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宣传采取的是“空讲话”的办法，很有效。武工队夜里摸进村子，四下警戒，宣传员选个高地方站好，拿个梆子敲几下，“老乡们，大家坐起来听消息……”，然后就开始讲。乡亲们不点灯不起床，趴在炕头上就能听得见。宣传员讲话简短、明白，说清楚一个问题，武工队就迅速离开。一晚上走几个村，第二天就传得神乎其神；若是再遇到赶集，那更是到处都知道了。
队里也有能写信的文化人，了解到谁在帮鬼子汉奸办事，就写一封信投到他家门上，严肃警告他不许死心塌地替敌人效劳，并且还要求他在多少多少天内，找到多少多少户人家担保，证明他没办坏事，然后再把联保信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收信人吓坏了，第二天赶紧四处讨好发誓，求人担保，因此对乡亲们也就不敢太欺压。有的保长、甲长吓得把收来的公粮还给农民（这叫做“倒粮”），有的人赶紧辞职不干了，说“八路没走干净，再干下去就没命了”。
武工队的工作方式是以宣传教育和军事打击相结合，在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日伪政权欺压的同时，也对伪军开展“良心大检查”运动，要求伪官兵“身在曹营心在汉，内外一心哄日本”。在游击区，连小孩子都知道“不信鬼子话，不念鬼子书，不上鬼子当，不帮鬼子干事，不对鬼子说实话”；伪军也知道八路军手里有个小本本，谁干了坏事就点黑豆，办了好事就记红点，“善恶簿上记得清，按照国法判罪行；生死本上写得明，多做好事保性命”。
但是，日本人也在加强攻心战，推行奴化教育。针对灾区的贫困环境，敌人一方面加紧了经济封锁，一方面又以物质利诱的方式蛊惑民众。鬼子的赏赐使一些汉奸瞬间暴富起来，这对部分民族意识薄弱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南宫县，刘春雷的熟人“小罗成”就由一个混混痞子变成了铁杆汉奸。他投靠了日本人，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作对，帮着鬼子搞“剔抉”、“宣抚”，还强迫抗属“检举”、“自首”，罪行累累。对这种“坏中坏”，武工队当然要坚决*、杀一儆百。大刘是队里的战斗骨干，杀汉奸除恶霸，责无旁贷。
“小罗成”也知道武工队要除掉他，整天东躲西藏。一天夜里，大刘他们打听到“小罗成”在一个小寡妇家睡觉，立即赶过去，翻院墙踹开门，把他给堵上了。一进屋，刘春雷就愣住了，这小寡妇是他的堂姐刘彩霞！彩霞堂姐原先是个多么爱面子的漂亮人啊！大刘参军时的衣服和挎包还是她送的呢！两年不见，她怎么居然和“小罗成”这混混痞子搅在了一起？
一开始，彩霞堂姐哭闹着不让拉走汉奸，还说“这是孩子他爹”，可她抬头看见堂弟，立刻就不吭声了。“小罗成”也认出了刘春雷，知道自己活不成了。这小子就泼口大闹：“老子到世间走了一圈，吃喝玩乐，享尽*，不亏了！过二十年，老子还要再来一趟！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武工队把汉奸拉到村口，一刀捅了。其他人还在讨论如何处理小寡妇，刘春雷铁青着脸说：“放人！”
队长张文亭虽然不是本地人，但社会经验丰富，看见大刘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就把刘彩霞放了。张家的两个“机关枪”素来主张严惩犯错误的漂亮女人，这一回也难得地没有吭声。
第二天，张文亭把武工队带到刘春雷的家门口，让他回去看看。家门关着，屋里也是黑的。大刘翻墙进去，听见有人说话，知道是他父亲的声音，于是叫开了门。老人家激动得不行：“听人讲，你前几个月被打死在枣强县的一个道沟里，头朝南脚朝北，瞧得清清楚楚，我和你伯父还去找着收尸……”老母亲也哭着说：“你叫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咱们的孩子死得冤，阴魂回家了呢。”
张文亭在旁边问了几句，才知道是保长家儿子造的谣，立刻派人把那家伙抓来。一见面，张队长就把盒子枪拍在桌子上：“我是张老抬，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