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刘春雷忙着给新“公鸡”剪鬃毛、打烙印的时候，部队接到紧急通知：骑兵团编入南下支队，在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开国中将）的指挥下，跨越陇海线作战。
南下支队由冀鲁豫七团、十团和骑兵团组成，这三个红军团都是军区的宝贝疙瘩，现在一家伙全用上了。根据命令，南下支队火速从砀山、黄口之间越过陇海路，沿途不许恋战。“突破作战时，一梯队不准救护伤员，行军途中不准等待掉队人员。任何人不得以救助为名擅自脱离队列，否则按临阵脱逃处置！”
此令一出，全团惊悸。这是最紧急状况下的行军纪律，大家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都在想：南边的新四军遇到大麻烦了！
老兵们都听说过“皖南事变”，所以当时都以为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大家焦急得不得了，准备豁出命去救援。战士们纷纷表态，即便累死也不拖部队的后腿。有的人还向战友们打招呼：我受伤了不要你们管，赶紧去接应新四军，千万别给咱们红军团丢脸。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4年9月，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八里庄战斗中牺牲了，但这消息当时严格保密，并没有被透露。
10月，国民党以三个师、六个纵队的兵力对新四军四师实施南北合击，四师参谋长张震（开国中将，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担心自己抵挡不住，就向正在湖西地区的冀鲁豫军区杨勇、苏振华求援，电报落款使用了已故师长的名字——彭雪枫。
杨勇和苏振华都是彭雪枫的老部下。彭师长当红三军团五师师长的时候，杨副司令员是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苏副政委是五师十三团政委。所以，两人接到这个求援电报，当然不敢怠慢，立刻派出精锐主力火速驰援。
骑兵团不顾疲劳日夜兼程，一路不断突破顽军的拦阻。
行军越紧张，就越需要把战马调理好。部队停下，人不吃饭也要先给马匹筹粮筹料。战士们的眼睛熬得布满了血丝，困得经常从马背上掉下来。刘春雷他们这些当干部的还必须时刻留神观察，发现前面的哪匹马停住了，就去捅一下，弄醒睡着的战士。徒步大队的人拽着马鞍绳跟着走，也是边走边睡。夜里赶路，大刘听见旁边的一位班长哼哼唧唧、嘟嘟哝哝，接着又嘿嘿嘿地笑，正想问他乐什么，却见他一头撞了上来，原来是睡着了说梦话呢。
敌人察觉八路军冀鲁豫部队快速南下，顿时乱了手脚，新四军四师随即进行反攻。骑兵团开赴永城时，一路上看见顽军丢弃的辎重和伤兵，知道仗已经打完了。四师副师长韦国清、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前来欢迎南下支队，先是宣布：下一步的任务是歼灭涡阳、蒙城的敌人，可过了两天又说不打了。
原来，顽军方面提出要停火谈判，新四军就根据毛主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同意谈判。于是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冀鲁豫的三个主力团万分紧张地跑到淮北，没打什么正经仗，每天只是看演出，开大会，参观交流。新四军四师倒是挺忙的，打土顽，搞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却一点儿也用不着八路军帮忙。
新四军和国军谈判，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实际上充当了谈判的威慑力量。想想看，七团是当年的“红军三虎”之一，十团是井冈山的老红军，骑兵团是从陕北杀到冀鲁豫的铁骑兵。有这样的老牌部队兼模范主力守在谈判桌前，是够顽军们胆战一阵的。
不过，对八路军而言，南下会师变成了“南下旅游”，长途奔波一场却没捞到仗打，这让大家多少有些不自在。本来嘛，部队开的是打仗的买卖，放着涡阳、蒙城都不让打，整天看戏喊口号的算是怎么一回事！交流经验的时候，领导们讲得很起劲，底下的人却觉得挺无聊。当时，新四军还没有使用过坑道作业，所以每次开会都要求介绍这个新战术。次数多了老八路就有些不耐烦，说：“光说不练有啥意思，还不如下个命令，看我们把涡阳城打下来就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