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儿子
为了在克拉科夫多住几天──同儿子一起，施蒂利茨假托心脏病复发了。他又拖延了三天，每天早晨和傍晚他都要把军官团服务部的理发师安德留沙·格里尚奇科夫叫到自己的房间。在这之前，他还施了一个小小的计谋：他来到科利亚工作的那个理发店，等候理发的军官们都站起身，他示意要大家坐下，自己走到靠窗的一把软椅前，坐下埋头读报。
“请，”科利亚说，“您请。”
施蒂利茨坐到座位上，闭上了眼睛。他感觉到儿子的手在摸自己的脸，心里异常激动，又欣喜，又痛苦。
“您在什么地方学的手艺，这么好？”
“在明斯克。”
“听口音，您是柏林人？”
科利亚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明白，给这位党卫军让座的军官们正听着他们的谈话。
“我是俄国人。”
施蒂利茨睁开眼睛，仔细看了看儿子，他哼了一声，说：“有意思。我曾审讯过俄国人，但还不曾让他们理过发──一次也没有。”
“我是个奉公守法的俄国人。”
“值得称赞。”
“您能信任我，我很荣幸。”
“请按摩吧。”
施蒂利茨又闭上了眼睛，因为儿子的手在抚摩他的脸，摸他的眼皮，又轻轻地朝鼻子部位摸来，按摩他那布满皱纹的太阳穴，在他那平滑、突起、宽大的前额上拂来抹去。
“要洒点花露水吗？”
“不要。谢谢。”施蒂利茨回答说，眼睛仍没有睁开。
“若不是我的这些同事在排队等候您这位手艺高超的师傅，我真想请您再按摩一遍。”
“噢，那您就请吧。”一位坦克兵军官说。
“突击队长先生，您请吧。”另外一位空军军官也说。
“谢谢，朋友们，”施蒂利茨回答说，“不敢滥用诸位的好意。噢，您……叫什么名字？”
“格里尚奇科夫。安德烈·格里尚奇科夫……”
“这样吧，安德莱，请您每天早晨七点钟和晚上九点钟到我那里去按摩，法兰西饭店，２７号房间。”
然后他又转过身对军官们说：“在枯燥的执行公务期间应该劳逸结合，找点愉快的事。”
军官们奉承地笑了，也可能，他们觉得确实可笑：下级对上级的狂热尊重一旦成了第二灵魂，那么一位党卫军高级人物面带微笑所说的一切，都会使他们觉得可笑。
第二天，科利亚来到父亲的住所，父亲把门锁上，立刻开大正播放爵士乐的收音机音量。他又给闹钟上好定时──十分钟之后按摩应该结束。起初他们讲话的声音很轻，也非常快，彼此插话；他们用不着回答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后来施蒂利茨沉默了片刻，把儿子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抚摩起来，又贴到自己的脸上，就象一九二二年时那样。他用自己的前额、鼻、嘴唇在萨沙那双漂亮的手上不停地亲吻。
贝格是一个人来接头的。没有尾巴盯梢──这是科利亚、斯捷潘、谢多伊小组和旋风安排的。化装得认不出的阿尼娅象贝格传达了任务。她要求贝格明天就把这些情报交给她。她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施蒂利茨要急着回柏林，而对上校要交来的情报不经复查，那么对他进一步的策反工作就无法进行，太冒险。
贝格带来了情报。晚上按摩的时候科利亚将情报转交给了施蒂利茨。他审查了情报。情报绝对确切。这可以构成贝格上校的渎职罪，若是盖世太保知道了，会立即枪决他。
施蒂利茨是这样判断的：如果贝格是耍手腕，意在打入与波兰地下组织有联系的俄国侦察员内部，那他绝不会将关于‘Ａ’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如此详细、真实的情报交给他们，即便是座位‘第一次的见面礼’。
施蒂利茨在同盖世太保长官谈话时很轻松，没有丝毫的压力──他询问了与‘Ａ’集团军群前线谍报机构联系的情况。
“唉，”盖世太保长官摆了摆手说，“他们仅仅靠与大本营保持的老关系维持局面。我在这种官僚派系的厮杀中感到无能为力。如果凯特尔不是德高望重的党员，那我就轻松多了。可是总有人扯我的后腿。私人关系，私人关系──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事业有多么大的危害！”
“我不能对您有什么帮助吗？”施蒂利茨问。
“谢谢。您不能。自由主义在侵蚀着我们。元首对那些胆敢威胁他生命的人太软弱。”
“那我们怎么办？军队毕竟是军队。不能因为百十个下流家伙就对众多的忠于元首思想的军官、将军失去信任。猜疑──这终归是从内部腐蚀国家的蛀虫。我们相信了俄国人弗拉索夫，他也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
“有时敌人比自己人更好些：因为他经过全面考查。而对待自己人要以礼相待。我已经感觉到了背叛行为，但又无能为力。我上面还有十来级呢。”
盖世太保长官没有点名道姓。施蒂利茨无权追问。他必须随时随地意识到：如果暴露了──他的失败会殃及一大批人，顺藤摸瓜，凡是与他谈过话、通过电话的人以及他私人信件和公文中提到过名字的人都会被抓起来。
但是尽管如此，施蒂利茨根据盖世太保长官对所有军事谍报人员所持的怀疑态度，还是做出了明确的结论：很可能，贝格确实是在寻求与我们建立联系，因为他明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至少是想铤而走险。如果这后一种估计是正确的，那就可以对上校施加压力，迫使他真心实意为我方工作；至于如何去做，施蒂利茨是非常精通的，他把这种‘施加压力’的方法告诉了儿子。
不过，当贝格转交了阿尼娅要的关于集团军群司令部情报之后，施蒂利茨明白了：上校是孤注一掷了。
于是他对儿子说：“萨尼亚，你要保护这位贝格。如果他能成为我们的谍报人员，那可是巨大的成功。”
施蒂利茨把克拉科夫市郊的坦克师发报中心的地址告诉了儿子，那里几乎没有设防。
“你们要夺两部机子，”他说，“一部给游击队，用我的密码与总部联系，你记住了吧？为了取走还没有引爆的飞弹，那边将派一架飞机来。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第二台发报机你们自己用，发报时间不能固定──他们会测出方位的。”
施蒂利茨一大早就要飞往柏林。科利亚来为父亲做最后一次按摩。可是房间里坐着盖世太保的长官，他是来送柏林来的人的。
这位长官欣赏了好半天俄国小伙子给施蒂利茨按摩面部，然后说：“见鬼，我现在才明白，这玩意儿大概非常舒服。您是从哪儿找到这家伙的？”
“他会讲德语。”施蒂利茨回答说。
“小伙子，”盖世太保长官说，“如果您能给我揉揉就太好了。”
“非常高兴，将军先生。”
“请您好好地待他，”施蒂利茨说，“我可能会把他带到柏林去：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按摩师。他真是技艺高超。”
施蒂利茨把钱往桌上一扔，科利亚毕恭毕敬地躬身施礼，把钱装进兜里，走出了房间。
上汽车的时候，施蒂利茨最后一次看见了儿子：他站在教堂附近一群老人当中，正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激动得脸色苍白。
第二天斯捷潘·波格丹诺夫领导的战斗小组发动了对坦克师发报中心的突袭。在激战中牺牲了三名游击队员，击毙了五名德军守备人员。
发报设备运到了谢多伊的秘密住所。斯捷潘和另外三人同游击队参谋长一起去塔特拉山：维尔纳·冯·布劳恩研制的飞弹就藏在那里。
第二部电台藏在阿佩尔的汽车里。傍晚，阿佩尔带上夜间通行证把汽车开上通往扎科帕涅的公路。
阿尼娅向博罗金拍发密码电报，报告了自己被捕、贝格的情况和拍发假情报以及为破坏城市而选拔处理的盖世太保分子的情况。整个电文是阿尼娅用备用密码拍发的，她始终紧张地紧咬嘴唇，浑身发冷。
接着，她又拍发了科利亚写的，连她也不明白的三位数字的电报：这是施蒂利茨搜集到的关于飞弹情况的报告。
阿尼娅往椅背上一靠，开始等候回音。可是博罗金没有立刻作出答复：他要将答复推迟到明天。
2、丘吉尔先生致斯大林元帅的私人绝密信
１·海军部要我向您请求帮助，事情不大，却很重要。苏联海军向海军部报告在塔林截获的一艘潜艇上发现两枚德国Ｔ－５型声纳鱼雷。这是唯一的一种已知型号的根据声学原理研制的声控鱼雷，它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不仅可以用来对付商船，也可用来对付护航舰。虽然这种鱼雷尚未广泛使用，但在它的帮助下已有二十四艘不列颠护航舰，其中包括五艘派往俄国北部的舰只被击沉或受到重创。
２·我们的专家发明了一种特殊仪器，对这种鱼雷有一定的防御能力，该种仪器已装备目前苏联使用的不列颠驱逐舰。但是，为寻找防御措施，研究这种Ｔ－５型鱼雷是极其重要的。海军上将阿尔切尔请求苏联海军当局能提供其中一枚鱼雷用于在联合王国进行研究和实际试验。据悉：苏联海军当局没有排除这个可能，但问题一直处在审查之中。
３·我相信，如果我提醒您：在过去的数月内敌人已经准备好借助具有水下高速的新型潜艇在广大水域内发动新的水下战争，您会承诺苏联海军可以向联合王国海军提供这一巨大帮助，立刻将其中一枚鱼雷运往联合王国。上述情况将会给调动美国军队和从海路向两个战场提供补给带来极为紧急的事情，以致我们随时准备派不列颠飞机到您指定的任何地方接受鱼雷。
４·所以我请您关注这件日益重要的事情，因为德国人有可能将这种鱼雷的图纸转交给日本海军。海军部将非常高兴向苏联海军提供所有对这枚鱼雷研究和试验的结果，以及任何而后设计出的新式防御装置。
3、信任危机
阿尼娅发来的情报使博罗金大为震惊。他读了好几遍密码电文，然后拿过一张白纸，把所收到的情报按内容的重要程度编码，写在纸上：
１·阿尼娅曾被捕。
２·逮捕她的贝格上校表示愿意为反希特勒工作提供帮助。
３·阿尼娅发假情报（这份假情报已作为紧急情报送至总部）。
４·旋风小组开始同贝格接触。
５·贝格面交‘Ａ’集团军群司令部人员的情报（如果不是假情报，这将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
６·旋风发来关于希姆莱党卫军一些部队──军官团和士兵转入地下的计划的绝密情报（由于该情报文体似是而非，象是一份精心策划的假情报。我不相信。尽管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他们以此来蒙骗谁呢？或许还有另外一个转入地下的计划？很可能。）
７。旋风发来负责摧毁克拉科夫城的党卫军军官姓名的情报（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情报呢？）。
８·旋风发来关于起草摧毁克拉科夫城及其铁路交通计划的党卫军工程兵上校克劳赫情况的情报。
９·旋风发来关于奥得河沿岸防御工事路线的情报，也属于绝密情报。
１０·旋风发来关于游击队兵团调动的情报。
１１·旋风来电报告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战斗小组在作为防御工事的铁路支线上进行七次破坏活动的情况。
１２·旋风用前线指挥部不明的密码向总部发来密码电报。总参谋部接到后，没有发出通知。
博罗金心里十分清楚，只要他一报告阿尼娅被捕和她与贝格建立了联系，而且是与上校这种级别的反间谍工作人员建立了联系，那么旋风小组的所有活动都将受到重大的──也是完全正确的──猜疑。
“科布佐夫考虑得很简单：她在法西斯那里坐过牢吧？坐过。别的爱国者出生入死，而她却与法西斯匪徒做交易吧？是的。她向总部拍发了假情报吧？是的。这是不是背叛行为？是背叛行为。应该立即召回──关进他妈的审查营。战争嘛，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细致入微的工作。等胜利了，再仔细分辩去吧。”“如果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呢？”“这还得进一步证实……”
博罗金用红铅笔在抄写到白纸上的所有问题下面都画上了红线。还在最后那个问题──同前线指挥部不明的密码给总部发来密码电文──下面用蓝铅笔画了一道线。
“看来，莫斯科的答复能救这位姑娘。”博罗金思索着，“如果他们从那边通过高频打来电话，说旋风小组在莫斯科采取的与那个从柏林飞到克拉科夫城的德国人有关的行动中起了积极作用，那样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如果现在就告诉科布佐夫，那就不仅仅是她一人处在危险之中，那边所有的人都会……”
维科索夫斯基大尉朝办公室里望了一眼，然后坐到桌旁，精心地梳理起头发来，一边梳理，一边用手心抚弄着他那光亮而微曲的头发。
“这不雅观，廖尼亚，”博罗金说，“男人应该在卫生间梳理头发。您就象一位小姐在剧院休息室打扮自己似的。”
“您这是因为那封密码电文冲我撒气吧？”维科索夫斯基问道。“说真的，我没有一点过错。她是个坚强的姑娘，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也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对明摆着的事我们也过于敏感了。我对任何显而易见的事有时都不相信。”
“您已经把她的情况报告给科布佐夫了？”
“我困得要命，”博罗金象是没有听到问话，说，“看来，要变天了。”
“秋天……真让人讨厌。”
“您不喜欢秋天？”
“我恨秋天。”
“为什么？”
“不能游泳。”
“我喜欢秋天。对于我来说，晚秋意味着春天的开始。我说的是晚秋。反过来说，秋天，冬天，新的一年带着它的忧郁是在三月开始，正值早春时节，树林里小溪日夜流淌，积雪融化。”
“我不大明白您的意思。”
“这大概是因为老了的关系吧。人老了就会洞察一切，受预见的折磨，会预先知道──出了什么事，什么地方出了事，为什么出事。”
“莫斯科还没有答复？”
“事情糟糕就糟糕在他们没有必要答复我们。我还担心，他们对我们的询问也不作出答复。而且还会训斥我们：不该问的别问。”
“您同科布佐夫商量过吗？”维科索夫斯基又提起那个问题。
“最要不得的，”博罗金继续若有所思地说，“就是对别人的事乱插嘴。您是怎么认为的，啊？顺便问问，您有安基比林药片吗？”
“我有阿斯匹林。”
博罗金摸了摸自己的前额。
“不，阿斯匹林对我不管用。”
“可能是感冒了吧？”
“鬼知道。过去把流感叫做‘英福流爱茨雅’。多么优雅。我们要求一切都简单化。流感。为什么叫流感？为什么不叫草莓？或者叫红莓？‘您病了吗？’‘是的，您知道吗，我得了红莓啦。’”
维科索夫斯基明白──老头儿心里有火。因此他克制地笑了笑，开始想办法怎么巧妙地脱身。
“您把关于战俘──斯捷潘·波格丹诺夫、尼古拉耶维奇和诺维科夫的情报转给科布佐夫了吗？”
“转给了。”
“他是怎么答复的？他那里有这些人的材料吗？”
“没有对他们不利的材料。科布佐夫说：正在审查，如何对待他们，以后再做决定。”
“正在审查，是这样说的吗？”
“是这样说的，正在审查，上校通知……”
“请听我说，”博罗金要求道，“您愿意乘飞机去那么那里一趟吗？靠无线电联络什么也搞不明白……如果他们在那里真的这样干──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份关于‘Ａ’集团军群司令部要人名单的情报报告莫斯科了吗？”
“当然。”
“您认为他们明天会答复吗？”
“难说。”
“所以我才问您，”博罗金皱了下眉，“否则我就不问了。您遇上不愉快的事时，是喜欢发泄出来还是闷在心里？”
“我憋闷不住。”
“我也一样。”
维科索夫斯基又说：“我喜欢闷头思考。如果一讲出来，思路马上就会断。”
“是个谨慎的小伙子，”博罗金想，“他在耍滑头。其实他什么都知道。他的眼睛是很敏锐的。”
“当然，”博罗金说，“这是常有的事。”
“上校同志，何时动身起飞？”
“我只是问问您有没有这个愿望。至于何时动身，这是以后的事。我们等一等，熟悉熟悉情况，好不好？您是怎么想的？”
“显然，需要去一趟。”维科索夫斯基回答说，“不然就会毁掉整个行动计划。那可太遗憾了。还得把脑袋搭上。”
“您可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博罗金说，“既令人遗憾，还要掉脑袋。精辟──真是绝了……”
“不，他不会跑到科布佐夫那边去的，”博罗金心里作出了判断，“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不是胆小鬼。胆小鬼只会打小算盘，保全自己。而他首先是说‘遗憾’，而后才想到掉脑袋。”
“关于她发给莫斯科的那封密码电文，您说是假的，是吗？”
“没这么明确。我是说，根据旋风和阿尼娅新发来的情报看，这份材料象是敌人为了虚张声势而制造的彻头彻尾的假情报。您这就要第三次问我科布佐夫的意见了……”
“我不再问了。”
“那倒没必要。只是那时我没拿定主意自己该怎么办。”
“现在呢？”
“现在我决定考虑什么时候派您到旋风那里去……”
维科索夫斯基微微一笑说：“事情的关键是不能让别人知道，对吧？关于电报的事只有我和您知道……”
博罗金扬了扬眉毛，回答说：“您知道没什么关系。这样更好。您可知道，战前使我最生气的是，好事也得用欺骗掩盖起来。显然，官僚主义首先缠住的是那些与之斗争的人。可惜，科布佐夫几乎完全不理会信赖问题。我是信奉它的。”
“我已经做好了明天就去旋风那里的准备，”维科索夫斯基说，“我想，到了那里一切都会清楚的。”
“时间我们另定。不必着急。侦察员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应该匆忙……”
“什么情况？”
“等到了机场，临起飞时我再告诉您。”博罗金说，“好啦，给旋风起草电文吧。”
维科索夫斯基掏出钢笔，看了看博罗金。博罗金咬了一下老人特有的那种酱紫色的嘴唇，若断若续地吸了口气，莫名其妙地耸耸肩，开始口述电文。
查清有关上校的所有情况：出生年月、出生地、父母、是否到过苏联、职务、工作单位。迅速回告。我将立刻报告指挥部。博罗金。
维科索夫斯基暗自注意到，这份电文老头子拟得多么巧妙──他既没有预示任何东西，又准许包括名声已经败坏的密码报务员在内的小组依照证实下达的行动指示继续工作。
“问问他，”维科索夫斯基想，“看他是否明白，万一克拉科夫那边发生了什么不测，上边会怎样对待他？当然，他明白。所以他才这样拟稿。可是他是否明白我也会遇到与他同样的麻烦？显然他也明白。所以他才会说到信赖的问题。我哪怕有一丝念头，认为阿尼娅会变成法西斯的贱货，那我就是狼心狗肺的人。咳，一个建立在对人信任基础上的组织却不相信人，这样的组织根本就不应该创建。”
“梅利尼科夫上校什么时候到？”博罗金问。
梅利尼科夫是前线军事反简单组织锄奸部的负责人。他在德国做过五年地下工作，又在西班牙战斗了两年。可是后来进了科雷马劳改营，恢复名誉后，战争爆发初期作为一名肃反人员又回到了前线。
博罗金在马德里和巴赛罗那的军事情报部门做过两年梅利尼科夫的助手。
现在梅利尼科夫正在医院里住院──结核病正折磨着他。尽管如此，有人说他下星期要回司令部。博罗金同他可以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
“听说，他的病情恶化了，”维科索夫斯基回答说，“前天肃反委员会的人去看望过他，他咯血了。”
“是这样……您快去叫辆汽车。我们马上去看他。我觉得要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