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8节：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2)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梁启超好生敬佩。1910年，毛泽东从他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过期的《新民丛报》。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认真阅读，反复思考，直到里面的不少文章都“可以背诵出来”（《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第9页）。毛主席尤其喜欢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续刊登的《新民说》。这篇论文二十个专题，以新颖的文字、令人信服的哲理，论述了自由、民主、权利、义务、社会道德、社会组织、国家思想、尚武精神、个人自尊、新民素养等重要的社会理论问题。毛泽东读后，茅塞顿开，忽然明白了许多道理。他不仅将一些重要的段落加点画圈，而且还在旁边写有批语。现藏在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新民丛报》第四期，就留有毛泽东对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一节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此时，毛泽东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现代国家观念，对专制制度有所批评，对梁启超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有一定的好感。1911年春天，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听到广州黄花岗反清起义失败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大字报），贴在墙上，呼吁推翻清朝统治，让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来组织新政府。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回忆那时的感受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一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对梁启超的崇拜远胜于康有为。他习惯上将“康梁变法”说成“梁康变法”。他曾一度取笔名为“学任”，他曾解释说这个笔名含有学习梁任公之意。他还学梁启超的“新民体”去写文章，文风活泼，感情充沛，煽动性极强。1913年，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他的语文老师袁仲谦就批评他不应该学习梁启超的“新民体”，因为这种文体比较适合报刊，要写深厚而真正说服人的好文章，还要学习韩愈等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此后，毛泽东的文体才有一定的转变。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因为韩愈书的善本极贵，毛泽东于是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那时，毛泽东每天早晨都诵读韩文。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曾写道：毛泽东读韩文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部意义，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
不过，梁启超在毛泽东心中的崇高地位丝毫没有减弱。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致好友的信中，对梁启超广博的知识十分推崇，特别赞成其“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年谱》上卷，第18页）。
在青年毛泽东的身上，很容易寻找梁启超的影子。那时毛泽东写的一些文章中，很喜欢征引梁启超的论述。梁任公所著的《论私德》、《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毛泽东都征引过其中的片段，或吸收了其中的观点。在1915到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毛泽东几乎和梁启超同呼吸、共命运。
毛泽东对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千古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推崇备至。（梁启超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时，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二十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毛泽东将此文和其他一些反袁的文章，如《袁世凯之解剖》、《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军中敬告国人》等编为一本小册子，名为《梁启超先生等对时局之主张》，在湖南第一师范和长沙到处散发，影响颇远。袁世凯帝制败亡后，梁启超提出南北和解，远在长沙的毛泽东也持同样的观点。
1918年春天，毛泽东和知心好友决定成立一个革新社团的时候，起名叫“新民学会”。这个名称显然是来自他最喜欢的梁启超的《新民说》。
梁启超于1929年病逝。他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整。《饮冰室合集》计一百四十八卷，一千余万字。
有趣的是，当代最红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对梁启超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梁启超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股市的建设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请看郎咸平的演讲：“1922年，疯狂的交易所热潮终于落下了帷幕。随着门庭若市迅速变为门可罗雀，难以维系的交易所纷纷破产，最终存活下来的交易所只剩下六家，信托公司也只剩下两家。中国进入了证券交易的冰河期。然而，在惨痛的现实面前，中国当时已经有睿智的思想家提出了世界级的解决方案，而日后美国、英国的证券市场正是按照这种解决方案的思路完成了股市的重建，那么，如此睿智的中国思想家是谁呢？是梁启超。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你看他说过什么话：‘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学不像，我们只是仰慕公司的名字就开始炒股，而不考察公司的实际基本面。这是他的原话，多厉害，他可是在八十多年之前说的。梁启超没有在沃顿商学院念过任何一天的经济学课程，完全凭自己的悟性。还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股市出了什么问题？缺乏信托责任。这个批评放到今天来用，都是非常适合的。梁启超怎么说？‘是信，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权委托少数之人为众所信用者。’也就是说，由少数有信用的人来经营企业。什么是信用？就是信托责任。他认为当时的股市缺乏信托责任。这种智慧之言，很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其实他讲的话和我今天讲的话是一样的，我的水平也就是这样。可是我告诉你，我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我拿到沃顿商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才有这种水平，他可没有。可见这个人有多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