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准备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办事处新换了一个主任。这个新主任名叫王××，原来和我父亲一起开吊车，也算是工友了。但是王××这个人不正派，当年我母亲刚调到太谷线材厂财务股的时候，曾经向王××学过半天算盘。当时我父亲在商丘驻勤不在家，王××一看就觉得有机可乘，就天天来我们家，每次来时都在头上抹很多头油，把头梳得跟被狗舔过一样油光锃亮。王××的老婆长的不好看，也没有工作，于是王××就嫌弃她，想撬我们家墙角。当时我外婆还在我们家里，王××每天跑来帮着我外婆干活，挑水、和煤，还不停地说我父亲的坏话，企图挑拨我父母的关系。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渐渐地我母亲和外婆都察觉此人心术不正。我外婆和母亲都是非常正统的人，母亲为了孩子连唯一一次爱情都可以舍弃，哪里看得上这个见异思迁、油头粉面的小人呢？不过，又顾及朋友面子不好当面戳破，还给他找一个台阶下。恰好那时线材厂财务、出纳、统计、总务四个岗位我母亲都要一肩挑，我母亲就和外婆二人订好计策：每天我母亲加班到晚上十点，如果王××还在我们家里，外婆就亮着厨房的灯；如果走了，就关上厨房的灯。那段时间，我母亲每天下班，都要看看家里厨房是否亮灯，如果亮着，我母亲就在外面转悠不回家。王××每天晚上来等，但每天都扑空，只好逗我和姐姐玩，弄得我和姐姐都还觉得这人挺好呢。最后，王××等急眼了，有一天干脆一直等到快夜里十二点了也不走。我母亲在外边转悠了两个小时，一看夜太深了，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回来。王××碍着有我外婆，就要我母亲跟他到外面去“谈点事”。我母亲早就防着他这一招，于是没有伤他的面子，很委婉客气地反问道，这么晚了，有啥事在家里不能说呢？王××心怀鬼胎，一时语塞，支吾了两句讪讪地走了。后来我母亲为了还上跟他学习了半天珠算的人情，帮助他老婆在太谷线材厂找了个临时工做，也算对得起他们家了。但王××给脸不要脸，反而从那时起嫉恨起我母亲来。
王××小人得志，当上办事处主任以后，感觉报仇雪耻的机会来了。于是，他找我父亲谈话，说后人不问前面事，这旅社要收回重新承包给另外一个职工老李。我父亲当然不答应，说我们家为了这旅社费了那么大的劲，而且还签了合同，进行了公证，是受法律保护的。然而，王××报复心切，居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县公证处出了证明：“经我处重新审查，发现铁Z局三处太谷办事处不具备法人资格，因此我处于一九八七年×月×日出具的谷证字第×××号《公证书》予以撤消，不具备法律效力。”公证撤消后，王××还把那个职工老李和我父母叫去谈话。谈话时，王××不阴不阳地斜着眼看着我母亲，说：“我与你没有‘特殊关系’，与老李也没有特殊关系，那我怎么能够把旅店只给你们呢？”我母亲一听，就明白人家这是要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于是轻蔑地说：“不就是一个旅社吗，有啥了不起，今后我不靠这个旅社，我照样能发财，你信不信？”说完，我母亲拉着父亲回家了。此后几年，我母亲就没做什么生意，一心供我和姐姐上学。
就这样，我们全家辛辛苦苦忙活了好几个月、刚刚有些起色的旅店转入了他人之手。当时我父亲还不清楚其中的蹊跷，要求王××补偿我们家的投资，也遭到拒绝。王××对我父亲说：“你们家投到旅社的东西你们可以随便砸，随便搬，但要补偿是不可能的。”那一阵子全家都心情抑郁，我父亲到处上访告状，却四处碰壁，真是欲哭无泪。不过，那旅社交到老李手中以后也没有变成“摇钱树”。老李这个人挺贪，奉行“一天宰一个，一辈子也宰不完”的原则，结果还不到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王××作为奸邪小人，自然经常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结果引起了众怒。半年以后的一天晚上，王××在自己家里，被两个蒙面人用麻袋套住脑袋，用木棍痛打了一顿。那二人似乎对他有深仇大恨，简直就是往死里打。王××的老婆当时正在屋里洗澡，听到王××的哀号声急忙赶出来看怎么回事，连衣服都没穿，头上也被打了一棍，当场就昏倒在地上。两个蒙面人直把王××打得昏迷过去，才从容离开。王××两口子被邻居救起后还向县公安局报了案，几个公安来晃了一圈，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
王××本来就口碑不好，而作为办事处的一个领导干部，如今竟被人打得鼻青脸肿，是一件相当丢人的事情，顿时威信扫地。好长时间，王××连家门都不敢出，伤还没好就匆忙调回商丘了。后来到了一九九二年，有去商丘的工友回来说，他们看到王××因为赌博，被公安局抓起来在胸口挂了个牌子游街呢。
七、第一次上北京
虽然北方旅社被人从手里生生夺走，父母心里郁闷，但值得他们欣慰的是，我于一九八七年考上了山西省的省级重点高中太谷中学。据老师们介绍，考上这所高中的人升学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能考上大学，百分之二十的上大专，百分之十的上中专（当时中专也是很走俏的，不象现在得到处找生源），以至于当时一提自己是太谷中学的学生，人们就以一种羡慕的眼光来看待你，仿佛你已经是一只脚迈进大学门槛了。
为了鼓励我再接再励，考上重点大学，临开学前夕我母亲带我去了首都北京旅游。乘火车时，旁边位子上坐满了返校回京的大学生，对面则坐着一个七十多岁、离休的老军人。一路上，我母亲总是问那些大学生大学生活的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刻苦学习，考上学校的经历，并且给他们很多赞扬。
当时我母亲已经三十六岁，但相貌年轻，衣着得体，谈吐也很有风度，那些大学生先是把母亲当成北京什么大公司的经理，又把我当成她的弟弟。等我母亲跟人家说自己只是个小县城的工人、我是她的儿子时，大学生们一个个都惊讶极了，还有一个学生干脆跑到车厢别处去，把另外几个同学也叫来看，问他们说你看这像不像母子俩？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位老军人，虽然话不多，但一直怀着赞许的目光看着我们母子俩。后来，等我母亲离开一会儿时，那老军人对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看得出来你很幸福，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母亲。
因为临近开学，我们在北京只待了两天。母亲领我游览了故宫、十三陵、长城、香山、颐和园等名胜，每天都跟打仗一样步履匆匆，但我过得很是快乐。从此，我深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总是想到北京学习和工作。到北京那天下午，母亲和我来到天安门广场，准备以毛主席纪念堂为背景照相时，突然间狂风大作，下了一场暴风雨，然后又迅速雨过天晴，一道美丽的彩虹出现在纪念堂上空。我顿时感到这似乎是主席显灵，于是虔诚地留了影。这张照片现在还在，一脸的虔诚相。
八、狗的故事
狗是一种非常忠诚而且有灵性的动物，我们家的人都很喜欢养狗。七十年代末，父亲抱回来一只小花狗，给它起名叫“大利”。那时家里还不很宽裕，细粮很少，偏偏这大利有点邪门，竟然只吃细粮，不吃粗粮，于是很快就饿得皮包骨头，每天围着人“唧，唧”直叫唤，却还是不吃粗粮。后来父母一看，说这狗是天生的富贵命，咱们穷人养不起，还是帮它找个好人家吧，免得跟着咱们受罪。有一天，我父亲把大利送给了几个开着拖拉机进城的农民。
一九八四年，我母亲从线材厂调到了灯具厂。这是个只有三十来个工人的袖珍大集体企业，离我们家只有大概五六百米路程。这时家里生活已经变好了，于是全家人都想养一条狗。一九八六年年初的一天，母亲在灯具厂的一个同事小李子送来了一条小伢狗崽，是一只杂色小笨狗（【注】当时太谷县狗的品种不多，一般只有两种：狼狗，如德国狼狗、日本狼狗，以及本地产的笨狗，笨狗的特征是耳朵耷拉，个头较小）。那条小狗长得特别有意思，背是黑色的，毛是灰色的，胸前和爪子则是白色的，看上去如同里面穿着白衬衣，外面套着小西服一样。当时正是冬天，那条小狗来我们家之前在炉火前面取暖时，被滚烫的煤渣烧了尾巴，烧掉了一小段，其余的都还烂着。
小狗趴在那里，摇着烧得烂糊糊的尾巴，真是既可爱，又可怜。母亲买了些烧伤膏和绷带，给小狗缠上。由于这是我们家这么多年第一次养狗，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欢欢”。
慢慢的欢欢长大了，越来越活泼，总是在院子里蹦来蹦去。每当我父母下班、我和姐姐放学，欢欢都像见了亲人一样扑上去，伸出舌头来亲吻我们，嘴里还“唧，唧”地叫着。当时，欢欢尾巴上的伤还没有全好，绷带缠在尾巴上，一高兴就直摇尾巴，结果绷带松了，就如同在尾巴上挂了一面小旗，使劲摇着。
欢欢很聪明，在生活中逐渐学会了听“立正”、“磕头”、“握手”等命令，再做相应的动作。每当我拿一块饼干或是一块肉喂欢欢时，就命令它：“磕个头”或者“握个手”。于是欢欢就急匆匆地趴在地上“磕头”，或者把小爪子伸出来“握手”，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太谷街上有一些坏小子，专门套别人家的狗杀着吃，为了欢欢的安全，我们都尽量不让欢欢出门。当时外公住在我们家里，天气好时，外公喜欢坐到大门外晒太阳。欢欢喜欢自由，总是盘算着想出去。外公每次开门出去之前，总要看看欢欢在哪。这时欢欢就老老实实地趴在狗窝里，做出不打算出去的样子。外公年纪大了，动作慢，等外公慢吞吞地把门打开，欢欢就像箭一样“噌”地窜出门外。等外公关好了门出来时，欢欢已经站在门外得意地望着他，然后就欢快地找它的伙伴们去了。碰到这种情况，外公总是无奈地说一句：“这小狗……”
我们全家都喜欢狗，于是吃饭时欢欢都有一张椅子。每到吃饭时，欢欢就蹲在椅子上望着大家等着人喂它。全家人边看着它笑，边你给一块肉、我给一块馒头。有时喂得不及时，欢欢就急得“呜，呜”叫唤，还流口水。后来有一次，父亲当年在宣传队的同事专门从商丘来看望父亲，吃饭时欢欢早早地就落了座等着。那几位工友一看，惊讶地叫道：“哎呀，国师傅家的狗会上桌吃饭！”等大家都落了座，开了几瓶啤酒，看到欢欢坐在那里等吃饭，就有一个工友说：“看看它会不会喝酒吧！”于是倒了一点啤酒给欢欢的盘子里，谁知欢欢居然“吧嗒吧嗒”地把酒都喝掉了，于是大家更惊讶起来。等那帮工友回到商丘以后，添油加醋地把情况一说，“国师傅家的狗会上桌吃饭，会喝酒”的传闻便在商丘的家属院传开来。
那次欢欢喝了啤酒以后，先是耍了一阵子酒疯，在院子蹦蹦跳跳，一会儿就困了，老老实实地躺在沙发上睡了整整一下午。此后，欢欢喜欢上了喝啤酒。
我父亲喜欢抽烟，当时家里也没有装修，也就是普通的水泥地面。父亲抽完烟以后，就把烟头扔在地上等脏了再扫。欢欢一看到烟头，就喜欢用爪子拍未熄灭的烟头玩。久而久之，等烟头全灭了以后，欢欢就把烟草吃掉了。这一情景又被串门的工友们看到，于是“国师傅家的狗会抽烟”的传闻又在商丘家属院里传开来，以至于有的工友还好奇地问，那狗咋叼烟卷啊，吐不吐烟圈啊？在他们的想象中，欢欢肯定像人一样，翘着个二郎腿，悠然自得地吞云吐雾呢。
一九八七年初，欢欢一岁的时候，母亲厂里的小李子又送过来一条小母狗。那小狗可能是发育不全，特别弱小，浑身的毛跟毡子一样卷着。刚来我们家时可能是饿了，“呼通呼通”吃了不少饭，结果肚子撑得滚圆，走路时肚子都挨着地了。看着这小狗憨态可鞠的样子，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说，既然是小母狗，那就起个女孩的名字，叫媛媛吧。
欢欢性格有点倔，而媛媛则是一条非常听话的狗，特别喜欢和人温存。当我们抱着它的时候，它总是一动不动，尽量贴着人的身体，间或轻轻地舔一舔人的手或者脸，我们都说媛媛真是有一种阴柔之美。媛媛还多才多艺，当时我有一副口琴，每当我吹口琴时，媛媛就在旁边歪着头看着我，发出“啊啊”或者“呜呜”的声音，仿佛是在唱歌。欢欢比媛媛大而强壮，但对媛媛却非常爱护，二者从未打过架，吃饭时欢欢也总是让着媛媛先吃，等媛媛吃饱了以后欢欢才吃，从没有因为抢食而闹过矛盾。
一九八七年春节除夕之夜，太谷县城鞭炮齐鸣。欢欢和媛媛胆子小，听到鞭炮声就吓得屁滚尿流，直往沙发下面钻，过一会儿鞭炮声平静了，才探头探脑地钻出来。然后又有人放炮，就又往沙发下钻。特别是媛媛，个子小，腿短跑不快，于是就在快到沙发的时候把腿一缩，“哧溜”一声用肚皮滑进去，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一九八七年寒假刚结束，一天在上学的路上，我看到两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正用砖头砸一条不会动的小母狗。我连忙把那两个小孩赶开一看，那小狗浑身冻疮、一条腿已经瘸了，骨头裸露在外面，充满哀求的目光望着我。看到这个情景我简直难过得掉眼泪，实在不忍心让它在寒冬中冻死饿死，或者被心狠的小孩砸死。于是，我没有去学校，而是把它抱回了家。我父母也很可怜这条小生命，专门上街给它买药，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喂养和医治，小狗恢复了健康。父亲说，家里已经有两条狗了，再养一条吃得太多了。于是给它饱餐一顿后，父亲把它带到街上放了。谁知两天以后这条小狗居然又自己找了回来，使劲地用爪子挠大门。我开开门，小狗一下就扑到我的怀里温存了起来，难舍难分。父母一看是这样，就说这条小狗跟咱们家有缘分，还是养着它吧。于是我们家又多了一条狗，因为捡回它时它的腿瘸，就叫它瘸瘸。
养了一段时间以后，瘸瘸突然变漂亮了，耳朵竖了起来。当时太谷笨狗多，狼狗少，人们一看到耳朵竖着带点狼狗血统的狗都非常待见。后来，瘸瘸被人给偷走了。瘸瘸被偷时我非常难过，特别怕被坏人抓去杀了吃肉。父亲就安慰我说，瘸瘸耳朵是竖着的，一般人们不会吃它，我这才稍稍放了点心，但心里还是总惦记着它。大约一个礼拜以后，我又听到有挠门声，一开门，看见是瘸瘸站在外面，脖子上还拴着半截绳子。
就这么着，一九八七年的上半年，我们家养着三条狗。每天放学之后，三条狗一起蹦着来亲我，忙都忙不过来。放下书包以后我就带着它们，在街上自由地畅快地奔跑。
媛媛和欢欢本来亲密无间，自从瘸瘸来了以后，欢欢就多了一个玩伴。瘸瘸身体恢复后比媛媛健康，因此能够更多地和欢欢一起玩。于是，媛媛就吃起醋来，总是咬瘸瘸，或是冲着瘸瘸“汪汪”叫唤。恰好当时正在放电视剧《红楼梦》，我们就把媛媛比做林黛玉，欢欢比做贾宝玉，而瘸瘸，自然是薛宝钗了。
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一九八七年五月，大概有一种瘟狗病传播开来。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媛媛不幸染病，而且一天比一天病重。母亲带着媛媛到县兽医站去看了好几次，也没有看好。后来媛媛不能自己吃饭，也不能自己喝水了，每天我母亲就把饼干嚼碎喂给它，喝点水含在嘴里再喂给媛媛。媛媛大概也知道自己快要告别这个世界了，于是更是每天和人温存，甚至晚上睡觉也要和人搂在一起。媛媛是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我母亲看它不行了，就又带它到了兽医站，可没一会儿，媛媛就死去了。得知媛媛的死讯，母亲、姐姐和我都痛哭一场，父亲虽没有掉眼泪，但心里也是非常难受，几天不言不语。
狗瘟过后县里组织打狗。当时也不讲什么法制，打狗队挨家挨户搜查，见狗就打，很多人家为了避免麻烦就把自己养的狗扔出去了。我们家没有这么做，母亲把欢欢带到了一个家在农村的太谷线材厂工友家，把瘸瘸送给了山区的一户农民家里。欢欢挺倔，在那个工友家里待了几天一口东西都不吃，快要饿死了，母亲一听，只好把它又领了回来。当时正好家里承包了北方旅社，于是就把欢欢弄到北方旅社的深宅大院里藏了起来，躲过了那次“打狗风”。后来平静以后，我又骑着自行车跑了二十多里地到山里找瘸瘸，却没有见到。
欢欢在我们家一直活到一九八九年夏天。一天中午欢欢又跑出去了，结果再也没有回来。欢欢不见以后，我们全家都出去在全城各个角落里找了几天，仍然没有找到。那一段时间，全家人都心情抑郁。
欢欢丢了以后没多久，我又在路上捡到一条小狗。那小狗喜欢吃大米，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就染了媛媛所得的那种病死去了。父亲就把它埋在我们家院子外面的一块空地上。
大概狗之间也会交流，也会传递信息，哪家人对狗好的消息，狗之间可能会互相告知。那一阵子，先后有两条小流浪狗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跟当年瘸瘸一样挠我们家的门，我们都收留了它们。可是，两条小狗都没有活多久，都先后得了同样的病症死去了。
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父亲又抱回来一条小狗，是我们邻居家的狗下的小崽。我们看着它虎头虎脑挺调皮，就给它起名叫“孬孬”。孬孬确实很调皮，特别不听话，但是还是很亲人。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雪，我到县城另一端的一个同学家里去复习功课，待了大概四五个小时，一出来就看到孬孬站在门外等我，身上覆盖着洁白的雪花。一看到我，孬孬就高兴地蹦起来，往家里方向跑去，我则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由于路上雪大，我不敢骑得太快，孬孬跑一阵子就等我一阵子，站在雪地里歪着脑袋看着我。洁白的大地上，洒下它梅花花瓣一般的足迹。
孬孬是出车祸死的。一九九一年春天的一天，孬孬跟着父亲上班，父亲上班时它就在父亲单位马路对面的野地里玩。等父亲下班从单位里出来，叫了它一声，孬孬听到了以后就蹦跳着过马路。此时一辆汽车驶来，把孬孬撞在了车轮下，当场就死了。父亲把孬孬抱回来，洗干净它身上的血迹，又用一块布包起来，葬在我们家的后院里。
当时离我们家不远住着一个屠夫，姓刘，他养了一只叫“兜兜”的母狗，也是邻居那条生“孬孬”的狗下的崽，算是孬孬的“姐姐”。刘屠夫对狗不好，经常不给兜兜吃饭。兜兜就常跑到我们家来，一是找孬孬玩，二是来吃饭。孬孬出事后，我们就把兜兜当作自己家的狗。后来兜兜怀孕了，在我们家下了十二条小崽。我父亲母亲就买了很多奶粉，每天挨个喂这些小狗。那一阵子，我放学一回家，满院子蹦的都是小狗。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又紧张起来，母亲把这些小狗喂得膘肥体壮之后，除了自己留了一只最漂亮、健康的狗，还有一条别人不要的残废狗之外，其余的都送人了。
留下的那条小狗非常漂亮，而且也很健康，父母就给它起名叫“老虎”。还有那条残废狗，长不大，父母也舍不得扔，就起名“垫窝”，意思是一窝里最可怜的一个。当时我已离家上大学，听父母说垫窝在我们家活了几个月，还是没长成就死了，也埋在我们家院子里。而老虎则活了半年，特别招人喜欢，一天跑出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而兜兜，刘屠夫背着我们家偷偷把它卖给一家肉罐头厂了，得了三十块钱，怕我们骂他，还撒谎说是送人了。
我们家养的最后一条狗叫玲玲，一条纯种的德国母狼犬，到我们家时已经是五岁了。玲玲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它原来是武汉一家工厂养的看门狗，当时还不大。一九八八年春节前，父亲的一名晚辈工友吴××在那家工厂附近开车，看见了这条狗非常待见，就把它偷了回来。他们从武汉走时正好是大年初一，车厢里没有几个人，因此吴××牵着玲玲，大摇大摆地把它带上火车。列车员看见了不但不赶他下车，反而围上来看稀罕。就这么着，玲玲来到太谷。玲玲是纯种狼犬，吴××不许玲玲出去乱配种，后来玲玲一生只生了一条纯种狼狗崽，叫丽丽。当时，我和姐姐先后考上大学，吴××就觉得我们家风水好，加上自己常年在外面开车招呼不好孩子，就把他十来岁的儿子送到我们家吃饭、做作业。他儿子当时长得虎头虎脑，父母都挺喜欢他。那孩子来时，经常带着玲玲和丽丽一起来。我父母都喜欢狗，也就给玲玲和丽丽做饭吃。渐渐地玲玲老了，吴师傅也觉得有两条狗觉得有点喂不起，又见我们家这么喜欢狗，就把玲玲给了我们家。
玲玲来我们家之前就染了以前媛媛得的那种病，站都站不起来，天天便血。有了那么多狗不幸得病的教训，逐渐地我们也摸出了门道，怀疑这种病是不是一种炎症，就让兽医打消炎针试试。狗不是人，难以理解打针是为了治病救命，因此一打针就咬人。我母亲就对玲玲讲：玲玲听话，这是为你治病啊，打了针，你的病就好了。令人惊讶的是，玲玲听了以后竟然乖乖地卧下，任凭兽医打针。那兽医说，自己干了几十年兽医，还从没见过这样通人性的狗。
然而在兽医站输了很长时间的液以后，玲玲的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后来牙齿松动，连饭也不能吃了。母亲怕玲玲再饿死，就从街上买了一些红枣，蒸熟以后再用嘴嚼碎，吐到自己手上，喂给玲玲。起初玲玲不吃，母亲就对玲玲说：玲玲，快吃点吧，对你这么下工夫，你要是不好，对得起谁呀？玲玲听了这话，看看这些食物，又看看母亲，伸过头来，艰难地把食物咽了下去。玲玲原来的主人到我们家来时看到这个情景，就对母亲说：婶子，你就别下这个功夫了，还是把它给我，我开车到山里把它扔了吧。我母亲一听，坚决不同意。
由于重病缠身，玲玲经常便血，有一次晚上在沙发上卧着睡觉的时候把血便拉到了沙发上，整个房间都弥漫着腥臭味道。母亲一边清理沙发，一边对玲玲说：玲玲呀，你的病要是好了，就再也不让你在屋子里睡了。母亲本是随口说说，可当天晚上，后腿已经瘫痪的玲玲，竟然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用两条前腿艰难地往屋外爬。母亲还以为它要干什么去呢，就在后面跟着，只见玲玲爬到了狗窝里睡下了。母亲一看，明白玲玲听懂自己的话了，就让玲玲出来，可玲玲望着母亲，就是不出来。此后每天晚上快睡觉时，玲玲都自己往狗窝里爬。
见到玲玲如此通人性，父母更加可怜它了。兽医治不好，母亲就把玲玲带到了办事处的卫生所。当时，卫生所里有个大夫姓于，看了玲玲的病以后，怀疑是不是结肠炎，就让父母给玲玲灌肠。父母回来以后，把灌肠的东西挂在院子里凉衣服的铁丝上，把玲玲抱过来给玲玲洗肠。玲玲非常听话，一点也不挣扎。就这么灌了几回，再加上打针、吃药，玲玲竟然痊愈了，只是两条后腿一直不大利索。
玲玲在我们家又活了六年，是这么多年以来活得最长寿的狗，也是最通人性的狗。虽然我和姐姐都在外地上学或者工作，常年不在家，但玲玲能够分辨出谁是亲人，谁是陌生人。每次我和姐姐放假回家，玲玲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兴奋，总是亲切地依偎在我们的身边。玲玲甚至能够分辨出我们说的一些词汇的意思，比如我们说“去商店买点盐”，玲玲就能听懂，本来正在地上卧着，顿时就站起来走向门外。当时玲玲已经十来岁，对狗而言已经算是很大的年纪，因此它已经不很活泼了，家里人也不怕它乱跑。每当我父母出去买东西时，玲玲就跟着到商店里，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就跟着人回来。玲玲仿佛知道是我母亲救活了它一样，特别亲我母亲。后来我母亲病过几次，每次玲玲都守侯在床前，一动不动，连饭都不吃。
一九九八年，我的父母决定随我到武汉落户，本来打算把玲玲一起带来。但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铁路上暂停了动物托运业务，带不走了。父母就商量着，给玲玲找个好人家送人吧。玲玲正在地上卧着，听到父母的对话，突然站了起来，这时母亲看到，玲玲的眼中竟然噙满了泪水……于是母亲又到车站问了一下动物托运，但依旧不行。那几天，玲玲每天都偎依在父母身边，一动不动的。后来母亲托人在榆次市（【注】地名，现名晋中市，距离太谷县约50公里）找了一个有名的对狗好的人家，把玲玲送给了他。那人来我们家吃了一顿饭，对我父母说，我也是特别喜欢狗的，把玲玲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吃完饭，他把玲玲领到了他开来的带篷小货车上。玲玲仿佛明白这是要永别了，乖乖地上了车，站在车厢里泪眼斑斑地望着我的父母，直到看不见。
如同树叶儿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一样，在十几年中，多少狗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它们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生气，也带来了无限的感伤与眷恋。多少年以来，每当我在街上看到狗，总是忍不住去逗逗它们，抚摩它们，同时总是能够想起那一个个逝去的可爱的小生命，想起它们那活泼的模样，想起和它们温存的情景，想起和它们一起自由自在地奔跑在阳光下的那些日子。
九、“老战友”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的一天，我父亲接到一封信，是我父亲在部队时的一个老战友陈××写来的，信上说他出差路过山西榆次，从别的战友那里获知父亲在太谷，想来看看。父亲刚当兵时，不过十六七岁，而这位陈××大概只有十四五岁。两人分别三十多年，期间世事沧桑，如今老友即将相见，父亲动了感情，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顿时眼泪滂沱。接着，父母按照信上约定日期，跑到一百里外的榆次，把陈××接回了家。
那天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就看到一个衣着体面的中年男人。那人身材颀长，头发虽然秃顶了，但从五官看得出来，年轻时他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据陈××自我介绍，他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文革结束后平反，担任了北京《扶贫报》主编，混得很好，认识许多大首长。说罢，递上了印制精美的名片。我父亲很重情感，有了“老战友”这一层关系，就每天好酒好菜地招待他。母亲人心善，听到他的悲惨遭遇，也是同情得不得了。于是那一阵子家里每天都是满桌好菜，顿顿好酒，只是把我母亲忙坏了，一顿饭要做十几个菜，还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的干干净净，熨的整整齐齐。
本来陈××来时只说在家里住上几天，但是住了将近二十天，和父亲叙旧叙得没什么话好说了，也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我母亲在商海里沉浮了几年，历练得比较善于察言观色，渐渐地我母亲对他产生了一些疑惑，总感觉这人说话时眼神不太地道，似有图谋。再听他跟我父亲谈话，谈自己的经历和现状，经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于是更加觉得此人不可信任了。
那时我父母工资一个月加起来也不过一百来块，可是光招待陈××二十天就花掉四五百，而且还要天天请假招呼他。长此以往，没谁能陪得起，再加上母亲对他心存疑惑，就更不愿意他久住了。于是就借陈××说自己马上要去广州开会的机会，为陈××收拾好行装，又买好车票，弄得他不走不行了。父母二人又把他送到榆次，到了榆次车站，火车来了他又磨磨蹭蹭地不肯上车。母亲见状，连忙帮着他把行李送到车上，这样他才不得不怏怏而去。
陈××走后没几天，就发来电报，说自己手头很紧，要求速汇款一千五百元，接收人居然是另一个名字“陈×”。因为我母亲曾说过现在卖彩电特赚钱，他就在电报上最后画蛇添足地说了一句：“彩电大量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骗子的诱饵，因为当时中国尚处于短缺经济时期，高档消费品特别是彩电十分紧俏，非一般人物可以搞来，一个报社编辑哪有这么大能量？连父亲也觉得这人肯定是骗子了。
但父亲念及往日战友情谊，说，混到这个份上挺可怜的，干脆只汇五百好了。母亲最讨厌的，就是不靠勤劳而靠坑蒙拐骗弄钱的人，于是坚决不同意，说家里的钱都是咱们一块一块挣来的血汗钱，凭什么给一个骗子？既然他来骗我们，就说明他根本就不念什么战友情谊，我们何必自做多情？他要真困难，开口讲我们也不会不帮他，但想骗我们，那一个子也得不到。父亲也就不再坚持了，陈××也再没来联系过。
后来，我父亲到开封见老战友时，老战友们告诉他，陈××也来过开封，每一个老战友都找到了，说的是一样的话，合计只骗走六百块钱。他还曾经不知道从哪里领了个呆头呆脑的小孩，竟然骗人们说这是袁宝华的儿子（【注】袁宝华，河南南召县人，一九一六年出生，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职务）。有个老战友还调查过陈××的经历，发现他在文革期间是某市一个造反派组织“夜莺队”的，干过不少坏事，后来被作为有罪行的抓起来判了大刑，此前刚刚刑满释放。闻听此事，父亲回家后很是感叹了一阵子。
其实，陈××完全用错了方法。我父亲母亲都是愿意救危扶困的人，帮助过不少困难工友。如果陈××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窘境，想踏踏实实地做个小买卖，那么父母借给他一千、两千的作为本钱是绝对没问题的。特别是我母亲，非常理解父亲和他之间从小在一起结下的情谊，更是一向同情弱者。如果他诚实一点，那么即使别人不帮他，我们家也会慷慨解囊的。但欺骗我们所珍视的情感，愚弄我们，那么肯定是一无所得。这个陈××，也是那个不幸时代造就的不幸产物，既可怜，又可恶。
十、怀念金色的八十年代
如果要我说，在我的人生所经历过的三十多年里，哪一个年代最好，最令我留恋，那么，我肯定要说：我最怀念金色的八十年代。
在我的印象中，八十年代是充满希望的年代。年轻人忙着学习知识，学习身残志坚的张海迪，学习舍己救人的大学生张华。人们唱着“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奔赴工作岗位，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理想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八十年代是全体人民团结友爱的年代。结束了人整人、人斗人的浩劫，人们知道珍视安定团结的局面。那时贫富差距没有今天如此悬殊，人们的心态都很平静，踏踏实实地做事，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挣钱，建设美好的生活。
八十年代是全体人民从改革中受益的年代。那时没有医疗产业化，没有教育产业化，没有人因看病而倾家荡产，没有人因上不起学而自杀。那时没有“三农”问题，农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城乡差距一天比一天小。
八十年代是公平的年代。只要你勤劳、塌实、吃苦、智慧，你的生活就会越变越好。那时没有权力寻租，没有官匪勾结，没有不劳而获，没有穷庙富方丈。
八十年代是人民自由意识逐渐觉醒的年代，是民主观念不断深入人心的年代，这是我国真正告别古代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文明、法制和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
不能说八十年代没有一点问题，今天很多严重的问题在八十年代都有了苗头，正所谓问题与希望并存，危险与机遇同在。但是，如果能够按照八十年代那种趋势走下去，实现公民社会的正常发育和民主生活的正常发展，那么今天堆积如山的问题，或许早都已经逐渐地化解，不会造成今天积重难返、进退维谷的局面。九十年代以后，在一片“太平盛世，莺歌燕舞”的欢呼声中，无数本可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积累成了顽疾沉疴，失去了一次又一次革新的机会。正因为这样，我永远怀念那金色的八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