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舒尔茨只是同名而已。等波格丹诺夫被带进来之后，科利亚便明白了这一点。斯捷潘的表演完全合格，与他们在营房中排练的一样。
科利亚熟练地为他理了发。他在波格丹诺夫的头上嚓嚓地舞弄着剪刀，嘴里不住地问道：“合适吗？满意吗？怎么样？”
晚上德国人发给他们每人五百马克：凡随德军逃离红军的人，在正式安排工作之前都发放一份津贴。
科利亚领到了去军官理发店工作的派遣证，斯捷潘被派往距克拉科夫七公里的坦克兵汽车修配厂做工。
领到钱后，两人来到士兵分配站。他们在那里凭借老军官的条子买了一盒猪肉罐头、一个白面包、一百克人造黄油和一瓶烧酒。他们把这些东西用报纸裹好，便到一座小树林去了。他们在林中点了一堆篝火，开始吃喝起来。斯捷潘喝了一杯烧酒就有点醉了，竟然哭了起来。他泣不成声，泪水顺着他蜡黄的两颊往下流，他也不去擦，直到泪水流到嘴里，他才用手抹抹嘴唇，不好意思地微笑着。
“你知道什么东西最可怕吗？”他说道。“最可怕的是：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能不能战胜我们自身的仇恨？能不能排除与绝望和勇敢共存于我们身上的恐惧？能不能抛弃对讲德语的人的仇恨？”
他贪婪地喝了一口烧酒，闻了闻面包皮，然后把身体移近篝火，说：“负责审查我的侦查员叫帕尔·帕雷奇。他是个弗拉索夫分子，一个无耻之徒和恶棍。秃头、衰老，多病。我看出他有病，因为他嘴角不停地冒泡，脸又黄又瘦。”
“喂，把嘴张开，”帕尔·帕雷奇说。
“什么？”
“张开你的嘴！懂吗？！”
我张开嘴。他看了看我的牙，气呼呼地说：“怎么，黄玩意儿已经叫德国人弄走了？”
我莫名其妙。
“我是说牙套叫德国人取走了？唉，就是金牙，还不懂？”
“现在懂了。我没有镶过金牙。”
“日子过得很节省吧？”
“没什么东西可节省的。”
“布尔什维克一点油水也不给吧？尽呵叱你们吧？”
“呵叱？”
“就是虐待！”帕尔·帕雷奇吼叫道。“你是有毛病还是怎么啦？！”
“我身体很好……”
帕尔·帕雷奇绕过桌子，照我脸上打了一下。
“你蛮机灵的，”他笑着说道。“爱开玩笑。你是有话直说呢，还是……打算兜圈子？”
“我没那玩意儿。我只剩一把骨头了。”
“要可怜你吗？”
“狼也可怜过母马……”
“你算什么母马？我情愿可怜小母马。马有一颗很大的心脏，一双善良的眼睛。可你是人。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野兽。要么我吃掉你，要么你吃掉我。喂，囚徒，你穿几号鞋？”
“四十二号。”
“衣服呢？”
“你指偷来的那件吗？”
“你别耍贫嘴！偷来的……你在家穿多大号的衣服？”
“不知道。”
“为什么？”
“我只有一件衣服，还是生日那天父亲送我的。”
“好呀，好呀，你这个契卡分子！‘父亲送的！’你别糊弄我，我们知道他们大把大把地给你们钱。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挤出的血汗……喂，靠墙站好！”
“想开枪吗？”
“少罗唆！……这种事用不着我们去干。”
我走到墙根前。他用尺子量我的身材，量得很内行，象个商人。
“跟我想的一样：五十公分，三号。”
“你做过买卖吧？”
“对。做过买卖。”他小声答道。“你还挺有眼力呢。”
“卖什么东西？”
“瓶装的泪水。俄国人喜欢眼泪。也喜欢忏悔。不干坏事是不会忏悔的──所以我们才有罪。”
他拿起电话，拨了号码，说道：“哈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你好！五十公分，三号。四十二号。嗯，嗯。你那儿情况怎么样？听到了，听到了……是个大嗓门。”帕尔·帕雷奇招呼我到他跟前去。他把电话递给我，小声说：“你听，你的朋友正开音乐会呢。”
我从电话中听到绝望的、非人的嚎叫，还有醉鬼的狂笑和叫喊。
帕尔·帕雷奇紧盯住我的脸，问：“可怕吧，囚徒？”
“可怕。”
“我也害怕。”
“你害怕的原因很清楚。你是个胆小鬼。”
“你说什么？”帕尔·帕雷奇吃惊地说。“我胆子很大。我知道我会受到惩罚。可我还是要走我的独木桥。你以为我夜里就睡得那么安稳？我喝白兰地，不喝就睡不着，就胆战心惊。可是天一亮就怎么样呢？天一亮我就走上战斗岗位，就是一名战士了。”
“你算什么战士？你是刽子手。”
“我？胡说！我算什么刽子手？难道我砍断了你的手指？砍断了你的腿？我对你是战士对战士──正大光明，我就是这种人。我没有折磨你，你何必冤枉我？”
“你会砍断我的腿，也会砍断我的手指的。”
“害怕了？啊？我不会的。不过对别人我就不敢担保了，我们不是马群，各人有各人的自由。”
这时有人送来一件弗拉索夫匪徒的军服。帕尔·帕雷奇接过弗伦奇式军上衣，用商人的熟练方式往胳臂肘上一搭，递给我说：“五十公分，三号的。拿去吧。”
“不行。”
“想尝尝疼的味道吗？囚徒！等嗓子喊破了，你就会同意了。在盖世太保那里你不过挨了顿打，那算不了什么。德国人是一板一眼的人，叫人恶心。打一顿──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比德国人吃的苦头多，每个人都憋着一肚子气。德国人打人是完成职守，我们打人则是出俄国人的怨气，是寻求真理。区别就在这里，小心点！”
“好吧，我小心点。”
帕尔·帕雷奇说：“你朝窗外看看。别害怕，别害怕，看看吧，那里是栏杆，没办法。看到那幢一层的小房了吗？那是囚室，而在栏杆外边就是我们的特别集中营，关的都是象你这种认死理、好抬杠的人。你知道特别集中营是什么地方吗？它是这样一种地方：德国人是些化学家，他们发明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先在犹太人身上试验。可是犹太人都是滑头，你没法知道德国人的药剂在普通人身上会产生什么作用。于是我们就把我们集中营里的犯人跟犹太人进行比较。什么时候德国人提出要求，我们就从做工的人中挑一两个送到试验室里去。”
“是实验室，不是试验室……”
“好样的。你是想用粗鲁掩饰你的恐惧吧？好样的，没得说。你到底想怎么样？想尝尝疼的滋味呢，还是答应下来？”
“不答应。”
“傻瓜。你还是听听我的忠告：老老实实穿上军服和靴子上前线去，到了前线再找机会跑到自己人那里。你就说是帕尔·帕雷奇让你这么干的。”
“帕尔·帕雷奇姓什么？”
“阿布拉姆松！阿布拉姆松，叶夫列伊·伊万诺维奇！喂，把军服穿上，死鬼！”
“不行，帕尔·帕雷奇。不行。”
帕尔·帕雷奇拨了电话号码，边笑容边对着话筒说：“瓦夏，你好，亲爱的！又是巴卡诺夫打扰你。我这儿有个性格活泼的囚徒。你来一趟，咱们聊聊天。你也许能说服他，那样就能当场拍板了，免得在这儿磨时间。亲爱的，我等你。你的那位怎么样？懂了。没事，没事，上帝会原谅你的……”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停地吃薄荷水果糖，嘴里散发出一股甜食店的气味。他把两只手深深地插进裤兜里，活象个在集市上逛荡的小偷。两道浓眉毛绒绒的，一直长到鼻梁上。前额高平，没有一条皱纹。
“就是这个人？”他问帕尔·帕雷奇。
“是。”
“你在照片上显得更漂亮，”维西里·伊万诺维奇对我说，接着对帕尔·帕雷奇说：“你可以坐下。”
帕尔·帕雷奇靠椅子边坐了下来，用崇拜的目光望着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用火柴棒仔细地剔了半天指甲盖，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导起我来：“你这个怪人要记住：能一直活到老死的人才是胜利者。对于老人是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的，而且时间是一位良医。记住我的话吧。十年后谁是德国人最好的朋友呢？俄国人是德国人最好的朋友。等元首平静下来了，他就会明白，离了我们他将一事无成。这是辩证法，谁也躲不掉。这是一笔赚钱的买卖，老弟……我们将把帕尔·帕雷奇派到知识界，他能滔滔不绝地背诵陀耶夫斯基的作品，这是他在科雷马集中营跟阿维尔·巴赫学的。我本人倒认为，文化素养是个年龄问题，而不是遗传哈教育问题。老实说，你对我们有什么用？屁用也没有。可是盖世太保看上了你。照我看，他们制定了一项审判他们自己的共党分子的计划，想把他们打成间谍，你正好把牌送到了他们手中。是学问把你弄到了这一步。你说话刻板认真，这对于出庭作证最合适不过了。懂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可是这个乱摊子却让我们收拾，而盖世太保是从来不开玩笑的……不管怎么说吧，德国人把彻底整治你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要是完不成，我们就得大口大口咯血了。所以说你还是认真想想吧。我们可以不把你送到蜂房去受那份罪。我们的蜂房可不是闹着玩的。到了那地方，你准会发疯，什么都会承认下来，揽到自己身上──不过那时你的身体也就全垮了。想想吧。“
我摇摇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再剔指甲，把手往裤兜里掖得更深了，接着对我说：“把手伸过来，我会看相。别怕，别怕，不会吃掉你的，怪人。”
他从远处看了看我的手掌，眉头一皱说：“把手放到桌子上，你的手纹很长，很有趣，你还不到死的时候。”
我把手掌放到桌子上。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弓着身，在我的手掌上飞快地做了个什么动作，我顿时眼前一黑，接着便看见我的手指上露出了嶙嶙白骨，一股鲜血从手掌上流到桌上──这是他用铁指套找我十指猛击了一下的结果。
“把立柜打开，”他一边脱铁指套，一边对帕尔·帕雷奇说。
帕尔·帕雷奇打开立柜的两扇门。他俩把我推到里面，从外面锁上。血从破裂的手指上往外涌。我想把手举到嘴上止止血，可是抬不起来──两手紧贴在身体上。
“喂，囚徒，”我听到帕尔·帕雷奇的声音，“你别生我的气……他走了，我事先好心提醒过你。你如果同意了，就喊一声，卫兵马上会打开柜门，把你带到医生那里。如果不同意，千万别喊，那会更糟……”
在生活中不要害怕任何东西。但法西斯主义除外。无论它在哪里出现，人们都应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
有个老头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据说得了肺痨。一个在比利时被弗拉索夫匪徒抓住的俄国海员告诉我，大家费了很大周折才给这个老头换了一个最美满的工作──清洁工。
“鄙人是副教授，”我们被赶到营房的第二天，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就自我介绍道。“现在淘大粪。”
这里只让我们干一种活儿：把军官们要穿的皮靴穿合脚。因此我们的脚全都血肉模糊，肿得吓人。可是每天一早就得穿上这种靴子，否则就要被打死。把一双皮靴穿合脚需要一个小时。指标──每天十五双。每天要连走带跳十五个小时。靴子穿合脚以后便送往前线给军官们穿。有人在脱下靴子、放到一边之前，设法在靴垫下面撒上沙子。如果被发现了，就会拉出去绞死。绞架就设在操场的一角，不大显眼。一天绞死的人不超过两个。除绞架外，还有实验室，每天总要失踪两三个人。有几个人挺不住发疯了，结果被拖走了。在我待的那段时间，只有一个人向弗拉索夫匪徒屈膝讨饶。
晚上，我们一躺到硬板床上，那个年轻海员便开始念叨起比利时来。他在那里和游击队一起活动，住在阿登高原。他说一个老本堂神甫经常帮助逃亡者，有很多人都逃到了法国。那里有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由苏联人组成的游击兵团。他讲话快极了，就象已经病入膏肓，快要咽气似的。他是糊里糊涂被捕的：去找本堂神甫取粮食，在路边被抓住了。现在这里逼他交出接头暗号，特别是俄国游击队的驻地。年轻水手就是不张嘴，所以他头发全白了。他和我一样才二十来岁。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白天淘粪和打扫厕所，晚上给四、五个人讲苏联文学。他“讲课”时总是半闭着眼，也不知道他是否看见了我们这些专心致志的听众。他的嗓音低哑柔和，与他那四方脸和塌陷的面颊很不相称；他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两道淡黄色的翘眉毛。
“曼德尔施塔姆比任何人都希望理解和调整周围世界，”副教授讲道。“他的诗中活跃着一种向心力。他将寂静与纺车相比。他以此去猜度一个非理性的概念：在这之后，寂静可以用手触摸到，它变成了人人熟悉的东西──纺车。要真正理解曼德尔施塔姆，必须爱荷马。你们记得荷马的作品吗？”
没有人吱声。水手喘着粗气，用纤细的手指挠了挠脖子。
“我们学校刚开始学古希腊文学，”我小声说，“这里又打仗。没来得及学。”
“你在哪个学校上学？”
“戏剧学校，导演专业。”
“学校在什么地方？”
我说了地址。
“啊，上帝，我就住在附近呀。唉，这一切都多么遥远而又一去不返啊！谁教你们文学？是巴别内舍夫吧？”
“不是。是瓦西里恰夫卡，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
“等等，等等，他好象还在文史哲研究所上课吧？”
“没有。他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艺术学校教书。”
有人发话了：“你接着讲吧，教授，地址以后再打听。”
“好，好……请原谅……我们讲到曼德尔施塔姆和他对哲学术语‘寂静’的发现。我现在给你们背诵一段他的诗。让我想想……想想……”
在那间白色的房子里
寂静就象纺车，
散发出醋、油漆
和地窖里酸酒的气味。
记得吗，在那幢希腊房子里
人人钟爱的妻子……
不是海伦，是另一个……
曾久久地刺绣……
看到了吧，这里的一切都是身边每天碰到的东西：醋、油漆，地窖，酸酒。然而，在思考俄罗斯这样一类宏大的概念时，诗人也能找到形象的具体表现形式：
庞大有如船坞中的铁甲舰
俄罗斯正在沉重地喘息。
于是你一下子就能看清并理解了满身疮痍的，在沉默、高大的船坞包围中的俄罗斯……再听下面一首──不过有些地方我记不大清了：
世纪这只捕狼的猎犬向我扑来，
但依照血缘我并不是狼。
还是把我当成一顶帽子，
塞进西伯利亚原野的
暖融融的皮袄袖筒里。
在那里，叶尼赛河川流不息，
松树伸向苍天的星斗──在那里
我是人！依照血缘我不是狼！
只有同类才能杀死我！”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他有点吹嘘，其实他父亲只有一本这位诗人的诗集。
不知是谁小声地、痛苦地说道：
“是的……这里又是谁在残杀我们呢？是同类吗？是人吗？”
“我还是要请教一下曼德尔施塔姆。请听：
我不会象只白色粉蛾
把借用的遗骸复归大地，
我希望，会思考的躯体，
有脊椎骨的、烧焦的躯体，
意识到自身长度的躯体，
变为街道，变为国家！
年轻水手悄声说：“绞死和烧死──并不意味着消灭，一点不错。我真想活到这样一天：大地上将有一条以我的名义命名的街。”
“应该说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副教授纠正道。
“以我的名义命名的街。”水手坚持。
“不准闲聊！”看守吼道。
回复 引用 TOP
plys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plys 当前离线
UID384 帖子9285 精华0 积分3535 书香7 品 青蚨3465 文 阅读权限70 在线时间912 小时 注册时间2008-9-10
最后登录2010-3-12
进士
UID384 帖子9285 精华0 积分3535 书香7 品 青蚨3465 文 阅读权限70 在线时间912 小时 注册时间2008-9-10
最后登录2010-3-12 10#
发表于 2008-10-1 01:21 | 只看该作者 第九章 科利亚和斯捷潘
一片寂静，就象一架纺车。令人惊异。寂静不可能离开把它挤走的声音。在我们这里就是人们的呼吸。而在那里，在白色房子里，就是一架纺车。
“你叫什么名字？”副教授问。
“斯捷潘。”
“我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姓什么？”
“波格丹诺夫。”
“你是音乐评论家瓦西里·波格丹诺夫的亲戚吧？”
“不是，我父亲是国内战争时期的残废军人。也叫斯捷潘。他失去了一条腿……”
“现在那边似乎好过些了。我的家也在那边。妻子和两个女儿。你住在什么地方？”
“乌萨切夫卡，７号楼。”
“我刚从莫尔恰诺夫卡搬过来。晚上走在街上，高腰套靴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月光皎洁，窗内散发着暖气，情侣们躲在大门附近。人们不会珍惜和平，总是折腾，争论，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记得，我有时感到吃惊──我觉察到时间的存在，它就象一道山间溪流，在我身旁。我是个兼职者：上午在大学，晚上在国家安全学校任教……”
“你？！”
“是的，那又怎样呢？”
“没什么，他们指控我，说我是空投到这里的间谍，说我是从安全学校毕业的……”
“那你？你……”
“问题就在于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从马利亚矿区逃出来的，那儿有一座苦役集中营，专门关于受惩戒的军人。我逃过三次，两次当场被抓，第三次成功了，可是又被抓住了。要是我说出马利亚矿区的事，就会把我送回去。那就意味着绞架，我背上刺有标记。”
“可怜，可怜……到了夏天，我们常到克利亚茨马的别墅去。晚上，一阵小雨过后，我们走出车站，地段上播放着留声机，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笑着，一切都如此平静，如此合理──天哪，多好！我一九三七年买了一座小别墅……早晨
“来，阳光洒满房间，红色的松树散发出蜂蜜的芳香，鸟儿悦耳地啼啭。你来到阳台上，夜里下过一场雨，形成一个个小水洼，阳光照在上面闪烁反光，刺得眼睛睁不开……”
听他讲话叫人心里甜丝丝的，因为副教授讲述的时候就象他看见了这一切，仿佛亲临其境似的；同时听他讲话也叫人痛苦，因为他的话使人变得软弱、柔和、忧伤，你会情不自禁地去想：你正在毫无意义地忍受痛苦，你永远不可能再看到绿色的清晨，散发着蜂蜜芳香的松树，雨后阳台上的小水洼。
副教授开始沉默，并把身子转到墙边。年轻水手在我耳边悄声说：
“听我说，应该逃跑，咱们会死在这里的，白白地死在这里的。从这里一天就能走到比利时，我是徒步被他们押送到这儿来的。按照星星的方向往西走。比利时有个老头儿，人好极了，是他们的本堂神甫，他会把咱们藏起来的。”
“怎么能逃走呢？这里有卫兵，周围一片漆黑，围墙比营房还高，别说傻话了。从这儿是逃不脱的。应该想想怎样在这里活下去。”
“一天到晚嘟嘟哝哝，非憋死不可。”年轻水手说。“只有副教授一个人能在这儿活下去，而别的那些干苦力的人再活上个把月就该进火葬场了。你闻到又甜又腥的味道了吧？这时夜里正在点炉子烧人。可以撑竿越过围墙，一过围墙撒腿就跑。我是白天被押送来的，我把沿路情况都记下来了。”
副教授的背突然晃动起来，就象在不停地打嗝儿.
“你怎么啦，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唉，别管我，看在上帝份上！”他哭泣着说。“别管我！”
“别这样……我们的人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安慰他说。“我在狱中听说希特勒在列宁格勒城下吃了败仗，他们正在拼命地逃跑……”
“别说了！我讨厌听这类东西。这时谁告诉你的？！”
“一个难友……”
“难友，难友！你听着，一切全完了！我们的祖国被蹂躏，家庭被践踏，文化被催残！可我们这里俄国人跟俄国人干架，找不到共同的语言，不能为了我们的生活目标，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唯一祖国而彼此谅解！”
“我和帕尔·帕雷奇有着不同的祖国。”
“和哪个帕尔·帕雷奇？”
“负责审查我的侦查官。”
“残忍之徒到处都有。”
“这话对。”
“唉，斯捷潘，斯捷潘，我多想到家里待上哪怕一分钟，在自己的书房走一圈，摸摸我的书，抚爱一下亲人的面颊……然后再回来，哪怕一直待到死……”
夜里营房被警报惊醒了，我们连衣服也没穿就被赶到了操场。不过弗拉索夫匪徒的院子不叫操场，也不象马利亚矿区的大门上挂着“工作使人自由”的牌子。在院子里我们排成四行一队，然后命令我们朝大门跑去。在那里，党卫军分子手提木棍，弗拉索夫匪徒手持皮鞭站成两排。
“快！快！”卫兵吼叫道。
走在前面的几排人在弗拉索夫匪徒前突然停了下来──那些匪徒一边狂笑一边挥舞着皮鞭。走在后面的人却往前挤，因为他们也在挨打。结果，我们的队伍就象一个活的机体，自己推着自己向大门移动。
在大门那里等待我们的是一场“血战”。可以听到沉重的喘息声和几百只脚均匀地踏动声。
弗拉索夫匪徒驱赶后面几排人群的吼叫声在这气氛紧张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可怖，以致有的囚犯抑制不住，竟然歇斯底理地用同样高的调门尖叫起来。
“血战”开始了。站在大门两旁的弗拉索夫匪徒朝前面几排人群扑去，逼他们通过自己这道“关口”。大门外是火葬场的狭小地带。党卫军分子和弗拉索夫匪徒组成一条人廊，用铅条、皮鞭，木棍毒打我们。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是保护脑袋。人们用手臂挡住脑袋，弗拉索夫匪徒吼叫着，狂笑着，抽打着。
跑在我面前的而是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他那两只尖削的胳臂肘紧贴在肋骨上，脑袋向后仰着，嘴里不停地喊：“先生们，停停，先生们！先生们，停停呀，要分辨清楚呀！”
探照灯亮了。在惨白的灯光中，我们这些身穿条状号衣、剃了光头、赤脚走在融雪上的囚徒，就象来自被遗忘的童话中那些给人带来灾难的不祥人物，连我们满脸的鲜血也不象是红色的。此时此刻它们是黑色的，如同油漆木板的清漆。
这天早晨我坐在帕尔·帕雷奇的办公室里。他没有来。
现在是瓦西里·伊万维奇坐在他的座位上。他偶尔懒洋洋地向我提一些问题，诸如：“你的智齿疼过没有？”、“你用过桦树菌浸液治过烧伤没有？”
我总是停顿半天才回答，仔细考虑其中有没有圈套？
有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唉声叹气，摸着自己的脉搏，紧闭嘴唇，懊恼地摇着头，流露出内心的恐惧。
“昨天喝多了，”他说。“我的血压很高。尤其是低亚。忽高忽低。可是我们这里的庸医除了淋病什么病也不会治。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
他端详了一阵剔过的指甲，把指甲往上衣翻领上擦了擦，说：“就是这么回事，斯捷潘·波格丹诺夫同志。”
我的脸显然一下子变了颜色，因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发出一阵狂笑，笑得那么得意，那么富有感染力，那么开心，似乎这辈子他还没见过更可笑更快活的事情。
“怎么样？想起马利亚矿区了吧，斯捷普什卡？”神情愉快、面带笑容的帕尔·帕雷奇从门坎那边朝我喊道。
“完了，”我平静地想道。“现在全完了。他们从矿区收到了我的材料。这意味着，两天后就会把我绞死。也许不是两天，而是三天，因为马利亚矿区在亚琛，把我押送到那里需要三天。”
“你受了多少罪呀，”走进来的帕尔·帕雷奇继续说道。“值得吗？”
“值得，值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替我答道。“他这么做良心上平静点，在自己面前可以显得很英俊，就象马戏演员站在排练场的圆屋顶下一样。喂，怎么样，到了现在还想继续捉迷藏吗？又不张嘴了？交通费我们还是有的，我们可以马上把你送走。你张嘴也好，不张嘴也好，到了那里会马上把你认出来的。”
“你们到底要我做什么？”
“不是做什么，是干什么。还是个演员，是个文化人呢，连话都说不地道。”
我仿佛被人用脸盆照头上砸了一下──脑袋嗡嗡响了起来。他们怎么知道我是演员呢？连集中营和马利亚矿区的档案里也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别把眼睛瞪那么圆，”帕尔·帕雷奇微笑着说。“我们现在对你的情况全都清楚，囚徒。”
“好啦，别再充好汉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总结道，“现在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要是想活，就可以活下去，要是活够了，就别开口。你已经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对你的底细已经一清二楚。你要是想活，就得用盖世太保给你起的名字，到麦克风前去讲契卡的内幕，并向英勇的红军战士讲述你为什么一脱掉契卡的法衣，换上弗拉索夫中将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的军服。听懂了吗？”
“不全懂。”
“我可以讲具体点。你将扮演一个向我方投诚的契卡分子的角色，将为你编一套假履历──非常动人的假履历。你要为他们的诉讼案提供证词，他们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就是这些。”
“不行。”
“会行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以你的背叛行为去糟蹋你的父亲。乌萨切夫卡，７号楼，波格丹诺夫·斯捷潘，国内战争的无腿残废军人和红军英雄。”
我一下子醒悟了──副教授！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是他！不会是别人！一双小小的蓝眼睛，淡黄色的翘眉毛，一副高尚而忧伤的样子──除了他，还有谁？！因为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些情况！我太傻了！听到几句家乡话就控制不住了！我恨德国人吗？那又该怎样对待俄国人呢？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不是德国人，他，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
“你好好舒口气，”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认真地劝导我，“不要冒火。赌输了冒火最危险。好，你来翻翻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五十八条款通俗地解释了应如何对付背叛祖国者，即投诚者的家属。我们有你的照片，再往上画顶军帽，描几道伤痕，附上一篇文章：‘亲爱的父亲！我现在仿佛看到了你正在莫斯科乌萨切夫卡７号楼咱家的住宅里──一个被红军抛弃的、失去一条腿的国内战争残废军人。在这里，在俄罗斯解放军的队伍中，我正与奴役我们祖国的共党分子和犹太人进行斗争！士兵朋友们！到我们队伍中来吧！’等等，等等。我不负责写文章，我们有专人干这种事，写的就象爱伦堡的散文一样漂亮：你可以不相信，可是要掉泪。”
“让我考虑考虑，”我沉默很长时间后才说。我知道该怎么办。回到营房去，扼死副教授。他是个叛徒，他不该活下去。
“你就在这里考虑吧，囚徒，”帕尔·帕雷奇说道。
“不行，这个问题太严肃了，我在这里没法考虑。”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小声地、谨慎地笑了起来。
“不行，”他边笑边说道，“不行，斯捷潘，你的花招骗不了人……我们不会让自己的朋友受委屈的，你要记住这一点。”
“他早就在你们这儿了吗？”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吗？早就在这儿了。一年了。”
“你们的人昨天对他也没放过……”
“没关系，今天我们再好好款待他。”
“你们为什么不放了他？你们不是也象对我一样放他走的吗？”
“你与他相比有一个优势，囚徒，”帕尔·帕雷奇说，“你年轻，他老了，在现今时代他已经没什么大用了。只有能跑动、能从泥泞中拖出大炮的士兵才受到器重。”
“还是放我到营房去吧。给我一天时间。我难道跑得了吗？”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翻了一页日历，用红铅笔写上：“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演员。”
“好吧，”他答应道，“不过，为了防备你惹事，我们把你关到单人囚房待一天，你可以在那里仔细想想。”
“单身囚房就在禁区那，”帕尔·帕雷奇微笑着说，“就在禁区内。”
“你得放老实点，”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最好说，“你对我们并不重要。盖世太保看中了你。连我们也不理解，真的。他们这些欧洲人都是一板一眼的，是不许可乱来的，只要他们决定了，你就得执行。他们说不定早已把你忘了，象你这种人难道还少吗？可是命令如山倒，谁敢不执行。那个谢尔盖干得还不错吧？他替我们整治了很多人！囚徒们都喜欢知识分子：他用诗歌缓解你们心灵的重负，你们要是没有诗歌，就会象个聋子一样忘乎所以。”
“把刑法典给我看看，”我要求道。
“拿去吧。驱逐出境和剥夺权利。他们会找到照片的。囚车会开到你父亲那里去，这是千真万确的。”
斯捷潘点了支烟，啐了口唾沫，叹了口气，又长时间地沉默起来。
“我被关在单人囚室内，”他小声地，嗓音有点嘶哑地对科利亚说道。
“那里静极了，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在高处，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扇拦着铁栅的小窗。我透过小窗只能看到一片天空。天空呈黑灰色。后来天空变成了黑色，当夜幕降临、月亮升起之后，它又变成了白色，仿佛处于弧光灯照射之下。”
“我已经什么也不能想了。我身上的一切都凝滞了，变得沉重了，非我所有了。我感到了十根手指头的重量，一条腿冰凉冰凉的，似乎有一百公斤重。我恨我的前额──那样纤细和突出，它上面的皮肤也不老实，总是动来动去，而在这层松驰的皮肤和薄薄的额骨里面（医学院的学生们用头盖骨做成漂亮的烟碟），是一团灰红色的脑浆。人们教诲我们，要为我们作为人而感到骄傲，也就是说我们不同于动物，善于思考，善于理解，理解之后善于做出决定。头脑可以感受一切并理解一切，它是我的躯体的万能的主人，但是它却帮不了我的忙，知识每秒钟不停地记录下在我内心不断增长的恐惧，而我却一筹莫展。
时间停止不动了。天空颜色的变幻全是胡说和蠢话。时间不复存在。天快亮了。他们将把我带走，他们将重新开始小声谈笑，剔指甲，摸肚子，强迫我出卖父亲，使他蒙受一个叛徒的家庭成员的耻辱，而我丝毫不怀疑他们是一定要这么干的。他们是一群野兽。只有子弹和绞索才能救自己，从而拜托这群野兽。”
“当一种不相干的声音传入囚室后，时间才又回到了我的身旁。那是一种尖细的声音，象蚊子哼哼丝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哦，已经不是蚊子叫了，已经是飞机的声音了。飞机多极了──我是根据他们那单调的、不断增强的吼声来判断的。”
“小时候我喜欢用蜡泥做各种颜色的飞机。我为它们装备了长长的蜡泥炸弹，同时我又用圆形的蜡泥炮弹轰击飞机场，防止它们去轰炸萨什卡用火柴盒和染成各种颜色的纸板为我拼成的城市。”
“现在，透过小小的窗洞，我在白色的夜空上看到了十架飞得很高很高的飞机。它们显得很小，比我的蜡泥飞机还小。它们就象识字课本上的句点。可是句点开始变成墨污，墨污变成甲虫，甲虫变成飞鸟，飞鸟变成吼叫的轰炸机，接着便从我的眼前消失了，而在它们刚才经过的地方掀起了一堆白色的烟雾。飞机到哪儿去了？也许它们没来得及退出俯冲，就用它们白色的头部扎进了土里……”
“我被这无色的、黄色的、红色的、黑色的尘土的爆炸弄得耳聋目眩。这一切只占了一秒钟的时间，但却永远印在了我的脑际。起初是无色的爆炸。当囚室的一面墙倒塌时，便成了黄色、红色、黑色和尘土。待尘土落下之后，我看到了远方绿色的林带、田野。其它什么也看不到。在我的头上又有轰炸机向下俯冲，当它们已经很低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个黑点从机翼斜坠下来。黑点变成了一支支平落下来的铅笔，随后便消失了，接着我被掀到半空中，摔在墙上，一股刺鼻的焦味朝我袭来。然后我就被周围响起的隆隆声震得耳聋目眩了。”
“应该离开这地方，”我突然平静而清晰地想了起来。“它们现在对我毫无办法，它们正躲在防空洞里。”
“我从一堆堆滚烫的碎砖上面跳过去，在不远的地方看到正在燃烧的兵营以及距炸毁的监狱二十步远正在喊叫的黑黝黝的集中营。耸立在夜色中的几座炮楼上看不到一个人。我脱掉条状囚衣，弯腰朝一片树林跑去。我们被他们变成了野兽：立刻朝树林跑去，这已经成了本能，就象狼一样。”
“我踩到躺在林边的一具尸体上。我跪下来，在隆隆的爆炸声中，我一边幸福地哭着，一边扒掉死者身上的衣服，穿到了自己身上（靴子太小，帽子也戴不上），然后低低地弯下身，向林中飞跑过去。在我的身后是大火、轰鸣，在一阵阵爆炸声的间歇中，从集中营传来兴奋的喊叫声，仿佛邻居正在举行婚礼一般……我走了整整十天才来到这里……这就是我的故事，萨尼亚……”
他们回到安置营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科利亚背着睡着了的斯捷潘。
为了不引人注目，他唱着弗拉索夫匪帮的军歌，声音不大，但可以让由弗拉索夫匪帮组成的卫队听到。一个卫兵回过头问：“喝醉了？”
“有点。”
“别在营房里吵闹，叫德国人知道了可不是好玩的。”
“我们不出声了，老兄，”科利亚许诺道。“我们睡到明天就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