最高智慧就在于此。”
海军上将爱说格言。他发现自己甚至在跟他的爱犬泽普利谈话时也在下意识地把话讲得幽雅动听。象军事情报局的多数同事（不是海军上将那些可以保持自己个性的亲信，因为个性的不同是友谊的保证）一样，贝格处处模仿卡纳里斯。在说话方式上──面带微笑，善意待人，使交谈者对自己产生好感，谈到最重要的问题时，要诙谐地打住话头；在穿着习惯方面──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既要随便点儿，又要力求雅致；在和同事们建立关系的方式上──既要随和，但又要带点傲慢，并且要掌握分寸，不致得罪人，只要点出所处地位的区别就行。
当贝格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和生活时，他就对革命后俄国形成的人际关系感到十分惊讶：人民委员和工人穿一样的服装，他们之间的谈话是同志式的。
贝格开始在军事情报局工作后，便试图模仿这种俄国方式，但是卡纳里斯显然知道贝格是从哪儿学来这这一套，有一次对他说：“我的朋友，充当追随者很好，但充当模仿者是没有出息的。”
贝格一下子涨红了脸。他是很容易脸红的。从此，他处处仿效海军上将，连手势也不例外：跟同事谈话时，他把手搭在他们肩上──表示友好和信任，不过，这是一种宽容的，而不是真有好感的手势。
贝格的处境越糟糕，他同自己人谈话就越和气，就越经常地逗乐谈笑，长时间地待在反间谍工作人员那里，给他们讲可笑的故事和犹太人的笑料。
贝格等待着由于苍蝇的失踪而突然降临到他头上的风暴。他进行的调查表明，苍蝇是在把那个女电报员带到自己的秘密接头点之后失踪的。贝格在波兰居民中没有自己的密探，即使有贝格也不会完全相信他们，因为每一个波兰人都可能成为两面派或伪装者。
只是当贝格施用狡计了解到盖世太保在俄国少校情报员身上彻底失败以后，他才放心了：盖世太保现在不会跟他算帐，因为他们把一个重要人物放跑了。贝格认为，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出这样一个联络关系：苍蝇──女电报员──俄国少校。于是，贝格以这个想法为出发点，开始采取行动。盖世太保则根据自己通常的方式行动起来：大搜捕，逮捕，截听电话，对有嫌疑的波兰人加紧查办。贝格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排除了市中心，集中在克拉科夫郊区搜索。五辆无线电测向汽车在克拉科夫方圆五十公里的半径上沿公路和乡间土道昼夜不停地来往行驶。十支小分队代着手提测向仪开始对诚实周围的森林和山脉进行有条不紊的搜查。贝格并不着忙，他认为女电报员一定会跟总部建立联系。他也知道，俄国的电报员通常都播发很长时间，因此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测定。
贝格是个很有经验的人，他为了保护自己，让一个斯洛伐克人充当间谍，并悄悄塞给他一份材料。这份材料证明，有几个人在雷布内地区看见过苍蝇和一个外表看上去象那个逃跑的俄国侦察员的人。打这以后，再没人见过苍蝇，却有人看见，那个根据特征象从盖世太保那里逃出来的人穿着湿漉漉的上衣，脸上有一道道青伤，夜间从森林里出来过。贝格精心炮制了这份情报，并设法塞到那个间谍手中，使他的情报看起来完全可信。贝格没有给盖世太保打电话，但把苍蝇失踪的报告归了卷──一旦同克拉科夫安全局首脑发生磨擦时可以用。
贝格没有弄错：苍蝇失踪后不久，通过无线电截听，测定出位于克拉科夫西南大约三十公里处，通向扎科帕涅方向的一个新发报点。
日，贝格把十个小分队中的七个小分队和三辆汽车调集到那个地区。一个星期之后，再次测定出了发报地点。又过去一个月，阿尼娅被军事反间谍机关逮捕。旋风则死里逃生：一个士兵穷凶极恶地对他藏身的那堆干草乱刺一阵，但并没有过细搜索。刺刀只划破了旋风的一条裤腿和擦伤了头皮。旋风料想到，搜查完之后，他们定会放火烧掉棚子。因此，他手中紧握手榴弹，静静地躺着。他决不会束手就擒的。
旋风听到德国士兵殴打阿尼娅和一个军官声嘶力竭地吼叫：“其余的人在哪儿？你这个赤色的放荡女人？！快说，其余的人在哪儿？！”
“就我一个人，”姑娘答道，“你大可不必这样吼叫，我听得很清楚。”
旋风心里一阵地发紧，全身缩成一团，他清楚地听见打耳光的声音，肩膀不由得一阵阵哆嗦。
“哼，你还是个欧洲人呢，”阿尼娅说道，“难道你们那里兴打女人吗？”
“你是坏透的淫妇，不是女人！”军官喊道，“脸朝下趴在地上！”
“我不会脸朝下趴在地上的，”阿尼娅回答道，“您尽管朝我脸上开枪好了。”
“别急，在开枪之前，我还要给你个颜色看看，娼妇！”军官说道。“我会叫你尝尝我的厉害的！可爱的祖国和亲爱的斯大林同志都不会来帮助你！”
“祖国会帮助我的，”阿尼娅答道，“斯大林同志会帮助我的，而你们却已经走投无路，得不到任何帮助了！”
旋风又眯起了眼睛，因为他听见那个军官又在毒打姑娘。此刻，旋风的脑子里浮现出她的模样来：那么漂亮、温柔，同时又是个孩子──翘翘的鼻子，吊眼角的大眼睛，两个小酒窝。
“怎么办？”他暗自思忖，“我该出面了吧？”
侦察员的命运……夜间小酒馆，舞女们在做爱的间歇抽着香烟，仰面躺在汗津津的部长身边，漫不经心地向他们询问总参谋部的机密；乘坐飞机，横越大西洋去参加鸡尾酒会，以便同金融巨头们进行谈判；在神秘的，带有双层墙壁的单独住宅里的秘密联络点；勇敢地劫持外国军官；装满粗呢钱包的一叠叠新钞票；乳峰尖突、恬静娴雅的金发女郎；在隆重的招待晚会和外交招待会上，浆得又挺又硬的胸衣哗哗作响；一边喝咖啡，一边轻松地招募大使和部长……天啊，这一切多么荒谬可笑，多么愚不可及，而且这种愚蠢也包含着对这个职业的人的严酷无情。
而眼下的情况却是躺着和听着敌人殴打小姑娘和逼她趴在地上，而你却躲在干草里，义务和情感、理智和冲动折磨着你──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再有，你必须跟一个人有说有笑，若无其事地看着他的眼睛，还要请他吃饭，然而你却知道，就在这顿午饭之后，当你们一起来到夜幕下的大街上时，你应该象打死敌人一样打死你这位好朋友；而且你过去常到他家里，认识他的孩子们，也亲眼看见他怎样跟一岁的小女儿玩耍──那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再有，你必须跟一个女人睡觉，假惺惺地跟她做爱，而你心里所爱的却是另一个女人，一个唯一的女人──那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再有，审讯时只要说一个‘是’字就行了，然而需要回答‘不’，而随着这声‘不’字而来的则是刑讯室、绝望、恐惧和死路，然后是长长的走廊、寒冷、石板地，最后一次看见天空，最后一次看见人们的目光，最后一次看见在最后一瞬间突然变成的最最亲爱的人们，因为他们将是你在人世间看到的最后一批人──那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附近什么地方响起了汽车马达的隆隆声。制动器嘎吱响了一声，门砰的关上了，于是旋风听见有人用德语说：“住手，笨蛋！打女人──这太野蛮了！”
然后那人温和地说：“姑娘，我会这种不光彩的事向您致歉。请上车吧。”
德国人的话被译成了俄语。他一直等到把他的话向阿尼娅译完，才转向自己的部下说：“我替你害臊，中尉。你这是屠夫作风，而不是德国军官的作风。”
“我的兄弟在俄国战线上牺牲了，”中尉低声回答。
“战争──不是掷环游戏！打仗就要杀人。而你的兄弟可能打死了她父亲。我真替你害臊。”
审讯第一天结束后，贝格明白了：假如遵循通常的问答规则，跟这个姑娘是谈不出任何结果的。她将会撒谎，而如果揭穿她，她就会沉默不语。贝格决定另辟
径──他在她被捕时，曾放了一个‘探测气球’。当着被捕人的面申斥逮捕者和拷打者，这对下一步工作会有好处的。贝格决定跟俄国姑娘玩一场游戏：他决定向她投诚，然后通过她找到被派到这里来的俄国侦察组其他成员。他决定这么做之后，于深夜传讯了阿尼娅。这时，军事侦察处的其他工作人员都各自回家了，整个大楼只留下了五个人：四个卫兵和上校本人。
贝格让阿尼娅坐在圈椅上，打开电炉，坐上茶壶。然后他在她对面坐下来──坐得很近，彼此的膝盖都碰在一起了。他开始含笑而忧郁地端详着姑娘。白天他通过翻译进行了整整一天审问，丝毫没有暴露自己懂俄语。这也是一招。
贝格把希望寄托在这一招儿上。他低声说道：“说来话长，我的宝贝……”
他是带着非常亲切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乡音说这句话的，以至阿尼娅粹然一惊，靠到了椅背上。
“用盖世太保的狂热去抗衡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信念是愚蠢的。这无异于拿镰刀往石头上碰，”贝格心里想道，考虑着头八个小时的审讯之后的下一次行动的一个个步骤。“要另谋出路。镰刀应当去割青草。但这株被割的草一定很茂盛，镰刀一碰就会变钝，然后被缠住。同时又不可能把镰刀磨利，因为近处没有磨刀石。”
“你说话一定要小声，”贝格改用耳语道，“这里连墙壁也长着耳朵呢。”
他走到立柜跟前，打开柜门，取出一台美国制造的“哥伦比亚”牌自动电唱机，装上唱片，放起了音乐。他闭上眼睛，听着探戈舞曲，合着拍子点头。
“听我说，”他说道，缓缓抬起沉重的眼睑。“请你注意听我说。我不想知道你的真实名字，也不想知道你是什么人，跟什么人有联系。我想尽力帮助你，但不是用背叛作代价，而是别的代价。不明白吗？”
这一切来得这样出乎意料，以致阿尼娅摇了摇头，也低声回答：“不明白。”
“我希望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贝格慢吞吞地说，“你是否认为，全体德国人都跟希特勒一条心？”
“不，”阿尼娅答道，“不是全体。”
“你觉得一副上校的肩章是否可能掩藏着一个不赞同法西斯主义的人呢？”
“这样的人会去当俘虏的。”
“说得对。在前线的人可以去当俘虏。可是这样一个人又该怎么办呢──我不是说自己，你可别这样想，我们进行的只是抽象的谈话──我是说，一个没有机会去当俘虏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应该开枪打死希特勒，这就是办法。”
“嗯，很好……你的这个回答就算我没有听到。我再说一遍我的问题：这样的人应该怎样证明自己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呢？”
“您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阿尼娅问道。
“什么都不想，”贝格说道，“我们现在来喝茶──仅此而已。你喜欢喝浓茶还是淡茶？”
“浓茶。”
“喝浓茶不好。浓茶会使面色变得很难看。”
“我的面色已经变得难看了，”阿尼娅说道，用手摸了摸眼睛下边的青伤。
“你要谅解他。那位军官的兄弟在前线牺牲了，还非常年轻呢。”
“他没说非常年轻。他只说是他的兄弟。”
“小姐懂德语，”贝格暗自想道，但没露声色。
“总归是兄弟吧。是亲人嘛。”
“这一切并不是我们首先开始的。”
“说得也对。我不是替他辩护，我只不过想给你解释清楚，他为什么不能够克制自己。”
“您大概还会说你们这里不进行拷问吧？”
“我们这里的确不拷问。我们执行枪决。盖世太保那里进行拷问，而我这里不是盖世太保，这里是军事情报处，隶属军事情报局。更确切地说，是原先的军事情报局。听说过吗？”
“没有。没听说过。”
“喏，这倒无关紧要。”贝格微微一笑，望了望姑娘的眼睛。“我不是故意套你，你可别这样想。”
“我本来就没这样想。”
“给你放多少糖？”
“越多越好。”
“四块，够吗？”
“五块也可以。”
“好吧，那就放五块。我是就着块糖喝茶。”
“你俄国话怎么讲得这样好？”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秘密，假若你知道了，也就不成其为秘密了。瓦斯维森茨瓦伊，维森达斯什瓦因。”
阿尼娅没有说话。
“懂吗？”贝格问道。
“不，不懂。”
“那你为什么不问呢？”
“如果需要，您自己会讲的。”
“说得的。这话的意思是：一件事有两个人知道，那连猪也会知道。”
“茶可够烫的……没法喝。”
“别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现在几点了？”
“十二点。”
“您要留我在这里很长时间吗？”
“随你方便。我已吩咐把被子给你送到囚室里去。”
“已经给我送来了，谢谢。”
“天啊，不用谢……”
“我真不明白，您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什么都不要。”贝格温和地微微一笑。“我只是想幻想一下。请想象一下：有人准备给一个俄国女侦察员──不是给你，不是给你，是另外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提供逃跑的机会。怎么样？并且还要帮助她越过前线。或者帮她接上无线电联络。只是有一个条件：她要告诉情报局或总参谋部，就说在一个德国集团军，一个最强大的集团军里有这样一个人，他想跟俄国情报机关打交道。你认为布尔什维克会同意吗？”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知道，当然……我可不是说你，我只是在幻想。你也可以幻想幻想嘛。你看，布尔什维克会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吗？”
“从德国监狱里逃跑是不可能的。”
“当然，假如你落入盖世太保之手，逃跑的确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落到了军事情报处的手里。没有人能逃出盖世太保的掌心。只安排那些被策反的间谍从那里逃跑。就在不久前，盖世太保安排了一个被策反的间谍从克拉科夫集市逃走了。”
贝格瞥了姑娘一眼，想看看她的反应如何。假如她跟那个从盖世太保手里逃出的俄国人有联系，她不可能没有反应。可是，她依然那样泰然自若，毫无紧张之色，两只手也安详地放在膝盖上。
“这么说，她跟那个人没有联系，”贝格断定，“看来，这是另一个小组。我要通过她查明苍蝇的全部情况。根据他的描述，这无疑是她。”
（不用说，假如旋风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告诉了阿尼娅，她准会不寒而栗的。一个人被捕后，他就不再替自己担心，他担心的只是朋友们的安危。但是旋风没有对任何人谈任何东西，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一旦讲出去，那么他所有的部下将会象躲避可能是盖世太保的间谍那样躲避他，因为无缘无故从盖世太保那里是逃不出来的。他决定等任务完成后，再讲出实情。错综复杂的意外情形救了阿尼娅，但是，最近几天将要出现的那么多错综复杂的意外情形，它们的影响之大，将会使许多不同程度地于“旋风”行动有联系的人惨遭厄运。）
“如何保证俄国女侦察员不会背部中弹呢？”阿尼娅问道。
“这就令人好笑了，”贝格说道，一边呷着茶。“第一个保证是，可能从正面给她一枪，而不是从背后。就象在这里，在监狱里对待俄国间谍一样，根本不经过审判。”
“怎么，你们这里许多人都明白自己要完蛋了？是吗？”
“我可没有象你提出直接的问题，我的宝贝。我是跟你一起在幻想，可你却要求我作出以脑袋为代价的回答。”
“好吧，”阿尼娅喝完了茶，说道，“我同意试试看。”
贝格也喝完了茶，把茶碗整齐地放在精美的萨克森小茶碟里，说道：“如果某种原因使逃跑未能成功，你能保证我不至被你出卖吗？”
“在这个问题上，你不先向我提出什么要求吗？”
“要提的。”
“提什么呢？”
“要求你到我们的发报中心去，向你们参谋部的人播发几条假情报。”
“这办不到。”
“别急，别发火。你先播发两三条假情报，然后我安排你逃跑，你可以跟自己人取得联系，并向莫斯科报告，说什么样的消息是假情报。其次，在你把这种情况向自己人报告之后，他们就可以假装相信了我们，从而愚弄我们，而实际上他们将会知道全部真情。这对莫斯科比对柏林更有利。听我说，我干情报这一行可不是新手了。”
“为什么要为逃跑设置一条这样艰难的道理呢？”
“为的是能够从那里跑掉。发报中心不同于监狱。”
“我得考虑考虑。”
“那就考虑吧。”
“不，我不在这里考虑。”
“你想回囚室去吗？”
“是的。”
“那好。给你，吃吧，”贝格取出罐头，说道，“抹在面包上吃，这是猪肉。”
“谢谢。”
“有一件事要说清：在审讯中，我可能会对你大喊大叫和跺脚。这是必需的，明白吗？你可别见怪。”
“为什么您不跟我一起逃走呢？”
“为了到你们那里被枪决掉吗？我不想这么干。”
“我可以为您担保。”
“我亲爱的，”贝格微微一笑，“只有我自己能为自己担保。为此，我必须在这里向你的人传送某些情报，从而向你们的领导表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需要一个能够立即同你们总部建立联系的联络员。”
“为什么您决定把这一切都跟我讲呢？”
“你以为我们每天都能抓到俄国间谍吗？况且，你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良机，你是无线电报务员，我可以把你带到我们的发报中心去，明白吗？而在这里，我是决不可能安排你逃跑的。”
“我想考虑考虑，”阿尼娅再次说道。
在囚室里，她脸冲下倒在铺板上，好象由于疼痛似地放声大哭起来。
“傻瓜，傻瓜，十足的傻瓜！”她思忖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明白！傻瓜！妈妈，我该怎么办呀，好妈妈？！”
于是，她象孩提时代受到恶意欺侮那样哭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