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之内和于洋、袁朗两个人的谈话，让我觉得豁然开朗。彼此坦诚的对话，可以云开月明，打开心结。也许我也应该找周启鹏开诚不公的谈谈，谈开了，我就不会再烦恼，他也不会再痛苦。那晚我和于洋离去时他那失落的眼神，一直都让我很是歉疚。
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盘旋，但要如何措辞如何开口呢？始终都有点别扭。这种别扭让谈话一推再推，直推到两个月后姐姐来上海。
姐姐这次是公出，顺便来看我。她已经换了工作，现在是在一家公司，目前只是临时的，但只要这次出色完成公派任务的话，就可以转正了。
我们见面，聊了许多，不可避免的聊到爸爸和我的两年之约。我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她看着我微微摇头：“迎蓝，有决心是好事，但不应该绷得这么紧，绷得太紧容易出状况。”
我不明白她所谓的出状况是怎么回事，“绷得太紧，就会要求过高，期望过高，就容易有落差，会失望的。”
我不以为意，“你这个状态，让我想到了当年的我。”
这句话我必须反驳：“袁朗不是陈风，我们不会。”
“问题不在于袁朗，而在于你，在于你心里的期望。”她轻叹口气：“迎蓝，你有点让我担心。”
她的话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我这样的有期望有决心，这样的爱着袁朗，袁朗也是深爱着我，我们怎么会蹈她的覆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