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四人帮”大搞形式主义，号召各级干部“白天一把锁，晚上一盏灯”。所谓“白天一把锁”，就是指干部白天下基层、蹲点；所谓“晚上一盏灯”，就是干部晚上回到办公室，加班加点地办公。这种貌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实际上根本就不把人当成人来看待，能做到这样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会被真正执行。当时我父亲见到的干部们，白天办公室确实是“一把锁”，但都在家里呼呼睡觉；晚上也确实是“一盏灯”，但都是几个人凑在一堆打扑克。一九七五、七六年我父亲他们出去汇演，到过附近的榆社、左权等几个县的革委会、还有好几个公社，每到晚上，无一例外地看到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干部们都无一例外地在里面打扑克，还声称在学习“五十四号文件”。当时也不兴赌钱，输了的要么钻桌子，要么脸上贴纸条，要么头顶洗脸盆。我父亲他们还在一些平原地区看到一些土堆起来的“人造梯田”，是“农业学大寨”时搞的，好好的平地，硬是劳民伤财地弄成了凸凹不平的“梯田”，这也算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个特色。
一九七六年，一刻也不让人消停的统治者们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天，父亲所在的机械厂开会，要评选一个“工人阶级与邓小平右倾路线对着干”的典型人物来。当时工人们早就对当权者那一套厌恶透了，开会时都是嘻嘻哈哈的，无论评谁当这个“代表”，谁都不愿意干。机械厂有一个女工人是处里一个头头的家属，长的人高马大，被“走后门”安排到厂里，平时啥也不会干。于是，有几个爱搞恶作剧的工人就开玩笑提议说，让她当“与邓小平对着干”的典型。一有人带头起哄，工人们马上纷纷选她当这个“典型”。她当时还不明就里，也就稀里糊涂地当了。结果，那次开完会以后，工人们见了她总是一脸的坏笑，有些还挤眉弄眼地揶揄道：“听说你‘跟邓小平对着干’来着？咋‘对着干’的？”问来问去问得多了，她这才回过神原来自己上了那帮人的当。此后，凡有人在她面前提到“跟邓小平对着干”几个字，她就跟人家急眼；有些年轻工人则故意逗她，专门跑到她面前说一声“跟邓小平对着干！”说完撒腿就跑，身高马大的她就在后面追着打。而母亲所在的单位，则选出了一个生理有缺陷的工人当“与邓小平对着干”的代表。此人眼睛有毛病，总是得不断地用力挤眼睛。开大会时他在台上一边挤眼一边结结巴巴地念别人捉刀写成的批判稿，台下则是一片哄笑声。可以说，来势汹汹、席卷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时，的的确确成了强弩之末了。
八、“七五 ? 八”洪灾
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一九七五年八月发生的“七五?八”水库垮坝事件，可以说是一次惨绝人寰的大灾难。从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开始，形成于太平洋上的第三号台风移至河南西南部淮河上游一带。台风带来了超强降雨，从八月五日～八月七日的短短三天时间里，降雨量竟然达一千六百毫米，超过了该地区年均降雨量的两倍。
这次暴雨发生之前的几个月，恰逢当地持续干旱，因此当八月四日下雨时，各大小水库都开始蓄水。由于雨量太大，水库又只蓄水不放水，导致水位转眼就超过了警戒线。当水库的人们惊慌失措地去开启泄洪闸时，却发现铁闸早已锈死，无法泄洪。结果，到了八月八日凌晨，当下游的人们还处于睡梦之中时，板桥水库等几十座大中型水库相继发生漫顶、溃堤。霎时间，滔天洪水如万马奔腾般倾泻而下，几十米高的水墙将沿途的村庄、房屋、人畜一扫而光，漯河、西平、遂平、临泉、新蔡、汝南、平兴等七个市县被水淹达数米深，共有二十九个县市受灾，涉及一千二百万人，造成了惨重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垮坝后，在炸开下游蓄洪区堤坝分洪时，也因时间仓促没有通知蓄洪区内的群众转移，再次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
然而，当时全国在一片“莺歌燕舞”的形势下，对这次特大洪灾的详细情况却没有给予公开报导。查找当年的报纸，也只能发现几段关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慰问河南省军民》和《河南省军民奋力抵抗洪水灾害》之类的报导，给人的感觉是似乎那里有水灾，但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死亡人数，现场惨状，则一律绝口不提。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惯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可以对别的国家发生的灾难或幸灾乐祸，或慷慨解囊，独独见不到自己国度里的灾难。 我的大姑父作为《解放军报》的工作人员，乘坐河南省军区派遣的直升飞机飞到了灾区上空。当时洪水已渐渐退去，飞机飞行的几个小时之内的范围之内，大地上所见满目疮痍，村庄荡然无存；水面上漂浮着人畜的尸体，以及箱子、木板等家什；在一洼一洼如同湖泊大的水边上，则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白花花的、淹殁者的尸体，浸泡在水里；那些露出水面的大树上，全都爬满了绿头苍蝇，黑压压的，把树枝都压弯了。 如今，“七五?八”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了，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滔天的洪水，至今却还是一个迷。民间对死亡人数的争论从未停息，从一万人、十万人到三十万人的说法都有，彼此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官方机构，去认真地调查一下当时究竟死了多少人。
九、公物还家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伴随着长期的贫困和对政权的厌恶失望，铁Z局的工人阶级虽然嘴里还喊着“大公无私”，但那只是做做样子，实际上早就没人真的“奉献”什么东西了。特别是一九七六年，一开年就是周恩来逝世，接着就“批邓”，然后就是“四五”事件、唐山大地震、批“唯生产力论”，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生产再次受到很大影响。那时，车间里偶尔也有人忙碌，但大家都不是在忙公家的活，而是在忙着给自己添置家当。好在车间里木料、钢铁这些东西应有尽有，于是大家每天打柜子的打柜子，磨菜刀的磨菜刀，做沙发的做沙发。连那些做沙发用的弹簧，都是心灵手巧的工人们自制的。 当时我到小朋友们家去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堆的齿轮、仪表、钢材、木料等东西。当时也没多想，长大了才明白，那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把“属于自己”的国家财产往回偷，或者自己留用，或者卖破烂挣点钱。这种现象在当时居然还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公物还家”。铁Z局内普遍的枕木、铁轨、各类工具就不必说了，几乎家家都有；有几家东西特别出奇的：有一家竟然放了好几百个上海产的“电磁继电器”，只是为了把它拆开拿出铜丝去卖；另一家和煤炭用的铲子，竟然是用半厘米厚的不锈钢板做的，我们小孩子根本就拎不动；还有一家，则用无缝钢管当柱子盖棚子。这些偷来的东西就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可是根本就没人管，因为领导们自己也并不干净。 尽管在文革时期，毛泽东一直号召“斗私批修”，“狠批私字一闪念”，但这种过于浪漫的理想曲高和寡。人们嘴皮子上大公无私，实际上该怎么挖社会主义墙角还是怎么挖。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大公无私完全沦为一句不疼不痒的空话，没有一个人真把它当成回事。每当工人们在遇到“公”和“私”发生冲突，都是理直气壮地说“总不能让个人吃亏呀”，这句话在假、大、空盛行文革后期，竟然成了人们约定俗成的信条。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东西，正如钟摆一样，强制性地把它按在“左”的极端，一旦统治者的号召力减弱，它就会顽强地跑到另一个极端。
盗窃公共财物的风气，逐渐地成为了一种人们看来非常正常的事情，在文革结束以后也没有被刹住。领导蚕食鲸吞，工人小偷小摸。无论是多大的家业，也经不起这样的蛀蚀。无数国有企业，就这样被慢慢地被偷盗一空，千疮百孔。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企业需要自己找市场，讲效益利润。于是乎这些空壳企业的问题终于大面积地暴露出来，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和工人下岗失业大潮。统治者前面搞即兴试验，成功了算人家的丰功伟绩，失败了算人家交了学费，酿成的苦酒却要老百姓来吞下。
假如不考虑一贫如洗、物资匮乏、吃不饱饭这几条，那么当时工人们上班倒也还是很悠闲自在的。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四岁刚记事的时候，常随父亲一起去单位上班。通常在点个名以后，就看到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躲在树阴下乘凉，把报纸撕成细条，卷进散烟叶抽。要么海阔天空、山南海北地吹牛，要么用石头子在地上画个格子，下“十八子围老虎”棋。还没到下班，工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溜回家了，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着从单位偷回家的各种物品。
十、为希望活着
尽管我们的家庭一贫如洗，甚至连个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都没有，但看着两个孩子茁壮成长，我父亲母亲却充满了希望。那时粮食不够吃，父亲和母亲都省下自己的口粮保证两个孩子的发育。饥饿是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父母在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越是离家近，越是感到饥饿，经常要扶着墙才能勉强走回家。由于父母的悉心照料和为下代的无私奉献，我和姐姐除了少数特别困难的情况外，都是又胖又壮。对，只要有希望，只要孩子在成长，一切痛苦和磨难自己都可以忍受。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思想的真实写照。 刚到太谷时，单位也盖了集体宿舍，但是必须要夫妻两个都是城市户口的才分房子。我母亲是农村户口，就只好租人家的房子住。那时对农民的户口歧视简直是令人发指，不但没有口粮供应，找不到工作，甚至家属是农村户口就连房子都分不上。本来家里生活就困难，还要额外负担房租。我们家最早租住的房子在东大街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对面小巷里。手工业管理局大院里住着一对大学毕业的夫妇，男的叫刘云龙，当时任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梅玉，当时任太谷县妇联主任。我们住的老式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于是我母亲天天要到手工业管理局门前的公共自来水房去挑水。时间长了，经常与王梅玉打照面。按照太谷当地的风俗，女人一般是不干挑水这样的重活的。当时我母亲年轻漂亮，但衣着破旧，王梅玉与我母亲打照面次数多了，便产生了好奇心。于是她向周围人打听，了解到我母亲没有工作，家里十分困难。 王梅玉夫妇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刚刚，一个叫强强。由于王梅玉夫妇都有工作，孩子放在家里没人管，经常生病。于是有一天，王梅玉在我母亲挑水时叫住她，问她愿不愿意看孩子，两个孩子每个月十八块。我母亲正求之不得，马上就答应了。 和今天那些图自己省事而偷偷喂给孩子安眠药的小保姆们不同，我母亲诚实、心地善良，对人家的孩子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顾，无微不至。后来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形：每个星期六王梅玉来接孩子的时候，小孩就又哭又闹不愿意回家，回去了不是感冒就是发烧拉肚子，一来我们家就好了。王梅玉两口子见我母亲为他们看孩子如此尽心尽力，既惊奇，又感动。后来有一天，王梅玉找我母亲唠嗑，打听我母亲的身世，我母亲就把家里成分不好挨批斗，嫁了男人却受到婆婆虐待，自己没有工作生活困顿的情况，跟王梅玉讲了一遍。言者声泪俱下，闻者泣不成声。王梅玉在感动之余，下决心帮一帮我母亲，在一家县办生产铁丝的集体企业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当时，这个厂革命委员会有一个头头叫邬××，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起家的，他风光时腰里别了两把盒子炮，人称“双枪邬司令”。王梅玉跟邬××是在一起住院时认识的，王梅玉跟他一说，邬××就同意了。 由于当时的政策不许农民自由流动，即使是当临时工，也必须要有城市户口。可我母亲是农村户口，于是我前面提到的、我的义父王凤刚就把自己妻子的户口本借给母亲冒名顶替，才得到这份工作。后来我母亲转正时，也是用了移花接木的办法，用了一个漏迁的家属的户口，为此还改了名。直到现在，我母亲身份证上的姓名都还是别人的名字——张云霞，而不是她自己的本名——张秀菊，这就是那个年代给我们家留下的一个特殊烙印。虽然用“张云霞”这个名字已经快三十年了，可我母亲总是感觉这个名字很陌生，仿佛不是自己的名字。 我母亲上班的厂子叫线材厂，位于太谷县城东大街，是一家生产铁丝、铁钉等线材的企业，共有职工二百多名，后来渐渐增加到三百多名，在手工业管理局系统内也算个比较大的企业了。我母亲初来乍到，自然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用猪血糊一种可以盛酒和豆瓣酱的篓子，每天干十二个小时，工钱七毛钱。编织这种篓子是线材厂的前身“织箩社”的一项业务，也是太谷本地的一种传统工艺。由于制作工艺复杂，加工过程又脏又累，现在大概已经淘汰失传了。当时，不要说年轻的妇女，就是一般的男人也不愿意干这样的脏活、苦活，因此当时全厂干这个活计的只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人员不够，才有了这个临时工作。可是，我母亲对这个工作激动不已，因为这毕竟是她一生中第一个相对固定的收入来源。 我母亲是吃苦长大的，勤劳肯干不说，还特别要强。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说自己“不行”。因此，母亲干起活来特别塌实，有眼色，总是替老师傅把很多活都抢着干了，每天下班时还把那个干活的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母亲非常好学，就连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的这种编织篓子的技术，她也要研究透彻。即使是大冬天，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多度的情况下，她也照样来上班，每天浑身上下沾满肮脏、恶臭的猪血，双手被冰冷的猪血，拔出条条血丝。因此，老师傅对我母亲赞不绝口，逢人便夸；而凡是跟我母亲打过交道、看到过她干活的人，也都无不敬佩于她的要强。直到我考上大学放假回太谷的时候，遇到几个母亲当年的老工友，没有一个不对我赞叹我母亲吃苦耐劳、诚实厚道的美德的。 糊猪血篓子是个特别脏的活，无论再怎么注意，每天身上也会沾一身的猪血。当时家里穷，母亲一共只有四件外衣，两件长袖、两件短袖；到了线材厂后，人家给发了一套工作服。母亲这个人爱干净，每天上班时穿着洗净的衣服去，到了单位就把工作服罩在外面，下班后又脱下肮脏不堪的工作服带回家里洗干净，再用熨铁熨平整。这样在外人看来，母亲穿的衣服什么时候都是整洁的，以至于有些工友还以为母亲有不少衣服轮换呢。
像我母亲这样没有背景的小人物的地位，完全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我母亲的吃苦和能干，日益赢得了线材厂领导和工友们普遍的尊重。于是在一九七五年的一天，我母亲得到通知：到单位食堂去当炊事员，工资也升了。当炊事员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来说，应该算一样美差：自己可以吃饱，甚至还可以往家带点粮食。但是，那时的太谷人爱面子，总是觉得当炊事员是伺候人的低贱活，没几个人愿意干炊事员。太谷县城小，一般人都中午回家吃饭，只有十几个人在线材厂食堂就餐。俗话说“众口难调”，这十几个人口味不一，反而比一般大单位的食堂更难办。食堂里原来那位老炊事员就是因为跟吃饭的人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退休不干了，厂里没一个人愿意当炊事员，于是就找到我母亲。 母亲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即使是对这个别人看不上眼的“火头军”的活，她也勤勤恳恳。以前家里穷，做不起什么好饭菜，为了干好本职工作，母亲就让父亲找来铁Z局单位食堂内部印制的一本《烹调知识》认真学习，很快学会了烧一手好菜，时不时给工人们换换口味。山西人吃饭多为面食，对菜的要求比较简单，但面食的名堂却很多，一个人一个样子，反而不好伺候。母亲就看人下菜，为每一个人做他们各自喜欢吃的品种。当时细粮少、粗粮多，母亲还动脑子琢磨着怎样把这些粗粮也做得好吃，削面、拉面、剔尖（【注】剔尖是山西一种面食，做的时候把高粱面和成约半厘米厚、半本书大小的一块，放在木板上用筷子之类的尖锐工具一点点剔到锅里，煮好后浇上卤水食用）、包皮面、猫耳朵、擦糟子、皮带面、高粱面糊糊……经常一顿要做七、八个花样。一般单位食堂开饭是有时间的，误了开饭时间的就吃不上饭。但我母亲厚道之处就在这里：遇到有误了吃饭时间的工人，我母亲就单独开伙给他们做饭，从来不嫌麻烦。
我母亲干活利索，一顿饭做这么多花样也能应付自如，不禁令这些就餐的工人刮目相看。不仅如此，母亲还经常做一些诸如麻叶、捞面、面托、凉粉之类等河南的风味小吃给工人们换换口味。在食堂吃饭的那十几个人从来没有吃过如此好味道的饭菜，个个都非常满意。人的关系都是互相尊重处出来的，我母亲对他们好，他们也反过来对我母亲好，后来连碗都不用我母亲刷，他们吃完后自己就主动把碗给刷了。这些就餐的工人跑出去一说，上至领导、下至工人，全厂不少人都慕名来食堂吃饭。当时生活艰难，但我母亲总是心怀希望，因此总是对人们笑脸相迎，工人们都喜欢跟我母亲在一起，总是有事没事到食堂坐坐。虽然当时我的家里还很穷，当炊事员也有条件往家里拿东西，但我母亲珍惜自己的名声，公家的东西一分都不拿。 当时，线材厂与天津外贸公司有业务联系，天津外贸的业务员经常到太谷来洽谈业务，吃饭时就在厂里的食堂招待他们。我母亲做菜功夫一流，用不多的肉、菜就可以做出各种口味的美味佳肴，吃得天津的客人们啧啧称奇。同时，我母亲虽文化不高，但脑子聪明，总是暗中揣摩别人的言谈举止，学习如何待人接物，故在天津客人面前显得不卑不亢、颇有风度。太谷人比较老实，不太会说客套话，饭桌上常常出现冷场的情况。每到此时，我母亲就经常主动替单位领导打圆场。天津外贸公司的客人们每次来，不但吃得好，而且情绪也好，都对我母亲赞不绝口。在这批天津客人里有一个主管山西地区业务的徐处长，跟线材厂的主管部门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的头头们很熟，见面时常常夸奖我母亲，说人才难得，当临时工做饭真太可惜了。 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底一九七七年初。母亲吃苦耐劳、为人厚道的好名声不仅在线材厂，而且在那个不大的太谷县城也已经不胫而走，厂里的工人们要求给我母亲转正的呼声越来越高。在那个时代临时工转正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甚至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了我母亲转正的问题，并派出了手工业管理局办公室的王主任来线材厂考察。王主任到厂里转悠了一圈，找干部职工谈话，结果所有的职工都众口一词地夸我母亲人品好，又能干，强烈要求给我母亲转正。王主任一听，心里暗暗称奇，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即使是考察干部时他也没遇见过如此口碑好、上上下下都满意的人。王主任回去以后，如实向局领导做了汇报。这样，我母亲的转正问题就一锤定音了。 这时遇到了一个难题：我母亲当临时工时就是借用别人的假户口，真实户口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农村，而且因为出嫁以后十多年不回家，户口已经被注销了。没有城市户口，是不能转正当工人的。幸运的是，当时我父亲在宣传队有个好朋友，叫吴运生，是铁Z局公安处的政治处主任，算是个不小的官，有点面子。那时铁Z局是个流动单位，流动到哪里，户口就落到哪里；每次转移，户口都要迁走。户口迁移的次数多了，难免有迁错和漏掉的情况，好在铁Z局单位大，级别高，一般小县城的公安局也就通融了。铁Z局在山西黎城县（【注】今属山西省长治市管辖）有个基地，其中有位工人家属叫“段云霞”，本人的户口已经迁走了，但当地公安局销户时却漏掉了。吴伯伯在公安系统内部工作，知道这是一个机会，就派了局公安处的两个同志到黎城县启“段云霞”的户口。父亲、母亲招待那两位公安同志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当晚，两位公安同志就开着吉普车奔赴黎城县，两天后就把户口给起回来了。吴伯伯又出面找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太谷县公安局的一位股长李××帮忙，把“段云霞”改成“张云霞”，在太谷县落了户。落户时李股长还纳闷，说光听说过改名的，怎么还有改姓的？吴伯伯一笑，嘻嘻哈哈地说当时写错了，李股长也就顺水推舟不深究。就这么着，我母亲在忍受了二十六年的户口歧视之后，算是当上了城里人。当时我已经记事了，启户口时请客的情景，还有那两位穿着蓝色公安服的叔叔，我还依稀记得。
那次线材厂只有两个人办理了转正，一个是厂革委会头头的家属，另一个是我母亲。我母亲刚转正时，引起了很多临时工的嫉妒。当时厂里还有不少资格老的临时工，有些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在线材厂的前身“织箩社”干临时工了，二十年了还没转正；有些是线材厂职工的家属，自认为更应当转正。我母亲深知自己的转正肯定会引起他们的嫉妒，因此转正后一点“正式工”的谱也不摆，对每个人都格外和气，还经常义务替人家干这干那。等我母亲到了财务以后，由于厂里经营形势不错，她就在厂办公会议上为这些临时工说话，提出厂里有钱了，那些老临时工都辛苦了几十年了，最好也能享受公费医疗、劳保福利、工伤补助、副食补贴等等。当时谁都没把临时工的福利当成回事，我母亲这么一说，大家也都点头称是。经过我母亲的一番努力，线材厂的老临时工除了退休待遇这一条以外，其余的一切待遇都和正式工一样了。这件事以后，那些原本对我母亲有意见的老临时工都非常感激我母亲，把我母亲看成能够为他们说话的贴心人。
我母亲转正以后，一个月可以拿三十多块，我们家便成了令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母亲有了城市户口，也不用再吃“高价粮”了；加上家里又只有两个孩子，负担轻，因此家庭条件明显改善，很快还清了外债。母亲还把我外婆从农村接来，一是享几天福，二是带我和姐姐。铁Z局是流动单位，职工家属中有不少人是没工作的；那时也不怎么提倡计划生育，因此工人的子女也很多，有两个孩子的都是稀罕事，有三、四个孩子很正常；最多的一个工友有十四个孩子，吃饭时全家像开公共食堂那样各人端着自己的碗排队打饭，然后坐在院子里那张用枕木钉成的大桌子旁就餐。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大概在此前后，我们家还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住在山西农学院的唐叔叔一家。唐叔叔是四川人，本来在南京机场任机电工程师，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送到太谷来改造，在太谷县农机厂当技术员。他的妻子原先在南京一所大学教书，丈夫出事时两人刚结婚不久，非但没有跟他划清界限，反而顶着压力跟着他来到太谷，就在山西农学院当老师。他们有二女一子，老大是女孩，叫小京，老二也是女孩，叫文文，老三是个男孩，就叫小三。当时小京已经十四五岁了，喜欢拉小提琴，通过熟人介绍找着我父亲。父亲和唐叔叔二人相见恨晚，于是两家人便如亲戚一样来往起来。到了一九八○年，老唐落实政策，搬走了。临走前领着老婆孩子到我们家道别，恰好我和姐姐都在农村，母亲也出差去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家。当时我父亲刚买了一本文革后重新出版的《三毛流浪记》，见小三在那里看得挺带劲，就对他说，也没什么好送给你，这本书就拿着吧！小三一听，高兴得要命。他们家搬走以后，还经常来信，得知小京这孩子挺有出息，考上了大学，后来还到美国留学去了。
一九七四年，我们家原来的房东因儿子成家，下了逐客令，于是我们只好搬到了太谷县城东关大队。我们家的新房东叫王××，成分是贫农，即便是这个“贫农”家里，房子也是气派的四合院。当时没有自来水，我父亲每天晚上下班都推着汽油桶改装的水车到几华里以外的火车站打水，水里总有一股浓浓的汽油味。当时在那个大院里住着四家子人：我们家，房东一家，山西大学的老师一家，还有一家太谷县农业机械厂的工人。山西大学位于太原市，那位老师夫妇两地分居，当时也非常困难，他的老婆没有工作，靠在地里帮人家干点零活，并且在家里喂两口猪过活。他们有两儿两女，大女儿红红年纪比姐姐大一两岁，常和我和姐姐一起玩。红红他们几个小的时候穷得大冬天都没有袜子，脚后跟总是冻得如同胡萝卜。白天红红她妈要到地里干活，叉猪食的活全部落到七八岁的红红肩上。每次我母亲看到跟桌子一般高的红红费劲地叉猪食，都跑去给她帮忙。红红她妈因为生活艰难，干完活以后回来看到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总是又急又气，经常一边哭一边把这几个孩子挨个打一遍。当时我才两、三岁，刚刚学会说话，看到红红她妈打红红姐姐心里很是生气，就跑过去教训红红她妈。红红她妈看到这个跟凳子一般高，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小人儿居然也一板一眼地来跟自己讲道理，哭着哭着，忍不住笑了，也就不打孩子了。红红家里几个孩子都挺争气，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其中红红考上了北大。当时还在“批林批孔”，地方上对人们的管束比铁Z局要紧得多，那个农机厂工人每天晚上要学习、批判、开会到晚上十点多快十一点才回来。那时也没有电视之类的娱乐用品，农机厂工人回家时老婆孩子都已经关灯睡觉，自己喝两口冰凉的红薯小米稀饭也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就要上班。这就是那时中国老百姓过的生活。
十一、短缺时代
如果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政治迫害、户口歧视之外，还有什么让人刻骨铭心的，那就是无所不在的短缺。“短缺”二字对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是非常陌生了，今天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让人觉得除了缺钱，感受不到什么物资的短缺。是的，最珍贵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东西，平时人们只看得到金银珍贵，但没有人去多想，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和到处流淌着的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才最珍贵，如果没有空气和水，多少金银都是无用的。然而在那个时代，基本生活物资的短缺是家常便饭，影响到了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当然，高高在上的官僚另当别论）。为此，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匈牙利，有一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专门研究了这种现象，还写出了一本《短缺经济学》。
在取得了“年平均增长12.5%”的“巨大成就” 二十多年以后的七十年代，我国人民的生活仍然极度贫困。当时的粮食供应是根据不同工种来的，重体力劳动如铁工、木工就多一点，脑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的就少许多。当时我父亲定量是四十五斤，母亲在转正前是农村户口没有粮食定量，上了城镇户口以后也只有二十多斤。供应的粮食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粗砺得难以下咽的玉米面和高粱面，故而吃上一顿纯粹由白面做成的馒头，都成了很多人家难以实现的梦想。副食供应更差，每人每个季度定量仅供应肉五两（二百五十克），食用油五两。而农村户口的家属及子女，却连这一点可怜的供应也没有。不但粮食和肉类和食用油要定量，连布、糖、蛋、蔬菜、豆腐，电器、背心、手帕、肥皂、洗衣粉、手纸、抹布、鞋、点灯用的煤油……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也要凭票定量供应，否则就是有钱也买不来。就连这些东西，也经常断档。
时至今日，我常看到有少数人回忆以往毛泽东时代“幸福生活”时还经常念叨说，那时猪肉几毛钱一斤，粮食一毛几分钱一斤，没有从当时经历过来的人乍听起来确实感到挺便宜。可我觉得这些人不地道，因为他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这些人独独“忘记”了，这个价格只是理论上的价格，或者说是基本上不存在的价格。因为，当时只是按定量供应发放票证，如果没有这小小的票证，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些东西。而一个月一两、二两的猪肉配给，每天不到一钱的食用油，如何满足老百姓生活的基本需求？当时中国老百姓不仅收入低，而且就这么可怜的收入也并不能购买到可以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用品，这为以后发生通货膨胀早已打下了基础。
近一些年以来，随着对出版控制的放松，一些能够真实反映中国老百姓真实生活情况的统计数据被披露出来，下面我就摘录一段：一九七六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381斤，低于一九五二年的395斤，比最高的一九五六年（409斤）低28斤；食用油为3.2斤（平均每月2.66两，每天0.88钱），低于一九五二年的4.2斤，比最高的一九五六年（5.1斤）低1.9斤；棉布23.6尺，低于一九五六年的25.9尺，比最高的一九五九年（29.2尺）低5.6尺。（【注】李成瑞：《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中国十年“文革”的分析与反思》上卷，第38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人均住房面积，则从一九五二年的4平方米下降到一九七六年的3.2平方米。看到这些少的可怜的数据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当时中国这个官僚队伍庞大的国家里，身居高位的官僚们，比一般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几乎不用任何限制的配给份额，因此普通老百姓享受到的东西，比这些干巴巴的统计数据反映得还要少。这就是那个时代经济“每年增长12.5%”的真相。
铁Z局作为一个大企业，是工人阶级中排名最靠前的“铁老大”，尤其是与当时异常短缺的铁路运输方面关系密切，加上单位也有不少运输汽车，因而在物资供应方面享有比一般地方单位好得多的待遇。当时，单位设有一个供应段，专门有采购员在过节之前从外地运来一些生活物资，缓解物资匮乏的情况。有时从东北运来一些大米，有时则从四川运来一些猪肉，有时又从青岛运来一些带鱼。八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竟然运回了价格昂贵的鲳鱼。那时还很少听说什么冰箱冰柜，因此生鲜猪肉一般过年天冷的时候才会有。物资运来以后，往往是先按记账方式分发，等节过了以后才挨个收钱。当地老百姓看到铁Z局发放物资时的热闹情景，无不嫉妒得要死。
一九七六年，随着大刮“批邓”风，国民经济又开始下滑，特别是交通运输不畅。体现在老百姓那里，就是物资供应极度紧张。一九七六年元旦，太谷县街上竟然没有一处卖肉的。除夕下午，我父亲和几个工人在街上转了一大圈，无功而返。想着过元旦家里却没有一丁点肉，不禁心急如焚。其他几个工人郁闷地回家去了，我父亲不甘心，又来到处机关院内。一走进处机关大院，就发现一大群人围在一辆解放汽车旁，人声鼎沸。原来，供应段刚刚从四川运回了一车猪头。我父亲一看人太多挤不进去，就对卖猪头的工友任××大喊一声：“老任，帮我留个猪头！肥一点的！”任师傅是父亲的老相识，听到以后就从车上挑了一个大猪头，放在自己柜台下面，等到人散去了，我父亲才拿回家。
一回到家里，正看到我母亲坐在家里发愁：快过节了，什么食品都没有。此时母亲瞧见父亲提着那个猪头回来了，顿时非常兴奋，一家人算是过了一个有肉的元旦。
到了一九七六年春节，我父亲为了买上定量的二斤豆腐，从早上四点排队一直排到下午才买到，把豆腐放回家，又排队买肉……买回的都是瘦肉，因为肥肉都被“走后门”的人买回去了。有人肯定会惊奇地问：卖给你瘦肉还不好？我就喜欢吃瘦肉啊！不过，那时的人们既缺肉、又缺油，喜欢买肥肉解馋或者炼油，跟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那些卖肉的、卖豆腐的，简直成了上帝，不管你是大学教授还是工程师，人人都得向他们陪笑脸以巴望能弄点肥肉解馋。然而这些屠夫却非常懂得如何把自己手中的权力最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恶劣的服务态度让人难以忍受。如今父亲回忆起这段历史，吃惊地说：“人的适应性可真强，当时那么苦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现在想想都后怕，当时就为了吃上一口肉，不知哪来那么大劲头排十几个小时的队？”
统治者自己在改善民生方面无能为力，就琢磨出一些让人安贫乐道的花招来。我小时候学的一首民谣，竟然就是“大米饭，炒鸡蛋，越吃越混蛋”。统治者不遗余力地鼓吹“宁要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资本主义”，“穷则革命，富则修”等等，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让人们在一贫如洗中继续拥护他们的统治。
今天的一切生长于它的昨天，尽管有人说文革是为了“整腐败分子、特权阶级”，但实际上那个时代照样有腐败分子、特权阶级，而且为数不少。虽然从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能与今日腐败分子、特权阶级同日而语，但是与当时的普通工人相比，干部们的生活就是强得多。那时的白糖异常紧俏，平时根本就见不到，一般人只能以糖精代替。然而，我父亲就曾亲眼见到，单位头头们家里的白糖放得时间太久而变质，竟然被白白扔掉。头头家里还有不少上海产的巧克力奶糖、麦乳精、名烟名酒等等，这在普通工人家里是根本就见不到的。此外，头头的子女在个人出路方面，享有比普通老百姓多得多的机会。当时老百姓的子女成人就往农村送，而头头们的子女则参军、上大学，或者参加工作，安排到清闲的机关里做事。有些不好直接安排工作的，就到农村“蜻蜓点水”，再通过参军、招工或“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跳出龙门。随着物资的长期短缺和就业形势的紧张，“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
文革后期“走后门”之风的兴起，也不能全怪那些手中有权的干部。当时物资极其短缺，按照常理配给的那一点东西，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而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剥夺了一个青年选择个人出路的自由。当统治者把人们的正当权利剥夺以后，人们不敢光明正大地追求这种权利，“走后门”成了一种变通方式，被看作人之常情。然而，“走后门”之风一起就难以煞住，“正当权利”和“非正当权利”也难以区分。因此“走后门”后来发展到“不正之风”，又发展到今天无所不至的全面腐败。
不仅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短缺，一段时间里，全国一度“八亿人民八部戏”，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见不到什么文艺作品倒是真的。即便偶尔有几部文艺作品，也是硬套“文革”公式，贯穿“两条路线斗争”，无论是描写大庆油田的，描写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还是描写农村的，除了环境变变，情节、人物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我在上大学时候，学校图书馆处理文革期间的“文学作品”，论斤卖，于是我赶紧买了一大堆回来。其他几本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一本叫《南京长江大桥》。这几本书尽管描写的事情、地点不同，但里面的人物和情节却是一模一样的公式化：一个存在糊涂认识的老革命，一般担任正职；一个苦大仇深的造反派，虽然不担任很高职务，但革命路线站的稳，在工人或农民里威望很高，一呼百应；一个走资派或者阶级敌人，一般担任副职，副总指挥、副厂长之类角色，总是搞破坏，甚至执着到了冒着生命危险搞破坏的变态程度；一个头脑简单的革命群众，特别容易被坏人蒙蔽，被教育后又幡然悔悟，又变成特别坚强的革命战士。这类“文艺作品”，无论是描写农村、矿山、油田、工厂，还是描写远洋轮船、重点建设工地的，情节、人物都一个模子：阶级斗争特别复杂，坏人隐藏很深，除了火眼金睛的造反派以外谁也识不破，造反派觉得困难时都在半夜学毛著，学着学着豁然开朗，于是往往站到窗前，推开窗户，“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窗外万家灯火”。结局千篇一律：坏人想尽办法破坏，最后狗急跳墙，结果被造反派带领革命群众抓个现行；老革命受到教育，头脑简单的群众获得成长。人物也没有个性，只有“好”与“坏”的面具和标签。大概，这就是那个时代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看这些“文艺作品”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觉得实在是太过瘾了，里面一些插图，画的是深更半夜传达《特大喜讯》的情景，那帮人举着《特大喜讯》的那个样子，让我不禁想起我父亲他们当年庆祝“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更长”的情景。而那句“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窗外万家灯火”似的假深沉，则成了我们同学之间互相开玩笑时使用频率最高的笑料。这就是文革式的“文艺”所遭到的必然宿命。
十二、也有值得怀念之处
即便是最糟糕的时代，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比如，那个时代治安倒是很好。一九七六年春节期间我们家先后两次遭了盗窃，小偷别的什么都没动（不过，除了收音机和父亲的手表以外，当时我们家是家徒四壁，也的确没什么东西值得偷），只偷走了放在桌上的两盘饺子。虽然父母为这两盘饺子的丢失也心疼，因为那可是来之不易的细粮和肉做的，但想到那个小偷定是家里连过年的钱都没有了才会铤而走险的，反而可怜起他了。另一次，小偷在大年三十晚上偷走了家里挂在外屋的一块肉。当时家里搭配着买了两块肉，一块大一点，新鲜一点；另一块小一点，不太新鲜了。山西冬天外边冷，屋里暖和，为了保鲜就把两块肉挂在冷一点的外屋。那个小偷定是个走投无路的老实人，只拣那块小一点的肉偷走了。我父母发现后，不但不骂那个小偷，反而感叹，那是一个好人。
我三、四岁时父母每天上班，就把我和姐姐锁在家里。那时也没什么防盗网、防盗门，调皮的我就把窗户玻璃上的钉子拔下来，自各儿跑出去玩。姐姐不敢出去，我就独自上街。我四岁那年父母带我看了一回电影，顿时我就喜欢上看电影了。后来有一天我又想看电影，就凭记性跑到离家好几里外的电影院去。到了电影院看到大人拿着电影票进场，我就从地上捡了个小纸片模仿着大人交给把门的，结果人家当然不让进，我就在门口玩起来。等到中午父母回家不见了我，急的简直要发疯。我父母二人转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连公共厕所里的茅坑都用棍子搅过了，也还是不见我的踪影。天黑以后，父母沮丧地回到家里，开始坐下来仔细回忆暗示我去向的蛛丝马迹。一个邻居邻居回忆起，我临走时好像跟他们说了句“影影”，于是又父母猜我会不会跑到电影院了？等心急火燎地到了电影院，看到我正在和几个脏兮兮的小孩坐在路灯下面的地上玩干粑粑呢！还有一次，我听父亲跟母亲说要随单位文工团去离县城十几里的“七五三”兵工厂调演。以前父亲调演时曾经带我去过那里，脑子里对道路有点印象。当时我心想又可以吃上些肉啦，就自己凭印象跑到城外去“七五三”兵工厂的必经之路旁等着。等到父亲单位的大客车经过这里时，几个女工发现了我，惊讶地叫道：“哎呀，这不是国师傅的孩子吗？”于是，我就上了车，跟着父亲他们吃上了一顿大肉。当今，就是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让自己的小孩这样单独行动。
那个时代还有一些值得留恋的地方，比如说工人的公费医疗。七十年代，我父亲一名姓赵的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就转送到北京的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一直到痊愈。还有一位段姓工人，一九七二年因为肠癌被送到上海铁路医院，开刀后截去了一段肠子。但是由于肠道缩短而导致吸收很差，人饿得不成样子。后来单位又把他送到上海铁道医院，植入了一段动物肠子，手术很成功，至今还健在。还有一位姓苏的工人，一九七六年脑部因绦虫孵化而导致腹水压迫视神经失明并经常性昏厥，转至上海铁路医院植入永久性水泵（国产），抽出腹水后眼睛复明，一年后水泵坏了，又送到上海铁路医院植入美国进口的永久性水泵，健康存活了十七年，也是分文不收。
虽然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农民没有公费医疗，但当时的医疗费用是非常低廉的，一个感冒之类的疾病，一两块钱就治好了。而且那时医生的职业道德非常好，例如我姐姐出生时我母亲难产，那样的情况医生也不用产钳（用产钳容易导致胎儿畸形），而是慢慢地用宽布带子一点点往下勒，前后折腾了好十几个小时。结账时，仅仅花了十二块钱。此外，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医院也是先救人，再收钱，有些确实没有钱的，也就算了。那时的人们尽管穷，但很少有从事坑、蒙、拐、骗、抢的。因此，建国后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从三十五岁提高到六十七岁，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经济建设搞得不错，但人均寿命却基本没有提高，甚至已经不及斯里兰卡等贫穷国家。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