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父亲他们俩走到郑州市百货大楼对面的河南省人民剧院门口时，看到门前人山人海。驻足抬头一看，竟然是在批斗著名艺术家常香玉和她的丈夫陈宪章！造反派让他们两口子站在剧院门廊的平台上（【注】河南省人民剧院建于五十年代，具有俄式建筑风格，门口有一排大柱子，柱子顶上是个平台），两人戴的大高帽足足有两米高，没办法戴稳，只好用手扶着。常香玉胸前挂着一个巨大的木牌，上写：“大戏霸常香玉”，陈宪章胸前木牌则写着：“反革命分子陈宪章”。楼下，造反派正忙着焚烧常香玉的戏装、行头。今天的那些廉价戏装，多半是用尼龙绸、塑料片、塑料球制成的；而以前的戏装制作却非常考究：布料完全用真丝绸，上面闪闪发亮的部分，都是用老鼠的筋或者很细的金线，一针一针绣上去的，价格十分昂贵。那些做工精细的蟒袍、凤冠、乌纱帽等东西付之一炬，实在令人惋惜。
常香玉是老百姓喜爱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她所唱的《花木兰》、《拷红》、《断桥》、《大祭桩》等在河南脍炙人口、雅俗共赏。常香玉是苦出身，而且她非常爱国，抗美援朝时期还曾经捐献了一架飞机。就这么一个有口皆碑的优秀艺术家，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她？我父亲看着汗如雨下的陈宪章、常香玉夫妇，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想明白了——是嫉妒！批斗常香玉最积极的，就是那些跟她朝夕相处的同事。平时这些人没有她那样高的艺术造诣，看到她功成名就，心中妒火中烧，但在正常秩序下也只好忍着。如今碰上文化大革命，这些艺术上无甚成就的半瓶子醋们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嫉妒就是这样可怕，比仇恨要可怕得多。
此时已经到了下午，天气太热，父亲他们二人肚子也饿了，于是又各自回家。父亲刚到家，就看到我们的邻居，技校的苗校长他们两口子面色苍白地被一群造反派押着从大院里出来。苗校长夫妻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当时国民党半夜派人抓他，事先有内线来送信，在国民党兵来之前，他先在村里街上朝天放了两枪，大声喊道：“乡亲们，我苗××走了！但我还会回来的！我老娘和孩子还在家里，拜托大家照顾一下，谁要是敢动他们一指头，休怪我苗××回来以后不客气！”就这么一个有传奇色彩的老革命，也居然成了“革命对象”，真不知道这算是哪家的“革命”。不过，那次批斗苗校长是陪斗，喊了几句“打倒走资派的孝子贤孙苗××”之后就把他给放回来了，没怎么着他。
采取“文革”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倒是来得很快，特别是针对现在各级政府都头疼的“拆迁”问题。五十年代末郑州市文化路扩建时，有一家钉子户特别难说话，好说歹说就是不肯搬走。后来政府给他家盖了一处新院子、新瓦房，在当时来说标准已经算非常高了，但那家人还是不肯搬走。于是，宽宽的文化路走到他们家那里就窄了一倍，就这么着从五十年代末一直拖到文革。一天中午突然来了一队红卫兵，二话不说就动手拆房子，半天工夫就把他家夷为平地。可怜那家子人，连家具也没抢救出来。
在郑州时，我们家住的大杂院隔壁就是一个农业研究所的家属楼，一楼住着一对科研人员。那家的孩子当时大约二、十三岁，是个儿子，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喜欢养小动物。后来他养的一只兔子可能是被谁偷走了，还在阳台上用粉笔写了“偷兔贼，不得好死”几个字。文革开始后不久，那家好长时间见不到人。开始我父亲还以为他们回老家了，后来才得知，那家两口子都被打倒后关牛棚了，留下那个孩子自己独自在家。一天晚上，那个孩子用电线缠住自己的双脚，触电自杀了。父亲又经过那栋家属楼时，看到“偷兔贼，不得好死”那几个粉笔字依稀还在。
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后，我父亲还见过一回郑州郊区贫下中农的“革命游行”。那时郑州郊区的贫下中农都还穷得叮当响，大冬天的连一件内衣都没有，人人赤身穿着落满补丁的破棉袄。那天正是雪后初晴，寒风刺骨。那些贫下中农举着标语，一个个冻得缩着脖子，浑身哆哆嗦嗦地在街上走着。
八、文革三国志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从控诉“大跃进”和“信阳事件”搞起来的。在“大跃进”和“粮食关”期间，河南的领导人吴芝圃“左”得出奇，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老百姓痛在身上、恨在心里。其实，无论是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上海的柯庆施，其“左”得出奇，根源都在上面。上面本来就需要忠实的、不具有任何独立思考倾向的执行者，敢直言说真话的干部，如同彭德怀、周小舟之类，在双轮双铧犁事件、反右派、反右倾等一浪接一浪的运动中，早就反掉了。因此河南人从对毛泽东的迷信出发，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归咎于吴芝圃，等河南造反派一起来，就把已调到广东的吴芝圃给揪了回来，也算是一件大快人心事。
郑州最早的造反派组织是郑州大学里出来的，叫“郑大联委”，得到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其头头就是在文革时期河南省大名鼎鼎、家喻户晓的党言川。“郑大联委”联合了河南全境的大大小小七十多个造反组织，成立了“二七公社派”。刘建勋调走以后，代理省委书记文敏生反对“二七公社派”，一度把党言川等“二七公社派”头头们给抓了起来。文革初期我父亲在大兴安岭，对郑州几个造反派分分合合的过程不太清楚，也懒得打听。但人处在那个大背景下每天耳濡目染，也还是略知一二。反正到了一九六七年，郑州三大造反组织的形势有点像“三国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三足鼎立，后二者在河南省军区支持下常常联合起来对付二七公社。当时的郑州市已被三者搅得地覆天翻、乌烟瘴气了，经常有武斗事件发生。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到八月之间，二七公社、十大总部之间武斗最为频繁惨烈。
从五月初开始，“十大总部”就派人将“二七公社”的人围困在一栋大楼内，断水断电，日夜攻打。可楼内“二七公社”的人早就森严壁垒，坚守不出。外面“十大总部”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车吊了一个火车轮子，硬是把大楼撞塌。一开始让吊车主司机撞楼，主司机是个老工人，知道这事的分量，于是他拒绝了。 “十大总部”的造反派打了他一顿，并高唱“革命的站出来，谁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于是他滚蛋了。他的徒弟年轻，革命态度积极，头脑一热主动请缨开吊车。攻进去后，把还没死的找出来一个个用梭镖扎死，那些人死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真的要就义似的。
后来“二七公社”死于武斗的人被自己一方埋葬在郑州大学校园里，并立上“革命烈士×××”的墓碑，文革结束之后就被炸掉了。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随着武汉“七二○事件”的发生，十大总部的后台“百万雄师”倒台，中央明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形势迅速明朗化，“十大总部”也在顷刻间土崩瓦解、作鸟兽散。后来，那个用吊车撞开大楼的吊车司机在“一打三反”中也被找出来枪毙了，我父亲在郑州街头曾看到过枪毙他的布告。接着成立了以一些老干部和“二七公社”、“河造总”头头们为骨干的革委会，局势渐渐才平静下来。一九六九年，“二七公社”头头之一，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头头申茂功在中共“九大”时还被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国棉六厂的工人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说申茂功长、申茂功短，仿佛是他们自己当了中央委员一样。
有人说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经对形势一度“失控”，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混乱，因此得出结论说毛泽东是被“坏人”利用了。这不正确，毛泽东一辈子过五关斩六将，是七斗八斗斗出来的，深谙权谋之道，哪个人能够比毛泽东还要高明，“利用”起毛泽东来？正如一名高明的导演，无论风云变幻，毛泽东始终都掌握着剧情的发展；无论任何一个群众组织规模多么庞大，多么不可一世，只要最高领袖动动嘴皮子，都会在几天之内灰飞湮灭。以这样的权势，怎么能够说他“对局面有些失控”呢？至于文革出现的那些混乱，导演自己心里早有准备，他说：“天下大乱，然后达到大治”。可见，这种混乱也是预先设计到剧情中的，是精彩纷呈、令人回味无穷的“武打戏”。
虽然“二七公社” 被中央文革定为“造反派”，“十大总部”被定为“保守派”，但在我父亲这个冷眼旁观者眼中，所谓“春秋无义战”，无论“二七公社”也好，“十大总部”也罢，为了证明自己才是真正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派，是真奴才，都犯下不少令人发指、灭绝人性的罪行。仅仅用“打砸抢”形容他们，实在是太轻描淡写、不得要领了。他们之间的互斗，是狗咬狗，两嘴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先不考虑统治者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和动机，从其造成的后果来看，“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一种运动：它煽动起的，是人性中最丑恶、最阴暗的一面，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把社会变成了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决斗场；用伪“崇高”的名义，把人们做坏事时那种良心自责荡涤得一干二净，彻底冲垮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积累起的道德底线，把当代中国变成了一个毫无诚信、廉耻错位、冷漠凶残、无所不为的道德荒漠。如今，文革结束已经快三十年了，我们仍然要为文革的后遗症付出一个又一个惨痛的代价。
九、血洗戴子营
在家里放假好几个月以后，我父亲接到单位通知：单位派性问题基本解决，可以回来上班了。于是，我父亲又返回了孟塬。回到工地才发现，单位内的武斗虽然解决了，但现在武斗成了枪口一致对外了，而且已经换成了真枪实弹。原来，是当地军分区在“三支两军”中支持铁Z局造反派，唆使他们去攻打一个叫做戴子营的村寨。
戴子营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寨，甚至还有土城墙、壕沟，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军分区和铁Z局。那天中午，单位里的工人民兵在军分区代表的暗中指挥下，手持半自动冲锋枪、手榴弹，向戴子营杀去。只要是碰到这种事，我父亲肯定是根本不沾边的，但是他有几个熟悉的工友却去了。这些人回来时有死有伤，剩下来的则把攻打戴子营的经历讲给了我父亲听。
那天他们乘着汽车来到戴子营时，村里早已壁垒森严，寨门紧闭。原来人家也有民兵，也有半自动步枪和土炮。外面人“嗒嗒嗒”往城墙上打枪，里面人则依托着城墙以牙还牙向外扫射。扫倒好几个人后，压得外面人抬不起头来，一时间难以攻克。这时，穿着工人劳动布制服，化装成工人的军分区参谋们，已经制订了调虎离山的计策，用大量工人民兵佯攻寨门，加强火力配置，造成寨门吃紧的假象。戴子营的人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哪懂得战略战术，于是傻乎乎地一股脑往寨门那里跑。此时，已经挑选出来的铁Z局敢死队员们则从另外的方向悄悄翻过寨墙，攻进了寨内，来了一个“敌群开花”。
工人民兵进村后，戴子营的农民民兵仍不投降，就以寨内房屋、院落作为堡垒，继续与工人民兵展开激战。跟我父亲非常要好的工友史××当时与另一个工友孙××二人一组，沿着街道两边慢慢往前推进，孙××在前面，史××在后面。突然，只见孙××猛然一顿，接着往后踉跄退了两步，倒在史××肩膀上。史××连忙将其扶起抱在怀中一看，孙××腹部中弹，鲜血从的弹孔里直往外喷，只几分钟就断气了。另外死掉的一个工友是个学徒工，姓卢，那年才十八岁，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他是在翻越一堵院墙时被土炮轰死的。他母亲是个寡妇，就这么一个儿子。
经过大半天激战，到天黑时戴子营终于投降了。俘虏们被五花大绑地押送回铁Z局造反派工棚内，还进行了审讯、拷打，又打死一个俘虏。是役，铁Z局的工人民兵死四人，轻重伤二十人；戴子营的农民民兵死伤不详，但肯定比工人更多。死于武斗的几个人，后来都被埋葬在黄河大桥南岸的沙滩上，永远注视着大桥上南来北往的列车。
十、孟塬纪事
打下戴子营以后，有军分区支持的铁Z局造反派威震潼关、孟塬一带，没有谁敢惹了，造反派自然也很神气。有一回，有一列客车停靠在孟塬车站，几个乘客和乘警坐在车窗前的座位上唠嗑。乘客看见车窗外来来往往穿灰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人，就问乘警那是什么单位的？那个乘警一边抽烟，一边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不屑地说道：“那是铁Z局的人，哼，一群土匪。”谁知，车窗附近恰好有个铁Z局的工人路过，他一听乘警这么说铁Z局的人，顿时伸个脑袋大呼起来：“弟兄们！这个屌乘警说咱们都是土匪！”
这一喊不要紧，顿时有几百个工人抄着家伙奔向列车，转眼工夫就把列车团团围住，十几个人上去就把那乘警给揪下来。那乘警吓得面如土色，一边哀求一边扇自己嘴巴子。可是工人们依旧不依不饶，非要把那乘警单独留下来审讯。列车长知道留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于是赶紧向孟塬火车站的站长求情。老站长来到工人们中间，跟大伙说道：“弟兄们，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这小子吧，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了。”那乘警也挺配合，跪在地上一个劲磕头作揖，嘴里还高喊：“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孟塬火车站老站长跟铁Z局工人朝夕相处，大伙儿也挺敬重他，听他这么一说，再看看乘警那副熊样，也就算了。
自从一九六六年以后，伴随着到处串联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上的流氓明显多了起来。有一天，一列从四川开来的火车上，几个串联的红卫兵拿了列车售货员的苹果和啤酒不给钱，乘务员跟他们讲理，那几个流氓就打了乘务员。乘警去吓唬他们，谁知这帮无法无天的家伙连乘警都不怕，还把乘警给绑了起来。列车长听说这事，指示火车司机把列车停到孟塬车站后，通知了车站方面，车站又通知了铁Z局。
竟然敢在“铁老大”的地盘上撒野，这还了得！铁Z局掌握实权的造反派大怒，立即召集了一两千人，将列车围了个水泄不通，几十个工人上车搜查那几个流氓红卫兵。几个肇事的红卫兵一看这个架势知道不妙，连忙翻车窗想跑。可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跑得了，大部分当场被抓，只有一个跳下车窗后趴在车底铁轨上。几个坏小子被抓住以后一清点，少了一个，于是又全车厢里大搜索。我父亲则带着几个工人查看车下。偶然往车下一瞅，发现火车轮子后面藏着一个人，于是这小子也被抓了出来。然后，又从这几个坏小子身上搜出钢鞭、匕首、军刺、手铐等凶器。列车长向工人们道过谢以后，列车又前行了，留下这几个坏小子由工人审讯。先开始几个小家伙嘴还挺硬，骂骂咧咧的。于是，工人们把他们用电动葫芦吊起来，又用钢鞭抽打，把这几个原本不可一世的红卫兵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吊了两天，一看他们已经快没气了，这才放他们走。
一九六七年冬天，单位还组织工人们到陕西省华阴县参加了一次宽严公审大会，当场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有一个政治犯和几个刑事犯。宽严公审大会是那个时代惯用的政治手段，以起到杀鸡骇猴的奇效。听宣布判决时，我父亲得知那个政治犯是原孟塬收容站站长，他在“砸烂公检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跑到朝鲜（【注】据说此人以前参加过抗美援朝）。当时朝鲜也因为跟苏联关系比较密切而被称作“朝修”，因此这个人对朝鲜人说，自己想去苏联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朝鲜人还想要中国的援助呢，就把他的话做了笔录，连人带笔录一齐送回来了，以“叛国罪”论处而被判处死刑。因为怕他喊口号，就用一种专门的铁夹子夹着他的舌头，由一个解放军牵着。类似处决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分流行，后来张志新处决前则被割了气管。以前的革命烈士被反动派枪毙时还能喊两句口号，可文革时期的政治犯们，却连喊口号的权利也没了，还要犯人亲属交纳“子弹费”。其他刑事犯则好一点，没有铁夹子夹舌头的“殊荣”。后来不久，父亲工地附近村子镇阳有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因为刚在学校学会了“打倒”二字，就跑到一堵写有“毛主席万岁”标语的墙上用粉笔写了“打倒”两个字，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终。
当时陕西的农民非常穷，但民风淳朴，农民老实、厚道。在孟塬工地不远，有一个小小的洗染店，有一些单身工人就把自己的衣服拿去洗，一来二往就和店里的人混熟悉了。这个洗染店里有一个老师傅，姓张，当时背上总是别着写着一张写有“小业主”三个字的白布条。张师傅原本是这个洗染店的老板，穷苦人出身，抗战时在国军部队里当马夫。日本人打洛阳时，他在战场上给长官看马，眼见着一发炮弹打来，离自己百步开外爆炸；第二发炮弹又近了一点，第三发更近一点。老张一看，坏了，再有一发就轮到自己了。于是他撒开脚丫子就跑，刚跑了几步，一发炮弹落在他刚才站的那个位置，长官的马全被炸死了。后来他们部队深夜里在麦田中行军，老张猫着腰走着走着，一扒拉开麦子，和几个也在摸索着前进的日本兵正好脸对脸。老张吓得大叫一声，扭脸就跑；那几个日本兵也吓得往后跑了几步，然后就打起枪来。就这么着，老张的部队被打散了，老张自己辗转流落到了孟塬，开了间小小的洗染店，又找了个媳妇。解放后，老张的洗染店被公私合营，老张也继续留在里面当职工。老张人很豁达，尽管当时每天都背着“小业主”的白布条子，但依旧谈笑风生，声如洪钟。
当时单位里有一位叫王××的女工人，平素里大大咧咧的。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一本《林彪语录》少了一页，竟然被人给汇报了。造反派审问她，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当时，有个跟她不对的人私下向造反派诬告，说看见她用《林彪语录》擦屁股。就因为这个事情，王××被强行遣送农村改造了四年，直到林彪“九?一三”折戟沉沙，才把她放了。
十一、“进洞要紧”
铁Z局在潼关一带，修筑的是连通孟塬（【注】属陕西省）到风陵渡（【注】属山西省）的铁路，合计修了一座黄河铁路大桥和几个隧洞。因为当时局势混乱，工程修修停停，四、五年才最后完工。修黄河大桥时，由于蛮干，有一艘拉铁梁的登陆艇被钢丝绳拽沉，致使在船上的几个工人牺牲，也被埋葬在黄河南岸的沙滩上。后来一九九一年我考上大学时，我们全家到临潼旅游。火车过黄河大桥时，父亲还指着黄河南岸的沙滩对我说，那里埋着当年牺牲的工人。
当时单位有一个叫郑××的工人一向是个积极分子，在开山洞爆破时，没等炸药硝烟散进就跑了进去，结果中毒昏倒了。等到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出来，他学电影里的战斗英雄躺在担架上大叫：“别管我，进洞要紧！”当时此事被当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活教材四处宣扬。但是渐渐的不知为什么，他的豪言壮语却变成了工人们的笑柄。人们见了他，总是笑着问：“怎么样，进洞要紧不要紧？”更有尖酸刻薄的人做了发挥：“你到底以为要进什么洞啊？咋就那么猴急？”每当人们问到这里，他就一脸愧色，争辩道：“唉，过去的事啦，还提它干什么……”
还有一个姓艾的工人，是单位里的“学毛著标兵”。此人的“标兵”头衔名副其实，毛著果然学得炉火纯青，当时只要开口说话，第一句必先引用毛主席语录，而且是理论联系实际。一九六八年夏天，单位几个人一起到渭河里洗澡，姓艾的也去了，他不会游泳，就坐在岸上欣赏景色。几个在河里游泳的工人见他不下水，就故意逗他，问他敢不敢下来。姓艾的被人家一激，就不以为然地说：那有什么不敢的？然后，他把衣服脱了，嘴里高声念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胜利。”说完，扑通一声跳进河里。谁知那时渭河水大，姓艾的一跳进去就没顶了，在水里挣扎起来。其他几个人见状，手忙脚乱地把他救上了岸。姓艾的呛了好几口水，惊魂未定，脸色苍白。过了一会缓过神来，一张嘴又是一句毛主席语录：“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注意……”
还有一个学毛著积极分子，平时也没啥文化。有一天他突然给《铁路工程报》投了一篇稿子，是一首向毛泽东表决心的诗。编辑一看写的不错就给刊登了，名噪一时，那个作者也神气了好多天。过了不久就有人揭发，说这个稿子是抄袭《解放军文艺》上面的一首诗。编辑们忙把《解放军文艺》拿来对照一看，果真如此。原来人家《解放军文艺》上的那首诗是“战士”，此人改成了“工人”，其余一字不差。后来《铁路工程报》为此事发了专刊，把这个抄袭者给彻底批臭了。
孟塬火车站附近就是著名的西岳华山，既然到了这里，不登华山是过不去的。正好当时我叔叔从东北来，因此他们哥俩，连同几个工人一起登华山。在山下，他们遇到一大群红卫兵举着红旗上山造反，走在他们前面。还没走多远，刚过仙姑桥不久就有一个女红卫兵摔死了，她妹妹伏在她的尸体上大哭。其余的红卫兵继续上山。等父亲他们到了南峰绝顶的仰天池，看到那帮红卫兵正在往池子里拉屎，感觉十分扫兴。晚上，他们一行就住在山顶道观里，道观已被那帮红卫兵革过命了，砸得乱七八糟的。那帮红卫兵不住道观，要学习《智取华山》里的革命英雄，连夜下山。第二天，父亲他们一行下山时看见，又摔死了几个。
十二、崇拜芒果
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经常发出一些“最高指示”。此外，还时不时从北京传来一些“特大喜讯”。不知为什么，这些“最高指示”和“特大喜讯”总是要等到深更半夜才传达到我父亲单位。于是，人们不得不从睡梦中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敲起锣、打起鼓，有时还要燃放鞭炮，在举着写有“最高指示”和“特大喜讯”大红纸的造反派头头带领下游行，以表达工人阶级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景仰，并显示革命群众的伟大力量。
在孟塬时有一次，游行是因为听说“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更长”这个特大喜讯。当时半夜起来先是在工地折腾了一阵子，又觉得这个喜讯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个头头凑到一起一合计，打算到几十里外的陕西省华阴县去游行庆祝。等大伙浩浩荡荡、敲锣打鼓坐汽车来到华阴县时，当地已经庆祝过又去睡觉了，街上一片漆黑，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听到喧嚣的锣鼓声，只有一个人从一间商店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看了看，旋即把门关了，此后任凭大家怎么折腾，就是没有一个当地人出来响应。见此情景，大家只得悻悻然地回去了。而这次庆祝活动的主角毛主席，也并没有和喜讯上说的那样活到一百五十岁。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半夜起来传达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最高指示。虽然这句没头没脑的最高指示让人听着感觉到莫名其妙，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反正只要是毛泽东说的话，理解的要庆祝，不理解的也要庆祝，在庆祝中加深理解。等到文革结束后一些描写文革内幕的文章出来，大伙儿才知道，这句最高指示竟然是毛泽东批评自己老婆江青的。中国的领袖就是比西方国家的政客伟大，连两口子吵架，老百姓都得庆祝一番。
在他老人家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芒果之后，又兴起了“芒果崇拜”，全国到处都充满了用蜡做的假芒果，人们就对着这些假玩意顶礼膜拜。在铁Z局的工地上，由于没人会使用蜡做芒果，就有心灵手巧的木工看着报纸上的照片依葫芦画瓢，用木头雕成芒果的样子，再由油漆工上色，供人们崇拜，倒也惟妙惟肖。
十三、患难夫妻
一九六七年，我母亲时年十六岁。滑县老家已经实在不敢再待下去了，于是外婆托媒人为我母亲找个男人结婚。村子里有个张大娘，儿子在郑州搬运社工作，张大娘就跟着儿子住在黄河路，自己靠捡破烂为生。张大娘这个人热心肠，喜欢做月下老人，当年我大姨和大姨父的婚事就是她给撮合成的。因此，外婆就找了张大娘，再次请她帮忙给我母亲物色个男人。我母亲年纪太小，外婆怕她受欺负，于是提的条件是也找一个出身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男的，希望他能心疼她。就这么着，张大娘找到我父亲。
我父亲从劳改农场出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八岁了。家庭出身不好，又属于政治上犯错人员。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这两条足以使他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一般女人对他敬而远之。即便偶尔有人来提亲，也要么是离异丧偶带几个孩子的，要么就是生理有缺陷嫁不出去的。但凡碰到有人介绍这类人，我父亲都有一种受了侮辱的感觉，一概连面都不见。因此，渐渐地很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就这么着一直拖到三十多岁。那时人们普遍结婚早，三十多岁都还没有个对象，实在令人发愁。
后来，我父亲偶然认识了一位姓常的老姑娘，二十七八岁年纪，在文化用品厂工作。她倒是不嫌弃我父亲的出身和历史问题，二人建立了恋爱关系。常姑娘相貌一般，长得人高马大，个子比我父亲还高。别的地方倒还说得过去，就是有点二愣子劲头。我父亲和常姑娘谈恋爱时正值文革最混乱的阶段，有时父亲和她到街上走走，只要碰到有大辩论的，常姑娘立刻就伸着个脑袋掺和进去，拉都拉不回来。不一会儿就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几次挽起袖子差点动起手来。我父亲本来就挺厌恶文革，一见常姑娘如此热衷于政治运动，心里顿时凉了大半截，也就迟迟不提结婚的事情。当时我父亲心里特别矛盾：跟常姑娘结婚吧，这种二愣子劲头真让人受不了；吹了吧，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按着自己的出身，再找一个不嫌弃自己的女人又不容易，弄不好得打一辈子光棍。正在犹豫的时候，跟我父亲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张大娘给父亲介绍了我母亲。
父亲跟母亲见面是在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前夕。当时年仅十六岁、聋着一只耳朵的母亲怯生生地看着这个年纪比自己整整大一辈的男人，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我父亲见我母亲模样长得不错，人又文静，各方面都挺满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个农村户口。但比起那个常姑娘来，我父亲还是觉得跟我母亲过更可靠。上午见了面，下午我父亲就又找到我母亲，对她说：咱们的事情，我看就这么定了吧。接着我父亲又跟母亲说了一句：“你先等等我，我出去办点事情。”
父亲说“出去办点事情”，实际上是找那个常姑娘跟她说分手的。常姑娘一听挺不乐意，跟父亲吵了一架。但我父亲决心已下，任凭常姑娘怎么骂怎么吵怎么哭也没有一点回头的意思，弄得常姑娘也无可奈何。我父母结婚以后有段时间常姑娘还不死心，又给我父亲写信，骂我父亲浑身上下都是阶级烙印，跟我母亲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剥削阶级子女找剥削阶级子女。我父亲收到这封信后根本就没当成回事，随便往兜里一装就给忘了。后来我母亲洗衣服时翻到这封信，连忙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这才把常姑娘的事情说给母亲听。
不过，常姑娘有缺点可也有优点，她心地善良，特别喜欢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常姑娘跟父亲的一位工友是邻居，在跟我父亲告吹之后有时还到那位工友家去串门，从那里听说了我母亲被祖母虐待的事情。常姑娘听了以后，被祖母的恶行气得脸色发青，挽起袖子来就要去收拾祖母。那位工友一看，吓得赶紧把她给劝住了。
按照常理，一般的老人都会为自己儿女的婚事操心；子女上班后交回来的钱，老人也会为子女存着，以备子女日后成婚时用。然而，我祖母却恰恰相反。祖母这个人嘴谗，又不愿意自己动手做饭，就经常自己跑到外面饭馆里吃饭。当时郑州最高级的广州酒家和水上餐厅就是祖母最爱光顾的地方。由于当时没有成家，我父亲每个月挣的工资除了留二十几块钱做生活费以外都悉数交给了祖母，结果全被自私的祖母吃干喝净了，一分钱也没有给他攒下。到了文革初期，祖母作为地主婆被红卫兵押回封丘农村老家时，为给祖母安家使得我父亲颇为破费，连手表都卖了，而且还欠了几百块钱债。结婚时，我父亲连给我母亲买新衣服的钱的都没有，暗中找了个工友家属借人家的一件褂子给我母亲穿，也没敢说是借来的。旅行结婚后那件褂子就不见了，我母亲还觉得纳闷，怎么好端端的就丢了呢？结婚几个月后以后，母亲到那个工友家串门时，发现了那家有一件自己结婚时穿的那件一模一样的的衣服，就跟人家说自己丢了一件这样的褂子。那家人听后笑得肚子都痛了，我母亲这才知道这件褂子的来历。
我的父母二人从见面到登记仅仅才十来天工夫。领结婚证那天，我父亲领着母亲回到潼关工地，来到当地婚姻登记所门前。我母亲不够结婚年龄，不敢进去，父亲就一个人进去领了一张盖有“潼关县港口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大印、类似奖状的《结婚证》。二人也没有钱办婚礼，坐了趟免费火车到北京大姑家就算完婚了。
十四、家门不幸
前面已经提到过，我的祖母年轻时养成了自私冷酷、飞扬跋扈、花钱大手大脚的性格，再加上祖父去世后长期守寡导致心理有些古怪，因此对这个儿媳妇的到来，她非常不欢迎。这是因为，这个儿媳妇是农村户口，来了就是注定要吃“高价粮”的。同时，我母亲比我父亲整整小一倍，二人年龄差距达十六岁，人又长得漂亮，因此祖母认为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婚姻不可能持续多久。特别是，当时父亲兄弟姐妹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是单身和祖母住，这样父亲挣的工资就全给我祖母了，祖母可以大手大脚地花；一旦成家，肯定就得顾家，那么钱就不顺手了。故而我母亲过门后，祖母对我母亲百般虐待，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我父亲与母亲结婚时，祖母因为大姑病重正在北京大姑家住着。父母旅行结婚到了北京，二人进门时本以为老人会很高兴见到这个漂亮单纯的儿媳，都欢欢喜喜的。谁知我父亲把我母亲向祖母一介绍，祖母顿时脸色一沉，把我母亲凉在一边连饭都不招呼吃，就把父亲单独叫到一个房间里“审问”。我母亲被晾在大姑女儿房间里，听到隔壁祖母与父亲的争吵，再就是祖母用拐杖打我父亲的声音。可怜我母亲当时才十六岁，本以为嫁了男人可以有个依靠，看到这个情景，顿时如跌入冰窟。
等回到郑州以后，祖母就开始虐待我母亲，每天让她把家里的一切家务都干了。吃饭的时候，还必须吃两样饭：我母亲得给祖母做好饭好菜吃，自己每天只能吃给祖母下面条时剩下的面汤，里面再和点玉米面，连菜都不许吃一口。祖母一件衣服也不许给我母亲买，她只好穿着自己从娘家带来的破棉袄整日干活，也没有衣服可以换洗，很快穿得油花花的。当时祖母所住的大杂院里还有三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每天在院子里跳橡皮筋；我母亲比人家小两三岁，却终日衣衫褴褛，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我母亲年纪虽小，但从小挨整谨小慎微、逆来顺受惯了，干起活来非常卖力，想讨婆婆的欢喜。但越是谨慎，祖母就越欺负她，经常破口大骂；一遇到我父亲在家时就天天念叨着“过不成，过不成”，弄得我父亲成天心烦意乱，又不敢跟祖母顶嘴，只好把气撒到我母亲身上。母亲在刚结婚那一段，每天都吃不饱，经常一连一个礼拜解不出手来。我父亲从工地回来看到这个情况，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把母亲带回工地住了一个月。
祖母在我少年时曾来过我家住过一段时间，一开始我还以为她会跟我的外婆那样善良慈祥，但不久就发现，祖母和外婆完全截然相反。根据我的观察，我的祖母非常残忍、自私、冷酷、欺软怕硬，甚至有些邪恶。那一年她一来我们家就欺负我姐姐，弄得姐姐放学后不敢回家，在路灯下写作业。祖母还拉拢我，试图让我跟她一道欺负姐姐，我当然不愿意，她就对我这个孙子一点也不亲，甚至还给我栽赃，害得父亲发火打我，打时她还在旁边哈哈直乐。不仅我母亲遭受她的虐待，而且我的婶婶、伯母，甚至姑父都曾被她虐待。大姑父在文革期间那样春风得意，但就怕我祖母，下班以后常常不敢回家而睡在办公室里；二姑父身为高级干部，离休以后却被祖母气得大病一场，险些丧命。但好在他们都有工作，因而除了生气、打架以外还没有别的。但是我母亲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工作，寄人篱下，因而也就只能任其鱼肉。我母亲原指望找了我父亲能逃出苦海，此时又落到我的祖母这样的人手里，真是雪上加霜。
大概是祖母年纪不大就开始守寡，拉扯几个孩子不容易的原因，我父亲对祖母出奇地孝顺，甚至到了百依百顺、一句嘴都不敢顶的地步，有时明知道是祖母错了也不由分说地责怪我母亲。一九六七年年底，我大姑病故。祖母、父亲闻讯，去北京料理大姑后事。本来父亲要带我母亲去的，但祖母偏不让去，于是留母亲一个人在家。经过两个月的接触，我母亲已经知道祖母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的德行，因此在他们临走之前还专门让他们看了看面箱里的面。当时已经临近月底，面箱里一共剩下不到十斤面了。我母亲那时十六岁，正是长身体、吃憨饭的年纪，等八九天后他们回来时，不到十斤面已经吃得差不多了。祖母一进门看到面箱里的面快没了就开始生气，硬是说我母亲肯定把白面偷到大姨家去了，还诬陷我母亲偷吃了她的木耳和一颗白菜。那棵白菜确实是我母亲吃了，可木耳我母亲见都没见过。我母亲刚刚申辩了几句，祖母就暴跳如雷、砸锅摔碗。我父亲本来就因为大姑的去世而正在心里难过，再加上祖母这么一闹，又听了母亲的申辩，顿时怒从心头起，伸手打了母亲一耳光，让母亲滚出去。
我母亲从家里被赶出来，受了这样大的委屈，又不敢对外公外婆说，让本来就在苦海中煎熬的二位老人伤心，于是到郑州人民公园上吊自杀。我母亲从小受歧视、受侮辱，此时又受祖母的奴役和丈夫的冤枉，觉得这个世界真没有任何可留恋的地方。因此，她当时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用裤带打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结。临上吊前，母亲还写了一个条子贴在身上，上面写有家里的地址。这条子是希望行人转交给我父亲的，里面嘱咐我父亲等外公外婆问起时就说是出意外死的，千万不要说是自杀的。刚吊起来时，我母亲还能听到远处高音喇叭里的声音，渐渐地什么都听不到了……
也是我母亲命不该绝，当时幸好有几位行人路过。那几个人见状大惊，连忙将我母亲七手八脚地放下，并且看到着她身上的那张条子，随即按地址通知了我父亲。等我母亲缓过气来，一睁开眼，就看到我父亲焦急地望着她。而祖母却还在一边幸灾乐祸地说：“要死也是你自己要死的，谁也拦不住，政府也不会把我怎么着。”直听得围观的路人们愤愤不平，纷纷给予斥责。那件事情以后，我父亲把我母亲带到了潼关的工程队里，母亲算是暂时逃脱了祖母的魔爪。
我祖母这个人一辈子养尊处优，特别会保养自己，因此身体非常健康。后来到了八十多岁竟还能一个人独自逛街下馆子吃饭，满口的牙一个也不掉，眼也不花。但是为了向子女要钱，祖母经常在子女面前装病。我父母到了潼关之后，祖母三天两头来信来电报，一会儿说想儿子眼睛哭瞎了，一会儿说滑倒把腿摔瘸了，一会儿又说心脏病犯了，实际上都是张嘴要钱，总是闹得不得安宁。我父亲孝顺，只要一接到信就长吁短叹、六神无主，于是就慌慌张张跑回去探望，却并没有事。但总是这么来回折腾，也颇为破费，冤枉花了不少钱，日子越过越困难。
到了一九六七年底，伴随着造反派们的内讧，工地上再次爆发了激烈的武斗。两派对立组织武装割据，安营扎寨，日夜枪声大作、流弹横飞。我父亲担心母亲被武斗伤及，再次把她送回郑州。转眼到了春节，父亲和叔叔都回来过年。祖母又让母亲把房子彻底打扫了一遍，把过年的食物全部准备好。一直忙到除夕晚上才最后把活干完。就在母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准备休息一下时，祖母却突然对母亲说：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回娘家去吧。这句冷冰冰的话，对我母亲来说就宛如晴天霹雳：都大年三十晚上了，哪里还有车回二三百里以外的滑县？那时大姨虽在郑州，但病得很重，要是去大姨那里让大姨看到自己这副样子，大姨心里会多难受？母亲顿时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又想到自杀，于是心一横，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准备卧轨解脱。
我父亲虽然不敢在祖母面前说个“不”字，但放心不下我母亲，瞅个机会偷偷跟了出来。父亲说，别回老家去了，还是找个旅社住下来吧，等年过了就领你回工程队去。可当时已经除夕之夜，街上的旅社大都已经关门了，他们俩在街上转了半天，最后在火车站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下来。可是父亲所有的钱都交给祖母了，兜里一分钱都没有。当时郑州还有那种寄卖店，大年三十也不关门，于是父亲到寄卖店把自己刚买不久的手表卖了，给母亲交了店钱，还给母亲留了三十块钱。临走，父亲担心母亲出事，交给一位旅馆服务员一些钱，再三叮嘱他帮忙看着我母亲。那时人们都还厚道，这个服务员每过一会儿就来我母亲房间门口看看，有时借口送水或者交代安全知识来母亲房间坐坐，劝慰我母亲。等我母亲出去吃饭时，那个服务员则寸步不离地跟着。此后几天，父亲每天只能对祖母编谎话说去同事家里拜年串门，偷偷跑出来看看母亲。
此事父亲一直瞒着祖母，但没有瞒着我叔叔。叔叔当时尚年轻气盛，知道后跟祖母大吵了一架。祖母狡辩说，把我母亲赶走是因为我叔叔过年回家，家里住不开。我叔叔一听，就说：好啊，既然家里住不开，那我走。当天，我叔叔就离开家到武汉找我大伯去了。事已至此，父亲也只得把母亲接回家里。祖母被叔叔一阵奚落，又气又恼，见我母亲回来就倒打一耙，说我母亲“刁钻”，颠倒黑白地说自己受了我母亲的“虐待”；接着旧事重提，又说起那几斤白面的事。祖母是个不错的演员，说着说着，居然做出一副哭天抢地、肝肠寸断的样子。正在表演时，我父亲的一位工友来家拜年，正在做痛不欲生状的祖母见了人家，竟跟川剧“变脸”一样，转眼间就从捶胸顿足变为满脸堆笑，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祖母之恶毒，由此可见一斑。就这样又勉强挨了几天，年一过我父亲就领着母亲回工程队了。
后来我母亲怀上了我姐姐，我父亲当时又总是随单位或者宣传队流动不能照顾。二人想，有后代了可能祖母会对我母亲好一点，于是我父亲就把母亲送回郑州。谁知一等父亲走后，祖母就勒令母亲挺着个大肚子干这干那，甚至还要到离家一里以外的奶牛场挑水，冬天在院子里洗衣服。祖母心坏，大冬天的故意每天都要里里外外换衣服，还把一些八辈子不用的破套子、破衣服也一并拿出来让我母亲洗。我母亲洗衣服时，祖母就站在一边监督我母亲，一直要洗到盆里没有一点泡沫才算，把我母亲双手指头都撮烂了。
母亲怀我姐姐时孕期反应异常强烈，不能闻一点荤腥。可祖母非但不照顾她这个孕妇，反而还让我母亲给她炒菜。我母亲一边呕吐得翻肠倒肚一边炒菜伺候祖母，动作慢了还要挨她的骂。等到祖母津津有味地吃炒菜时，母亲才能自己擀点面条，用白水煮着自己吃。即便是这些面条，也是我母亲在潼关时扛着大肚子自己从地里捡来的麦子磨的，否则连这白面也吃不上。后来这些麦子吃完了以后，祖母只给她吃红薯面，吃得母亲直吐酸水，并落下严重的胃病。孕妇一般贪吃某一样东西，我母亲当时就特别想吃鸡蛋糕，可祖母从不肯给我母亲吃哪怕是一块蛋糕渣。我母亲只有在上街买菜时每次藏下点钱，怕祖母发觉，也不敢藏多，每次只藏下一两分钱，慢慢地积攒起来，攒够了才偷偷跑出去买一块蛋糕。蛋糕买回来也不敢让祖母知道，一个人躲到厕所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