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实在不堪祖母虐待，大姨当时又刚染上肺结核也没法照顾她，母亲只好挺着大肚子回到了滑县老家。此时文革造反风潮已渐渐平息，外公、外婆已不怎么被批斗了，但还是每天必须由民兵押送到地里劳动改造。当时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每天下工之后，外婆就用小擦子擦一些红薯，做成凉粉给母亲吃。当时，舅舅和大姨都在外地工作，家里除了外公外婆之外，还有我舅妈。舅妈这个人本是土匪女儿，其父亲刚解放时被镇压了，她母亲改嫁给一个穷人，结果土改时划作贫农。舅妈好吃懒做、心地很坏，文革初期外公外婆挨整时她不但不帮助他们，反而落井下石地对外公外婆颐指气使；外婆挨完批斗，回家还要给舅妈做饭带孩子。我舅舅早已对其厌恶透顶，但由于成分不好不敢惹她，窝囊了一辈子。母亲回来以后，外婆给母亲擦凉粉吃，舅妈也要吃，而且饭量奇大。外婆不得不没日没夜地擦红薯，有时累得擦着擦着就睡着了，醒来以后抹抹眼泪又继续擦。外公外婆自己都舍不得吃一口凉粉，结果一少半给了我母亲，一大半被舅妈吃掉了。
在老家住了两个月以后预产期到了，我母亲要回郑州生产。外婆和外公借了个架子车，推着我母亲送到了道口街把她送上汽车（【注】道口是滑县县政府所在地，离母亲所在村庄大约十六里远，著名的道口烧鸡就产在这里）。外婆在道口买了几只烧鸡，连同省吃俭用节约、东挪西借来的几十个鸡蛋，几十斤小米，一同交给我母亲，准备让她产后补补身子。结果回到郑州以后，不知为什么比预产期推迟了二十多天才生产。在这二十多天里面，祖母霸占了母亲带回去的食品，全部吃光喝净了。
一九七一年初我姐姐出世时，祖母又使坏不让我父亲陪伴我母亲。我父亲孝顺，不敢违抗命令，只好待在家里，任由我母亲一个人在医院里挣扎。当时医院里产妇基本上都有家人陪护，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没人管。因为正处于文革期间，医院秩序混乱，又恰逢冬天，窗外滴水成冰，我母亲晚上羊水破时，全身就浸泡在冰冷的羊水里十几个小时没人搭理。我姐姐出生时个头太大，母亲年龄又太小，因而极度难产，人都快憋死了。幸亏当时医院有一个老医生特别好，在她的指导下，护士们慢慢用宽带子一点一点往下勒。从母亲羊水破到姐姐出世，前后折腾了四十多个小时。当时我母亲除了头脑清醒以外，浑身都麻木了，根本就感觉不出疼来。我姐姐则因为憋的时间太久，哭不出来，护士就提着她的小脚丫，朝屁股后面打了好几下，才“哇”的哭出声来。
孩子出生后，祖母和父亲去看我母亲。连医生都觉得我母亲可怜，就对他们俩大声训斥，祖母听后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我母亲属于极度难产，医生要求继续住院一个星期观察。在住院期间，祖母也不让父亲留一分钱给母亲，每天像例行公事一般送来三顿饭，放下以后扭头就走。同屋的产妇和陪护的家属都看不惯，在祖母来的时候都指责她，还把自己家送来的鸡蛋等东西塞给我母亲吃。祖母看了勃然大怒，说这病房里住着“牛鬼蛇神”，才住了三天院就非要我母亲出院。
因为难产，姐姐出生后我母亲的子宫收缩不了，当时还不能站立和行走。我母亲临产这两个月没有打扫房子，祖母早就对此不耐烦了，就在我母亲出院回家第二天就叫她把房子里里外外的打扫一边。祖母还说母亲临产前把被单弄脏了，让还在坐月子的母亲大冷天到院子里去洗被子。我父亲就眼巴巴地看着，一声都不敢吭。晚上睡觉时，我母亲下腹痛得简直就要如同刀割，只能慢慢扶着床，一点点往下坐，才勉强能躺下。即便是生了孩子，祖母仍旧要母亲做两样饭，给她做好饭好菜，母亲吃红薯面。
我父亲是少见的孝子，虽然祖母恶行昭昭，但多少年来父亲都忍着不肯说她一句坏话。然而到了临终前几天，父亲向母亲和我回顾这段经历时，一边说，一边咬牙切齿地痛斥祖母这个人恶劣的品行。当时父亲躺在病床上，流着眼泪，对当年没有为母亲遮风挡雨、让她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表示了深深的愧疚和自责。本来我最初在写这本书时还在犹豫，是否将这个家丑暴出来，但父亲说，写出来吧，不写，对不起你妈。我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到商丘处机关办理父亲后事，遇到了当年与我父亲非常要好的工友阮××。提起当年的事情，阮××回忆说，当年在工地我父亲也常常跟他谈到家里的事情。我父亲是个深受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影响的人，夹在祖母与我母亲之间感觉异常苦闷，也想找个人倾诉，因此有时一谈就是一整夜。虽然我父亲觉得对不住我母亲，但又想不出别的办法。
我的祖母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要虐待、奴役他人，不光是儿媳、女婿，甚至自己的孙子、孙女都被她虐待，这已经成为一种病态。虽然子女们都很孝顺，但无论祖母走到哪家，哪家就不得安宁。祖母在叔叔家住时，几乎把我婶婶的眼睛打瞎；因为叔叔的大儿子偷吃了她的点心，祖母就用针扎他的嘴。在福州的二姑离家早，总觉得祖母无论怎么说也是自己的母亲，就在八十年代中期把祖母接去孝敬。结果祖母到了那里，看到已经离休的二姑父有些老部下来看望他给他送礼，就跑到法院去告二姑父“贪污受贿”。当时二姑父已经七十多岁，离休都十几年了，到哪里贪污受贿去？我二姑父喜欢喝两口小酒，孩子们经常单独做些菜给二姑父下酒，结果往往一做好，祖母二话不说就端了去，弄得大家都很尴尬。二姑父是高级干部，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气，很快气出一场大病，几乎丢了性命。因此，最后竟无一人敢收留祖母。九十年代初期，祖母见所有子女都被自己得罪光了，只有大伯那里可以去，就到武汉找我大伯。可我大伯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又跟妻子离了婚，自己尚且孤身一人，哪里照顾得了她？大伯就托了个关系，把祖母送进武汉岱家山一所敬老院里。所有的子女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但条件都是决不能来一起住。我在武汉读大学时候，虽然也知道祖母和我在同一个城市里，但为了我母亲以前所遭受的那些罪，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曾经有一次我堂兄来找我时，对我说祖母知道我这个孙子在武汉读大学，很高兴地向敬老院的那些老人炫耀，也特别想见见我。我回答说，不，她要是死了没人为她收尸的话我可以尽这个义务，但要我像孙子一样孝敬她，那连门儿都没有；告诉她，她活着的时候我是决不会见她的。一九九六年年初的一个严寒之夜，祖母死在敬老院里，时年九十一岁，死前一个亲人都不在身边。
十五、伟大的母爱
我父亲比我母亲要大十六岁，二者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迥异，从见面到结婚只用了十天时间，因此他俩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爱情。波折的经历，社会的歧视，使得我父亲脾气暴躁古怪，感情冷漠，对什么事情都缺乏兴趣。自从我母亲嫁给我父亲，她就日复一日地遭到祖母的残酷虐待；而我父亲却根本不敢为年少弱小的母亲遮风挡雨，还时常因为心情不好而对我母亲发火，根本没有尽到一个当丈夫的责任。所以，那时我母亲对这个家庭没有任何感情，有了姐姐以后，母亲只是为了无辜的孩子，才勉强维持着这个家庭。
我母亲二十岁那一年，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与她擦肩而过。当时我父亲又随宣传队外出，我母亲就一个人领着姐姐住在简陋的工棚里。那一年铁Z局招收了一批新工人，就在离我母亲所住工棚不远的地方培训。年轻人活泼好动，那批新工一到下课就喜欢和工人家属一起玩。在这批青年工人中间有一个姓赵的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身材颀长，与我母亲的年纪相仿。
虽然我母亲衣着破旧，怀里还抱着个孩子，但仍然遮不住她青春的气息。在铁Z局工地所有的工人家属中，就数我母亲最年轻漂亮，无论从身材还是长相，都是百里挑一的。慢慢地我母亲引起了那个姓赵的小伙子的注意。后来他就托人打听，知道了我父亲和母亲的情况，对我母亲产生了同情心。小伙子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人也很有教养。他总是有事没事过来看看，慢慢地开始接近我母亲，帮助她干挑水、提煤等重活。我母亲在她生命的前二十年中，除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还从来没有人给过她如此的温暖。渐渐地她感觉到自己对这个英俊的小伙子产生了一种朦朦胧胧好感，愿意跟他待在一起。
那一段时间，我母亲心理一直处于矛盾的煎熬中。二十岁的她犹豫在是选择自己的幸福，还是选择孩子的幸福之间难以取舍。那个小伙子年轻帅气、会体贴人，无论从年龄、长相、性格、家庭条件等方面都比我父亲强很多，我母亲确实也很喜欢他。但是，只要一想到已经有了这个孩子，母亲就只得压抑住发自内心的冲动，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两人相处的几个月里，我母亲从来没有向小伙子表露过什么。终于有一天，小伙子忍耐不住，向我母亲表白说想和她结婚。说话时，他真诚地、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我母亲，期望听到她肯定的答复。
听到小伙子的求婚，再想想自己的处境，年仅二十岁的母亲确实也想跟他一走了之。然而，这个念头在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旋即就被自己要对孩子所应负的责任压倒了。等到心里平静下来，我母亲告诉他，自己已经是有孩子有丈夫的人，不可能抛弃自己的孩子和他在一起。小伙子一听，赶紧表白说，孩子绝对不成为问题，他愿意我母亲带着孩子一起跟着他，也愿意把这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母亲狠了狠心，又说：即使你不嫌弃，你的父母也会有看法。小伙子则回答道：他的父母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一向主张婚姻自主，不会有什么看法；即使万一有，他也一定能够顶住。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最伟大，那就是无私的母爱。我母亲与那个小伙子彼此爱慕，如果跟他走，我母亲肯定会得到更多的疼爱和关心；这个小伙子与我母亲年龄差不多，跟他走意味着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尤其是这个小伙子家境不错、父母又通情达理，跟他走意味着我母亲有机会脱离贫困的煎熬和祖母恶魔般的虐待。然而我母亲思虑再三，看到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总是想让她有一个正常的家，有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我母亲，这位伟大无私的母亲，选择了为了孩子而宁愿自己受苦的道路，毅然决然地拒绝了那个小伙子的求婚。
那个小伙子在遭到母亲的拒绝后，仍然不死心，依旧天天来帮母亲干活，软磨硬泡，期待我母亲回心转意，但遭到了一次次拒绝。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特别是在人来人往的工地上。很快单位领导发现了苗头，为了防止出事，赶紧把那个学习班搬到别处去了。小伙子临走那一天来向我母亲告别，我母亲没敢让他进屋，两人就站在门口。他抱了抱我的姐姐，在把姐姐交给母亲的时候，轻轻碰了一下母亲的手，跟她道了一声珍重就走了。这就是他们之间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我母亲抱着姐姐，一直目送他们的汽车到看不见，眼泪夺眶而出。后来还不到一个月，那个小伙子就自己调离了铁Z局，我母亲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十六、彻底的无产者
因为我母亲是农村户口，按照当时统治者订下的规矩，奴隶的子女自然也是奴隶，所以我姐姐也是农村户口。当时，我父亲由于是在“艰苦地区”，地区补贴拿得比较多，一个月工资加补贴大约是不到六十块，按当时标准来说已经不算低了。但父亲所在的铁Z局是流动单位，而且父亲经常被抽调搞工农兵文艺汇演，需要外出吃饭，无形中多了很多开销；祖母因是地主婆，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强行扭送回农村，父亲帮她安家欠了三百元外债，每月都需要还债；祖母回到郑州以后，花钱依旧大手大脚，经常请人帮着写信要钱，还时不时地发来电报，谎称自己“病危”，实际也是要钱。我父亲孝顺，一接到电报就六神无主、长吁短叹，赶紧跑回郑州去，这么折腾着也花掉不少钱。此时，家里又添了母亲和姐姐这两张吃“高价粮”的嘴，日子越来越困难了。
为了求生，我母亲只好背着我姐姐，整日到工地附近的农田里挖别人不要的、半腐烂的红薯，或者捡别人收割时洒下的麦粒、玉米，三口人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运气不好时，曾被生产队抓住游街示众，但我母亲为了这个女儿，自己豁出去了，爱游街就游街，爱斗争就斗争；不过运气好时也遇到过好心人，偷偷塞给她一把麦子。
离父母所在的工地十来里地有一座土山，山上农民种了一片红薯。红薯收割完毕以后，我母亲就拿了一把铁锹，背着我姐姐上山挖红薯，每天挖不到几个。由于山高路远，母亲每天爬山走路，腿都肿起来了。那天我母亲背着姐姐一瘸一拐地刨红薯时，恰好碰到几个农民在犁地。我姐姐当时在母亲背上睡着了，母亲低下头刨一下，姐姐的头就顿一下。那几个农民见状，也觉得可怜，问明情况后说道：“娃儿呀，俺们可真没想到你们当工人的还这么困难，你那么刨，刨一天也刨不到几个红薯，这样，你跟在我们后面，翻出来的红薯你就捡着。”母亲一听，就跟在人家后面，一天居然捡了几十斤烂红薯，背了十来里地回家，还挺高兴。
除了我们家，还有更苦的人。当时我祖母在郑州住的大杂院里有一片空地，一九六九年春天有一家人来到那片空地上，用高粱杆搭了一个窝棚住下了。那家夫妻俩都是老实人，有四五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叫小凤。小凤家本来是郑州市民，但夫妻俩都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过活，日子本来就挺难。就这么一家人，也没招谁惹谁，文革初期竟被红卫兵当作“社会寄生虫”强行遣送到中牟县农村。他们家在中牟县举目无亲，根本混不下去，等风声一松就又回到郑州。回来后发现，原来的破房子却已经被人给占了，因为怕惊动红卫兵也不敢强行要回来，就流落到祖母住的那个大杂院里搭了个高粱杆窝棚。全家六七口人都睡在高粱杆上，寒来暑去一晃就是十多年。可以想象，这种日子过得何等艰难。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全家就在郑州大街上摆摊卖烤红薯。到了一九九○年我父母送祖母回郑州时，发现他们家居然已经盖起了一栋二层小楼。小凤家的人热情地邀请我父母到他们窗明几净新居做客，回忆起那些艰辛岁月仍然是唏嘘不已。
六十年代末潼关铁路修完，铁Z局又流动到北京附近的河北怀来、幽州一带，从事丰沙线铁路复线建设工程（【注】丰沙线是连接北京丰台——河北沙城的铁路，该线于一九五四年建成，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运营。其复线工程于一九七二年十月竣工运营）。当时正值“九大”前后，单位提出的口号是“要洞不要命”，禁止职工带家属到工地。于是，我母亲又不得不跟祖母住在一起，再次遭到祖母百般虐待。后来我母亲忍受不了，回到滑县老家住了一段时间，返回郑州时我母亲和姐姐都得了流行性感冒，开始发烧。可一回到郑州祖母家，因为嫌我母亲从老家带回来的东西少了，祖母又是骂骂咧咧，甚至连我外婆都骂上了。我母亲一听实在是忍无可忍，就头一次跟祖母顶嘴：“你这个人咋恁不讲理，俺嫁给你们姓国的家，倒霉俺认了，可俺娘没惹过你，你凭啥骂俺娘？”我母亲自从嫁给父亲以后一直对祖母逆来顺受，今日祖母见这个没户口的小媳妇居然敢跟自己顶嘴，马上就气得一蹦三尺高，把我母亲和姐姐从家里赶了出来，连锅都扔出来了。我母亲也被祖母气得不得了，发誓再也不进这个门。当时我大姨刚染了肺结核，我母亲也不好去麻烦她，就拎着锅，背起我年幼的姐姐上北京找我父亲。由于是被赶走的，走时身无分文，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
好在那时人心尚善良，因此母亲上了火车，跟乘务员讲了情况后，乘务员不但没有把她母女赶下火车，反而还帮她们找了一个座位。本来母女俩都有些发烧，又被祖母赶出来的，我母亲连气带病，一路上都忘记了吃饭的事情。我姐姐当时发起了高烧，所以一路上也不闹不哭，没有引起母亲的注意。等火车到了北京站，我母亲才猛然想起来孩子都一整天没吃饭没喝水了。但无奈自己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买不起吃的。
这时，我母亲看见站前饭馆前有两个解放军，每人买了一大碗面条蹲在地上正准备吃饭，就把我姐姐放在长椅上，走向那两个解放军，想跟人家要点吃的。我母亲要面子，如果只是她自己饿，那她宁可饿死也不会去乞讨的；无奈我姐姐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母亲这才狠下心来讨饭。可是当她走到人家面前，却怎么也张不开嘴，只好又退回来了。就这么犹豫了好长时间，母亲最终心一横豁出去了，走到那两个解放军面前，怯生生地说：“同志，能不能给俺点吃的？俺的小孩都一天没吃东西了。”两个解放军一听，连忙把正准备吃两大碗面条递给我母亲，热情地说：“吃吧，吃吧！”
我母亲向人家道谢以后，端着这两碗面条回去找我姐姐。等走到跟前，发现那里围了一群人。这时有人喊：“这是谁家的小孩啊？已经开始抽疯了！”我母亲一听，顿时呆在那里，手中的碗和面条也掉到地上摔得粉碎。等母亲回过神来，扒开人群走上前去，发现我姐姐正在浑身抽搐，一摸额头，滚烫滚烫的。这里举目无亲，自己身无分文，此时又碰到这种事情，母亲顿时急得大哭起来。此时，那两个给我母亲面条的解放军走上前来，对我母亲说：别哭，快送孩子去医院呀。母亲哭着说，身上没有一分钱。于是一个解放军说，那我陪你去。这时，一个在火车站前蹬三轮车的大爷也上前来说，快走，我送你们。就这样，在这几个素不相识人的帮助下，把我姐姐送到医院。路上，那蹬三轮的大爷一边拼命往前蹬一边还不住地劝我母亲说：“闺女，别着急，我快点蹬，几分钟就到了！”到了医院一量体温，已经四十二度了，亏得来得早，否则肯定没命了。不凑巧，还碰上一个差劲的护士，没做皮试就给我姐姐打了青霉素。后来那个护士意识到了，但又不吭气，站在那里看着姐姐不敢走。也算我姐姐命大，打青霉素恰好不过敏。那两个解放军替我母亲交了医药费，又买了点水果放在母亲病床前，然后就告辞了。我母亲身上还打着点滴，连问：恩人，给俺留个名姓，以后俺好报答你。解放军听了，就说：这点事报答啥呀，只要大人小孩没事就好了。我母亲坚持要问人家的名字，解放军只回答了一声：就叫我解放军好了。说完就走了。而那位蹬三轮的大爷一直守侯在医院，还给她们母女俩买来了罐头。针打完以后，这位老大爷又骑着三轮车送母女俩到永定门车站，为她俩买了一张票。
多年以后，每当我母亲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总还是对那个救了他们母女的那两位解放军战士和蹬三轮车的老大爷心存感激，总是怀念起那些素不相识、给了她那样热心帮助的善良的老北京人，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样。此事如果发生在现在，那后果肯定不堪设想。现在这个社会，人心确实变坏了许多。
母亲到了丰沙没几天，祖母在家里想到这个没工作的小媳妇居然敢跟自己顶嘴，越想越气，干脆自己买了张火车票跑到丰沙工地来兴师问罪了。一进工棚就大吵大闹，声音特别刺耳。我母亲早已对祖母这个人深恶痛绝，此时听到她的吵闹声更是无法忍受，跑出了家门。一边跑一边想着无论怎么自己跑都躲不过这个恶魔的手掌心，于是又一次想到了死。时值一九七一年夏天，永定河上游水库正在放水，河道里急流澎湃，我母亲心一横，纵身跳了下去。
此时正是大中午，母亲投河时不少人看见了，马上就有十几个工人跳下了河，捞起了已经被水呛昏的母亲。当时单位里还有军管会，军代表闻听此事的前因后果之后勃然大怒，下令把祖母给绑了起来，并勒令她当天就要滚出工地。祖母向来欺软怕硬，一看到军管会如此厉害，只得乖乖走了。这次她没有回郑州，而是直接去了东北我叔叔那里，母亲这才算从祖母的手中解脱了出来。但那一次我母亲受了很大刺激，一度有些精神分裂，养了很久才恢复过来，还落下了偏头痛和神经衰弱的后遗症。我小时候，经常看到母亲头痛难忍时用头撞墙。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父亲到河南省博爱县出差，看到当地药店有我们家住的太谷县所没有的治头疼的药材天麻，就买了一斤回来，我母亲吃了以后渐渐好了起来。
我父亲他们单位刚到丰沙线时，恰逢中共“九大”召开，各地赶着给“九大”献礼。丰沙线工地上挂的标语是：“为‘九大’献礼，保证按时完成任务，就是人拉肩扛也要把火车抬过去！”每当我父亲看到这个红底白字的豪言壮语，一股厌恶的感觉油然而生，心想：人拉肩扛也要把火车扛过去，你扛一个试试？为了赶进度，当时还大搞“星期六义务劳动”，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所有坐机关的都来工地干活，实际上大家要的是这个形式，干起活来还是慢慢吞吞，插科打诨。丰沙线隧洞特别多，这么多人乱七八糟地挤在洞里，万一出了什么事跑都跑不及。不过当时也是运气好，居然没出什么事。
此时我们的家庭，用“彻底的无产者”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当时全家三口住在父亲用木板和油毛毡钉成的、四面走风漏气的简易房子里；用枕木锯成大大小小的木墩子埋在地上充当桌椅板凳；几块木板一拼放到工程用的水泥墩子上，算做床；唯一可以叫做“家具”的东西，就是开山洞时使用的一个炸药箱，用来放少得可怜的两件衣服。当时的卫生状况也非常差，臭虫遍地，晚上咬得人根本无法睡觉。臭虫这东西，今天的人们多已见不到了，但那时却非常普遍。臭虫是一种菱形的寄生虫，专门靠吸人畜的血过活，未吸血时呈扁平状；吸饱人血之后，则像人的指头肚子似的圆圆鼓鼓。
丰沙线沿线地处燕山山脉，四周都是崇山峻岭，间或有河流溪谷流淌。附近出产葡萄、山杏。当地的葡萄呈奶白色，晶莹剔透，非常可口。如今我们市面上常见的“长城”葡萄酒，就是用当地生产的葡萄做的。
到丰沙线不久，我姐姐一岁时，母亲又怀孕了，这个胎儿就是我。刚一怀上，我母亲的反应就非常剧烈，特别想吃酸的食物。祖母不在身边，我父亲也就敢光明正大地心疼母亲，经常坐火车跑到河北沙城给母亲买葡萄吃。但当时太穷，老买葡萄也买不起，母亲就经常和另外一个家属一起到山谷里摘山杏吃。时值一九七一年夏末秋初，二人刚摘了一会儿，突然下起大雨来。雨越下越大，转眼间变成了倾盆暴雨。那个家属见雨下得太大，就指着一块大石头对我母亲说：咱们找个地方避避雨吧。于是，二人向那块大石头走去。可是我母亲钻进石头缝里抬头一看，发现四周的悬崖上均有水冲刷过的痕迹。我母亲虽然不懂什么地质学，但直觉告诉她，既然那么高的地方水都能冲到，那么何况这沟底呢？母亲越想越怕，就对那家属说此地不能久留，还是得赶紧跑回去。那个家属本来不愿意走，但母亲跟她说了自己的担忧后也害怕起来，于是二人拼命往家跑。一路上顶风冒雨、磕磕碰碰，但总算安全到家。刚刚过了家里附近的那座桥，巨大的泥石洪流就咆哮而下，里面夹杂的大石头足有双人床那么大。
一回到家里，看到屋里漏得跟水帘洞一般，地上的水已经齐膝那么深了。我父亲正忙着用脸盆往屋外舀水，姐姐则哭得哇哇叫唤。气喘吁吁的母亲惊魂未定，靠着门暗自庆幸：要是当时自己没主意依了那家属，再多避上一会儿雨，那肯定是在劫难逃、尸骨无存了。
十七、咄咄怪事
丰沙线靠近北京，因此我父亲偶尔也利用星期天带母亲和姐姐到北京转转。一九七二年初，在离开丰沙线前夕，他们俩带着我姐姐到颐和园去玩。等转到了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筑的石舫时想上去看看，却被公园的管理员拦住不让进。父亲抬头看见石舫上面有几个外国人在游览，于是就问：“我看到上面明明有人嘛，怎么就是不让我们进呢？”工作人员回答说：“只有外宾才能进，否则这么多人踩来踩去，石舫早就垮了。”对这件事，我父亲一回忆起来就很气愤，说：这不是“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翻版吗？改革开放后，颐和园的石舫也对普通老百姓开放了，也并没有见被踩垮。
还有一次，我父亲和几个工人一起到八达岭长城去玩。当时也不知道什么革命需要，长城好端端的垛口竟然被拆掉了一段修成了花墙。我父亲想，这破花墙有什么照头，就要求到垛口那里照相。可那照相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顾客是上帝”的概念，把眼一翻，说：“就这儿照！你爱照不照！”我父亲无奈，只好在花墙那里照了一张。至今我们家还保留着这张照片，成为那段荒唐历史的又一个见证。
那个年代的标语口号也算一绝。那年我父亲他们路过山西省长治市，在附近农村的墙上看到这么一个大标语：“肝脑涂地学大寨，开肠破肚赶昔阳”。我父亲当时就想，妈的，要学大寨你就学呗，干吗非要弄得张牙舞爪血淋淋的？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也曾在一些地方农村的墙上看到过一些血淋淋的标语，诸如“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之类。每当此时，我都不得不感慨历史还在延续。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逝世。我父亲从一张《人民日报》上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落看到这么几个字：赫鲁晓夫死了。那时我父亲已经把“赫鲁晓夫”这个名字与“解放”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他看到这则“爱憎分明”的标题时，一方面为赫鲁晓夫这位善良的人辞世感到有一些难过，另一方面禁不住产生出一种对当时统治者的厌恶情绪，并打心底里嘲笑着他的狭隘与无聊。后来到了一九七五年，当蒋介石去世时，《人民日报》仍旧如法炮制，又刊登了一条标题叫《蒋介石死了》的消息。
当时的统治者对学文史的人特别不放心，文革第一个受迫害的对象，就是历史学家、《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那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轻文史、重理工，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因此，当时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很多人缺乏起码的文史常识。一次，我父亲和他的几个工友，以及一位大学毕业分到铁Z局叫赵××的工程师一起到故宫去参观。途中，一个工人觉得赵工程师学问大，就问他：清朝的皇帝姓什么？赵工程师回答道：姓康，康熙么。我父亲说：不对，应该是姓爱新觉罗，他竟然还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