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1987
一、勤劳致富
随着政治狂热的退潮和政策的放松，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人们渐渐地开始琢磨起挣钱来。可是连续几十年的折腾，家家户户都是一穷二白，没有资本。因此，那时的挣钱只有两条：要么投机取巧，靠坑蒙拐骗白手起家；要么勤劳致富，一点一滴地积累家庭的财富。
最早开始的致富门路是养君子兰，当时谣传说养一盆君子兰可以卖几千元甚至几万元。于是，当时的工人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就是怎么养君子兰，到哪里买君子兰，到哪里卖君子兰。后来，还真有人来家属院，出几千块钱的价钱买君子兰。有几户家里养着君子兰的，此时都神气起来，见了人们就吹有人出几千，甚至几万买自己那盆君子兰，可都不卖，等等，还会再涨价的。我的父母当时没有养这玩意，他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就这么一盆破花竟然能比他们半辈子挣的工资还多。因此，我虽然早就听说过君子兰这种花，但就是没见过。后来君子兰的传闻渐渐过去了，那些养君子兰的人开始着急起来，几百块钱就卖，可还是卖不出去。二○○四年春节时我去花市买花，第一次见到君子兰，一盆只卖几十块。
君子兰风波结束以后，又谣传说有一种新的致富方法——饲养蚯蚓。当时，太谷县东门外有几个外地人租了几间房子，办起了蚯蚓饲养场，按每份三十元的价格出售一种叫“大平二号”的蚯蚓种，说等繁衍多了他们再收购出口日本。母亲从街上拿回来的宣传资料上说，日本人爱吃蚯蚓，还可以做药材。当时人们都很老实，看到白纸黑字盖着红印章的宣传资料就深信不疑。一段时间内，我们整个铁Z局家属院里和太谷线材厂，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蚯蚓。我母亲也相信了那宣传，加入了养蚯蚓的行列，和几个工友一起狠狠心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元买了一份，拿回来后像关心孩子一样照顾它们。
蚯蚓喜欢在松软的有机物里生长，每天一下班我母亲就背着个柳条框上街拾马粪，回来以后把臭气洗干净，剩下松软而洁净的马粪纤维给蚯蚓铺上。蚯蚓喜欢潮湿和高温，我母亲就不停地向马粪上撒水，把屋里烧的暖暖和和。那时我夜间起床解手，总是看见我母亲在伺候蚯蚓。蚯蚓喜欢吃腐烂的水果，我母亲就跑到果品公司买人家处理或者扔掉的烂水果。我们家养的蚯蚓长得特别的好，不断地繁衍增殖。这时还有很多邻居、工友想养蚯蚓，找我们家买，母亲就以比街上便宜三分之一，每份二十元的价格卖出去。
很快又证明，养蚯蚓是一种骗局，东门外那个蚯蚓饲养场也在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当时人们都还很穷，一份蚯蚓二、三十块钱损失了也都很心痛。母亲不忍心看到人家受损失，就把卖给私人的那些钱又退了回去。不过，由于我们家养得早，蚯蚓繁殖快，不少已经返销给那几个骗子了，最后一算，整体上还是赚了八百多块钱。据说有些地方有些人借了上万元购买蚯蚓，最后全赔进去了，还不了债，自杀的都有。
由于自小受苦受惯了，我母亲从来没有投机取巧的想法。那时她在线材厂财务股，经常到银行取工资款，一取就是上万。万把块钱现在就是薄薄的一叠，可当时最大的币值是拾元的，由于是工资款还有不少一块两块面值的，一万多块就能装满一个提包。一万多块钱对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来说，也算是天文数字了。我母亲是厂里的会计出纳兼总务，可以说要是胆子大点挪用公款做点小买卖，条件是很便利的。但母亲每天过手的公款成千上万，从来都没有产生过什么挪用的想法，一切都靠自己那几十块钱的工资起家。
那时厂里经常有来拉铁丝的汽车，每当这个时候，我母亲就和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一起往车上装铁丝，把一盘二十五公斤重的铁丝从仓库里扛上百米开外的汽车才一分钱。来拉铁丝的有多有少，少的时候装个三、四十盘，挣几毛钱。最多的一次是个星期天，那一天他们几个人平均每人装了九百六十六盘铁丝，挣九块六毛六分钱，回家后骨头都要累散架了。装完铁丝，还要赶回家里给我和姐姐做饭。当时厂里一般工人都是三、四十块钱的收入，而我母亲靠装车，每个月总能比人家多挣三分之一。
线材厂的铁丝还供出口，用于出口的每一盘铁丝上都要挂一个椭圆型的标签，上面写明规格、重量、产地等。这些标签印好以后，都是几十个一大张，需要人手剪成椭圆型，并且在标签上打两个气眼，再把一种铝环封到气眼上保护起来，这样铁丝穿过气眼时，一般的搬动不会把标签弄坏。当时还没有见过打孔机，每一个气眼都是用特制的小铳子砸出来的，全靠手工完成。我母亲从工厂里领回很多标签，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和父亲一起做标签，一直做到睡觉。每做五十个标签挣一分钱，虽然不多，但比起七十年代往糠醛厂原料山上背麻袋每五十斤一分钱的工钱来，做标签已经算是好的不能再好的副业了。一开始没经验，每天晚上也就做几百个标签，挣个毛儿八分的；后来熟而生巧，一晚上两人可以做两千个标签，挣四毛钱。
后来有一段时间，太谷县外贸公司搞来料加工的劳动保护手套业务。加工一副手套，工钱是三分钱。我母亲为此专门买了一台缝纫机，从外贸公司领回原料，下班回来就没日没夜地踩缝纫机，一天可以做几十副手套，挣一块多钱。
我们家住在家属院最外围，因此临街。到了一九八四年以后，家里渐渐宽裕了，就把临街的院墙拆了，盖了一间小房，开了个小小的副食日杂商店，还起了个字号“宝华德”。母亲在厂里人缘好，盖房子时好多工人来帮忙，招待一顿饭就成了，连工钱都不要。当时的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只有五百元，一天销售额多的时候几十元，少的时候只有一块多，碰到天气不好，一天不发市的情形都有。每当进货时，父亲母亲就拉一辆架子车，到离家很远的副食品批发公司去。后来我们家旁边又开了一个比较大的公家商店，我们的小商店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就关门了。剩下来不少的罐头、饼干，足够全家人吃了几年。
八十年代，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对建材的需求量极大，铁丝开始紧俏起来，价格直线上涨。当时，工厂是公家的，生产出废品以后，就直接扔掉或者卖给废品收购站了。我母亲看准这一机会，就从工厂里买了许多锈头（【注】锈头是指那些因为拉丝不直，而导致铁丝绞成一团无法使用的废品）回来加工。每天晚上，母亲在我们写作业和看电视时，就和父亲一起挑灯夜战，用手和耐心清理乱如麻团的锈头，把它们一一理顺，经常一干就到深夜。那几年，我母亲每天眼睛都熬得通红，以至于我都有了错觉，以为她一直都是红眼圈。锈头是以废铜烂铁的价格买回来的，等清理完毕，就以成品价格的一半卖出去，中间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起初别人不知道我们做这个生意，母亲就在星期天时带着自己的货到处推销，有时为了推销一个人扛着一盘铁丝坐火车、转汽车，甚至搭农民开的小四轮拖拉机，渐渐地有了不少客户。当时铁丝紧俏，价格又高，很多消费者买不到铁丝；碰到这样物美价廉的铁丝自然喜不自胜，一时间买者若鹜。那几年，家里总是不断地有各地来的采购员，终日来来往往，门庭若市。
拔锈头的生意，我母亲做了三年，后来算账，总共净挣了三万多块钱。尽管三万块钱还没有七十年代毛泽东的老婆江青购买照相器材一次的花消大，但在当时，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了。尽管我母亲能吃苦，有业务关系，完全还能多挣不少。但她以前实在是被整怕了，怕外公外婆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因此只好忍痛收山。母亲当时的算盘是：三万块钱，给我和姐姐每人一万成家，她自己和我父亲留一万养老。当时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四十块钱，因此想着这相当于自己二十年工资的一万块钱给我和姐姐无论如何都够了。谁知，这挣到的三万多块钱经过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以及给我的外公、外婆求医治病，料理外公、外婆后事，供我和姐姐上学，给我姐姐买城市户口，到了一九九一年就基本上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了。
由于以往政策朝令夕改，说变就变，我母亲在做拔锈头生意的时候，尽管全是她的血汗钱，但也始终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害怕向任何人露富。即便是我父亲，当时也弄不清楚家里究竟有多少钱。
一九八四年，我母亲被调到厂供销股。那时线材特别紧俏，厂里一些人结成了一个团伙，偷工厂的钢材和铁丝卖。他们还找我母亲，试图也让她入伙。我母亲是个诚实的人，觉得进退两难：如果检举这个团伙，那实在对不起自己良心，因为正是这些人，在我们家最困难时候帮母亲转了正；如果不检举，那么没有不透风的墙，这种行为势必为法律不容。权衡再三，我母亲只好提出调离申请。
我母亲的调离申请在厂里成了爆炸性新闻。那时厂里效益非常好，我母亲在厂里吃了那么多苦，熬了那么久，好不容易节节高升到了一般人视为“最肥”的供销股，别人眼红都来不及呢，去了两三个月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要调走，不是有毛病吗？许多当年的老领导、老工友都觉得不可思议，纷纷到家里当说客，有些人一坐就是一整天，试图挽留母亲。我母亲对这个厂子怀有深厚的情感，其实也并不想走，但她估计到厂里这么搞下去，迟早要出事的。即便是不参与分赃和盗窃，单单是“供销”这个岗位，就会让人有嘴也说不清。就是自己真没什么事，公安局传唤一两回，那在这个巴掌大的小县城里，十几年攒下的好名誉就算丢了。所以，任凭工友们如何婉言相劝，母亲都咬紧牙关不松口。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我母亲眼光的长远。我母亲调走两年以后的一九八六年，该厂案发，其实是厂领导班子间闹矛盾，把另一派给告了。整个领导班子、供销、财务被一锅端，三百人的厂，被牵连进去的就有七八十个，被判刑的则有十好几个。其实那些人也没弄到多少钱，多的几千块，少的才几十块，真是不值得。从此线材厂元气大伤，每况愈下。曾经有一段时间，厂里有些老职工来家里想请我母亲回去当厂长，带领厂子走出困境。我母亲虽然有些动心，但转念一想厂里出了这个事以后人心早就散了，即便是自己回去也回天乏术；更何况那些老工友们如今抓的抓，死的死，回去后难免触景生情，肝肠寸断。于是，母亲婉拒了工友们的请求。后来，线材厂在九十年代房地产热的时候又靠贷款红火了两天，但厂领导一心为私，人心涣散，没过多久就破产了。
二、小平你好
一九八四年建国三十五周年国庆前夕，我父亲在宣传队里的至交，局公安处政治处主任老吴不幸被一个寻仇的民警杀害。当年我母亲转成城市户口，全靠老吴帮忙，父母对老吴非常感激。得知老吴牺牲的消息，二人大哭了一场。后来知道，老吴牺牲时和另外三个民警一起开会，住在一间招待所里，老吴和一个民警住里间，另外两个民警住外间。半夜，住在外间的一个民警，因与另一个民警有仇，就起来拿出手枪来将正在熟睡的那位民警打死。老吴听到枪声，就起床到外屋看怎么回事，见到那个凶手正拿着枪站在房间里。老吴大喝一声：“你干什么，找死？”谁知那凶手已经杀红了眼，索性抬手一枪把老吴打死。住在里屋的另一位民警机灵，一见是这个情况就翻身躲到床下，顺手把手枪拿在手里。凶手冲进房内，又朝这位民警睡的床连开两枪。这位民警就以床为掩护，与凶手枪战。对射了几枪以后，凶手退回外间，接着一声枪响，凶手吞枪自杀了。后来，人们都说老吴在死前有征兆，因为那天白天原宣传队的同事请老吴喝酒，也请了那几个民警，被首先打死的那位民警没什么文化，敬酒时胡乱用词：“来，各位生前好友，喝！”结果当天晚上，这句话就不幸应验了。
八十年代中前期是中国老百姓一百年以来生活得最轻松愉快的时期，政治压力没有了，思想解放了，举国上下有一种奋发向上的气氛。我父亲临终前回忆说，那时他每天下班时，心头都是喜滋滋的，回家的脚步都很轻快。不但是他，我接触过很多过来人，都觉得那几年特别令人怀念。
时值一九八四年的国庆，当时改革开放搞了几年，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因此全国上下一片欢腾。通过电视，上初中二年级的我第一次看到了国庆阅兵场面，看到邓小平检阅部队，也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的“小平你好！”标语。那一年的阅兵，虽然没有山呼万岁、没有狂热的个人崇拜，但人们饱满的精神状态，那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使我第一次隐隐有一种自豪感。而到了一九九九年搞阅兵的时候，尽管场面也很大，我却找不到这种感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国庆第二天，我父母就领着我和姐姐上了趟省城太原，一是参加老吴的追悼会，二是领着我们俩买几件象样的衣服。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刚从小县城出来，觉得三层楼都算高楼大厦的我，一下汽车，数着迎泽大街上十三层高的“云山饭店”，眼都花了。小孩子不懂大人之间的事，因此也没有为吴伯伯的去世难过。后来，父母领着我们上五一广场的“五一”百货大楼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那时整个太原市无论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放程琳唱的《酒干倘卖无》。第一次上太原时体验到的那种兴奋和快乐，真使我终生难忘。
三、外婆去世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们家里生活条件明显好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不再吃玉米、高粱这些粗粮，天天吃上了白面、大米，也经常有肉吃。就在这个时候，老家的舅舅来了信，说外婆病重了。我母亲接到信以后决定回家看看，同时把外公、外婆接到我们家来享享清福，他们算是苦了一辈子。
我外婆是一个非常慈祥和善良的人，一生勤劳节俭，对后辈和亲人充满爱心。前面提到过，在“粮食关”时期，为了让外公能够活下去，她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食物还要匀出一份来给外公，自己却险些饿死，这在当时为了自己活命而六亲不认的村民中是少见的。相比我的祖母只要来信就向子女要钱，我的外婆无论生活多艰难，从来也不主动向子女开口。在我在滑县老家住期间，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只要收到子女孝敬的点心、糖果等东西，外婆都自己舍不得吃，全部给了我和姐姐。以至于年幼不懂事的我都养成了习惯，以为点心这种东西就应当是给我的，别人都不能动。有一次我在吃点心时外婆忍不住尝了一口味道，我竟然说：“姥姥，你咋偷吃我的点心哪？”外婆对我的疼爱以及我所体会到的外婆的那种善良，对我一生人格的形成影响巨大。
我前面提到过，我的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作风轻浮。我的舅舅与舅妈是“大跃进”期间结婚的。当时我舅舅在河南博爱县一个矿山上班，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就有媒人介绍认识了我舅妈。舅妈年轻时长的还不错，舅舅在匆忙中见过后觉得还可以，二人就结婚了，几天之后舅舅就回矿山上班去了。但是日久见人心，逐渐地舅舅就发现了舅妈的缺点，产生了离婚念头。无奈那时政治空气越来越浓，舅妈仗着自己是贫农成分，找村干部告状。村干部就吓唬我的外公外婆，地主份子要是胆敢把贫下中农踹了，那就等好吧。外婆本来也很厌恶舅妈，但一听这话，又惊又怕，只得赶紧劝舅舅不要离婚，并且在家把舅妈当神仙伺候着。舅舅早对舅妈厌恶透顶，见离婚也不成，索性连家都不愿意回。
文革期间外公外婆挨整时，心地不善的舅妈不但没有给两位老人以任何安慰，反而落井下石，对两老人颐指气使、恶言恶语。有时外公外婆在外面挨了打，回到家后舅妈却兴致勃勃地唱样板戏。外公这人感情比较麻木，不会多想；但外婆却是个心细之人，于是天天自己生闷气。后来舅妈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因照管不善而导致后天痴呆。舅妈根本不亲孩子，全部推给外婆一人照顾。
一九八○年，舅舅因工伤致残退休回家，看到舅妈更是厌恶，便怪罪外婆当年不该反对二人离婚。舅舅因婚姻不幸而常年心里郁闷，脾气暴躁，自然少不了跟外婆生气。外婆一连几十年处于被欺侮、被压制的地位，负担又重，此时儿子也不理解自己，更是有苦说不出，终于积怨成疴、积劳成疾，来我家以前就得了肝硬化。当我母亲回到老家时，外婆已经不能行走，腹水使她的肚子肿得象一口大锅。我母亲在听医生说外婆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后，为了能让外婆能够享些福，硬是把外婆从老家背了回来。肝硬化的晚期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外婆来到我们家以后表现得很坚强，每次我们与她在一起，她都慈祥地微笑着，忍着痛。
太谷县的医院已没有办法了，我母亲就怀着一线希望就带她到地区医院和省城医院去；省城大医院也没什么办法，我母亲就四处打听偏方，经常是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连夜租个拖拉机去山里、农村寻找；听说有一种远红外治疗仪有些效果，我母亲就赶紧买回家一台。然而为时已晚，外婆的病早已成为不治之症，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
母亲只好天天买一些大鱼大肉给外婆做着吃。然而，外婆由于肝功能的原因，也总是吃不了几口。有一天，外婆对我说想吃山楂做的糖葫芦，我就上街去买，当时太谷县做小生意的人还比较少，卖糖葫芦的更少。我在城内转了整整一个上午，偏偏市面上没有卖山楂糖葫芦的，只好买了一串跟山楂味道完全不一样的“秋海棠”做的糖葫芦。尽管不遂其意，但外婆仍然夸我，说这个外孙孝顺。
即便是疼痛异常，外婆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显露，硬挺着跟我们过了一个春节和元宵。元宵节过后，外婆也自感来日无多，于是催促着回到老家去。于是一九八五年正月十七，我母亲又送外婆回老家去。我和姐姐都舍不得外婆走，外婆躺在担架上，紧紧地握了握姐弟俩的手，费力地安慰我们说回去养好了就回来。
十三岁的我当时不明白这是生死离别，还惦记着外婆的话，总是幻想着哪天外婆能够好好地回来。可是二十多天以后，母亲和外公回来了，当我看到母亲脚上穿着的白鞋时，（【注】河南滑县风俗，守丧要穿白衣白鞋）我才明白，我永远也见不到疼我爱我的外婆了。外婆的去世不但使我感到悲伤，而且生平第一次感到愧疚，因为，我从来没好好报答这个从小疼我爱我的老人一天。那一段时间，我上课时总是想起以前外婆疼我的情景，想起我小时发下的誓言，要到二○○○年开小轿车接她，顿时泪如泉涌，老师劝、同学劝、父母劝，但谁都劝不住。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给外婆戴孝的，但我坚持要戴，而且一戴就是一年。直到外婆去世十年以后的一九九四年，我上大学四年级回老家时，还跑到外婆外公合葬的坟上，抱着墓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外婆从小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年轻时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置下点产业，就被划成了地主；接下来丈夫被抓，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然后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一辈子受歧视、受迫害、受冤枉、忍饥挨饿……什么样的罪都遭过了，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了，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了，可是生活刚刚由苦变甜，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哪怕是多活上三年五载，享上几天清福也好啊。人间的事情，为什么总是如此不公？
四、成长的历程
一九八三年我上了初中，在太谷五中就读。刚上初中时，我因为入学考试成绩非常好，有些骄傲，不怎么爱学习了。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成绩就落到了全班第十九名。此后初中三年，虽然父母对我管教很严，但由于一是他们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初中的课本已经让他们感觉吃力了；二是父母需要挣钱，抽不出更多时间管我；三是我那时实在不自觉，心野贪玩，所以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初中二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更是落到全班四十多名，在六十个人的班里，已经算差等生了。那时我特别爱看电视，每当父母问我作业写完了没有时，我总是撒谎说写完了，然后就看电视。可作业第二天得交，于是我晚上总是乘父母睡着了就偷偷拿个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赶作业。就这么着一个学期下来，我的眼睛就近视了。
我小的时候，对天文学兴趣很浓厚，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或者宇航员。太谷县城小，那时只有一两家书店，可以说我把那书店里所有的天文学书都买回来了，每天边看边想。那个时候我总是在想，相比起宇宙的浩瀚，人类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星球上，从宇宙的观点来看，人类的价值尚不比大海中的一粒沙子，何必你争我斗？大概是那时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影响，我以后形成了对身边人之间明争暗斗非常超脱的态度，既不过问，更不参与。
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暑假期间，我从当时订的一本《我们爱科学》杂志上，看到一条由江苏省武进县张里湾光学仪器厂发的广告，称哈雷慧星即将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接近地球，因此他们厂制作了一批二十倍天文望远镜镜片，可以邮购，每副镜片一块三毛钱；另付包装邮寄费一元。我当时可能是太兴奋了，只看到前面的镜片价格，没看到后面的包装邮寄费，就按着地址给他们寄了一块三毛钱。那时人们都还很不错，没多久收到厂里寄来的一封信，很客气地说还应该再付一元钱的包装邮寄费。后来不久我收到了镜片和制作望远镜说明书，父亲和我一起动手做了一个望远镜。那时物资还很匮乏，太谷县城里连制作望远镜的牛皮纸或者卡片纸都没有卖的，只好买了一些比较厚的白纸卷起来，里面涂上墨汁，勉强把目镜和物镜安上了。每天放学回家，我就盼着天黑，好用望远镜看星星。当我第一次看到月球的环形山时，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好。
一九八五年秋天，家里彩电升级换代了，父母从北京买回来一台二十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当时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算是顶尖的东西了，我和姐姐都十分兴奋，看着到我们家来玩耍的同学们羡慕不已的眼神，我不禁洋洋得意。那台彩电是由去伊拉克的工友在国外买回的，国外售价是二百六十二美元，按当时汇率应该卖四百八十元人民币才对（【注】根据当时官方汇率，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比率是1：1.85），可是我们家却花了两千元，还必须自己到北京提货。那时人的眼光真有点奇怪，父母和我都觉得这二十英寸已经足够了，再大，屋里就可能放不下了。而二○○二年我买了新房子去商场里买电视，看到比二十英寸屏幕大几倍的三十四英寸电视时，却一点也不觉得大。送回来以后，我坐在沙发上越看越觉得小，怀疑是不是送货送错了，还拿把尺子量了量，原来也并不小。
那次我父母到北京提彩电时，还顺便买回了一只金华火腿，每天吃饭时就弄点五花肉放一小块火腿一起蒸，于是整个五花肉都是火腿味。那时的火腿非常香，那味道让我二十年无法忘记。后来我参加工作后又在超市里买过一些火腿，吃起来却全然没有了那种香味。后来，电视里暴光说现在做金华火腿的，都用死猪、病猪来做，有些肉都臭了；为了驱赶苍蝇，竟然往火腿上加敌敌畏。这个节目看得我毛骨悚然，再也不吃火腿了。除了金华火腿，还有道口烧鸡，湖南腊肉，南京月饼，山西假酒，有毒大米，地沟豆油……有时我真感到悲哀：作为中国人，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吃？
到了一九八五年上初中三年级时，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成绩实在是太差。初二下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物理考了二十九分，英语考了二十五分，落到全班倒数几名去了。初三一开学，升学的压力让我警醒过来，于是开始用功：每天早上六点，我就到教室里学英语，记单词；累了，就把班里卫生打扫一遍换换脑筋。当时恰好换了班主任，新的班主任姓孟，就住在学校里，每天看到我如此刻苦，还这么为班集体做好事，很是喜欢，经常来鼓励我。后来到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由孟老师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入团的时候还颇费了一些周折：一些老师觉得我年龄太小（【注】当时我十三岁，在全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故不主张我入团。当时得知这个消息，我还回家哭了一场。但后来，大概是孟老师坚持吧，我还是入了团，成为班上最早的一批共青团员之一。
学习是个苦差事，别说现在要交高额学费，就是在当时不怎么收费的情况下，多数学生都是不愿意学习的。多数人在未成年时代总处于一种非自觉状态，要健康成长，不但要靠家长细心开导，还必须有好老师来带。我刚上初三时，物理很差，当时代课的是一位年轻物理老师，叫史明亮，总是在作业本上写上一些鼓励的话，我就非常高兴，学物理就来劲，一个学期就把物理课从二十九分赶到八十九分；到了下半学期换了个物理老师，其实讲的也不错，但就是不太多搭理学生，结果我很讨厌他，也不愿意学物理了，一个学期考试成绩就又退成二十七分。
经过初三第一个学期的努力，我的考试成绩上升到了全班第十五名。但是，当时太谷县只有两所正规高中，初中升高中的入学比例大概只有五比一，即使考上全班第十五名，也很难考上高中。看到我成绩不佳，母亲早就急在心里，但无奈那时白天还要上班，下了班晚上还要搞副业挣钱，自己没多少文化也不能辅导我的功课。于是，母亲就动心思，想让我“病休”留一级。因为怕我知道要留级了产生懈怠，还一直瞒着我，直到快初中毕业考试时才跟我讲。母亲这么做是费了很多脑筋的：如果让我一直上初中毕业，参加中考而考不上，那么会给我的信心以很大打击；即便是复读，那么作为“往届生”自己也会很自卑，中考时的分数线也不一样。办理了“病休”，那么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母亲就是这么细心的人。
为一个根本就没有病的学生办“病休”手续，学校里是不允许的；另外我当时成绩不怎么样，各个班级又人满为患，也很难找到愿意接收我的班级。那一段时间，母亲简直操碎了心，每天晚上到校长、教导主任和老师们家里求情送礼。有一天晚上，我母亲找到了教导主任，不巧他要开会，我母亲一直在人家会场门外站了三个多小时。等晚上十点多钟教导主任开完会出来，看到我母亲还在门外等着，惊讶地说：“啊，你还没走？”我母亲乘机再次向他提出请求，教导主任也禁不住感慨万分，说了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好，什么都不用说，我同意了。”
就这样，我病休几个月以后留了一级，母亲在办成事以后对我说，人要有自尊，等到了开学时你如果再不好好学习，那真是证明你就是个没出息的孩子。为了让我能够开学后收心，那个暑假母亲破例让我玩了个痛快。我当时兴趣很广泛，喜欢画画，母亲就送我到县文化馆办的书画学习班里学了一个暑假。
开学前一天，我母亲领着我到了新班主任孔老师家。在母亲向孔老师说好话、下保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满头青丝中竟夹杂了一缕白发。那白发在灯光的映射下显得通体洁白，熠熠发光。我知道这是母亲这几个月来为我操劳的结果，心里大受触动。因此开学以后，我自己也觉得不好好学习实在对不起父母，果然收心了，期中考试就考了个第十名。当时的班主任姓孔，是孔祥熙那个村的，大概也是孔祥熙的一个亲戚。孔老师很有些旧时为人师表的风范，非常尽责。那年冬天快期末考试时，对学生挨个家访。到我们家那天晚上，外面正好下很大的雪，孔老师在路上为了避让一辆汽车，自行车一滑，摔到了农民沤粪的池子里，腿扭伤了，进屋时一瘸一拐的。我母亲见状，连忙招呼孔老师吃饭，可孔老师不吃，开门见山地问我：国亚，你打算期末考试考多少名？我回答说：第五名吧。孔老师听后，摇了摇头。我还以为他嫌我目标定的低了，赶紧补充了一句：第三名到第五名之间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班上当时除了我，还有四五个插班的往届生，不是考不上高中，而是专门复习要考中专的（【注】当时中专毕业国家包分配，算干部编制，录取分数线比高中高很多。因此很多家庭情况不好或者认为考大学有风险的学生，即使考上高中也不上，而是复习考中专），我自忖拼不过人家。孔老师听了，又摇摇头说，我觉得你能考前十名就不错了。我一听，觉得孔老师是看不起我，于是又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考进前三名去。孔老师一听，大笑道：“你要是考进前三名，我今天摔这么一交就没白摔，而且到时候我还要登门给你拜年！咱们一言为定！”有了孔老师这一席话，我更加发奋了，结果那次期末不多不少考了个全班第三名，应届生的第一名。过年前，孔老师如约来给我们家拜年，全家人都很高兴。
那一年冬天我早晨上学路上，第一次听到广播里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接着胡耀邦就辞职了。当时还小，也并不明白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
受父亲的影响，我早早地就喜欢听苏联莫斯科台的汉语广播。一九八五年春天，苏联换了一位新的领导人：时年五十四岁的米?谢?戈尔巴乔夫。我已经看惯了电视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联领导人那一个个老态龙钟、气喘吁吁的样子，因此对这个年轻富有朝气、嘴边总是挂着迷人微笑的苏联新领导人发生了浓厚兴趣。很长一段时间，在温习功课的我只要听到电视里有关于苏联的新闻，就必然要跑出来看看。戈尔巴乔夫，这位头顶长着红色胎记的、面目和善的苏联政治家似乎有一种魔力，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隐约感到这将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与老态龙钟的、北极熊似的勃列日涅夫多么的不同啊！我在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时候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以前莫斯科广播电台总是称中国政府为“北京统治者”，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不久就改成了“我们伟大的邻邦，社会主义中国”。
五、扶危助困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所在的那个家属院里，绝大多数工人家庭生活虽然有了好转，但也只是实现了温饱而已，仍然是谈不上什么财富的。财富这个东西，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不断地积累，聚沙成塔。在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白手起家没几年，都还没什么积累。我父亲有一位工友林师傅，他家里有四个孩子，老婆没工作，还有两位老人需要养活，因此日子非常困难。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全家过年连肉都买不起，包顿白菜饺子就算过年了。
我父亲母亲是从极度贫困里走过来的，知道没有钱是什么滋味，更知道人困难时是多么需要帮助。当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已经获得了一定改善，父母就想办法帮助林师傅家。为什么想帮林师傅呢？原因是林师傅虽然特穷，但非常有骨气，值得帮助。当时工人中很多人不怎么管孩子，自己每天浑浑噩噩地打牌混日子，孩子随便长。林师傅这个人非常勤劳，从来不打牌浪费时间，挣的那点工资全都供几个孩子上学，孩子成绩也不错；林师傅也是个有自尊的人，穷成那样从不主动开口向人求助，一味苦着自己、节衣缩食；林师傅也是个实在人，一步一个脚印，比那些张嘴就借三万、五万，梦想着做“大买卖”、“发大财”的人，塌实多了。无奈家里负担太重，老婆又没工作，当时一个月就那么几十块钱工资，再勤劳也翻不了身。
林师傅家孩子上学时，穷得连作业本、草稿纸都买不起。林师傅经常从单位拿一些过期报纸回家，孩子们就在报纸边缘的空白处演算题目。当时我母亲在财务股，知道这个情况后，就隔三岔五地从单位领一些信纸和空白财务报表回家交给林师傅。林师傅的几个孩子也很有志气，对这些草稿纸非常珍惜，演算时先用铅笔写一遍，又用蓝色墨水写一遍，最后再用黑墨水写一遍，一张纸要反复用三遍。母亲就把这些用过的草稿纸拿过来给我看，说，你看人家林师傅的孩子，家里条件这么差成绩都这么好；咱们家条件强多了，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
当时，铁Z局有不少家属做裤子到街上卖，林师傅老婆也想干这行。可是家里没本钱，买不起缝纫机，也租不起门面房。后来林师傅实在没办法了，就狠狠心拉下面子到我们家借五十块钱做本钱，想每次做个三五条裤子慢慢翻本。我母亲一听就说：五十块钱哪里够啊？这么慢慢地翻本那啥时候才能干大？于是，就弄了三百块钱送给林师傅。那个时候，三百块钱不是一个小数字：一个工人工资一个月也不过几十块钱；我母亲当年在太谷糠醛厂做苦力时，要背三万个五十斤重的麻袋上山，才能挣到三百块钱。后来林师傅老婆做裤子逐渐上了路，家境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几个孩子也都很争气，两个考上了大学，两个考上了中专。
林师傅这人有良心，从那以后每年过春节出来拜年，第一个就来我们家。不光是他来，他的老婆、孩子，都要来一遍。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一直都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莫过于此。
林师傅这人有骨气，稍微能喘口气就要还钱。可我父母坚决不要，说等孩子们都工作了再还不迟。就这样，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林师傅最后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我父母随我到武汉落户临走时才收下林师傅还的钱。还钱那天，林师傅两口子带着几个从外地赶回来的孩子，拿了两千块钱过来。林师傅是粗人，平时也不怎么爱说话，但那天的话却让我父母感动得掉眼泪。他说，借这钱时，孩子们都还是小树苗，今天都长成大树了，可咱们都已经老了。不过咱们这一辈子也没白受苦，孩子们个个都挺有出息的。这钱借了十几年，也应该有点利息了，两千都不算多，大哥大嫂不嫌少的话，就收下吧。我父母再三推辞，林师傅执意要给，最后父母还是只收了三百。
除了帮林师傅家，我们家还帮助过一家，那家人姓赖，是母亲在线材厂的同事。线材厂出事后，赖××被判了一年刑，出狱后单位把他开除了，家里一贫如洗。赖××想做小生意谋生，当时借了一圈，没几个人借钱给他，就向我们家求助。虽然我母亲当时早就不在线材厂了，但还念着当年老工友的情谊，就送了八百块钱过去。后来赖××又混发达了，家里有了好几十万，但对当年借钱的事却绝口不提。到了一九九三年，由于通货膨胀和老人相继去世，再加上我和姐姐上学，家里暂时又困难起来，我母亲自己不好意思去要钱，就跟线材厂一位老工友说起了这事。老工友一听，从我们家出来就径直跑到赖××家里骂得他狗血淋头，说你赖××这小子真是太不地道了，张大姐挣钱这么不容易，你倒霉时对你简直是再生父母，混得有钱了居然都不还钱，你算什么玩意啊？赖××这才到我们家里还钱，赌咒发誓说自己实在是忘了，仍旧只还了八百。还钱那天是一九九三年的暑假，我正好在家里，等他一走我就大骂：这人真是太没心肝了，八百块钱借给他的时候能买一千斤猪肉，现在只能买一百斤了。我母亲就对我说：做人要有原则，轻易不要麻烦别人，万一实在困难需要帮助了，就一定要记住别人的好处，滴水之恩应当以涌泉相报；否则，你就不够格做人。人上一百，各式各色，什么样的人都有，碰到这号没良心的人也在所难免，知道了不来往就行了，也没必要生气。
除了这两家子，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我父母又帮助过一家人。那家户主姓孙，是个老工人，老婆大概是近亲结婚的原因，有遗传性精神病，疯了好几十年；一个女儿也是先天残废；一个儿子还比较健康，接了老孙的班在铁Z局工作，后来单位没活干就在家待着。全家人就靠老孙的退休工资生活，还经常不能照点发放。老孙解放前曾经在伪满洲国的日本工厂里当童工，就说：哼，连小日本也没拖欠过工钱。老孙的残废女儿后来嫁给外省的一个农民，有肺气肿病。母亲看他们家可怜，就到线材厂帮着那个上门女婿找了个临时工干。不久线材厂垮了，生活又没有了着落。当时我母亲在糊灯笼挣钱，一看他们家生活如此艰难，就把糊灯笼的手艺全都传给了他们家。糊灯笼要先用铁丝焊灯笼架子，需要购置点焊机，太谷县没卖的。当时我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还领着老孙的儿子到太原找了一整天，才在河西区的一个门市部里找到这种点焊机买回来。为了省搬运费，那二百多斤重的点焊机是我父亲和老孙儿子两人一起用肩膀抬回来的。老孙家生活困难，儿子找不着对象，母亲就帮着给找了一个，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后来我父母随我到武汉落户，临走我母亲又领着老孙家儿子到太原，把以前生意上的伙伴都介绍给他们认识，还把我们家房子借给他们放灯笼，算是让他们靠糊灯笼有了个生路。老孙那家子在我父母搬到武汉后头两年还经常打电话来，都是问生意该咋做，后来上了路，电话也很少打了。
俗话说上行下效，也许是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和姐姐二人从小就养成了同情、帮助弱者的习惯，看到身边可怜的人，不帮一下子自己心里就过意不去。我姐姐在山西财经学院上学时，班上有个稷山县的女孩，家里是山区农民，特别的穷，每顿吃饭都是买两个馒头，就着自己家里带来的咸菜。当时我姐姐有铁路免票，每个星期六都回家，走的时候母亲总是怕她在学校里吃不好，给她做很多好吃的带走。后来才知道，姐姐每次到了学校以后，把母亲做的大鱼大肉多半给了那个女孩子，自己却吃的很少。我在上初中时邻班有个学生，大概比我大两岁，有佝偻病，他们班上同学都欺负他，也没人跟他玩。我看到这个学生下了课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主动跟他一起玩，后来成了好朋友。到高中时，班上有一个转学借读的学生，有一只手长了六个指头，也是被人冷落，我就经常和他在一起温习功课，每天放学时都用自行车送他回家。
在不危及自己的情况下尽量地帮助弱者，凭良心做善事，是我的父母留给我的一项美德。我不喜欢唱“大公无私、舍己救人”之类的高调，我觉得，要是大多数国人能够做到在保护自己的基础上同情弱者、扶危助困，那这个社会也不至于像现在乌烟瘴气。
六、北方旅社
铁Z局Z处机关搬到河南以后，在太谷县成立了一个办事处，管理以前留下来的房产和家属院。原来处机关所在的那个大院因为靠近火车站，因而改成了一个旅馆，叫“北方旅社”，由一些本单位的富余职工经营，每年要上缴几千块钱管理费，自负盈亏。那些职工吃着大锅饭，一个比一个懒。客房里墙壁自从七十年代处机关进驻时粉刷了一遍以后，从来都没有粉刷过；顶棚早已破旧不堪，露出不少黑糊糊的大洞。由于是公家的东西，也没有人愿意投资，整个旅社没有一台电视，餐厅里连个冰箱都没有。旅馆就是这样，有时客源少，有时客源多，因此没有冰箱，买回的肉和菜放着就不新鲜了；如果不提供伙食，客人住宿就很不方便，不愿意住。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旅社里买了一些卤猪蹄，时间放得太长了。一位客人吃饭时点了猪蹄，吃着吃着，里面竟然爬出一条蛆来。那客人比较老实，说，怎么生蛆的猪蹄还卖呀？结果，旅社的职工仍然收了人家饭钱。久而久之，旅店的生意越来越清淡，门可罗雀，别说上缴管理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办事处没办法，就把“北方旅社” 发包给职工经营，条件是要上缴管理费、养活富余职工。那时一般人都不看好这个旅社，没几个人去承包。我父母回家一商量，觉得旅社靠近火车站，地理位置不错，只是由于经营无方才逐渐失去客源的。因此，只要我们家把它搞干净点，做生意厚道一点，再投资弄点电器，也还是能挣钱的，应当试试。在我父亲跟办事处签订了承包合同，并且进行了公证之后，我们家就开始对旅社投资了。
我父母拿出几千块钱，买了些涂料和油漆，粉刷了肮脏的墙壁，修理好残破的顶棚和玻璃，把所有门窗都油漆了一遍，新购置了床单、被套，并且仔仔细细地打扫卫生。正好那是暑假，我们全家四口天天都在旅社里干活，每天都弄到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家里还把彩电和新买的冰箱搬了过去。半个月以后，一个面貌一新、窗明几净的“北方旅社”终于出现在旅客面前。为了和别的旅馆竞争，我们家还在火车站门口设了一个接待处，每天有火车到站时，就带领职工接站，接到了以后先送上大碗茶让旅客解渴，再派人带领旅客到旅社。如此一个多月，生意终于红火起来，旅社创办史上头一次出现了客满的情形，尤其以回头客居多。旅社职工们多少年来第一次领到了奖金，个个积极性很高，变得勤快起来。我父母也很高兴，以为又赶上一次勤劳致富的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