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利亚
科利亚看着老大娘，不禁想起了外婆。外婆信神，科利亚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一次，她去买东西，把装钱的旧红皮包掉在了地上，从皮包里掉出一个刻着耶酥受难相的正方形铜十字架。科利亚一边笑，一边从地上捡起来，还把外婆取笑了一番。然后把十字架扔到了房角衣柜的下边。外婆哭了。这时谢苗舅舅刚洗过澡，穿着没扎皮带的制服走了进来。他照科利亚的脖子打了一下，打得不重，可是叫人感到委屈。
舅舅沉下脸说：“不象话！不准捉弄人，懂吗？”
“她信上帝！”孩子哭了。那时他十二岁，是全家的宝贝，无论是母亲、舅舅，还是外婆，谁也没动过他一指头。“她信上帝！”他哭叫着，“是个教徒！可我是少先队员！她信上帝！”
“我也信上帝！”谢苗舅舅说，“我信我的上帝，她信她的上帝。”
又过了很长时间，舅舅给科利亚讲了一个故事。在革命后的头几年，他们弄了几只死猫，从窗口扔进寒冷的教堂里。一些老头、老太婆正在那里做祷告，祈求上帝把胜利赐给他们不信神的儿子们──红军战士。一只死猫落在一个老大娘身上，结果她得了心脏病死了，可她正照料着四个孩子：孩子们的母亲饿死了，父亲是布留赫尔手下的一名红军指挥员。
波兰老大娘站起来，说：“走，我告诉你去安乐窝的路。”
科利亚从衣袋里拿出一包德国饼干：“拿去吧，老妈妈。给孙子们吃。”
“谢谢，先生。”老大娘回答。“我们不吃德国人的……”
科利亚和老大娘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走去。在遥远的南方，重重叠叠的群山笼罩在一片淡紫色的晨雾中。科利亚和老大娘登上了一座小山岗，一幅宏大美丽的画面展现在眼前：冈峦起伏的田野，一片片的翠林，一个个教堂的尖顶象玩具似的，从许多公里之外就能看见，因为空气就象早晨的溪流一样明净──仿佛河底的每一粒沙放在了显微镜下，清晰可见。只有当一阵风刮过来，搅动了溪水之后，那些沙粒才会消失，变为一片黄沙。过后又是一片寂静，风逝去了，于是颗颗沙粒又彼此分开。眼下也是如此：有时一阵风吹了过去，驱赶着灰色的飞云，那些教堂的尖顶便暂时隐藏了起来。一座座小屋的红色砖顶映现在眼前。炊烟枭枭，鸡鸣犬吠。清晨开始了。
“先生从布尔什维克那里逃出来，是因为他们太可怕吧？”老大娘问。
“我去找我的未婚妻。她随父母一起走了。大家都走了，他们也跟着走了。”
老人抬眼看了看科利亚，说：“先生，你穿的这件上衣背上破了，你知道吗？”
“知道，”科利亚答道，其实他并不知道。“大概是在树林中划破的。”
“德国人喜欢穿戴整齐的先生，”老人一边说，一边仔细看了看科利亚。
“我也喜欢整齐，”他答道。“到了那里我再缝吧。”
一条小径从大路通向林边的一座小屋。
“我就到这儿，”老人说。“再见，先生。”
“再见。谢谢，大娘。你是专为教堂送蜡烛来的吧？”
“不是，我是从克拉科夫来的，我的儿子关在那儿的牢房里。”
“为什么？”
“为各种各样的事，”老人答道。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帮你干家务活，”科利亚说。“这儿离集中营不远了吧？”
“还有五里路。别操心，我有两个孙子，能对付得了。你记住把衣服缝好，德国人不喜欢穿戴不整齐的人。”
科利亚来到“安乐窝”后，受到一个身穿皱军衣的年老的德国军官的盘问，折腾了四个来小时。接着那人让他写了一份详细的履历，拿走了他的护照，把他带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锁上门，熄了灯，便走了。
科利亚了解这种集中营。这里集聚着随德国人一起撤退的俄国人。这种集中营是三、四个月前开始建立的，还没有来得及把德国式的严密和准确灌输进来。这里人员流动量很大，集中营的工作人员也不十分内行，到这里来的大多数是些效忠法西斯的人：伪警察，旧职员，商人。审查带有表面性质：德国人连公开的敌人都来不及认真对付，哪里还顾得上喽罗和走卒呢。
科利亚认为，凭借自己的各种证件是能够混过审查的。他指望得到一份劳动派遣证，这样就可以以公开身份潜入敌占区。这对于一个情报员来说是最要紧的。他从总参谋部的材料中知道，经过这种集中营审查的人大多被派去修建防御工事，平时没有卫兵押送，还可以自由地住在平民家里。
“当然，这么做有点冒险，”科利亚暗自想到，一边用手慢慢地抚摸着双膝，“不过还是值得的。起码比站在雷布内镇的教堂广场上或在林中过夜更值得。这固然是孤注一掷，但我有我的王牌，我了解我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的心理。这座集中营大大门无人把守。守卫的只是两个伤兵。只有一个临时营房，住着十五、六个新兵，进行例行的审查。”
在黑暗中很难估准时间。时间似乎走得很慢，如同一匹衰老的驽马。在漆黑之中，一开始还想活动活动，可是到了后来，一种缓慢的呆滞会不由自主地控制住你，使你感到疲倦，昏昏欲睡，但又睡不着，于是便在枯燥的昏沉中挣扎。你的一切都裸露在外，你会听到一种簌簌声，幻听开始了，接着便会看到一些光束，你以为光线射进了门缝，其实这是黑暗在你眼中呼叫；是的，漆黑加上沉寂是会呼叫的。
“也许，应该去教堂附近接头？”科利亚心想。“可是那么做太没把握。我的波兰话说得不怎么样，又没有什么联系，在这一带溜达两天岂不愚蠢。而待在树林里，无异于浪费时间。我这么做就是抓住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应该属于我。一切都对我有利。没有必要紧张。这是黑暗造成的。应该想想下一步怎么办。没有必要自己吓唬自己。能使情报员毁灭的不是冒险，不是险情，也不是背叛。只有一种东西能使情报员毁灭，那就是──恐惧。”
他觉得自己在黑屋中被关了至少十个小时。其实不然，他在那里待了五个小时。审问过他的那个老德国军官对他说：“现在你到营房去。我们要检查你的证件。没法子，战争嘛！”
“我早有准备，”科利亚答道。“不过心里很不是滋味：你们对我就象对付敌人一样。我在小黑屋里待得眼都疼了。”
“没事，没事……到营房去吧，明天就能定下来了……喂，哨兵，把这位先生带到营区去。”
哨兵把科利亚带到铁丝网跟前，就放他一个人进去了。
科利亚穿过黑暗的院子，朝门口上面亮着一盏蓝色灯泡的营房走去，这时有人从另一间营房走了出来。
科利亚在门廊前那盏灯的旁边停下来，想点一支烟抽。这当儿，他突然听到一个低沉的、十分熟悉的声音：“桑卡！”
科利亚一步跨进门廊，把打火机放到口袋里，连头也没回就朝营房走去。
“桑卡！”黑暗中那人又低声重复了一声。“你这是怎么了，桑卡！”说话间那个人走到了科利亚跟前。这是个年轻人，可是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了。科利亚不在意地瞅了他一眼，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站在他面前的是他在莫斯科的朋友，３７号住宅的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此人在一九四一年就失踪了。这是他父亲说的。
“你认错人了，”科利亚说。“你把我跟什么人搞混了。我不是桑卡，我叫安德烈。晚安……”
“等等，”波格丹诺夫一边说，一边抓住科利亚的衣袖。“别发疯，懂吗？别发疯！”
2、阿尼亚
阿尼亚第二天傍晚来到了雷布内镇。她把自己的毛衣弄得满是尘土，往脸上抹了一层脏，象个疯人似地佝偻着腰，流着口水，慢慢地走过这座小镇。她知道德国人是不会来纠缠傻瓜的。她先从镇边的小路绕着走，然后穿过中心，从教堂、镇公所的两层石头房子、一座大商店和插在广场上的几个路标旁边走了过去。蓝色箭头标明了到克拉科夫和扎科帕涅去的里程。
阿尼亚从雷布内镇出来，穿过一片小松林，朝东南方向喀尔巴千山脉走去。她决定在离雷布内不远的树林中过夜，以便后天到教堂前的广场上去找旋风，或亲自去和苍蝇接头。因为总部正期待着她的发报。
她从大路走下来，穿过收割过的棕黄色田野，来到一片林边空地上。这是一片美丽的树林，在白桦树中还生长着松树。树叶被风吹得籁籁作响，布谷鸟在僻静的丛林中数着什么人的年龄，一条从灌木丛下流过的小溪不知在唠叨些什么。
阿尼亚离开林边空地，深入林中约半公里，准备在这里过夜，可是后来又往前走了一段，因为从路上可以看到篝火，而在密林深处可以点更大的篝火，整个夜晚都可以取暖，用德制小锅烧水，溶化浓缩食品，做匈牙利红烧牛肉块。阿尼亚过去吃过这种牛肉块，里边还放有胡萝卜干，黑胡椒，腊肉块，味道很象她父亲在原始森林中煮的那种肉汤。不过父亲把腊肉切成大块，并且往锅里放几个干胡萝卜，而不是象匈牙利浓缩食品中那样放一、二十片胡萝卜干。
维索科夫斯基大尉曾经两次请阿尼亚吃这种匈牙利牛肉块，还劝她喝点酒精，可是阿尼亚不肯喝，因为她在森林中和那些地址工作者一起喝过几次。至今一提起酒精，她的嘴里就有一种干涩的铁锈味。
“要是酒我倒想喝点，”阿尼亚对长着一双安详的蓝黑色眼睛的大尉说，“酒还有点甜味，可酒精难喝死了。”
“我的小爪子！”大尉一边喝酒精，一边笑着说道，“胜利后你丈夫会给你喝甜酒的。可酒精是私情的媒介。当然是友好的私情……”
阿尼亚是在原始森林中，在强健、善良的男子汉们中间长大的，学会了一下子就能识别人的本领。在那种地方也只有如此方能生存。在那里，必须当机立断：能不能跟这个人一起穿过冬天的原始森林，到十公里以外的阿尔捷莫夫矿场去看电影？人人都喜爱大森林，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住它的考验，哪怕只有十公里的路程。
当长着一双安详眼睛的漂亮大尉用古怪的、意味深长的词句跟阿尼亚讲话时，她感到很开心。她明白大尉想干什么。对于大尉这种狡猾的、由远及近的围攻手法，她也觉得好笑。
她十七岁时，勘察队里一个来自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地质工作者曾偷偷地爬到她的身边。她是第一次在原始森林中遇到这种情况。当时她也觉得很好笑。当那人搂抱她的时候，她一开始还咯咯直笑，后来便厌烦了，把那人一把推开，绰起炉边的一块劈柴，说：“看我把你扎死！”
她的一些女伴爱上了小伙子后，却不让他们吻自己，她觉得很奇怪，心想：“为什么要这样呢？既然爱上了，就不能再扭捏作态了。只有对那些你不爱的人或是遇到了什么事，才会扭捏作态呢。”
有一次上级派她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取试剂。试剂没有了。阿尼亚来到理发店，让理发师把她的两条辫子盘了起来，然后去找设备供应处副处长。他给她批了试剂，可是整整两个小时不放她走，两只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她，磨磨蹭蹭，嘴里还唉声叹气的。
阿尼亚知道自己很漂亮，但态度很稳重，就象一个好士兵对待武器一般：心里有底，但不滥用，一旦需要，立即动用。
她在列宁格勒爱上了她所在营的教导员。她等着他叫自己去他的掩蔽所。她会毫不犹豫地应声而去。可教导员迟迟不叫她，只是在见面时拍拍她的脸蛋，送给她一块面包皮。阿尼亚想自己去找他，对他说她爱他，想跟他待在一起，可是没来得及：教导员饿死了——在从电车站到前线去的路上冻僵了。
篝火一下子就点着了。它把那咝咝响的白光射向天空，接着便怒吼起来，红色的火焰噼啪作响，过后便安静下来，扑闪着黄色的火苗，把暖气送到阿尼亚身上。她按照林区人的方式取暖：先把左侧转向篝火，接着是背，然后是右侧，最后把眼睛眯缝起来（为了保护眼睛），把脸转向篝火。
“也许，多神教徒对火的崇拜是对的，”阿尼亚想道。“他们真不该屈从于基督教教徒。他们总算有所信仰：点起一堆篝火，就可以祷告了。可是我怎样进行祈祷呢？我向森林祈祷，也向苍天祈祷，向河流祈祷……”
阿尼亚捡了一堆干树枝，抱到篝火旁，给自己做了个垫子，然后躺下去，伸了伸腰，把身子向篝火移近些，顿时觉得困顿不堪，想要入睡。她强使自己睁开眼，看看篝火能不能燃烧一个夜晚。她堆了一个西伯利亚式的篝火：找到一棵倒在地上的云杉树，用斧子砍了一捆树枝，又捡来一堆白桦树皮，最后把一棵枯树点着了。只须每三小时醒来一次，把云杉树向前移移，让它均匀地燃烧，而不是让整个树干一起冒烟起火。
阿尼亚把云杉树朝前移了移，四周闪起了火花，火焰一瞬间凝然不动了，接着又熊熊燃烧起来。阿尼亚用维索科夫斯基大尉在规定份额之外发给她的一件薄大衣裹住身子，立刻就睡着了。
3、仅仅是开始
“愚蠢的梦，”旋风想道，仍然没有睁开眼。一个人深夜待在陌生的、受到敌视的森林中，要活下去并取得胜利，就必须象一头野兽那样——开始靠本能生存，然后才靠理智生存。对旋风来说，眼下起决定作用的是本能。是睁开眼，还是不相信这种呼哧声，或是象在睡眠中那样转一下身子，让右手总能够摸到放手手榴弹和手枪的皮包——都靠本能去决定。他总是把皮包放在自己的右侧，因为在睡眠中很难从揉在一起的衣袋里取出武器，等你从里面往外掏的时候，就会失去化险为夷的宝贵时机。他象在睡梦中那样吧嗒了一下嘴唇，翻了个身。他并没有强迫自己吧嗒嘴唇，这是一种自发的动作，是他近三年来的生活的产物。
尽管旋风在转身时把右手向前伸出很远，还是没有摸到皮包。
他更清楚地听到了离自己很近的呼哧声。
“大概是只山羊，”旋风暗自说道，眼睛还是没有睁开。“这只羊为了到路那边的小河去喝水，先站在这里听听动静，有一点风声便会全身发抖。”
他对自己这样说，同时心里很明白，这是自欺欺人。这时理智已经占了上风，因为理智善于编造。本能更喜欢讲真话——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诚实的真话。
“这小伙子做了个好梦呢，”——他听到有人在自己脑袋上方讲了一句德国话。
旋风睁开了眼。只见三个盖世太保分子站在他跟前。还有几个德国士兵站得稍远点，其中一个双手抱着他的黄色皮包。
“你是什么人？”这天中午旋风被带到克拉科夫秘密警察局后，一个穿便衣的人问他。
窗子上拦着沉重的、编得很漂亮的铁栅。窗户玻璃擦得 光瓦亮。窗外阳光灿烂、静悄悄的，就象昨天在树林中一样。
旋风懂德语，知道问的是什么，但是没有回答，只是一笑，困惑地耸了耸肩。
这时，旁边一个瘦高个子，也就是啊在树林中被捕时抱着他的皮包的那个人，从窗台上爬下来，走到旋风跟前，用俄语问道：“你需要翻译吗？”
“我不懂德语，”旋风说，“也可以说懂，不过很差。”
“处长问你是什么人？”
“一个普通人，”旋风又 笑了一下。“叫波普科，基里克·阿克先季耶维奇。”
瘦高个子把他的话译成了德语。处长问：“讲讲你的情况。”
“处长要你讲讲自己的情况。”
“讲就讲吧……我可以讲。我叫基里尔·波普科，是乌克兰人……请给支烟抽，我的烟给搜走了……”
“请。”
“谢谢。好烟。你哪儿来的土耳其烟？”
“偷的，”瘦高个子微微一笑。“往下讲！”
“我是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人。父亲传播理智和永恒，母亲是区委常委。她一九三七年被枪决了。”
“停一下，”瘦高个子说，然后把旋风的话翻译给处长听。
旋风发现，瘦高个子对他的话译得准确、流畅，一口气译完。
“往下讲。”
“我当装卸工，因为没能上大学，这你们清楚。后来到军队服役。基辅战役中被俘。在你们的５６／Ａ集中营接受过审查。后来在面粉厂干活儿。随德军撤到利沃夫。现在去克拉科夫，想到铁路部门干点事。”
“停一下，”瘦高个子又说，然后把他的话译给处长听。
处长一边听，一边用嘴角微微笑着。他的嘴棱角分明，显得任性，但很漂亮。
“好极了，”他说。“让他把自己的履历再讲一遍，但要详细点。”
“我一九一七年生与第聂伯罗夫斯克。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被肃反委员会枪决，父亲当教员，一九四三年被飞机炸死。我当装卸工。后在基辅军区服役。在白教堂区被俘。在第聂伯罗夫斯克面粉厂当磨粉车间副主任。随部队撤到利沃夫。”
处长听完后，朝瘦高个子摆了一下指头，意思是说用不着翻译了，然后问道：“好，把你的悲惨历史再重复一遍。你现在手脚还没有放开，还在重复你背下来的课文。”
瘦高个子把处长的话翻译出来，其实不用翻译旋风也能听懂。他利用翻译花费的几秒钟时间，紧张地思索，如何回答还没有向他提出，但肯定会提出的要害问题：他皮包中的手枪和手榴弹是从哪儿来的？
“你不相信我吗？”瘦高个子译完后，旋风问道。
“你相信自己吗？你自己相信自己吗？”瘦高个子反问道。
“我不懂……”旋风笑了笑。“倒象我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似的。我的护照完全合格，皮包中有你们的人签署的工作鉴定。”
他提了一句皮包，以为对方会立即提出皮包内装些什么东西的问题，但他想错了。
“好，好，”处长说，“我们听你讲。再重复一遍你的履历。你的履历很有趣。”
“我准备重复哪怕一百次，可惜它不会按照我的心意变成另一种样子。你们以为我再向你们讲一遍我无辜遇难的母亲，讲一遍你们的审查集中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吧？说实话，待在你们的集中营里并不那么好受。也许你们以为讲讲我父亲的死，讲讲和你们的军队一起忍饥挨饿，冒着飞机的轰炸，撤退到利沃夫，是很轻松的事吧？”
“我非常可怜真波普科，”处长说。“护照是真的，我们检查了。波普科的履历也是真的。可是我要问：你跟波普科先生有什么关系？波普科？真波普科现在住在布雷斯劳市莫扎特大街２４号，乐器厂工人宿舍里。”
“这家伙的手段够粗暴的，”旋风想道，“波普科现在被关在我们那边。”
“要么是跟我同名，”旋风说，“要么是你们搞错了。我准备当面对质。”
“噢！”
“是的……我没什么好怕的，在你们面前我是清白的。我对于新政权向来是奉公守法的。”
“你听着，”处长说，“我看得出，你正紧张地等我向你提出有关手枪和手榴弹的问题。你已经准备好了理由，而且是非常可信的理由：手枪是撤退时捡到的，手榴弹也是。你大概会说，这些武器对你防身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套我都懂。我不想糊弄你。我马上叫你看看你用的降落伞和你在上面留下的指印。”
“处长先生，这肯定是一个令人懊丧的错误。”
“算了吧，你是夜里跳伞的，你在离我们营房两公里的地方埋掉了降落伞。我们的士兵正在那片树林里伐木材。这是一种巧合，对此我没有异议，但对你来说，这种巧合就在劫难逃了。”
“走，”瘦高个子说，“我们带你去辨认一下降落伞。”
“我没什么要辨认的……”
“算了吧……你把它埋在两棵松树下面，难道不是吗？你还把一个蚂蚁窝踩毁了——一个很大的蚂蚁窝。你大概是在黑暗中摔倒了：正好倒在蚂蚁窝里。”
旋风感到自己的两只手开始发木了：他确实是倒在了蚂蚁窝里。
“走吧……”
他们经过几个穿廊时房间，来到一间大厅。在大厅的打腊地板上放着他的降落伞。旋风耸了耸肩，强迫自己微微一笑。
“难道不是你的吗？”盖世太保分子问。
“当然不是。”
“清楚了。”
他们回到处长办公室。处长一边绕着桌子走动，一边用肩膀把电话筒贴在耳朵上打电话。长长的电话线拖在他的身后。他朝带有指印的几页纸的方向对旋风点了点头。他显然是给一个女人打电话，因为他时而微笑，时而耸动眉毛。旋风看了看那几页带有指印的纸，对瘦高个子说：
“我压根儿不懂这玩意儿。”
“也用不着你懂。只是让你看看：这是我们坚定师的结论。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枪毙了。”
“这种玩笑话真叫人不寒而栗……”
“我们顾不上开什么玩笑。”
处长挂上电话，点了一支烟，坐到旋风对面的转椅上，说：“你仔细听着：现在不是战争的第一年，而是第四年。时间加快了速度，我们不可能把你关在牢房里进行仔细审查。我们确切无疑地知道，你是被派到这里来的。要不是我们意外地发现了降落伞，你关于波普科的故事倒提供了一个谈话的题目。请你认真往下听：我用不着任何证据就可以赏给你一颗子弹，单凭你是个斯拉夫人就够了。现在我更有理由了：你不单是个斯拉夫人，还是个俄国伞兵。我打算做做你的工作：用两天时间对你进行拷问，我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了，然后要么你屈服，要么被我们干掉。我对你讲的全是真话。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我们的时间很少，事情却很多。该怎么办你自己决定吧。你可以选择：要么死，要么跟我们合作。你如果对我们讲出实情，你的生命将会得到充分保障。一般说来，你要是顽抗下去是很愚蠢的：赌博已经输掉了，不管多难受，生活中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旋风把手指捏得嘎巴一响，说：“请给支烟抽……”
“请，请，”瘦高个子说，“的确是好烟。”
“谢谢。”
瘦高个子帮旋风取出打火机，帮旋风点上烟，然后走到窗前，坐到窗台上，把窗户打开。一阵风吹入室内，把桌上的纸吹起来，转了个圈，又落在原地。白色窗帘飘动起来，挂在墙上的地图发出吱吱的响声。
瘦高个子说：“情况的确少见：一切都清清楚楚，用不着什么证据了。”
“好吧，”旋风说，“好吧。既然输了，只好自认倒霉。对，我的确不是波普科，我是红军少校，来自军事侦察局……”
4、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
关于准备保卫帝国的命令
绝密
武装部队统帅部参谋长
武装部队统帅部
武装部队作战部
问题：准备保卫帝国
……在与准备措施有关的活动中，各级武装部队应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它们的职权范围仅限于纯军事问题，而在成为战区的德国本土上动员一切力量的任务，以及人员培训，特别是与撤退德国平民有关的各项措施，则完全是各级党组织的任务……
一、从属关系
１、保卫成为战区的德国本土的准备工作属于陆军装备司令和后备军团司令部的职权范围……
２、有关准备保卫国土的原则命令由武装部队作战部颁发……
３、下列命令依然有效：
１）在德国领土上同敌人伞兵和空降部队作斗争；
２）同分散的伞兵作斗争；
３）在德国水运干线同飞机布雷和水雷作斗争；
４）保卫军事的，以及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的设施……
５）保卫成为战区的国土要依靠个阶层居民的战备，在各州由地方长官和国防专员统辖……
二、任务
为了落实与保卫德国领土有关的各项准备措施，党军区司令应将驻守在该区领土上的各级指挥部门、国防军和党卫军的部队、机关和组织，以及由党卫军和警察局领导人提供给他们指挥的补充力量，统统调动起来……
准备保卫国土的任务主要是：
１、监督作战力量的部署、数量、运输手段和武装。
２、统筹这些力量的集结问题……
３、规划从居民中吸收和组建预备役队伍的工作，这些预备役队伍是为了完成保卫国土的任务，根据各州党部领导人的指示提供给国防军指挥的。
４、与有关州的地方长官和国防专员协商，使党的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免于服兵役。
５、为各项军事设施配备劳力。
６、
１）与国防专员互相配合，准备疏散战俘。
２）通报由党卫军军事首脑执行的疏散外籍工人的措施。
３）通报属于地方长官职权范围的有关德国居民疏散的准备措施。
７、
１）对设施进行分散、撤离和弃毁，以及在战区进行破坏活动的准备工作。
２）根据国防专员的要求并与其协调一致，参与制定关于分散、撤离、弃毁或消除未被战争波及地区的设施的计划，并对国防专员在实施上述措施中给予支持……
5、特龙普琴斯基律师和他的儿子
特龙普琴律师在雷布内镇外有一座小小的林中庄园，每逢星期三，照例有几位客人来到这里相聚。一位是原《克拉科夫生活报》出版商罗加尔斯基先生，另一位是德国作家特劳布，他是驻守在瓦维尔城堡的‘Ａ’集团军群司令部的随军记者，还是凯特尔的老朋友，从凯特尔受到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青睐那个时候起，他们就相识了。第三位叫费奥克蒂斯托夫－尼迈尔，是个混血儿（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俄国人），一个很有名气的演员和歌手，这次是来部队巡回演出的。
特龙普琴斯基律师在自己的庄园里接待这些来客。在这里，客人碰上什么吃什么，喝的是主人用纸和鹅毛笔换来的家酿白酒，饭后大家就坐下玩牌。
特龙普琴斯基律师的儿子尤素福专管煮咖啡，要是父亲去厨房准备酒菜，他就坐到铺着绿呢面的牌桌前替换父亲。
律师家里养了十三只母鸡。这被公认为一大笔财富。他为客人煎美味可口的鸡蛋饼。他做的鸡蛋饼不仅在克拉科夫很有名气，而且战前在华沙和巴黎也为人所称道，那时他曾代表一些公司的利益，常到那里去参加各种商务会议和贸易谈判。
“先生们，”特龙普琴斯基律师一面发牌一面说道，“我昨天读了西塞罗的杰作。真是一种享受。我读了一个小小的片断。”他扫了一眼自己的牌，耸了耸肩，简短地说道：“帕司。就这样，请出牌……”他半合上眼，凭记忆开始背诵：“‘假如帝王和统治者的英勇精神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一个样子的话，那么人的关系就会具有平稳和牢固的性质，也就不会看到一些政府推翻另一些政府的现象，也不会看到改变和摧毁一切的革命风暴。因为一个政权在维护它当初赖以创立的那些原则的情况下，就会很容易站稳脚跟。但是，一旦在社会中以懒散代替勤劳，以放任和傲慢代替坚忍和公正，那么生活的外部环境就会随着习俗一起发生根本变化……’”
尤素福皱了皱眉头，他不喜欢父亲卖弄他那律师的职业记忆力。
作家特劳布嘟哝道：“一派胡言。西塞罗不象个历史人物，倒象个当代人。我读他的这种宏论，就象读《黑色合唱》的社论一般。尤利乌斯·施特劳赫在定期呼吁反对讨厌的美国佬和血腥的布尔什维克之前，就喜欢这种古典式的插叙。”
特龙普琴斯基律师的脸上露出一丝微妙的笑容。他喜欢争论，自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用高雅的论据去击溃对手。
“我的朋友，”他正了正夹鼻眼镜，说，“西塞罗断言：成功甚至对智者也会产生腐化作用。”
“有什么成功？”特劳布吃惊地问。“到处挨打，你倒说什么成功。”
大家立即缄口不语了。只有德国人才能谈论德国人的失败。别人对此只能听而不闻。
“我起了一副次牌，”罗卡尔斯基说，搓了搓他那双长满雀斑的手，“一副地道的次牌，先生们，你们可以不必互相使颜色了。”
“可我要打九张黑桃，”费奥克蒂斯托夫－尼迈尔说。
“这样我就不补牌了。”
特劳布冷笑一声说：“斯拉夫人自相残杀，阿利安人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你怎么看，尤素福？”
“我看阿利安人会完全落空的，”尤素福答道。
“你总是发脾气，总是发脾气，”特劳布叹了口气说。“你说得对。我这个愚蠢的德国作家到了老年才明白，对艺术来讲，唯一有害的药剂就是民族主义。”
“先生们，”罗加尔斯基说，“你们的政治已经叫我头疼欲裂了。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畏避政治，因为我害怕用以确立政治的那种手段。”
“盖世太保的录音带已经不那么灵验了，”特劳布说，“再说这里也没有电源。即使你们中间有人去告密，上面也会相信我，而不会相信你们。我说得对吗，尤素福？”
“你更了解盖世太保，作家先生。”
“你这是怎么啦——正在出牙吗？”特劳布问。“想咬人吗？”他把自己的牌扔到桌上。“演员先生和出版商先生对阵吧？”他问道。“我真喜欢看书生打架。打架——总是一个故事的开端。当社会民主党人扭着屁股同共产党人打架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就诞生了。当书生们打架的时候，秘密警察机器也就巩固了。”
“尤素福，”特龙普琴斯基说，“劳驾，你来替我打几圈儿，我得去看看鸡蛋和牛奶。先生们，再过半个小时就可以吃煎鸡蛋了。”
费奥克蒂斯托夫—尼迈尔与罗加尔斯基对阵。特劳布仰身靠在高背椅上，若有所思地朝尤素福一旁的墙上望去。那里挂着两幅特龙普琴斯基祖先们的古老图画。
“你怎么看，尤素福，未来属于谁？”特劳布问道。
“属于真理。”
“又瞎说了。我是向你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也是严肃地回答你，作家先生。”
“请不要再称呼我作家，我已经对你说过不下百次了。我可没有把你称为没有听众的钢琴家，或无兵之将……”
“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可以这样称呼。”
“无兵之将——可真够光荣的！你们波兰人全是如此，是一些心甘情愿的疯子。”
“我们并不是这种疯子，”罗加尔斯基插嘴说，“这是一种误解。”
“是疯子，是疯子，”特劳布重复说，“但不是一般的疯子，而是心甘情愿的疯子。我这是恭维你们。而我们则是一些思想慎密的蠢货。我的是德国人。是说我自己和费奥克蒂斯托夫的德国母亲。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一个民族是不可能伟大的。假如它借助于集中营强迫人们相信这一点的话。对伟大的承认应该是自愿的行为。这就象选举，就象在我们这个由伟大元首统帅的最幸福的国家中进行世界上最自由的选举一样。”
“特劳布先生，这对于被战胜者来说是不公正的，”罗加尔斯基说。“的确是不公正的。你们仅仅挨一顿骂，可我们却被绞死。”
“我说什么了？”特劳布吃惊地问。“我说我们是最伟大的民族，是最善良、最英明的元首领导下的最伟大的国家。”
“重要的是语气，”罗加尔斯基说。
“得了吧……眼下还没有因为语气而被关进监狱的。假如我们说我们是愚蠢的民族，落入一个白痴手中的不幸国家，那么我会第一个举手赞成逮捕我自己！可是我说得是恰恰相反的话。”
“跟你越来越难相处了，”尤素福说，“你是怎么啦，亲爱的作家？”
“我不是作家，我是个心甘情愿的走卒，有一颗阿 奉承的灵魂！”
特劳布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一张摆着几杯家酿白酒的小桌跟前。尤素福也跟着他站了起来。他站在特劳布身旁，对他说：
“随军记者先生，我需要为朋友搞一份护照。”
“傻瓜，”特劳布喝了点酒说，“即使我咒骂我的国家及其首领们，这并不表明我准备出卖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民。”
“每个民族都只配有它自己这样的政府。”
“蠢话。这么说，你们也只配有这样的处境。我对你确实不错，不过我也无力使你免遭绞刑：戈培尔现在不喜欢我。别找麻烦了。要想法活下来，这是你对自己祖国应尽的天职。为了报效祖国，就得善于活下来。只有活下来的人才会取得胜利。当人们停止互相射击之后，牺牲的英雄将被人忘却，活下来的懦夫倒可能成为活的英雄。”
“你说得很动听，特劳布，”尤素福沉思地说，“只不过我们为反对你们的政府而斗争，而你们的人民却支持你们那个邪恶的政府。”
“我在自己的散文中总是删去修饰语。‘邪恶的’是个修饰语。二十世纪把而人压垮了。现在决定一切的是一个伟大的未知数，它的名字就叫——时间。”
“尤素福！”特龙堡琴斯基从厨房喊道。“尤素福，劈柴用完了。”
“对不起，我就来，”尤素福说着就走出了客厅。
在厨房里，扎伊奥斯基正站在门口。对于老特龙普琴斯系来说，扎伊奥斯基不过是个钟表匠和酿酒商。对于小特龙普琴斯基来说，他则是谢多伊同志。他的真名叫兹比格涅夫·谢奇科夫斯基，是波兰共产党克拉科夫地下委员会情报组组长。
尤素福和谢多伊来到院子里。这是寒冷的夜晚。刮来阵阵寒风，与其说是六月的风，不如说是十一月的风。天上的星星又亮又低，就象秋天一样。
“尤素福，”谢多伊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到安德列的？”
“安德列？是前天。怎么啦？”
“别急。你是在哪儿看到他的？”
“在城里。”
“这我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
“在阿洛兹先生的商店旁边。”
“几点？”
“三点。”
“他当时喝醉了吗？”
“看你说的……没醉……”
“你交给他多少钱？”
“我答应过的一千金币。”
“后来他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我当时只注意我身后是不是有人盯梢，没注意他。出什么事了？”
“别急。他当时穿的什么衣服？是不是穿一身没戴领章的德国军服？”
“不是。他穿的是灰色西服。”
“灰衬衣，红领带？”
“好象是……对，是这样？”
“原来如此……”
“出什么事了？”
“五点钟的时候有人看见他走进军事情报处。九点钟的时候他又从那儿出来了。”
“不可能……他是红军派来的……他是俄国情报员。”
“半夜一点前他在德国军官俱乐部与军事情报处的贝格上校一起喝过酒。”
“我怎么办——是不是该进入树林了？”
“你曾两次把钱转交给他吗？”
“是的。”
“你没告诉他，你是什么人吧？”
“没有。我说是从你这儿来的。”
“对你们家来说，我与其说是个钟表匠，不如说是个酿酒商。你没跟他谈过任何事情吧？”
“从来没有。”
“我恐怕得改换住的地方了……你是局外人，他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你把酒钱交给我的人——这很有说服力。唉，事情有点不妙……”
“你与红军联系过吗？”
“林中电台的能源用完了。你进去吧，输点钱给德国人。明天上午我来找你，也许事情会弄清楚。一定要记住：你是把酒钱交给了我的人。为了转移视线，我再留给你一封信，上面写着请你把余下的债款交给安德列先生。”
“好吧。”
谢多伊同尤素福握了握手，就朝路旁走去。他每次告别时，总是紧紧地握住尤素福的手，并把他的手往自己身边拉，就象一个斗士在开始搏斗前那样。
尤素福站在台阶上，一直等到摩托车在下面的路上传来嗒嗒的声音：这表明谢多伊走了。尤素福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的两只手在发抖。
可是无论尤素福，还是谢多伊都不知道三个月前派到这儿来的‘红军侦察员’安德列的代号叫‘苍蝇’，旋风侦察组准备与之接头的也正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