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幸会，幸会！”中年男人连忙作谦恭状，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毕恭毕敬地双手送到我面前，“敝姓毛，叫老毛就可以啦。”接着，他又连忙恭维在座的同学：“早就知道袁行长往来无白丁，同学、朋友个个都是人上之人，今天可是高朋满座，真是幸会，幸会啊。”
我接过毛厂长的名片，出于礼貌看了看，只见上面写道：
××市××水泥厂
毛德雍 厂长
我心里纳闷，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因为在武汉方言里，“毛德雍”跟“没得用”发音是一样的。这时小袁指着毛厂长跟大家介绍道：“毛厂长是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也是我的老客户了，一直想结交一些在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今天咱们聚会，就是毛厂长做东，一来对我们支持他表示感谢，二来跟大家认识认识，咱们先谢谢毛厂长。”说到这里，毛厂长连忙站起来，向大家点头致意，操着蹩脚的普通话说道：“不敢当，不敢当！袁行长实在是抬举我了，就一个几十人的小破厂子，啥企业家呀。承蒙各位看得起我这个乡下人，百忙中抽出时间赏光，我万分荣幸！能结交各位这样的朋友，实在是我求之不得呀！”
我细心观察着这位毛厂长，心想他肯定就是朋友要给我介绍的那个“成功人士”了。毛厂长长得很脸谱化：矮个，很胖，歇顶，鼻岬肥大，满面红光，一双明显的酒色过度而红肿浑浊的小眼睛。衣着倒是一般，跟我这些惯于西装革履的同学们相比，倒是显得有些寒酸土气。不过，他的手指居然上戴了三个硕大的、黄灿灿的大方盖金戒指。初一看，既具有一种官像，又具有爆发户的俗气。
宴席丰盛自不必说，毛厂长不停地给大家斟酒、敬酒。我暗暗惊奇这位“成功人士”的海量：跟我们在座的喝完几巡，居然毫无醉意，依旧谈吐自如，显得很有分寸。
这时，朋友说话了，他问毛厂长道：“毛厂长，上次你说的那几个闹事的工人现在怎么样了？”
“哦！摆平了！”“成功人士”兴冲冲地回答道，“跟我玩，他们太嫩了。”
那天酒席散后，朋友送走客人，对我说，你别走，跟我到茶馆坐坐。我和朋友来到一家茶社，要了两杯茶。朋友为我点燃一枝烟，又自己点燃一枝，深深吸一口，吐出一个圆圆的烟圈，他下意识地盯着烟圈看，问我：“对毛厂长感觉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呗，这种人现在多了去了，”我回答道，“你为啥要引荐他给我？”
“为了让你写写他。”
“靠，写他？一个俗不可耐的爆发户？这样的人我可没兴趣。”
“不，不那么简单，”朋友盯住我说，“你低估了他。”
“哦？那你说他有什么超长的本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嘛。”
“你知道吗？”朋友又吸了一口烟，“他有六千万资产。”
“六千万？不少，可现在亿万富翁一大把了。”我随口答道。
朋友摇摇头，从包里拿出一个名片盒，翻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你瞧瞧这个。”
我接过名片，借着茶社昏暗的灯光定睛一看，只见上面赫然印着：
××市×××局
毛德雍 局长 党委书记
这就不对劲了，我脸上肯定流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没想到吧？”朋友脸上流露出一丝得意：“我说过你会对他感兴趣，想听听他的故事吗？”我自然想得知这位亦官亦商的“成功人士”的底细，连忙请朋友开讲。朋友呷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讲道：“这位毛厂长、毛局长是我刚参加工作时认识的。当时，我还在C银行当信贷员。当时国家正在××市投资一个大工程，涉及到移民搬迁。为了安置移民，国家投资六千多万在××市修建了这个水泥厂，当时，我是这个水泥厂项目的信贷员，因此认识了当地主管这个项目建设的毛局长。毛局长很会做人，对我这个小信贷员也毕恭毕敬，跟我处得不错。
“后来，这个工程建成了，毛局长也被当地政府委派到这个厂当法人代表。这个厂与一般小城市的小水泥厂不同：它采用的设备都是全新的，也不是国家产业调整准备淘汰的小立窑，而是采用先进的悬窑，一年可以生产水泥二十多万吨。由于靠近国家重点项目工地，这个厂水泥产品具有其他地方水泥厂无法比拟的优势——运费便宜啊！产品不愁销路，货款回笼迅速——这样好的条件，效益当然不错。唯一有点缺点就是人多了一点，有三百来号人，这也可以理解，本来就是移民安置工程嘛。
“再后来，可能是毛厂长自己有些想法了，于是他不再担任这个水泥厂的厂长，又回去当他的局长，换了一个新法人代表。这个新法人代表却是毛局长傀儡，一切行动都服从毛局长指挥。从这个新法人代表上任伊始，这个厂就亏损，很快停产了。当时我就纳闷，这企业怎么会亏损呢，据说是人多了，可是我算了算，人是多了点，但根据这个企业的财务情况分析，并不至于养不起。正好，当时我准备从C银行跳槽，也就没再管这个事儿了。”
接着，朋友又把C银行骂了一通，说那里按资排辈太厉害，自己在那里干了四年还是个科员，效益却越来越少，还天天说要裁人，这么熬下去不但挣不到钱，说不定哪天改革的春风吹到自己身上被裁掉，要是拖下去过了三十，再找工作可就难了。于是，索性跳了槽，来到这家新成立的股份制银行。由于这家银行刚组建，自己就算是元老，加上有工作能力，也带了几个大客户，因此很快就乘风破浪，不到两年功夫就混到副行长了。
“当了副行长后，没想到居然又碰到毛局长了。”朋友又点燃一枝烟，“这次见他是为了承兑汇票的事儿，现在他身份又复原了，又成了局长、党委书记兼厂长。你别以为这是简单的官复原职，这次他的厂长可是名副其实的，那个厂已经归他个人了。”
“那么大的厂，怎么归个人的？”我急忙插话。
“我当时跟你一样想弄明白，”朋友把才吸了两口的烟头掐灭，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继续说道：“正好也想把这位毛厂长作为存款户拉过来，于是我就跟他建立了交情，还好，我们俩一见如故。后来接触多了，我逐渐知道了内情。毛厂长是靠把企业破产以后拍卖给自己把企业化公为私的。毛厂长，哦，当初的毛局长就是知道国家有规定，破产企业法人代表三年内不得再担任新的法人代表，因此他就不担任法人代表，换了一个傀儡当法人代表，然后故意让他把企业弄停产。当初他就看上了这个企业的赢利能力，一个远景规划，一步步把这个厂转为自己。现在想起来，这小子眼光可真够长远的。本来停产时，这个厂资产负债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几，在国有企业里，这个比例可真不算高。但是，毛局长就能找到个审计事务所和评估事务所，把资产大大缩水，使得资产负债率弄成百分之一百三十，然后以资不抵债为由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法院就宣告破产了。很快进行了清算，决定拍卖资产以回收现金，结果，六千万建起来的、好端端的新厂子只评估了一千三百多万。多好的设备，那是我当时经办的，才用了几年，怎么就只评了一千来万？心痛啊！拍卖时也是走了所谓的‘正当程序’，可是这位毛局长就有这个本事，以至于敢参与拍卖的竞买人只有两家：一个就是毛局长，另一个据说是浙江老板，实际上是毛局长找来的‘托’。结果，毛局长以七百万分两年付清的价格整体买下了这个厂。七百万除了交欠税和支付破产清算费用，连安置职工都不够，国家银行的贷款也就一笔勾销了。先到账的三百五十万都被付了清算费，职工到现在还没安置。其实，毛局长自己也就只有一百多万，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但他确实有能力，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是贷款拆借来的。他的算盘是：先贷款买来厂子变为彻底的私营企业，裁掉四分之三的职工，用厂子的经营所得现金流入还贷款，自己摇身一变就成为千万富翁——瞧，多好的设计。”
“难道职工没有一个反对的？难道当地政府对这事全不知情？”我也被毛厂长这通天的本领弄的眼花缭乱，禁不住问道。
“问题就在这里。”朋友道，“毛局长具有黑、红两道的本领。还记得刚才酒席上我问毛厂长的那句话吗？”我当然记得，而且印象深刻。“看到了吗？上次我见到他时，那几个工人又是写联名信，又是说要杀了他。现在，都被他摆平了。我想，他真的有这个本事。至于政府，呵呵，你别忘掉他的另一个身份可是毛局长、毛书记。别看他只是这个市的一个局长，可实际上，你也是明白人，能想象到他的能量远远不止这一点。”朋友接着说道。
“那你为什么不举报他呢？”
“举报？”朋友淡然一笑，说：“怎么举报？有真凭实据吗？我不是办案人员，这些内幕，有些是我从毛厂长那里听来的，有些是听其他人转述的，有些则只能依据前因后果自己推测的。举报，你得讲究证据，否则弄不好不但不会扳倒他，反而给你定个诬陷诽谤，而去搜集证据，执法机关、护法机关都不去做，我算什么，一个小小老百姓做得到吗？再说，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面对的不是毛厂长一个两个人，而是一张精心编织多年，包括护法、司法、行政、党务等一切有权部门的一张巨网，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甚至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黑社会组织。一个人去触动这张网，必然就好象蚊虫一样，有去无回。你去年夏天写文章揭示出的大吃大喝这种事，就能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何况要揭示这么触目惊心的罪恶呢？说不定我还没出怎么着呢，就被人家给做了。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出于一个老百姓的本分和良心，呼吁人们予以重视。”
“那你为什么想起来让我写写这位毛厂长呢？”我问道。
“因为我想让你写他。你知道，我向来对政治不感冒，对你那一套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的也不感冒，我可是个现实的人。我不相信国有企业会有什么好出路，我羡慕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可是，我起码看出来，这不是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一个千万富翁的诞生，是以几百个工人失业沦为赤贫和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这么下去国家会出事的。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完成了第一轮原始积累，腐败已经不局限为小打小闹的贪污受贿、吃喝嫖赌了，而是转变为大规模的鲸吞国有资产。我国不是在走美国式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在走南美洲的道路。贫富分化，权力异化，官员腐败化，群众暴民化。这是最糟糕的一条道路了。前一段我看到阿根廷那边出了事，立刻想到如果再不变革，我国也会走这一步。”朋友一脸忧郁地回答。
“很明显，没有人民的政权，就没有人民的权利。”我对这件事做出了我的结论。“是啊，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朋友补充了我的结论。
……
那天和朋友告别时已经是午夜了，寒风凛冽，雪花飞舞。回家的路上，我又想起了这个有着无穷能量的毛厂长、毛局长。我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与痛苦：道德沦丧的官僚，正在丧心病狂地瓜分、吞噬着国有资产，而依靠劳动谋生的人们，却总是被侮辱与被践踏。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眼望着窗外的雪花，突然隐约听到一种悲壮的歌声，如烟般飘渺。渐渐地，这歌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嘹亮，它澎湃的急流，似沉重的叹息，又似英勇的火炬——你听：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的下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
二○○三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朋友一个电话，告诉我那位“成功人士”毛德雍厂长、毛局长、毛书记因车祸去世了。当时他在高速公路上开着他新买的奥迪A6飞驰，遇到前面恰好修路要变道。大概是新车手生的缘故吧，毛厂长一下子撞到水泥栏杆上翻下了路基，当场就死了。放下电话，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一段话：“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会有报应的。”
六、“一尘不染”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这几年以来我与各级法院打交道比较多。二○○○年，我受公司委派，作为债权人代表到某省一个县法院参加一个水泥厂的破产债权人大会。这个企业在破产之前曾经大量地吸收职工集资款，口号是“不集资就下岗”。于是老实巴交的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得把一辈子的积蓄拿出来交给厂领导。然而短短几年，上千万的集资款不见了踪影，企业还是破产了。集资的工人们听到把自己列为一般债权人，清算结果是零，群情激愤，会场顿时乱哄哄的。头戴大盖帽的法官见状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呵斥道：“怎么？想扰乱法庭秩序？法警，去看看谁扰乱秩序，把他铐起来！”于是几个威风凛凛的法警拿着手铐出来一转，工人们只好沉默了。那天法庭审理“顺利”地结束后，清算组的成员、法院法官和该厂原来的领导一起会餐，也邀请我这个大债权人代表去了。席间，觥筹交错，一片欢声笑语，用的是企业资产变现所得。我沉默地看着这些划拳劝酒的强势人物，开席几分钟就借故离开了。后来过了两年我得知，这个厂还在经营中，只是已经由国营企业变成“民营”的了。
在全国各地出差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近一些年，各地的法院大楼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拔地而起，而且往往造型气派不凡。有一次我与一位朋友路过某市，发现一座山坡上座落着一栋刚刚建成的欧式建筑。建筑物自身的壮丽加上山坡的铺垫，更使得大楼显得高大巍峨，气宇轩昂，不由得令人啧啧称奇。一打听，原来是刚落成的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是我发了句感叹：呦，这顺口溜说的不错呀，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看来这法院算是吃肥了。同伴没有我这么偏激，而是说：这证明了两个方面，一是法院确实很肥，二是这几年法治建设还是取得一点成效的，打官司的多了嘛，渐渐地人们都习惯于以法律来调节矛盾。我一听，也觉得有些道理。
我有一位朋友，以前在银行给领导当司机。一次这位朋友跟我讲了一九九八年他带几个经济庭法官去外地执行一个案子的趣事。那次他们带三个法官按照判决书去某市执行财产，出发前领导就交代他们一定要把法官招呼好。领导说：现在最难招呼的就是法官了，你一定多带点钱，他们要干什么都要满足他们。司机听了领导的话，自然不敢怠慢，于是对法官们招呼得细致周到。那天出发前，几个法官自己开着一辆车子来了，清一色便衣。司机赶紧把给法官们买的茶叶、烟酒等礼品放在车子的后备箱里。法官们既不推辞，也不感谢，放进去以后“啪”的一声把后备箱盖住就发动汽车走了，司机则带着一位银行里的法律工作人员和代理律师跟在后面。
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这位司机尽管想得很周到，可还是百密一疏，等到了快驶出市区才想起居然忘记了给法官们买条“中华”烟路上抽。于是赶紧在路边一个商店里停了下来买了一条，送给前面的法官们，法官们也不推辞。司机边开车心里还在惦记：哎呀，这不是在烟草公司买的烟，万一是假的怎么办？听人家说这些法官们都是“铁面无私”的，从来不讲客气，万一要是假烟，人家会毫不讲情面地给扔出来的。刚想到这里，司机就见到前面法官的小车窗户里扔出一包红色的“中华”烟，顿时心里一惊：“坏了！肯定是假烟！人家给扔出来了！”
于是，司机一路惴惴不安地跟着法官的小车到了某市。刚一下车，心急火燎的司机就赶紧问法官：刚才那条中华烟是不是假的？法官说，不是吧，抽着还行。司机又问：那刚才我见您扔出一包烟来呀。法官回答道，那时我自己带的烟，抽完了，就给扔了嘛。一听法官这么说，司机悬着的心才放到肚子里。
那天到某市时恰好是中午，安排法官们住下并吃罢午饭已经是下午快两点了。原本以为法官们打算午休一下的，谁知一位法官却一边剔牙一边说：挺热的，咱们洗个澡吧。司机明白，人家说“洗澡”可不是冲个凉，而是要洗桑拿，于是领着法官到宾馆的桑拿中心去。可是这时候是下午两点，宾馆桑拿还不营业，于是只得带着法官们到街上转了一圈，找到了一家开门的桑拿中心。等到进去了，人家却说没小姐。司机正在为难时，一位法官说话了：没小姐你打个呼机不就成了？找漂亮点的！桑拿里的人一听，说：好，我去打呼机。三个法官就坐在大堂里等小姐，等到小姐来了，法官们才跟着小姐们鱼贯而入进了包厢。这个“澡”一洗就是两个多小时。
等晚上安排法官们吃了海鲜，法官又提出唱KTV。司机就找了一家娱乐城，安排了三个坐台小姐陪法官们唱到夜里十二点左右，期间法官们领着小姐在包厢里进进出出，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唱完了，法官们意犹未尽，又提出去洗桑拿，于是司机又安排他们到宾馆的桑拿中心去洗了桑拿。
第二天早晨在宾馆里吃完早饭，法官们从行李箱里拿出制服穿上，手持封条，由司机带路来到被执行单位。到了那个单位的财务部大门口发现门关着，一位法官飞起一脚把大门踹开，把里面的人吓了一大跳。法官当众宣读了法院强制执行判决，给五分钟时间让里面的人都出去，然后在大门贴上封条，扬长而去。于是，这次执法行为宣告圆满结束。那位司机朋友跟我说：从那次经历他才知道，法官们原来这么爱好“洗澡”，真可谓“一尘不染，洁身自好”。
一般而言，现在法院里最肥的缺是经济庭的，每天和经济纠纷打交道，两边都拼命塞钱招呼法官，因此日子过得既安全又滋润；而刑事庭就差多了，每天和杀人犯抢劫犯打交道，一没油水，二冒风险。曾经和一个刑事庭法官打过交道，感觉他人还很不错。那位法官听了我对法官的评论，就跟我说：法院里也并非人人过得如此潇洒快活的，比如说自己，虽然这一块待遇还是不错的，但跟经济庭的一比那就寒酸得要命了，杀人犯、抢劫犯往往自己都还穷得要命，谁还会招呼你法官啊？不过他这个人属于“知足者常乐”型的，总是觉得跟那帮下岗失业的朋友同学一比，自己还混得不错，因此每天总是乐呵呵的，也很敬业。
七、表弟谋生记
由于一九九九年母亲的花灯生意做的不错，母亲也想找几个人手帮忙，于是二○○○年，我舅舅的小儿子华周在初中毕业务农一年后，被舅舅送到了我们家，跟着母亲学习做花灯的手艺谋生。但是干了不到一年，我父亲于二○○一年查出来得了多发性骨髓瘤，需要住院化疗；母亲的花灯生意在二○○一年特别的不好，一共只有不到一万块钱的营业额。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自然也没有力量再教华周做灯笼了，于是把华周送到汉阳一家职业学校里学习厨师技艺。那个职业学校每天在电视里、报纸上做广告，看上去似乎很像那么一回事。于是母亲带着华周专门到那个学校里去看了一趟，学校招生人员很会说话，领着他们俩参观了新落成的教学楼和闪亮的设备、宽敞的宿舍，并对他们说：学期三个月，包教包会，不会免费再学，毕业后包分配，发中专文凭，还说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有“很多”当上了酒店的大师傅，一个月可以挣好几千块呢。
有口吐莲花的招生人员吹嘘得如此天花乱坠，再看看那高大的教学楼和设备，我母亲也就定下心来，交了两千元的学费，让表弟报名参加学习。
表弟刚进学校时确实是在那栋崭新的教学楼里上了课，但没有摸那些闪闪发亮的设备，因为他当时上理论课；也住了几天四人一间的宿舍。但是仅仅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就被迁到离学校很远的一间破平房里上课；而那个宽敞的宿舍也不让住了，换了一间十几个平方米却要挤十六个人的阴暗屋子。这时表弟才明白，原来学校每两个星期开一班，新来的就让你到好教室、好宿舍中去快活几天；等更新的学生来了，前面的就得腾笼换鸟。也难怪那些设备总是闪闪发亮，原来那是给新生做展示用的。但是表弟不在乎这些，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烹饪知识，每天起早贪黑练刀功、背菜谱。表弟是个有心计的人，他明白“吃得苦中苦，方有甜中甜”的道理。
很快炎热的夏天到了。武汉是全国有名的“火炉”城市，夏天是一年中最难熬的季节，气温常常高达四十度。校方出奇地小气，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小小的宿舍中，却连一个电风扇都不许用，违者罚款三百元。无奈，表弟和他的同学们晚上只好在外面睡觉，或者打点冷水把毛巾泡在水里，不停地用毛巾擦拭身体。
表弟的同班同学中，有不少都是和他一样想学门手艺的年轻人，还有几个年纪不小的下岗工人。和念初中时不一样，这些人都懂得学门手艺在今天社会中的重要性，因此大家都拼命用功地学。表弟脑子灵，手也勤，在他们当中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个。结业考试时表弟以优异的成绩，夺得了结业考试雕花、刀功两项单科成绩第一名，捧回了两个奖状和两本鲜艳的证书：一个是《结业证》，一个是《厨师证》。那证书红彤彤的，不禁使表弟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他想，自己打工挣来的第一笔工资，就给他的父亲买块手表。
按照学校“包推荐就业”的承诺，表弟华周和他的同学们被送到武昌一家名叫“晨钟大酒店”的餐厅“就业”。这家酒店规模很大，营业面积楼上楼下合计有将近两千平方米，光保安就有十好几个。酒店方接收他们时声称试用期一个月，不但不给工钱，连食宿都不管，而且每人还要交一百元风险抵押金。奇怪的是，作为“厨师”进来的华周和他的同学们，在“试用期”内一次砧板都没挨过，尽被打发干洗碗、跑堂、洗菜、掏地沟之类的活计。华周和他的同学们虽然有些失望，但他们都想有个工作，因此拼命地干活。酒店每天安排他们干十六个小时，还经常训斥他们偷懒。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华周表现出了其他同学罕见的吃苦精神和聪明，华周跑堂时，几乎一天就要磨穿一双袜子，可见其辛苦程度。渐渐地，华周很少挨训了。表弟很高兴，自忖是出类拔萃的，酒店肯定能录用。
一个月试用期很快过去了。令表弟意外的是，他和他的同学们一个没有被录用，全部“试用不合格”。这时候他们才明白：所谓“毕业包推荐就业”不过是个骗局。他们想到了那一百块钱“风险抵押金”，但是跟老板一讲，老板居然讲出了一大堆理由：某月某日打碎盘子一个，扣多少钱；某月某日使得顾客发火，扣多少钱……东算西算，那一百块钱不但要不回，反而还得倒找老板钱。表弟和他的同学们刚想分辨几句，老板扭过头去招呼保安了。表弟一看，也只得默不作声了。
就这样，表弟没了工作，没了希望。虽然我们家也在武汉，但表弟自尊心强，混得不好再加上我父亲得病花钱非常多，表弟也不好回我们家张嘴要钱。期间表弟到医院看望我父亲好几次，我们问他情况时他都含含糊糊地说“挺好的”。当时我们全家的焦点集中在父亲的病上，也就没有多想。表弟和他几个要好的同学整日游逛在大街上，挨家挨户地找工作，却屡屡碰壁。什么证书、奖状，屁用不顶一个。身上带的钱快用光了，但是又不敢跟我们讲。那一段时间表弟每天吃白开水就两毛钱一个的馒头，连咸菜都不敢买。但就是这样钱也一天天变少……
终于有一天，表弟在汉阳的一家“正宗成都王梅串串香”火锅店找到了工作，但工资微薄：试用期两个月，每个月一百五十块。但是毕竟能挣钱了，而且老板管吃管住，表弟也就干了。老板很苛刻：所谓管吃，就是每天吃白水煮青菜，什么便宜就煮什么；所谓管住，就是晚上客人走后睡在桌子上。表弟每天要干十七、八个小时，天不亮就要起床串那些海带、猪血、丸子、豆腐；白天跑堂，晚上要营业到两三点钟，只能在午后生意清淡时打个盹。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表弟到了这家火锅店才发现：老板每天用来做底料的红油竟然是反复使用的。前一波客人吃剩下的当时表面上是倒进泔水桶中，到关门后老板就让表弟他们把里面的残渣捞出来，把油撇出来继续给下一波客人“享用”。表弟一边干一边恶心，看到食客中那些西装革履的先生和衣着入时的女郎，表弟这个一文不名的打工仔反而有些同情他们，要是让他们看看这幕后……
两个月到了，表弟他们几个跟老板要工钱。老板却说根据他的规矩，正式录用的打工者要先把身份证交给老板，以防止长期工作后席卷财、物逃走，还说有前车之鉴。表弟虽是农村来的孩子，但是看报也知道有些老板把打工仔的身份证收走后就要不回来，只能被老板肆意盘剥，甚至当“奴隶劳工”。表弟没了主张，回来找我和我父母商量。我一听，说那万万不能给；要掌握员工的来龙去脉，弄个复印件就行了嘛，干吗非要原件？这肯定是另有企图。于是表弟回去跟老板说，可以给复印件，但原件不能给。老板一听就说，不给身份证你就给我滚。表弟要工钱，老板手一挥，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店员冲出来，对表弟左右开弓。身材瘦弱的表弟哪里是对手，只好落荒而逃，连行李都没顾得上拿。
表弟他们几个又一次开始了找工作的生涯。经过半个多月的走家串户，表弟和他的另两个同学在汉口协和医院对面一家名叫“高又高”的小酒店找到了活计。这家老板是个看上去还忠厚的中年人，老板娘是某个大厂的下岗工人。老板的妈是退休纺织工人，在酒店门口卖咸菜。令表弟奇怪的是，这一家人的收入各归个，不打搅，老板店里需要咸菜还要找老板的妈去买。老板给表弟他们几个每月开三百块。这个收入虽然和表弟当初梦想的每个月几千块的有天壤之别，但是也算比前几家光干活不给钱强的多。看上去老板人还可以，表弟只能祈祷新老板能按时给钱。
“高又高”酒店有二十来张桌子，虽然地处繁华闹市区，靠近协和医院和新华路长途汽车站，但是生意却相当清淡。表弟发现，生意清淡的主要原因是这里菜价太贵。老板做生意的原则是至少“对半利”，嘴里成天念叨着“全国十三亿，一天宰一个，一辈子也宰不完”的口头禅。现在餐馆到处都是，消息传得又快，谁被宰一回后还会来这里？由于客人少，很多肉食放久了变质，老板就闻一下，明显变臭的扔掉，还不太臭的就留下来做给客人。表弟觉得这不应该，特别是有些外地到协和医院求医治病的人，本来就够倒霉了，还给人家做变质食物，实在黑良心。
表弟在“高又高”酒店前前后后打了三个月的工，每天吃的就是客人剩下的残羹，晚上就睡在饭店的地板上。很快冬天到了，自己的行李在被赶出“正宗成都王梅串串香”时落在那里了。不得已，表弟回我们家时又跟我父母要了一床被褥。而一直跟表弟在一块的另一个同学小林则没有了被褥。表弟这人善良，晚上就两个人同睡一个被窝。由于天气冷，老板也不给烧开水，表弟他们几个三个多月连一次澡都没洗过。每到月底要工钱时，老板总说最近生意不好，没钱，下个月一定补上。表弟他们几个每天在冷水里洗菜、洗碗，手上很快生了大块冻疮，老板见了就说干这行生冻疮很正常。
老板的妈虽然是个退休工人，却一点没有我们以往从电影里看到的“劳动群众”那阶级觉悟和菩萨般心肠。她总是让表弟他们几个为自己白白干活，眼光比老板还苛刻。不仅如此，老太太脾气还不好，每天骂骂咧咧的，还尽向老板打小报告，挑拨老板打表弟他们几个。为了谋生，表弟他们几个只好忍气吞声。
转眼二○○二年春节快到了，老板已经欠表弟和他的同学们每人九百块工钱。此时的表弟和他的同学们都已经身无分文了。而老板一不提给工钱，二不提让他们回家过年。眼见春节一天天临近，表弟不禁心慌起来。找老板要工钱，老板脸一沉，骂道：“干活笨手笨脚，要钱倒积极！什么玩意？！现在没钱，等春节过完再来要！”老板娘在旁边插话道：“过年生意肯定会发财，你们回什么家呀，在这里过年吧。”
那晚表弟他们几个都没有睡着。表弟心想，过年再发财，也发不到我们头上。表弟有我们家在这里做后盾，因此还算好一些；而今年第一次离家打工的小林他们两个人，则更是心急如焚。尤其是小林，他父母都是农民，两千块的学费是他们夫妻二人一年的辛苦所得，此时不但收不回一文钱投资回报，而且连过年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怎么向父母交代？怎么对得起父母的期待？
那一夜表弟他们三个小伙伴异常的苦恼而愤懑，一直谈到快天亮。终于，小林说了一句：“城里人有钱，咱们劫道吧……”大家都默不作声了。第二天农历腊月二十八，表弟和他的同学们偷了饭店的菜刀，准备当晚去劫道。幸亏那天我们家里来了一大笔花灯生意，母亲到“高又高”酒店去找表弟回来帮忙，他们的计划才告破灭。回家后表弟跟我们讲述了经历的这一切，把我们全家惊出一身冷汗。母亲赶紧叫表弟把小林叫到家里来，给他们讲述了做人要本分、千万不能搞歪门邪道的道理。小林说：阿姨，不是我们不学好，我们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呀。于是母亲就让小林留在家里吃了几顿好饭，又给他一百钱块作路费，让他回家过年去了。
此后，母亲再没让表弟出去打工，一直留表弟在家里做灯笼，没灯笼做的时候就让表弟在家看看书。到了二○○三年七月，表弟已经学会了做灯笼的全部技术，母亲就领着他回到山西太谷，给了他两万多块钱的本钱，让他在那里开摊子做灯笼卖。母亲还领着表弟到太原市钟楼街、桥头街和柳巷等卖花灯比较集中的地方，把以前生意上的熟人介绍给表弟。当年母亲在太原做生意为人厚道，口碑非常好，人家都很照顾表弟。二○○四年春节太原市场花灯行情不好，表弟只卖了五千多块钱的货。表弟租的那个商店老板是母亲的老熟人，一看是这个情况，就免收了表弟一半的租金；而给表弟拉灯笼送货的那个汽车司机，是母亲原来待过的线材厂的下岗职工，一听说表弟是我母亲的亲戚，每车的运费降价三分之一，只收个汽油钱和过路过桥费。
当然，私人老板也并非全是和表弟遇到的那样个个具有蛇蝎心肠，也偶见好人。二○○一年四月我父亲在A医院第一次化疗时，病房里住着姓张的两兄弟，哥哥患了白血病，弟弟照料哥哥。兄弟俩都是湖北洪湖的农村人，原来在东莞一家私人电器工厂打工，老板每年都出钱给职工全面体检一次。在当年的例行体检中，哥哥被查出来有白血病，于是老板先是在东莞一家医院给他治疗，后来为了方便家里人照顾，又转到武汉的A医院。临走，老板给了他二十万元，说这是换骨髓的费用，希望他治好了以后再回来继续做工。在治病期间，还让弟弟也回来陪护哥哥，兄弟俩工资还照开。每当两兄弟讲起这个善良的老板，总是一脸的感激。不过，这样的老板在现在的中国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百不存一。
八、亲民党员
二○○○年的秋天，我到某市出差，住在当地一家台资宾馆里。我是北方人，只喜欢吃面食，一般都是在城市里的“兰州牛肉拉面”解决肚子问题。可那天我住下以后到街上转了一大圈，没有见到有卖牛肉面的。无奈，只得回到那个宾馆的餐厅，问他们能不能给我下点面条吃，人家回答说可以。我去的时候，餐厅营业高峰已过，偌大的餐厅里只有我一个客人。
就在我等待面条的时候，餐厅里突然来了一拨人，为首的是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太太，边上跟着四五个随从。老太太进门后用手在餐厅里指指点点的，好象在发什么指示的样子，身旁的人则不住地点头。这时我的面条下好了，我就剜了两筷子辣椒酱放在碗里一拌，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那一行人则边说边走，来到我跟前。老太太看了看我碗里的面条，就问：“您只吃这个？为什么不点几个菜啊？我们的厨师很不错的。”我抬起头对老太太说：“我是北方人，吃不惯南方的炒菜，一碗面条就行了。”老太太又问：“那我们的面条下得怎么样？”我回答道：“面条还可以，只是这个辣椒酱不好吃，要是有点油炸的辣椒就好了。”老太太一听，回头对身边人说：“快去吩咐厨房，给这位客人炸碗辣椒来，不要另收钱。”我一听，觉得这老太太肯定是这家宾馆的老板，态度还是满随和的。于是我笑了笑，说：“谢谢您，您是老板吧，生意做得这么厚道，真不错。”
那个老太太一听也笑了，干脆坐到我对面对我说：“那您以后可要常来我们这里住呀。”我回答道：“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感觉不错，房间也挺好的，以后每次我都来这里。”老太太继续跟我攀家常：“请问先生是从哪里来？准备在这里住几天？”我说：“从武汉来出差，大概要住一个礼拜。”老太太一听，露出惊讶神色，说：“武汉？我小时候在武汉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感情很深呢。这样吧，这位先生，今天晚上您来我的酒吧好不好，我请您喝酒，我买单。”我也对这个热情的老太太有些好奇，于是说：“我不会喝酒，喝茶吧。”老太太说，好，就不打搅你吃饭了，晚上八点半我在酒吧恭候先生。
那天晚上八点半，我践约到了酒吧，老太太已经在那里坐着了。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老太太就开始问我武汉的情况，说自己只是前几年到武汉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除了一些新建的高楼之外，城市还是老样子。我对武汉印象不怎么样，就把在武汉的一些见闻说了一下。然后，老太太自我介绍说，自己姓常，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逃到台湾时随父母跑过去的。当时她才八、九岁年纪，父亲是国民党的少将。那时候兵荒马乱，他父亲本人因为打仗还暂时留在大陆没走，先安排妻小过去。开往台湾的轮船上，人挨着人，即便是将军的妻小也没有铺位，一直都是母亲牵着她站到台湾的。接着，她又谈到刚到台湾时生活的艰辛：刚到台湾时，是“将军多如狗，主席满街走”（【注】国民政府时期省的行政长官叫“省主席”），自己父亲只是一个少将，根本没有什么地位；走的时候又匆忙，根本就带不走什么财产。可以说是一贫如洗，自己是白手起家的。
一听到老太太说自己家里是国民党的官员，我也想到了祖父，于是跟他讲了祖父的事情。老太太一听，越发觉得亲近起来，话越来越多。我们自然谈到了大陆的“那三十年”，老太太听了，就激动地说：“大陆这几十年真是胡搞，人整人、人斗人，把国家弄成了什么样子？你看我们台湾，在蒋公和蒋经国先生手里，六、七十年代经济大大起飞。我们在那个时候是怎么在干哪！可你们大陆在干什么？搞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到了邓小平时代，大陆才像一个正常一点的国家。早要是这样，现在咱们中国不是世界第一，就是世界第二了。现在的江泽民也是一个开明的人，我们一些比较大的台商代表每年都要和他们见几次面。”
我对蒋介石父子也并没有什么好感，于是将话锋一转，转到台湾现状来了。那一年春天，台湾陈水扁的民进党在选举中击败了执政几十年的国民党，一时间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一谈到这次选举，老太太就气不打一处来，说李登辉真不是个东西，当年小蒋真是看错了他，栽培了这么个吃里爬外的东西。说到这里，老太太越来越激动，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嗓门说：“国民党落到李登辉手里，真是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分裂。本来我们全家都是国民党员，但到了九七年我退党了，参加了新党，今年宋先生（【注】指宋楚瑜）成立亲民党，我又加入了亲民党。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孙先生和蒋先生那个三民主义的党了，早就被李登辉搞得乌烟瘴气、威信扫地。亲民党才是真正的国民党。阿扁搞台独也是不得人心的，我们都对这个人深恶痛绝，明明长着一张中国脸，说着满嘴中国话，偏偏说自己是外国人，算什么东西呀？”说到这里，老太太神情激愤，双手也不住地做着手势，让我想起“五四”和“一二九”运动期间，那些在街头发表演讲的学生。
在反对台独这个问题上，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老太太继续慷慨陈词：“要是当年邓先生早点上台，或者经国先生晚些去世的话，现在两岸早就统一了，哪里轮得着李登辉、陈水扁这些败类兴风作浪？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好多都被李登辉给误导了。我在大陆开了好几家宾馆，本身家里根本不缺钱；我今年六十岁，孙子、孙女都长大成人了，按理说我也该享受一下了，但我还是要做生意。我愿意到大陆来住，不喜欢住在台湾。每年只回去一两次，要么是去参加挺宋大会，要么是去交党费。我每年做生意赚的钱，大部分都交了党费。在大陆也有一些台商是支持阿扁的，每次开台商大会我们见到他们，连手都不愿意跟他们握一下。”听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对眼前这个具有执着信念的、身材瘦小的老太太产生了几分敬佩。
那天我们交谈到夜里十二点多钟。由于白天坐了十多个小时的车，我禁不住哈欠连天，想着明天还要下企业，只好把话题挡住。临走，老太太又跟我约：明天这个时候，继续来谈。等我告别了老太太往房间里走的时候，发现房间的走廊上有很多浓妆艳抹的女孩子来来往往，顿时明白这是陪客人过夜的“小姐”。第二天我到酒吧的时候，就跟老太太谈了这个问题。老太太则反问我：现在大陆开上档次的宾馆的，有几个不这样呢？你们大陆也是有意思，明明满街的妓女，偏偏要遮着掩着藏着。大陆的教育这么落后，人又这么多，那么多人没文化，你不让她们当“小姐”，谁给她们饭吃？况且，来我这个宾馆叫“小姐”的，多半是本地的党政官员、社会名流。
第二天，我从外面回到酒店时路过酒店大门，突然发现在酒店大门的一侧端端正正地悬挂着一块半米见方的铜牌子，显得庄严而神圣，上面用端庄的黑体字写着：中国共产党×××大酒店委员会。
九、歌厅小姐
虽然我国政府一再否认卖淫的合法性，经常开展“扫黄”行动，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拜金邪教的盛行，中国大陆逐渐逐渐刮起了一股“黄色风暴”。据说中国大陆的各类“性工作者”多达六百多万，比军队规模居然还要大一倍。从城市到乡村，从歌厅、桑拿、发廊甚至影剧院，都活跃着大批所谓的“性工作者”。“扫黄”虽然年年搞，但“黄色娘子军”的队伍却是越扫越庞大，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