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开春，刘春雷从武工队回到了骑兵团，上级任命他担任骑兵二连二排长。曾玉良团长问：“你认为怎样才能当好排长？”大刘回答：“一是打仗多动脑子，二是带头打冲锋。”团长很高兴：“出去学习了一次，效果不错嘛！”
在团部，遇到伤愈归队的李树茂。闲聊的时候问他这是第几次受伤了，李连长说：“快二十次，习惯了。”曾团长就说，受过二十次伤的人，功德圆满，以后子弹都会绕着走。
回到二连，刘春雷先去看自己的战马。可是找来找去没找到，问谁谁也不说，他不由得有些冒火，嗓门也大了起来。指导员张存有赶紧把他拉到一边，叮嘱他不要闹情绪，还说军区保卫部的干事正在搞审查呢！
保卫部的人下连队，通常是来处理违法、叛逃和破坏事件的，骑兵团是红军团队，觉悟高、素质好，以往很少“麻烦”他们。所以大刘听说是“保卫部”就吓了一跳：“指导员，出啥事了？”
演义小说中经常描述“粮草断绝，军心大乱”的故事，其实，八路军若是缺了粮食，事情也难办。
1942年冬天，根据地军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人们以糠菜为食，两斤红枣可以换一亩地，十来斤粮食可以换一栋房子，卖儿卖女的现象屡有发生。到了1943年，粮食更加紧张，除松树和柏树以外的树叶子几乎全被吃光，人们只好在野地里挖草根，掏地鼠洞。每天日出之后，饥饿的人群在墙角倚靠而坐，有些人就在昏睡中悄然死去。
1943年初，冀南的日伪军不怎么折腾了，这些把老百姓抢劫一空的坏蛋自己也失去了物资补给的基础。日本兵的米饭改成了高粱面，小鬼子急了，看见谁有猪肉白面就当做“经济犯”抓起来，是不是汉奸都不管了。伪军士兵每个月的定量降为四十斤杂合面，他们也开始饿肚子，也开始为粮食发愁。
粮食，粮食。一时间，粮食成为了各路人马、各级部门最棘手的问题，冀南党委公开强调，“粮食问题是目前一切工作的重点”，“粮食问题是抗敌斗争的关键”。彭德怀副总司令甚至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取得胜利。”
八路军没有粮食。由于缺乏营养，各部队都流行起夜盲症，白天眼睛还好好的，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八路军要靠打夜战才能生存，这种疾病对部队战斗力的破坏几乎是致命的。上级领导焦急万分。有人说，用羊肝炖汤能把夜盲症治好，可是，连窝窝头都没有，到哪里去找羊肝？
部队缺粮，步兵难，骑兵更困难。人饿肚子还可以勉强顶着，战马没东西吃，做什么思想工作也没用，塌背、拐腿、患软骨病，病倒了一大批。战士们成天守在马跟前，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蔫下去。
好容易开春了，粮食虽然没有，但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地里也长出了新草，骑兵们就牵马出去放牧，自己也挖野菜充饥。这时候，老百姓也把新嫩的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各种无毒的野菜、地果都拿来当饭吃。
几天以后，军区政治部下达命令：部队单位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树叶和野菜，要留给群众。战士们服从了命令，但心里却难过极了。“当兵打仗，到了要和群众抢野菜树叶吃的地步……”于是，当天就有人开了小差。
逃跑最严重的是一连的胡彦明排。有一天出去找食物，走了十几二十里地，旷野里满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硬是没找到符合上级规定的采摘场地。胡彦明缺乏经验，就把人员分散了，结果，白天出去二十六个，晚上回来十三个，正好跑掉一半。胡排长急得满嘴是泡，找了两天也没把人找回来。要说，骑兵开小差的确是不好找，一是因为单独行动时像通讯员，不容易引起怀疑；二是骑上马跑得快，你上哪里追去！
骑兵团正在开会教育防止开小差，上面突然又来了命令，说是杨得志司令员恢复组建冀鲁豫支队，要从骑兵团抽调七十匹马。一开始，军区来的干部也太随意了一点，直接下连队去号马，看见合意的就系上布带子准备拉走。战士们顿时不干了，有的人拎着马刀坐在马槽里，谁拉他的战马就和谁拼命。四连更是炸了营，韩永正烈士的战马“猛子”也被做了记号，连李树茂都不愿意了，差点和人家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