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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鹰派”帽子套不住戴旭
倪乐雄
前一阵子，香港媒体称戴旭上校为中国头号鹰派人物，鹰派人物在公众印象里总是鲁莽、强硬、不知变通、一味进攻的符号。比如小美国的小布什总统，和他执政团队中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等。国内某些人似乎也被戴上校坦率而咄咄逼人的姿态所感染，似乎认同这种评价，其实这很大程度上是对戴旭的误解。读过《Ｃ形包围》中“中国国家战略定位与军事变革”一文后，你会发现戴旭对国家大战略的思考非常严肃、冷静、客观、实在、精到，丝毫不受他天赋中诗人激情和尚武倾向的影响，他是一个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对现实审时度势后知道中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现实主义者。我非常欣赏他的判断：“如果实施顺利……那么２０６０年以后，可以提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到２２世纪，如果中国运气继续好，别人运气特别差的时候，可以提出执行世界和平使命的问题。”我觉得将来能否验证他的判断是次要的，这种历史直觉和悟性对一个搞大战略的人特别的重要，在国家大战略问题上，他比所有的人都慎重、务实、低调，一个简单的“鹰派”帽子套不住戴旭。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看戴旭咄咄逼人的观点，就很清楚，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姿态，他仅仅是主张用战术进攻作为战略防御工具的、并且非常清楚进退底线的“鹰派”。
尽管他对今后１００年中国崛起（如果不翻车的话）的图景描绘只是清晰的轮廓，但却是迄今为之我看到的最有说服力、且有实实在在内容的描绘。反观一些在一流高等学府和研究院大谈中国崛起的“专家学者”，除了泛泛而论，摆弄几下ＧＤＰ，对中国的崛起连个大致轮廓都不清楚，更谈不上实实在在的内容。有人要么盲目地主张陆权，要么自封世界军事老二，由于对历史尤其近代史缺乏真正的研究，他们看不到伴随国家崛起而来的危险因素，他们掌握着雄厚的学术资源，盘踞在学术高地，做着很快赶上美国的白日梦，运用话语霸权忽悠着国家决策层和芸芸众生，他们其实充其量不过是蒋干式的人物。他们谈论中国崛起实际上是赶学术时髦，是一种“学术起哄”。
美国的政治家不会贸然与中国开战，因为商业时代的人们都精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但这并不妨碍军事部门对潜在的对手作军事准备，以防万一，“Ｃ形包围”就是这种“安全困境”规律下的产物，也许永远不会开打，但需在战略上抢占有利“地形”，预设“阵地”。“Ｃ形包围”也就如此而已。它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国家总体战略的辅助部分，配合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使中国扮演美国所喜欢的角色。在国家间交往中，军事威慑力往往是幕后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中国也需针锋相对，即便一百年打不起来，也要寻找有效的“破阵”之策，这是每个国家军方的本职工作，不然养着他们干嘛？戴旭先生所思所虑大概不出这个范围，不必大惊小怪。
不过，一进入专业领域，军事话语体系里自然充满了火药味。比如，从军事上的战略势态看，美军进入中亚地区后，中国已经处于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原来在太平洋一面接敌，有着广阔的中部与西部战略纵深，这种优势已经丧失。加上以隐性的、远距离空中打击为主，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在现代高科技时代被大大压缩。另外，还可以发现美国已经完成了对中国实施海陆两个方向同时打击态势，美国还具备在海上扼住中国生命线的强大能力，等等，一旦中美翻脸，我们形势不容乐观。怎么办？唯一能够抢的先机的办法就是发展军事高科技的优势，如果中美军事技术优劣反过来，“Ｃ形包围”就变成送上门来讨打。因为自古以来，谁见过弱者以包围姿态逼近强者？
支撑军事高科技的是国家的科技产业。这又涉及到国家的总体战略是否正确。很简单，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富强，科技产业水准决定军事技术水准，凡是妨碍科技产业发展的产业战略选择都是错误的，于是，房地产绑架国家物资到精神的现象自然受到猛烈的抨击。目前许多人把ＧＤＰ奉如神明，好像它上去了，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真是荒谬绝伦。其实ＧＤＰ既能强国，也能亡国，关键是如何把ＧＤＰ转换成强大的国防力量，我们文化基因里似乎缺乏这种转换机制，除了汉唐盛世转换得不错，其他朝代ＧＤＰ往往转换成贫富差距、内耗不断、大兴土木、贪图享乐、纸醉金迷、军备松弛、丧失尚武精神的催化剂。
戴旭眼光锋利，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看问题刀刀见血，陆军空中化、御敌于国门之外、八千里外战争拦截线，让研究了一辈子游击战争、人民战争的人目瞪口呆。他在批判陈腐观点毫无留情当仁不让，不过有时也很谦虚，说自己不是正宗的学者。但那些在象牙之塔的“正宗学者”，在概念和术语的学术八卦阵里转悠几十年后仍然说不清楚、甚至说反了的问题，他一、两个比喻就表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戴旭最大的思维特点，也是对高头讲堂上正襟危坐、用概念掩饰无知、用官员掩饰平庸的“正宗学者”的讽刺。
看完戴旭的书，我有一种预感，五十年后我们这个时代一大批专家学者所言所行会成为子孙们的笑料，就像我们现在看“文革”时期社科领域涌现出来的人物一样。我在新华社的一位同学十多年前曾私下里，用刻薄的言辞抨击一些社科领域的学术混子，“我看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后发现，他们活着就是糟蹋粮食。”当时我深感畏惧，从此常以同学之言为戒，战战兢兢地搞研究，生怕成为“糟蹋粮食”的一员”。我想后世看戴旭，一定不会认为他是糟蹋粮食的人。多半会认为他是个生不逢时人。
２０１０年元月１４日 于上海寓中
戴旭：中国需要第二次“开眼看世界”
中国需要第二次“开眼看世界”
我非常同意乔良将军的一个说法：我们国家没有国家战略。再往下延伸，也就没有军事战略，所有的行业发展也都没有战略，我们可以从很多具体的方面感受到这一点。古人说，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不能谋万世的不能谋一时。我们有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是没有战略的表现。中国没有战略不应该，所有大国当中已经改革崛起的，都有国家战略。中国已经摸着石头过河失败了一次，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战略文化、没有战略意识，导致了不仅是中国的普通国民，就是精英学者也这样，盲目地说中国如何如何强大。
前不久社科院公布了一个军力报告，中国军力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世界第七。国力第七，军力怎么可能是第二呢？军力就是穿着军装的国力，这种评价反映了目前这些人的评价体系的盲目，这个盲目来源于国家根本没有战略。
再说我们的学者也在那儿说，我们GDP是世界第二，我们和美国是世界第二强国和第一强国的关系。我后来写了一篇长文反击这个观点，我说GDP不是判断一个大国的标志，按照一个世界最著名经济学家的分析，清朝以前，中国GDP两千年一直保持世界第一，在清朝还是世界第一，这个第一到什么程度呢？相当于今天的美国，33%，占世界的1/3，1840年的时候，英国占5%。我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GDP比英国多6倍，中国不去瓜分英国，而被英国瓜分了？1894年，中国的GDP比日本多5倍，你为什么不把日本打败，把琉球拿回来，中国反而被日本打败了？这些问题，他们统统回答不上来，只知道闷头说GDP。
今天，我们不应该仅从地缘的角度考虑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把国家拟人化，因为人活在时间和空间当中，国家也是一样，拿破仑说过，所谓战略不过就是空间和时间的艺术。
战争不一定都通过军队来进行，不一定都是军事，孙子说上兵伐谋，第四个阶段才动军队。我们现在理解，大国之间没有战争，其实战争天天都在进行，没有战争，苏联怎么解体的？战争不一定就是开枪，开枪是最没有用的战争，那是最后一个象征性的，我们要用更宏观的思维、更宏观的视野思考国家的问题。比如你的外汇就等于你国家的兵力，美国也是在用它的经济力量，在用它的技术力量征服全世界。我们今天的金融呢？我们庞大的外汇大军被美国歼灭，不仅歼灭，整体俘虏，美国用我们中国的钱，到中国来，收购中国的企业，控制中国的农业，控制中国的银行，28个方面的行业，控制中国21个，用你的钱控制你的国家。反过来我们用这些钱干什么，进入我们的股市，进入我们的房市，然后再打击中国人民的财富。
具体到丁力先生的作品，我有几个观点，第一，像乔良将军说的一样，是一个里程碑的著作。我觉得它主要是他打破了一个学术的禁区，改变了目前学术理论只能由学术中人写的现状。国家学术界有一个现象，就是学霸，他搞哪个领域的研究，任何人不得碰，你涉及这个领域的问题，他说你是非主流，贬低你压制你。我参加过一些所谓正统的学术会议，几乎没听到什么像样的观点，在我感觉，大部分全是空话、套话，总体来说不是人话。丁力先生打破了这样一个禁区，平常人也可以写这个东西，这个回归了本来面目，“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第二，这样一本书，我认为具有第二次“开眼看世界”的意义。现在我们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大家都在看眼前的东西，整个国家的国民追求眼前的利益，这个时候眼光向内，思维向内，由于国家没有战略，再加上学者不思进取，这样一个乱局当中，如果把国家比作军队，那就是一个没有目的的行军。丁力先生这本书至少是一个瞭望塔，就是给我们中国人一种意识，一种自觉，就是我们应该重新再看一次外部世界是什么样。
最初清朝的时候，出现过一批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在今天，我们又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代。今天我们处于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禁忌中，导致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外部，不知道我们今天外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最近写的一个东西《C型包围》，实际和《地缘大战略》有相似的地方。《C型包围》写的是从日本列岛到蒙古，在我们30年来改革开放的同时，美国也没有闲着，美国做的事情就是沿着所谓的新月型包围圈对中国进行陆地包围，海上包围到日本为止，陆地包围圈从印度展开，一直沿巴基斯坦、阿富汗，到中亚，然后再向蒙古延伸，实际上现在就剩下俄罗斯的东部和朝鲜半岛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围住；随着下一步美朝关系的改善，可能形成进一步对中国不利的结果，那中国就是被O型包围，书的价值就在这儿。中国处于即将被完全合围的包围下，我们很多学者还在做什么大国的梦。我认为他们在做梦，这是一种幻觉，是历史的回光返照。这个时候到底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前途，会面临什么样的危机，这个事情有必要重新看世界，只有看到外部，才能看清自己。
国家也好，个人也好，都是在比较当中才能准确定位自己。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举国一片歌颂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说要在历史和世界的坐标系中定义中国的改革开放，结果所有的地方不给我发表，包括内部学术刊物也不发表。我对比了一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洋务运动的比较，二是中国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然后与美国崛起的比较，与其他大国崛起的比较，但发表不了，这是我们现今学术禁区出现的怪异，他不允许这些东西出现，不允许探讨。丁力先生打破了一个学术禁区，平常人也可以谈大问题，出版社也做了一个好事情，不仅有人写，还有人出版，对与错这个不重要，重要是把声音说出来，可以探讨，可以争鸣，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戴旭（空军上校、军事学者）-----（在《地缘大战略》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程亚文
一个国家承平久了，需要有慷慨悲歌之士出来说几句“反话”，都是中听之言，不太容易使人居安思危。戴旭先生的新书《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里面基本就都是危言，很适合处于“崛起”梦境的中国人好好读一读。
现在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那就是世界正在进入“中国世纪”，与之相应的一种思路，就是“中国崛起”论。最近几年出版的不少国策性书籍，诸如《中国不高兴》之类，全都是以中国已经或者正在“崛起”为前提。主要的理由当然在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GDP这些年来坐飞机般地由地上向天上爬，在接连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后，据说今年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近30年来坚定不移奉行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开展对外贸易，的确使中国一天天胖起来了。这也带来了另外一种理论，就是“相互依赖论”，它说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超级大国间已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为中国与世界的永久和平穿上了防弹衣。
很意外，戴旭不是这样来看。他的《C形包围》不仅指出目前中国谈不上“崛起”，而且认为贸易不可能给中国真正带来和平，因为“近代以来的列强大国，没有一个是靠与别国互通贸易变成世界政治中的一流玩家的。”[①]用一句话来概括，该书戳穿了一个神话，那就是以为中国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只需要通过发展经济、与别国开通贸易往来，就可以获得全面复兴。也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代中国在获得又一次显著的经济增长后，国民生产总值（GDP）在全球经济总量比重的扩大，实际上也使中国再度面临凶险无比的挑战，中国的国家命运并不乐观。
戴旭此谈绝非空穴来风。首先是有历史往鉴可作依据。同治中兴时代的清王朝，其GDP一度占全球总量的17%，远远超出了当下中国的6%，结果却被弹丸小国日本斩于马下；19世纪下半叶的沙皇俄国，也曾长期保持5-8%的经济增长，GDP增速名列世界前茅，但随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沙俄从外国引进的那些生产设备和技术一下就暴露出了花拳锈脚的底色。这两个王朝都曾有过“现代化”经历，但它们的现代化都是靠引进外来资本和技术所推动，本身并不掌握工业生产的核心技术。一言以蔽之，它们的发展主动权都掌握在别人手里，别人想让它发展它就发展，别人想让它趴下它就会趴下。
中国今天有不少大公司从资本拥有量看已进入世界前列，但有没有可以称道的品牌和核心技术呢？很惭愧，中国现在仍然虽然号称“世界工场”，但却是品牌小国、创新小国，核心技术依赖于人的局面，并无根本改变。这在中国也形成了一种理论，叫做“以市场换技术”，以为凭中国地大物博，不愁其他国家不乖乖把技术卖到中国来。它就是不看美国始终实行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欧盟至今不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中国“整个国家的经济基本上靠房地产支撑，不仅没有发展起来先进的战略产业，现有的矿产资源、制造业、粮食、银行等很多领域，都已经被外资控制。”[②]这种情况与同治中兴时代的清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沙俄并无不同。与此形成对照的国家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长期都是勒着裤腰带过日子，坚决依靠自我积累发展自己的技术能力，不把希望寄托于与他国的贸易往来，乃至指导日本经济增长的那些经济原则，如生产至上、寡占竞争、反市场主义等，与今日中国大学里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完全背离。
历史往鉴很多。当今在中国各地转来转去的专家学者们，在机械地重复西方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贸易和平论”时，却不知道“贸易和平论”的鼻祖是在中国。千余年前的宋辽金时代，宋辽、宋金、宋夏之间均曾有大规模的互市往来，当时叫做榷场贸易。鼎盛时期，宋辽之间设有七个榷场，宋金之间设有十个榷场。但宋、辽、金之间，一边建榷场，另外一边，战争却也从未止息。北宋被金人所亡，南渡而为南宋后，秦桧与金政权订立绍兴和议，其中之一就是与金国互市和向金国输送财物，这虽然换来了一时的安宁，但当更为强悍的蒙古骑兵来袭时，偏安的南宋就再也无法靠贸易来换和平了。
转到现实中来。在本书后记中，戴旭认为今天的中国尚未奠定崛起的国体基础，就像一台用不同产地的元件组装的电脑（有苏联、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历史的各种体制影响或意识形态），同时安装着共产主义的思想操作系统，资本主义的经济操作系统，封建官僚主义的行政操作系统，以及儒家的道德教化系统。各系统之间的兼容程度，决定着中国最后统一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形成，并间接地决定着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和谐发展，并进而影响着中国最后的统一。在这里，戴旭的眼光已经是X光。对中国本质透视之深，当今中国，罕有能匹。此等眼界，已不输晚清之赵烈文。
中国如今在内功尚未练好、只是长出了一堆肥肉的同时，一个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却在逐渐成形。关于这一点，戴旭在他的书里有详细描述。美国对中国海陆并进，海上包围圈以日本为起点、印度为终点，陆地包围圈以印度为起点、中亚为终点，由海到陆形成了一个“C”形包围圈。这种包围是以美国与有关国家的同盟关系和在有关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为标志，为配合这种“C”形包围圈，美国还对中国设置美元陷阱、对中国实施金融掏空；利用台湾问题或者挑拨中国周围国家，对中国进行外交钳制；还不遗余力插手中国新疆和西藏事务，不懈地在中国内部培育第五纵队。一句话，是明里暗里对中国围追堵截。
美国为什么要包围中国？从世界战争史看，海洋大国和陆地大国天然就有对立。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那样，如果欧亚大陆上的大国联成一片，美国就会成为欧亚大陆之外的一块小岛。美国对可能支配欧亚大陆的任何大国因此都有戒心，无论中国、俄罗斯还是欧盟。而就当下时刻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戒心尤其为大。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世界战略焦点业已转到中国。正如戴旭在书中分析，20世纪中期以前，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一直集中在欧洲，当时大国间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夺国际工业霸权。20世纪60至80年代的20年间，世界战略斗争的重心由欧洲向中东转移，其中心问题是争夺世界石油资源的控制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先后获得强大经济增长，世界战略重点随之转到亚太地区。而“每当一个地区成为世界战略的焦点，伴随它的都有惨烈的战争”[③]
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美国已相对衰落。无论从工业产值在世界中所占比重、贸易盈余还是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力等因素来看，美国现在都已远远不如以前。这是历史大势所然，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政治权力由西方向非西方的部分转移，在21世纪初已经加速。美国的相对衰落对中美关系其实挑战性更大。美国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就指出，在霸权处在上升期的时候，容易与其他国家起冲撞；在霸权处在衰落期的时候，更容易与其他国家发生冲撞，因为任何霸权国家都会害怕失去支配地位。最近几年来美国不断有人一会说中美乃“利益攸关方”，一会抛出“中美国”概念，一会又提出中美共治世界的“G2”舆论，这不是真要乐见中国复兴，而是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对付前苏联时所做的那样，要通过让中国负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与中国“和平竞赛”，把中国国力消耗掉或者诱使中国内部出现变异。全部的招数都应了小布什时期曾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所说：“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
中国的上空已经飘来了杀机，一个“C”字形的包围圈已如绞链般伸向东方雄鸡的脖颈，但奇怪的是，偏偏有成群结队的专家学者，还有媒体舆论，却在天天欢呼中国已经进入“盛世”，处在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候”。这似乎也是一种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即将遭遇劫难的时代，比如南宋和晚清，都曾大量涌现这样整天歌唱“好日子”的“精英才子”及其宏言大论。中国文化中这种文恬武嬉、苟且偷安成份，经常不仅给自己、也给其他深受影响的族群带来灭顶之灾。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是宋的敌人，但一旦辽宋订立澶渊之盟实现互市，辽宋之间竟然可以维持120年的和平。完全汉化的辽政权彻底被汉地的奢糜之气浸染后，就再也没有继续进取的尚武之志，及至后来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只花了12年的时间就灭掉辽国。但金国在将赵氏政权赶出中原地带后，也如当年的辽国一样被汉地的贪腐之气所磨尽锐气。当年南宋思想家陈亮写出《中兴五论》，指出南宋政权不必再如过去那样畏金人如虎，其中一个理由就是金人已汉化得与南宋无异。打个比方，中国文化很有点象硫酸，再硬的东西一旦被中国文化所熏染，都会变得软之又软，不再有勇猛向前的冲天动力。
今天不少人在总结中国战略文化的时候，总要提到和平主义，认为和平主义是中国人思维中的一大亮点。其实和平有主动和被动之分，自己主动追求、且有实力做保障的和平才是真和平，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和平，而通过奴颜婢膝和献乖卖巧得来、被人施舍、自己没有操控能力的和平，乃是伪和平，是随时可能陷国家于危亡的和平。很不幸，宋明以来，中国人的和平追求大都属于后一类，南宋的偏安东南，晚清“同治中兴”的复兴幻觉，就是如此，最后迎来的都是王朝的覆灭。
戴旭没有错把凶兆当祥云，他是少有的清醒者。他的清醒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职业敏感和敬业精神。军人天生就是要想着打仗的，田原牧歌是文人们的事，不居安思危、发现不了可能的灾祸，那不能算是真军人。但戴旭显然是孤独的，太平之世难容慷慨悲歌之士。在这点上，戴旭很像陈亮。南宋的陈亮为捍卫中华之正气，殚思竭虑呐喊呼声，然其终世却不得见用，生活也历经苦阻。戴旭一路走来也是颠颠簸簸，面对体制和传统守旧势力的围追堵截，左冲右突，筋疲力尽。不仅飞黄腾达与他无关，想生活安定也时有困难。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下，千年前的陈亮为苟安的南宋王朝设计出了一套经国安邦的战略大计，今天的戴旭同样为中国未来做出了出色的战略谋划，《C形包围》一书的最后一章《国策·军策：中国国家战略定位》就是证明。
中国目前表面安宁，其实危机四伏。这样的时代尤其需要战略家。法国战略思想家安德烈·博富尔曾经指出：人类的命运是受到两个因素的决定，一个是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战略。战略固应接受哲学思想的指导，但适当战略的选择又正是保证哲学思想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④]战略思想的强盛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所以我希望“戴旭”在中国并不只有一个，而是很多个，一大群，这样的中国才真有希望。2010/02/01
8000里外拦截战争！
——未来新型中国空军遐想
戴 旭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在空军某指挥学院战略科研部任“研究小组组长”。看到美国空军饿鹰扑鸡一样扫荡对手，伊拉克空军米格29惊慌钻入沙丘的一幕幕战况，我的脑海里一刻不停地翻卷着这样一个话题：未来中国空军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处在强大的位置上，我们怎么攻？如果我们处在弱小的位置，我们怎么防？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空军最基本理论问题的逻辑起点。由于这个起点没找准，空军多年来事实上没有战略理论。不少学术军八股，在概念名词里荡秋千，空对空，风打风，基本上不着边际，泛泛而“论”，不知“理”之所在。由于新中国空军先天不足，没有参加过大规模战争，没有组织实施大规模空中战役的经验，又在极左思维干扰下，失去认真领悟经典空军理论的机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走过很长时间的弯路，到海湾战争猛然惊醒中国军队的时候，中国空军才发现自己从装备技术到战术思想，都全面落后世界几十年。由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规律，这个现状，也一直困扰着我。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我连写几篇文章，其中之一就是后来收在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盛世狼烟》里的“鹰击战略”。在那篇“新型中国军队设计蓝图”的文章中，我直截了当地提出，新型中国军队应该有为中国沿海提供3000公里防御纵深的基本能力，这个指标其实就是为未来中国新型空军制定的。
为什么是3000公里？这是因为美国在对中国设想的几乎所有海空战争中，都以关岛为枢纽，以对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北京等纵深，点穴式或毁灭式攻击为基点。关岛距离中国大陆的直线距离是2500公里。未来我空军若没有威慑和压制这个距离上空中作战集团的能力，其他军兵种事实上将和1999年的南联盟人民军一样，被置于无用之地。
2006年5月份美国进行一次代号为“龙啸”的兵棋推演：推演假定未来台海战争一旦爆发，五角大楼迅速向在西太平洋地区待命的四大航母战斗群下达作战命令，作战舰队迅速按作战预案向有关海域集结，中国在精确导弹和空中火力的掩护下，重创美国舰队，美军迅速出动驻扎在关岛和冲绳的B-2轰炸机、F-22和F-35隐性战机，对上海、深圳、广州、厦门、香港等大城市的高价值目标群，以及中国军队导弹阵地和机场实施轮番轰炸；使中国损失到难以承受而停战求。
2009年5月份，美军在海外前进基地关岛的F-22隐形战斗机和B-2隐形战略轰炸机，接连进行高难度实战演练，5月13日，美国进行了代号为“极地闪电”的空军大强度、超远程奔袭演习，两架B-2从关岛起飞，直奔1万6千公里外的美国本土的阿拉斯加，在飞行过程中，KC-135飞机对其实施空中加油。在太平洋某预定海域上空，与为其提供空中指挥和支援的E-3空中预警机和F-22隐形战斗机会合。在E-3的指挥下，B-2和F-22连续突破假想敌“红军”地空导弹部队的封锁屏障和“红军”战斗机的数道防线，最终飞抵阿拉斯加靶场，发射卫星GPS制导武器成功摧毁“红军”的重要目标。美军直言不讳地宣称，这次“极地闪电”空军演习行动的假想敌就是亚洲某个拥有强大地面防空武器和雷达、并且空军规模达到区域优势的敌方。这已经把目前中国国防的软肋和美国亚太地区的基本军事思路，完全挑明了。我在《世界军事》2009年第8期，曾就此进行分析。
三十年沿海城市化建设，已经让中国的社会物质和心理结构都变得脆弱，我们已经承受不起在本土进行战争了。据统计，中国沿海十几个省市（再加上香港、澳门和北京），约14%的国土上，密集地生活着全国40%的人口，约500万户各类企业，生产着占全国63%的GDP。工业园区众多，星罗棋布的核电站、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枢纽、大型民用机场、商业港口、电信、水利工程设施，石油储备基地，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证券交易场所；以及疯狂的城市化进程下雨后春笋般冒出的高层、超高层建筑群……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成果在这里，中国现实的命脉和未来的希望，事实上也在这里！
可是，恰恰在我们最重要的心脏附近，驻扎有目前世界上密度最高的军事基地、航空母舰集群，集中了当今世界性能最先进的核潜艇、核动力航空母舰、反导系统、隐身战斗机和隐身战略轰炸机、战略侦察机、各类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我们就是把世界上所有的防空系统都买来，也无法把我们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严密地防御起来，更不用说我们在武器性能上近三十年的差距。看看我们航空工业和电子工业的现状，就知道了。中国没有航空母舰，不能为自己的沿海地带提供哪怕是一千公里的局部防御纵深；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在外国驻军；中国海域边缘的岛屿都被别国占据着，无法部署兵力，因此无法将危险尽可能远地拦截。这种情形，正如中国柔软的心腹部，对着无数的刺刀、砍刀、长矛和弓箭！
这种被战略劫持的战略被动态势，在当今大国，只有中国所独具。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导下，沿海各城市发展和生产布局，几乎没有任何国防意识。中国的国防如此脆弱，外部威胁如此严重，可笑的是，美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居然还在别有用心、贼喊捉贼地喊什么中国威胁论，更可笑的是，居然还有些中国人也相信这种带有战略欺骗用意的鬼话。
20世纪中叶，朝鲜战争特别是越南战争的爆发，让新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沿海面临外部空中轰炸的巨大威胁，于是作出“三线建设”的决定。但是，今天中国不可能再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工业转移了，因为家底太大，而且西部很多战略设施也处在空天打击的威胁之下。
2008年初的大雪灾，仅仅是一场雪灾，就出现电力中断、交通瘫痪、生产停滞、经济下滑等等国家危机。如果是严重程度百倍以上的战争，会如何？之后，我在《环球时报》发文，公开主张未来决不能在本土迎接战争，原因很简单，在我们自己的本土上进行战争，即使胜利赢得的也不过是一片废墟，如果我们最后不能将侵略者的国土全部占领，连赔偿也无法拿到。美国进行战争之前，总要计算成本，我们也应该算。由于核武器和其他战略能力，中国已不会再次面临救亡图存的战争，因此，不能再为了胜利不计成本。我因此主张，中国新型军队建设，必须把“御敌于国门之外”当做核心军事能力，一旦敌人对我发起战争，我应迅速将战争推到敌国或公海及其他公共空间进行。
我们必须彻底摒弃抗日战争年代形成的本土迎敌的战争思维。今后，不会再有任何敌人的地面部队，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中国军队进行任何形式的陆地战争了。来的只有隐身飞机、太空兵器、网络攻击、无人飞机、巡航导弹和电磁脉冲炸弹。我们将以何种军力、何种战略迎敌？我夜不安枕，思考这一问题。
大道至简，用不着进行高深的学术探究，看看杜黑的《制空权》一书就明白如何化解中国沿海战略难题。杜黑说，如果村子里来了一条疯狗，大家是家家都关上门防御它呢，还是集中一些勇敢的村民，追赶到它的狗窝里打死它？所以，在几乎一切可以影响中国国防建设的场合，我都极力呼吁，一定要加紧建立中国常规远程战略打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空军要担当指挥者和主力的角色。必须从空中，也只能从空中，在最远的距离上发现，拦截、反击战争。到陆军和海军接敌的时候，实际上国家和城市的为难就已经难以避免了。在很多的内部报告中，我设想了诸多具体的作战方案。
2009年国庆阅兵，空军以空前的阵容亮相。我虽然当时坐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看着图像进行实时解说，但脑子里想的还是几年前的老问题。当我看到一种新型巡航导弹的时候，立即意识到原来设定的3000公里指标必须更正，增加1000公里。技术决定战术，我原来设想的时候，这种远程打击巡航弹尚未问世，现在既已有了这样的基础，与时俱进提出战术改进就是必然的。而且在“鹰击战略”一文写成的5年内，美国的F-22已于2005年正式服役。大约在我为未来新型中国空军构想3000公里拦截战争的同时，美国空军战术司令部，已经为早已编组好的、由48架F-22和12架B-2组成的“全球隐身打击特遣分队”，量身定做了专门的“踹门战术”。在这个惊世骇俗的全球打击计划中，这些隐身的“猛禽”“幽灵”，并不一定非要从关岛之类距中国很近的基地起飞，虽然关岛被列为首选基地。它可以通过空中加油，从海上的任意方向过来。于是，我想，我的眼界也应该放宽一些。未来新型中国空军，不仅要确保3000公里内对敌空军基地和航母集群的震慑力，还要有更远距离的拦截战争的能力。如果只是进行3000公里空对地、空对海打击，使用现有重型战机和中程轰炸机，以远射程巡航弹就可以实施；如果要超越这个距离，对更远距离的敌隐身机群进行拦截，则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隐身战机，在自己加油机的支持下，将4000公里距离上的敌加油机击落，以釜底抽薪，中断敌机群的行动。拥有这个能力，事实上也剥夺了敌预警机和无人侦察机的活动空间，强敌将无法实施空中行动。
但是，我必须说，我关于“8000里外拦截战争”的设想，还是有点太保守了。这个目标和一些强国军队已经拥有的能力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由于现代航空技术、航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如此迅猛，2006年美国提出“一小时打遍全球”的最新理论。安装常规弹头的三位一体弹道导弹，太空轰炸机，隐身空军和网络战部队，这些打击力量，在一万公里之外，数千公里之上，半个小时就可以让一个大国陷入瘫痪之中。美军已经可以在上万公里之外，随心所欲地进行攻击，但我的设想仅仅是在4000公里之外进行拦截和反击，这实际上就是一只大公鸡对老鹰的反啄而已。我不能超越中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能力，乌托邦式地浪漫想象未来新型中国空军。
我对未来中国新型空军作战设想的一切着眼点，都是在以我之体系，破对方体系之弱点。我坚决反对以平台对平台的格斗思想。陆军早已跨越拼刺刀的时代，空军也不能总是想着拼刺刀。空中格斗就是拼刺刀。随着隐身技术的普及和远程打击弹药大量装备，像“极地闪电”一样的打击，才是最基本的战术。B-2\F-22这种平台及“极地闪电”这种战术，其实就是远程狙击步枪及其射手，突然一枪毙命的战术。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美国人很聪明，他们已经提前悟到了。因为他们不仅有着历次空中大战的经验，也有着雄厚的现代技术基础和最现代化的空军作战体系。我们没有这些物质层面和经验的优势，但我们的眼睛不应该短视。“极地闪电”是什么？就是“雷击”！迅雷不及掩耳。远程，快速，短时。比较起来，空中格斗的意识至少落后了五十年。美国空军主力战机基本实现隐身化，这也是世界空军的发展方向。大家都隐身了，都看不见对方了，怎么格斗？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我和各种各样仍然坚持空军应该注重空中格斗的刻舟求剑的人，进行着思想上的持久战。固然，美国宣扬了它的F-22和F-35具有怎样的高机动性，我认为这是在误导别的国家的战机设计人员，让他们把更多的格斗性能赋予自己的隐身战机，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地获得优势。这个“屈”，是短、弯的意思，就是让别人的军队能力打折、削弱。
我们可以看一个情节：1996年，在里根政府担任国防部长达7年之久的温伯格的名为《下一场战争》的书中，根据五角大楼计算机的模拟作战想定设预言：2007年，一支日本舰队以逻辑炸弹，和具有超强感染能力的计算机病毒，分别将台湾和大陆的铁路系统、空中管制系统、海上交通导航系统等切断、锁死，接着，日本隐形战斗机分别到达大陆和台湾上空，投下电磁炸弹，把计算机系统的电子组件全部摧毁，使中国火车不能行进，飞机不能起飞，空军陷入瘫痪，庞大的地面军队也不能有效地调动，战略威慑失效，国家社会结构陷入混乱。然后，日军强大的空中攻势开始，战斗轰炸机扑向北京、上海、台北，巡航导弹如暴雨般飞来……
面对这样的战争，我们的军队如何抵御？我们的空军如何作战？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温伯格设想中的情景又有巨大的变化。
应该说此次阅兵，成体系地反映出了中国空军最新的面貌。相当多的国人欢欣鼓舞，我的心情也一样。今年是中国空军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开国大典阅兵，从同一个航道上，飞过去的只有缴获或起义归来的17架外国造杂牌飞机。但是，现在，中国空军已装备了基本国产化、基本现代化的空中作战体系，怎么能不令人自豪呢。
新中国空军是中华民族的骄子。1840年中国陆军在陆地上失去尊严：百万中国陆军无力阻挡4千英军登陆；50年后的1894年，中国新式海军又在海洋上失去尊严：在兵力兵器占优的情况下，全军覆没；又是50年后的1950年，新中国空军却从空中夺回了中国军队和中华民族的尊严！在当代战争史上，有哪一个国家，一夜之间能成为空军强国？战斗机敢对头直撞，放牛娃击落双料王牌……年幼的新中国空军，在世界的东方，没有留下波澜壮阔的战役画卷，但却展现了一个民族叱咤风云的冲天豪气：几百个中华青年，操纵着飞翔的机关炮，把一百年来中国的耻辱，和列强的傲慢，打得粉碎！这是战争，又不仅仅是战争。这是整个民族的热血凝聚和精神迸发！新中国陆军曾经以空前绝后的长征，以世界军事史上的诸多奇迹，闻名于世。脱身于陆军的新中国空军，把这种谜一样的东方英雄主义精神，在天空上闪亮成星辰。
但是，激情可以是狂热的，规律却是冰冷的。作为一个空军老兵，一个一直魂牵梦萦中国发展和军队强大的人，就物质技术形态而言，我不能不理性的说，这还不是我想象中的新型中国空军的样子。如果横向比较一下的话，阅兵式上的中国空军，也就是30多年前美、俄空军和以色列空军的层次。当年新中国空军，在那样艰苦卓绝的年代可以一鸣惊人，我相信，在今天奇迹仍然是可以继续的，但我们必须知己知彼，尊重科学规律。在同等精神力量的作用下，多一分物质技术装备的优势，就少一份牺牲，多一份收益。这也是中国新军事变革和空军转型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经过六十年发展建设，中国已走过求生存的时期，而步入保发展的阶段。未来中国新型空军，将担当起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为其他军种提供掩护和支援，防护自己的天空这么简单。
中国新型空军必须有广阔的视野。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长足进步。但在这30年中，世界新军事革命发生并接近完成。同时，利用中国的和平、和谐国策，一条充满敌意的，包括军事基地、军事联盟、核武、赌场和毒品以及恐怖主义等连续的“破碎地带”，我称之为针对中国的“C”字型陆海包围圈，已经成型。在这个严密、严峻的外部威胁下，国内边疆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
这是双重战略威胁，也是大战争灾难即将来临的征兆。历史上每一次军事革命发生和完成，都会带来惨烈的战争，先进者对后进者进行屠杀，掠夺其财富，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剧变。当今中国极其严峻的外部形势，不仅使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威胁，国防安全也面临挑战。未来新型中国空军，因此应该思谋国家如何从空中战略突围的大课题。显然，由某个超级大国主谋组织的这个大包围圈，不能由陆军从地面各个击破，那将导致持续的大规模战争，耗尽国力，断送现代化建设大业，从而堕入包围圈设计者的圈套。而从空天进行超越突围，釜底抽薪斩断幕后魔术师之手，慑止某些国家的战争冲动，迫使某些争端降低风险等级。中国长期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这种国策客观需要中国新型空军，必须拥有像毛主席当年希望过的那种“将敌人消灭在它的出发地”的基本能力。有了这个威慑能力，现实的敌人可以变为潜在敌人，潜在敌人可能向朋友转化。在强大的军事能力基础上，外交和经济手段才是真正凑效的。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在世界渲染“中国威胁论”，它想达到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中国自废武功，不敢发展笔者所主张的可以保卫持久和平的军事能力。我们一定不能被这种阴谋所惑，必须“威胁”那些试图威胁中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