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猛子”性情生冷，倔犟不服输，说话干脆直接，“宁给个好心，不给个好脸”，叫人又敬又怕。那天他被大刘拽下马，别人都以为战斗英雄的脸面怕是要挂不住了，他却若无其事地显得挺开心，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刘春雷心里清楚，新兵中能把韩永正拽下马的人其实不止自己一个，不过是只有他才敢真的这么干。看起来，韩排长喜欢和直性子的人打交道。
当时，新兵的主要任务是熟悉自己的战马，别人遛马的时候找班长帮忙，刘春雷就去找韩永正。“韩猛子”的花斑马名字也叫“猛子”，也立过大功，它和主人一样勇敢，听见枪响就兴奋。打仗时，首长喊一声“猛子，上”，人和马就一起来精神。
两人原本想一起训练战马，可是韩永正的“猛子”暴躁，大刘的“狂风”又太温驯，新战马总是被老战马踢咬，搞了几天大家都没耐心了。“韩猛子”也觉得练不出来，还挖苦说：“什么‘狂风’？听见炮仗响就打哆嗦，可天亮时候听到公鸡打鸣却跟着瞎叫唤，干脆改名叫‘公鸡’算了。”其他战友也跟着起哄，结果是“狂风”的本事没练成，反而得了个“公鸡”的怪名号。
乘骑队战马的名字五花八门，最多的当然是“白云”、“火龙”、“闪电”、“豹子”之类，但也有独特的：崔秉志的战马又高又胖，走起路来四平八稳慢慢悠悠，叫做“大掌柜”；王立贵的马驹喜欢闻墨香，遇见标语、布告就凑上去东嗅西嗅，好像很有学问的模样，因而取名“小秀才”。
不管战马的名字多么怪，当骑兵还是很神气的。
当时有个说法：“上马团、下马连。”意思是骑兵骑着高头大马，相当于享受团级干部待遇；下马以后拎着军刀，又像是旧军队里的连长。刘春雷他们早上出城训练，傍晚列队回营，总是有许多小孩子们一边追着一边唱：
吹军号，骑大马；大马高，挎洋刀；洋刀长，使短枪；短枪响，打东洋；东洋鬼，最缺德，我把鬼子赶下河……
老百姓围着看热闹，战士们也因此有了虚荣心。再累再饿，军服一定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每当进城镇、过村庄路口，小伙子们总要赶紧检查一下马镫亮不亮、鞋子脏了没有，扎好绑腿，整理军刀，系紧腰带，挺直身体昂起头，再把脸蛋绷得紧紧的……你想啊，骑兵高坐在马上，人家大姑娘站在路边，眼光正好从马镫子往上瞄，所以必须从鞋底到下巴颏都经得起审视才行——这时候，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到最好状态。
当骑兵神气，想当骑兵的年轻人真不少。新兵营门口经常围着报名的人群。记得有次来了个小伙儿，左手牵着匹骡子，右手拎着关老爷的大刀，死活就要当骑兵，把大家逗得直乐。
可是，骑兵团对扩充兵源很慎重，主要原因是战马的花费太大，咱们穷八路养不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1938年7月，一二九师骑兵团离开南宫县，王振祥团长带领骑兵一连护送陈再道司令去太行山，政委邓永耀和副团长梁俊亭带着二、三连和新兵营到肥乡县、成安县发动群众。
离开东纵总部单独行动，刘春雷才认识到骑兵部队筹措粮草的困难。战马的日常食量为粗粮八斤、草料十二斤，再加上人的消耗和烧饭的柴草，全团每天除了需要征集三千斤粮草，还要派一半人手到野外割青。四百匹军马在村子里驻扎三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
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刚开辟不久，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骑兵走一村吃一地，事先没有计划，事后也没有补偿，群众负担很重，部队领导也很头痛。
7月中旬的一天，有人报告说公路上过去了五十辆鬼子汽车，好像是从邯郸到大名去拉物资的。邓政委一听物资、汽车，立刻来兴趣了。
邯郸是日军在平汉线上的重要战略据点，邯郸、大名之间的公路是敌人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交通线，以往也有日军车辆往来于各据点之间，但五十辆汽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确实少见。邓永耀马上派人去了解情况，摸清鬼子车队的行动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