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1991
一、太谷中学
我上高中时就读的太谷中学位于太谷县城小南街的东端，是山西省文革结束后公布的首批重点中学。以前的太谷县城，除了四四方方的城墙和连片的深宅大院以外，城内还有几个巨大的寺庙。解放后，除了无边寺以外，其他的寺庙要么被拆除，要么被挪为他用。太谷中学就座落于一座昔日的寺庙旁。我上学的时候，寺庙的其他部分已经被拆除了，只留下一座雄伟的大殿，风格和规模都类似于山东曲阜的孔庙。
当时的太谷中学校园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老校区和新校区。所谓新校区，就是靠小南街的那一部分，是解放后盖的灰砖平房，主要是教室；所谓老校区，就是靠里面一些的老式深宅大院，主要是办公室、礼堂、图书馆、学生宿舍等设施。现在据说那些灰砖平房已经被拆掉了，盖成了教学大楼。以前我上学时，特别喜欢老校区那部分，因为那里回廊曲折，碧水悠悠，杨柳依依，风景非常美。一九八七年我考上太谷中学以后，分到了第一三六班。
当时班上大约有六十来个学生，基本上都是各个初中杀出来的尖子生。前面已经提到，当时太谷县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比例大约是五比一，进入太谷中学的比例，就只有十比一了。班上除了太谷县各初中考上来的学生外，还有一些从别的地方慕名转学而来的人。当时有一个从太原来的同学，名字叫郝戎，歌唱得特别好，一心想考艺术类学校，后来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前两年，中央台放了他演的好几部电视剧，印象最深的一部叫《黑脸》，一部叫《中关村》，我在里面见到了他，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太谷中学紧挨着原先的寺院，原来庙内的一些古树也被圈到太谷中学校园内，那些古槐有两个人合抱那么粗，枝繁叶茂。除了槐树，校园里还栽了不少丁香。每到春末夏初，槐花和丁香次第开放，整个校园都沉浸在沁人肺腑的清香之中。
我刚上太谷中学不久，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党政分开”的原则。那时候我已经渐渐开始关注政治，总是觉得那一段的气氛颇让人怀念，全国上下都充满了对话、协商气氛。那时太谷中学也召开了几次学生与学校领导之间的对话会，别的学生都是提的诸如伙食、住宿、教师安排等问题，而我则因为关心中苏关系，非常幼稚地向学校领导提了一个问题：“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表明苏联愿意和中国搞好关系，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三大障碍？为什么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不能友好相处？”校团委书记眨了眨眼睛，回答说：“这问题我回答不了，你得问赵总书记”。于是哄堂大笑。
考上太谷中学以后，我倒是记住了初中的教训，学习还比较用功。但是学习中我的长处与短处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学世界历史，脑瓜特别好使，几乎是过目不忘；学语文写文章，常常获得老师夸奖；学几何代数，却显得比较吃力。特别是代数，简直是每节课都听不懂，而且还常常走神。我在数学上能力较弱，其实在初中三年级就表现出来了，当时虽然我的数学是满分，考了全班第一，但我们的数学老师，我记得好象是姓温，在评卷时对我说：你做证明题时，明明有捷径你不走，总要绕几个弯子，虽然这样也没错，还是给你一百分，但是以后上了高中，你可能会比较吃力了。结果，事实证明温老师看得真准。
一九八七年前后，正是费翔在中国“一把火”的时候。春节时费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四月份大兴安岭的大火就烧起来了。老百姓都说，这把火是费翔这小子放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对费翔着迷，特别是女同学们。我也喜欢费翔的歌，这也是我这半生唯一一次对流行歌曲发生兴趣。在一九八七年班里的新年联欢会上，我唱的歌就是费翔的《故乡的云》。
离太谷县城二十里地就是祁县东观镇，那里有举世闻名的晋商庄园——乔家大院，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外景地就在这里。高一的时候，我们班组织集体活动，到“乔家大院”参观，当时“乔家大院”的名气还并不很大，我们去时参观者就我们那一帮人。其实“乔家大院”并非晋商中最大的宅邸，太谷县还有一个富豪曹家，其宅邸“三多堂”比“乔家大院”要大三四倍。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慈禧太后往西安逃跑路过这里，没钱了，还要向曹家借钱。
二、惹了黑老大
一九八九年三、四月份的一天中午，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撞上两个社会上的坏小子。那两个坏小子一个骑自行车，一个坐在后座上抡个挎包，一路上见学生就打，我也挨了一下。虽然不怎么疼，但那时我年轻气盛，又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类地痞流氓，就下车跟他们争吵起来。当时，我有一个在初中时很要好的同学没考上高中，就进了县里的保安队当了保安队员。我自恃有这个同学的关系，也并不怎么怕他们。越说越激动，后来那用挎包砸我的那个小子说，那我们约定明天在南门外电影院门口比试比试吧。我一听，也不怕他们，就跟他们一言为定了。
中午我就去找了那个同学，那个同学一听我受了欺负，也很生气，就约了两个保安队员，准备第二天去会会那两个坏小子。我一听可以为我出气，也觉得很高兴。
谁知下午到学校里来时，几个经常跟社会上的地痞混的同学一见我，就对我小声说：“呀，你可真厉害呀，敢跟红年单挑。”我当时还不知道红年是谁，连忙问他们。原来，这位红年就是太谷县当时黑社会的大哥，手下有一大帮亡命之徒，好多次打架打出血案来。骑自行车的就是红年，打我的是红年的一个铁哥们。我一听，心想坏了，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就连下午的课也没上，匆忙又去找保安队的那个同学。那同学一听是红年，顿时也楞住了，说你惹谁不好，偏偏要惹他？这个忙我可不敢帮了，要帮你我以后小命都保不住，你还是赶紧到公安局报案吧。
我一看大事不好，赶紧跟我母亲讲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母亲在埋怨了一会我惹祸以后，也赶紧出去找人了。我母亲想的办法不是找人来打架，而是打听这两个流氓的家庭住址。太谷城不大，很快就打听到了红年那个铁哥们家的住址，于是母亲找到那个人家里。那小子人虽然坏，可他妈却还是个老实人，一讲起她的儿子就气得浑身发抖，决心晚上教训教训他。太谷人比较孝顺，即使是流氓地痞，也鲜有跟父母顶嘴的。那小子回家时，他妈教训了他一顿，首先把他的气势打下去了。于是这小子放出话来，如果赔给他一条“阿诗玛”香烟（【注】当时“阿诗玛”香烟是太谷市面上最贵的香烟，比红塔山还要贵，一条要六十五块），他就劝红年罢手；如果我敢报案，就要我小命。
当时学校已经知道了此事，就向太谷县公安局报了案。第二天早晨我上学时，老师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里面坐着两个公安。公安局讲证据，制订了一个计策：先由我带着香烟给那坏小子，然后以我揪耳朵为信号，埋伏好的公安就抓现行，按敲诈勒索处理。计策虽好，但我一想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公安这次抓了红年，即使关他们个一年半载的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从号子里出来怎么办？太谷县这么小，他们要是觉得我出卖了他们，那以后如何在太谷县生活？于是我暗暗决定，还是不配合公安为妙。
到了下午两点，我带了一条“阿诗玛”香烟来到电影院门口，发现红年竟然召集了四、五十个流氓守侯在那里。见到我，红年搂着我坐在马路沿子上，掏出一把刀在我脖子上晃悠，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算你有种，竟然敢一个人来，你看看我给你带了多少人来，你就一个人，拿我寻开心不是？让我怎么招呼我的弟兄们？说完手一挥，围上来几个流氓亮相，每个人怀里、袖子里都藏着大砍刀。还有几个推着自行车，每个自行车上都绑了两个大箩筐。红年说，瞧见没有，那是准备往医院里送人的。此时我只好拣好话说：“小弟我错了，有眼不识泰山，得罪大哥了，今个就是来向大哥赔礼道歉的，我把烟已经带来了。”红年一面把烟收下，一面把眼一瞪，说，一条烟就想要摆平啊，我这么好打发？别的我也不要，今天你当众给我磕个头就放过你。说罢抬头看着手下的几个喽罗，那几个喽罗也开怀大笑起来。
让我给一个自己心眼里瞧不起的地痞流氓磕头，那是没门的。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没有硬顶。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心一横，镇静地说：“要我磕头，我死也会不干的；但是我佩服大哥讲义气，想做大哥的小兄弟；这条烟就孝敬给大哥和其他弟兄抽好了，算做小弟的见面礼。另外我跟大哥交个底，学校这次向公安局报了案的，附近就埋藏了公安，都在等我用手揪耳朵当信号来抓你。我也不打算让公安得逞，咱们算扯平了。”地痞流氓一般都喜欢别人说自己讲江湖义气，红年听了这话觉得挺顺耳，又看看四周，仿佛有便衣在走动，眼睛不断往这边瞅。红年那帮人武器都是大刀斧头，肯定敌不过公安的手枪，于是也很识趣，说道：算你会办事，也有点种，这条烟我收下，今后算你一个小兄弟，要是谁敢欺负你就找我。然后那帮人就分散撤了。
守侯多时的公安见人都散了，我也迟迟不揪耳朵，就气急败坏地跑上来把我训了一顿，我就装傻糊弄他们，也就没什么事了。
我是个本分学生，也不打算欺负谁，因此再没找过红年。一九九○年年初，红年等几个流氓劫持并轮奸了一个太谷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正好碰到“严打”，不久就被枪毙了。闻听此讯，我心想这家伙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的。枪毙红年的法院布告我也看了，那法院的文书写报告时肾上腺激素分泌得一定很多，把强奸的细节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让看了的人禁不住浮想联翩。其运用文字描述强奸场面的功底，丝毫不逊于描述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的那份《斯塔尔报告》。
三、涨价、盖楼和腐败
“金色的八十年代”其实在一九八八年就结束了。那一年，一股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风潮在中国大地弥漫开来。瞬时间，商店里物价飞涨，老百姓人心惶惶。本来，建国后中国的物价除了一九六○年大饥荒前后有比较大的波动以外，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期间也有一九八○年、一九八五年两次小规模通货膨胀，但好在幅度小，还没有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
然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夏天，物价开始猛烈上涨。眼见着粮食、猪肉、日用消费品一天一个价，老百姓人心浮动，万分焦虑却又无可奈何。钱越来越毛了，人心也越来越毛了。人们眼见着自己千辛万苦积攒下的钱打了水漂，于是出现了非理性的抢购风潮。当时我们的家属院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忙着往家里买东西，特别是粮食。有一个工人一口气买了一千多斤白面，家里也没有放粮食的仓库，只好堆在住人的屋子里。偏偏一九八八年山西气候反常地湿润、高温，过了一个夏天，那几十袋白面都变质了。那一段商店里的东西特别好卖，就连过期的罐头，都按照原价卖出去了。
在“金色的八十年代”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以后，全国各地大兴土木，楼堂馆所如雨后春笋一般。太谷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就是那时建成的，当时是太谷县城内最宏伟和富丽堂皇的建筑。太原市也在大盖政府办公楼，其中位于迎泽大街和新建路十字路口的山西省委办公楼，外表全部用大理石板装修，据说造价高达二个亿。二个亿、大理石板装修，今天已经不算什么了，可在一九八八年，老百姓是闻所未闻的。
除去通货膨胀、楼堂馆所以外，引起老百姓普遍不满的还有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行为。本来，干部们运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早就存在，七十年代叫“走后门”，八十年代初期叫“不正之风”，到了八十年代末，愈演愈烈，已经成为“腐败”了。腐败的滋生导致政府部门在群众心目中的下降，老百姓逐渐地开始嘲笑、咒骂政府。一九八八年元宵节，我们和几个同学一起到街上观灯，走到太谷县人民法院门口时，恰好看到法院门口挂了两个红灯笼，一个里面亮着灯，另一个则不亮。一个同学见状大笑道：“这法院真是会挂灯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通货膨胀使得老百姓蒙受了巨大损失，也就是在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听到有工人骂邓小平；而楼堂馆所的大量兴建，使得党政机构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明显对立起来，老百姓张嘴就骂那些大楼都是“喝人血的地方”；而腐败、官倒的孳生蔓延，导致老百姓对“当官的”产生了普遍的厌恶、憎恨情绪。这就是一九八八年的社会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已经为一场社会动荡积累了足够的能量。
四、我的一九八九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那时，我一听到有人反对毛泽东就气得眼冒金星，跳起来跟他们辩论，论据就是“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没有腐败”等等。当时由于我年纪尚小，父母也没有把他们经历的历史真相完整地告诉我，只是偶尔在他们的谈话中透露出只言片语。而那些他们亲身经历的悲惨世界，我并没有切肤之痛，因此在我眼里也就成了“要奋斗就要有牺牲”。除了崇拜毛泽东，我还崇拜斯大林、希特勒，波尔布特，金日成，成天梦想着跟美国打一仗。在自己当时写的一些日记、作文中，也充满了这种狂妄的“自豪感”。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那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年轻人，自幼就被灌输种种谎言洗脑，最初往往会是这个样子。因此，如今我看到有那么多“一半是毛派，一半是法西斯”的愤青，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当一九八九年事件来临的时候，我是作为一个具有毛派倾向的愤青，而不是民主支持者来看待这个事件的。
一九八九年山西的气候特别怪，冷空气一股接一股地袭来。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太谷县的最低气温竟然还只是零上一两度。一九八九年四月，因为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猝死，北京在哀悼胡耀邦时发生了游行示威。其实在一九八九年之前，老百姓已经积聚了很多不满，却无正常渠道发泄，只有慢慢地积聚着能量。恰好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造成官员从下到上的层层欺骗，社会危机被担心自己乌纱帽的官僚们精心地掩盖起来，最高层根本就看不到底层百姓不满的积聚。因此，胡耀邦的逝世就成了一场大的政治事件的导火索。
太谷这个地方比较闭塞，因此政治事件到这里往往要比别处慢半拍。当北京已经陷入旷日持久的混乱状态时，太谷县的秩序却比较平静，人们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当时太谷有三所大中专院校：山西农业大学、太谷师范学校、晋中地区卫校。太谷县的游行示威主要就是从这几个大专院校搞起来的。我就读的太谷中学升学压力大，学生们虽然也挺关心政治，但更关心自己的学业，再加上学校也有意压制，所以没有集体上街，只是有一些学生三三两两地参加了别的学校举行的游行。但在学生们课后的交谈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基本上是同情北京的大学生的。
那么工人怎么看？当时工人也有很大不满，但工人由于几十年的欺骗，对政治已经相当淡漠了，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物质利益。当时工人下岗、失业现象并不普遍，工人们每月照时可以领到工资。虽然因为通货膨胀而遭到一些损失，但日子毕竟过得比以前强多了。因此，工人们虽然同情大学生们，也乐见大学生游行发泄一下，但普遍不愿意参与政治。在一些工厂里，积极参加游行的往往是一些不本分的年轻人。
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七。但是当时中国农民刚刚从包产到户中尝到甜头，虽然欺压农民的现象已经开始露头，但八十年代毕竟是中国农民一百年以来生活的最好的时候，因此农民也不愿意参与政治。所谓“官倒”，与农民相距甚远，“官倒”有与没有，和农民种地关系不大；至于大学生们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精神，对中国农民们来说更是曲高和寡、闻所未闻。整体而言，农民对一九八九年事件态度是冷漠的。
和今天那些后悔没赶上文革的愤青们一样，我当时是个毛泽东崇拜者，惟恐天下不乱，自然比较热衷于看到满街大字报和游行的热闹场面。有两次，有人说南大街有农业大学和师范学校学生示威，我就赶紧跑去看了，也想跟着人家喊两句口号，结果赶到时，人家都已经走了，没赶上。山西农业大学成了一九八九年事件在太谷县的焦点地区，当时在农大食堂旁边的广告栏上，上贴满了“支持北京大学生”、“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和“打倒官倒”之类的大字报和标语，每天中午都围了很多人看。我记得当时有一首打油诗，好象开头是这么写的：
“林江”集团，横行十年，小平你真能干，但也蹦达不了几天……
到了五月二十几号，忽然传来了吾尔开希绝食“牺牲”的消息，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就在很多宿舍楼门口贴出了悼词，仿佛还在一个什么地方搭了个灵棚。当时消息一日数惊，谣言漫天，很多大学生连“吾尔开希”这几个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写作“渥尔开西”和“沃尔凯西”。我到现场转了转，觉得大字报、打油诗多了，没有讽刺漫画，就自己画了几幅贴上去。正巧几个大学生围在那里看大字报，见了我的画，纷纷夸奖我画的好。
尽管我比较热衷于此，甚至一度打算到北京去看看，但在父母的严格约束下，我还是基本上做了一个旁观者。每天晚上既看新闻联播，也听《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了解情况。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突然广播里传来了杀气腾腾的声音：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反革命暴乱！我们全家人围着收音机，一言不发地听完了整个新闻。父亲皱着眉头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对学生犯的着这样吗？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两个播音员做出了勇敢的行为：薛飞故意心情烦躁地读新闻稿，杜宪则以异常沉痛的语调解说天安门清场的新闻，仿佛在念悼词。他们为自己的勇敢付出了代价，从此在电视屏幕上永远消失了。以后连续几天，每天电视新闻都连篇累牍地报导那些被杀害的解放军战士的镜头。我母亲心眼善，看到被烧得焦黑的刘国庚、崔国政他们，忍不住流眼泪，一边哭一边说，这是在干什么呀，都还是孩子。那几个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后来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当时到处宣传，以后就逐渐被人忘记了。但我却始终记得他们几个名字：刘国庚、崔国政、马国选、李国瑞、刘艳坡、徐如军、王锦伟、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而那些死难的学生们的名字，我却始终无法知道。
最令铁Z局的工人们气愤的是，戒严部队在开枪时竟然打死了在铁道部大楼内值班的全国铁路总调度。虽然这位不幸死难的总调度跟铁Z局的工人们非亲非故，但毕竟是一个系统的人，多少有点“阶级感情”。直到一九九○年，还有工人来串门时在骂：王八蛋，（那个总调度）门都没出就被打死了，你说那当兵的不是瞎开枪是啥？
如今，一九八九年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了。这十五年里，有关那次事件一直都是敏感的话题，被束之高阁，不许讨论。但是，我既没有宥于官方得出的结论，也没有相信逃到海外的民主运动人士的说法，而是一直在独立思考：那次事件是如何由一场抗议运动演变成最后的武装冲突的？这个事件究竟如何定性？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究竟谁是那次事件胜利者和失败者？十五年以来，我一直在求证，探索，思考，期间观点也经历了一些反复。
现在，我认为一九八九年事件并不是如海外的民主人士所称的那样是一场“革命”或“人民起义”，我也不同意官方将它定性为是一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说法。我感觉一九八九年事件是一场十足的悲剧，一场在全民族心灵上撕开难以愈合的伤口的悲剧。冲突的双方，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生，都犯了不理性的错误，都在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原本可以用其他方式解决的问题。如果学生在表达了反对腐败与要求民主的愿望后就适可而止，如果学生不占据天安门广场，如果学生不冲击戈尔巴乔夫访华，如果学生在戒严实施后主动撤出，那么这次事件很可能不会演变成最后那个样子。
但是，学生和群众运动本身就具有自发性、盲目性的特点，如果官方处置得当，那么事件也会取得更好的结果。四月二十六日，在悼念胡耀邦引起的抗议浪潮刚刚出现平息的苗头时，《人民日报》那个《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无疑起了火上浇油的恶劣作用，使得本已平息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本来官倒腐败、通货膨胀和楼堂馆所就已经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表达一下愤怒和不满，有什么错？难道政府自己做错了事情，群众连表达反对的权利都没有吗？为什么非要在头上扣一顶“动乱”的帽子？在此后的将近一个月里，官方对示威群众的要求和呼声置之不理，派出袁木这么低档次的官员去应付，即便是一国的最高领导人，去见一见示威的人民群众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丢脸的？就这样一拖再拖，导致混乱局面蔓延全国。到五月十九日，又杀气腾腾地宣布戒严，用军队来对付和平示威的老百姓，这又是什么逻辑？因此，我认为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者，官方应当对悲剧发生承担更大的责任。
就这样，一边是盲目自发的群众运动，一边是失职失策的官僚机构，双方都没有给对方以台阶下，导致对抗不断加剧，最终酿成灾难。
一九八九年事件打断了改革开放后正在蓬勃发育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致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监督权利受到削弱；政治改革被中止，进而使得中国的改革方向发生偏离，使得改革异化为今天这个样子。没有群众监督的官僚机构越来越懒散，越来越耽于私利，使得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得到治理，反而愈演愈烈。今天的腐败深度和广度，已经超过老百姓最大的承受能力，积重难返，能否得到扭转我已经很难下结论了。老百姓比起八十年代，民主权利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改善，尽管官方也做出了一些努力扩大老百姓的自由，但由于官僚机构的全面腐烂，到处充斥着胡作非为和无法无天，因此比起八十年代，相当多的老百姓生活不是好转，而是更加痛苦了。在腐败的官僚机构和依附于官僚的部分知识精英的勾结下，改革已经沦为剥削、压榨人民群众的工具，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这样的恶政被不由分说地强加在人民头上，人民在受苦，在流泪！
一九八九年事件粗暴地践踏了老百姓对执政党所寄予的希望和热情。老百姓不得不用两种声音讲话，一种是在公众场合讲的，是假话；一种是在私人场合讲的，是真话。两种声音讲话造就了双重人格，老百姓是非善恶标准出现了混乱与颠倒，冷漠代替了热情，欺骗代替了信任，凶狠代替了善良，掠夺代替了建设，这导致了原本已处于危机的全民族道德的进一步沦丧。甚至，连一向以社会良心自居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很多甘于出卖自己良知和尊严，捞取权力和财富的政治娼妓。想一想八十年代人们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水准，再对比一下九十年代的中国人，真让我欲哭无泪。
无论是真正为了中国富强的官方人士，还是满腔热忱的学生群众，都不是一九八九年事件的胜利者。如果说，谁是一九八九年事件的胜利者，那么除了腐败的官僚，就是那些早已成为政治僵尸，却不甘心失败的野心家、投机者和政治骗子们。想一想一九八九年事件以后，是谁借机上窜下跳，企图死灰复燃就明白。如今在异化改革的压迫下，政治骗子们正在利用民主力量的低迷和国家机器的偏向，妖言惑众、摇唇鼓舌、搬弄是非、挑拨矛盾，试图火中取栗。这批人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九八九年事件没有英雄。无论是解放军战士、青年学生、围观群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他们不是罪犯，他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活下去，享受生活，享受爱情。可是他们死了，年轻的生命永远凝固在一九八九年。他们不是烈士，因为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过要为此而死，解放军战士面对的并不是穷凶极恶的暴徒和敌人，青年学生面对的也不是刽子手和反动派。他们是牺牲品，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误解与不信任的牺牲品。我觉得应该为他们树立一个纪念碑，让人们永远记住那场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如此的悲剧。
如今，一九八九年事件被尘封了整整十五年。官方既不愿意再把它当作自己的一种胜利来炫耀，也不愿意让别人再提起。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谁应当为这场悲剧承担责任，成为了一个谜。但是，我相信历史最终将会做出裁决。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历史花了两年时间做出裁决；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历史用了二十一年时间做出了裁决；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历史用了整整三十三年才做出了裁决。我坚信，总有一天，历史将会对一九八九年事件做出公正的裁决，真相早晚要大白于天下；靠掩耳盗铃般地封杀，是断然要失败的。
我回顾一九八九年事件，并非意味着我反对邓小平。恰恰相反，我们家的人对邓小平一直怀有很深厚的感情，但我们都觉得，这件事邓小平没有办好。我回顾这件事，也不意味着我反对现政权。实际上，多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与激进民主势力的错误观点做斗争。我想，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愿意像苏联那样土崩瓦解，不愿意中国效仿俄罗斯那种“强盗的资本主义”。要民主，也要社会主义，这是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底层老百姓的心声。因此，我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身上，希望他们能够正视我们这个国家苦难的历史，也希望他们能够带领老百姓走过这遍布泥潭的艰难岁月，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一个公正自由的光明未来。
五、秋后算账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使得我在不知不觉中从最初的毛派愤青急剧转变为一个自由派愤青。毛泽东以往在我心目中类似神一样的地位，仿佛在瞬间就不存在了。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奇怪，从小被灌输的、原本看上去根深蒂固的理念，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烟消云散。
尽管电视上、广播里成天被采访的“群众”纷纷支持“平息反革命暴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公开场合，人们只是被镇压的利斧吓得不敢说真话罢了。在私下场合里，我所碰到的每一位工人、农民和学生，没有一个对镇压说好的。有一些工人则编出一些顺口溜来嘲笑官方：“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还比如：“初级阶段是个筐，出了问题往里装。”这些顺口溜都是来家里串门的工人师傅说给我们的。工人们对邓小平的称呼，则变成了带有明显贬义的“邓小个子”（【注】东北人喜欢用人长相的一些缺点来作为外号，表示对该人的贬义，如吴大舌头、王大嘴等）。工人们对赵紫阳被免职也甚为不满，都说邓小平不是东西，“刚把胡耀邦免下去了，又把赵紫阳免下去了，弄了个江泽民，谁知道这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新学期开学以后，太谷中学开始秋后算账，清查参加过游行的学生。本来在一九八九年以前，随着党政分开的贯彻，学校和企业的政工人员已经开始不怎么吃香了，此时来了机会，马上就显得非常积极。学校领导召开学生大会，动员参加过运动、写过反标的学生出来自首，同时搞无记名投票互相揭发。在会上，当时的学校某某书记说，在一些饭菜票上发现了“打倒李鹏”之类的反动标语，并且威胁学生们这事情已经来了公安要破案。如果自首了，可以从宽处理，如果不自首被侦破了，就要判刑。虽然心里的确为贴在山西农业大学的那几张漫画感到有点怕，但我没有在饭菜票上写反标，在学校里也只是议论一下罢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想到这里我就没有自首，也没有被人揭发。实际上，那一次动员是完全徒劳的，全校既没有一个人自首，也没有一个人被揭发出来。老师们在组织学生们互相揭发时，完全是例行公事的态度。
某某书记在当时的表现，至今想起来我都很反感。那次大会上，他声色俱厉，仿佛底下的学生人人有罪。本来太谷中学没有发生群体性的示威事件，但这人偏偏要小题大做，自称太谷中学是“动乱的重灾区”。他面对的是一群十六七岁、还很不成熟的孩子，碰到这种风浪应当去保护他们，结果他反而鼓动自首和互相揭发，弄得人人自危。人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真是难以理解。
后来，书记又打算培养我们对“党”的感情，搞起了“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全校十八个班完全停课政治学习一个月，连高三毕业班的学生都不能幸免。在政治学习时，某某书记亲自上马，大谈美国民主的虚伪。他说道：“你们知道美国总统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吗？四十万美元！当总统一年能赚这么多！再贪污上一点，那就是百万富翁……你们看毛主席，一个月才五百多块工资……”这就是这位书记的政治水平。
在政治学习结束以后，又搞歌咏比赛。全校十八个班只准唱三首歌：《国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轮流唱，反复唱十八次，还竟然要评名次。我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地唱歌，真觉得无比荒唐可笑。一边唱，一边咬牙切齿地诅咒：“唱吧，唱吧，看你还能蹦达几天。”
六、城市户口
一九八四年，我母亲从线材厂调到灯具厂工作。灯具厂的产品主要是台灯、吸顶灯、壁灯等，再有就是过年挂的那种传统的灯笼。灯具厂作为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集体企业，当时产品质量不是太过关。我上高中时家里用的台灯就是母亲从厂门市部买回来的，经常出现因为接触不良而不亮的情况。在我用手去修理时，因为灯具漏电，我被电击过好几次。其中一次我手里还拿着把螺丝刀，过电流时全身发麻，螺丝刀被甩出去好远，现在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
我的父母一辈子没有机会学习知识，痛感没有知识的苦恼，因此他们对我和姐姐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们总是说，自己一辈子没办法学文化，将来子孙们一定要摆脱无知的、被人愚弄的命运。在姐姐和我前后考上了高中之后，我母亲的单位越来越不景气，经常发不出工资。我母亲也就不怎么想上班了，索性办了个停薪留职，全心全意留在家里供我和姐姐读书。
我的姐姐心理素质不太好，平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总是考试时发挥失常。一九八九年的高考，姐姐落榜了。母亲在犹豫了两个月以后，还是决定尊重我姐姐的意见，没有让姐姐接我父亲的班，而是让她复读，等第二年再考。如同今日的买官卖官一样，八十年代末的工人当中有“买班卖班”一说，也就是假如有老工人退休，家里没有子女接他的班话，别人就花三四千块钱，通过走门子冒名顶替接班。当时我父亲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就有不少人上门想买我父亲的班。但父母觉得我和姐姐将来都还不知道怎么样，这个接班机会还是留着做个退路的好，就拒绝了“买班”的人。
由于我姐姐出生时母亲还是农村户口，所以我姐姐也成了农村户口。后来我和我母亲分别以不同方式转成城市户口以后，全家只剩下我姐姐一个人是农村户口了。那时“户口”还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姐姐的心理负担很重。我母亲担心她的户口问题解决不了，一是会影响她第二年的高考成绩，二是万一考不上大学想接我父亲的班到铁Z局的话，没有城市户口也是不行的。因此，我母亲决心为姐姐解决户口问题。
当时我的叔叔恰好在内蒙古呼盟当局长，在当地算是有点面子的领导干部，因此我母亲就请他帮忙解决姐姐户口问题。当然，迁户口、转户口这么大的问题，也不是叔叔动动嘴皮子就能办成的。必须先到河南农村把姐姐的户口转到呼盟，然后在呼盟办理农转非手续，最后从呼盟迁移到太谷县。中间关节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多。但母亲为了姐姐，也顾不了辛苦。跑了一个多月，终于把姐姐的户口迁移到了太谷。为了让姐姐也成为城里人，母亲前后花掉了将近一万元，相当于那时她十几年的工资。
母亲办理姐姐户口时恰好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那天母亲在北京站转车时车站突然戒严了，地上还铺了红地毯。母亲当时心想，肯定是哪国的贵宾来了。后来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那是朝鲜的金日成看到东欧发生天翻地覆的剧变，坐不住了，跑到中国来寻找对策的。
家里的三万元钱经过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和办理姐姐户口以后，所剩已经不多了，于是母亲就琢磨着再干点小买卖挣点钱。当时，湖南有一个生产塑料走马灯的工厂，曾经与太谷灯具厂有过业务往来，我母亲就到人家厂里批发一些塑料走马灯到太原市场上去卖，赚个辛苦钱。这种走马灯人们一般只是过年时候才买，因此那时候每到过年，母亲都要跑到太原去到各个商场送货。自己也没有货车，经常扛着几个大箱子挤公汽，有时候扛着箱子一走就是好几公里。冬天太原市的温度一般都在零下十度左右，下雪后地上总是结了很厚的冰，碰到这种天气母亲就拿绳子把箱子一拴，在地上拉着走省点劲。
七、向右转，向左转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政治的反动让我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让我从一个狂热的毛派愤青变成了一个狂热的自由派愤青。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要听“美国之音”和“BBC”的新闻广播。当时官方用强大的无线电信号干扰这些电台，多数时候几乎完全不能听清楚里面究竟说什么。于是，我转而收听苏联电台的广播。苏联跟中国刚刚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不大播放不利于中共的消息。但是苏联当时进行着民主改革，因此他们的广播内容倒也十分有趣。我每天都注意着苏联的政治进程，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充满了希望，认为苏联改革要是取得成功，那么就会对中国产生很有好的示范效应。然而，几年以后苏联政局的演进，让我落空了。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共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太谷县是一个小县城，特别是学校里报刊种类非常少，因此我经常到太谷县图书馆去浏览报纸。一天，我看到一份报纸上刊载着一篇名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文章。此文是一种典型的大批判、大字报口吻，本身并无什么阅读价值。然而，在文章的黑字标题的“刘晓波”三个字上，却被人用碳素墨水写了四个字：真的勇士。当时我一看到这四个字，顿时觉得非常亲切，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一点也不假。
一九八九年秋冬，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东欧。从波兰、匈牙利开始，接下来是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再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我每天收听《美国之音》，熟悉了这些名字：内梅特、瓦文萨、哈维尔、克伦茨、热烈夫、伊里艾斯库……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当时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一时间，党改名、国变色，柏林墙倒塌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瓦解了，日夫科夫被软禁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了，布拉格之春平反了。我从中欢欣鼓舞，亲手绘制了一幅东欧政治地图，每天在地图上标出风暴的进展，把已经明显出现转折的国家用水彩涂成蔚蓝色。看着那一片越来越大的蔚蓝色地带，当时我心里就想：只剩下一个罗马尼亚了。
罗马尼亚在这场风暴中似乎显得岿然不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其他东欧国家实现民主化的时候，罗马尼亚召开了罗共十四大。那一次大会上，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现非常强硬，而且会议代表起立欢呼四十多次，仿佛整个罗马尼亚共产党铁板一块、坚若磐石。那一段时间，我国电视节目里也大放罗马尼亚电影，例如什么《沸腾的生活》等等。我父亲说，当年全欧洲只有阿尔巴尼亚这“唯一一盏明灯”，现在罗马尼亚又成了“唯一一盏明灯”了。然而仅仅几天之内，罗马尼亚形势的发展就表现出比一般的东欧国家更加激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旬，罗马尼亚小城蒂米什瓦拉出现了示威，接着波及到首都布加勒斯特，又席卷全国。
对罗马尼亚出现的这些事件，是中国电视、广播、报纸起初是只字不提。当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被明白无误地宣称为“喉舌”，要当仁不让地掌握“舆论导向”的时候，这种新闻媒体就成了纯粹的“宣传“，没有了任何可信度。可是，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快，纸里已经包不住火了，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电视台才不得不报导了一个有关罗马尼亚的新闻，那个新闻的主要内容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号召人民团结一致，挫败国内外少数敌人的颠覆阴谋。”当时电视还播放了群众对齐奥塞斯库讲话“欢呼”的场面，看上去还挺热闹。不过，后来才知道，那些“群众”是在喝倒彩，喊“打倒齐奥塞斯库”，当场就遭到军警镇压。中央电视台欺负中国老百姓听不懂罗马尼亚语，就拿这玩意来糊弄人。
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了。事已至此，那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才不得不报导这么一则新闻：“罗总统齐奥塞斯库被罗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已执行。”没有图象，没有详细介绍，只有播音员呆板的表情。这则新闻对我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使我既兴奋、又震惊。而当我父亲看完这则新闻，却并没有显得兴奋，而是坐在那里半天不动，后来才缓缓说了一句：“咋说枪毙就枪毙呢？齐奥塞斯库对中国挺好，对罗马尼亚也是有功劳的呀……”
按照当时我的思想状态，枪决齐奥塞斯库应当让我非常高兴才对。然而，我只是在当时兴奋了一下子，很快就转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虽然当时连我自己都还没有觉察到这种“静悄悄的”思想变化，但很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过来，齐奥塞斯库之死，正是我政治倾向的转折点，开始“向左转”了。从那时起，我虽然还继续听美国之音，继续为东欧的政治变动喝彩，继续反感当局，但已经跟原先的心情不太一样了。
八、辍学的半年
我在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喜欢上了班上一个女孩子。那时高中生谈恋爱的现象还不普遍，那女孩对我忽冷忽热，使我没法集中心思学习了。高二时我所在的班级被拆散分为文科班，我经过犹豫后选择了读文科。本来我在文科班的成绩算个中等，无奈我有两个致命缺点：一是沉迷于初恋，情绪波动剧烈；二是过分关注政治事件。人们常说：男人有两个最爱，一是女人，二是政治，这句话在我身上体现得一点也不错。由于这两个“最爱”，我没有什么心思读书，成绩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就排到班上四十多名了。这个名次也不算最靠后，如果再努一把力也许还能有点起色，但当时自己心里已经失去了信心。这时我已经不想上大学了，而是想和家属院的其他孩子们一样，接父辈的班，当个铁路工人，最好是当个列车员。
我父母对我的表现忧心冲冲。他们自己一辈子受苦受罪，为的就是孩子们将来有点出息。见我如此厌学，心里十分难过。特别是我母亲，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为了孩子们的成长什么都可以舍弃，此时见我如此不成器，更是伤心欲绝。有一天母亲劝我上学时，我还是倔强地反对，母亲就给我讲道理，而我当时已经走火入魔了，根本听不进去。讲着讲着，母亲突然大哭起来，还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哭喊道：“我怎么养了个这么没出息的儿子啊！”我一看，吓坏了，也连忙哭着劝母亲，可依旧不愿意去上学。
一个人到了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又不甚理解的时候。这时候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叛逆情绪，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实际上，这种对父母的叛逆既幼稚，又错误。普天之下，没有什么人对自己会好过自己的父母，这是一条真理。可惜，我当时就没有领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