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医疗产业化”的今天：据《××晚报》报导，一位七岁的小男孩三年前由于阑尾炎引起的肠粘连而动了造瘘手术，将其两截小肠留在体外进行排泄引流。由于无钱进行第二期手术，三年多来，小孩的肠子一直挂在体外！看了这个报导，不知读者有什么感想。我本人可以断言：我刚才列举的三位普通工人，如果在今天恐怕没有一个可以幸存下来，因为他们和这个小男孩一样没有钱。——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生存状况，一些人反而又怀念起毛泽东时代，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十三、“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前面提到过，我父亲参军以后，就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转业后又在开封市文化局工作，也是搞音乐。以后虽然当了工人，但在音乐方面水平还是有的。因此，我父亲就被吸收参加了铁Z局的宣传队。林彪事件以后，统治者也知道老百姓对发动这场所谓的“革命”究竟有何意义产生了怀疑，因此就刻意营造“莺歌燕舞”和“形势大好”的氛围，来证明这场“文化大革命” 不但是及时的、必要的，而且还是胜利的、美好的。于是，各个大企业、机关、学校、厂矿、军队竞相办起了宣传队，每天唱来跳去，营造歌舞升平的气氛。
铁Z局是大单位，吸收参加宣传队的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或者在文艺方面有些修养的工人和干部，里面也算是人才济济，还有许多名人之后。例如前面提到的老作家魏巍的堂侄魏××，还有黄炎培的外甥王××等一些人。这些人大概也是受了家里文化氛围的熏陶，人人都很有两下子。
在宣传队里，我父亲在器乐演奏方面的技巧是顶尖的，在指导和培养年轻人时也非常有耐心。我母亲这个人极为贤惠，爱面子，在我父亲的工友们面前都尽力为我父亲补台。我母亲还没有找到工作时，我们家在工人群中是最穷的一个。宣传队在外时间多，免不了这个那个请客。我父亲有时被别的工友请了，我母亲就一定要想办法再回请别人。当时人人都穷，有些工人家属心眼多，遇到有人来做客时死命往菜里边放盐，这样客人就吃不了几口，菜全剩下了。但我父母宁可自己挨饿，也决不欠别人的人情，我们家招待客人反而是味道最好、品种最丰盛的。因而，我父母赢得了工友们的普遍尊敬，人们提起他俩，都说老国两口子做人够分量。直到二○○三年，我父亲得癌症以后，他当年在宣传队的两个工友龙××和夏××来我家看望他时，还一起回忆起在宣传队里的那些日子。那个时候，他们二人还是二十多岁正当年，现在也都是快退休的人了。席间，他们还动情地唱起了当时在宣传队里唱的那些歌曲，还包括当时不许唱，他们偷偷唱的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二○○四年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回到处机关所在的商丘市办理父亲后事，受到了工友们的盛情款待。母亲坐的火车半夜两点到商丘，事先跟父亲的工友龙师傅说了。为了不麻烦别人，母亲就跟人家说第二天早晨才到，实际上是想到了以后先住在旅社里，天亮了再去人家家里。可龙师傅一查列车时刻表，发现火车是半夜到的，连觉都没睡，半夜开着汽车跑到火车站接我母亲。到了以后，每天到他家里看望我母亲的工友川流不息，都要我母亲到他们家去住。有些这次轮不上的，还预先跟我母亲约好：下次再来商丘，一定要去他们家。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几个月一直心情抑郁，到了工友们那里，开心了许多。
当时的铁Z局宣传队全名是“铁Z局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顾名思义，是专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那时，也不许演别的东西，天天排样板戏，从《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到《龙江颂》，几个样板戏都演过。实事求是地说，几个样板戏从舞美设计、唱腔和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都不错，应有相当的艺术成就。但那时就这几部戏霸着舞台，古今中外其他优秀曲目都不许演，实在是太黑暗了。八个样板戏用传统演法演腻了，观众也看腻了，就来个“革新”，搞《钢琴伴唱红灯记》或者《交响乐沙家浜》。当时的报纸也是通篇造谣，说什么“贫下中农一听到《钢琴伴唱红灯记》，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注】见当时《人民日报》）我父亲当时曾经到很多地方去演出过，别说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贫下中农，就连一些小县城里，都没有一架钢琴，哪里谈得上“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呢？
后来我父亲他们还参加了一次在太谷县延风剧场举行的文艺汇演，全县几十个单位都来了。人数虽多，但内容单调乏味，每个单位都只许唱《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和《国际歌》等几个。唱来唱去都是这么几首歌，不一会人们就烦了。等父亲他们的节目演完以后，后面还有二十多个单位没唱呢。我父亲一算时间，结束要等到后半夜了，于是就和一个工友商量着回去算了。两人来到剧场大门，发现大门居然被锁了，不让出去。于是二人就在剧院院子里转悠，看见后面有个铁栅栏门，也锁了。二人只好做了一回梁上君子，从铁门上翻了出去。
在那一段，我父亲还被安排参加拍摄一条假新闻。那新闻的题目叫做《铁Z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群众文艺工作搞的好》。我父亲在这则“新闻”里边，装扮成一个到群众中采风的“文艺工作者”。为了突出气氛，那个记者让我父亲穿上借来的一身中山装、弄副眼镜戴着，尽管当时我父亲眼睛既不近视、也不花。此外，我父亲还必须背着手风琴装做风尘仆仆的样子。拍我父亲从面包车里下来的镜头连续拍了好几次：下来，和“群众”握手；由于记者不是很满意，于是父亲一行重回车上，再下来，再和“群众”握手……直到记者满意为止。本来父亲和扮演“群众”的工人都是熟人，可偏偏还得假装成不认识。接着拍“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交谈的镜头，根据记者的安排，父亲必须拿着一个小本本，不断地边听边记，还得不断点头表示赞许。其实父亲完全是胡写乱画，而“群众”则对父亲说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反正根据记者的安排，张嘴就行了，解说员早就定好怎么解说了。后来，单位还组织工人收看这则“新闻”。那时电视不普及，能上电视更是稀罕事，可扮演“主角”的我父亲去都没去。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新闻”的真实面目，到现在，我看进步也不大。
一九七五年，我父亲随宣传队到某军分区去汇演。演出中间，不该我父亲上场时，他就从军分区礼堂溜了出来。这时，恰好碰到接他们过来的那个军分区司机从一辆小轿车上下来。我父亲给了他一根烟，二人聊了起来。由于我父亲年轻时当过兵，二人聊得很是投机。聊着聊着，不知道怎么聊到军分区的领导们身上去了，那个司机告诉我父亲，说这个小小的军分区竟然有十二个副司令员，平时都不怎么露面，一到争待遇、争小车时就都出来了。刚才他又跑了一趟，就是送一个副司令员的女儿到山西大学去的。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两年，我父亲忙着到处汇演，两年间在外调演、排练时间几乎占了一大半。当时父亲单位虽然天天都要上班，但一般都没什么活干，即便有，也都是一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纯粹是在磨洋工。偶尔有几个特别忙碌的，肯定都是在利用公家的设备和原料忙私活，比如用整块的不锈钢磨成菜刀，用钢丝造弹簧给自己家沙发上用。看到领导来了，就把私活收起来，装成干公家活的样子。不仅是他们单位，当时父亲他们去汇演的不少单位都是这样。
十四、公元一九七六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正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前夜。元月八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动乱岁月中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他的逝世顿时使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的父母也身戴白花和黑色臂章，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总理而流泪。七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逝世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病卧在床，难以视事。“四人帮”及其狐朋狗友们乘机翻云覆雨，倒行逆施，一方面搞了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唯生产力’论”运动；另一方面，又逆人民情感而动，在报纸上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总理，故意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其实，“四人帮”心里清楚，老百姓爱戴周恩来总理只是表面现象，是把周恩来看作“四人帮”甚至毛泽东本人的对立面，本质是发泄对暗无天日的“文化大革命”，甚至是整个毛泽东时代的深恶痛绝。到了一九七六年，政治迫害、物资短缺、假大空盛行，已经使得人民的忍受程度达到极限，就如同拉满弦的弓箭一样蓄势待发。而四人帮此时愚蠢地火上浇油，限制人们悼念周恩来总理，终于引起了人民火山般的怒火。
反抗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涓涓细流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汇聚成了汪洋大海：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上，数百万人民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封建法西斯暴政说“不”，发出了“如果有人……想当‘秦始皇’、‘武则天’……他一定被人民唾弃，摔得粉碎”的怒吼。人们心里都清楚，这里的“秦始皇”、“武则天”是指谁。尽管后来这场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它宣告了离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的结束，离“四人帮”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这场运动中，铁Z局的工人阶级冲在了最前列。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首声讨“四人帮”的檄文《扬眉剑出鞘》，就是出自铁Z局建筑处机械厂的青年工人王立山之手。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正在北京探亲的王立山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上贴出了那首令人回肠荡气的千古绝唱《扬眉剑出鞘》：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被亿万中国人民争相传诵的惊世檄文，如同一柄带着呼啸的锋利投枪，精确无误地插入了“四人帮”的要害和心脏，使得这伙跳梁小丑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无形可遁，引起他们的阵阵恐惧。“四人帮”把该诗列为“四五”事件中的“001号反革命案件”，可见这首诗在他们心目中具有何等分量。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深夜，发生了二十世纪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唐山大地震，整个华北地区都处在强烈的摇动中，连太谷县也受到波及，震感十分强烈。强烈的震动把父母惊醒，他们迅速抱着我和姐姐逃到了户外，然后父亲又返身回屋把那台珍贵的收音机抢救出来。不过，这次震动后就没什么动静了，房子也并没有倒塌下来。不久，太谷县医院里转来了一些地震中的伤员。接着市面上谣言四起，例如“唐山只剩六个活人”，“地裂缝把整个城市都吞了”等等，把大家全弄成了惊弓之鸟。直到五六年以后我上小学时，这些谣言还在我们小学生中间经久不衰，成了我们放学路上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
唐山大地震时，我已经依稀记事。那一段时间全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每到傍晚，全县的地震警报器就发出“呜，呜”的鸣响，此起彼伏。当时，谁也不敢回屋去睡，大家都拿着被褥、椅子坐在远离高大房屋的旷野。那时虽是夏天，但到了夜里还是感觉颇冷，我父母抱着我，坐在椅子上困守天明。朦胧中我记得邻居家的大哥哥，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穿着军大衣坐在我的前面，背对着我。不仅是太谷县，当时几乎整个中国黄河以北的人们都露宿街头。后来，我父亲找到了单位一辆报废以后被拆除了座位的吉普车，每天晚上，父亲都把那台收音机用棉被包好放到柜子底下，然后全家人步行几里地到那辆破吉普车里睡觉。
唐山大地震隐隐露出了经历“文革”洗礼之后，中国人道德沦丧的苗头。地震发生之后，有很多人不是去抢救伤员，而是忙着摘取死人身上的手表；在地震中倒塌的商店中的的物资遭到抢劫，不仅是粮食、衣物，连跟救灾一点关系都没有自行车、缝纫机也被抢走。附近郊区的农民，更是开着拖拉机，成群结队地进城趁火打劫。还有一些人，趁机浑水摸鱼，乘着女人无衣物遮身敝体之机大肆强奸、猥亵妇女。按理说，遇到灾难总会有人出来趁火打劫，但是那一般都是单发的、无组织的犯罪行为。而唐山大地震时，整村整村的农民集体进城抢劫，就很难说是简单的犯罪行为了。经过了几十年的“仇恨教育”，中国人淳朴善良的本色被一点点夺去，变得异常残忍而冷酷。
一九七六年九月，全中国大街小巷，突然间同时响起了哀乐——毛泽东去世了！那一天，我母亲正领着我和姐姐正在街上往太谷线材厂走，猛然听到哀乐和广播员沉痛的语调。当时，我母亲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他老人家”死了？难道……他这样的人也会死？于是她掐了自己一把，才知道这不是在做梦。以后半个月里，街上到处挂满了是白花，到处是戴黑纱的人。当然，我母亲、父亲也戴了，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没有人敢不戴。
母亲带着四岁的我参加了太谷县手工业局工会组织的毛泽东追悼会，会场设在离线材厂不远的太谷县果品公司。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记得当时电视上放映的情景是故宫、以及躺在花丛中的毛泽东。小孩子不懂事，看到电视这种新奇的东西，我觉得很好奇，很兴奋，拍着小巴掌哈哈地笑。母亲狠狠掐了我一把，疼得我又大哭起来，整个会场数我的哭声最响。追悼会场中有几个中、老年妇女就跟死了亲爹一样“呃呃”地嚎啕大哭。其中有一个临时工，是个党员，都五十多岁了还转不了正，哭着哭着，竟然昏了过去。其余大多数人只是低着头，能挤出眼泪的挤眼泪，挤不出来的怕别人说对毛泽东感情不深，就偷偷弄点唾沫沾到脸上，装做流泪的样子。我不哭时，就偷偷四下张望，看到好些人都乘人不备往眼睛上擦唾沫。大人个子高，低着头互相看不见，可瞒不过我这个小孩子。
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工人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比地方上明显淡薄多了，当时他们单位领导宣布：“毛主席他老人家……”时，马上就有一个女声“呃，呃”地哭了起来，但是大多数人都低着头不做声，有几个胆大的年轻人还偷偷地四处瞅瞅是谁在“呃，呃”，于是那“呃，呃”声也没了。
这就是公元一九七六年！人们沉默着，等待着，企盼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我们家刚刚从地震棚里搬回来。一天夜里，我父亲仍然像往常一样，躲在被窝里搜索莫斯科电台的广播。突然，一则江青被抓的新闻传入他的耳中。刚听到这则消息，我父亲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惊又喜，心跳也骤然加快。前后听了好几遍，也还是不大敢相信。第二天上班，我父亲装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位平时与我父亲关系很好的工友蔡××走到我父亲面前，压低嗓子对他说：“江青被抓起来啦！”我父亲听了，还假装成一副很吃惊的样子。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互不信任，说不准出言不慎被谁告发了呢？蔡××见我父亲不信，急切地说：“真的！昨天我听外国电台说的！”于是我父亲与他相视一笑，各自忙自己的去了。以后的几天里，人们都小心地传递消息，暗暗喜悦着，直到得到官方证实。
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姐姐像往常一样被锁在家里，听到外面远远传来鞭炮声、锣鼓声。那天，我父亲、母亲都回来的很晚，而且母亲是被人搀扶回来的，手里还拿着一把塑料花。原来母亲是参加庆祝游行时掉到沟里扭伤了脚。“四人帮”被“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给“一举粉碎”了！当时大人们都说，“四人帮”里有个江青最坏。后来，每当我们家吃鸡，父亲都把鸡头砸碎，掏出一个像正在跪着的小人似的鸡脑，说：“这就是江青！”然后，再把那个“江青”放在嘴里，嚼得粉碎。当时我到其他小朋友家玩，遇到吃饭时，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
“四人帮”的倒台，标志着给全国人民带来惨重损失的十年浩劫的鸣锣收场。对于这场所谓的“革命”所带来的有形损失，例如毁了多少寺院，造成多少亿元损失，死了多少革命干部和名人，发展滞后了多少年等等，人们已经谈论了不少；但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所带来最大、影响深远的损失并不是这些有形的损失，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损失——道德廉耻。
十年“文革”确实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如同一把铁扫帚一样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道德成果一扫而光，造成了全民族道德失范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在建立社会主义文化上采取了拔苗助长的手段，不但没有形成他所期待的社会主义新文明新文化，反而造成了原有文化的大破坏与大消亡。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礼、义、廉、耻、信、忠、孝、仁、爱、和是其精华，专制与奴性是其糟粕。由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逐渐形成了很多情况下，同一个字面下往往包含了多重含义，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例如“礼”，其中既有礼仪之邦、以礼待人的“善”，也有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恶”，而且往往良莠混杂。这就在客观上使得改变这些文化的工作很复杂。毛泽东把文化的改造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他显然想回避问题的复杂性，而依靠一把铁扫帚把这些东西一扫而光、从头再来，建立一种“纯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但是，由于文化是一个积累和自然淘汰的过程，这种“立”的努力必然会遭到失败。失败本身并不可怕，问题是为了“立”而“破”掉的，却成功地“破”掉了。人类文化积累是很艰难的，但是破坏掉却不困难，一次饥荒与战争，往往会使人的文化在某些领域倒退几十年。而毛泽东对旧文化的全面出击，起到了全面破坏旧文化的作用，比任何战争和饥荒来的破坏都要深刻。从“文革”开始，人们多年来遵循的一些基本行为准则都被破坏掉了，但预计的取而代之的新文化却难以在人们头脑中扎根。“文化大革命”非但并没有象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培养出整整一代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反而造就了一大批没有文化、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底线的流氓无产者。到了改革开放年代，这些流氓无产者为了迅速发财致富，用最骇人听闻的手段达到目的；同时，他们还把这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哲学遗传给下一代。这使得当代中国人普遍存在道德虚无主义，并且与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相结合，进而导致全民性的损人利己、无德无信，使得中国这个“礼仪之邦”沦为一个令人恐惧的“道德荒漠”。俗话说“君子有所不为，小人无所不为”，现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民间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官场贪污腐败无所不至，这不能不说是全民族性的道德失范的恶果。为了消弭这个恶果，重建道德体系，我们不知道还会付出多少代价，作出多少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