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预言家
施蒂利茨先后两次到天主教教堂和‘法兰西’旅馆去接头，但都没能联系上。他当然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与他接头的不是同他一样身分的谍报人员，而是前线侦察机关的侦察员。但是，认识和推测──这两种能力是侦察人员必不可少的，缺少它们，那注定是要失败的。侦察人员也和普通人一样，不是什么都知道的，不同的是，他应该在思考中作出推测──一种近乎凡尔纳幻想式的推测。
所以，前天夜里，在发现跟在身后的尾巴之后──这尾巴很奇怪，只有一个人，所以施蒂利茨便作出了两种推测。第一种：这是盖世太保的傻瓜施韦雷尔为表示效忠，把他当作舍伦贝格身边的重要人物，给他派来的一个类似保镖式的人物。施蒂利茨认为象施韦雷尔这种反间谍侦察人员做出这种举动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第二种：可能是自己人派来的联络员，但此人还没有经验（但是，天下无难事，在利沃夫同基辅肃反委员会一个年轻小伙子一起工作的经验使伊萨耶夫相信，在战争中获得经验比在和平时期要快）。可是，老实说，在这样的形势和这样的紧急关头，不妨派个有经验的人来；不过，施蒂利茨转念又想，很可能，总部认为克拉科夫是个‘循环’性的城市──难民，军队调动，还有受当地条件制约的各种困难，所以采取了这一步骤。然而，哪里的‘循环’性越大，哪里的秩序就会异常混乱，而哪里的秩序异常混乱，哪里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哪里成功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但必须做到人选正确；需要奥列科·敦季奇那样的人物。施蒂利茨估计前来与他联络的人很有可能是前线侦察机关派来的，因为无论是拯救克拉科夫有关的任务，还是与那个向伦敦投掷飞弹的冯·布劳恩的试验有关的任务，没有前线侦察机关的协助，没有地方地下组织和空降兵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
第一天施蒂利茨什么人也没有发现。他根据约定好的描述，在教堂等候的那个人没有来。当他走出教堂的时候，一直跟着他穿过整个克拉科夫城的那个尾巴被他发现了。
深夜，确切说，是凌晨，施蒂利茨回到旅馆，怀着一种好奇的心理──好象是突然冒出来的──平生第一次思索起自己对自己行为的分析，而不是思索自己的行为。同时他又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的行为举止，尤其是对这些行为举止的分析，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他刚刚潜入到希姆莱的安全部门时，他需要花费巨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做出不动声色、行若无事的样子。那时他象是一根绷得紧紧的绳索──只需锋利的刀刃轻轻一碰，便会立刻断成两截，用不着使一丁点的劲。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施蒂利茨，正象他给自己下的评语一样，已经连就了一身‘成功的演员的老师
’。有时，他也感到可怕：一个陌生人，只需半小时，那个人的全部情况他就可以了解清楚。有一次，他顺便去找一个算命闻名的预言家。那是在柏林，一个金秋的傍晚，当时晚霞把勃兰登堡门映得金壁辉煌，给菩提树下街的椴树染上了一层蓝莹莹的金色，四处静悄悄的，显得很美，施普雷河上飞过一群野鸭，腓特烈大街车站附近，几位悠闲的老太婆用黑面包渣喂珍贵的天鹅。
施蒂利茨来这里之前，曾在‘楚姆列岑斯塔茨’小酒馆里坐过，这家小酒馆在法院的前面，离法西斯国歌的作者霍尔斯特·韦谢利曾住过的‘欧洲宫’不远。施蒂利茨在小酒馆里喝了许多啤酒，而这之前，他还在波兰使馆的招待会上喝过白酒，所以从小酒馆出来时他满脸绯红，浑身软绵绵的。
“‘楚姆列岑斯塔茨’的意思是‘去最后的审判’，”他想，“有意思，帝国法院的对面是‘最后的审判’。在这里喝酒不是借酒浇愁，就是饮酒助兴──或者释放，或者入狱。没有比这‘最后的审判’更高的地方了。我刚才喝酒是因为高兴，有意思，我现在还能流利地讲俄语吗？或者象个侨民──讲得结结巴巴的？这些可怜的侨民是些不幸的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不应该仇恨他们。他们是些无能为力的人，除了白天骂我们，夜里害怕和哭泣，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预言家问党卫军突击队队长先生，喜欢哪种算法：是占星术、牌卦，还是只看手相？
“先看手相吧，”施蒂利茨说，“要看左手吧？”
“当然，”对方回答道，“必须是左手。”
预言家在他手掌上凸起的地方和指纹上摸了很长时间，然后把脸凑近仔细端详，接着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然后又重新用冰冷的手指肚摸他的手掌，最后开口说：“您经历过一个思想战士那样复杂、充满高雅和斗争的生活。您的童年很苦──一直生活在您至今仍迷惑不解的痛苦之中。您目睹过许多不幸，您自己也体尝过种种不幸。是您的意志拯救了您。您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但您的坚定意向是以慈悲为本源的。您善良，这是您的隐痛，是您还应该予以回答的问题。在大多数人身上，智慧线与生命线是独立有行的，而在您的身上，在您经受了某种精神震荡之后它们却汇到了一起，很可能，这种精神震荡与您内心的反对共同罪恶的斗争有关。”
“我的天，他的胡扯是多么巧妙，多么圆滑！我们的活动家们肯定满意！他围绕着穿黑制服的党徒们共有的履历兜圈子。可怜虫，我若是穿便衣来，他又该说别的了。”施蒂利茨一边不慌不忙地打量着那间屋子，一边想：“得吓唬吓唬这位预言家，会有笑话瞧的。”
“谢谢，”施蒂利茨说，“关于将来就不必说了。现在您愿意我给您算一卦吗？”
“噢，有意思。”
“把您的左手给我。”
施蒂利茨草草地看过他的手掌，就盯住预言家的眼睛凝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不紧不慢地讲起来：
“您小的时候疾病缠身，有一次您已经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是您的父亲救了您。他把您一直照料到痊愈。依我看您患的是白喉。”
预言家的身子微微向后仰了一下。施蒂利茨装作没发觉，继续说：“在学校里您的学习成绩很差，甚至都没能毕业，您干过许多体力活儿。您爱的女人不久前才离开您，故而您把全部的余爱都转移到了动物身上。您在大学里学习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您忍饥挨饿，最后发了财，但又得了重病。您最担心的是您的甲状腺病。我不主张您去做别人曾向您建议或将要向您建议的那种手术。您不要迷信形式逻辑和数学心理学。对于我们国家的思想，您的内心并不十分坦诚。或者您的亲戚中有人在集中营受到预防性监禁，或者您本人同犹太女人同居过。”
预言家谨慎地从桌子上抽回自己的手，可怜地笑了一下说：“这不是算卦。只是您看过我在警察局填写的个人履历表。”
当时，施蒂利茨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害怕，因为他根本没读过这个人的履历表之类的东西──他只是从他的眼睛里、脸上、手上，还有那略微凸出的眼睛的目光中，以及餐柜和书柜上的灰尘、挂在墙壁上的女人照片，还有他对他头几句话的反应中推断出来的──总而言之，是在对方周围的大量物件和他身上具有的特点、线索、痕迹、举止中，在使之成为占卜人的各种因素中，经过大胆的必要的推测得来的。
还有一次，性格急躁而格拉耶夫斯基伯爵跑来报告说，有个赤色分子被抓住了有损于他的声誉的把柄，策反他──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施蒂利茨听后，决定搭救这个来巴黎工作的反库捷波夫分子的秘密肃反人员，于是他不无讥讽地说：“我的小伙子，不是您策反他，倒是他有可能把您争取过去。用丑闻如同用金钱一样，是策反不了的，如能策反了，肯定是些草包，对于稍微自重的侦察机构来说，他们是毫无用处的。”
“依您看，该怎样做他的工作？用什么去争取他？”伯爵惊奇地问。
“用智慧，”施蒂利茨回答说，“用智慧、思想和意志。人──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需要全面的观察：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是漂亮的还是丑陋的，是聪明的还是蠢笨的，是出色的还是普通的……金钱、女人、把柄──都微不足道，无关紧要。有些好色之徒的性格很倔强，对这样的人是毫无办法的；而有些干巴巴的信徒却为可耻的恶行而痛苦──这种人，一争取就会成为您的人。应该从善与恶这些大的范畴出发，而不要从习以为常的问题入手。况且不同年龄的人对思想、善恶的态度也不相同。所以对这个赤色分子，您不必去理睬。他既然这样不加掩饰的接近您，您还是趁早躲开。否则您白费劲，这显然是他的计谋，请相信我吧。看问题要看本质，伯爵，必须只看问题的本质……”
“明天我应该仔细看看那个盯梢的尾巴，”施蒂利茨暗自想，“我要面对面地看看他──当即决定。我真讨厌这种事，就象拙劣的侦探小说里写的那样。哎，上帝啊上帝，我亲爱的作家们，你们胡扯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用白党俄罗斯的最后一任总理斯皮里东。季奥尼斯耶维奇·梅尔库洛夫的话说，是带叶子的辣根。”
科利亚在大街的另一边走着，尽量不让那个大步流星地朝前走的党卫军分子发现。那个党卫军分子离市中心越走越远，在小胡同里绕来绕去，弄得科利亚越来越感到不安。
“在什么地方开枪干掉他好呢？”他想，“这个恶棍，总是在有警备部队或没有穿堂的院子附近走。是不是他发现了我？不会。他一次也没回头看，而且在饭店的时候，我是坐在另外一个厅里。”
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月亮变得明亮起来，一副游移不定的样子，仿佛更加贴近静下来的怯生生的大地。施蒂利茨猛地拐进一个角落，紧靠在房子的墙上。他听到跟踪他的人，竭力踮着脚尖急匆匆追了过来，穿过街道，以便缩短距离。
“一点不错。他是在跟踪我。”施蒂利茨明白了。“应该立刻弄清楚：我觉得，这家伙不是施韦雷尔派来的。一定要看看他的面孔。深更半夜，在寂静的城市里紧紧地跟在你的背后，对这样一个人总该看看他的面孔。”
科利亚一边跑一边把手枪从制服内兜里转放到外面的衣袋里。他竭力屏住呼吸，用脚尖走着，心想：“可别让他听见，恶棍。”科利亚也拐进了那个角落──正好面对面地同那个党卫军突击队队长撞到了一起。
法西斯的脸背着月亮，黑乎乎的辨认不清，而科利亚的脸则相反，被惨白的月光照得一清二楚。他一下子呆住了，连掏手枪也忘记了。有一刹那，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个紧张地喘不过气来，而另一个泰然自若，黑乎乎的脸，双手背在后面。
科利亚突然失去了听觉，但很快又恢复了，因为他周围──沿着整个大街，向着天空，向着月亮，响彻着这个党卫军分子讲的一句话。他讲的只是一句轻声的，充满柔情的俄语：“萨耶奇卡……”
2、阿尼娅在哪里
近几天贝格一直没出办公室。他给自己安置了一张软沙发，弄来羽绒被和两个大枕头，还让新派来的司机运来一些通心粉、麦片和炼乳。他把这些东西都放进柜橱里，就在这间装有窗栏的安静的办公室里住了下来，闭门不出。
他明白，他的一切行为，他的每一次电话交谈，各种联系以至户外散步（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全都处于盖世太保的严密监视之下。仅有一次，他给来该市的诺伊布特将军挂了个电话，要求他接见。
“您现在就来吧，”将军建议说，“我想骑马走走──我累极了，需要休息一下。我这里有匹非常不错的马，可以给您骑。”
贝格立刻意识到，将军要求骑马走走的建议包含着某种危险，尽管诺伊布特的妻子同帝国安全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一家是远房亲戚。盖世太保是个凌驾于私人关系之上的组织。如果说诺伊布特能求助于有权势的亲戚的话，那么贝格也就没有可以求助的人了：他同将军一对一地讲话，盖世太保是不会听到他们交谈的，因此，盖世太保有权对诺伊布特采取任何行动，而对待贝格就更不在话下了。
“非常感谢，我的将军，”贝格回答完，咳嗽了一声，“我很高兴同您一起休息，我也能想象得出，您有多么好的马，但是，可惜，我感冒了。也许您能另外安排个时间，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见面时谈一谈。”
“好吧，明天三点钟。不要在家里吃午饭了。我请您品尝乌克兰红菜汤。”
贝格十分满意地放下听筒：这意味着明天下午三点盖世太保将在将军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装置，因而这之谈话也将归入他的档案。所以应该尽量使这次谈话进行得有利于他自己，而不能带来不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也可以打破盖世太保长官在贝格与那个可以把他带去见红军的俄国女侦察员打交道的问题上所持的谨慎的沉默态度。
他的判断完全正确：盖世太保现在没有他的任何资料──无论是表面的监视、窃听他的电话，还是仔细分析他的私人关系，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至于他个人的私事，贝格心里更是坦荡：他从未有过男女私通的事；若是有也是在离婚之后，而且只是与一些女人有过暧昧关系。但是，所有与他有过关系的女人都是历史清白、出身高贵的纯血统的阿利安人。自从布隆贝格元帅因同一个有过妓女历史的女人结婚而被解职之后，贝格就变得极为检点了。此外，他还懂得，只有在党内供职的女人才可以成为最可靠的朋友，她们不会张扬跟谁睡过觉，因为纳粹分子有着清教徒式的法规。希特勒党的上层人物中，继戈培尔之后，最好色的要数卡尔登勃鲁纳了。但他不敢象戈培尔那样胆大妄为，跟电影厂所有的女演员都睡过觉，因为他不是在既可以盲目信任，也可以同样盲目地不信任的希特勒手下“行事”，而是在连信任这个概念都可以否定的希姆莱手下行事。希姆莱只注重盯梢。所以卡尔登勃鲁纳选进自己间谍机构的女人都是些党员和任他摆布、能为他消愁解闷的女人。在间谍机构中互相保守秘密是很难做到的：关于卡尔登勃鲁纳的那些女人的事可以说尽人皆知。但他总是能奇迹般地从难堪的境况中摆脱出来，而且一切又都能从头开始。贝格照搬盖世太保长官的经验──党内的女友没有背叛过他，这一点上校是知道的，以后也不会背叛，因为目前，刺杀事件之后，不只是在拿她们的人格押宝，而是关系到她们肉体能否存在的问题。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很可能现在就来一场大清洗，卡纳里斯的同伙都要受到审查，女人们会一时糊涂，把一切都向侦察官们抖搂出来：如果是盖世太保注意上的人，任何人担保都无济于事。
尽管如此，贝格也并不十分害怕自己同女人的关系。她们都是些恪守规章制度的人，然而也应该看到，狂热的信徒也不是矿石做成的，他们也同样具备七情六欲，渴望男女之事。
最要紧的是，能使盖世太保对自己作为一个情报人员的忠实放心。这一点，通过同诺伊布特的谈话是有可能达到的，尽管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这次谈话要做充分的准备，要尽力使诺伊布特不由自主地附和他。
差三分不到三点他来到了将军的住宅：正象礼仪上要求的那样，副官把他领进一间小客厅。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
贝格很快就从这位副官的忙碌和他脸上那异常的笑容上明白了，这家伙是来为盖世太保工作的。贝格用信任而又温和的口吻说道：“只有我和将军两个人吗？”
“是的，”副官回答说：“只有您和将军两个人，上校。”
副官走后，贝格在房间里走动了一个来回。小柜上放着一部电话。贝格微微一笑，心想：“用不着来这套天真的把戏。往这种电话上安装仪器我干过几十次，也不怕别人耻笑，总以为自己最聪明，对手都是些瞎眼的猫崽儿。”
诺伊布特来晚了一会儿。
“请原谅，我刚才和大本营通直接电话了。我们可以美美地吃一顿。我们有时间，整整一个小时。请这边坐，这边阳光刺不着眼睛。天真热，您喜欢这样吗？啊？真是个奇怪的秋天……红菜汤很好吃，不是吗？来点伏特加？”
“不，谢谢您。”
“您戒酒了？”
“我从来就不是酒鬼。”
“我倒常喝点。有一次，从俄国人手里夺取了一个大仓库，他们作为礼物给我送来一桶伏特加。您的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干杯！”
“谢谢。”
“您一定是爱吃放蒜的红菜汤。”
“谢谢。可是我现在讨厌吃蒜了。”
“怎么了？”
“卡纳里斯这只猪吃蒜。所以蒜现在开始让我倒胃口了──出于一种精神上的厌恶。”
“是啊，真是骇人听闻。谁能想道……”
“我至今也想不通。”
“一切都过去了，罪犯们被抓起来了，罪责难逃。”
“这我明白。使我不解的是：他们胆子怎么这么大？”
“卡尔登勃鲁纳亲自领导这次调查。”
“那我就放心了。”
“好了，是什么事使您来登我的门啊？直说吧。您是个滑头。您总是与上司保持一定距离。既然来找我──那一定是有什么感兴趣的事。您有什么打算，想提什么建议？”
“将军，虽然我有长远的打算，但我来找您不是为了这个。”
“好，好，那就请说吧，我洗耳恭听。”
“将军，我请您向指挥部说个情，把我调到前线部队去──随便什么职务都行。”
“为什么？！”
“能允许我吸支烟吗？”
“可以，请便……”
“自从元首大本营发生了那一切之后，自从出了卡纳里斯的阴谋事件之后，我总觉得自己负有道义方面的责任，因为我在军事侦察机构中工作，却没有识破敌人。”
“您疯了？！我同维茨勒本共事三年，同保卢斯也打过一年交道。难道我也要把这一切归罪于自己？！”
贝格高兴地身上一阵发冷：他是在做戏，他是在试探诺伊布特的反应，但没想到竟得出如此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将军又继续讲道：“别象个婆娘。我同您一样，对这些人的叛变行为无比愤慨！可是，难道因为这几个叛徒就把自己也否定了？我只是现在才明白，我们为什么在前线屡遭挫折：这是叛变行为所致。现在，我们清除了内部的隐患，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您看──后方行动起来了，人民上街游行，为争取胜利取得了大量的资金，而无数的青少年都是真正的士兵，争先恐后地参军！贝格，您──真象个婆娘！我不知道，您是这种人。一个天才的军事侦察员──突然表现出知识分子的软弱。”
“将军，我的这种危机只是不久前才出现的。”
“怎么回事？”
“因为我觉得有人不信任我。”
“不要听信流言蜚语！谁能这样做？！我非常清楚集团军总指挥部对您的态度！”
“这种不信任出自于我视其为我们国家良心的那个机构。我指的是盖世太保。”
“请您告诉我，”诺伊布特停顿了片刻，问道，“盖世太保的工作人员中谁不信任您？”
“东方局的局长克吕格尔。”
“这又不是中央机构。”
“对于我来说，地方和中央──没有区别。”
“坦白地说：您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随便什么，哪怕一点点？是无意犯的？”
“我可以明天就到法庭上去──在祖国和元首面前我是清白的。所以我才要求派我到前线部队去。我准备用自己的血来抵偿我主要的过错──我在这个恶棍的机构中工作了那么多年，竟没能看透他。”
“这样吧……我从两方面替您说请：他集团军总部讲──这是官方这条线；非官方的，我同卡尔登勃鲁纳讲讲。我对您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贝格。我准备为您打抱不平。但是，如果有人告知我，证明您与阴谋集团有牵连，无论是什么样的材料，哪怕一点点，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下令枪毙您。”
“将军，您无法想象我是多么感激您。尽管如此，还要请您允许我将我的书面报告交给您。上面申明了理由。这是报告。请相信，虽说它是用化学墨水写成的，但里面倾注了我的一腔热血。”
“好，好。重要的事情还需要食物把它压住。您还没有对我厨子的手艺作出评价呢。”
“红菜汤好极了。”
“少来点伏特加吧？”
“好吧。我现在的心情如同小时候忏悔之后的心情。”
“干杯！”
“干杯！”
“别再拖延了，今天您就开始工作。这不是建议，是命令。”
“是，将军。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次行动的前景，请相信，是非同寻常的。我说的是策反那个俄国女侦察员和我用假情报同红军总参谋部的代表接触的事。在克拉科夫的盖世太保把他们的人，而在这一决定性阶段又是必不可少的人派来之前，这次行动是不会顺利进行的──顺便说一句，这时我们的联合行动，所以我不会将所有的功劳全部归于军事侦察机构。”
“一刻也不要拖延，赶快工作吧！振作起来！好了，好了！就这样吧！”
“将军，我非常非常感激您。”
“哎，不要这样，”诺伊布特皱了皱眉头，“我厌恶给人以恩赐，但我认为，履行军人的天职是自己不可违抗的法规。我履行了我的职责。我觉得您记住了：只要我相信您忠于祖国，我就会为您打抱不平。一旦我对您有所怀疑──我也会以同样的决心将您送交法庭。”
到了第二天傍晚，克拉科夫盖世太保的库戈·施瓦尔布来到了贝格的办公室。他来后大约过了半小时，电话铃响了，贝格拿起听筒。
“希特勒万岁！”他听到盖世太保的克吕格尔局长那响亮的、充满友好的声音。
“希特勒万岁！”贝格回答了一句。
“我的小伙子已经到您那里了吧？”局长问。
“是的。”
“很好，情绪如何？能使那个俄国女人倒戈吗？”
“现在咱们的力量大大加强了。”
“不要有顾虑，上校！您真是一个狡猾而谨慎的人，贝格！祝您成功。”
“谢谢。”
“请把进展情况随时告诉我。”
“一定。”
“施瓦尔布是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他蛮干，请您提醒他，他是在您的领导之下，而不是您在他的领导之下。”
“感谢您的信任。”
“请您不必拘泥于上下级关系！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变成了官僚，贝格？紧握您的手！”
“握您的手。非常感谢。”
“谢什么？”
“没什么。就是谢谢。”
“好了，再见。从发报中心给我打电话。如果碰不见我，可以夜里来旅馆找我。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万岁！”
就在这一天，阿尼娅在贝格和施瓦尔布的护送下被转到了施杜科夫──喀尔巴阡山脚下的一座小城。
3、巨神
同任何一个妄图称霸世界、建立在以皮肤颜色、颅骨形状、眼眶特征以及讲什么样的梦话（个别的说法就是次要的了）为证明的人种优势原则上的暴君统治一样，希特勒帝国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产生一种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都与这一镇压人民的庞大机器相抗拒的力量，这种抗拒最初是自发的，继而便成了一种有组织、有意识的力量。
希特勒的军、党、国一提的机器以其愚蠢的暴行和可笑的伎俩产生了一些抵抗运动的英雄人物，他们不想，确切说，是无法在这种独断专横、愚昧病态和践踏人格的条件下生活。
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俄国共产党人同法国神父关在一起；社会民主党人和君主主义分子在同一间木板房里受折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目不识丁的农民睡同一张木板床；五、六岁的犹太儿童和俄罗斯教授被烧死在同一个炉膛中；比利时的部长和挪威的渔夫关在同一间囚室。
希特勒分子认为，消灭所有的，哪怕是稍有表现的异端分子，就可以加强阿利安人的信仰轴心。这种大规模的镇压甚至涉及到了信奉其他宗教的德国人。越是如此，对希特勒的反抗就越强烈，这种普遍的反抗不仅表现在所有法西斯占领区的世界各国，而且也出现在德国本土上。希特勒分子无视发展规律，以为既然元首是这样说的──天下事就将如此。但他们忘记了，任何一种作用都会产生，也不可能不产生反作用。
‘雄鹰’游击队长亚努什·普希曼斯基曾是波兰社会党党液。战前他经常同共产党人作对。一九四一年八月从集中营跑出来之后，他仍认为不能完全赞同共产党。一九四一年秋天普希曼斯基带着三名同志钻进了大森林。一九四二年冬天他的队伍发展到一百多人。其中四十名是共产党员。到了一九四四年，他的游击队已达到七百来人。参谋长是共产党人。
“必须先消灭纳粹分子，”普希曼斯基说，“然后再收拾我们家里的事。共产党员小伙子是在为波兰而战──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一个亚布卢尼韦茨的农民来到游击队后遇上的第一个人是参谋长。他的参谋长说，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形状奇特的东西轰隆隆响了一声，那东西象飞机，但翅膀很小，头又尖又长，而且没有人驾驶。
参谋长领着这位农民找到普希曼斯基说：“这位老大爷有个重要的消息。你听一听，然后下个命令，该怎么办。”
说完他就走了。
一小时后，侦察小组骑着马，拉着三辆大车赶到了那个小翅膀飞机发出声响的地方。普希曼斯基听过伦敦的广播，他知道有关飞弹的事。
夜里，这个鱼形的庞然大物被运到了游击队营地。
普希曼斯基叫来参谋长，对他说：“亚涅克，听着，我们这样做：我们要与伦敦和红军同时取得联系。如果我们为了一些人而亏待另一些人，那么褐衫党徒们就会坐收渔利。谁第一个来取这东西，我们就把它交给谁。你不会指责我搞民族主义吧？”
普希曼斯基微微一笑，“我认为我作得对。”
“我的看法也是如此。”参谋长回答说。
普希曼斯基同伦敦和红军前线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告诉了地点，指定了下一次联系的实践，以便得到盟军协调一致的答复。
可是当普希曼斯基把这些电报发出去的时候，保卫维尔纳·冯·布劳恩工厂的党卫军已经封锁了飞蛋可能飞落的地区，并开始严密搜寻。当他们发现了飞蛋留在沙地上的痕迹，看到马蹄和靴子印迹后，党卫军的部队立即发出了战斗警报。
普希曼斯基的前哨警戒发现了纳粹分子的搜寻部队。普希曼斯基立刻召集全营人马，命令上山：那里有藏身之处──他明白，不这样做，他就会象落入捕鼠器的老鼠一样被敌人捕获。
施蒂利茨得到了莫斯科交给的任务──在克拉科夫了解被盗飞弹的全部情报。飞弹具有战略意义。红军指挥部希望，如果施蒂利茨能利用盖世太保掌握的情况得知普希曼斯基游击队的可能去向，可以吸收与旋风有联系的波兰地下工作者参加今后的实际工作。这是冒险，然而是必要的冒险。经过周密思考的必要冒险通常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只是这次成功不能取决于施蒂利茨，因为盖世太保也不知道普希曼斯基队伍的去向。‘雄鹰’游击队留下大部分兵力坚守和掩护撤退，而中坚力量甩掉了追击，潜入了喀尔巴阡山。
奉普希曼斯基之命到克拉科夫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的参谋长与酒吧间抢劫行动的第二天，找到了谢多伊。一九三三年他们曾一起蹲过监狱，自那时起，他们就成了至交。这消息经过谢多伊又转给了旋风。旋风又委派科利亚办这件事。科利亚又转告了父亲。父亲立刻开始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