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上的是国际金融专业，那时还不叫专业，叫专门化。这个专业对英语要求很严格，一般要求学生大学二年级之前就要过四级，毕业前过六级。我上初、高中时，自己想学俄语，无奈没有开俄语课的学校，只好上了英语。太谷县的各个中学里，英语课程中既没有口语，也没有听力；而且初中学英语音标时，老师的英语发音不准，带着很强的太谷口音，教得我满口结结巴巴的“太谷英语”。到了大学里，老师则按照大城市的英语教学进度，一上来就要讲口语、听听力。本来入学摸底考试时我的英语成绩还是八十多分，在班上不算低，但口语和听力却把我给难住了。上英语第一课，老师就让大家用英语做自我介绍，我憋得满脸通红，讲出来的都是带有太谷方言音调的古怪发音，弄得好多同学忍不住捂着嘴笑。本来我就厌烦财经类学校，此时更觉得自己是“倒霉”了，也就不愿意学英语。结果到了大学二年级英语四级没通过，又被从涉外专业分流到金融专业，不过继续跟着国际金融班上。当时还觉得挺难过，现在想想，也没什么了不起。分流之后，我努力了一个学期，结果当年四级就过了，但六级我是不想再考了。
上财经专业本来就非我所愿。我母亲以前担任单位会计，每天看到她伏案工作到深夜，填写密密麻麻的表格时，我就对财经这个行当非常的不喜欢。我所上的Z大学根本就不是我以前所想象的大学那样，“依山傍水、古木参天，掩映着红墙绿瓦的教室”；这所大学面积狭小，从东到西走三五分钟就到头了，从南到北要稍微长一些，也只需要十几分钟。在狭小的校园内，一栋挨一栋挤满了破旧的苏式简易房屋。学校最大的绿地就是位于图书馆旁边的“思园”，里面有一尊陈毅元帅的半身像（【注】Z大学前身为中原大学，是陈毅创办的）。“思园”的面积不过几个篮球场那么大，到了夏天的晚上，里面谈恋爱的情侣的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米一对，从里面经过时稍微不注意就会踩着地上坐着、躺着的鸳鸯们，令人不禁想起一首古词：“争渡，争渡，惊起一片鸥鹭。”
不仅如此，我还发现这所大学里没有真正严谨的学风和学术气息，也没有真正的经济科学。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通病：没有真正的独立的科学见解，一切学术观点都是围绕当政者的需要，只是给当权者的政策做注脚。一旦上边有了什么新想法，都可以找来几个“专家”来进行所谓的“科学论证”；所谓的“专家”和“学者”们，则对上层的意图亦步亦趋，随时准备推翻自己原来的见解。有些人昨天还在信誓旦旦地说计划经济无比优越，今天就可以同样坚定不移地说除了市场经济就没有出路。
大学里的一些教师，每天也忙着出书。但是很多人出书并不是为了搞学术交流或者思想的碰撞，而仅仅是为了骗钱、骗吆喝。每当某些老师准备搞“科研”时，就找一批学生到图书馆里先疯狂地复印资料，再找几个人抄写。从张三的观点里剽窃几句，又从李四的文章里摘录几行，七拼八凑，一个新课题、新观点、新专著就诞生了！正可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就是这样，整个大学里一天到晚散发着功利主义的铜臭，充斥着伪“知识分子”们发财心切的浮躁，霸占着课堂的是伪知识、伪科学。面对如此乌烟瘴气的学校以及自己深恶痛绝的专业，我灰心丧气、天天逃课。特别是大学二年级那个美国来的外教，我自始至终都没见过她一面，连考试都没参加。后来考试时她还纳闷地问，不是班上有一个叫“GUOYA”的学生吗？怎么没见过？幸亏外教成绩属于英语成绩的一部分，英语一过四级就冲掉了，我没参加考试也只是少记了几个学分罢了。此外，我甚至还一度产生过退学重新参加高考的想法。后来一个高年级的女同学提醒了我，她说：即使重新考上你所认为理想的大学，结果也未必不是这样，“天下乌鸦一般黑”，除了又浪费两年工夫没什么用，你最好还是受着吧。我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又想起高考还要考那令我恐惧的数学，也就死了这条心，安心做一名“知识混子”。
六、艰难创业 母亲八十年代所挣下的三万元钱，因为家里接连发生大事，再加上通货膨胀的损失，到了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就只剩一千八百多块了。当时我父亲一个月工资不过一百二十块钱，其中九十块要寄给祖母；母亲则好多年没有到厂里上班，同时厂里也处于半停产状态，也就没有了收入来源。在送走我上大学之后，我父亲母亲就只得再次靠双手创业挣点钱了。
母亲以前在灯具厂上班时，厂里做一种过年挂的花灯，每年过年都能到太原市场上卖些钱。母亲想了想，别的挣钱门路也都没有了，做花灯本钱小，容易翻本，于是就用这最后剩下的一千八百块钱，雇了几个原来灯具厂的下岗工人来我们家，租了铁Z局办事处的几间空房子，开起了花灯小作坊。当时本钱小，雇人成本又高，结果只做了两个品种：三十六个六屏灯（【注】六屏灯是我们家花灯的最早的一个品种，以有六个屏风似的窗口得名）和三十个花篮灯，合计六十六盏花灯，以求图个“六六顺”。
一九九二年春节前夕，我放寒假回家。那天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母亲闻讯急忙从作坊赶回来，双手糊满了粘花灯用的四○一胶，用汽油随便擦了擦手就紧紧搂住儿子，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儿子帮母亲拭干眼泪，安慰她说，妈，别哭了，我这不是挺好吗。然后我又问母亲，不是说过年前要接姥爷到咱家吗，怎么不见姥爷呀？母亲回答我说，因为小厂刚开张，现在比较忙，等走上正轨后再去接他。我听了，也就没往别处想。
回到家第二天我就到小作坊里帮母亲干活。母亲从事的花灯生产，是一项很复杂、辛苦的买卖。做花灯时，要买回铁丝、布料、四○一胶、灯穗、排穗、彩纸等原料，先用拔丝机把铁丝拉直；再按照要做成的花灯形状，裁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长短的短铁丝；再用钳子把短铁丝拧成需要用的形状；然后用电焊机焊成灯架子，一个灯架子往往有上百个焊点；把买回来的布料裁成几十块形状、大小不一的布块，用四○一胶把布块粘到灯架子上；再用花边盖住布料接缝处，然后再把用彩纸刻成的花纹粘到布面上去，接着再粘排穗、上灯穗；最后，还要往灯上画水墨画。一个花灯就要这么多的工序，所有原料的尺寸、大小、多少都要靠母亲的脑子来记。
我所干的活就是和我父亲一起往空白的布面上画水墨画，每盏灯要画三幅不同的画。一开始我干得还挺有趣，干了两天就觉得枯燥了，挺累。其实，这画画算是做花灯里最轻松的活，灯具厂有一个画灯的画匠，三五分钟就可以画好一幅花鸟画。但是，我没有学花鸟，学的是山水，因而要比画花鸟麻烦许多，速度也慢许多，平均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一幅。但有一点，山水画在花灯上，就是比花花草草的好看。想一想母亲不容易，我就咬着牙，和父亲一起把九十个画画完了。花灯这个东西，原料本身都值不了几个钱，关键是全都是靠手工。可以说，卖花灯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踏踏实实，不投机取巧；挣血汗钱，不指望运气，诚实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换取微薄的收入，这就是我的父母，这两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劳动者的想法。
卖花灯跟卖对联、鞭炮一样具有时令性，全靠过年以后正月初六到正月十四元宵节前那几天，正月十五以后就一个也卖不出去了。因此自从做起了花灯的十二年时间里，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一个安生年。
一九九二年的春节正月初六，我和母亲第一次到太原市场卖花灯。当时，母亲原来所在的灯具厂主要在位于迎泽大街的省二轻交易厅大楼内设柜台，我们家没有那个实力，母亲也不想吃“窝边草”，跟自己原来所在的厂子竞争，就到太原市钟楼街一带租柜台。那时我们家已经基本上没什么钱了，租不起好柜台，母亲就上街挨个问，认识了来自河南长葛县的老霍一家。老霍原是长葛县下面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孩子挺多。后来老霍从支书位子上退下来以后，就领着儿孙们做起了戏装生意，全家都是做戏装、锣鼓、彩旗、舞狮用品的。平时就回长葛老家搞生产，临过年就到太原，全家好几十口人包了一个小旅社，五个儿子、两个女婿每人招呼一个商店，孙子们就来回跑腿送货，女人们就在家里做饭，一切全听老霍调度指挥。
母亲手里没钱，跟老霍认识以后，就在老霍的戏装店门口租了一个一米见方的空地卖花灯，说好租金二百块，卖了钱再给。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太原市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由于建设时布局不合理，污染大户太原钢铁公司位于太原市正北面。山西这个地方到了冬天刮北风多，结果把太钢的污染全都刮到太原市区来了。再加上太原是个三面环山的盆地，污染又不容易散去，造成太原冬季的严重污染。那种污染到了什么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年到头看不到什么蓝天；冬天里的大晴天，抬头看看天空，就能看到烟灰状的煤灰扑簌扑簌地往下掉，我们称之为“黑雪”；刚换上的白衬衣，出门骑自行车转一小圈，回来领子就黑了；头发两天不洗，就结成毡子，根本梳不动；空气中漂浮着二百万公斤铅，平均每人一公斤。那一年我们第一次做这种买卖，不懂得货卖堆山的道理，看着漫天的“黑雪”，心疼自己的灯，就用塑料袋把花灯罩起来，挂一个在外边。来来往往的顾客，看到这一个被塑料袋罩着的花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问都不问一下。偶尔有一两个来问的，一看就只一两个品种，也就不愿意买了。我们母子俩每天冻得哆哆嗦嗦地守在那里，又冷、又累、又饿、又脏，但就是不见发市，禁不住心急如焚。母亲的嘴上急出了满嘴的大泡，上嘴唇都快挨着鼻子了。自己卖不动就赶紧想办法找人代销，一会到这个商店看看，一会到那个摊点问问，终于找了一家代销的。
那年拉到太原的六十六盏花灯一共只卖了十八个，其中我们家自己只卖出去三个，卖了二百四十块钱；代销的卖出去十五个。代销的那人也挺狠实，从我们这里拿货按四五十块一个拿，卖一百五六十块。加起来，我们自己只得了不到一千块钱。老霍家的人真不错，一看我们受这个罪，又没挣到钱，连租金也不要了。后来剩下的花灯租了个小面包车拉回太谷，又花掉了六十块钱的运费。
第一年做生意就亏了本，父亲看着满屋堆着的花灯，心里也是又急又气，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穷就穷一点，省着过就成了。可是母亲却不这么看，说孩子们马上就要毕业成家了，安排工作、结婚哪个不要钱？就凭你那么点工资，绝大部分还要供养老太太（【注】指我的祖母），不干这买卖，吃啥呢？咱们雇不起人，就自己干，能干多大就多大。于是我父亲就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跟着灯具厂的一个老工人于师傅学习焊灯技术。我们家对于师傅很厚道，于师傅也很用心教；而父亲脑子好使，一学就会，而且因为是给自己干的，焊起灯来比于师傅更用心，更精益求精。我父母二人，一个焊灯，一个糊灯，没日没夜地干活，姐姐则每个星期天回家时刻花。母亲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训，开始琢磨起花样款式来，使得我们家的花灯品种在第二年增加到了十来个。就这样，我们家的花灯作坊开始艰难起步了。
七、外公去世
在太原卖完了灯，寒假也就结束了，我和姐姐都要返校。由于去武汉市必须在太原坐车，我就和姐姐一起到了太原，先到了姐姐就读的山西财经学院。在路上，姐姐突然对我说，小亚（【注】我的小名）告诉你一件事，你得先答应我别哭。我心头猛然一震，忙问是什么事。姐姐说，咱姥爷去世了，咱妈怕你太难受，一直没敢跟你说。我顿时目瞪口呆，愣了一下马上叫了起来：不可能！咱舅、咱妈写的信里，都说咱姥爷病好了，咱妈前几天还说过了年去接咱姥爷呢，要是姥爷真的去世了，咱妈还能这么说吗？我在放假在家这么多天，咱妈能不跟我说吗？姐你诳我干啥呢？姐姐沉默了一下，说，小亚，我没诳你，咱姥爷真没有了，去年十月二十八号去世的。 听了姐姐的话，我虽不愿意相信，但也心神不宁。但无奈一开学就要补考，我也只得先返回学校。补考过关以后，我立刻向辅导员请假七天要求回老家。辅导员一听要请七天假，就说请假时间太长了，要找系主任的曹老师批。当天夜里，武汉市正处于“倒春寒”的天气，刮着寒风，下着冷雨。我按着别人的指点，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位于校外首义小区的曹主任家。曹主任是这个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学问人，非常和善，一听这个情况，又看我浑身湿淋淋的，嗟叹不已，马上大笔一挥批了假，还跟我说要是情况需要，还可以多待几天，回来再补请就行了。 在去曹主任家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把自己的铁路免票带在身上。到了车站才发现，往北走的列车，只有凌晨两点路过武昌的二次特快（【注】二次特快是长沙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从北京开往长沙时称一次特快）可以上。本来我的铁路免票已经过期了，上车时我掏出来跟列车员一晃，也就混上去了。上车以后没有座位，我也有些困了，就找了几张报纸往地上一铺，钻到座位底下睡觉。第二天下午火车到了新乡，我又下了火车改乘汽车回到了滑县老家。当时天已经黑了，在从公社下车往村子里走的路上，无数儿时的回忆涌上心头。小的时候，我就常沿着这条泥泞的机耕小路，跟着外公到公社看戏。外公个子高，走的快，我总是撵不上，外公就把我抱在怀里或者背在背上。到了戏园子里，外公不是给我买一块西瓜，就是买一把花生。
进了村，在往舅舅家走时，我心里还在不断地盘算，到底会出现什么结果。当时心里还存在一丝侥幸：或许是姐姐跟我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走着走着，到了舅舅门前，我看到了大门上贴着的白纸。顿时，我什么都明白了，急忙推门跑进屋，一进门就问外公葬在哪里？正在屋里干活的舅舅压根儿没想到我回来，愣了半晌。等回过神来，舅舅一边抹眼泪一边对我说，你姥爷是去年秋后没有的，俺们都知道你最亲你姥爷，怕你受不了，你妈就嘱咐谁也别跟你说。你姥爷临走前两天，还念叨你咧。当时话都说不清了，还想说，仔细听听，是叫“小亚”……
随后，舅舅陪着我来到了村子西头地里外公、外婆合葬的墓前。临去时，我在村子里的小卖部里买了几根蜡烛和一些纸钱。看着外公外婆的坟头，我忍不住泪眼朦胧。我强忍着泪水，转身对舅舅说，舅，你先回去吧，我跟姥姥、姥爷说会儿话。舅舅也理解我的感情，就对我说，小亚，人死了不能复生，你也别太难过。说完，舅舅就扭头走了，走了两步，觉得不放心，又回来说，小亚，说一会儿就回去吧，你还没吃饭咧。等目送舅舅走远，我转过身来，勉强哽咽着说了一句：姥姥，姥爷，小亚来看你们了……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一头扎在坟头上，泪水就如同决堤的海洋倾盆而下。我之所以如此难过，是因为我自责，我后悔，我觉得自己愧对了两位老人。如果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我在接到父亲的电报后不马上回太谷而是坚守在这里，将外公送到郑州的大医院去治疗，也许结果就不是这个样子，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如果尝试了没有成功，我也许不会这样后悔，可是我竟然没有尝试，当时为什么不尝试一下？田野里的夜晚，四周一片死寂，只有昏暗的烛光在寒风中摇曳，我嘶哑的哭声在夜幕里飘荡。
八、市场经济
在无尽的忧郁中，一九九二年的春天来到了。那一年，报纸上开始刊登邓小平南巡的消息。据说邓小平路过武汉时，发现武汉破破烂烂的，就说了一句“武汉还是老样子”，连火车都没有下。虽然我一向关注政治，但刚刚失去了亲人和精神祖国，我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也就没有关心邓小平南巡。现在想一想，我还是觉得邓小平这个人很可敬，都已经快九十岁了，还那样关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不辞辛苦地为改革鼓气。虽然我对他做过的某些事情不满意，但是我仍然认为他不失为一位可敬的人。
一九九二年的中国，正是“走市场经济道路，还是走计划经济道路”的转折关头。上半年还在激烈地争论，到了下半年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当时，我担任了系学生会和分团委的宣传部长，因此也为十四大画了不少宣传画。中国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加以批判，主张市场经济的人往往横遭厄运，多年来人们对“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噤若寒蝉，不敢多提，对什么是“市场经济”都不熟悉。因此，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早期，必然会出现种种看似荒唐的现象。
到了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受市场经济风潮的影响，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经商热潮。Z大学本来就是一个铜臭气十足、异常浮躁的地方，顿时如鱼得水。那一段，老师们纷纷下海，学生们纷纷经商。大学校园里，也办起了“星期天市场”，一到星期天主校内唯一的一条干道两边都是来自校内外摆摊的。就连一向清静的图书馆里，也贴着诸如“买汽水到五楼找刘老师，买袜子请到地下室找王老师”之类的广告。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肇始。
作为对什么都好奇的年轻人，我也不能免俗。于是我跑到汉口的武圣路文化市场，批发了一些画到各个寝室去卖。可是当时我太主观了，批发的画都是自己喜欢的风景画，那些球星歌星美人图一张也没进。结果货不对路，剩下好多没有卖出去。幸亏后来家里做起了走马灯，才把那些风景画当走马灯的灯转给用上了。以前太谷灯具厂做走马灯的灯转，都是人工画在纸上的，皱巴巴地很不好看，不透光，也特别怕下雨。我在批发画时，看到有那种双面封塑的风景画，心想这个东西用来做走马灯转肯定不错，于是写信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听说以后，就来到武汉，买了不少那种画回去，果然非常适合。
除了卖画，我还打起招牌走上街头联系家教。以前我也做过几天家教，是别人联系好以后我去，成功了就给人家十块钱。现在，我自己也要当一回中介了。我这个人比较在意门面功夫，又会画画和写美术字。别的联系家教的人都是在一张白纸上写俩字：家教，到闹市街头放在地上就行了。我则不同，专门找了一块三合板，用一根木棍一钉做成招牌，再用学生会宣传用的红色电光纸一蒙，上面用黄色广告色写几个美术字：Z大学，家教。我举着这个招牌走在闹市街头，非常醒目，生意自然非常的好。最多的一次，一个星期天就做成了十笔业务，二百块钱的营业额（【注】当时的规矩是：介绍成功以后，学生、家长每人各出十块钱给中介）。不过那天确实辛苦，冒着“秋老虎”的炽热的阳光，搭轮渡过了江以后从江汉路沿着中山大道走到武圣路，又从武圣路走到武汉商场，又从武汉商场走回江汉路，全靠两条腿，回到宿舍时脚脖子都肿了。当然也曾经有过不快：有一次在我中山公园门口摆摊时，来了一个“城管”，二话不说就要抢我的牌子。我一边拼命夺回拍子一边跟他大吵了一架，当时围了不少人看热闹，纷纷指责那个“城管”，说老大不小的人了，跟人家穷学生过不去，结果那家伙灰溜溜地走了。我心里也有气，把摊子一收，从此不干了。
我们班的其他同学，也各有各的买卖。其中一个同学批发了整整一大箱子瓷器，在“星期天市场”摆了几次摊，没卖掉几件。“星期天市场”取消了以后，这位同学的瓷器就一直在床底下放着，后来送了一些给人，还剩下的都扔到楼下听响了。那时也有些空虚，他一个接一个往下扔瓷器时我们都围着看，听到下面“嘭”的一声，个个都很开心。
九、惨淡经营
一九九二年春节卖花灯生意的失败，没有让我母亲退缩与气馁。她从第一次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到处请教老师傅，把花色品种增加到了十来个。为了节约成本，父母二人没有雇佣别人，全靠自己动手；为增加产量，两人每天劳作十五、六个小时，也从不休星期天。母亲糊花灯时，经常满手粘的都是四○一胶水，也没时间做饭，二人每顿随便弄点青菜，下点挂面或者方便面吃。当时，我父亲已经五十七岁了，每天趴在电焊机上干这么长时间，导致肩周酸痛、活动不便。我放假回家时，看到父亲在院子里那棵白杨树上钉了一个螺丝刀，肩膀疼的时候，就在上面蹭一蹭。一九九六年，我参加工作的头一年回家，就专门给父亲带了一个按摩棒，父亲后来说那个按摩棒挺好用的。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开始走进半死不活的困境。一九八六年以后，伴随着百万大裁军，十几个铁道兵师转业为铁路工程局。这些新工程局大都是由年富力强的转业兵组成，技术过硬，战斗力强，离退休人员少。此时我国已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企业要参与竞争自己找活干，铁Z局和人家一比，哪一样也不占优势，在竞争中渐渐败下阵来。
一九九二年我姐姐大专毕业，学校里分配的就业岗位非常差劲，全都在一些偏僻的山区小县。当时，我叔叔刚从东北调到北京附近的廊坊市，母亲就有意让叔叔托托门子在廊坊找一个工作。只是当时叔叔自己也是刚刚调去，还不认识几个人，因此一下子找不来好工作。我母亲到学校一打听，假如分配去了那些山区小县，那么将来从当地人事局调动就很困难了；如果此时不服从分配，则档案仍然可以暂时保留在学校里，第二年可以再以毕业分配的名义派遣。权衡再三，母亲给学校管分配的领导送了一些礼以后，就让姐姐再等一年。在这一年里，姐姐就留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做灯笼。
到一九九三年春节我放假回家时，一进门就看到屋里堆满了灯笼，父亲、母亲和姐姐三人都在忙活。我也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干活。正月初七，我们在太原钟楼街靠西端的小白楼商场门口租了一个临街的窗口，开始上货。
钟楼街是太原市的主要商业区，每天人来人往的。因此，为了交通顺畅，钟楼街自早晨七点就不许汽车通行了。我们家的灯笼，全要靠租太谷跑太原的营运面包车运输，每天早晨必须在六点半之前到达钟楼街卸货，否则警察抓住要罚款。太谷到太原有一百多里路，那时路面也不好，又是夜间行驶，汽车要开上整整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在此之前还要装车。花灯这东西比较娇贵，碰不得挤不得压不得，为了节约运费还要费心思尽量多装，每次上货时我们家凌晨四点钟就要起来装货。
山西地处北方黄土高原，冬天凌晨的气温非常低，一般是零下十度到二十度，最冷的年份可以达到零下二十五度。我们家到太原卖货时，一般都是我和母亲两人一起去，姐姐和父亲看家装车。那时也没有电话，有时候需要取什么零部件，都要专门跑一趟。头天晚上坐火车十一点到家，第二天凌晨四点跟着送货的车到太原。有几次送货时我坐在车上，虽然感觉非常困想打个盹，但车里温度实在太低了，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太原下车卸货以后，我冻得双脸发麻，光会张嘴，就是说不出话来。母亲比我还要辛苦，这样的情形更是家常便饭。
一九九三年的春节山西特别冷，最低气温总是零下二十多度。偏偏我们租的小白楼商场是早晨九点开门，因此从卸货到开门中间的两个小时，成了我们最难捱的时间。又冷、又饿、又困，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还片刻不能离开货物：一怕犯法的盗贼偷，二怕“执法”的城管夺。凛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如同刀割一般，母亲心疼我，总是让我到背风的地方站着暖和一下。当时我已经懂得心疼母亲，就跟她换班去背风的地方站。
卖灯笼时需要把灯笼挂到户外人们才能看到，因此这就成了城管敲诈的一个理由。中国的城管真是一个怪胎，无孔不入、无所不至，见了多可怜的人都要去敲诈勒索。就连我们卖灯笼这种小买卖，也要不时地孝敬给他们香烟和钱，才能得以干下去。有一次，我们家刚从车上卸了货，小白楼商场又没开门，就碰到城管提前上街“执法”。那帮城管咋咋呼呼地围住我们母子俩，非要没收我们的货物不可。当时在我的眼里，看到这些人真是面目狰狞、一个个牛头马面。好在母亲这个人在商海里滚打多年，善于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话也说的好听，塞了点钱以后，也就把那帮“执法者”打发走了。
前面提到过，太原空气污染严重。当地人每天回家可以洗洗涮涮，可我们这些外地来卖灯的就没有这个条件了。为了省钱，我和母亲住五块钱一天的小旅社，里面自然没条件洗头洗澡，只好就那么脏着。平时吃饭，就随便在街上吃点凉皮或者泡方便面对付。有一天姐姐来替我，晚上收了摊，母亲一看这天卖了两千多块挺高兴，就说咱们吃点好的吧。于是她俩来到一家“加州牛肉面大王”，想吃碗牛肉面。可人家门童一看母女俩蓬头垢面的以为是叫花子，就说已经关门了，不让进。其实母亲看得清清楚楚，就在他们理论的时候，饭店里依旧人来人往的。不过母亲也没跟他们争吵，扭头领着姐姐回旅社吃方便面去了。那天有个单位要求特制几盏花灯，吃完晚饭以后，母亲和姐姐就在旅店里连夜给人家糊了出来，一直忙到天蒙蒙亮才迷糊了一小会儿。
不过，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那年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把我们那个柜台布置得琳琅满目、姹紫嫣红，招徕了很多顾客。其中有一个古交来的煤炭老板，到了我们的摊子前面，这种要两个，那种要一对，一个人就买走一千五百多块钱的货，连价都不还，还直夸我们家的货好。母亲给那人示范安装花灯时，恰巧太原电视台的记者要拍一个“节日气氛祥和”的新闻，我母亲也就上了一回电视。母亲上电视跟父亲当年上电视有些不一样，这回不是排演的。最后一结账，那年我们一共卖了八千块钱的货。元宵节卖完灯笼回家数钱时，一家人把从一块两块到一百元的钞票都摊在床上按面额分类，铺了好大一片。最后我算完账，报出“八千”这个数字时，全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十、罢餐事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拜金主义逐渐兴盛起来。假如说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每日谈论的都是理想，那么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更喜欢钱。那时的大学校园内每到周末，就会有不少豪华的轿车停在女生楼门口。知情者告诉我说，这些都是接那些“傍大款”的女生们出去过夜的、大款们的车。
有些女生“傍大款”，有些女生则出去卖淫。刚进学校时，我们山西老乡聚会，我认识了一个女老乡。那个女生长相在我看来算中上等，身材非常好。当时她还显得比较有才华，学校广播站经常播送她写的一些稿子。后来学校搞时装表演队，她还成为模特儿。上大学头一年我们还挺热乎，经常在一起聚一聚，但后来各忙各的，渐渐地很少来往了。到一九九三年的一天，我突然在开会时听到老师传达她被开除的处分。原来，本来家庭条件还不算差的她到大城市生活了几年，看着到处的诱惑，大概渐渐地感觉到钱不够用了，就跑到学校附近一家大宾馆里做起了皮肉生意，结果在卖淫时被公安局“扫黄”给抓了个正着。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伴随着农产品价格放开和基建过热，又一次剧烈的通货膨胀发生了，后来有资料说那年物价指数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三。并且，由于粮价放开、取消粮食凭证供应等改革措施的实施，粮食和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反映在学校里，就是食堂饭菜价格涨了一倍半，质量还不断下降。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当时大学总务后勤这一块是肥缺，食堂的承包人和员工大都是校领导的七大姑子八大姨。这帮人狐假虎威，对待学生的态度非常恶劣，打骂学生的事经常发生。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竞争机制，他们做出的饭菜越来越难以下咽，馒头没发开、米饭里有沙子、菜里有虫子的情形时有发生。食堂里的那帮人做韭菜炒鸡蛋时，下面全是韭菜，上面铺一层薄薄的鸡蛋，看上去挺好看；只要一把钱给他，他就用勺子在鸡蛋下面抠呀挖呀，盛进碗里的都是韭菜。而学生吃的大米，不知道是哪一年出产的，全都是黄黄的，蒸出来的米饭要么一盘散沙，要么坚若磐石。
当时我兼任系学生会和分团委宣传部长，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上级反映这件事，起初也很自然地想到通过“正常渠道”。恰好，学生会的生活部长也与我有同样感受。在团委的一次会议上，我们俩一唱一和，把饭菜价格过高、质量太差和学生们的不满情绪向列席的一位学校政工干部反映了。可那个政工干部听了我们的意见，不但没表示同情，反而露出一脸的不屑，居然教训了我们一番：“你们这些学生要求太高了，现在的条件还不够好？我上大学时，学校只有一个食堂，学生都是蹲在操场吃饭。”我们俩听了他这番话，不由得怒从心头起，自忖看来这“正常渠道”是难以奏效了。等会议结束以后，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留了下来。生活部长恨恨地骂道：“他妈的，跟这帮王八蛋就不能说人话，他们听不懂的。”我也气愤地附和道：“就是，说他妈的什么他们上学时在操场里吃饭，狗屁！那古时候人还吃人呢！”生活部长又说：“既然有话好好说不行，那老子们就搞出点严重的事来，敲打敲打这帮龟孙子。”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们俩一拍即合。 当天夜里，我们两个就在学生会办公室里，书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和几十张小字报，声讨令人厌恶的“火头军”，并号召大家第二天中午集体罢餐。由于怕别人看出笔迹，我们故意把字迹写的非常潦草。当天夜里熄灯以后，我们又跟搞地下工作一样乘着夜幕行动，一个拿糨糊，一个拿告示，看到左右无人就把告示张贴于各宿舍楼、食堂和教室门口。学校就是这点好，宿舍熄灯锁门以后校园里根本见不到人，因此我们神不知、鬼不觉，顺利地办完了这事，也不用担心会被人撕掉。回寝室时那个兴奋呀，心想第二天就等着瞧好吧。
第二天一大早，大学生们一走出宿舍大门，就看到铺天盖地的《罢餐通知》。由于学生们的不满情绪早已经积聚了很久，我们的这些告示就如同在干柴上扔了一个燃烧的火炬，霎时间出现了星火燎原的形势。中午下课以后，一场全校规模的罢餐运动开始了。当时，校园里口号声、摔东西声、鞭炮声此起彼伏，食堂做好了饭菜却静悄悄的没人去，还出现了不少声援、响应我们号召的标语。据说一食堂和二食堂门前，还有人自发组织了纠察队，劝阻个别前去就餐的人。政工干部们一看就傻眼了，如同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又是说服，又是威胁。后来还来了几个穿警察制服人把告示照了下来。我和生活部长两人在楼道里碰到了，相视一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校方马上派各个系的政工干部到学生宿舍监督本系的学生，我们系的那几个跑来给我们敲警钟时，我甚至还假模假样地帮助他们对学生进行劝导，心中却乐开了花。
然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缺点——过激现象很快表露出来了：三十七号宿舍楼的一些男生觉得仅仅喊喊口号、摔摔东西不过瘾，就点燃了楼下一间空置的售货亭。当我看到烈焰腾空而起的时候，感觉事态有些严重了，不由得暗暗捏了把汗。不过，那时的学生们都圆滑了，见好就收，没有酿成进一步的破坏。 从那以后，学校的伙食真的改善了一些，并且建立了食堂收支公示牌，炊事员态度也好一些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就是这样，群众不起来造反，官僚们就对群众疾苦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要不是校领导和总务人员怕再闹事丢了乌纱帽，食堂的伙食不会有任何的改善。这种改善大约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后来逐渐又开始下滑，但我那时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事情多了起来，也就懒得再管这事了。
这次罢餐运动让我总结出几条经验教训。第一，在群众对某种现象普遍产生极度不满、又没有正当渠道改变或发泄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能引起“乱者四应”的连锁反应，从而释放出一种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利用得当，就可以起到打破旧秩序的作用；第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很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从而导致事态的发展背离运动发动者的初衷，并失去控制；第三，如果建立一种机制，使得群众的不满能够随时得以发泄，问题随时能够得以解决，那么群众的不满就不会积聚，有人试图发动并利用群众力量的愿望就会落空，就能够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种机制，一是言论自由，二是政治民主。
我参加工作后在银行的人事部门工作。当时，有一位女同事和我坐办公桌对面，也是Z大学毕业的，比我高一级，我们俩经常一起回忆在Z大学时的往事。有一天，她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这件不大不小的罢餐事件，觉得当时可真过瘾，也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些号召罢餐的告示。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对她说：你想知道的那个写告示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十一、鼎盛商店
到了一九九四年春节，我们家因为有九三年的底子，再加上姐姐参加了工作，经济条件又改善了不少。姐姐参加工作，也都是母亲关心的结果。叔叔到了廊坊以后，恰好他的一个女同事的丈夫小孙在廊坊人事局工作，叔叔就把这个路子告诉我母亲。母亲一听，立马跑到廊坊跟人家小孙见面。小孙那人挺好，就把办事的程序跟母亲一五一十地说了，母亲当天就返回太原，到山西财经学院去调档案、拿派遣证。山西财经学院管分配的那个人挺贪，去年都招呼过他了，结果今年还要刮一层皮。母亲无奈，只好又给他送了不少礼，还有不少钱。谁知这个人拿了钱也不办事，竟然说姐姐的档案现在省教委，要我母亲自己去跑。
为了子女的前途，母亲就是刀山火海也敢闯。于是她立即来到山西省教委办公大楼前。当时正好是高考阅卷期间，省教委大楼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母亲鼓起勇气，径直闯了进去，被站岗的武警战士拦住。母亲向武警战士说明来意，武警战士向里面通报了以后，人家请母亲进去谈。母亲本以为这么大的衙门肯定不好进，结果竟然如此顺利。而且里面的工作人员听到母亲的来意，立刻给母亲让座倒水，还直感叹母亲对孩子这样尽责，顺畅地办了手续，这才把档案拿出来。母亲把档案拿到手以后，怕夜长梦多，连家都没回就又返回廊坊，一下火车就直奔小孙家里。当时正值盛夏，母亲又好几天都在火车上往返，小孙根本没料到母亲办事这么快，见到我母亲时，母亲满脸油汗，扶着墙气喘吁吁，手里还拎满了酬谢小孙的礼物。由于廊坊归河北省管辖，所以小孙告诉我母亲还有个手续要到石家庄去办。我母亲一听，立刻就站起来说，好，我现在就走。小孙一看，顿时嗟叹不已。感动之余他请我母亲静候佳音，由他自告奋勇替我母亲到石家庄跑了一趟腿，顺利地给我姐姐分配了工作，而且分到了当时最好的金融部门。
姐姐上班后，当时收入算不错的。父亲和母亲并没有因此喘口气，继续没日没夜地干活做灯笼。母亲这人敬业，在花灯的品种上不断动脑子推陈出新。她做花灯，不是简单地把钱赚到就算了，而是想让人家觉得钱花得值，不后悔。为了这个目的，母亲和父亲总是翻来覆去地校对花灯各个部分的比例，哪里大一点，哪里小一点，怎样才最好看。花灯这种东西制作全靠手工，每试制一次就要从裁铁丝、焊灯、糊灯把整个过程全都搞一遍。在一个新品种投入生产之前，往往要试制十几次，多的甚至几十次。父亲是急脾气，被翻来覆去的试制弄得很烦，有好几次都想甩手不干了，但歇一会儿、抽根烟，就又趴在点焊机干了起来。当时，我在学校里也经常琢磨一些花灯的款式，画好以后给家里寄去，销路都还不错。母亲做灯精益求精，比如说走马灯的灯转，别人都是用挂历卷成一个筒，再用马粪纸把顶糊起来完事，而我们家的灯转则是我专门从武汉汉正街批发回来的双面封塑的画片，而且内容也精心挑选过，只买那种适合于花灯的水墨山水画、工笔人物画、花鸟画等等。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带好几百张这样的画片回家。做灯转时，我们为了灯转美观耐用，用金色涤纶纸在灯转上、下两边箍上两道，内部则用钢丝圈定型。走马灯转的顶球一直都是灯匠们的薄弱环节，一般就在马粪纸做成的圆顶上挖个洞，再用按扣一扣就拉倒了。起初我们也是这么做，但不久就发现铝制的按扣不结实，走马灯的顶针磨上三五天就把顶球磨穿了，这样走马灯就不再转了。其实，单纯从卖灯角度来说，只要卖的时候转就可以了，一般人买灯时也搞不懂能转上几天。然而，我们家却始终觉得这样不好，人家花走马灯价钱买回去，转上两天不转了，像什么话？所以，我们一直都琢磨着找一种更结实耐磨的东西代替按扣。无奈太谷是个小县城，好长时间我们找不到新的替代品。后来，我们家人在一起想办法时，父亲突然想起来有一种不锈钢制造的球形镙帽，应当可以用上。太谷没有这种东西卖，开学后我就跑到武汉五金市场，发现了那种锣帽。虽然这种不锈钢的锣帽一个要比铝制的按扣贵上二十来倍，但它却彻底解决了顶球不结实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下功夫，我们家的花灯无论是色泽、款式、质量、性能，都是整个太原市场上最好的。当时，仅仅钟楼街一带做花灯卖的本地厂家就有七、八家，竞争异常激烈。此外还有大批来自河北的农民。河北的农民实际上并不会做花灯，只是看了我们的花灯以后，也想挣这个钱，就模仿着用铁丝随便焊成一个四方的或者八面的框子，用糨糊糊上尼龙绸，再在尼龙绸面上贴几幅从旧挂历上剪下来的美人图，就算做成花灯了。这种劣质品歪歪斜斜的，但价格便宜，差不多大小的花灯只有我们家售价的三分之一。由于是用糨糊粘的，经常人家还没买灯就先烂了。一九九三年春节花灯卖的好，河北农民闻讯就一窝蜂做花灯，到一九九四年春节全都涌到太原市场上来。即便是卖的如此便宜，河北农民的灯依旧卖不动。有一个买灯的人，逛街时先没看到我们家的花灯，图河北农民的灯便宜就买了。等走到我们家摊子前面，看看我们家精致的花灯，再看看自己手里刚买的七扭八歪的劣质产品，后悔不迭，就把它丢在地上跺得稀烂，再买我们家的灯。灯节过后，那帮河北农民懒得把这些卖不出去的劣质品运回去，就当街放了一把火烧了。
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一九九四年春节期间我母亲在钟楼街西口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商店，大约有二十平米左右，半个月的租金是一千五百块。从此，我们算是从站在大街上卖灯笼的辛苦中解脱了出来。那个商店字号是“鼎盛商店”，老板是个粗壮的中年人，我只见过一面。他把鼎盛商店租给一个叫孙大鹏的人，孙大鹏就再把商店转租出去，自己当“二老板”，吃租金过日子。孙大鹏是个游手好闲的社会混混，一天到晚都在麻将桌上度过，后来还染上了毒瘾。孙大鹏的老婆长得很漂亮，但嫁给这么个人也真是明珠暗投。他们家因为孙大鹏贪赌弄得家徒四壁，两口子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吵架，他老婆好几次哭着找我母亲诉苦。
当时鼎盛商店里还有一个租户，叫马葵，是个矮胖的中年女人，跟孙大鹏是老相识，模样粗壮凶恶。马葵做的买卖是卖“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其实是坑人的。马葵的所谓“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都是从广州进的便宜货，四五块钱一米。马葵进回来货以后，弄几个射灯一照，那些链子就显得金光璀璨起来。马葵在自己柜台上贴上“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的大字招牌，在这几个字下面则写了两个大字“二元”，后面则跟着蝇头大的三个小字“/CM”。这样，一般人远远看上去仿佛是“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二元”，而看不清后面的“/CM”；有些农村人即使看见了，也弄不明白这个“/CM”究竟是什么东西。四、五块钱一米的劣质项链，被卖成两元一厘米，可见心有多么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