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缴枪投降，再放你们走。”
听说要缴枪，林子里就有人骂开了：“破骑兵！别太得意了，刚才是没认真打，小心把老子惹毛了，你们一匹马也剩不下。”
这一下子先把骑兵们*了，集中火力朝着树林里一阵射击。里面又猛喊起来：“八路别打了，真的别打了！我们打不过，愿意缴枪。”
“知道打不过八路军，为什么刚才不投降？”
“刚才骂人的是我们队长，现在被你们打死了。”
这一仗，从变换行军队列到结束战斗不过半个小时，三百多人的伪警备队就被骑兵一营消灭干净。“俘虏”中还有个三岁的小男孩，赤条条*的，手里抓着把枣子，浑身又是汗又是土，好像个泥猴子一样。原来，这孩子的娘死得早，当爹的站岗值勤、行军打仗还得把他带上，是个随军娃娃。
张教导员训了几句话，留下当官的送地方政府甄别，其他的喽啰兵都放了。骑兵没有伤亡，缴获了一百多条枪和十多挂大车，当然还有“三截棍”的那匹大骡子。
当天夜间，一连驻扎在吴屯村，刘连长正式上任。虽然是到新连队任职，但大家都是骑兵团的老人了，彼此并不陌生。晚上，指导员张凤翔抱来几把刚缴获的盒子枪，刘春雷选了把八成新的快慢机。要在以前，德国造二十响手枪必须先上缴军分区，再由上级统一分配；如今缴获增多，政策也就放宽了。
按当时的习惯，连长和指导员可以有一支备用枪。这枪平时是由通信员背着的。有时候，判断一个连队的战绩如何，看通信员的装备就能知道一半。
红军出身的干部喜欢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做“小鬼”，到刘春雷他们这一拨已经不这么称呼了，但干部和通信员的关系依然十分亲密。身边有个能干的通信员，当连长的能省不少心。吴立然是个爱整洁、有条理的小伙子，平时总挎着两支匣枪、两个公文包，外带挎包、急救包、水壶、饭盒子，身上鼓鼓囊囊，满是东西，从文件、地图、铅笔、记录本，到香皂、牙粉、香烟、茶叶，应有尽有，把连长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开始的时候，两人住在一起并不习惯。通信员是学生出身，有读书写字的爱好，可当连长的却拿起笔就头晕。所以，别人都是领导熬夜办公，随从陪着犯困；只有他俩是倒过来，通信员看书写笔记弄到半夜三更，当连长的守在边上打瞌睡。不过，刘春雷从来没有反对过吴立然的学习，虽然自己不喜欢看书，但他知道爱学习是件好事，很希望小通信员今后能有大出息。
刘春雷当排长的时候只要带头打仗就行，当连长以后，需要管的事情就多了。
安排警戒放哨，组织行军作战，这些工作对大刘来说都好办，比较头痛的是后勤管理。骑兵连一百多号人、一百三十匹马，无论走到哪个村都是惊天动地的，“号房子”首先就是个大问题。群众觉悟不同，经济条件不等，有的很热情有的需要做思想工作；谁家房子大、谁家女眷多，事先也要调查清楚；还要考虑马厩设在哪里、伙房设在谁家、连部在什么地方办公……稍有差池，不仅影响连队宿营，还会破坏军民团结。
这些事，吴立然办得挺好。行军时派他打前站，连队到达目的地，早就有干部在路口迎接了。一大群小孩也在村口挥着手喊：“一排一班的叔叔到我家来。”“二排一班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有的人家没安排住宿，那家的孩子就羡慕死别人了，哭着喊着非要拽几个战士回去不可。
连长、指导员和通信员住的地方也就是连部，一般屋里能有张大方桌，屋前有个比较宽敞的院子。干部们安顿下来就要准备吃饭。当时，骑兵的粮草主要依靠就地征集，每个连一天大概需要八百斤粗粮、两千斤草（包括烧饭用的柴草），筹集粮草的工作就在连部办理。
把大方桌在院子里一摆，儿童团员们就纷纷跑来向吴立然报告：“俺爹说拿一百斤干草。”“俺娘说交五十斤玉米。”“我家有二十斤面粉。”……小吴根据各家的情况开具收条，再由连长盖上章。这些物资就算是八路军借用的了，凭这个收条可以向地方政府领款或者抵偿公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