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983
一、解冻年代
一九七七年，“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画像开始挂在中国老百姓家的墙上。华国锋主席是山西交城县人，交城县离太谷县不远，大概只有不到一百里路。原先交城交通不便，华国锋时期从太原修了一条笔直的柏油公路往交城，算是造福于民了。那时，每天广播一开始就放“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首曲子，带有浓烈的山西民间气息，我小的时候对此耳熟能详。
华国锋是毛泽东在匆忙之中选定的“接班人”，此前他选定的几个接班人，如刘少奇、林彪、王洪文，没有一个获得善终。华国锋无论从能力、资历，还是政治斗争经验上，都远远不能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相比。因此为了巩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华国锋就推行“两个凡是”，以借“继承毛主席遗志”，借毛泽东对邓小平所下的结论来对抗邓小平的政治势力。可是，邓小平当时在很多中国普通百姓心里具有崇高的威望，于是就有一些胆大的工人在自家的窗台上放个小凳子，上面再放一个玻璃小瓶子，或者把瓶子挂在门上，以此谐音“小瓶”来表示对邓小平无声的支持。当时虽然打倒了“四人帮”，抓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但华国锋却把自己的权力基础建立于毛泽东的提拔之上，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种尴尬局面下，只好突出宣传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杨开慧。那时的人们家里，到处都张贴着站在月宫中的杨开慧的年画，连过年闹社火、舞龙灯时，都有人穿着白衣黑裙，装扮成杨开慧的模样，站在宣传车上招摇过市。
文革还没结束，铁Z局的工人们就对毛泽东没有任何感情了；此时毛泽东不在了，就更加毫无遮拦地表露出来。当时，太谷县抓政治比铁Z局抓的紧，因此地方单位还延续着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惯性，仍然对毛泽东尊称“毛主席”。可铁Z局的工人们却不管这一套，不知道由谁起头，开始叫毛泽东为“老毛头”，慢慢地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个单位里工人们私下谈话时就找不到继续叫“毛主席”的了。“老毛头”这个称呼把毛泽东由“神”拉成了“人”，并慢慢地扩展到太谷县。不过太谷人说话习惯跟东北人不一样，把毛泽东叫“老毛”。
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沫若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被刚“解放”出来的豫剧艺术家常香玉所唱，顿时传遍全国各地。在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常香玉，自然是带着满腔的仇恨唱的，因此唱得咬牙切齿、铿锵有力。这首歌我记得非常清楚：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可以说，这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比较贴切地反映出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集团的厌恶和粉碎“四人帮”以后那种扬眉吐气的情绪，令人拍案叫绝。但是，就在这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写成的五个月以前，郭沫若还写了另外一首词《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这两首《水调歌头》写作时间差距不超过五个月，然而二者之间内容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不由得使人们脑筋转不过弯来。当时父亲的一位工友看了报纸以后，就对郭沫若的行为作了一个评价，他说：“郭沫若这老头写东西，如同卖时令小吃的，什么季节来了，就卖什么；夏天来了卖凉粉，冬天来了卖羊肉汤。”一席话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我见到不少后来人对郭沫若的“品格”评价普遍不高，“御用文人”、“变色龙”、“见风使舵”的帽子扣了不少，但是我却认为：后来人体会不到郭沫若自身的苦衷。俗话说“高处不胜寒”，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在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下，郭沫若的目标实在太大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果他不这样“见风使舵”，那么他早就被打倒，落得和邓拓、吴晗和老舍那样的悲惨结局。即便是这样小心翼翼、紧跟形势，郭沫若也在风烛残年之际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之痛，谁能了解体味？尽管郭沫若的行为不值得推崇，但人毕竟首先都是力求自保的；而且，他没有和某些“文棍”那样加害他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也算是守住了道德底线。因此，我觉得人们在评价郭沫若时，最好能够宽容一些。
一九七八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读书又从“无用”变成“有用”了。于是铁Z局里，也有一些工人想跟风考大学。无奈十年“文化大革命”，革掉了文化的命，好多人文化基础非常差，连一般的常识都不懂。父亲单位有个叫李××的工人，也就是小学文化程度，连汉字还认不全，这时也突发奇想要考研究生，回去憋了几个月写了篇两三页信纸的“论文”。李××搞不懂论文是什么东西，他的“论文”的名字就叫《论文》，给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寄了去，要人家收他做研究生。那个教授还比较好，回了一封信，很委婉地说，那“论文”的思路不错，但是缺乏一点专业和文化的基础，如果补上就好了。李××没看出来这是在婉拒他，还到处让人看这封信，说“连北大教授都说我思路好，就差一点专业文化基础了”。给我父亲看时，父亲一看就明白了，但又不好直接打击他，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以前有个读书不用功的书生去赶考，考题是就今天所见所闻做一首诗。书生一想，今天出门碰到了邻居老张，跟老张打招呼时不慎把卖早点的汤桶给踢翻了，走到教坊前听到里面弹琵琶，恰好弦断了，又走到河边看到两个渔翁为争一条鱼打架。于是这个书生作了一首“诗”：出门遇老张，脚踢一桶汤，隔墙琵琶断，两渔翁相打。写完后书生读了一遍，感觉最后一句不压韵，就把“打”字给去掉了，这样这首诗变成了：“出门遇老张，脚踢一桶汤，隔墙琵琶断，两渔翁相”。倒也压韵。阅卷先生一看这首“诗”，连鼻子都要气歪了，就用红笔批了两个字：“欠打！”书生落榜后一看卷子上的批注，顿时后悔万分：哎呀，连老师都说了，我就是欠个“打”字，要是当时不把那个“打”字勾掉就好了！讲了这个故事，李××当时还没明白过来，琢磨了几天回过味来了，找到我父亲，说：“老国，弄了半天你是说我欠打呀！”父亲听后哈哈一笑，李××也从此死了心，老老实实地当工人去了。
二、《八一风暴》
华国锋任党的主席之后，渐渐地政治气氛宽松起来，万马齐喑的局面渐渐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开始挣脱牢笼，逐渐开始出现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一九七七年，时值“八一”南昌起义六十周年，全国各地、各大企业的文工团、宣传队等文艺团体，都竞相开始排演话剧《八一风暴》。
铁Z局Z处宣传队的水平在那个小小的太谷县城算是第一流的，即便是县城的剧团也难以与其媲美。因此，铁Z局宣传队演出时盛况空前、场场爆满。话剧《八一风暴》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真实情景有些不同，人物名称也不一样，比如周恩来，他在话剧里的角色却叫“方大来”，由前面提到的黄炎培的外孙王××扮演；而魏巍的侄子魏××则因为人长得斯文，扮演一个“党代表”角色；我父亲则饰演北伐军一位军官，摇摆分子，关键时刻倒向“反动派”一边被缴了械。我父亲有些轻微的口吃，令人惊奇的是，他一上台就不再口吃了，对答如流。
当时的我活泼好动，我父亲排演时总是带着我去。看着叔叔阿姨们在排练时蹦蹦跳跳的，觉得特别好玩。那时文革期间被认为“有问题”的东西都又拿出来重新排演了，很得观众的喜爱。在宣传队我还第一次见到了录音机，比现在的电脑主机还大，录音带则和录象带差不多大。宣传队演出时我就坐在台边上看，有一次演出《八一风暴》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剧情正紧张时，我突然从幕后跑上前台，站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要为大家唱一首《红星闪闪》，把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在《八一风暴》演出成功之后，我父亲又随宣传队到其他单位、部队和附近各县巡回演出几十次，次次都盛况空前，受到多年以来处于文化饥渴状态的人们的热烈欢迎。之后，他们又排演了一部话剧《特别任务》，描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魏巍的侄子魏××扮演主角地下工作者，而我父亲则扮演反面角色——国民党的少将情报处长。家里还有几张当时的剧照，父亲的同事们总是说，我父亲演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三、南住宅
一九七七年，我母亲又怀孕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父母决定不要这孩子。流产后，我母亲在铁Z局三处医院里做了绝育手术，当时主刀的医生姓杨，属于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技术十分的差。赤脚医生甚至连器官的准确位置都搞不清楚，用钩子钩出这个来一看，是肠子，又放回去；钩出那个来一看，也不是，又放回去……愣是把一个小小的结扎手术做成了大手术，前后折腾了八个多小时，害得我母亲好几次从麻醉中醒来，又被重新麻醉过去。手术做完后，我母亲一个多月都不能下地，住在医院里。父亲就买了一些小公鸡养着，每天熬成鸡汤送到医院里，给母亲补身子。
一九七七年底，我们家的房东因为一个亲戚要借住而要收回房子，来了我们家好几趟，催我们走。但当时我们家没有分房子，无处可搬，因此每当他走后，我父亲就发火。就这么拖了半年，终于分到了房子，于是我们家又到了太谷县南门外。我父亲于一九六三年参加铁路，熬了整整十五年，算是在四十二岁的时候，分到了自己的第一套福利房。如果从一九五一年参军开始算起，那么他等于工作了二十六年才分到房子。毛泽东时代所谓的“免费分房”，不过如此。
这时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Z处又流动到河南省的商丘市，并最终在那里扎根。虽然商丘市要比太谷县要繁华热闹些，但是我父亲年纪大了，母亲也有了工作单位，因此他们不愿意再随着单位流动，就在太谷安居下来。由于干部、工人们纷纷搬走，单位的集体宿舍开始有了闲置，于是我们家起初分得了一套面积约为二十平米，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的简易的二居室。那时的房子设计得特别愚蠢：一进门就是个二平方米左右的小厨房兼过道，厨房进去是一间房，再进去又是一间房。但毕竟有一个安身之所了，因此全家还是很高兴的。后来搬走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家又得到了一间同样大小的二居室，这算是住得稍微好一点了。
铁Z局三处在太谷时，有两处家属院。一处是在太谷县城北城墙根下，人们叫“北住宅”，里面设有铁Z局三处的子弟中学，主要住领导或者资格老的工人；另一处则在太谷县南门外，人们叫“南住宅”，设有铁Z局三处的子弟小学，主要住工人。南住宅所在地解放前是太谷县的乱葬岗，埋葬的都是死于非命的外地人和处决的犯人。铁Z局三处到了太谷之后，在这片坟场上建房子，经常从地下挖出人的骷髅来。我小的时候，还常和小伙伴们用竹竿挑着那些骷髅玩，个别胆大的还用手提着往别的小孩子身上扔吓唬人家，现在想想，真是对先人们的大不敬。既然处于这样的位置，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传闻和鬼故事。当时很多人说，这里的死人骨头半夜会敲门。听了这个传闻以后，我和姐姐留心听了一下，果然每天半夜总是有人敲我们家门的声音，吓得我和姐姐魂飞魄散，而父亲出门去看，却并没有人。此后，渐渐也就习惯了，那奇怪的敲门声时有时无，直到我们搬走。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上了学，因为提前一年上学，也没上过幼儿园，所以成绩也不怎么好。铁Z局三处的子弟学校里的老师多半是从工程队抽上来的，也没什么教育经验，对孩子不太耐心。我当时经常挨老师的训斥，特别怕老师。学生们除了铁Z局子弟外，还有一些火车站的子弟。我们上学的第一课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二课好像是“你办事，我放心”。我记得课本第一页是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的一张像，第二页则是毛泽东和华国锋谈话的照片。在学校里学了两首歌，一首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另一首是《我们的田野》，这两首歌我一直都觉得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相当的优美，给了幼年的我以无限遐想。
虽然子弟小学教学质量不高，但是条件却是当时太谷县所有学校里最好的，上课时都坐着椅子，还有航模兴趣小组，生物观察小组，中学还有音乐兴趣小组，有几十架手风琴，这在当时地方上的学校里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南住宅”靠北的部分是家属院，靠南的部分是我们就读的子弟小学。“南住宅”位于太谷县城的边缘地带，出了我们的子弟学校往南走几十米就是同蒲铁路了，我在子弟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经常和同学们跑到铁路旁边玩。当时，同蒲铁路突然变得异常繁忙起来，一列接一列的火车，接连不断地往南运送用绿色帆布遮盖起来的大炮、坦克等军用物资。小孩子好奇，每当看到这些装满武器的列车就兴奋得哇哇叫，后来懂事一些以后才知道，那是要跟越南打仗了。
四、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我母亲转正后不久，就从食堂调到了镀锌车间当生产工人。这在单位里意味着从地位比较低的“伺候人”的炊事员，变成了地位相对较高的生产工人。母亲这个人勤快，到车间干活后总是把一切公共的活，比如打扫卫生之类的活都抢着干了。当时工人几人一班干活，母亲总是干得快而多，还经常替别人干活，所以工人们都特别愿意跟我母亲搭班子。
当时线材厂的厂长是河南人，姓李，有一天李厂长来到车间里，找到了正在干活的母亲，问道：“喂！小老乡，要是让你当会计，你干不干得了啊？”原来，当时线材厂里一共只有三个高中生，一个姓高，是北京下放知青，在厂财务股当会计；另一个姓韩，是厂里的化验员；还有一个是我母亲，其实仅仅是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但在转正时虚报了个高中。当时厂里财务股有两个人：一个高会计生孩子，另一个出纳传染了肺结核，在住院治疗；厂里财务股瘫痪下来。李厂长一看履历表，发现我母亲填的是“高中毕业”，于是就找我母亲。
虽然我母亲小小年纪就因“文化大革命”辍学，从没有学过会计和珠算。但听李厂长一问，母亲立刻感到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心想学珠算会计也没什么难的，就坚定地说：“那有什么干不了的？不过李厂长别开玩笑啊。”李厂长一听就乐了，说，那明天就到厂里财务室去上班吧，这个月的报表要赶紧报呢。
当天下午，我母亲上街买了一个算盘和一本工业企业会计的参考书，找了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王××（【注】王××这个人，以后有专门章节提到），学了一下午，第二天就到厂财务股上班了。当时已经是十七八号，而按照规定，每个月二十五号就要做报表，二十六号就要报到手工业局去。我母亲把一大堆报表拿回家里去，左看看，右看看，再自己琢磨一下，不会的就翻书查，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居然准时把报表报出去了。正在为厂财务瘫痪而发愁的李厂长一看母亲果然非常胜任，大为高兴，又问我母亲，出纳能不能也挑起来？我母亲回答说，那没问题啊，于是会计出纳一肩挑。之后，李厂长又把统计也交给了我母亲，我母亲照样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母亲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全厂上上下下的肯定。特别是李厂长，逢人就说这个小老乡是个了不起的能人。当时厂里有个总务室，李厂长总是感觉厂里有些开支过大，怀疑总务股长贪污，干脆又把总务也给了我母亲。我母亲一听，笑道：“李厂长，我现在又是会计，又是出纳，还是统计，现在又管总务，那你就不怕我贪污啊？”李厂长学着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口吻说：“不怕，你办事，我放心。”就这样，我母亲在那一年时间里同时兼任了会计、出纳、统计、总务四摊，一个人干四个人的活，而且干得相当出色。
母亲到了财务股以后，发现自己以前的掌握的那点知识实在不够用，于是就买了不少书回家学习，我记得比较深刻的有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英语九百句》。当时外婆还住在我们家里，母亲白天上班，下班后经常要加班到七八点钟，吃完晚饭后还继续加班做报表、看书或者是练习珠算，我半夜起床解手时还经常看见母亲一个人挑灯夜读。
那一段时间，母亲经常往家领“先进工作者” 和“三八红旗手”奖状，可是从来都不挂；厂里发展她入党，也被母亲婉拒了。那时家里只有一辆“二八”型飞鸽自行车，父亲单位离的远就总是父亲骑着它上班，母亲走路到单位。厂领导发现这个情况后，决定公款给她配备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这在厂里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后来，厂里又配给她一个日本产卡西欧的计算器。计算器在现在什么都算不上了，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却是了不起的先进玩意，其意义绝不亚于现在的一台顶级配置的电脑，而且全厂就这么一个。那个计算器要一百多块钱，相当于我母亲四五个月的工资，我母亲自从出生就一直受到各种歧视、侮辱与压迫，到了七十年代末期，生活才第一次向她展示出了美好的一面。
与“南住宅”隔着一条大马路，就是一支部队驻地。那部队是个汽车团，墙上写着“解放军爱人民”大标语，解放的“解”字还是简化字，写做“角羊”。那个部队有一个礼堂，经常放映一些战争题材的电影。每当有电影放映时，我们小孩子们都想进去看。可是门口有哨兵，不让进。当时我六七岁，虎头虎脑的正是招人喜欢的年纪，经常到部队门口去玩耍，渐渐地跟哨兵们混熟了。那些哨兵也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其实也挺爱玩的。到过年的时候，我就弄点鞭炮给那几个哨兵放，或者弄点核桃、柿饼之类的零食装在口袋里给那些哨兵们吃。后来我和那些哨兵们打得火热，每当他们值勤时我都可以在部队里畅行无阻，还让我摸他们的枪，那时我才知道真枪和我们小孩子玩的玩具枪之间有多大的区别。有电影放映时，部队门口站一大帮孩子，哨兵都不让进，惟独我领姐姐一去，哨兵就开个小门，放我们俩进去了，这也算我一生中第一次“走后门”吧。
后来我就经常去部队家属院里玩，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姓孙的小朋友。我们俩非常要好，经常互相到对方家里做客。小孙的父亲是部队里的一名营级干部，当时三十多岁。我最喜欢到他们家去吃饭了，因为他们家似乎从来没有断过鸡鸭鱼肉。特别是，他们家吃的排骨跟我们家的很不一样：当时太谷县的国营肉店里根本见不到排骨，偶尔只有被剃得干干净净、几乎只带一丁点儿肉的大骨头卖。碰到有这种大骨头，大人就买回家炖汤，那上面的丁点肉根本就不用啃，放在嘴里一含就没了，然后就锤子砸开“敲骨吸髓”。吃过一次的骨头是舍不得丢的，还要再熬一回汤。即便是这样，每当家里吃骨头时我和姐姐都象遇到了盛大节日。可是小孙家的排骨上面全部都是厚厚的肉，味道真是美极了。小孙的妈妈知道我喜欢吃排骨，几乎我每次去他家吃饭，她都给我做排骨。他们家的酒柜里放着很多白瓷瓶的酒，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那种酒叫茅台。小孙还给我吃过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有些苦味的黑色糖果，告诉我这叫酒心巧克力。他们家拥有两套有厨房厕所的房子，一套一居室、一套两居室。和我们这些工人阶级家庭比较起来，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差别，正如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所说的那样：“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五、农村见闻
一九七九年春夏之交，我舅舅因为工伤导致一只眼睛失明，提前退休回农村。我外婆牵挂儿子，想家乡去照顾一下他。于是，我母亲把外婆送回老家，我和姐姐也跟着回去住了一年多。当时正是农村“包产到户”实行前夕，“人民公社”尚未解散，还在实行大锅饭，但是已经没有政治气氛了。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政策宽松起来，并开始允许搞一些副业。外公家所在的村子里，很多农民家都在做挂面，我刚一回到家，就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挂面香味；出去玩时，看到一些人家挂在院子里的细若游丝般的挂面在微风里轻轻摆动，非常好看。可是我们家在以往被整怕了，也就没有敢从事这项副业。
那时农村的墙上，随处可见“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抓纲治国”的标语。文革期间，生产队里只许种粮食，外公种瓜种菜的本事根本使不上。文革结束以后，队里也开始让种一点瓜了，于是外公经常带我到地里种瓜，我就和小孩子们一起跳到机井前的水坑里洗澡。机井里打出的水清澈而凉爽，小孩子玩得非常开心。累了，渴了，外公就给我们摘一个西瓜。外公种地的把势是一流的，种出的西瓜大的像水桶那么大，个个是沙瓤，特别甜。
刚回到老家不久，就赶上了农村麦收。我们这些小孩子们除了和大人一样参加收割，也还接受大人的唆使去哄抢生产队的小麦。每当队里运麦子的牛车、马车驶来，我们就一拥而上，从车上大把大把地拽麦子。负责看粮仓的是“疯老爷”，我们家的没出五服的亲戚，是村里以前造反派头头之一，后来得了间歇性精神病。当时，我们都很怕他，一见到他就拼命跑，他也并不真的追赶，因为他的儿子也在我们的队列中。就这样，我们一边在课文里学习“英雄少年刘文学”，一边哄抢集体财物；“疯老爷”一边保卫“集体财产”，一边唆使自己的儿子挖“社会主义墙角”。我们家的隔壁是一间小房子，是小队的仓库，里面就有一些种子和一个农药喷雾器，老鼠成堆。至于作为农业机械化象征的“铁牛”（拖拉机）全村只有一台。那时的农村还没有用上电，全村人都是早早的睡了。
此时文革已过，当年被政治狂热弄得发疯的人们又恢复了常态。当年整我们家的那些造反派，居然也常到我们家来串门，笑眯眯的给我和姐姐讲故事——就仿佛他们从来没有整过我们家、仿佛从来没有把我的外公、外婆、母亲逼上绝路一样。当时我还是小孩子，不明白大人间的事，都还觉得这些给我们讲“三国”、“水浒”的叔叔伯伯们挺好的。后来，母亲告诉我是某某人打得外婆口吐鲜血，某某人让外公给蒋介石的纸人下跪，某某人放炮炸聋她的耳朵时，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些人怎么可以和颜悦色地来我们家串门，哄小孩子开心呢？人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有一天，我们还隔着那两条并排的人工河，与邻村任庄的小孩对骂，结果引起了两个村村民之间的械斗，有很多人挂彩，好在没死人。当年整我们家的造反派为了救我们几个小孩，与对方扭打在一起。外婆把我领回家后，狠狠地打了我屁股几巴掌，又心疼地给我做了一顿好吃的。
那时记忆中村子里的疯子多。一千多人的村庄，竟然有十几个疯子。有文革时不堪虐待疯的，有文革后失势疯的，也有因为自责疯的。和我们家在一条街上的一个亲戚，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舅”，由于文革期间在造反派的怂恿下把自己的父亲一脚踹得口吐鲜血而自责不已，不久就疯了。他总是浑身上下别满毛主席像章，一天到晚蹲在街上不言不语。
当时，我还目睹了生产队评工分的情景。每天晚上下工后，大家就坐在一起，一边唠嗑，一边评分，有时争吵，有时嬉闹，气氛非常好玩。生产队的会计是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年轻人，也是五服以内的亲戚，我们都叫他旦妞哥。旦妞哥身材修长，相貌英俊，人也非常和气；他当时二十出头，刚刚高中毕业，在队里算是个文化人。外公当时已经七十岁了，但因为干活卖力，总是被评上十二个或者是十四个工分（【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工分采取十分制，一个标准棒劳力出工一天的得分是十分）。可惜，二○○○年，旦妞哥在道口卖馒头晚上回家时，被汽车撞死了。后来那辆肇事汽车逃逸，家里也不知道，旦妞哥的尸体在公路旁被扔了好几天才被领走。我们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很是难过了一些日子。
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本来就并非出自大多数农民的真实意愿，因此一等到控制稍微放松，农民就为“私”字忙碌起来。当时，我和姐姐常跟着大人们一起下地干活，每天早上上工时，队长就拿个破铁块敲着，吆喝着“上工啦，上工啦”，于是社员们就懒洋洋地扛着锄头，三三两两地来到田头。一边干活一边嘻嘻哈哈打闹，干半小时休息半小时。社员给队里干活是磨洋工，但一等到下工就跑到自留地里忙到天黑。我和姐姐是外来人，也被分配干一些诸如拾马粪、拔杂草之类的轻活干，当时还觉得挺有意思。只是有一次在拔草时见到草丛里有一条蛇，吓得我发了好几天烧，把外婆心疼坏了。
文革结束以后，以往被禁绝的农村戏班子又活跃起来，我常随外公去公社看戏。当时公社有一个礼堂，里面的设施非常简陋，所谓的“座位”都是砖头垒成的墩子。那时刚刚恢复这些东西，因此每次看戏时都是人山人海，每次看戏都买不到坐票，只好站着看。我记住了几次看戏的内容，有《穆桂英挂帅》、《寇准背靴》、《空城计》、《打金枝》等等。有些戏反复看了好几遍了，可外公却是百看不厌，有时还步行十几里路，到更远的公社、集镇去看。戏院门口卖小吃的、卖西瓜的、卖花生瓜子的一个挨着一个，当时一块西瓜卖一毛钱。
尽管文革期间统治者造谣说，贫下中农一听到钢琴伴唱《红灯记》就“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但实际上，贫下中农并不认样板戏。那时农村的大人小孩都特爱听、爱唱常香玉的那几出戏，比如说《花木兰》和《穆桂英挂帅》。“谁说女子不如儿男”那段豫剧，几乎大人小孩都会唱，有事没事总是哼上几句。贫下中农家里的墙上，也都挂满了文革后印刷的类似连环画一样的经典豫剧剧照。我在农村生活了一年半时间，没听到一个人唱样板戏，也没见到过一幅样板戏剧照。
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最喜欢的除了过年，就是赶集了。当时离我们那个村子六里路开外，有一个叫袁公店的集镇，是外婆的娘家，比较大，每年有一个大集。文革期间这个集市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此时刚刚恢复，因此盛况空前。附近百十里的村庄和公社都来人赶集，还有戏班子、杂技团助兴，一时间村庄的路上商贩云集，高音喇叭鸣响，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
那时农村还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时代，全村只有一个商店，当时的名字叫供销社。房子原来是一个小土地庙，也就卖一点铅笔、本子、糖豆，点灯用的煤油，还有些针头线脑什么的。供销社的营业员是个女的，叫春叶，还非常年轻，总是有一些男人在下工后围着她转，也不买东西。供销社的门外，则是一块空地，一个砖台子上放着从土地庙里拆下来的大石碑，大概有一米五见方，上面还刻了一些字。这块石碑和那一小块空地，是社员们聚会、休闲的场所，每到吃饭时间，就有一些社员端着碗出来，坐在石碑上或者是蹲在地上，边吃边唠。村子里偶尔也有一些货郎来，卖橡皮筋、小卡子、樟脑丸、针线和削铅笔的小刀之类的，还可以用头发换。很多小姑娘、小媳妇平时梳头掉的头发都舍不得扔，收集起来塞进墙壁的缝里，等货郎来了换橡皮筋。
那时生活还不宽余，社员们很少有什么人有钱的，谁家要是有一个工人在外面挣工资，那别人就羡慕得不得了。当时饭吃得也不是太好，总是玉米面稀饭，里面放南瓜；有时则是玉米面稀饭加面条，里面放红薯叶。只有麦收以后，才偶尔熬些麦仁汤喝，算是好吃的。一个南瓜，一个红薯叶，吃得我多少年以后根本就见不得这些玩意。后来舅舅因为工伤病退回家了，等到偶尔“大公河”里来点水，他就带着我到“大公河”里用筛子捞鱼，忙了一个上午，一共只有一个拳头那么多，捞上来的小鱼儿跟烟头那么大，回家后外婆用白面和着小鱼儿，摊了几个煎饼，全给我和姐姐吃了。
虽然那时村里有赤脚医生，但实际上，公社“向阳花”上的“瓜”们不享受什么公费医疗。赤脚医生对付头疼脑热还可以，大病还是生死靠天。我在农村上小学一年半时间，班里就有两个同学夭折了；我舅舅的一个儿子因为发烧救治不了烧成了傻子。农村卫生条件非常的差，整整一个冬天都不洗澡，大人小孩的脖子上都黑糊糊的，假如要笑话谁脏，就总是说人家“脖子跟车轴一样”。其实，那个村子里我但凡有点印象的人，个个脖子上都攒着黑泥，只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罢了。每个人身上都长虱子，特别是女孩子，长长的头发上虮子成串，看上去白花花的。
我在农村读到小学二年级，成绩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然，农村的教学质量也不高。我们的教室是一间很破旧的土坯、砖头混合垒的房子，窗户很小没有玻璃，室内光线很差。所谓课桌就是一种用水泥做的板子，底下用砖头支撑着；没有板凳，学生都要自己从家里带小板凳。学校里连粉笔都经常断货，有时都要从地上捡土坷拉、墙上扒下来的石灰当粉笔。老师也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当时很年轻，文化程度只是个公社初中毕业，语文、算术都一个人教。
前面提到的那条修建于“大跃进”时期的人工河叫“大公河”，也就是“大公无私”的意思。到了七十年代末，大公河两边的树都已成材，非常茂密。每年春天清晨，树林里布谷鸟“咕咕”地叫着，非常好听。我们这些小孩子特别喜欢到“大公河”里玩，特别是夏天偶尔有水的时候，我们就和过盛大节日一样，成群结队到河里洗澡、游泳，或是在长满青草的大堤上挖甜草根吃。河上每隔几里路就有一座桥，桥下的水是比较深的。大公河水少，只有桥下才有水坑，那里就成了我们小孩子们的大本营，一下课就往那里跑。
我们上课很轻松，也没有什么家庭作业，而且假期特别多。夏天，就到树上逮知了，或者收集知了蜕下的皮到公社去卖（【注】知了的皮可以做药材），一篮子大概可以卖几毛钱，钱到手以后，就去买点糖吃，或者到公社的供销社里买一副扑克牌（【注】当时村子里的供销社没有扑克牌卖），然后跑到“大公河”边的树林里打“交公粮”。那时我特别希望有一副扑克牌，无奈自己不会爬树，捡不了几个知了皮，也就没钱买扑克，只好自己找点马粪纸自己画。
当时我们村里小学只有二年级，三年级以上和初中的都在一华里以外的落庄上。落庄是个只有三百来人的小村子，村里面的人都姓王，世代和我们村联姻。那次我们村和任庄械斗时，落庄也参加了，是帮我们的。
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就过年了。虽然经历了几十年无神论教育，但农村人还是非常迷信，村子里有几株年头很老的大树，人们总是说上面住着神仙鬼怪，谁爬树谁就丢小命。这些传言吓得我们小孩子夏天逮知了时，虽听得这些大树上蝉鸣声一片，却也只能望树兴叹，谁也不敢以身试探。到了过年时则敬灶王爷，贴门神，祭祖先，非常热闹。那时，多数人家里的堂屋正墙上都贴着毛泽东、华国锋并排的画像，但我们没有贴，只贴了一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年画，画上一个微笑着的女社员正在收获苹果。过年时，我们穿着新衣裳随着大人这家拜那家，到了别人家里，不是五服以内亲戚的就塞一两个核桃，是五服以内亲戚的，就给一、两毛压岁钱。
我外婆一辈子受苦，都六十多岁了除了干家务活，又要帮助舅舅带那个傻儿子，还喂了两口猪，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我和姐姐见到外婆辛苦的样子，就总是轮流帮她揉揉腰、按按腿。有一天我正给外婆按腰，外婆问我：小亚，姥姥亲不亲你呀？我说：当然亲了，天底下就数姥姥最亲我。外婆又问：那将来姥姥不会动了，你孝不孝顺姥姥呀？我回答道：当然孝顺姥姥了，我要把姥姥接到俺家，天天做好的给姥姥吃。外婆听了我的话，地笑了，说：好孩子，到时候姥姥就走不动喽！我连忙认真地说：姥姥，书上说二○○○年就实现四化了，到时候我开着小轿车来接姥姥！外婆慈祥地抚摩着我的脸，开心地说：行啊，就凭这个，姥姥也没有白疼你这个外孙。遗憾的是，我外婆积劳成疾，一九八五年就去世了，没有能够等到我开着小轿车接她的那一天。
不过，尽管生活艰苦，但在农村老家生活那段日子，应当算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期了。我永远忘不了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时的奔跑与笑声，忘不了那湛蓝的天和雪白的云，忘不了和伙伴们一起到树上逮知了烧着吃，忘不了自己做扑克牌打“交公粮”，也忘不了向外婆发誓“二○○○年开小卧车接您”的情景。
六、回到太谷
一九八○年夏天的一天，我和姐姐从外边玩回来，一进门就看到母亲坐在小板凳上扇扇子，微笑地看着我和姐姐。跟母亲分别了一年半，我和姐姐竟然都感到有点陌生了。母亲这次回滑县老家，是接我和姐姐回太谷的。当火车到了太谷站停稳时，我看到父亲笑着等候在站台上。
一到家我就吃惊地发现一样东西，一台十二英寸、日立牌的黑白电视机。黑白电视机是七十年代末才逐渐走进老百姓生活的电器，当时算是老百姓家里最大的一笔资产。铁Z局最早有电视的自然是单位的领导们，后来，大约在一九七八年前后，一位姓赵的电工用七拼八凑来的元器件自己装配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算是电视机走进了工人家庭。那个电视足足有一个酒柜那么大，屏幕却如同一本书那么小，而且图像一点也不清晰。即使是这样，全家属院的人都轰动了，天气不太冷的晚上，赵师傅就把那台体积巨大的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前面坐满了好奇的大人小孩。自从在他家看了电视以后，幼小的我就特别渴望家里能有一台电视机，经常用粉笔在墙上画电视机的样子。家里买了电视机以后，我多了一样欢乐，吃完饭后，坐在小电视旁，欣赏并不多（只能收到中央一套和山西省电视台两个台）的电视节目。刚回家那一段时间，我由于想念外公、外婆而天天大哭，母亲只好变着法哄我。后来电视里放日本的《铁臂阿童木》，小孩子没常性，看进去以后也就不闹了。
当时新闻报导也渐渐放松管制了，有一次电视里在播放《新闻联播》时，出现了墨西哥发生洪灾，军队前去救援的新闻。当时父亲单位有一个工人，看了这则新闻后在上班时大惊小怪地说：弄了半天，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出了灾害，人家的军队也去救啊，我以前还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都是趁火打劫老百姓呢。
由于我的父母都有工作了，二人每个月的工资合计有九十块钱。我母亲会过日子，日积月累，家里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了不少：做了一对沙发，买了一台电视机，还添置了几件正式的衣物。那时候买电视得凭票，还要自己到太原提货。我父亲托人弄到票以后，几个工友一听，也非常兴奋，于是大伙一起开了单位一辆大解放卡车就去了太原，把电视给带回来了。那台电视价格是五百一十块，相当于父母二人半年的工资。
父母还想置办几个大衣柜，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做大衣柜用的木材和胶合板不是随便能搞来的，都要凭条子。母亲在单位人缘好，当母亲说自己想做家具没有材料时，厂长大笔一挥，马上批了条子。我们家凭着这张条子买了一批匈牙利进口的胶合板、东北的松木、上海的油漆等等，开始打制家具了。父母请了两个河北来的木匠精心打制了三个大衣柜，一个给他们用，另外两个，则准备留给我和姐姐长大结婚时一人一个。读者不要见笑，当时他们真是这么想的。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中后期的二十年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提高，因此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在此后二十年内，中国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外，还打了一个书柜、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两张双人床、茶几等东西。从我记事到一九八○年，我们家里算是第一次有了像样的家具。
那时，好像人人都忙着打家具。我们的邻居，老工人金××也用了毕生的积蓄，给他即将要娶媳妇的儿子打了一套家具。老金头为这套家具倾注了很大心血，每个柜门上都用烫金烙上毛主席诗词，诸如“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之类的。但是，等到后来他儿子结婚时竟嫌这些家具太土，不要，把老金头气得大病了一场。
我母亲从小时候起就一直忍饥挨饿；嫁人以后被祖母虐待，每天只给她吃红薯面，吃得我母亲那一段时期直吐酸水；后来家里生活也不好，经常断顿。这些因素导致我母亲年轻时得了严重的胃病，发作起来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我母亲调到财务股以后，恰逢舅舅工伤退休回老家后盖新房子，钱不够。我母亲就从厂里借支了八百块钱汇了过去。由于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块钱，家里也没有什么积蓄，我母亲为了还钱，除了加班干些副业挣点外快以外，还每天中午不吃饭节约钱。当时厂里有个卫生所，卫生员姓康，是个女的，跟我母亲很是合得来，我母亲就经常去卫生所开点山楂丸治胃疼。一吃，发现山楂丸居然可以饱肚子。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我母亲每天中午就吃五粒山楂丸当午饭。也是好心有好报，一年以后，我母亲那么严重的胃病居然彻底治愈了，再也没犯过。
七、摩苏尔的中国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伊拉克是个非常富裕的产油国。那时，铁Z局和伊拉克签署了劳务输出合同，派出大量工人到伊拉克，去修建伊北部城市摩苏尔附近的底格里斯河上的大坝。在同一个工地上干活的有中国人，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工人。劳动报酬是一样的：一天六个伊拉克第纳尔，按照当时的比价，约合三十六元人民币。然而，中国工人拿到手里的，却只有一个第纳尔，相当于六元人民币，其余全部被“国家”拿去了。当时，一般中国工人平均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四、五十元人民币，所以这一天六元钱在中国工人眼中已经是了不起的高工资了（【注】有资料显示，一九五七年中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六百零六元；由于二十年冻结工资，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下降为六百零二元；而一九七八年的物价指数要比一九五七年高；因此，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是不断下降的）。
然而，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印度、巴基斯坦的工人和中国工人在一个工地上干活，每天挣到的六个第纳尔里，只用上缴一个第纳尔作为税收，自己净挣五个。长期以来，中国官方一直宣传资本主义国家“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这些中国工人早已深信不疑。可是，当人们来到国外，真正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苦大众比起来，所有的中国工人都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
伊拉克属于热带沙漠气候，炎热、干旱，夏季室外气温经常达到五十摄氏度，工人们每日挥汗如雨。印巴工人有钱，下工后都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而中国工人房间里却不安空调，工人们就这么硬熬着。每到周末时候，印巴工人都包租大客车，到巴格达、摩苏尔，或者基尔库克等城市去玩；中国工人则由政工干部组织政治学习。当时华国锋还在继续实行“左”的政策，宣扬“两个凡是”，所以工人们还得成天学习毛泽东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