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西班牙共产党前总书记卡里略曾对记者说过：“我过去曾经是一名斯大林主义者，是的，但是哪一个共产党人过去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呢？”作为一名精神上的苏维埃人，我最初自然也是一名斯大林主义者。尽管随着对苏联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也逐渐认识到斯大林主义无法无天、残忍暴虐的一面，内心中已经感觉到了某种震撼。但是，固有的思维定式并非是能够轻易改变的。当时，我为苏联的解体忧愤不已，对西方势力恨之入骨，对中国现状愤世嫉俗，总是觉得全世界都在与我作对。我也如同所有的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构社会，用自己的道德观来要求世界。我的性格都如同标准的斯大林主义者们理所当然的那样：极端，冷酷，坚决；我的言行又如同契柯夫笔下的“套中人”那样，拼命地捍卫着已经不合时宜的清规戒律。
娜塔莎虽是我忠实的听众，但始终没有赞同过我视为圣典的那些信条。于是，我们两人之间谈话的内容，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思辩与交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有什么资格这样做？为了人民？拜托，我就是人民的一员，但我不愿意按照你们规定的格式生活，还有很多人，也不愿意按照你们的设想生活……尽管我承认你们有正义感，但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求所有人和你一模一样？那不如以你做模型，生产机器人好了，同样的面孔，同样的发型，同样的衣着，同样的想法，请问你愿意在那种世界中生活吗？人人都应当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权利，这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你们怎么能够要求它变得单调乏味？你这样的社会一定非常可怕，如果你真的实现了这种理想，一定是另一个人间地狱……”
就如同五年以前枪决齐奥塞斯库给我带来的思想转折一样，思想的革命往往是静悄悄地发生的，自己根本意识不到。在一次又一次的激烈的辩论与争执中，在我拼命地维护着那些斯大林主义陈腐教条的同时，我的思想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那么极端偏执，不再那么抱残守缺，也不再那么愤世嫉俗。我渐渐学会了宽容，理性，中庸……我仍然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已不再是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了。
一九九四年的十月，学校对面的投影厅上映了一部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早已声誉斐然，因此我自然也去看了。我不得不佩服斯皮尔伯格高超的导演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他的这部作品给我的心灵深处带来了极大的震撼。通过这部电影，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什么是人道主义，什么叫博爱。本来在与娜塔莎之间不断思辩的基础上，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一些量变，内心中的斯大林主义堡垒早已摇摇欲坠。而这部《辛德勒的名单》，则如同重重一击，彻底粉碎了还残存于我心中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使得我完成了质变的过程。当我看完这部电影，感动得泪流满面地从投影厅里走出来时，已经义无返顾地成为了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从此，我树立了一个牢固的理念：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都无比珍贵，都值得我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去捍卫。
在与娜塔莎不断思辩中度过的八个月，是我思想变得成熟的八个月，是我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八个月，也是梦一样的八个月。我最终信奉了在尊重和保障人民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尽力建设一个民主、人道、文明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为公正、自由、宽容和友爱，为弱者的利益而战。从此以后的十年里，我始终遵循着这条原则，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奋斗不息，战斗不止。
十八、ОГОНЕК灯光
我原本学过一段绘画，在一般非美术专业的大学生中水平尚可。但由于上大学以后一直抑郁寡欢，渐渐地也就不画了。我和娜塔莎相识后一起上自习时，她发现了我在军训期间绘在笔记本上的一些钢笔风景画，顿时感到十分惊讶。于是她问我，为什么现在不画了？我则回答说没有心情。她说，你有这么好的功底和悟性，为什么不继续画呢？你的画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为什么不再继续发展呢？我想了想觉得也对，就按着她的要求又画了几幅钢笔画，多半是苏维埃战士、莫斯科红场等。现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幅红军和红海军战士的画，以我和她作为原型画的。她看了以后微笑着说，一看到这些画，她就联想到以前看过的五十年代的《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注】俄文，苏联）杂志上的封面人物。
在娜塔莎的鼓励下，我又拿起画笔，开始绘画创作。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她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我送了她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本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个我自己制作的书签，书签的正面绘的是钢笔画，有一个美丽的红军女战士形象，反面则是微型油画，画的是月光掩映下的白桦林。除此之外，最主要的礼物是一幅取材于苏联卫国战争歌曲《灯光》的油画《ОГОНЕК》，中间对折成为一个贺卡形式，展开以后大概是四开大小。封面上写着：
НАСТАСИЯ
21-ГОД
ВСЕГДА БЫТЬ МОЛОДОЙ！
（【注】俄语：娜斯塔霞，21岁，永远年轻）
展开以后，就是我的油画《ОГОНЕК》。背景是宁静的夜空，广袤的俄罗斯原野，以及反射着月光的伏尔加河；油画的核心部分，是一轮金色的圆月，映衬着背着长枪和行装的红军战士和他的恋人；他们互相拥抱着，倾诉着告别；远处，是故乡的村庄和东正教堂，姑娘所居住的木屋窗户里，透出温暖、柔和的灯光。绘画需要灵感，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一个失眠的夜晚。当时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耳朵边总是一遍一遍地响起这首《灯光》：
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
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
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
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亮着灯光
前线光荣的大家庭，迎接着青年
到处都是同志，到处是朋友
可他怎么也忘不掉，那熟悉的街道
那儿有可爱的姑娘，和心爱的灯光……
就在这时，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这么一幅图景：夜空、繁星、明月、草原、村庄、战士、姑娘、灯光。这个图景由模糊变得清晰，由凌乱变得条理，逐渐组合起来，成为一幅完整生动的图画。当这幅图画在我脑海中组合完毕之后，我按捺不住心情的激动，立刻翻身披衣而起，来到学生会办公室，连夜就开始画了起来。一天两夜，连饭都没有吃，一气呵成。除了画面本身以外，画的上下又用红色刷成边框，这样这幅画看起来有广角镜头的感觉，然后又在上方的红色边框正中写了ЛДЯ НАТАЩА（【注】俄语：献给娜塔莎）几个美术字，在下方红色边框右侧署了我的俄文名字：ЯКОВ。并且点缀了一个金星、镰刀和锤子标志。
娜塔莎的生日是十一月五日，那天正好也是个星期六，我们约好先去跳舞。当时天气已经有些很冷了，我来到女生楼下面等她出来后说：“达瓦里士（【注】俄语“同志”一词的音译），请收下雅科夫同志的礼物，雅科夫同志不喜欢送花，但我敢打赌，这份礼物将强过一打鲜花。”然后我把这份礼物交给她，看到这巨大的信封，娜塔莎眼睛瞪得很大。我说，现在不要打开看，等晚上回去再打开。
第二天晚上见面时我问，礼物看了吗？娜塔莎显得很激动。“你知道吗，我昨晚上一夜没睡。”她说，“我把你的画看了又看，我们寝室的女孩们个个羡慕得不得了，看着看着我哭了，那个短头发的姑娘就是我……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一份礼物。相信今后我再也不可能收到这样好的礼物了。”我说，你才二十一岁，怎么就说是一生？路还长着呢。我当时还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此后，我还创作了另外两幅画《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注】俄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关塔那摩》，前者取材于我对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理解，约一开大小；后者则取材对拉丁歌曲《关塔那摩》的理解，二开大小。每幅画都无一例外地写着ЛДЯ НАТАЩА。 在这两幅画作完成之后，我又着手准备画一组史诗画《祖国》，作为自己对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献礼，当时已经设计好了这一组多达十三幅画的全部构思。但只完成了其中的三幅，后来因故全部中断了。
十九、回乡偶见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是我外公去世三周年忌日。本来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回去参加祭奠的。但是我抑制不住对外公和外婆的思念，就自己买了张火车票赶回去。那天晚上娜塔莎送我到车站，乘坐武昌开往西安的九十四次特快，第二天上午在郑州下车再转乘汽车去滑县。
那时社会上已经被急功近利和道德沦丧的氛围所笼罩，到处呈现出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的乱象。到了郑州以后，我到汽车站坐上一辆郑州开往道口的个体中巴车。上车时那个中巴车主对我赌咒发誓说马上就开车，于是我就相信了他买了票。结果那中巴竟然从中午十二点晃到下午两点半才慢吞吞地发车，到了郑州郊区的一个批发市场时又说还要等个人进去拉货。我在车上等得实在不耐烦了，要求退票下车。那个车主把钱攥到手里了，就不愿意退票。于是我就跟他大吵了一架，最后中巴车主少给了我五块钱让我下车了。
下车后，我又打了一辆面的回到长途车站，找了一个国营班车坐上，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国营班车守时间，准时发车了。等汽车走过黄河大桥，上来几个扛着大麻袋的人，麻袋里散发出动物尸体腐烂的气味，令人作呕。其中一个人还坐在了我的旁边，一身的腥臭味。我厌恶地看了他一眼，无奈出门在外最好少惹事，也不好说什么，只好把头伸到车窗外躲避那股恶臭。
等汽车走到滑县境内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不认得路，就起身对售票员说：等到了小铺公社的时候请叫我一声。我说完这话坐下以后，那个坐在我身边的人推了推我，问：“你到小铺弄啥咧？”我没好气地回答道：“回家呗。”那人又问：“啊？我也是小铺的，你是哪个村的？”我一听是同乡，态度就稍微好转了一些，说是哪个哪个村。他听后盯着我看了半晌，然后试探着问：“你是不是明堂叔家的？”我一听他居然知道外公的名字，也觉得很惊讶，就说，是啊，你咋知道的。那人露出了惊喜的神色，叫我道：“哎呀，你是小亚吧，我是你多妞舅呀。”他这么一说，我这才想起来有这么个还没出五服的亲戚，小时候还抱过我呢。三年前外公生病的时候，他也常来家里坐坐。农村亲戚实在太多了，有些我只记得名字，不记得长相；绝大多数连名字都记不住。他本来记得我的长相，只是我这上大学的几年瘦得厉害，已经完全脱了相，所以他坐在我身边大半天，愣是没认出我来。
一认出我，多妞舅就热情起来，跟我讲了好多家乡的事情。他讲到现在种地不挣钱，负担又重。他自己的职业就是每天到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转悠收罗瘟鸡死鸡，然后再卖给道口那些做烧鸡的个体户，一只死鸡一两毛钱收，五毛钱卖。发生鸡瘟生意好的时候，他们一天可以收罗四、五百只死鸡，除去成本赚一百多块钱；生意不好时，他们就弄点毒鼠强拌在粮食里，趁黑夜撒在各个村的路上，等到白天鸡子吃了中毒死亡后，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去收购。有些时候，有些鸡子死了以后都被埋了好几天了，他们还挖出来卖。那个麻袋里散发出的腐臭味，就是他收罗的死鸡散发出来的。
多妞舅对我说现在农村劫路的多，晚上我一个人回去不安全，最好跟他到道口把死鸡卖了再一块搭伴回去。我一听，也就同意了。等汽车到了道口，我随着他来到一个做“道口烧鸡”的个体户家里。那家人院子很大，地上堆着一片一片的死鸡。借着灯光，我看到有些死鸡的肉已经呈现出黑色，有的还露出骨头，显然已经高度腐烂了。院子里支了一口烧沥青的大锅，里面是沸腾的卤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鸡的香味。多妞舅还告诉我，为了让烧鸡快点熟以增加产量，这些做烧鸡的还往锅里放火碱（【注】学名氢氧化钠，具有强烈腐蚀性）。先辈们千辛万苦、兢兢业业地打造出来的 “道口烧鸡”，几百年时间里一直名扬天下、有口皆碑；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是这样被这些为了钱而不择手段的不肖子孙们肆意妄为地糟蹋着。
多妞舅接过了个体户给的死鸡钱，数了两遍，就跟我说，咱们先去吃饭吧。于是我们二人来到外面一个下等餐馆，一人点了一大碗面条。吃饭时我问，那些商场超市里摆的“道口烧鸡”是不是也是这么做的？多妞舅一边呼噜呼噜地吃面条，一边回答我说，现在哪里不是这样，越是商场超市，越是拿包装骗人，这些包装在做烧鸡的人家里都有，以后自己不要买“道口烧鸡”吃就是了。我听了以后，顿时觉得一阵恶心反胃，因为就在前一年我和同学们到鸡公山旅游时，我还专门买了一只“道口烧鸡”尝尝家乡的风味。一想到这里，一口饭也吃不下去了。
从道口到老家有将近二十里路，多妞舅就骑个破自行车带着我。路上他又跟我讲了一些农村的事情。说到邻村有个国民党老兵，四九年离家到台湾，一走就是快五十年，到九四年上半年辗转找回了家。那个老兵父母已经在文革前后去世，还有两个兄弟健在。这两兄弟得知他回来的消息后，第一次见面就带着两大家子人浩浩荡荡地来到道口县台办宾馆里，每家都拎了一个大编织袋，是打算装钱用的。分别五十年的兄弟一见面，那个老兵是老泪纵横，可他的那两个兄弟和他们的家人却连一点久别重逢的感觉都没有，张嘴就问老兵带来的钱在哪？怎么个分法？是按人头分还是按一家一半分？把这个老兵问得莫名其妙。老兵在台湾混得还真比较成功，回来时本来是带了不少钱，但是一问明白后，就如同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呆若木鸡。后来老兵花钱给他的父母重新修葺了坟墓，立了个大碑，请了戏班子给父母唱了几天戏以后就走了，一分钱也没有给那两个拿着编织袋等着分钱的兄弟留下。临走那天，老兵趴在父母坟头痛哭了一场，一边哭一边说，叔，婶，你俩保重，儿以后再也不能回来看你们了。那两个兄弟和家人都不识趣，等老兵临上车时还屁股后面追着人家问，钱咧？钱究竟在哪儿咧？
等到了舅舅家里，已经是晚上快十点了。舅舅一见我来，很是吃惊，说外公的三周年祭祀已经搞过了，我母亲和大姨都已经回去了。我一听，顿时觉得非常懊丧：因为我愚蠢地把外公三周年记成了阳历，却没有想到农村是按照阴历来过的，我自然是来晚了。于是我一个人来到了外公、外婆的坟头上，过三周年时那些纸钱、白幡都还在。那时外公已经去世三年，外婆已经去世九年，但我来到他们坟前，抱着他们的墓碑，摸着墓碑上所刻的外公、外婆的名字，想起以前跟他们在一起的情景，眼泪依然止不住地刷刷往外流。舅舅在家等了我两个多钟头不见回来，怕天黑我一个人出事，就和他小儿子一起打着手电筒找我。到了坟地看见我还趴在外公外婆坟上哭，就连拉带劝地把我拽回家去了。临走，我擦干眼泪，恭恭敬敬地给二位善良慈祥的老人磕了四个头。
回家后一看表，发现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于是我洗了脸以后就睡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就问了舅舅一些农村的情况。舅舅说，农村现在总的来说日子比以前强多了，都能吃饱，肉也随便吃；卫生条件也改善了不少，虱子已经绝迹了，但跳蚤还有；几乎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但是也有问题，种地越来越不挣钱了，化肥、种子、农药价格都在涨，可农产品收购价不涨，一亩地忙活一年，除掉成本挣个二百块钱就不错了。摊派也越来越多，前一段县里要修公路，自己都快六十岁的人了，还是个残废，也还要服一个月的徭役，连干粮都是自己带的。现在村子里能挣到钱的，不是在外面打工的，就是类似你多妞舅那样，收罗死鸡子搞歪门邪道的。
我又问了计划生育的情况。舅舅说农村计划生育搞的很猛，查到超生就抓人，媳妇逃走了就抓丈夫，丈夫逃走了就抓公婆，公婆逃走了就拆房扒屋夺东西。现在计划生育工作队的口号是“上吊不解绳，喝药不夺瓶”，意思是你想死就死，人家不管。搞计划生育的干部一来，就跟当年鬼子进村一样，村子里以敲锣为号，孕妇纷纷逃命。有些家里害怕扒房子，年轻人逃走，老年人留下。于是计划生育干部就把老年人抓到公社，关到仓库里，男男女女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臭气熏天。不过，滑县农村人不孝顺，公婆抓走了媳妇一点都不心疼。后来就改抓娘家爹妈，才算把他们掐住了。有一段时间，计划生育干部开着大卡车，上面就有手术台，见到孕妇也不管是不是头生，当场就引产。有些胎儿都八九个月了，也要引产，刚引产下来人都还是活的，不一会儿就死了。我又问，那计划生育的成果怎么样？舅舅回答说，没用，该生还是生，农村人没事就喜欢生孩子。现在村里有两个孩子的都算少的，一般都是三个，多的还有五六个的。
我还问了问村里教育的情况。舅舅说，我当年就读的村小学已经撤了，全部并到落庄学校去了；公社的高中也撤了，只剩下初中。现在一般的农村孩子都只上到初中毕业，而且教育质量很差，老师都是乡村干部的七大姑子八大姨，本身就没啥文化，也不好好教。现在农村的教育水平，跟自己当年上学时相比不但没有丝毫进步，反而一代不如一代。我这个人一向最关心教育，一直希望通过教育来提高我国国民的文化和道德素质，此时听了舅舅的话，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至于村子里的社会风气，舅舅则说：村子里一直有不孝敬老人的坏传统，当年虐待老人的那些人现在也老了，轮到下一辈虐待他们，老鼠爬房檐，代代往下传，恶性循环。村里的年轻人都学会享受了，抽烟喝酒打麻将什么都会，就是不会好好种庄稼，而且喜欢抽高级烟，喝高级酒。年轻人多半好逸恶劳，没钱了就结伴到外面劫道。至于文化娱乐，不是看香港的武打片，就是看黄色录象。
此外，舅舅还跟我讲，有一个文革时期整我外公外婆最积极的“亲自家”，曾经跑来找舅舅要求“分客”。什么是“分客”？我不明白，经舅舅解释我才知道，由于大姨和我们家都在城市，回乡时经常带一些礼物和钱给舅舅，那个人没有亲戚在城市，就理直气壮地跟舅舅说要把我们家分给他，以后我们回乡要给那个人带礼物。听了舅舅的描述，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一个神智健全的人说出的话。只有一个解释：想钱想疯了。
跟舅舅谈了这么半天，再联想起返乡路上所见所闻，我心里一阵难受。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好的变化有目共睹，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却日益发生了这样可怕的异化，当官的鱼肉百姓，老百姓道德沦丧，这么下去实在是危险啊。舅舅讲完农村的这些事情以后对我说，农村也没啥好东西，我给你炒一点花生带回学校吃吧，说完起身到厢房里取出满满一塑料袋花生来。那些花生粒粒饱满，都是舅舅从收获的花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舅舅和我来到厨房，把柴火生着，往做饭的大铁锅里倒进沙土，再把花生搀进沙土里，用铁锹不断地翻，我则默默地坐在灶台前往炉火里添柴火。舅舅有一只眼睛因为工伤致盲，另外一只眼睛也只有0.1的视力。看着苍老的舅舅费力地翻着沙土为我炒花生，一种温暖的感觉在我心头涌动。
二十、此情可待成追忆
我与娜塔莎的接触多为思想上的交锋，对两个人的经历的话题触及得比较少。我这个人比较透明，对自己的过去谈的比较多；而她却对自己的经历深讳莫测。因此，至今我都没有弄清她为什么会总是显得那样忧郁，只能根据她的某些暗示来猜测。有一天的晚上，她轻轻地对我读了一首歌的歌词：为什么不早遇见你，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为什么不早离开你，趁一切都还来得及。我至今记得她读这首诗时的眼神，热妮亚一般的忧郁眼神。
梦想终归是梦想，现实终归是现实。当时已经是一九九四年的年底，“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们都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毕业分配，我们都没有把握分在一起，也不知道该如何把我们已有的情感转化为一般的恋爱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与犹豫之后，我们还是选择了分手。就这样，我与娜塔莎犹如宇宙中划过的两颗流星，在命运的安排下相遇、撞击，绽放出友谊的光亮之后，又沿着各自的轨道和踪迹前行。虽然在此之前我们的谈话从未涉及过恋爱之类的话题，但分手后我依然感觉相当忧郁。我的史诗画《祖国……》除了《22 июня 41-го》、《Огонек》和《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三幅完稿以外，其余的都因此中断了。后来有好几次，我也曾经尝试拿起画笔，可是我始终画不出来。我终于悲哀地明白，那种激情已经永远不复存在了。
转眼到了一九九五年七月。临毕业派遣之前的一个晚上，娜塔莎又来找我。我们一起来到了学校附近的紫阳湖公园，在湖边凉亭中坐下。她说，她明天就要到深圳了，必须找我谈谈，否则一生不会安宁。当时我已经有了新的女友，因而竭力地装出一副很平淡的样子。娜塔莎点燃一枝烟，深吸了一口，轻声叹息道：“唉，雅科夫，你知道我非常幸运，认识了你，你给我的关心和激情让我一生都会怀念。那天我读了李商隐的《锦瑟》，我立即感觉到那首诗正说出了我想对你说的话，和我现在的感受一模一样……”接着，她又轻轻地、无限怅然地念道：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那声音如同烟雾在我耳边萦绕，又一次让我记起一年前我们初识的那个美丽夜晚。我抬起头来，注视着她那俊俏而忧郁的面庞。她的表情还是和热尼亚一般的忧伤，热尼亚一般的复杂，泪光闪烁在她的眼中。如今快十年过去了，我总是能回忆起这张美丽而复杂的面容，和那如烟般飘忽不定的声音。
那天我们谈得很晚很晚。和她分手之后，我彻夜未眠，我走遍了我和她去过的学校里的每一个角落。我心里流着泪，默默呼唤她的名字，追忆着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的花样年华，追忆着那曾经拥有的梦一样的青春岁月。
参加工作几年以后，在同学的帮助下我与娜塔莎又建立了联系。当我听到长途电话里传来的那熟悉而动听的声音时，我先是瞬间的激动，旋即转为平静。我们用一种近乎调侃般的语言互致问候，询问对方的近况。放下电话，连我自己都很惊讶为什么期待以久的重逢竟会是这样平淡。二○○一年的年底，我出差路过深圳，想起了娜塔莎，于是就拨打了她的电话号码。我们约好在深圳图书大世界门口见面。当时我在图书大世界买了几十本关于苏联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就坐在图书大世界门前的长椅上边看边等待娜塔莎。看着看着，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我的名字，我抬起头，看到了久违的她。之后我们一起吃了饭，来到一个沙龙。像当年一样，我滔滔不绝地向她讲述我的社会理想；而她，则和当年一样，用手托着下巴，专注地看着我，做我忠实的听众，间或加入一些评论。烛光映照着她复杂地微笑着的脸，她说，雅科夫，你就是你，一点都没有改变。
那一天晚上，我又梦到了娜塔莎。学生俱乐部里灯光摇曳，空气中似乎荡漾着一种润泽的气息。我们随着《多瑙河之波》的优美旋律飞快地旋转着，旋转着……人们都注视着我们，在我的视野中一闪而过。我凝视着娜塔莎那美丽而坚强的脸庞，内心充满了重逢的欢乐和久别的忧伤。她笑着，笑得那么甜美，那么动人，那么复杂。
二十一、灯火阑珊处
与娜塔莎的分手，使得我再一次陷入精神抑郁的状态。那时我仍旧天天晚上到艺术美学教室去学国标，在疯狂的舞蹈中发泄心中的郁闷。在那群学国标的学生中，我有两个地方显得比较突出：一是跳得最好；二是沉默寡言，从来不主动请别的女孩子一起跳，总是一个人对着镜子自己练。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女孩跑过来对我说，你跳得真好，教教我怎么样？我答应了，开始教她。就这样，这个女孩子进入了我的生活。
那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眼睛很大，白嫩的肌肤犹如在牛奶里面泡过一样，身材修长而匀称。她对我说，国标班上有个讨厌的男生总是在纠缠她，希望我总能和她在一起，好让那个男生死心。看着眼前这个单纯得有点可爱的小女生，我想起自己当年的傻样，所以就笑着答应了她。当时，我已经到大学四年级，面临毕业分配，又刚刚和娜塔莎分手，已经没有丝毫的兴趣再谈什么女朋友了。那女孩小我四岁，比我要低两个年级。在我眼里，她是个标标准准的傻女生。于是跟她认识了一个多月，我都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期间她曾经告诉过我好几次，可都被我漫不经心地忘记了。
有一天，我在叫她时又忘记了她的名字，只好问她的一个同学。后来这事被她知道了，跑到我面前教训我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都一个月了还记不住人家的名字，也太没礼貌了！”这次我才下决心记住她的名字：艳萍，鲜艳的苹果。不过，她的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普通、使用频率太高了，以至于后来我到女生楼门口找她时，只要冲着楼上喊一嗓子“艳萍”，起码有五六个脑袋伸出来答应。
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我的不经意中，那女孩子竟然开始精心设计她的爱情小陷阱了。她开始以我带会了她跳舞为理由，请我到省图书馆投影厅看电影，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夺宝奇兵》，里头有一些我看来并不算太惊险的镜头，但足以把她吓得直往我怀里钻。我对她并没有别的想法，只好惊恐地躲避，后来她说我当时的表现像一只受惊的小绵羊。接着她又让我回请她，就这么一来二往，两人居然互相熟悉了。
那女孩听别人说起过我和娜塔莎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图书馆里上自习时，这女孩走到我面前，“笃笃”地敲了敲我的桌子，把我叫出来要跟我谈谈。我跟着她来到“思园”，一开口她就说：我觉得有的人真傻，整天追求着虚无缥缈的东西，不食人间的烟火；有人喜欢上他呢，他自己却还不知道。我听了，总是觉得她像是在说我。
就这样，我们很自然地在一起上自习，很快又一起吃饭了。几乎除了上课和就寝以外，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一起。我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和努力，在漫不经心中开始了又一次恋爱，而且最终娶她做了妻子。正所谓“众里寻她千百度，募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她则刚刚度过十八岁生日。由于她小我几岁，我总是象一个大哥哥一样让着她，也给她起了个苏联名字：Еланна，但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说不愿意成为娜塔莎的影子。
大概我和女友的姻缘是命里注定的吧，有一天我们两人在镜子前面练习跳舞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们俩长得非常相象，虽然五官哪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组合起来就是神似。后来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学校后门小餐馆吃饭，女老板坐在我们旁边，看着我俩说：你们兄妹俩长得可真象啊。我一听，赶紧说我们不是兄妹关系，竟把女老板弄得错愕不已。此后十年里，很多第一次跟我们打交道的人，也像这位女老板一样把我们当成兄妹，而不是夫妻。
女友就是湖北本地人，家里也没什么背景。在毕业分配前夕，我在毕业去向上还举棋不定，犹豫在是由叔叔帮忙到农业部去，还是到深圳的一家公司去，或者是就女友留在武汉这座破破烂烂的城市里三者之间。母亲得知了我们俩的事，大老远赶来跟我的女友见面。一见女友母亲就觉得我俩太象了，说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长得跟兄妹俩似的，一眼就相中了这个未来的媳妇。我也觉得，女友还那么小，既然跟她谈了朋友，再不考虑她而各奔前程，实在是不够仗义。那种学校里爱得死去活来、分别时海誓山盟、分配后各有所爱的事我见的太多了，也确实不想再重复。于是，母亲跟我一合计，决定全力把我留在武汉。
二十二、毕业之前
我女友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每个月只给她一百五十块的生活费。到了一九九五年，这点钱可实在连吃都不够。当时，我父母和姐姐都给我汇款，到了大学四年级差不多每月平均有八九百块钱。我见到女友每天吃饭都只打一份青菜，就把自己的生活费跟女友二一添作五，两个人的伙食都还算不错。但是到了大四下学期，我经常给女友买些时装，钱就又紧张起来。正好我的工作去向基本已定，也没有什么课了，于是我就琢磨挣点钱。当时我们学校后门有一个练歌厅，是学校对面的一个军队研究所开的，大概六十多平米的营业大厅，有四十多个座位，只有一套音响。由于收费太高，穷学生消费不起，富人又嫌档次太低，经营了两年没赚到什么钱，研究所就把这个练歌厅转包给我们学校一个下海办公司的老师经营。这位老师跟我关系比较好，他开始承包时请我帮忙在学校里画了一些广告。但是由于收费太高，生意仍然相当清淡。于是那个老师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为他打工经营练歌厅，一个月四百块钱工资。我想了想，觉得反正也没什么事，就答应了，条件是经营方式由我说了算。
当地人做生意有个普遍的毛病：胃口太大，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首先，原来的练歌厅唱一首歌要三块，几乎相当于一个学生一顿饭钱，此外每人还要收五元台位费，除了从东南沿海来的几个特别有钱的学生以外，有几个学生敢在那里玩上一夜？其次，练歌厅里的饮料太贵，而门外就是商店，很多学生为了省钱，自带饮料。要是不让人家带饮料，人家也就不来了。就这样，这个练歌厅常常一晚上只有二三十块钱的营业额，有时甚至不开张。我分析了一下学生的消费能力，改变了消费方式：由每首歌三元改为门票制，每晚七点到夜里两点打烊期间，只按人头收五元门票，爱唱多少首歌随便。我在学校里贴了广告之后，起初学生们都不大相信，还以为我又在玩什么宰人的花招。后来有两个人来试探，果然一个晚上唱了好几十首歌，也只收了五元门票。学生们回去后，一传十，十传百，练歌厅的生意很快火暴起来，甚至出现了里面客满，外面的学生排队等待有人退场的情形。
实行了门票制度以后，练歌厅的营业额很快增加到每晚二、三百元，达到了这个练歌厅盈利能力的极限。这是因为，我实行门票制度以后客流量大大增加，几乎每天都满座。其实，每天营业时间只有七个小时，按照每首歌五分钟计算，一晚上最多只能放八十多首歌，平均每个客人掏五块钱还是只能唱一两首。但是学生喜欢热闹，一大堆人坐在那里听别人唱歌也挺快活的。那个老师见我经营有方，也十分高兴。那一段我每天晚上都忙着招呼客人、放影碟，女友也一起过来帮忙，给人家端茶倒水。当然，也有不少客人认为我们俩是兄妹。
后来，我跟女友一起又到食品批发市场批发了一些饮料来歌厅卖。那天天气很热，毒日当头。我和女友坐公共汽车来到武汉大学附近的街道口批发市场，批发了四箱饮料，又坐公共汽车回去。四箱饮料分量是很沉重的，在步行往公共汽车站抬饮料时，我们俩人累得满头大汗、呲牙咧嘴地搬四个大箱子，好不容易才上了汽车。我做生意胃口不大，饮料的价格跟外边商店里卖的一样。学生们见我卖东西价格公道，也就不在外面买饮料了。但是，我自己批发饮料卖的行为却使得我与那位老师之间产生了些许不快。那老师认为我只是给他打工的，因此店内一切经营收入归他；而我认为饮料是我和女友一起垫钱买的，并辛辛苦苦地扛回来，因此卖饮料的收入应当归我。这也怪当初双方没有“亲兄弟，明算账”，利益划分不明。就这样，双方开始有些互不信任了，老师就让他的一个老乡来“帮忙”，实际上是监督我。如果是一般人就罢了，偏偏那个老乡是个很难缠的主，事事以主人自居，这就更使我感到不快，不久以后我就跟老师提出来不干了。
去街道口批发饮料那天，恰逢武汉大学的樱花开放，我和女友也就一起去看樱花。大学四年，我大半时间心情抑郁，没有心思去看花赏景，因此这是我第一次看樱花。武汉大学的樱花是日本人占领期间载的，如今武汉大学却向前来观赏的游人收起了一块钱一张的门票，正可谓“鬼子栽树，后人乘凉”。樱花这东西开起来落英缤纷，香气扑鼻，确实是不错的景色。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有一些人穿着日本衣服照相：女的穿个和服打个伞装做日本淑女的样子也就罢了；尤其难以忍受的是一些男的穿着日本鬼子兵的制服，手里拿个日本军刀，做出要砍人头的动作。不知道这些人想到过没有，日本兵军刀砍下的，都是中国人的头颅。
转眼到了一九九五年夏天。那一年大学生分配形势已经开始严峻起来，搞起了双向选择，因此大家在上半年几乎都各忙各的，很少有机会见面。中国的大学生就业算是一种特色：不是比成绩比素质，而是比门子比后台。成绩好、素质高但没背景的，不一定能找上好工作；成绩差、素质差却有门子的，却一定能找到好岗位。因此大学毕业前夕正是学生们情绪波动最大的时期：有些人一帆风顺，已经找到了好工作，每天喜气洋洋；而有些人屡屡碰壁，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每天愁容满面。有几个同学，因为心情抑郁而喝多了酒，导致酒精中毒而半夜被送到医院抢救。我母亲亲自来学校帮我跑工作，动手很早，运气也好，结果到四月底工作去向就定了，没有经历情绪上的大起大落。
大学四年，我在班上一直比较低调孤僻，所从事的主要活动就是到图书馆看有关苏联的书籍，或者到艺术美学教室去学跳舞，很少参加班上的集体活动，所结交的都是外班、外系甚至外校的兴趣相投的人，相反与同班同学的关系比较陌生。但是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年，此时一番别离，心中也还是非常难受的。班上三十多个同学，有不到十个留到武汉，其余的全都天南海北，而且很多人都是不得志走的。我们这些留在武汉的同学，每天都要送同学远行，一想到今生今世都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就禁不住涕泪纵横，相互紧紧拥抱着哭作一团。即便是从前关系不怎么好的同学，也都忘却了以往的芥蒂，亲如兄弟姐妹。毕业的那几天，几乎天天都要这么哭上几场。
我们寝室旁边住着金融班的男生。那个寝室里的几个同学在送一位回兰州工作的同学到机场时，也是哭得死去活来。结果上午送走那个同学，下午他却回来了。原来，他所搭乘的班机因故延误了一天。上午哭得死去活来的那几个学生正在寝室里打扑克，一见到他回来个个错愕不已，其中一个问明情况后便骂他：“妈的，害得老子白哭了一场。”听得我们哈哈大笑。
同学们都送走以后，我到工作单位报了到。当时单位宿舍还没腾出来，我就又在学生寝室住了半个来月。每天下班回来，望着冷冷清清的宿舍，想起昔日同学们一起嬉笑打闹的场景，心中非常不是滋味。一天早晨我正在睡觉，突然感到有人捏我的鼻子，醒来一看，是一位分配到广东的同学报到后回家路过武汉，顺便到学校来看看。二人以前虽然关系不是很密切，此时一见面，却觉得格外亲热，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