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逃走
阿尼娅被关在一间没有窗子的半地下室的小屋里。当她被带进汽车，沿着洒满阳光的城市，时而在公路上行驶，时而穿过秋季特有的棕色、褐色、蓝色、白色相间的树林时，她贪婪地望着车窗外面，想着：很快，不是很快，而就在那个拐弯处，不，不是那个，是前面那个拐弯处，不，就在那个下坡的地方，旋风会突然冒出来，站在公路当中，还有谢多伊、科利亚，他们端着自动步枪，拿着手榴弹，而贝格没有自动步枪，那个德国人也没有；我们的人朝汽车轮胎上扫射，汽车一头栽到柏油路上，于是她朝旋风扑过去，她先扑到旋风身上，然后又扑到谢多伊、科利亚身上，不过在这之前，她还要在旋风面前站上很长时间，而他，大概会亲吻她，那时她也会回吻他，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她还会搂住他的脖子，用前额在他那长满胡茬的脸颊上偎依一阵。
可是没有人端着枪从树林里冲出来，也没有任何人来解救她。汽车开进了一座敞开的绿色大门里。阿尼娅被带下车。穿过安静的栽满鲜花的小院，被领进一座整洁的小宅，进了一间半地下室，接着门被锁上了。
阿尼娅脱掉外衣，放到小桌上，在整洁的小屋里来回走了几趟，打量着房间──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完全是受坐牢而养成的习惯所驱使，然后她躺到床上，等待着某个人连头也不探，就在走廊里向她大喊一声：“起来！”
可是没有人来喊她。她静静地躺着，暗自想：“也好，让我把前前后后的事再琢磨一遍。现在你要坦诚地对自己说：你相信这个德国人吗？哪怕是千分之一？在你这种先为他们工作，然后逃跑的默许中，是否隐藏着这样一种企望：想抓住他递过来的以同意为我们工作为条件的稻草，来救自己的性命？怎么，你不能马上回答？好，我可以等一等。我能等。只是要襟怀坦白，以求得内心深处不留下任何疑虑。”
她站起身，在房间里不慌不忙地踱起步，她倒背着双手，转身的时候很迅速，就象在队列中听到了口令：“向－后－转！”
贝格和施瓦尔布一起推敲和检查第一封伪造电文，两人琢磨了很长时间。贝格斟酌每一个实例，参照着一张大型作战地图核对军队的部署，检查人名的书写，同时也掺进了一些俄语中难免的谬误。在做这一切的同时，他还努力记住那些日后能够帮助他向布尔什维克代表解释清楚的确凿证据以及这封假电报是怎样写成的，前线的局势事实是怎样的。
“她把同意合作的字据交给您了吗？”施瓦尔布问。
“干吗急着要字据使她难堪呢？先让她把这组电文发出去，然后我们再让她签字承担责任。操之过急会使她反感。再说，别忘了，我是她的同伙，我在准备叛国。”
施瓦尔布笑了。
“我可做不到，”他说，“眼神总使我露馅。”
“这话可不要对任何人讲，”贝格建议说，“这话听起来好象是证明没有做侦察工作的能力。”
在去发报中心之前，贝格去了一趟盖世太保，他找到克吕格尔，对他说：“我不想当着您助手的面谈个人的事。我能占您几分钟的时间吗？”
“请。”
“我有个建议。”
“是吗？”
“如果我从与俄国姑娘耍的把戏中脱出身来，您看怎样？”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比如说，施瓦尔布把她叫到我的办公室，对她说我被捕了，他应该及早地在她的帮助下在发报中心工作一段时间，而后，他便同她一起去找布尔什维克。还可以更进一步，把元首大本营发生的悲剧暗示给她，给她看报纸……您觉得这样做怎么样？”
“我认为这不高明。那样的话，她就会得出一种印象：我们的军队是由一伙随时准备背叛祖国的叛徒所组成的，或者她会立刻看穿这一把戏。难道可能这样做吗？怎么能这样做，上校？！”
“我应该告诉您，”贝格用低沉而伤感的语调说，“前不久，我同我们的一位军事长官谈过话，要求把我调到战斗部队去，调到与布尔什维主义斗争的最前线去。我还没有得到我们领导的答复。”
盖世太保长官听完险些笑出声来：他昨天又听了一遍上校同诺伊布特的谈话录音，还做了笔记，当时就收进了专案文件。
“是啊……”他说，“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很严肃的问题。我理解您的愿望。这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的愿望。只是……请原谅我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是什么动机促使您向你您的长官提出这样的报告？”
“笨蛋，”贝格立即提醒自己，“我同他的谈话中没有用‘报告’这个词。关于报告的事，我只对诺伊布特提过。这下他露了马脚……”
“您知道，”贝格马上回答说，语调更加沉重和忧伤，“我觉得，自从发生了那次恶棍刺杀元首的卑鄙的叛变事件之后，您在一定程度上对我表现出了不信任。我能够理解您，请不要介意，我不生您的气。加入我是您，我也会这样做……”
“您对一切都能正确地理解，我很高兴，上校。不过，我并没有要伤害您军官尊严的意思。”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坐到您的办公室里了。”
“如此说来，刺杀事件之后的那天夜里我同您的谈话很使您难过了，是吗？”
“是的。”
“忘掉那件事吧。”
“这是您个人对我的好意还是总部对我的指示？”
“对于您，哪一种更为重要？”
“两者同样重要。”
“喏，这样的话，那您就认为这是对您的双重信任：既是总部的，也是我个人的。”
“这么说，您是拒绝我的建议了？”
“什么建议？”
“关于我放弃与俄国女侦察员打交道的建议。”
盖世太保长官站起身说：“上校，我没有听见这个建议。”
贝格根据盖世太保长官和诺伊布特将军的意见将假电报稿定下来之后，便和施瓦尔布走出房间，来到院子里散步。他们一边在沙石小路上慢悠悠地走着，一边东一句西一句漫无边际的闲扯。
“怎么才能可靠地把她从这里送出去呢？”贝格心想，“大门有士兵把守。通往树林的小便门有冲锋枪手把守。她又不能从墙上翻过去，更何况，她会立时被击毙。”
“要下大雨了，”施瓦尔布说，“真闷。”
“天空晴朗，”贝格回答说，“雨也可能从别的地方绕过去。”
“我喜欢大暴雨。象是净化心灵。”施瓦尔布说。
“冒出个诗人来，”贝格暗自思忖着，“那个小绿亭子是干什么用的？是茅厕？”
“无论怎么说，山是很美的，”施瓦尔布又说，“我永远也欣赏不够。”
“小宅院里只有一个卫生间，这一点我怎么忘记了？一切都妙极了──简单而又明显。她可以利用茅厕逃走。茅厕就盖在墙根。得用钳子拔掉几根钉子。怎么才能让她到那儿去呢？这个人可是来负责警备的……这样……命令不能由我来下。”
“看来，不管怎么说，”阿尼娅回答着自己，她感到自己的脚趾都冻僵了，“看来，不管怎么说，在我的同意中还是有拯救自己的意思。我不相信他，连千万分之一也不相信。这意味着什么呢？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拒绝他──让他们枪毙我好了。若是他们真的想同我们建立联系呢？那我这样做就不可饶恕了。如果是我错了。如果他是一个同所有德国人一样的普通德国人，而我却为他工作，那我自己也不能饶恕自己。他们会耻笑我，然后象仍掉一只再也无用的小狗似的抛弃我。不，不，还是让他们枪毙我吧。就这样。我决不为他们做事。”
贝格问：“告诉我，施瓦尔布，安装侦听设备的房间在什么地方？”
“哪个房间都能安装。”
“不，我是问设备已经安装在哪个房间了。我要同那个俄国女人谈话，您可以听听。不是我自信，您应该听听我们谈话的方式，以便我离开后，您一个人同她一起工作时也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我现在就给克拉科夫打电话，让他们把我们的技师派来。”
“好吧。”
“傍晚就能安装上了。”
“也许装在她的房间里比较合适。”
“我看不合适：墙壁光溜溜的，而且太厚，又是半地下室，床底下又藏不住──她会发现的，贱货。应该装在高处，对吗？”
“就这样决定吧。您选个房间──我听您的。”
施瓦尔布同克拉科夫联系去了，贝格来到了阿尼娅而住所。他随手把门关严，轻轻锁上，在椅子边坐下，望望天花板和墙壁──看看有没有通风口，这些地方通常是可以安放录音装置的，然后说：“请仔细听我说。”
“我不听。”
“怎么啦？”
“我改变主意了。”
“改变什么主意了？”
“我不给我们的人拍发任何电报。”
贝格疲倦地叹了口气：这正是他所预料的。
“莫非甩手不干了？听其自然？不行……我很明白后果是什么。只有死路一条。能够从困境中挣脱出去，为什么偏要到俄国人集中营去受罪呢？可以爬上岸，为什么要往激流中跳呢？”贝格想，“尽管对我来说，这岸是我所厌弃的，但毕竟是岸，而不是淤泥沉积的河底。”
贝格从衣服袋里掏出一张叠成四折的弗拉索夫匪徒的报纸，上面登着企图刺杀希特勒的消息。
“您仔细看看。”他用手指着上面一张摄于拉斯滕堡爆炸现场的照片：炸坏的窗子、塌下来的天花板、翻倒的桌子，而碎玻璃后面却是一片嫩绿的生机勃勃的小桦树林。
阿尼娅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她如何拒绝，如何忍受痛苦和折磨，怎样去迎接死亡。但由于她年纪尚轻和缺乏经验，她唯独没有想过贝格会怎样做。她等待着喊叫、斥骂和殴打。她一切都预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条简短的，德国叛逆将军们刺杀希特勒的消息。
“他是什么时候对我说他想为我们工作的？”阿尼娅回忆着，“是在这次暗杀未遂事件之前吗？也就是在七月二十日之前吗？难道他真的想帮助我们？也可能这是他们特意印给我看的？不，这不可能。我对他们来说，微不足道。再说，他们也不敢──即便旋风落到了他们手里，为他，他们也不敢印这种伪造刺杀希特勒的消息。他们什么都敢印，无所顾及，唯独这个不敢。这就是说，一切都不象我想象得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我必须重新作出决定。”
于是阿尼娅又象与贝格第一次谈话那样感到自己很渺小、可怜、愚蠢和无知。
“自那时起又过了一段时间，”贝格说，“时间对你们是有利的。”
他从她手里拿过报纸，叠好，藏进衣袋，踮着脚，轻轻走到门口，不出声地转动了一下门锁，然后迅速推开门，走出了房间。
晚上，施瓦尔布对贝格说：“上校先生，我请您看看装配好的房间。”
“谢谢。我认为，第一次发报之后，有必要立刻同她进行一次谈话。今天晚上一切都会明了。您知道吗，我害怕女人。一般来说，所有的女人我都怕，尤其是女间谍，特别是俄国的，我更害怕。”
“您觉得她会发神经吗？”
贝格微微一笑，然后问道：“您结婚了吗？”
“还是独身。”
“那我就不怪您提出这种天真的问题了。”
“几点钟了？”
“我们还有时间。请您别穿黑制服去见她，她害怕盖世太保。”
“这使我很高兴。”
“是啊，是啊。敌人怕你当然令人愉快，但有效的行动需要遵循另一种规律。”
施瓦尔布望了望窗外：阿尼娅正在花坛边踱步，她不时地俯身看看被夜寒打过后仅存下来的几朵小花。
“她的体型真漂亮，”施瓦尔布说，“脸蛋儿也挺迷人。”
“怎么，您疯啦？她可是个斯拉夫女人。我讨厌她们……如果卫生间里有斯拉夫人，我就不进去……”
“不过，我们这儿可只有一个卫生间，”施瓦尔布说。
“如此说来，您是幸运的了，什么都不嫌弃，”贝格看了一下表说，“到时候了。我去叫她。再过半小时，她的总部就该联络了。请您关照一下报务员──让他们把机器调好。为我祈祷吧。”
“我是无神论者，上校，并且以此为骄傲。让那些身穿教袍的白痴们去搅昏斯拉夫人和毛发蓬乱的意大利人的脑袋吧！”
“什么样的意大利人？什么样的意大利人？”贝格笑着问，“这可是给我们的盟友下的绝妙的定义！他们会觉得委屈的……”
他走到阿尼娅跟前，附在她的耳边悄声说：“今天夜里，士兵将把您领到街上的茅厕去，那里所有的钉子都会被拔掉：您拆掉木板就可以逃走。往山里跑。到雷布内镇有三十公里。我每星期六和星期日在旧城城门附近的长椅上等您的消息。九点到十点之间。让你们的人说：‘代您的小姑娘问候’。记住了吗？”
“记住了。”
“走吧。”
2、冯·施蒂利茨的礼物
呈帝国党卫军首脑亨里希·希姆莱
绝密
一式四份 第二份
克拉科夫 盖世太保 希特勒万岁！
首脑：
谨报告：物色、挑选及批准负责摧毁克拉科夫城的党卫军驻帕斯捷尔尼克要塞值班官候选人的工作业已结束。
我们查阅了二十名军官的档案。经报请柏林中央人事部门之后，我们就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我们以完全负责的精神推荐两名党卫军军官来完成而一光荣而又重要的任务。
汉斯·利本施泰因，一九一八年生，我党中坚分子里哈德·利本施泰因之子。提到里哈德·利本施泰因，您是熟悉的，因为他在伟大的巴伐利亚革命中，同元首一起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布日耳曼民族将坚定不移地向着国家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迈进。
汉斯·利本施泰因本人是逐级提拨上来的，其经历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可信赖的军官。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从不仰仗父亲的荣誉，而是始终站在奋进战士的前列，出现在伟大战争最危险的地方。他三次负伤，指挥过基辅和利沃夫的歼灭战。他荣获二枚骑士十字勋章和一枚士兵十字勋章，还因参加莫斯科远征而获得奖章一枚。
在日常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是受过良好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传统教育──谦逊、正直、善于同朋友交往，能与众人打成一片，而且烟酒不沾，体魄强健，与女人交往十分持重。
古斯塔夫·利博，一九二二年生，党卫军军官，生于汉堡一个共产党人家庭。其父死于汉堡叛乱，母亲被关进集中营，一九三四年因企图逃跑而被击毙。
他当时被孤儿院收养，后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组织，在“工作归于人民”的青年组织中获得好评。毕业于党卫军军官学校，后在前线与布尔什维主义战斗过两年。荣获骑士十字勋章一枚，士兵十字勋章二枚，还因参加高加索远征和克里米亚战役荣获奖章一枚。
利博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他忠于元首的伟大思想，真心实意地认为，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无论是犹太财阀政治，还是布尔什维主义或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一个孤儿永远是死路一条，只有在德国，他才得以成长为一名党卫军军官、民族的保卫者、人民称颂的英雄。
为完成您消灭斯拉夫文化发源地的特殊任务，部队各级组织推荐出许多年轻勇士，但无论是我们克拉科夫机构全体人员，抑或中央人事部门的同行们都认为，再也无法挑选出比古斯塔夫·利博更可信赖的为国家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战士。
附上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为利本施泰因和利博所作的鉴定书及照片，他们的地址是：
１·利本施泰因──克拉科夫，圣扬街，２６号楼，古克·施特拉夫私宅。
２·利博──克拉科夫，阿尔弗勒德·罗森贝尔街，４２号楼，４室。
盖世太保东方局（克拉科夫）
局长、党卫军队长克吕格尔
冯·施蒂利茨兜里揣着这份文件，走在暮色初降的大街上，去同儿子会面。他全身汗津津的。自从乘坐白军的轮船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后，他还从未象今天这样激动过。
傍晚笼罩在淡淡的紫色中，四处静悄悄的，一片安宁的气氛。迎面走来一队巡逻兵──他穿的是军服──巡逻兵们向他打个‘立正’，然后迈着方步走了过去。
一看见科利亚，他几乎要冲上前去。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他转过身，背着双手，慢慢地朝他的公馆走去。那里停着一辆‘迈巴赫’牌汽车，这是为了查看城市的四周，从克拉科夫盖世太保的头子那里借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