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我已经是这样了，母亲也觉得此时硬逼着我上学也没有用。于是，母亲同意了我的要求，让我在家里辍学半年。
当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每月九十多块的工资，光寄给祖母的生活费就要六十块。坐吃山空，家里的存款一天比一天少，母亲不禁心里又着急起来，琢磨着想办法挣点钱。但是那时已不比八十年代，做小买卖的人已经遍地都是，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到了一九九○年，有从商丘回来的工友带了一些外国香烟回来卖，赚了点钱，母亲看着心有点动，就带着我一起到商丘去贩香烟试一试。
中国的烟草业是实行专卖制度的。由于香烟需求量大，国家就垄断了香烟的流通和价格，从中收取高额税收，而民间私贩香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工人阶级不管这一套，心想凭什么许你当官的贪污受贿，就不许我老百姓偷税漏税？于是，铁Z局很多工人家庭都在从事这一买卖。当时香烟买卖的主要品牌是“良友”牌，在商丘拿货的价格是一盒两块八，在山西脱手价格是一盒三块，每盒挣两毛钱。这么点利润，如果带货带得少，买火车票肯定赚不了钱；如果带得多，那一旦查出来损失惨重。但铁Z局工人有一项福利：凭单位开出的铁路免票，一定时间内坐火车不花钱。（【注】铁路免票是铁道部系统内部对职工出差、通勤实行的一项便利政策，如有职工出差，单位就在一张铁道部印制的铁路免票上注明起止地点和起始日期，在此期间和区间内，可以乘坐除特快列车以外的所有列车）很多工人及家属就凭借这张免票，往返于山西和商丘之间，每次带一二十条“良友”香烟，一个来回挣个十块二十块的辛苦钱。
我和母亲到了商丘，受到了父亲当年工友们的热烈欢迎，还有一些工人来教母亲该如何躲避缉私警，以及在山西有那些销货渠道。母亲在那里转了几天，心里总是觉得这种买卖风险大，不塌实，只买了二十条“良友”烟，做一次试试。
“良友”烟在太谷县是没有渠道的，只能到太原市的渠道去卖。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母亲带了十条烟，想坐火车到太原卖。我们那时也太没经验了，弄了个书包装烟，一看书包的形状外人就知道那里边装着香烟。到太谷火车站时，母亲看到站前有个小卖部，就问了问人家要不要“良友”烟，回答说不要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做梦都没想到那个商店本身竟然是铁路缉私警的一个侦察点，这一问等于是自投罗网。
铁路缉私警管不了地面上的事，因此不事声张，只是穿了便衣悄悄跟着我们。等我和母亲上了火车，就到了人家的地盘。刚开车十分钟就找到我们母子亮明了身份，不但要没收货物，还要我们跟他到铁路派出所去。母亲见状，就自己拖住那个缉私警，悄悄对我说，等到火车一停你就带着自己手上的烟翻窗户跑，有什么事情我扛着。等火车到了东阳火车站（【注】东阳是太谷县到榆次市之间的一个小镇，行政隶属榆次市）时，我母亲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就拿着装香烟的袋子跳窗逃跑了。当时火车上的乘客都还很不错，我跳窗时好几个人站起来围成了一堵人墙，挡住了缉私警的视线。
我虽然脱险，但母亲还在缉私警手上。我六神无主地回到家时，父亲已经下班回来了。我进门第一句话就是：“爸，不好了，我妈遇见匪了！”父亲问明了情况，也着急起来，可是当时也没有电话手机，只好心急火燎地在家里等消息。打算要是万一当天回不来被拘押了，第二天再上太原营救。
谁知当天晚上，我母亲就平安无事地回来了，货物也还在手上。原来，母亲跟那个缉私警在去太原的路上讲了家里只有一个人上班，负担重，孩子还要读书的情况，竟然感动了那个年轻的缉私警。两人越谈越投机，最后那缉私警称我母亲“大姐”，并且保证：以后尽管做这个买卖，他来保驾护航。但是，缉私警上车前已经跟太原方面打了电话，那边警察等着呢，他还要去交差，于是就在快到太原的北营车站（【注】北营当时是太原市郊区，现已并入太原城区）放我母亲下车，自己去太原交差。母亲在北营下车后天色已晚，没有回太谷的公共汽车了。恰好有一辆汽车团的解放军军车路过，母亲就搭了个便车回家。
出了这件事以后，虽然有缉私警愿意帮忙，但母亲再也不愿意去干违法买卖、贩香烟了。那二十条良友香烟，以原价卖给了家属院其他贩烟的人。
多多少少受父亲的影响，那时我非常渴望拥有一架手风琴。在上高中时，父母答应我考上大学以后给我买。但后来我辍学了，父母就同意让我用自己打工挣的钱去买。当时我母亲在太谷县电业局有个熟人，姓张，主管电业局的基建项目。母亲就让他帮忙在给电业局盖房子的农村建筑队里找了个活干。张伯伯当时还不明就里，就说那里干活又累，钱也不多，还是到局里当个临时工，钱多又轻松。可母亲的目的，是通过磨练让我坚强和警醒，故坚持让我到农建队当小工。
农建队里面干活的，全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这些人并不因为我细皮嫩肉而安排我轻活干，而是故意把他们不愿意干的一些苦活、累活给我。这是被户口歧视着的农民工们，对他们看来养尊处优的“城里人”的报复。那时候我每天要全靠人力搅拌几十吨的混凝土，握铁锹的手掌都被磨破了。碰到下雨天农民工们自己就躲在房子里抹灰，让我到雨地里用车装石灰。那天中午我父亲接我回家吃饭，看到就我一个人浑身上下被水浇透了还在雨地里干活，心疼坏了，说咱们不干了。可是母亲坚持让我干，我自己也想买手风琴，也就咬着牙坚持干下去。
后来有一次，我在装石灰时手上被石灰灼了一个大泡，把我烧得呲牙咧嘴。回家后，母亲给我包扎了一下就让我又上班去了。后来才知道，等我走了以后，母亲在家心疼地大哭了一场。我自己手上的包给我造成的疼痛，远远比不上母亲心灵的疼痛。
以前我们家曾经承包过的那个北方旅社，后来被别人承包以后没多久就干不下去了。办事处没办法，就把房子租给了县工商联的老张开贸易公司。老张是个好人，但不是干生意的材料，开张后用县里老干部集资的股本买了很多水泥防冻剂，结果一笔生意也没做成。眼见着夏天来了，这些防冻剂堆在院子里变质，老张心里着急起来，就找我父亲说愿意出六十块钱将这二十来吨水泥防冻剂搬到后院的库房里去。当时一起干活的民工里有一个叫文柱的年轻人，长得墩墩实实的，对我比较好，父亲就让我叫着文柱一起干这活，挣的钱二一添作五。当时我在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的工钱才五块，文柱的工钱才十块，因此一听半天能挣三十块钱我们俩都很高兴。文柱是个实在人，抢着干活，我估计那二十吨、四百袋水泥防冻剂中，至少有二百五十袋是文柱搬的。干完活分钱时文柱一分也不多要，我母亲过意不去，就把文柱请到家里来做了几个好菜吃了一顿饭。这次劳动中，我因为以前从未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用力过猛，把右侧腰肌扭伤了，后来发作过好多次。
那些民工们都没有念过几天书，看我戴一副眼镜就常拿我开心，总是“嘿！大学生！”地叫我。他们也没有别的想法，干活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吃婆姨”（【注】太谷县方言，意为娶个老婆）。休息时，大家聚在一起，开下流玩笑；只要看到有个城里女人从身旁经过，就贪婪地盯半天，然后再幻想和她发生性关系，还讲出来给大家听。看到我总是一个人沉默不语，他们总是问：“大学生，每天你都在想啥呢？”每天下午夕阳西下时，总有一个人叹息着说：“唉！又一天……”
在一天伺候一个民工用石灰糊墙时，那个民工手一甩，粘在铲子上的一块熟石灰正好落在我的眼睛里，顿时一阵巨痛，把我的眼皮都烧烂了。那天回到家，我说我再也不愿意打小工了，我要读书。此后，我母亲就不再让我到建筑工地打工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半年的经历是我一生中的财富。由于每天干的都是体力活，没有学习任务，因此在辛苦劳作之余，我经常到县图书馆去借书带到工地上读。就在那期间，我第一次有时间通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复活》、《苦难的历程》等大部头的俄苏文学名著。九十年代初期的年轻人，是伴随着“小虎队”、张雨生、童安格的歌声，读着琼瑶、金庸、古龙迈入十八岁的，而我则是听着《小路》、《灯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读着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迈入成年。我在那一年形成了苏联情结，热爱苏联这个国家，热爱她广阔的国土，热爱她勇敢的人民，热爱她悲壮的历史，热爱她博大精深的文化。到了那一年夏天，我在情感上已经彻底完成了“向左转”的过程。
不仅如此。通过和社会最底层人们的接触，我更加认识到无知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和物质的空虚，认识到受教育的可贵。我打工所在的建筑工地离太谷中学不远，每天上午十点，学校里课间操的广播就清晰地传到我耳中，刺激着我的神经，激发了我对学校生活的怀念，激发了对读书的渴望。从那以后，我形成了强烈的求知欲，无论走到哪里，都如饥似渴地读书。
九、知耻近乎勇
尽管被命运捉弄，被艰苦的劳作磨砺，但我依旧对班上那位女孩痴心不改。然而，那个女孩子看不起没有出息的人，在一九九○年新年时，我托一位同学给她送明信片，被原样退回了，连信封都没拆。遭到这个打击，尽管我很心痛，但还是把她对我的冷淡看成是一种考验。在建筑工地打小工时，我总是在她放学后躲在远远的地方，就为看她一眼，就很满足了。尽管心中无比挂念，但是整整半年我没有去找过她一次。因为我想：她快高考了，不能打扰她。
见到我已经愿意读书，我母亲就帮我联系学校。母亲找到太谷中学的领导，人家不但死活不肯收我这个顽劣的学生，还让我母亲挨了一顿抢白。后来母亲无奈，就找到了县教育局招生办的一位姓陈的老师，给人家送礼送钱，人家才答应帮忙。当时我姐姐在太谷县二中读书，在学校里老实巴交的姐姐在老师心目中的印象很好，所以陈老师向人家提出我转到二中就读时，二中的老师同意接收了。
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兴冲冲地去找那个女孩。半年没有见面了，有很多话想跟她说，也想向她表达我发奋的决心。本来我是抱着很大希望去的，却没想到遭到了她劈头盖脸的一番抢白，连家门都没有让我进。然而令我自己也奇怪的是，遭到这样的打击和羞辱，我却没有感到丝毫难过。我回到家，一头扎在床上，既没有说话，也没有眼泪。半小时后，我起了床，写下两行字贴在墙上：“距高考还有359天”和“知耻近乎勇”。那个女孩对我的羞辱，竟然意外地激发了我的自尊心，促使我迸发出一种从未有过力量。因为我无论如何不相信自己永远这样软弱、被人瞧不起。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能够一鼓作气用这种力量冲破一切牢笼，飞向自由。
几天以后，我就到了太谷二中读书，被分到了文科班——五十六班。刚去时因为以前基础也不好，又辍学半年多，成绩并不怎么好。我的班主任叫邢锡宁，是个五十来岁的矮小的中年人，很严厉。一开始邢老师对我并不怎么看重，因为一个被太谷中学这个全省重点中学踢出来，到太谷二中这个一般学校就读的学生，往往不是劣迹斑斑，就是难以教化的愚钝之材。因此，我来到五十六班的最初几个月里，都是坐在最后一排。因为曾经被石灰灼过眼睛，那时我已经很近视了，坐在最后一排看不清老师黑板上的字，经常跑到前面蹲在地上抄笔记。
已经鼓起勇气的我此时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异常刻苦。每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每天早晨六点起床看书，晚上十二点准时睡觉，甚至用功到了连课间十分钟都不出去的地步。由于长期坐着苦读，屁股上都长了疮，有一段时间上课都得站着听讲。母亲心疼我，给我用海绵缝了个小垫子带着上课。我终于明白，读书所用的辛苦，比在建筑工地打小工要厉害多了。
由于每天用功读书，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所以那年八月二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我直到八月九日才通过同学们的闲谈才知道。知道这个消息时，我大惊小怪的，仿佛在二十世纪才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个消息一样。当时被班上的同学传为笑柄，说我完全是个孤家寡人。
我刚到五十六班时在班上排名是很靠后的，暑假里进行的摸底考试成绩比第一名少了一百多分。当时邢老师让每一个学生订目标计划，我就把自己定到全班前三名去。我那样订计划不是痴心妄想，而是分析了几个成绩好的学生的优势劣势之后做出的。当时我们班上第一名学生是学日语的，外语成绩自然没有可比性；但是他的其他功课好也有很大主观色彩：语文好是因为作文分数高，政治好是因为论述题分数高。而其他几门，历史、地理、数学，都比我强不了多少。我一去就把第一名当参照物，自然引起了学生们的嘲笑，觉得我是在说大话，直到高考时他们才相信了我当年的话。
到了那年期中考试，我的名次进了前十名。邢老师是个很惜才的人，见到我几个月长进这么大，顿时刮目相看，就把我从最后一排调整到了第二排。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老师真是敬业。邢老师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脊柱严重弯曲，背上有一个大锅似的罗锅，每天早晨六点多就骑个自行车到学校，晚上十点多才回家。那时他见我下课也不活动一下，就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功是要用的，但下课还是活动一下的好。”
十、出了一个大学生
一九九○年，我姐姐补习了一年以后参加了高考。姐姐这个人平时成绩好，但一到高考时就发挥失常，连续好多天睡不着觉。结果那一年，姐姐只比录取分数线低了九分，再次落榜了。姐姐落榜以后，每天都偷偷地哭，母亲怕她在家里窝出毛病来，就领着她到西安、临潼去旅游了一圈散散心。在登骊山时，母亲在山上一座太上老君的庙里磕头，一是求太上老君开恩给姐姐一个出路，二是求第二年我金榜题名。
也许是太上老君真的显灵，姐姐一回到家里，前面提到的县教育局招生办的陈老师就先后将两份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一份是雁北地区司法学校定向委培，一份是晋中师范专科学校的定向委培。前者是中专，后者是大专。母亲看了两份通知书，心里有了一点底，但又都不满意：两个学校都要定向委培到山区小县，前者委培到右玉县，后者委培到左权县。正在这一“左”一“右”为难的时候，一个工友从太原带来一个消息：山西财经学院有个“英秘”专业，正在招收计划内自费生，铁Z局分配到了一个名额。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第二天一早就到太原找到局招生办。在有意上这个学校的铁Z局子弟中，我姐姐分数虽然最高，但我父亲只是个普通工人；还有几个局里的处级领导干部子女也想上。所以，招生办的老师们有些为难，没有答应我母亲把名额给我姐姐。我母亲一看这个名额有可能被别人占了，非常着急。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即使是饿肚子的时候也不会做出让人小看的举动，此时为了孩子，什么都顾不上了，当场就给人家招生办的老师跪了下去磕头。招生办的几个老师都是好人，一看这样，一个个都感叹可怜天下父母心。凑巧我姐姐的高考分数是那批学生里最高的，局招生办就顺水推舟把名额分配给了我姐姐。
姐姐上大学那天，我母亲特地让我放下书本，跟着她一起送姐姐到山西财经学院。和现在的这些染着黄头发、胳膊上画着文身招摇过市的小混混大学生不同，那时的大学生都还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看到这些天之骄子们，我露出无比羡慕的神色。母亲不失时机地对我说：今年送走你姐姐，明年就看你了。我当时就对母亲表了决心：明年我一定要惊天动地，让你和爸高兴。
十一、一念之差
在日复一日的埋头苦读中，我迎来了一九九一年。当时虽然还没有进行期末考试，但在小测验中我的成绩越来越好。特别是历史和地理两门，班上已没有任何人能与我相比。考试题目简单时，我总是获得满分，班上成绩好的九十多分；考试题目难时，我则获得九十多分，其他成绩好的则八十多分。我从学习中获得了乐趣，因此每天虽然学的苦，但内心却非常快乐。母亲怕我营养跟不上，每天都做很多好吃的。当时我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复习功课，母亲就做好热气腾腾的鸡蛋肉丝面条给我端上来；中午怕我回家吃饭耽误时间，母亲就做好饭以后送到学校去。那时也是奇怪，我的饭量惊人，一顿饭可以吃掉二三斤红烧排骨，或者整整一只炖鸡。一般参加了高考的学生因为过度劳累都会变瘦，惟独我那一年就胖了十九斤。
一九九一元旦前夕，我姐姐从太原放假回来，我们一家人聚集在一起，快乐地听姐姐讲大学里的生活。那天我很受触动，因此没有看元旦文艺晚会，听了一会以后就一个人躲在自己房间里学习。因为我相信一个说法：“一年中第一天怎么过，这一年就会怎么过。”因此我一直到一九九一年元月一日凌晨两点才睡觉，在学习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第二天早晨九点多钟，我尚正在睡梦中，忽然母亲来把我叫醒，对我说有同学来找我了。我忙穿上衣服起来，心里还在纳闷，大过年的谁这么一大早来找我呀。等我来到客厅一看，顿时呆住了，张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该不是在做梦吧？我赶紧掐了自己一把，好疼。那个“同学”不是别人，正是我为之心碎并深深伤害了我的初恋情人。原来，那一年她落榜了，离分数线差了一百多分。她认识到自己不是学理科的材料，只好改学了文科。可是当时她没有基础，迫切需要人的帮助，于是想到了我。
有句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之前的三年里，尽管我一再苦苦追求，但那个女孩就是不理我，给我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和羞辱；现如今，我几乎已经忘记世界上还有这么个人了，她却送上门来。当时我盯着看了看她，第一次感觉到她一点也不漂亮，甚至还有些陌生。不过，我在她和我母亲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之后，就把她领到我的房间里。
来到我的房间里以后，我给她倒了一杯水，请她坐下，然后我低下头看着地面，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这么沉默着，沉默着。那女孩则请求我的原谅：原谅她的冷漠对我造成的伤害，原谅她的无知给我造成的灾难。我早就不再想起的对过去三年的回忆，渐渐地被唤醒了，清晰地次第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件玫瑰红色的衣服，那张白皙稚嫩的脸庞，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那股醉人的丁香气息，那条我们一起走过的小街，那首令我泪眼朦胧的小诗。我终于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原谅了她。
然而，破镜重圆未必是那么容易的。已经摔破的镜子，再细致地把它拼凑起来，也必然会有无数的裂痕。人们在生活中总是会碰到这么一种现象：追求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目标时，为了这个目标愿意受苦受难，甚至流血牺牲；而当他付出惨痛代价追求到了以后，却发现不过如此，反而觉得当年的追求和牺牲不值得。这个现象不只是在政治上存在，在爱情上依然存在。在回想起她当年那些美好的一面的同时，我也忍不住回忆起她对我的百般羞辱，对我的嘲笑愚弄，以及我为她所遭受的那些苦。一抹挥之不去的阴影，存在于我的心灵深处，使我的心在幸福的表象下隐隐作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
不过，虽然有这些阴影，但我还是接纳了这个女孩，此后双方父母也见了面，算是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我母亲虽然对这个曾经伤害了他儿子的女孩有些不满，但母亲不想伤害我和那个女孩之间的纯真感情，也就把那个女孩当成自己家里人来看待。当时那女孩的文科知识几乎相当于零，迫切需要我的帮助。既然已经算是我的女朋友了，我也就甘于为之付出。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不在学校上晚自习了，而是到她的家里为她补习功课。
到了一九九一年，我在学习上已经颇有心得。在学习地理时，我认准地图的作用，自己动手绘制气候图、政区图、地形图、资源图、经济图。当时我练就了一副绘制地图的过硬本领，可以不凭借任何仪器和参考，绘制出一幅世界地图，各大洲的比例、各国的形状大小、主要河流与山脉的位置基本准确；也可以说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面积、人口、首都、气候条件、主要资源、经济情况等；还可以随手准确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重要的海峡、海湾、岛屿、大河、湖泊、山脉的精确位置。在学习历史时，由于我对年份的记忆特别敏感，就把所有的历史事件按年份编成一个索引，再把该年的主要历史事件编成顺口溜，编完了自己也就记住了，以至于当时我对那几本历史书熟悉程度，到了别人只要说一个内容，我都记得在哪一页、那一页有什么插图，下面有什么注解的地步。学英语时，我认为学英语的窍门就是记单词，因此把英语书上学的每一个单词的音标、意思、如何造句等都抄下来；过完一遍就挑头再把那些仍旧不熟悉的单词再抄一遍，然后再挑头找不熟悉的单词；就这样我整整抄了一千四百页A4复印纸大小的单词，为此把右手食指关节处都累出了一个硬硬的神经纤维瘤，伴随了我十二年，一直到二○○三年春天才通过手术割除。
我的数学成绩很差，本来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数学的学习上去。但是，由于每天都要为女朋友补习历史、地理课程，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去温习数学，后来索性把数学完全舍弃了，听天由命。
一九九一年五月，山西省教委在太原市的山西大学师范学院，举办了全省第一届中学生地理知识竞赛。由于优胜者有高考加十分的优惠，我们学校就选派了包括我在内的三名尖子学生参加这次竞赛，就住在山大师院附近的一个招待所里。临参赛那天晚上，我到山西财经学院找到我姐姐，跟她一起再次把这所大学看了一个够。后来我们姐弟俩一起散步到了汾河大桥上，姐姐嘱咐我说：不要把自己的志向局限在一个山西财经学院，好男儿志在四方，一定要超过我才算你成功。当天晚上我回到招待所里，既紧张，又兴奋，结果一晚上没有合眼。但是第二天，我在来自全省的众多强手面前依旧毫不示弱，一举夺得了一等奖。这是太谷二中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全省规模的竞赛中捧回优胜奖杯。
一九九一年时，山西省高考学生填报志愿的制度很不合理：在高考前填报志愿。没有参加高考，学生心里根本没谱，不知道自己能考什么样的学校。报志愿时老师也不愿意学生的第一志愿填的太高，否则万一够不到重点大学的分数线，连普通大学都难上了。本来，我在高考前有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第二志愿是中国政法大学，学法律；第三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三个志愿都是名牌大学，而且都是北京的。
然而，我的女朋友却对这三个大学一个也不敢填，因为她在上一年的高考中已经输怕了，刚刚学了一年的文科，心里完全没有把握。为了两人考上同一所大学不分开，我犹豫了几天以后也就依了她，和她一起在填报参考中寻找到一所不怎么出名的院校——Z大学。当时，Z大学的招生简章上弄了几张照片，有一张的风景是几幢仿古式的房屋，高高的台阶和云雾；另一张则是茂密的竹林和幽静的林中小路。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学校校园还挺美的，有山有林，校园肯定很大，于是也就违心地同意了，选的是国际金融专业。几个月以后，等我到Z大学报到时才发现，那个仿古建筑只有一幢，人家弄的是重复暴光的手法，让我看成了几幢，而且这幢楼根本不在校园内，而是在学校对门的山上，是学校的涉外招待所；至于那“茂密”的竹林，只有一两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后来我一进Z大学的门就后悔不迭，大呼上当。
一九九一年的高考我考得十分轻松。虽说我数学一向很差，但其他功课我都不在话下，特别是因为地理竞赛而获得的加分，使我比其他同学更有一种心理优势。考场上我都是面带微笑做题目的，其中地理、历史两门课，我都提前一个小时交卷。在我微笑着，满怀信心地交卷时，监考老师神情惊诧地盯着我，仿佛在看一个外星来的异形：他们实在不敢相信，竟然会有这样的疯子，敢在高考的考场上提前一个小时交卷。
十二、外公病危
一九九一年七月九日下午，我考完最后一门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却发现我母亲不见了。父亲告诉我说，高考前几天接到我舅舅发来的电报，说外公生病了要母亲回去伺候。母亲因为怕影响我高考，一直都没说，直到把我送进最后一门的考场以后，才动身回河南老家。
我的外公在外婆去世之后，又在我们家住了四年，一直和我睡在同一张床上，外公这个人很少表露情感，但却非常喜欢我这个外孙，也很喜欢我们家。外公高兴起来，就给我讲以前的故事。外公没什么文化，故事也不多，总是讲望京楼（【注】“望京楼”是河南民间流传的一个孝子的故事）、大要劲（【注】河南人也称大跃进为“大要劲”，意思是要老百姓出大力、受大苦）、粮食关。我听故事的时候，特别喜欢摸外公那硬硬的、白花花的胡子。直到一九八九年，因为我祖母来信说要到我们家住，为了怕老实的外公受祖母的欺负，我母亲才送外公到大姨家住一段。外公一直怀念着我们家，一九九○年我辍学期间，曾经到郑州去看望外公。外公见了我特别的亲热，一晚上都没睡觉，还给我讲那些我已经听了一百遍的故事。那时我已经懂得孝敬老人，一边摸外公的胡子，一边装做很有兴趣听的样子。外公这人嗓门大，大姨家又住的是棚户，因此全家人都听得到外公讲话。第二天大姨告诉我说，外公在他们家住了一年，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如此兴奋地谈一个晚上，即便是自己的孙子来了，外公也没有几句话。那次临走时，我问外公愿不愿意再回我们家住，外公说，当然愿意了，一百个愿意。因此我们家早商量好了，等我高考一结束就把外公接到我们家来。
父亲见我担心的样子，就安慰我说外公病的不重，只是喝酒时被呛了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大事的。可我的心里却十分纳闷：如果说病的不重，那为什么我母亲要千里迢迢地跑去看他呢？那一夜我辗转反侧，始终没法入睡，于是第二天下午，我也匆匆登上了去河南的列车。
等回到老家，果然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外公不仅病得很重，而且已经有亲戚为他做寿衣了。外公的病起源于一九九一年的春节，当时大姨家的几个女婿向外公轮番敬酒，外公挺高兴，结果乐极生悲，给呛了一下。当时也没太在意，可不久外公就开始咳嗽，再过一段时间一吃饭就剧烈咳嗽，还不能说话、不能进食，只靠打点滴维持生命。后来到医院一查，是控制气管与食道的那块脆骨裂了。人家医院一看外公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就说这病要治好很困难，建议还是回家等百年算了。河南滑县有一条丑恶的陋俗，死在外面的人不能拉回去安葬，否则认为不吉利，同村人是会阻止的。大姨害怕外公百年之后不能回去跟外婆合葬，就把外公送回了老家。当我回到老家时，因为长期无法进食外公极度营养不良，已经不能起床，大家都认为外公已经没指望了。
可是我却有很深厚的信念，坚信外公的病并非疑难杂症，而是一个意外伤害而已，只要营养跟得上肯定能慢慢养好。为了哄外公开心，我每天给外公讲故事，讲《三国演义》、讲笑话，鼓励外公坚持下去，等到养好了病以后再到我家住。外公当时已经不会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但我看得出来他想活下来，到我们家去。外公当时大小便失禁，我就不停地用纸给他擦拭，再用热毛巾擦干净。在我和母亲二十多天持续不懈的努力下，外公的病有了好转，能够开口说话了，也能够吃一些食物了，甚至在我的搀扶下能到院子里活动活动了。亲戚们都说，是我的孝心感动了老天爷，连寿衣也不做了。我自然是欢欣鼓舞，就央求着母亲把外公送到郑州的大医院里治病。
十三、郑八的晚年
在服侍外公期间，有一天下午，我在舅舅家门口和亲戚们闲聊。这时，门前来了一个叫花子，下肢瘫痪、衣衫褴褛、虱子顺着头爬，每只手分别扶着个小凳子，在地上艰难地爬行。爬到我家门口，停下来看着我，似乎在乞求着什么。我刚准备回家拿点吃的给他，却见亲戚们收敛起笑容，恶狠狠地赶他走开，他就默默地爬走了。我连忙问亲戚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亲戚们说，他就是那个郑八呀！
原来此人竟然是当年威风凛凛的抗美援朝英雄、不可一世村的治保主任、响当当的造反派郑八！我顿时瞠目结舌，连忙问亲戚们，怎么他会落到这步田地呢？一个亲戚告诉我：郑八当年没有娶到我大姨，但人家手里有权，就又找了个老婆，非常漂亮。粮食关饿死人时，郑八家还吃饺子。郑八的老婆为郑八生了一女二子，可那女人一是懒，二是有痨病，家里总是一贫如洗，而且那个女人七十年代就病死了。郑八鳏居了几年，没人敢再介绍对象给他，闷得慌，就打起了他时年十六岁的女儿的主意，想强奸她。也不知道得手了没有，反正他女儿那天从他家惊慌失措地跑出来躲到邻居家，不久就自己找个婆家远嫁了，再也没有回过村子里。
郑八到了文革期间，在村子里如同太上皇一样作威作福，听说哪家成分不好的有好衣服就去抢；有肉，就去哪家去夺。听亲戚们说，那一阵子郑八家里吃饺子，饺子馅里面都不搀青菜，全部是肉丸子，这在那个物资极度短缺的时代是非常令人难于理解的。文革初期，郑八带着几个孩子到我们家造反，抢走了我们家的被子。文革结束后，政府勒令他把被子还给我们家。外婆嫌这家人恶心，不要了。郑八这个人，自然一直到死都怀念着“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他趾高气扬的日子。
文革结束以后，郑八的职务被免去了，沦为一个普通人。由于郑八当权时作恶多端，没有任何人愿意同情、接近他，生活日益艰难。郑八本来身体就有伤，一颗子弹至死也没有取出来，年老时旧伤复发，下肢瘫痪了。也许是秉承了郑八的德行，他的两个儿子都非常不孝顺，经常不给郑八吃饭。有一次，饥肠辘辘的郑八乘儿子外出，爬到鸡窝偷了一个鸡蛋，自己没法站起来在锅里煎鸡蛋吃，就趴在院子里的地上生了一堆火，用一个铲子盛着鸡蛋在火上烤熟。刚准备往嘴里送，他儿子就回来了，一把把那鸡蛋抢了去。
郑八是伤残军人，按理说有政府的抚恤金。但是这笔抚恤金郑八本人享受不到，全被他儿子截流了。那时乡镇财政开始吃紧，抚恤金往往出现不按时发放的情形。每月到了发抚恤金的日子，郑八的儿子就用架子车把郑八拉到乡政府要抚恤金，不给就扔在政府大院里。郑八的子孙们比起郑八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儿子经常偷窃邻居家的东西，八十年代的一天，郑八的邻居在收获了一车花生以后准备上道口去卖，看看天色尚早就把装花生的架子车放在自己家院子里，谁知过了一会出来时发现架子车已经不见了。那家的人赶紧出去找，结果在去道口的路上看到郑八的儿子正拉着人家的架子车，准备偷着到道口去卖呢。郑八的一个孙子，也是有志不在年高，在十四岁时就奸杀了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到现在还没从监狱里放出来。
听了亲戚们对郑八的介绍，我不禁感慨万分。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古话说得一点也不假。人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嚣张，不要琢磨着欺负别人，要多给自己积点德、行点善，否则早晚要遭到报应的。亲戚们说：“报应，这就是报应啊！现时报啊！老天爷可公平着哩！”一九九一年秋天，我的外公去世后隆重出殡的那一天，这个一度在村子里叱咤风云的郑八也死了。郑八的尸体被他的儿子用草席一包，挖个浅坑埋了，连一个墓碑都没有。
十四、工人子弟
我在老家伺候了外公二十多天，期间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金榜题名。到了八月初，我父亲来了封电报，说“高考成绩已下，见报速归”。接到这份电报，母亲和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因为我父亲的电报没有说清楚，究竟是否考上大学，当时也没有电话问个明白。我舅舅说，上学的事情大，这里有我呢，你们先回去看看吧。于是，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外公，和母亲回到了太谷县。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惴惴不安，一是担心外公的病情，二是担心自己的考试成绩。
一进家门，就看到姐姐和她的一个女同学兴高采烈地跑出来。一看她们的表情，我就知道肯定考上了。我姐姐给了我一张《太谷报》，说我上报了，报纸是班主任邢老师报喜送来的。我一看果真是的，那一年我考了全县文科第二名，全省地理单科第一名，历史单科第二名，都是太谷二中建校以来的破天荒的好成绩。姐姐对我伸起大拇指说，你真的超过我了，算你有本事！顿时，我们全家沉浸在快乐中。父亲说，你不愧是你爷爷的好孙子，咱家这读书的香火，被你给续上了！高兴之余，我又问起女友的情况。父亲沉默了一下说，没考上。
闻听女朋友没考上的消息，我急忙心急火燎地赶到她家。女朋友一看到我，眼泪就簌簌地往下掉，说自己这辈子完了，没希望了。我连忙宽慰她说，今年比去年考得好就是进步，只要照我的方法学，明年就一定能考上，大不了再受一年罪。此后一个多月，女友哭了一个月，我安慰了她一个月，给她补习了一个月的功课，全然没有了金榜题名的乐趣。后来我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我的成绩整整高出了十分。我心中的那块阴影更加浓密了。
父母实现了他们以前对我许下的诺言，在那年夏天到太原给我买了一架“百灵”牌八十贝司的手风琴。由于忙着给女友补习功课，我也没工夫认真学。有了手风琴，父亲就经常给我们弹奏一些苏联歌曲，《喀秋莎》、《三套车》、《第涅伯河掀起波涛》等等。我父亲一边弹，一边感叹：同是一架手风琴，既可以弹出《手风琴伴奏红灯记》之类的丑剧，也可以奏出人间最优美的旋律。
八月中旬，我们全家到陕西临潼去旅游，一是为了庆祝我考上大学，二是去年姐姐高考落榜后母亲许了两个愿：一是姐姐找到出路，二是我金榜题名。如今一一应验，一定要去还愿。去临潼之前，我到街上买了一些彩色吹塑纸，做了一个写有“有求必应”几个字的镜框。火车路过风陵渡黄河大桥时，父亲指着黄河南岸的沙滩对我说，当年他们修这座铁路大桥时，曾经有几个牺牲的工人埋葬在这座沙滩上。等火车过了桥走了一会儿，就来到当年我父母工地所在的上城子村。火车在上城子车站停了一会儿，附近的村民就围着火车卖“凉开水”，一角钱一杯。这些村民也不知道从哪里灌的脏水来卖，等火车一开他们就笑着在铁路上把水倒掉了。其实上城子吃水是相当困难的，村民们这么不爱惜水，说明这些水肯定不干净。我母亲伸出头问村民，当年我父母借住过的房东一家还在不在，村民们还都认识。母亲感叹道，几十年前上城子的村民是那样淳朴，今天全都变坏了。后来火车过了几个隧洞，都是父亲他们当年开的。
到了骊山上的太上老君庙还愿时，我跪在地上给太上老君磕了几个头。又默默地许了两个愿望：一是女朋友第二年考上大学，二是外公的病快点好。结果，第一个愿望算是实现了，第二个落空了。
从临潼回来，父母又在家里请了几桌客，把邢老师和父母的几个工友都请来了。席间，当时的铁Z局太谷办事处主任高叔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是咱工人的子弟，上大学是咱们全家属院工人的光荣；今后你上了大学，无论当上多大的官，你都不要忘记你自己父母对你下的辛苦；也不要忘记，为咱们穷工人说话，替咱们工人办事。从此以后，我牢牢地记住了高叔叔的话，始终把自己看作真正的工人子弟，为工人说话，替工人办事。
十五、“八 ? 一九”事件
八月十九日，原本是一个谁都不会注意的、平淡无奇的日期，人们想起它，自然会联想到夏季的炎热和为期不远的秋风。然而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这个日期以及这个日期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却成为全世界的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下午，还沉浸于高考胜利的喜悦中的我，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聆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声音。在青年节目《王肖半小时》结束后，突然，播音员一改往日温和的语调，以一种严厉的、郑重其事的口吻播放了一则新闻：“现在播送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告苏联人民书》……”我顿时目瞪口呆，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听完了公告的全部内容，生怕漏掉一个字。我明白了，苏联发生了政变，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台。
由于当时《告苏联人民书》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通告是反复播放的，等我回过味来，第一件事情就是高声喊父亲：“爸你快来！戈尔巴乔夫下台了！”正在客厅的父亲赶过来，站在收音机旁，全神贯注地听完了全部新闻。我父亲的脸上充满了错愕与疑虑，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好，不愧为苏联共产党，不愧为共产党！”
平心而论，我们这个家庭，一贯对苏联的一举一动都给予高度的关心。因为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从来都认为：苏联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一切都对我们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这种对苏联的热爱是五十年代中苏友谊和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所收获的果实，是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在六七十年代，无论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身处何种逆境，也从来没有相信过那些冒牌社会主义者们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污蔑与诽谤，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的信仰。
我不掩饰，我们当时对戈尔巴乔夫很有好感，非常赞赏他那充沛的精力，英俊的面容，迷人的微笑，经常深入群众与人民对话的平民作风；也非常高兴地看到通过戈尔巴乔夫的努力，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对这个人寄予了高度的信任和期待，期待他能够通过改革，改掉日益僵化的官僚体制，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重新焕发出活力，引导苏联人民走向美好灿烂的明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他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他的“多一些社会主义”渐进过渡的理论，他的“民主与公开性”的原则，以及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让我们耳目一新，给我们以无比强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当初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很多话，都印在一九八九年版的高中《政治常识》教材上。很遗憾，这本教材发下来还来不及使用就作废了，因为发生了一九八九年事件和东欧演变。
但是随着一九九○年以后苏联事态的演化，我们对戈尔巴乔夫逐渐产生了疑虑。因为经过五年的改革，苏联形势不但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反而开始加速滑向危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武装冲突、第比利斯的流血事件、波罗地海的独立风潮、旷日持久的矿工罢工，各个加盟国家的主权宣言，战后国民经济的第一次下滑，废除大面额卢布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以及戈尔巴乔夫忽左忽右、优柔寡断的处事方式，特别是对叶利钦等反共反苏分子的节节退让，使我们对苏联改革的前途充满了担忧。当然，这种担忧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而是缓慢地、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因此到“八?一九”事件发生之时，我们都怀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既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命运给予关注与同情，又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能够结束混乱、恢复秩序寄予某种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