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摘自希特勒和约德尔上将在“狼穴”的会议记录
出席人：元首、约德尔上将、瓦尔利蒙将军、分队长费格莱因、上校冯·贝洛、中校冯·阿姆斯贝格、中校魏岑埃格尔、少校比尤克斯。
会议开始时间：二十三时五十三分。
元首：约德尔，当我考虑众多的目前急待解决的事情时，首先出现在我面前的是稳定东线局势的问题──因为更多的问题在现阶段也无法解决──所以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整个形势来看，我们被挤在一条相当狭窄的夹缝之中也许真的并非是坏事。因为其中不仅仅只有不利之处，也有优势的一面。如果我们能守住我们现在占据的这块土地，那么这块地盘还是可以保证我们生存下去的，再说我们又有那么广阔的大后方。当然，为此我们必须将我们前一时期在后方积蓄的一切力量都投入到野战部队上。只有那样做我们的部队才能成为一支有实力的军队。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如果我们把后方设置在德国，如果我们把军事后方地区扩大到纵深地区，尽管什么样的后方区都根本不需要，如果我们不顾一切地扩充在前线附近地区行使执行权的军事行政机构，尽管这些机构完全没有必要，没有它们也同样能行使授予它们支配军队的权力──请会议一下一九三九年：那时我不得不把东线包括汉诺威在内的行使权移交给军事行政机构，要知道，从汉诺威到明登是一片完整的战略发展区域──如果我们消除了那种非军事的，其他军队完全没有的，只是我们信奉的（但正象我们现在看到的，仿佛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思想体系，那么地盘的缩小就不会总是不利，也可能变成一种优势；但要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真正地将这个广大地区所积聚的一切服从于整个战役的需要，将目前用于后方的全体人员都武装起来。有了这个条件，我坚信，稳定住东线的局势是可以办到的……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些从根本上能给我们整个战局带来致命影响的危险因素的现状如何呢？不用说，这首先是东线的崩溃，它是我们德国的真正威胁，无论是西里西亚工业区，还是东普鲁士必将受到严重的心理上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我们用现在正在组建的和逐步投入战斗的这些兵力是能够稳定住东线战局的──我是这样看的──我们也一定能战胜这次人类的危机，精神的危机。当然我们不能把它与七月二十日在这里发生的那个事件分开。要知道，不能把那次行动看作是孤立的；不能，在这里发生的那个事件，我要说，是我们内部血液循环发生了故障的征兆，是我们内部血液中毒的征兆。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方的重要岗位都被真正的破坏者──不是失败主义者，是破坏者和卖国贼占据了，那我们还能指望从前线得到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如果联络部门和军需系统潜藏着地地道道的叛国分子，而我们并不知道它们已经秘密地为敌人工作了多长时间，那怎么还能指望会产生那种必要的士气。近一两年来，俄国人的士气其实并无明显提高，他们的人员装备也未见精良，而我们，毫无疑问，情绪开始低落，因为我们眼皮底下聚集了一伙不断施放毒箭的恶人──军需处的将军、通讯部门的要人等等。现在我们只得反躬自问（也可能用不着问，因为一切都很明了）：我们的想法敌人怎么会一清二楚？为什么敌人总是能够采取即使的对策？为什么他们对我们那么多的行动都能作出迅速的反应？显然，这并不是因为俄国人有远见，而是由于一伙可恶的亡命之徒的连接不断的叛变行为。即使不把问题摆得这样具体，一些人占其位而不尽其职的现象也足以说明问题：这些人不是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增强对我们力量的信心，最主要的是，不能深刻认识这场斗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它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无法回避的斗争是不可能用某种政治手腕或战略战术敷衍过去的。他们无所事事，而不是让人们认识到：这场斗争和匈奴人进行的那场战争是相同的，其中只有两条路，或者胜利，或者失败──两者必择其一。如果我们的上层机构中没有这种认识，相反，如果这些白痴想入非非，认为现在的处境比他们先辈时好，因为现在聚到一起来干革命的都是将军，而不象一九一八年那样都是失败，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军队必定会一天天自上而下地瓦解……所以应该直言相告；在这里接连不断地发生了赤裸裸的叛变行为，这之中也有我们自身的错误和责任：由于考虑到军界要人的声誉，虽然我们早在一年半以前就知道有叛徒，但我们认为不能损坏军界要人的名誉，所以总是很晚才制止叛变行为，或者根本不加制止。但是，当我们让小人物，让士兵去独立判断俄国人以德国将军们的名义经常散布的召唤时，当我们让小人物──前线的下级军官去解释这些召唤的实质，而他们需要逐渐弄明白究竟是俄国人正确还是我们对待他们过于软弱的时候，这些要人的名誉会损坏得更不象样子。这种现象应该结束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些曾穿过士兵军服的可耻败类，这些贱货，这些旧时代的残余分子都应该被消灭掉。这就是我们最高的职责。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次精神危机，那么我们会看到，俄国丝毫不比过去强，我们也不比过去差。从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来看，我们的情况反而比过去好，我们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现在更精良了，而俄国人的装备则越来越坏。所以我认为，我们定能扭转我们在东线的战局。
就在这时，当爱国游行浪潮席卷德国，当用自动步枪武装起来的老人和少年从地方长官和党内官僚身旁列队通过，当劳动战线的队列──他们肩扛铁锹和斧头在街道上行进的时候，当看热闹的人们狂喊‘希特勒万岁’的时候，恰恰就在这时，欧洲协商委员会例行会议召开了，苏联代表古谢夫宣读了协商公告，规定了德国被占领区的边界和无条件投降的条款以及德国将由各占领军司令组成的监督委员会管理。
2、相会
在去酒吧实施抢劫行动之前，旋风和科利亚在一起坐了半小时；科利亚向他汇报了对党卫军要员施蒂利茨进行外部观察的情况。
“一旦有机会，我们就把他弄到手。他要是坐汽车──就不容易盯上了。不过，我知道他的房间号码：波兰地下组织侦察小组的人瓦韦尔附近盯过他两次，还有一次是在马利阿茨基教堂附近。当时还有个家伙同他在一起，他们一边走一边看圣像、壁画和管风琴。”
“那里的管风琴不错吧？”
“我认为好极了。做弥撒演奏巴赫的曲子时，让人浑身麻酥酥的，象是冻僵了，魔鬼附在身上似的。”
“你讲的是上帝，怎么还出了魔鬼。”
“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科利亚微笑了一下，“现象就是对立的同意。其实，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指谁？什么样的错误？”旋风问。现在同科利亚这样漫不经心地闲聊使他感到很愉快。行动前也应该松弛十来分钟。
“我们──就是指我们，错误嘛──就是我们对待基督教的态度。”
“什么？”旋风冷笑了一下，“小心点儿，为你这种寻神论我会降你的职。”
“我是说正经的。妈妈曾给我很好的启蒙教育。基督戒条中有许多东西我们都接受了。这是实话。比如：要爱周围的人，不偷窃，尊敬父母。”
“把脸凑过去给人打的说法呢？”
“不能全盘接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全部接受嘛。”
“好了，关于基督教──以后再说。我们怎么对付这个家伙呢？”
“昨天夜里他一个人在小公园里散步，后来又去了旅馆的餐厅。”
“你呢？”
“我也混进去了。”
“后来呢？”
“他贪婪地吃他们德国的那种猪肘子，油直往盘子上滴。猪肘子──美味……还喝了许多。”
“有人到他跟前去过吗？”
“有两个空军的姑娘去过。”
“他怎么样？”
“什么他怎么样？”
“就是他有什么反应？”
“没什么。他拍了拍一个姑娘的脸蛋儿。顺便提一句，他的眼睛可真美，象狗的眼睛。”
“你认为狗眼睛美？”
“是妈妈这么说的。她非常喜欢眼睛长得象狗的人。”
“听着，有个问题想问你，可总觉得张不开嘴：你是不是没有父亲？”
科利亚微微一笑，说：“这种事情似乎不会有吧。”他点着一支烟，不自然地继续说，“我小的时候，问过妈妈关于爸爸的事。可是她回答说：‘你爸爸是个非常出色的人。革命时期，我们失散了，我们被拆散了。你要爱他，象爱我一样。以后你也不要再问起他。’就这些。”
“她就这样一直一个人生活？”
“是的。她才四十三岁。上大学而时候，同学们对我说：‘你的女朋友还可以。’一到星期天，她就去网球场，打得满身大汗。然后骑上自行车，赶着我跑─所以我才这样……”
旋风笑了笑，问：“怎么样？”
“有力气。”科利亚用同样的口气回答说，“而有力气的人才经得住摔打。”
旋风看了看表，揉了揉太阳穴，抑制着神经质的纠缠不去的哈欠，说：“你说得对。可是这个党卫军分子，我认为得干掉。”
“不过你说过：要把他抓来。”
“我们很难办。你自己想想：把他藏到哪儿？藏到游击队那里？划不来。况且，让他跟我们在一起，不等于是把我们的主要行动置于危险之中嘛。如果抓他来，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你自己也说过，他夜里不带士兵走动。只要做成一次抢劫的样子，一切都会平安过去的。”
“明白了。”
“好了，就到这儿，”旋风说，“我们行动吧。应该给我们的司机喝点 草酊──他的手总抖个不停，就象患有硬化症似的。”
旋风带着他的人走了，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消失之后，科利亚伸了个懒腰，身上的关节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开始换衣服。
在莫斯科时他换衣服也总是这样：在他那间小办公室里前前后后地一通乱忙，椅背上、桌子上、床上扔着他的衬衫、背心、袜子、裤子。
有一次他到一位同学家里做客──这个同学是个军官的儿子，在家里受的是军人式的教育：自己整理床，自己织袜子，自己熨裤子，自己做饭。
当科利亚把这些告诉妈妈后，萨申卡问：“你喜欢这样吗？”
“很喜欢。”
从儿子学会走路、讲话时起，萨申卡对待他就不再象对待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你长大了，就懂了。），而是象对待一个与自己同龄的有头脑的成年人。
“大概，这很好，也很对，要是你觉得应该按照斯巴达或指挥官的方式成长──那你就用那样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行为举止吧。”妈妈对儿子说，“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机会象别人在家里照管男人那样照管过爸爸，在家里照管男人是件愉快的事，看着他在房间里一边来回走动一边脱换衣服。也可能，男人会烫裤子是件好事，但为爸爸和你做事我总觉得更愉快。你能明白吗？”
“我不会变成一个娇孩子吧？”
“不过，你要知道，”萨申卡回答说，“会洗洗自己的袜子也同样会长成娇孩子。娇孩子──是指他的精神状态，是说他意志薄弱。”
“那我在家里做些什么呢？”
“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你知道，家里要是散发着小树的清新气味是很令人愉快的，就象是在猎人的小庄子里。要是再安上个小工作台那就太好了……你给咱们家做副肋木吧。做广播操──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只是我们在肋木上会闹出洋相的。”
“还有什么？”
“还有普希金。你应该了解普希金，不懂得普希金不能算一个俄国知识分子。”
“他的全部作品？”
“全部。你父亲就熟知他的全部作品。”
“那他是做什么的？”孩子小声问。
“他是世上最好的人。”萨申卡又重复了一遍她曾说过的这句话，“最好的人，你要相信我。”
“可是在学校里，同学们都问：‘你父亲把你们抛弃了吧？’他没有把我们抛弃吧？”
“‘抛弃’──这是一个恶毒的字眼儿……什么叫抛弃？他可以不再爱。爱情不是空气，也不是那种压在肩上的担子。如果爱情成了压在肩上的重物，那根本就不是爱情。而且也无所谓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抛弃：只不过是一个人不再爱另一个人，他们不再一起生活罢了。这就是我给你的一个大致的回答，明白吗？爸爸并没有不再爱我。他永远也不会不爱我。”
一九四○年春天，他第一次看见妈妈流泪。当时他们星期日出外打猎回来──萨申卡常和儿子去打猎，她引导儿子爱上了打猎，亲自教会他打枪，亲自选定狩猎路线──那天他们睡得很早，到了早晨，她还没有备完法国文学课（她在外国语学院任教），来了一个电话找她，要她下楼去──楼门口停着一辆汽车。
两个小时后妈妈泪流满面地回来了，她躺在沙发上，脸对着墙。他坐到她的身边，轻轻地抚摩着她的芭。
“萨恩卡，”她象个小孩子似地啜泣着说，“萨恩卡，这既是不幸，又是幸福，也是痛苦。你父亲还活着。”
“在哪儿……他在哪儿？”
“把我的小挎包拿来。”
他把她那个极平常的小挎包递给妈妈。萨申卡打开上面的扣锁。
“在这儿，”她说，“这是他的。”
沙发上摆上了三个漂亮的小盒子。这三个精致的红羊皮包面的小盒子里放着两枚列宁勋章和一枚红旗勋章，国徽图案下面的白色珐琅板上刻着号码：９７４。
所以，当旋风问起他父亲时，科利亚一时没有回答。以前从未有人跟科利亚谈起过他的父亲──无论是人事部门还是指挥部。显然，国内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父亲的情况。因此，旋风问他时，科利亚心里一震──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对朋友隐瞒自己最珍视的秘密。凡是知道他家庭的人都会忍不住问起这个问题。而他对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最亲密的朋友，都一律用回答旋风的那些话作答。
“妈妈不在这里，”科利亚看了看乱扔着的内衣，心想，“在这里，我得自己动手。别人头痛的事对她来说成了件快乐的事。母亲的一切快乐都来源于孩子。妇女──多么伟大！她对男人和孩子的爱结合得多么和谐，多么令人惊异。”
他又想起自己同一位年轻画家的谈话。那位画家为母亲画过一张肖像。有一次这位画家说：“我爱孩子。娶什么样的女人都行，只要能生孩子。”
科利亚对妈妈没有秘密。他把这次谈话告诉了妈妈。萨申卡厌恶地皱起眉头，说：“天啊，有多糊涂。可以跟不爱的女人过夜，而结婚知识让她生孩子──这有点恶棍的味道。我现在讨厌见他了。我将拒绝他到家里来。”
“他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画家。”
“你是个聪明孩子。对于天才什么都可以原谅，唯独卑劣的行为不能原谅。不过，如果你觉得同他在一起有意思，当然你们还可以来往。我准备容忍他。”
“你容忍他很难吧？”
“我不知道什么叫难。我知道怎样做才是有教养的人。”
“这么说，有教养的人可以面带微笑地原谅卑鄙行为？”
“绝不是。但他可以用冷面孔和视而不见的办法回敬那种人的问候。学会视而不见这非常重要。眼睛是一种比手枪还厉害的武器。当然，如果把它们看作是内心情感的流露。”
“你看，我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你，我再见到他会觉得不自在的。如果这些话是他对你讲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他是对我讲的。我成了告密者。明白吗？”
“我明白。你是对的，萨恩卡。是我不对。就到此结束吧。好吗？”
“你说得很可笑──‘我将拒绝他到家里来。’”
“有什么好笑的？”
“有点过去时代的味道。”他笑了笑说，“不过，妙极了……”
科利亚在镜子前站了很久，他把领带打成最时髦的样式──结扣打得很大。然后又把自己打量了一番，把手枪装进衣袋，走出院子。他要去干掉党卫军要员施蒂利茨，要去杀死自己的父亲。
3、四十二秒钟
“证件，”一个党卫军巡逻兵向旋风敬过礼后，对克雷霞说。
“他为什么不象党卫军那样向我敬党礼呢？”旋风想着，手伸进兜里去掏香烟，“为什么他要向我行军礼？看来，这不是党卫军的骨干分子。科雷霞现在会把一切弄糟的──她会昏过去。谢多伊和波格丹诺夫的举止还得体。阿佩尔──好样的。只是手在发抖。如果酒吧里有了动静，就开枪。可是手枪别在我的后腰上。我对自己说过多少遍：要把它装在西服内兜里。谁能想到他们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世上的一切往往取决于几分钟的时间。一件事可以准备好几年，可是那样的关键时刻一到，一切都完蛋了，这是规律吗？也许这是倒霉的巧合？”
党卫军分子检查过波格丹诺夫的证件，敬了个礼，把身分证还给了他。
“请出示您的证件。”他们又对谢多伊说。
谢多伊殷勤地笑了笑，把夜间通行证递给他们。他的夜间通行证是伪造的。的确，这是真正的行家在高级印刷厂印制的，那些人战前曾给国际走私贩们干，可是党卫军的巡逻队曾几次抓到持这种假证件的人，这些人被送进值班警卫队，后来又转到盖世太保，进行严刑拷问。
“这里到最近的指挥部也很远，”旋风一边往兜里装子弹壳做成的打火机，一边想，“那里是听不到枪声的。不行，他们的总部就在广场上。那里有一支很大的党卫军警卫队。他们有摩托车和汽车。他们可以把整个城市搜遍，就象我从他们那里逃走时那样。如果要干掉他们，必须不出声响：对准脑袋──然后马上上车。克雷霞没有证件。他们不敢向她索要证件，我就说，她是跟我一一起的。见鬼，过了多长时间？大概有三十秒钟了。如果他们进酒吧，就得开枪。不出声音地打死他们是办不到的。我还想什么，啊？如果能把一个人在这三十秒内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就太好了。只要把谢多伊、克雷霞、阿佩尔、波格丹诺夫和我此时听到和看到的都记录下来，准会得到好几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在科学家们弄清这是否能象记录化学试验过程那样记录下来之前，是不会有人来记录的。在这种时刻，无论哪个民族的人所想的都一模一样。回忆──这是身临绝境者的最后的避难所。如果回忆和联想被绝望代替──人也就完了。起码侦察员是如此。”
“请，”一个党卫军分子说制将夜间通行证还给谢多伊，“您没事了。可以走了。”
这时第二个党卫军分子已经走到克雷霞跟前，说：“太太，您的证件。”
“我没带证件。”
“怎么可能呢？”党卫军分子很惊奇，“为什么？”
“这女人是我带来的，”旋风说，“还有什么问题吗？”
第一个党卫军分子对谢多伊和波格丹诺夫说：“我对你们说了，你们没事了，可以走了。”
“现在应该干掉他们。如果谢多伊和斯捷潘离开，他们就完了。巡逻队只要在酒吧里扫上一眼，很快就会窜出来。即便我刹住汽车，让我的人爬上来，轮胎也得被他们打破，跑上三十米，就得停下来。见鬼，糟透了。”
谢多伊说：“谢谢，我们现在就走。我抽支烟就走。不然，喝多了，嘴里再没抽的，那可就难办了。”
他开始从衣袋里掏装碎烟叶的胶皮小荷包。
“这女人是您邀请来酒吧的吗？”党卫军分子问旋风。
“对。”
“是您的相好吗？”
“当然。”
“请原谅，我不知道我是在向什么人问话。”
“那您就问我的证件好了。”旋风厉声说。
“好吧，请拿出来。”
旋风从衣兜里掏出党卫军军官证和党证皮夹以及两个勋章证书。这些证件都是科利亚弄来的，而科利亚是从他的军需官那里弄到的。两张勋章证书是谢多伊带来的──这是在袭击热舒夫附近兵营时从军官身上缴获的，那是克拉科夫游击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当时他们击溃了当地驻军，然后越过塔特拉山，到了斯洛伐克。
“现在的戏至关重要。”旋风一边往党卫军分子手里递伪造证件，一边想：“我要把我的证件掉在地上，并使他很快弯下腰去捡。这很重要，我必须在所有的细节方面都做到准确无误：我递给他证件，直视他的眼睛，还有我松开手指而瞬间动作，要让他觉得是他的过错，使他立刻明白党卫军军官的证件掉到人行地上是他的失误造成的。谢多伊明白我的意思。我跟他有过商定：他的烟荷包和我的假证件是告急信号。鬼知道，波格丹诺夫能否想起这个？如果阿佩尔一踩油门，把车开走了，那可就糟了。瞧他在那里紧握方向盘的样子，连指甲都变色了。我们不在的时候，他倒是把汽车擦得蛮亮。就是这种性格。换个人就不会这样，或者读点什么，或者往家里写张明信片解闷，可是他却把汽车擦得贼亮。我们开到这里后，汽车已经脏得没法再脏了。可是他在哪儿把手洗得这么干净呢？他的手指甲干净得就象是医生的。啊，那里还有一双手套。皮革制的。小伙是带着手套干的。好样的。只是别老想着就走，阿佩尔。我这就丢落我的伪证件，再过几秒钟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这里了。一切都会顺利的，阿佩尔，你就相信我吧。”
党卫军分子的两条腿象瘫了似的蹲下身去捡党卫军军官证、党证和勋章证书。他刚一蹲下身，就看到军官证是空的，只是一个证件皮夹，里面什么也没有。
党卫军分子抬起头，象是抱怨似的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这位瘦削的，戴着眼镜的人，从外表看他很象党内的要人。除了从下向上看了一眼这位戴眼镜的人以外，他再也没来得及干什么。旋风一下子跳到这个蹲下身的人身上，把他压倒在地。
第二个党卫军分子含混不清地说了句什么，斯捷潘用手捂住他的嘴，谢多伊把他的身子一横，拖进了敞开的汽车门里。可是他的钢盔却在人行道上滚动着，发出丁丁当当的声响，这声音是那样可怕，那样刺耳，犹如上百个警报在吼叫，犹如汽笛在咆哮，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直到撞到马路坎上才静下来。
谢多伊猛地朝旋风按住的那个党卫军分子扑过去，他们两人一起将他举起来，扔到已经躺在车里的那个党卫军分子身上，那家伙浑身哆嗦，两条腿乱蹬乱踹，苍白的面孔不停地摆动。
旋风急忙跑到钢盔前，抓起来扔进了汽车，又警惕地朝四下里看了看。
“现在还不能太急，”他对自己说，“不能。我那些带指纹的假证件还扔在人行道上，现在怎么能急着走呢？由于紧张和害怕我的手指在那一瞬间渗出了汗水，所以指纹印在了上面，就象在监狱按手印时一样。好，应该立刻把它们捡回来。这样才行。还有什么？看看，旋风，仔细看看。好象没事了，对吗？血。这是我跳到他身上时，他一下子咯出来的。糟糕。还有烟叶。见鬼。不好。如果我现在要来阿佩尔的手套，去擦地上的血迹，那未免显得太可笑了。记得有个人用没戴手套的手擦马路，一张张法西斯的肥大的脸围着他格格地怪笑，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在哪儿？噢，对了。是电影。这是一部描写马姆洛克医生的好电影。就这样。得赶快走。在这里是没有别的办法的。我们耽搁了多长时间？不错，我就觉得有五十来秒钟。多了八秒钟。是四十二秒钟。”
旋风跳到阿佩尔旁边的座位上，说：“开车。”
阿佩尔猛地启动了汽车，发动机吼叫起来，可是还没等他松开手闸，汽车吭哧了几声，又抖的了几下，发动机熄火了。
阿佩尔缓缓地伸出左腿，好半天才触到起动机踏板，用脚尖顶住，使劲一踩，发动机只是哀嚎了一声，并没有闪出一点火星。能听见风扇皮带的转动声和供油器的嘎嘎作响声，但发动机仍没能起动。
“打开油门，”旋风用象是别人的尖细的声音说。
“我打开了。”
“你忘记开了。”
旋风按了一下仪表盘上的白色按钮。
“这才是打开了呢，怪人，”他说，“等一下。再等一会儿。早呢。别急。等一等。让油流一流。”
旋风扭过头，看了看自己的人：克雷霞靠在座位上躺下了。波格丹诺夫扬着下巴，弓着背，双手掐着第二个党卫军分子的脖子，而谢多伊在一本正经地卷他的烟。
“自家的？”
“什么？”谢多伊没明白。
“我是说，烟叶是自家种的吗？”
“自家的。”
“新的吗？”
“去年的。”
“能给我点吗？”
“可以。”
“好，”旋风对阿佩尔说，“试试吧，朋友。”
阿佩尔用小心翼翼地，象是一种舞蹈似的动作探出脚尖，踏在起动器的踏板上，但他没有踩。
“我害怕。”他小声说。
“唉，这有什么，”旋风说，“踩。”
阿佩尔使劲一踩，发动机吭哧了几声，轰鸣起来。旋风甚至都能十分清楚地想象出：最初从排气管里喷出的浓烟是深蓝色的，接着由蓝色变成了淡紫色，而现在，汽车开动了，烟已经成了无色的。
“不管怎么说，上帝是存在的，”旋风对谢多伊说，并且还干笑了几声。突然他感到整个左臂──从肩部一直到手指尖冰凉彻骨。
“什么？”谢多伊惊异地问。
“没什么。”旋风说，“我这是跟科利亚说话呢。”
当他们的车开到普兰特时，旋风关上了窗子。起风了。在一条窄小的胡同里（旋风从集市上逃跑后曾钻进去藏身的理发店就在这条胡同的后面），在离火车站九十多米远的地方，有两个男人的身影闪了一下。那两个人脸对脸站得很近，两个人的脑门都快贴到一起了，就象两个打架的小孩或两个喝醉了的酒友。旋风觉得背对着他的那个人象是科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