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几天后单位开追悼会，通过电视看江泽民致悼词时，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眼眶竟然湿润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内心里对这位老人原来是有感情的。不过，我不想在众人面前落泪，于是就拼命地压抑着自己，想忍住泪水。然而当我听到江泽民念到“全国人民感谢他”这一句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在地上。是的，我作为人民的一员，感谢邓小平。正是他，把那密不透风的铁幕掀起了一角，让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从此让我们明白怎样作为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正是他，让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从此不再被那无孔不入的精神枷锁压得喘不过气。
邓小平生前厌恶个人崇拜，一直不允许印刷他的肖像，他去世以后才印制了一批画像。追悼会那天下班以后，我走街串户想买一张他的画像。无奈买的人太多，大小书店竟然全部脱销。我没有放弃，一直跑了大约十几家书店，终于在一个小书摊上买到一张邓小平的肖像，回到宿舍后郑重地挂在了墙上。画上的老人微笑着，注视着我。我凝视了一会，又忍不住掉了眼泪，向他鞠了三个躬。后来女友来我宿舍玩时，吃惊地问我挂邓小平的画像干什么，又不好看，我还跟她吵了一架。
不仅是我为邓小平的逝世流泪，我母亲在看电视时也流了眼泪。邓小平逝世那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十三，第二天太原市政府就发布了命令，禁止进行元宵节庆祝活动。母亲后来说，邓小平真是好事做到底，一直等我们的灯笼卖到最后一天才去世，要是早几天去世，我们一年辛苦做的灯笼一个也卖不出去了。
应当说我对邓小平的情感是复杂的，爱恨交织。我们这个几十年受压制、受侮辱的家庭，能够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渐渐摆脱贫困，靠的就是邓小平的政策。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爱戴他。但是，我始终难以原谅他对腐败的纵容和对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压制，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又憎恨他。不过我还认为他是睿智的，在国家陷于风雨飘摇的时候把稳了舵，没有出现更大的动荡和社会的崩溃；一九九二年当改革陷于停滞的时候，又是他拖着老弱之躯南巡，亲自推动改革的继续深化，并最终明智地走向了市场经济。
中国虽然避免了苏联式的崩溃和内乱，但也付出了道德进一步沦丧、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腐败大面积蔓延、两极分化严重的惨重代价。然而，评论容易，做事难，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向前看，立即着手解决这些日积月累、堆积如山的问题。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让我看到了一点希望之光，我殷切地盼望着他们能够走出这勇敢的一步。
一九九七年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香港的“七一”回归。那时我的工资一个月只有九百多块，而且大部分都用于补贴女友的生活费和为她找工作上了，手中一直没什么积蓄。当时电视机的价格还很贵，一台二十一英寸的彩电还要卖两千多块钱。可是我的民族情感驱使着我一定要看“七一”回归典礼，于是六月三十日下午我向同事借了一千多块钱，加上自己信用卡上的一千多块，又透支了五百多块，和女友一起到汉商汉口商场买了一台“厦华”牌二十五寸彩电带回吴家山的家中。晚上我把天线支好，和女友一起熬了一个通宵看了接收仪式。那时的心情，颇有些扬眉吐气的感觉。
十、找工作
一九九七年，我的女友临近大学毕业，找工作的问题迫在眉睫。那几年全国经济不景气，大学生毕业分配成了头痛的问题。我处于人事岗位，按理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想想办法把女友弄进我们银行。但是，我并不愿意女友到我们银行工作，一是当时经过“改革”，我的收入下降到一个月九百多块，进这个银行也没啥意思；二是我对人员臃肿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前景不看好，总觉得早晚有一天银行会精简人员，好不容易进来，说不定哪天又被裁下去；三是我觉得自己作为人事干部，不应当以权谋私。后来我女友费了一番波折参加工作后，我曾经跟廉书记讲了我当时的想法，廉书记很赞许地说：“你做的对，做的好。”
我当时比较看好留在大学任教。在我看来，大学教师压力不大，而且进可攻、退可守。所谓进可攻，就是指假如某人真有纵横商海的本事，就可以一边当教师一边经商，而且可以利用大学教师的地位广泛结交社会关系；所谓退可守就是指利用大学内的便利条件继续深造，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正因为如此，留校任教成为当时的热门职业，别说本科生，就连好多硕士、博士研究生也不一定挤得进去，竞争十分激烈。
我毕业以后和系主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这个人不喜欢过河拆桥，在现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系主任很是欣赏我这一点，一直鼓励我读她的研究生。但是，一则我害怕数学，二则我觉得财经非我所好，与其自己费劲地占着茅坑不拉屎，不如把这个名额让给有志于财经研究的人。因此，我对系主任的好意一直都是支支吾吾的。在一九九七年春节过后向系主任拜年时，我跟她讲了想让女友留校任教的事情。这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开口求系主任办事，系主任虽说本科生留校有点难度，但又说留校主要看系里的意见，爽快地答应安排我的女友。
从系主任家里出来，我欣喜万分。原本以为难于上青天的事情，竟然这么轻易就办成了。我欢天喜地跑到学校把这一喜讯通知了女友，却没想到她不但没有露出欣喜的神色，反而噘起了嘴。原来我的女友跟我一样对这所大学十分失望，不愿意留校任教。我说，现在人家研究生留校都那么难，你就将就一下吧。就这样，我一直以为女友留校是铁板钉钉了，也就没再管过这事。
转眼到了“五一”节，我又到系主任家里看望系主任，问起了女友留校任教的事情。系主任惊讶地说，咦，不是她跑来跟我说她不愿意留校吗？我见她态度坚决，就把那个名额让给一个研究生了。我一听，顿时觉得五雷轰顶、双眼发黑。从系主任家里出来我直奔学校，问女友怎么回事，女友说自己确实不想留校，就在系主任征求自己意见时说了不愿意留校的想法。听了女友的话，我简直气疯了，恨不得抽她两个耳光：好不容易找来的工作竟让她这么漫不经心地给推了！我气哼哼地问，那你打算怎么办？女友说：不是可以进你们银行吗？我一听更生气了，咆哮道：你以为我们银行那么好进？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求我们行里那些当官的！女友也来了气，说：你不管我好了，我自己找。当晚二人不欢而散。
也许是我大女友四岁太宠着她的缘故，女友喜欢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做事，一遇到挫折却又无能为力。那年五月武汉市公安局来招人，女友也去了。女友成绩好，人长得也漂亮，面试顺利过关了。公安局不同于一般单位，需要调档案政审。一政审，竟然发现女友档案里有一个行政记过处分。这次处分也是女友我行我素的后果：那是她大学二年级的期末考试，她们的监考老师是一个被学生称做“四大名捕”之一的女政工人员。以前我上大学一年级时候被她监考过一次，不但监考的严，而且喜欢管闲事。那次考工业会计，我做完题目后在草稿纸上画世界地图玩，被她给看到了，竟然跑出去告诉了会计课老师。那个会计课老师来到我面前时我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画地图，没注意到老师。会计老师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是胸有成竹了不是？”我这才发现他阴沉个脸，一看就知道坏事了，那老师肯定要报复。果然，我那年工业会计考了个不及格。此后我记住了这个“名捕”，一听是她监考就告诉女友说：别人谁监考都可以作弊，但碰到这个人可一点小动作也不能有！结果女友没听进去我的劝告，考数学时带了一张抄了几个公式的纸条放在铅笔盒里进了考场，还没来得及看就被“名捕”给抓了，当场没收了考卷以零分计算。
当时我们都只以为这次被抓只是弄了个不及格，谁也不知道那个名捕还执意报到校办给记了个处分。现在想起来这家伙真是够坏的，屁大的事情，偷偷摸摸地记处分，也不跟学生说一声，害学生一生。中国的大学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养活不少吃白饭的政工人员，充斥了这类心理变态的迫害狂。此时女友政审才知道这个天大的事情，顿时没了主张，跑来问我该怎么办。我还在气头上，就说：能怎么办？你不是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吗？要是留校哪会有这种事情？女友也没一点办法，只呜呜地哭。
生气归生气，但还是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好歹我在人事岗位干了几年，知道档案之类的东西总有人管着，只要买通这个管档案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处分抽出来，也就太平无事了。于是我找了一个留校任教的好朋友，让他打听一下谁是管学生档案的人。世界真是太小了，那位管档案的老师竟然就在我这位朋友的隔壁集体宿舍里住，二人都是年轻人，经常一起玩，关系还不错。于是我请朋友牵线搭桥，给那位老师送了两条“玉溪”，又把他们接出来到长春观素菜馆吃了一顿大餐。几天以后，我又到学校里看望那位老师，那位老师说：“放心吧，已经弄干净了。”这样，我这颗悬着的心才放回肚子里。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还请廉书记帮忙。以前廉书记当人事处长时，跟Z大学学生处关系不错。我跟廉书记讲了这个情况后，廉书记当即就写了一张条子给学生处长。结果我去学校时，学生处长恰好出差去了；又过了两天，我得到答复说档案的事情已经搞定了，因此也就没有用上这张条子。
然而这么一折腾，已经到了六月份，找工作的好时机错过了。眼见别人陆陆续续地有了接收单位，自己却没有着落，女友又是后悔，又是难过，天天哭鼻子。我白天在汉口上班，晚上还要跑到武昌为女友的工作活动，每天累得精疲力竭。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到了六月末，有一个政府机构来招收公务员，全校只要一个人。系主任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她跟这个政府机构的领导私人关系非常好，于是向人家力荐我的女友。就这样，我的女友算是否极泰来，当上了公务员。
为女友找工作的半年，可以说我每天都殚思竭虑、焦头烂额。也算好心有好报，结局还算不错。不过，这半年对我的摧残却是相当大的：本来我的面相一直比实际年龄年轻；经过这半年的奔波，反而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
从小，我父母就教育我“能帮人处且帮人”，因此在人事处那几年，我也想尽办法帮助好几个些同学或者同学的亲属找了工作。一九九七年春天，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回到了武汉市。大学毕业时他本来很想留在武汉，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单位而去了广东湛江中行。去了以后很不习惯，一直梦想着回到他喜欢的武汉。到了一九九七年，他终于痛下决心辞职，想考研究生再到武汉发展。于是，我把他接到自己的宿舍里，和他同睡一张床。这位同学自尊心很强，不愿意在我这里白吃白住。我就托门子找了我们银行一个下属期货公司的老总，给他找了个经纪人的工作。经纪人的基本工资才四百块，收入全靠拉客户，可那时期货行业崩盘，根本就拉不来客户。于是几个月以后我又辗转通过关系给他找了一份相对稳定的中保人寿的内勤工作，月薪一千多块钱，算是够生活用了。为了方便他考研究生，我还把他引见给系主任。后来这位同学没有考上研究生，但几经历练适应了社会，现在在武汉市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这位同学和我之间几乎是以兄弟相待，我父亲去世时，他赶来帮忙张罗后事，还和儿子一样给我父亲带了孝。
当然，“人上一百，各式各色”，我在帮助别人找工作时也遇到过特别没良心的。有一次有个姓刘的熟人，请我帮他下岗在家的弟弟找份工作。这个人原来在一个厂里当电工，后来厂子垮了。我找了我们大楼的物业公司人事部经理，帮那人找了一个电工的活，一个月有六、七百块的收入。按理说这个收入算很不错了，我的工资在“改革”后也只有九百多块。那天我领着那人去报到时，他竟然连一句“谢谢”都没对我说。当时我心里就好大不高兴，心想：这人也真他妈没礼貌，就是给狗喂块肉，狗还冲我摇两下尾巴呢。不过碍着他哥哥的面子，我也没发作。谁知几个月过去后，我遇到物业公司人事部经理，那经理告诉我说，那电工吊儿郎当地干了两个月，领走工资后就不辞而别了。我一听非常生气，不禁暗暗骂道：“妈的算什么玩意，费好大的劲给你找了饭碗，要走你也得打个招呼啊。你一拍屁股走了，害得老子欠人情债。”于是我只得跟人家人事部经理赔不是，说自己对那人不了解，实在对不起了。
十一、道德荒漠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全民族性的道德沦丧，中国大地逐渐沦为道德的荒漠。很多人整日谈论的是钱，心里想的是钱；为了钱不择手段，为了钱走向疯狂；抛却了最起码的道德良心、礼义廉耻。我这个人并不是那种“耻于言利”的人，但总觉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赚钱要讲究个章法，要凭良心、凭劳动，不能搞肮脏钱，发不义财。遗憾的是，恐怕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现在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整个官场乌烟瘴气，贪污腐败无所不至；而民间也不是净土，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很多对官场腐败愤愤不平的人，倒不是真的喜欢两袖清风，而是觉得心理不平衡，自己没有那贪污腐化的机会。一旦机会来了，反而变本加厉。
“一滴水可以看到整个大海”，公共汽车就是能够反映社会这个“大海”的“一滴水”。一九九五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一次坐公共汽车到武昌找女友，上来几个衣着妖艳的女人坐在我身后旁若无人地大声谈话。我听见她们的谈话主题似乎是另一个女人，只听一个说：“×××可真够贱的，那个男的已经没钱了，也还跟他睡。”另一个说：“可不是？要是我早就把他一脚蹬了。没钱还要跟他睡觉，疯了吧。”听了这番厚颜无耻的对话，我诧异地扭过头去，只见那几个女人依旧眉飞色舞地大声谈论着钱、男人和睡觉，丝毫没有一丁半点羞耻的感觉。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人尊老爱幼、礼义谦让的美德被一扫而光，处处充斥了无德无义、言行粗鲁之辈。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上层也看到了道德沦丧的危险，于是开始大力提倡“五讲四美”。然而上层的努力并没有奏效，道德这东西被毁掉容易，重新建立却很困难。特别是经历了一九八九事件，把人们那点仅存的希望和信任扼杀之后，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人的道德面貌更是江河日下。我在武汉生活了十三年，无数次乘坐公共汽车，遇到车上有老、弱、病、残、孕而有人主动让座的情况，却是屈指可数。
我父母都是具有尊老爱幼美德的人，因此从小在这方面对我着意培养，长大以后我确实遵守着他们的教导。我在坐公共汽车时，只要遇到有老、弱、病、残、孕，就一定会起身给他们让座。有时自己带的东西太沉重了，上车时就希望最好不要上这样的人；如果上了老弱病残，我就先等一下，看有没有人让座，假如有人让座我就庆幸；假如没人让座，就自己背着重物站起来给他们让座，但多半情况下都是我让座。不过，最近几年主动让座的人仿佛比九十年代多了一点。
不肯让座的人没道德，有些被让座的人也没道德。二○○一年“五一”节期间，小舅子两口子来我们家度蜜月，我和妻子陪他们到新开张的东湖沙滩浴场去玩。回常青花园的路上，车到黄浦路上来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的，大概是他小女儿或者孙女，当然，是“二奶”也不稀罕。当时车上人多，谁也不让位子，于是我站起来给老头子让了个座位。那老头也是一句“谢谢”也不说，一屁股坐下就不说话了。我心里虽有些不快，但是看他一大把年纪了也就不计较。车到建设大道的台北路口，老头子身边的一个座位空了，这时我看到老头子边招手边喊“过来过来”，就以为是请我过去坐。谁知道我走到跟前了，那老头子竟然说“不是叫你”，原来他是招呼那个女的来坐。见到这个情景，车上有几个乘客看不下去了，小声对我说：“有些人，真是不识敬啊，给他们做好事真是不值”。我摇了摇头，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二○○○年有一次我乘坐五二二路公共汽车上班，车子到了汉口武圣路上来一个农村人，问这个车到不到亚贸广场。五二二路车到了武昌付家坡就转向中南路，而亚贸广场则需要继续沿着武珞路前行大约两站才能到。在武圣路，有七○三等多路公共汽车可以直接到亚贸广场。当时五二二路还不是无人售票，那个售票员就是不说实话，为了这一块钱的车钱骗人家说：“到啊，到啊，到付家坡下。”那个农村人就这么着被骗上了车。我当时坐在售票员边上，见到这个情景对那售票员烦在心里，就忍不住对农村人说：“这个车不到亚贸，你坐七○三直接可以到。”那农村人听了迟疑了一下就下去了，售票员则瞪了我一眼，好大的不满意。
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前后，由于我和姐姐都上班了，我们家做灯笼光靠我父母两位老人就显得人手不够。于是他们通过一个熟人介绍，找了一个叫牛四萍的十七八岁的村姑帮忙做灯笼，每个月可以挣五六百块钱，中午还管一顿饭。牛四萍这个人相貌丑陋，身材矮粗，文化程度是小学肄业。小县城消费低，五六百块钱还管饭的工资已经算非常高的了。太谷人比较老实，我们家待她也厚道，因此双方关系非常好。我父母干活的那种精神，也让牛四萍钦佩不已。一九九六年春节花灯行情不好，一共只卖了一万二千多块钱。牛四萍知道后安慰我母亲说：“姨儿，你每天这么辛苦，要是你不发财，那真是老天爷不长眼啊。”
就这么着牛四萍在我们家一干就是三年。到了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我父母搬到武汉，初来乍到的也不敢把牛四萍带来。父母临上车时牛四萍来送，哭了一场。我父母走后牛四萍又在一家私人开的辣椒酱厂打工，一个月工资才二百八十多块钱。那个私人老板很坏，招工时只要小姑娘，休息时就放黄色录象给她们看，然后就给个二、三十块钱诱奸这些小姑娘。牛四萍长的丑，老板倒没奸污她，不过看了一年黄色录象，又在这个氛围里耳濡目染，渐渐地学坏了。
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我母亲因为过年时花灯卖的好，就想扩大再生产，雇几个人帮忙。当时父母还不知道牛四萍已经变坏，于是自然地想到了她。春节以后，我母亲回了一趟太谷，又找到牛四萍，问她愿不愿意到武汉做灯笼。牛四萍当然愿意了，只是提出武汉离家远，每个月应当再涨二百块工钱，一天管三顿饭。虽说一个月七八百块钱加上三顿饭比在本地雇人还贵，但母亲念及以前的情分，再加上牛四萍是熟练工，不必专门费劲培训，就答应了她的条件。
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干活依旧是一把好手。武汉这地方是大城市，菜价比太谷贵很多倍，母亲心疼菜钱，因此每次吃饭的剩菜都舍不得倒掉。可牛四萍不吃剩菜，于是每天吃饭都是牛四萍吃新鲜菜，我父母吃剩菜。按理说工资涨了，又到了大城市，牛四萍应当高兴才对。但是母亲却发现牛四萍的脸上的笑容渐渐地越来越少；天天上街转，有时半夜也不回来；整日照着镜子一看就是半天，显得心事重重。我母亲心细，以为她到了想找对象的年纪，就跟她谈心。一谈心才发现，牛四萍的“心事”不是想嫁人，而是嫌做灯笼赚钱慢，没法发大财。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看到街上发廊林立，里面的小姐衣着妖艳，一问原来一个小时就能挣好几十块钱，顿时觉得做灯笼没意思，想做发廊小姐。无奈牛四萍长的丑，一连问了好几个发廊人家都不要，不禁郁闷起来，每天照镜子看自己，越看越生气。我母亲一听，顿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短短一年没见面，人的变化这么大。
不过我母亲念及以前的情义想挽救牛四萍，于是经常找她谈心，教育她人活得要有尊严、不能干歪门邪道等等。可是牛四萍却不以为然，反而问我母亲：人不都是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吗，那为什么有些人富我就穷？为什么有些人漂亮我就丑？为什么有些人上大学我就小学没毕业？像姨儿你这样每天辛辛苦苦的，也没见发什么大财啊？这一连串“为什么”，反倒把我母亲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末了，牛四萍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最好找个有钱的老头，跟他过上两年，再找个机会把他一杀，财产就归我了。”
听了牛四萍的这番话，我母亲不由地觉得脊梁骨直发凉，心想要是任由她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哪天给弄出点什么丑事来，可就不好跟熟人交代了。于是母亲狠了狠心，赶紧买了一张火车票，打发牛四萍回太谷了。
我们家附近住着一对年轻小夫妻，在我们家刚搬过去时候，大家见面经常点个头。后来，我们渐渐觉得那家人有些古怪：男的经常一连好几个月不在家，女的则每天清晨我上班时见她从外边回来。后来有个邻居来串门时候跟我们说了他们家的底细：那个男的是小偷，经常因为盗窃被公安局拘留，而且人家“兔子爱吃窝边草”，这个楼道里几乎每家住户都曾经被他光顾；那个女的则被汉正街一个外地老板包夜了，每天晚上陪人家睡觉，早晨人家开门做生意就回来。我们一听，顿时张口结舌。所谓男盗女娼，算是被这家人占全了。后来我父亲得病，那个男的有一天还来向我母亲借钱。我母亲说，我男人病成这样，家里就靠过年糊两个灯笼给老头治病，实在是没钱啊。那个男的还算有点良心，连声说，阿姨，我真不知道你是这个情况，对不起了。
这家人混到这个地步，并非实在走投无路。那个男的原来有工作，但就是嫌钱少爱偷人家，结果给判了几年刑开除了工职。那男的还会开车，有一段时间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夜间“挑土”（【注】“挑土”是武汉人对出租车轮班司机的称呼），一个月可以挣一千来块钱，但干了几个月觉得累，又不干了。有一天我母亲从他们家门口过，碰到那个男的跟几个朋友喝酒，喝着喝着哭了起来，说自己是怀才不遇，没有伯乐来发现他这匹千里马。后来那个女的跟人家跑了，那个男的就一个人在家，跟街上一个卖炸鸡腿的农村妇女搞上了对象，天天跑到人家的出租屋里白吃炸鸡腿。后来把那个女的吃怕了，偷偷搬了家。
一九九九年我们家花灯生意不错，就租了二楼的一套房子搞成展示厅的样子。后来生意不好，就把这套房子退了。后来房子的主人把这套房子租给了外面一个发廊，每天一到晚上就有不少小姐领着嫖客到那间房子里苟合，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最多时，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在一间屋子鬼混，那里面发出的淫声浪语站在楼道里都听得一清二楚。后来终于被举报了，有一天公安局来抓卖淫嫖娼，抓走一大帮人。
参加工作以后，我到过全国许多城市出差，发现在这些城市的繁华地区，比如火车站、商业区，都存在着一批数量不少的乞讨儿童。这些年幼的乞讨者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三五个一伙围住过往的人群，往往采取搂腰、抱腿等方式强行索要，因此他们也常常受到被骚扰的人们的殴打和辱骂。一九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走到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中年农妇指挥一群乞讨儿。那农妇是专门做“国际贸易”的，中国人不讨，只要看到有老外经过，农妇就发出口令，于是那帮脏兮兮的儿童就冲上去抱住外国人的腿死死不放，直到对方掏钱。那些被抱腿搂腰的老外脸上那种鄙夷与厌恶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我。这时，一个戴眼镜的北京中年妇女走到那个农妇面前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你给中国人丢脸！”农妇脸上挂着笑，用河南口音卑微地回答道：“没办法，孩子多嘛。”
在武汉，我也不止一次被这些乞讨者骚扰。每次为了脱身，我都要给个一块钱或者五毛钱的硬币。有一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子抱住我，在我给了他一块钱硬币后居然还不满意，说道：“给这么点，小气！”我这个人一般不跟弱者计较，但见了这么个无耻的少年，也禁不住心里生气，大吼一声：“给老子滚！”那少年被吓住了，松开了我。后来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他，竟然在向我做鬼脸。
武汉的洪山广场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强卖玫瑰花的孩子。他们一般只看到情侣才动手，强行缠着要人家买花。一次我和妻子从那里经过，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缠着我要我买玫瑰花。虽然我一向不喜欢弄花啊草啊什么的，但心想，一枝玫瑰花也就两块钱，至多五块钱，买就买吧。谁知那丫头张嘴就要十块。妻子一听，说这不是敲竹杠吗？咱不买了。妻子拉着我离开，谁知那丫头居然抱住我的腰，也不说话，非要买不可。我就跟她说，丫头，你正是上学的年纪，咋不读书啊，干吗要干这个。那小丫头听了我的话，张嘴就骂：不用你管，连花都买不起的穷鬼！我一听，压住怒火说：做买卖得讲究自愿，我不买你的花你也不能骂我呀。妻子早就不耐烦了，一把把那丫头从我身上拽开，跟我说：就你个书呆子，跟这种人罗嗦什么呀？走！恰好在此时，另一对情侣走过，这丫头又缠住了他们俩。我摇了摇头，对妻子说：这种人长大了能长成什么样子？
在汉口的江汉路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奇形怪状的乞讨儿。实际上这些乞儿多数是被人为地弄成各种畸形怪状：有的被用绳子把双腿从背后绑到胸前，有的干脆被人为地弄成残废。还有一些流浪儿，为了博取同情，冰天雪地中只穿单衣，因此被冻坏了手脚。此外我还发现，这些残疾的乞讨儿童往往有大人监视和唆使。他们通常在距离流浪儿不远处，监视着流浪儿的一举一动。据我了解，这些人往往是流浪儿的父母、亲戚，有些干脆是人贩子。本来应在课堂中读书的儿童，成了这些人发财致富的工具。
我父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瘤以后，在二○○二年春节期间因为脊柱压迫性骨折而自己不能行动。为了方便自己回家做饭不在父亲跟前时照顾一下，我母亲到A医院找了一个护工。那个护工姓万，是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姓万的嘴很巧，一个劲地让我们放一百个心，说自己有很多年的护理经验。我们听了，也就略微放了些心。当我母亲一走，姓万的就对我父亲说，他昨天晚上照顾另一个病人，一夜没睡，想在我父亲床上休息一下。我父亲心善，也就同意让姓万的睡一下。可我父亲骨折自己动弹不了，姓万的就搬着我父亲到床的一边，然后就挤到我父亲那张窄小的单人病床上睡大觉。那个姓万的“照顾”了我父亲一个礼拜，本来我父亲还以为他只是一时如此，却没想到竟然天天如法炮制。偶尔醒过来，姓万的就跟我父亲说自己缺钱。湖北有不少人有意思，不说挣钱、赚钱，而是说“搞钱”；一个“搞”字，把钱的来路弄得十分暧昧。姓万的就是这样，成天嘴里“搞钱搞钱”的，实在令父亲厌恶。但当着姓万的面，父亲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乘姓万的不在，赶紧跟我母亲讲了。这才把这个一心“搞钱”的家伙给辞了。从此，我们家人对医院里的护工厌恶至极，自己再累也坚决不雇护工。
二○○四年四月我父亲去世前几天，又住进了C医院。C医院也有护工，一开始还有几个跑来问要不要来“帮忙”。我们家早就知道这些护工普遍不怎么地，根本就没有考虑。我母亲每天招呼父亲，姐姐也从河北廊坊赶来伺候，我也向单位请了假守侯在父亲病床前。在伺候父亲期间，我看到旁边病房住了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他的那个护工是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小妞。别看这个小妞年纪小，损人利己却一点都不含糊。一天春光明媚，老人家想晒晒自己的衣物被褥，就请那小妞帮忙。小妞也正想晒自己的衣物，就不答应，把她自己的衣服搭在晾衣服架子上就出去散步了。老人无奈，只得找了根竹竿，自己颤颤巍巍地往竹竿上搭衣服。我母亲见状赶紧过去帮忙。刚晒了不到半小时，那个小妞散步回来了，看到老人那些衣物被褥挡了她的阳光，立即气急败坏地走上去把衣服拽下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又不是明天就要死了，急什么急？”
对弱者施以同情，至少不故意坑害，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然而在今日之中国，弱肉强食的观念已经深入很多人的心。即便是那些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其价格都比一般地方贵上四分之一。对，因为你弱小，因为你陷于困境，不宰你宰谁？在各个大医院的门诊部，往往还活跃着一批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医托”，假装成患者模样，虚情假意地介绍一些蒙古大夫、野鸡医院。城里人见识多，上当的少；很多农村人就被这群丧尽天良的骗子骗走了救命钱。此外，医院的小偷还特别的多，这帮贼知道这些来看病的人肯定带了钱，于是专拣病人下手。父亲生病这几年，我奔走于医院，不止一次看到那些被偷了救命钱的病人呼天喊地、悲痛欲绝的情景。
二○○三年二月底，我和一位同事开车到外地出差，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汽车撞到水泥隔离墩上又翻了个底朝天。当我们从扭曲变形的车身中爬出来，惊魂未定地报警时，附近村庄的几十个农民拿着撬杠等工具奔到现场。看到我们人都还活着，那些人就跟我搞价钱，要我们付一千块钱帮我们把车子翻过来。我们这是因公出差，车子也有保险，自然不会要这些一没票据、二无工具的农民“帮忙”，就客气地向他们道谢后请他们离开。然而，那些农民就如同等待觅食机会的秃鹫一样围在那里不肯走，几个人把我们车上洒落在外面的香烟、打火机等东西捡起来塞到自己兜里，更多的人则围着已经摔开的汽车后备箱。当时我们的后备箱里还放着手提电脑、业务资料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我走上前去请他们走开。他们却不走，指着散落在后备箱里的洗发水和饮料说：反正你们也没有用了，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吧。我当然不干，只好冒着汽车起火的危险守在那里防止他们哄抢。直到二十分钟后交警来了，那帮农民才不情愿地散去，走时一步三回头。后来我们清点后备箱里的物品，发现少了同事的一双新买的皮鞋。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
十二、遭遇传销
一九九七年夏天的一天早晨，我背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从吴家山带到宿舍里去的盘子和碗，搭乘五四六路公共汽车到单位上班。天气很热，车厢里人又非常拥挤。我们家住的西郊公园正好是五四六路的起点站，我有个位子。车到途中一位老大爷上车，我就起身给他让座位自己站着。这时旁边站着的一位中年妇女说话了：“小伙子，背着那么大的包还让位子，真不错！我天天坐这车上班，也没见有人给老年人让过位子。”我这人也喜欢别人夸我，听了她的夸奖心里挺高兴的，跟她一路攀谈，并应她的要求留了个电话号码。
过了大约一个来月，我接到这位中年妇女的一个电话说，今天晚上在武汉剧院有个研讨赚钱方面的讲座，她已经帮我弄到了门票。我一听，想想晚上反正也没什么事，于是就答应她去听讲座。等我到了武汉剧院门前，发现那里人山人海，三五个扎成一堆在那里热烈地交谈。见此情景，我觉得肯定是个什么大人物来了。那位中年妇女见了我就热情地迎了上来，并把我介绍给围成一堆的几个人。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好象他们是个什么组织似的。
等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中年妇女进了剧院，发现里面座无虚席，有不少人就站在过道里，还有很多人被挡在门外进不去。那位中年妇女边走边说，我看你人不错，费了好大劲才帮你搞到这张门票。我虽然不明白这讲座究竟为什么这么值钱，但也只好连声表示感谢。等我在座位上坐定，才发现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写：“××公司中国市场15%～20%培训总结大会”。一个具有白领丽人气质的报幕小姐宣布大会开始时，全场顿时起立欢呼。
我并没有随同这些人起来欢呼，干吗要起立欢呼？要讲话鼓鼓掌就够了，干吗要装神弄鬼的？疯狂炽热的人群随着报幕小姐的鼓动，有节奏地喊着我不明白的口号，如醉如痴；我则坐在那里茫然四顾，看着周围那些表情虔诚、嘴里发出歇斯底里叫喊的人们，仿佛到了一九六六年秋天的天安门广场。
那位中年妇女一边激动万分地喊着口号，一边还低头问我：你怎么不起来喊啊？老师马上要出来了。这时一个很胖的中年妇女走上主席台，报幕小姐介绍说她是台湾人，“钻石”级的大师王什么氏。刚刚坐下的人们又站起来，也没有人起头，就整齐划一地高喊“王太王太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的口号。都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我看不是这样。
王太长着一副最常见的、中年家庭主妇那种公鸭嗓，讲话内容是她怎么靠销售××产品当上富翁的发家史。每讲几句，场内的听众就起立欢呼一次，响起震耳欲聋、整齐划一的口号声。令我万分惊讶是，这些人居然在没有人起头的情况下能够做到众口一词，连口号的次序都不乱。王太介绍完自己的发家史，又开始介绍心得，我印象最深的几句就是：“不要怕熟人骂你是骗子，你骗他是因为要帮他！他以后会感激你的”，“要用一颗诚心做事业，要经的起骂，这样你才能迅速发财致富”，“××产品是本世纪发财的最后手段”等等。虽说是做产品的，但我在现场没有一句关于产品性能的介绍，惟有如何发展下线，下线如何发展下下线……这就是传销，产品本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击鼓传花一样发展下线。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站起身来跟那位带我来的中年妇女说，我晚上还有点事情想先走一步。那中年妇女拉住我说：别走啊，我为你搞票跑了好几天呢！我是看你小伙子人品不错才帮你的。我也不好强行离去，只得无奈地在这荒诞不经的气氛下继续忍受。我环顾着周围的那些人，也都是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看上去并不像愚昧无知、素质很差的人，怎么也会这样呢？还有一些年轻女孩子衣着气质还很不错，一看就知道是白领丽人一类的，怎么也跟中了邪似的？
就这么坐如针毡地捱了两个小时以后，大会终于结束了。但那些人并不急于离去，而是疯狂地往主席台上挤，想让那位“钻石大师”王太点拨自己几句。带我来的那位中年妇女也对我说了一声“别动，等我一下啊”就往主席台跑去。我一看脱身的机会来了，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座该死的剧院。一出门就看到门外依旧站满了没法入场的人，虔诚地等待戈多。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心想：天哪，中国人这到底都是怎么啦？
那位中年妇女第二天又打电话找我，问我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了？我解释说，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办。那天快下班时，她又到我单位找我，给我送了一份××公司的宣传画册，鼓动我加入传销网络。我对她说，我实在不想搞这个生意，你还是别在我身上下工夫浪费时间了，赶紧去发展别人吧。听到这里，她才失望地走了。后来又有人送给我一瓶××公司生产的清洁用品，实话实说，我用了一下觉得质量还算不错。××公司在传销公司里算是最正规的一个了，后来到一九九八年国家取缔非法传销时披露的一些传销黑幕，比我所见识的传销更加触目惊心。
十三、柳巷北口
一九九六年以后，由于我和姐姐都在外地参加了工作，母亲一个人没办法支摊子，就找太原钟楼街一家商场的段经理代销我们家的灯笼。一九九七年春节，我忙着给女友找工作，因此过年没有回家。姓段的仗着自己是坐地户，欺负我母亲：尽管那一年灯笼行情非常好，姓段的却仍然按前一年行情不好时亏本吐货的价格结账。可怜我父母都是老年人了，每天辛苦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做的货堆成了山，被姓段的这么一坑，除掉成本合计只挣了七千块的工钱。父亲听到这个消息，连悲伤带气愤得把一些焊好的灯笼架子踩扁，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母亲虽然心里也很难过，但转念一想，不做灯笼靠什么生活呢？于是，咬咬牙还是又做起了花灯。
一九九七年行情好，家里的灯笼几乎全部卖光了。为了挽回损失，我父母一开年就没日没夜地干活。恰好一九九七年夏天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反常地炎热，连太谷县的气温也常常超过四十度，这是我们家搬到太谷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因为白天太热，父母也舍不得买空调，所以就晚上干活、白天睡觉。当时父母还雇了一个叫牛四萍的帮工，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就让她放假回家了。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父亲上街批发了很多三四毛钱一包的廉价方便面，二人一天只吃两顿饭，食物就是青菜煮方便面。夜晚干活光线不好，连气带累，我母亲的眼睛只一年就花了。当时我正为女友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姐姐小孩也刚出生不久。为了不给我们增加思想负担，父母一直没把实情告诉我们姐弟俩。后来到一九九七年秋天父母到武汉来散心时我才知道这个情况，顿时感觉自己实在是太粗心了。要是我过年能回去帮助父母卖灯笼，那么父母也不至于被人家坑得那么惨。
因此到一九九八年春节，我向单位请了一个长假，回家帮助父母卖灯笼。回家之前，我在商场里给母亲买了一个当时最时髦的不锈钢保温杯，以便母亲卖灯笼时候有口热水喝。母亲知道我回来帮忙，春节前就在柳巷北口一家国营的五金门市部租了一个柜台，我从太原站下车就直接来到商店里。
这家五金门市部大概有四五十平米的营业面积，晚上我们家把货堆在商店里，到白天就拿到商店外面，把商店腾出来继续由人家卖五金建材。除我们之外，商店门口一个柜台还租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独臂人搞印刷。门市部有三四个营业员和一个经理，人都还不错。那个独臂人原来是太原市的一个流氓团伙成员，与另一个流氓团伙打架时被对方砍掉了一只胳膊。后来，这个人又因为行凶被判了八年徒刑，出来后就靠做标牌锦旗，印制名片、饭菜票等活计谋生。此人面相凶恶，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良之辈。他还谈了一个女朋友，是附近一家私人商店的营业员，当时才十六七岁年纪。当初这个独臂人看上了这个小姑娘，就经常有事没事地到那个商店转一转，渐渐混熟了，就总是请人家吃一块五一碗的凉皮。小姑娘不知道是陷阱，就跟着这个“叔叔”出去，被独臂人连哄带骗弄上了床。后来这小姑娘怀了好几次孕，独臂人都让她做了人流。即便是这样，独臂人对这小姑娘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我母亲租柜台那天刚好小姑娘做了人流回来，不知哪句话惹了独臂人，被独臂人一脚从屋里踹到屋外，站都站不起来。那天独臂人不在时，商店的王经理叹息着对我母亲说：现在的小姑娘可真不值钱，一碗凉皮就跟人家上床，挨打受罪；而这种亡命之徒一沾上就脱不了身，动不动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真是造孽呀。
有这样的恶邻，我母亲非常担心我言语不周惹毛了他，就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对这种人要敬而远之，千万别惹事。”母亲在商海里滚打了多年，历练出了跟形形色色人打交道的本领，对这个独臂人总是笑脸相迎，给他敬烟抽，有时见他一只胳膊拿东西不方便还主动上去帮帮忙。人都喜欢吃敬酒，独臂人见我母亲对自己这样厚道，也变得客气起来，还经常跟我母亲唠唠家常。听母亲把我们家情况一介绍，这个骂自己父亲是“老王八蛋”的独臂人竟然佩服起我母亲来，张嘴闭嘴叫大姐。后来有一天，独臂人见我跟母亲坐在一起抽烟，就凑过来跟我们唠嗑，对我说：“你妈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把你跟你姐都扶上正路，你小子生在你们家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以后你可得孝顺你妈，要不你还算个人吗？”我听了以后暗笑，心想我还用得着你这样的人教训？不过我还是连连点头称是。
此外，当时商店里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张头，六十多岁，是太原一个机械厂的退休工人。老张头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小儿子出国留学后都在美国定居了，老伴也跟了过去。老张头根据自己一辈子的经历，得出了这么个结论：当中国人倒霉，中国不是人待的地方。于是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全家一个不剩地移民到美国。可老张头的大儿子在山西省政府里混了个处长，觉得挺满足，总是拖着不想出去。老张头自己虽然已经拿到了绿卡，但还是不走，专门留下来监督这个大儿子出国。一提起大儿子，老张头就气都不打一处来，总是骂：三个儿子就数这小子没出息，当了个鸡巴处长就觉得了不起了，鼠目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