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把五均、赊贷作为新朝的城市经济政策。五均是由政府对工商业经营进行管理，对物价进行控制。五均主要在几个主要城市执行，称作“五均市”，设置了五均官。原长安“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的“市长”改称五均司市师，市师下面设立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在这些城市中，洛阳为中市、邯郸为北市、临淄为东市、宛为南市、成都为西市，长安原有的东、西两市，东市改称京市，西市改称畿市。五均市推行的主要经济措施有三条：
一、评定物价。各市以四季的中间一月的商品价格为基础，根据每种商品的质量定出上、中、下三种标准价格。如果市场流通的商品超过标准价格，国家就按标准价格抛售所掌握的货物，如果低于标准价格，则允许自由买卖。这样做的目的是平抑物价。
二、以成本价收购那些滞销的主要民用商品，使生产者不致受损失。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生产者的积极性，也防止一窝蜂似地转产那些畅销商品，从而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三、经营赊、贷两种经济活动。赊是借钱给城市居民作非生产性的消费之用，如祭祀祖先或办理丧事等。赊是不收利息的，但必须按期归还，祭把不超过十天，丧事不超过三个月。贷是借钱给小工商业者用于生产，收利息，年息十分之一，或月息百分之三。
六管，是指对六个方面的工商业经济活动进行政府管制，它包括了五均、赊贷，或者说，是在五均、赊贷的基础上，或继承旧制，或损益创新，最后总汇而成的经济政策。
具体说，是盐、铁、酒由政府专卖，铜冶钱布由国家铸造，名山大泽由国家管理，五均、赊贷由政府办理。
王莽实行六管的理由是：
“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
按说王莽是有些眼力的，的确，所有这些需要管制的物品或经济活动，都是人民日常生活不可须臾或缺的。豪民富商因此常以此作为剥削贫民的手段，由国家加以管制是完全必要的。从王莽的本意看，五均六管政策的目的，是抑制富商大贾过分的盘剥。但实行中却出了毛病。
被王莽任用来主持五均六管的官员，大部分是原来的大工商主。如临淄的姓伟（他是以姓为姓，以伟为名，也算是个怪姓），拥有家资五千万，还有洛阳张长叔、薛子仲等人，家资都在千万以上，这些人都大摇大摆地脐身朝堂，成了掌管六管的“羲和命士”。汉初不许工商业者做官的禁令被打破。这些人的发家，本来就离不开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贱买贵卖和放高利贷，如今成了朝廷命官，就更是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中饱私囊。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把好好一本经，愣是给念歪了。在他们手里，五均成了官僚、富豪互相勾结贱买贵卖从中渔利的手段，六管成了他们千方百计剥削劳动人民的尚方宝剑。
当然，六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或者说“太完善”，太烦琐，也使这项制度弊病越来越多。仅以税收为例，名目之繁多，就快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就是说要自动去申报收入，定期纳税。
“又可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廓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就是说，有田不耕种、有宅院不种树种菜的，称为不殖或不毛，都要出三个人的份于钱，而逛荡不干活儿的胡同串子也不行，要出一匹布的“夫钱”，交不出来的，要用劳役来抵，当然由官府管吃管穿。
“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纫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视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在之县官，降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这个范围就更广了，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覆盖在内了。而已要求自行申报，不报或报而不实企图偷税漏税的，没收劳动所得，本人还得为官府服一年的劳役。——这一条应当让今天有些大腕们看看，让他们当心点儿。
到了后来，五均六管的毛病越来越多，惩罚也越来越严，几乎招来了全社会的反对，“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弄得老百姓一举手一投足就要触犯禁条，田也没法种了，布也没法织了，干旱蝗灾也一起跟着裹乱。直到这时，王莽才不能不承认五均六管的失败，下诏废止六管之法。而这时候，离王莽为大新王朝殉葬也只剩下一年了。在王莽所有的新政中，五均六管的实行时间最长，一来，是这个政策遇到的阻力并不象王田奴婢政策遇到的那么大，二来，五均六管也的确是新朝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舍不得那么轻易放弃。
在王莽众多的新政中，币制改革是最混乱最荒唐也是最糟糕的一种了。从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宣布第一次币制改革开始，直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的十多年间，他四次下诏改革币制，五次下诏重申改革币制和禁止民间私铸货币的严酷刑法，比三令五申还多呢。
居摄二年五月，五莽下令在当时流通的五铢钱之外，另增发三种货币：大泉，重十二铢，每枚值五十钱；契刀，每枚值五百；错刀，每枚值五千，同时还宣布黄金国有，列侯以下不得私藏黄金，有黄金的，全都上交御府兑换，取得相应的代价——不过这个代价一直没能兑现。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第二次宣布改革币制，不过这一次的政治色彩明显地掩盖了经济色彩：
“予担任宰衡和居摄的时候，深切忧虑过民间传说的‘大汉有三七之厄’的说法，想法设法去辅佐刘家延长汉朝政权的寿命，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推出了金刀货币，希望有益于大汉。然而，当年孔子《春秋》写到鲁哀公十四年就搁笔了，与之巧合，前朝哀帝也是十四年。汉朝的寿命已经到了尽头，怎么救也是没救。上天显赫威灵，新朝的命运应当兴起，予才接受了国家统治权。如今百姓都说，是上天革除汉朝，建立新朝，抛弃刘家，振兴王家。既然抛弃刘家，正月佩戴的饰物‘刚卯’，和上次推出的货币‘金刀’，就不应当再用了，卯、金、刀，不正好组成一个刘宇吗？”
这还带拆字儿的！
繁体刘字是左上一个卯、左下一个金，右边儿一个立刀儿。幸亏那阵儿用的是繁体字，要是简化字啊，削铅笔的刀都不让用了，文刀刘嘛！
那一次，除了废止了金刀，还决定改铸直径六分、重一铢的小钱，上面铸有“小钱值一”字样，跟以前的“大钱五十”同时流通。
有人琢磨歪招儿：
“小钱重一铢，一枚一钱，大钱重十二铢，一枚五十，我要是弄它十二枚小钱，不就能铸成一枚大钱吗？五十减十二得三十八，刨去炭跟人工一切成本，改铸一枚大钱我就干赚三十多钱，这不他妈发了嘛！”
王莽早防着呢！宣布民间不得私藏铜、炭，以防伪造。
为了彻底排除五铢钱的流通，强制推行新货币，不久王莽下令，所有私藏前朝五铢钱，说大钱要废止的，参照反对王田制的惩罚，处以流放的刑法。
第三次币制改革是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初：
“人民把粮食看作性命，把货币看作生活的需要，因此，《书经·洪范》在叙述八政的时候，是按食（粮食）、货（货币）、祭祀（孝道）、司空（制造和建设）、司徒（教化）、司寇（刑狱）、宾（朝觐会见）、师（军事）的顺序排列的。货币如果都是贵重的，那么零用起来就不方便；如果都是轻贱的，那么运输携带就太麻烦。应当有轻、有重，有大、有小，那用起来就方便多了，老百姓也一定欢迎。”
道理倒是站得住脚，可实际上，这次的改革却是最荒唐的一次。王莽规定，这次实行的叫“宝货制”，宝货分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指五种不同的币材：金、银、铜、龟、贝。六名指六大类货币：黄金、银货、龟宝、贝货、布货、泉货。五种币材、六大类货币交织组合，形成了二十八品即二十八种宝货，每种的具体名称和价值如下；
一、泉货六品：
1．小泉，重一铢，每枚值一；
2．幺泉，重三铢，每枚值十；
3．幼泉，重五铢，每枚值二十；
4．中泉，重七铢，每枚值三十；
5．壮泉，重九铢，每枚值四十；
6．大泉，重十二铢，每枚值五十。
二、黄金一品：
7．黄金，每斤值一万。
三、银货二品；
8．普通银，八两为一流，每流值一千；
9．朱提银．每流值一千五百八十。
四、龟宝四品：
10．子龟，五寸以上，每个值一百；
11．侯龟，七寸以上，每个值三百；
12．公龟，九寸，每个值五百；
13．元龟，一尺二寸，每个值二千一百六十。
五、贝货五品：
14．贝，一寸二分以下，每个值三；
15．小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每朋值十；
16．幺贝，二寸四分以上，每朋值三十；
17．壮贝，三寸六分以上，每朋值五十；
18．大贝，四寸八分以上，每朋值二百一十六。
六、布货十品：
19．小布，重十五铢，每枚值一百；
20．幺布，重十六铢，每枚值二百；
21．幼布，重十七铢，每枚值三百：
22．厚布，重十八铢，每枚值四百；
23．差布，重十九铢，每枚值五百；
24．中布，重二十铢，每枚值六百；
25．壮布，重二十一铢，每枚值七百；
26．弟布，重二十二铢，每枚值八百；
27．次布，重二十三铢，每枚值九百；
28．大布，重一两（二十四铢），每枚值一千。
哎哟，累死我了！列位，您都记得住吗？整个儿一个古代钱币大展览！这么乱的币制，您说怎么行得通？
行不通也得行，王莽规定，有私自铸钱者严惩不贷，实行连坐法，一家铸钱，五家连坐，全都没入为官奴婢。吏民人等出门几，要携带布钱作为通行证的副证，对于不携带的人，饭店和旅馆不得让他住宿，关卡和渡口要盘问、留难。就连公卿大臣，也要携带它才能进入宫殿。没“钱”寸步难行这句老话，就是由那阵儿留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