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曹丕说了“文人相轻”之后，这句话好像就成了真理，代代的历史人物挤进来给它做佐证。大唐包罗万象的天下自然也不会缺少。是非功过后人评说，唐朝社稷却再也唤不回来。
唐朝后期，在藩镇勃兴、宦官干政的同时，朝廷里的官员们还在热闹的搞着党争，最为后世所熟知的莫过于“牛李之争”。朋党在中国古代政治中一直是一个贬义词，东汉的党锢、宋朝的元祐党人、晚明的东林党，都属于这种类型。党人大多都不是奸邪小人，但党人这顶帽子却是被政敌打击的最好武器。同时，一旦结成党派，往往将党派利益看的高于国家利益，意气用事，把道德标杆摆到了不可企及的地步，以此来衡人，因而往往有正人良臣因为些须小事不慎，就被无限上纲上线，加以攻击，造成国家的损失甚至是混乱。这不能不说是结党带来的最大弊病。所以钱穆先生曾说：“道德自为人生不可缺少之要素，然亦只是人生中一端。过分看重，不免流弊。譬如健康，亦人生一要端，若其人唯一看重健康，即不免种种流弊也。过分看重道德之流弊，又可分两端言之：一则道德乃人人普遍所应有，并非可以争高斗胜。若专以道德来分别高下，便造成社会上种种过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为，而其弊且导人入于虚伪。二则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种可循之轨辙。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于重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内容与实际。”（钱穆·《国史大纲》）此论诛心。牛李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历穆、敬、文、武、宣五朝，闹闹嚷嚷了近半个世纪，其余韵流响甚至与大唐王朝相始终。
党争的三位主角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在政坛上此起彼落，大唐帝国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围绕着他们展开，当年的刻骨铭心，永不宽恕，没想到“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帷幕初张
元和三年，唐王朝像往常一样举行“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制举，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竟是中唐几十年党争的祸源。
和进士科不同的是，制举考试登科就可以授官。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和前进士李宗闵的文章针砭时弊、议论风生，被主考官韦贯之列入上第。这引起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的极大不满，他泪流满面地向宪宗控诉牛僧儒等人对自己的无理攻击，李吉甫是削藩策略的制定者,宪宗最倚重的宰相。宪宗下令免去了参与复核卷子的裴、王涯的翰林学士，裴改任户部侍郎，而王涯贬虢州司马。韦贯之也被贬为巴州刺史。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0)
牛僧儒等人也不得不陆续离开了长安，栖身藩镇。元和三年这一科高中的十一人中，将有四位日后的宰相，是未来政治生活的重要角色。
李吉甫也许永远也不会想到，他和牛僧孺的恩怨，使儿子李德裕一生都纠缠往复于其中，不能自拔，同时加速了唐王朝的衰落。
李吉甫病故、武元衡遇刺后，裴度成为了新一轮的削藩之策的坚决执行者。此时的宰相群体中，有一位没什么政绩却胸怀险恶的配角———李逢吉，就任太子诸王侍读。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后来的天子李宥。只要宪宗坚持在战场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裴度就一定会受到重用。他不垮台，李逢吉就只是一个配角。李逢吉清楚地知道要打击裴度，就必须反对武力削藩之策。《新唐书》载“裴度讨淮西，逢吉虑其成功，密图沮之，趣和议者请罢诸道兵”。
不过，李逢吉的目的落空了。裴度对他的想法洞若观火，伺机反攻。元和十二年七月，征伐淮西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长期的战争使民间怨声载道，连宪宗皇帝也似乎有所动摇了。在延英会上，他向宰相们征求意见。李逢吉抓住机会亲自出马，以师老财竭为由力劝宪宗罢战。这时，裴度清醒地意识到对决的时刻到了。如果耗费了无数资源的伐蔡之役就这样草草收场，承担起糜费国力的罪责之人只能是他。所以当宪宗征询裴度的意见时，他慷慨激昂地表示：“臣请自往督战。”
几年来，官僚们喋喋不休地争吵和让人伤心的推诿已让宪宗早已厌烦了。裴度的主动请缨使他深为感动，立刻任命裴度为淮西招抚使。这样，裴度用自己的勇气挫败了李逢吉的图谋。李逢吉丢掉了宰相高位，南谪东川。李逢吉和裴度的第一次争斗以李逢吉完败收场。
宪宗的暴卒使长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元稹、李绅、李德裕等翰林三俊得到新皇李宥的赏识，成为朝廷里最引人注目的新星。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中，即将出赴西川节度使的前宰相段文昌，在离开长安前，向主考官钱徽推荐了杨浑之。翰林三俊中的李绅也推荐了周汉宾。但钱徽没有买他们的账。而是让与自己关系不错的李宗闵女婿苏巢及杨汝士季弟殷士及第。段文昌、李绅大怒，指责主考官钱徽徇私舞弊，评卷不公。作为同党，元稹、李德裕站在李绅一边。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
证实钱徽舞弊的同时，也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誉的泥沼。其中有李宗闵之婿苏巢、裴度之子裴撰、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以及郑覃之弟郑朗。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赋予长庆贡举案别样的深意。它标志着牛李党争鸣锣开场。李宗闵、杨汝士劝钱徽将段文昌、李绅请托的私人信件进呈皇帝好把原告也拉下水，钱徽没有听从，被谪为江州刺史。李宗闵、杨汝士也被贬官。后来成为牛党实际领导人的李宗闵从此同李德裕也结下仇怨。
我们知道，翰林三俊的迅速上升，是离不开李宥的赏识的。但和李宥的私人关系中，还有一位十分亲密的人物，就是曾为天子老师的李逢吉。他开始悄悄地为自己重掌大权进行谋划。这时，摆在他面前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宿敌裴度；另外一个就是风头正劲的翰林三俊。李逢吉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力量，暂时还很难撼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对他来说，在一场鹬蚌相争中扮演渔翁的角色更为合适。
长庆贡举案中，裴度之子裴撰因为翰林三俊的指控，失去了本来已经到手的功名，这使裴度和翰林三俊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尽管李宥看在裴度的面上，仍然赐给他进士及第。但这丝毫改变不了裴度父子的尴尬处境。双方的矛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迅速表面化。此时的裴度正在河北征讨王廷凑、朱克融。他上表李宥，极力指责元稹和知枢密魏弘简在长安朋比为奸，对裴度上奏的用兵方略百般挑剔。魏弘简被贬为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表面上看，裴度占了上风。但是，旁观的人都清楚，裴度多次上奏指斥元稹等人的罪行使李宥很不高兴。考虑到裴度是朝廷中威望很高的大臣，又正在用兵，不得不作出让步。李宥感到自己被裴度政治讹诈了。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1)
在这一回较量中，元稹失去了重要的职位，而裴度失去的是李宥的赏识。
元稹虽然被解除翰林学士，但仍然得到皇帝的宠信。不久就升任为宰相。紧接着，爆发了于方事件。
元稹是靠天子的恩宠骤居高位的。在世人的眼中，是一个典型的弄臣。他急于用一件不世奇功来洗刷自己的负面形象。于是就有投机人于方向元稹推荐了江湖豪客王昭、王友明，希望可以用反间计救出被叛军王廷凑、朱克融连兵围困在深州的牛元翼。这个大胆的计划打动了元稹。他立刻同意贿赂兵、吏部令史得到告身二十通，以便王昭、王友明在实施反间计的时候给赐有关人等。李逢吉深知机会来了，立即指挥同党向神策军左军中尉马进潭告发元稹结交刺客，图谋不轨。紧接着，其同党又坐实元稹欲图行刺者即为裴度。接到神策军中尉转来的控告后，李宥让尚书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参鞠于方一案。结果证实，元稹结交江湖人物固然违法，但所谓行刺裴度也是捏造出来的。
当元稹告诉李宥，自己的府邸已经被京兆尹刘遵古暗地里派人监控起来的时候，李宥愤怒了。他一面派身边的宦官去安抚元稹，一边严厉地处罚了刘遵古。这表明，李宥深切地同情元稹。元稹私自策划离间叛军固然不妥当，可说到底，是希望为国建功、为君解忧。没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可借着这个题目打击元稹，就是明目张胆地党同伐异。看到裴度在于方案件中一副乐观其成的姿态，在弹劾魏弘简、元稹一事中对裴度已有成见的李宥错误地认为：裴度就是幕后那双翻云覆雨的手。结果于方坐诛，元稹和裴度双双罢相。
元稹被贬离长安，到同州任刺史；而裴度守仆射，失去了实权。接替他们掌握大权的不是别人，正是导演了这一出大戏的李逢吉。
元稹和裴度双双被黜落后，空出了两个宰相位置。李逢吉占据了一席，另一席位却一直虚悬。谁能入相，对急于扩张自己权力的李逢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时候，公认最有可能拜相的人选，是翰林学士李德裕，这是李逢吉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李德裕是元稹的密友，此时的元稹虽然处境艰难，但天子对他恩宠如故。如果有李德裕作奥援，卷土重来未可知。真出现这种局面，对李逢吉来说就非常被动了。
唐朝的这些官员们就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毫无顾忌地闹着党争，干着拉帮结派的活计，唐朝的安稳已被置诸脑后，有这样的群臣，亡天下还会远吗？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情。前宣武节度使韩弘和他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相继下世，留下了年幼的韩绍宗。李宥担心韩家的奴仆会借着韩绍宗年幼无知的机会窃盗家财，就特地命宦官到韩府查阅宅簿，清点财产，好托付给韩氏宗亲中的长者。宦官却意外地在韩家找到了一本账。当年，韩公武为了能保住父亲韩弘的宣武节度使之位，向朝廷内外的许多当权的官员行贿。每一笔都在账本里有清楚的记载。在上千条的记录中，“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的后面，用朱色注明“不受，却付讫”的字样，显得非常的醒目。李宥笑了。他很欣慰地对左右侍从说：“果然，吾不缪知人！”
李逢吉敏锐地从这个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中看到自己的机会。很快他就心怀叵测地援引牛僧儒入相。
牛僧儒也有自己的弱点：权力欲不强，“难其进而勇于退”；比起李德裕，才能也显得平庸；他的原则是有弹性的，对关系疏远的人或自己的政敌严厉，对自己身边的人却很宽松。李逢吉相信，自己援引牛僧儒，就把牛僧儒拉到了自己的阵营里。即使牛僧儒不赞同自己的某些作法，也不会公然表示反对。
这样，李逢吉不仅褫夺了对他已形成极大威胁的李德裕拜相的机会，还一举将其从翰林学士的近密职位上挤走。李德裕在牛僧儒登上宰相高位的时候，黯然离开长安，到浙西任观察使。李德裕和元稹、李绅在长庆贡举案中打击了策论案的另外一个当事人李宗闵；现在，李宗闵的朋友牛僧儒联手李逢吉开始对他实施报复了———牛、李之间的嫌隙终于闹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2)
元稹罢相，李德裕也走了，翰林三俊只剩下李绅茕茕孑立。但是，李绅从没有放弃反击。这使李逢吉暗地里下决心，一定要打垮李绅。李绅的本官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是他所兼的差使。李逢吉请旨将李绅调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职，与中书舍人同为正五品上。因御史大夫在安史之乱后经常空缺，中丞号称“宪台之长”，属于次对官，赴阙听对时的序列只在宰相之后，也很有权势。李绅平级调动，又是调任较好的位置，所以李宥不怀疑他，很快同意了李逢吉的建议。但是，细心的人却注意到，经常空缺的御史大夫突然也有了人选，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韩愈。他从吏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这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事调动。奥妙就在于京兆尹虽然坐镇京师，在长安城威风八面，但规格上同于省官，按旧例上任时应赴御史台谒见执掌风宪、地位超然的御史中丞，这就是所谓的“台参”。但是，韩愈改任京兆尹时兼任“御史大夫”，是御史中丞的上官。从这个角度看，情形应该反过来，由御史中丞李绅以副贰的身份参见韩愈。
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混乱。
褊直暴躁的李绅遇上了同样褊直暴躁的韩愈，两人谁都不愿意让步，指责对方不遵循旧例。此事很快就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这时候，李逢吉用有失大臣之体的名目将争执双方都数落了一通，并请旨将韩愈罢为兵部侍郎，而把李绅贬为江西观察使。貌似公允的处置掩盖了一箭双雕的阴险。
就这样，长庆贡举案中风光一时的翰林三俊全军暗淡，风光不再。
面对如此阴险的手段，李绅用自己的泪水唤回了天子的同情。不过，李逢吉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不把李绅逐出京城就迟早有被反攻的危险。
李绅唯一可以依靠的李宥终于一瞑不视。李逢吉一党知道他们解决李绅的时机到了，开始日夜策划。在楚州刺史苏遇的建议下，他们为了避免李绅给新皇帝留下好印象，决定在第一次开延英殿听政之前就对李绅下手。李逢吉让知枢密王守澄对新皇帝说：“陛下所以能被立为皇太子，我全都知道，主要是李逢吉的功劳。像杜元颖、李绅这些人，都是要立深王李察的。”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人接着上奏，也同样说。这时，李逢吉也上奏说：“李绅不忠于陛下，请予以贬谪。”二月，癸未（初三），贬李绅为端州司马。翰林三俊的势力被扫荡一空。李逢吉一党坐大的局面形成。
李逢吉在取得绝对优势以后的表现，正如《旧唐书》所说的那样，“欺蔽幼君,依凭内竖,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他身边的“八关十六子”攫取高位以后，一边充当李逢吉的爪牙，在朝廷中肆无忌惮地欺压还有些正义感的士大夫，一边贪污纳赂，“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无不如意者”。李逢吉一党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多数文官士大夫，他们开始寻求途径，打破李逢吉奸党独揽朝纲的局面。那么，谁有资格对抗位高权重的李逢吉呢？翰林三俊刚刚铩羽而归，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元气；只有一个人，论资望、论才干、论人品，都在李逢吉之上，是抗衡和取代李逢吉的最佳人选———那就是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敬宗看到裴度的奏折上没有同平章事的官衔，问韦处厚是什么原因？韦处厚就把李逢吉怎样排挤裴度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这时，李程也劝敬宗对裴度表示敬重，于是，敬宗加封裴度同平章事。
此后，裴度请求入朝面圣。裴度刚到京城时，百官纷纷前往看望，以至门满为患。谁都能看出，李逢吉一党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冰山将倒，八关十六子们人心涣散。他们有的还想垂死挣扎，李逢吉和他的党羽千方百计地诋毁裴度。敬宗虽然还年轻，但也洞察张权舆的诬陷和诽谤，对裴度更加亲近信任。
随着李逢吉一党的瓦解，中唐的党争也即将呈现出新的局面：
第一，该党的核心圈一分为二。一支以李仲言，也就是李训为代表，包括了张又新等人，潜伏多年后卷土重来，在长安兴风作浪。更多的人随着李逢吉罢相离开了长安，淡出了决策层。程昔范“会朋党事起，坐李公累，堙厄累年，卒于家”；刘栖楚被韦处厚赶到岭南烟瘴之地，任桂管观察使，并死在任上。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3)
第二，李逢吉一党的边缘势力，和李逢吉保持着良好关系并分享他的权力，但又没深度介入他们的种种恶劣活动中的人物，如牛僧儒、李宗闵等，则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整合，逐渐孕育出一个盘根错节的朋党———牛党。
第三，与李逢吉奸党抗衡的翰林三俊中，元稹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另外两位则和郑覃、陈夷行等逐渐结合。在翰林三俊的蛹里，李党破茧而出。
中唐党争的高潮牛李党争终于拉开大幕。
高潮迭起
两派围绕当时朝政中的许多问题各执己见，互相攻讦，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是你左我右，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使皇帝头痛。
譬如在平藩镇势力的战争中，牛僧孺一党主张息事宁人，不同意挑起战端；李德裕一党则主张坚决*，削平藩镇势力。在边防安全问题上，李德裕一党主张用武力平靖边患；李宗闵则主张怀柔让步，以求边防安定。后来发生的“维州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改革朝政上，李德裕一党重视革除旧弊，弘扬新法，采取了不少实际措施；而牛僧孺一党则主张稳妥为上，维持现状。
随着两派歧见加深，阵线分明，每当一方执掌朝政时，就想方设法贬逐另一方。今天李党逐牛党，明朝牛党逐李党。好似小孩压跷跷板，一会你上来，一会他下去。
李宗闵被贬剑州后，心中岂能自甘，便千方百计用金银珍宝打通权阉王守澄的关节，又入朝当上吏部侍郎。后听说由于裴度举荐，李德裕即将入朝任兵部侍郎，不日即要为相，这对自己无疑很是不利，忙去找王守澄求助，举荐自己为相。
王守澄要怎么样说李德裕的坏话才能让文宗信服呢？对李宗闵会说些什么呢？
王守澄果然不负所托，攻讦李德裕虽才华横溢却嫉贤妒能，营私结党，是朋党之争的罪魁祸首，不能重用。极力举荐李宗闵为相，说他熟读经史，处事有方，自任吏部侍郎以来，清正廉明，奉公守法，能体恤百姓，效忠朝廷，是难得的清官；且为人老实持重，如在平藩一事上，李宗闵十分慎重，赞同文宗以恩德感化，平息争战。这样一可使百姓远离战争，安居乐业；也可使国库不再因平藩之战而耗费钱粮。这些话倒合了文宗的思路，觉得李宗闵还是长于李德裕。
文宗理了理思绪，同时慑于王守澄的淫威，无可奈何地决定任李宗闵为相。
李宗闵达到目的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将当下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李德裕排挤出去。此时李听恰好回朝任太子太师，义成军缺了一个主官，李宗闵便以义成重镇需一文武全才的儒将掌理军政大事为由向文宗推荐李德裕。此时的文宗心里也十分清楚，二李在朝，自己也会不得安宁，只能将在兵部侍郎位上尚未坐热的李德裕派出去任义成军节度使了。当然，有李德裕出任，他也十分放心。
排挤走李德裕，李宗闵开始培植亲信，将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推荐为兵部尚书。此时，恰巧也有一个职位空缺出来，同平章事王播病亡，牛僧孺就在李宗闵力荐、王守澄帮腔之下，未费吹灰之力的继任了王播的相位。李德裕未坐稳被逐走，牛僧儒一样未坐稳却又一次高升，牛李党争的嚣张，已经是不避人耳目了。
李宗闵、牛僧孺在拉帮结伙培植亲信的同时，不断地借故生非排除李党官员，即使对贬到义成的李德裕也仍在寻找时机再贬到更边远的地方去。
这时兵部得到西南边地发来的告急文书，说西川节度使郭钊身染重病，难理军务，请求朝廷派员替代。牛僧孺、李宗闵闻报大喜，立即面奏文宗，请求派李德裕前去西川接替郭钊镇守边关，防御南诏。文宗深知李德裕之才，西川乃西南屏障，也需这样的人才去守边，便欣然应允。并召德裕进京，面授旨意，设宴饯行。
李德裕当然知道这是牛党在打击自己，但也只能奉旨前往。到成都后，他先拜访郭钊，探病问候。接着整治军纪，训练士兵，修葺城墙，囤积粮饷，使边防壁垒森严，固若金汤。南诏闻之胆寒，一时不敢轻举妄动。郭钊把这些详尽奏报朝廷，文宗十分欣慰，称赞裴度慧眼识人。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4)
在西川任上，李德裕曾暗中联络一个吐蕃将领，收复了边陲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大功一件，却被宰相牛僧孺说成：“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要是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就因为他这么“随意”的一句话，文宗命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这和晚清时候的中法战争差不多，得胜的中国人还不得不向法国赔款，作为主帅的李德裕当然愤恨交加。后来，又有人替李德裕打抱不平，说牛僧儒借着这件事在排挤李德裕，才使文宗开始疏远牛党。
但因为有宦官的从中作梗，把持朝政，加上文宗本人又没有主见，所以李德裕和牛僧孺还是在轮流地当宰相：李党当政了，就要排挤牛党；牛党在位，李党也没有好日子过。于是，这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的转悠着，到最后，连文宗这位“万岁爷”也搞不清谁是谁非了，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驾崩。第二年武宗继位，建元会昌。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朝为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
李德裕深得武宗信任，言听计从。李德裕从政以来从未有过这种风虎云龙的际会时刻。是时回鹘在北方受挫，整个部落向南迁徙，过着艰难的徙荡生活。武宗采纳李德裕对该部落的怀柔之策，一方面给他们发粮赈济，拯救艰危；另方面又明察暗访，防范有加。在处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方面，这是一种正确的决策，当时受到好评。对于那些寇边抢掠扰乱内地社会安定的部族，则采取极强硬的手段，予以坚决地回击。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回鹘另一部族首领乌介克汗，率众大肆抢掠云边之北（今山西北部及内蒙古境内）地区，李德裕立即命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刘沔与幽州（今北京地区）节度使张仲武联合*。刘沔部将石雄夜袭乌介克汗大本营，重创敌军，乌介夜遁，唐军取得重大胜利。
武宗笃信道教，于会昌五年诏令废佛。李德裕从避免减损州县户口出发，积极支持武宗的废佛决定。当时毁庙驱僧，勒令返俗，从事农耕，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国家赋税的增长确有助益。
李德裕这次入朝为相，虽然一派掌权，政由己出，毫无掣肘之虞，并且在平叛、破回鹘、废佛等方面做出巨大成绩，赞誉之声盛传朝野。但他在行使职权的时候，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仅为牛党所恨，也为宦官所不容。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武宗死，宣宗即位，他的厄运立即降临。宣宗一向讨厌李德裕飞扬跋扈的作风，即位之后即贬他为东都（洛阳）留守，并将李党从朝廷各级岗位上纷纷逐出，又将牛党令狐、崔铉等人召入为相，牛党首领牛僧儒也返朝为官，真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久，李德裕由东都留守，贬为潮州（今属广东）司马，再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贬所。直到懿宗即位，才开始重新起用李党人士。长达40余年的牛李党争，至此才告结束。但是大唐王朝已经在这场党争中元气大伤，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其实，牛党和李党在政坛上斗得你死我活，也主要是围绕“宰相”这个位子在争夺。谁当上宰相，执掌朝纲，这一派就得势，另一派就要失势！
余韵流响
随着宣宗彻底驱逐李党及李德裕的去世，牛党重新掌权。牛李党争几十年成为了过去时。但这种拉帮结派、打击异己的作风并没有随着他们远去，而是持续到唐朝覆亡。只不过它转换成了传统模式的士人与阉宦的斗争，一样的将国家利益摆在第二位。文宗时的李训与仇士良之争其实就已经是一例，昭宗时宰相崔胤和权阉韩全诲的斗争就已是典型，为避免重复，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讲述。
4.乘危弄权———阉宦之徒
做天子，九五之尊，威柄独操，生杀予夺，*快活，似乎是一个人人艳羡的职业。然而他们大权旁落，废立因人，饱受奴欺，甚至是命丧人手的时候，也许又没有人再嫉妒。谁都不会甘做亡国之君，但历史的选择和个人的资质是他们逃不脱的宿命，这一节我们就来看看他们任人摆布的窝囊。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5)
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总结说：“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唐王朝的宦官专权，其黑暗程度可想而知。
其实历代开国之君鉴于往事都会对宦官专权比较警惕，唐太宗就曾规定内侍省不立三品官，最高长官内侍只能是四品，且不许任事，只负责宫廷守卫、洒扫和厨役等事。武后时人数稍有增加，到玄宗朝，天下承平日久，财用富足，随着宫嫔不断增加而宦官人数也跟着增加，达四千余人。只要称旨就拜三品将军。殿前供奉者，委任华重，如高力士；持权监军者，节度使反在其下，这就是高仙芝、封常清被杀之由。长安边上的甲第、名园、腴田多半为宦官所有，所到郡县，地方官奔走不迭，献贿以万计。宦官之害，埋根于此。肃宗、代宗朝，主上庸弱，李辅国以尚父显，程元振以援立奋，鱼朝恩以军容重，然而也还没有固定的兵权。等到德宗为了诛灭朱泚，加强了神策军和天威军，由宦官来统帅，至此，军权下移，政出宦官。奸邪小人，争为养子；巨镇强藩，争出其门。唐王朝的天下也就开始了血腥衰败的一页。
飞扬跋扈
李辅国本名静忠。少时被阉，充当高力士的养马小官。长相丑陋，粗通文墨，四十余岁时始掌闲厩(主管宫廷的马匹簿籍)，后因掌管马料能够堵住潜规则的漏洞，马养的很肥，被推荐到东宫侍奉太子。
安史乱起，他参与了陈玄礼诛杀杨国忠之谋，后又劝太子分兵北上，收编河、陇士卒，以图兴复。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七月，太子至灵武，他又劝太子迅速称帝，以维系天下民心，成了拥立的功臣。
第二年，李亨称帝，提拔李辅国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改名护国，后又改为辅国。李辅国长期茹素，礼崇佛法，被人认为柔弱，不加防忌。
肃宗光复京师后，升为殿中监，封成国公。肃宗为娶前梁州长史元擢之女为妻。宰相群臣欲见天子，都要通过李辅国，诏书下，也要李辅国签字才能施行。出入有三百甲士护卫，人呼“五郎”，当时宰相李揆以同姓故，呼为“五父”。他安了置“察事听儿”数十人，专门负责侦察官吏言行，有秋毫之过也一定会被严加审问，弄得百官人人自危，道路以目。
至德二年十二月，太上皇玄宗自益州回到长安，住在城东兴庆宫，肃宗居大明宫。父子俩时常从复道（近似于现在的天桥）上串串门儿，玄宗身边仍有些跟随他多年的心腹，如陈玄礼、高力士、玉真公主等，这些人对当年的手下喽啰李辅国根本不可能放在眼里，更不用说以礼相待了。
李辅国怀恨在心，欲打击玄宗，在肃宗跟前邀功，于是对肃宗说：“太上皇所居靠近市面，交通外人，玄礼、力士等将不利于陛下，六军的功臣不自安，应该把太上皇搬到禁中来。”于是，李辅国假传圣旨，将兴庆宫原有的三百匹马减为十匹。恰好肃宗生病了，李辅国谎称皇帝请太上皇到宫中，行至睿武门，突令武士五百人挡住去路，自带十几兵士驰奏说：“陛下以兴庆宫湫陋，请太上皇还宫中。”高力士怒斥李辅国胆大妄为，令他下马。当即，李辅国骂高力士“翁不解事！”杀了高力士的一名侍从。高力士无奈，只得奉劝将士不要乱动，将士纳刀呼万岁。高力士指令李辅国与自己一道牵马护驾，玄宗才得以安全地回到西内，居于甘露殿。玄宗执着高力士的手说：“无将军，朕已为刀下鬼了”，左右皆流涕。
李辅国初步达到了挟制玄宗的目的，下一步，他会采取什么步骤呢？
不久，李辅国又勒令陈玄礼退隐；将高力士流放巫州，高力士临行前求见玄宗，也遭拒绝；玉真公主也被强迫出居道观。从此，李辅国以自己的手下代替玄宗的亲信，名为服侍，实为监视。李辅国连对玄宗略有好意的人也不放过。刑部尚书颜真卿率领百官向玄宗问好，辅国立即奏贬颜真卿为蓬州（今四川蓬安县）长史。此后，玄宗孤灯苦雨，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无人再敢去看望，不久即抑郁而死。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6)
消灭了一批劲敌，李辅国更加嚣张，公开伸手要官。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八月，李辅国升兵部尚书，御厨设食，宰相朝臣皆来祝贺。可李辅国并不满足这个正三品官，竟然提出要当宰相。肃宗颇感踌躇，对他说：“以你的功劳，什么官不能做，但人望未孚，怎么办呢？”李辅国便找宰相裴冕等联名上书推荐。肃宗暗中使宰相萧华喻止裴冕，此事才罢。
不久，唐肃宗死，李辅国和程元振拥戴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他自恃有功，愈加骄横无礼，对代宗说：“皇上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代宗十分不满，但外表仍很敬重，尊为“尚父”。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五月，拜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实封八百户。
李辅国权势炙手可热，朝臣多怀不满，即其党羽左监门卫将军程元振也嫉妒异常。他密向代宗建议，应削夺辅国的部分权力。这一建议正合帝意，立即解除了李辅国行军司马、兵部尚书和闲厩使等职务，任命药子昂为行军司马。药子昂自知势难与敌，不敢受命，代宗遂以程元振为行军司马。接着，代宗又以李辅国手下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代李辅国为闲厩、群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不再让李辅国住在宫内。
李辅国自感大祸临头，忧惧愤怒，表面却装作没事一般，去中书省修表谢恩。孰料来到中书省门前，守门小吏已得报不让他进去，说是“尚父”既已罢相，理不应再入中书大门。李辅国气塞，愤恨地说：“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请地下事先帝矣！”狂妄之情溢于言表。代宗一面和颜悦色地抚慰他，一面遣刺客刺杀之，将头扔进了厕所里；又砍断右臂，用纸一裹，飞马去泰陵祭奠玄宗。代宗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赠太傅，谥曰丑。
还在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肃宗病重那会儿，太子李豫监国。肃宗皇后张氏找到太子谋划除掉李辅国。太子以皇上病重，诛杀老臣会加重病情，请慢慢图之为由推辞不许。张皇后并不罢休，立即找来越王李系一起谋划。李系命令内侍段恒俊挑选二百名身强力壮的宦官，全身披挂，藏到肃宗养病的长生殿。然后以肃宗名义召太子到长生殿来。这一行动被程元振得知，立即报告了李辅国。掌握禁军大权的李辅国调来大批禁军，守住太子进入宫城的必经之路———凌霄门，告以变。程元振亲自带兵夜里闯入宫禁，很快捉拿了越王李系及埋伏在各殿的段恒俊等一百多人。又假借太子命令将张皇后幽禁在别宫里，将肃宗病榻前的数十人幽于后宫。当夜，李、程二人就将张皇后、越王李系、兖王李秘密处死。正处于弥留之际的肃宗闻此噩耗，也撒手人寰。太子李豫继位，即唐代宗。程元振被封为右监门卫将军，管理内侍省的事务，从此一朝得幸，权倾天下。我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些太监们一掌权，就会权倾天下？这和权力过于集中有着必然的联系。为了扳倒一个已经坐大对自己形成威胁的权阉，皇帝必须培植另一个权力基本平衡的对手，否则达不到目的。而一旦对手除去，这一个跋扈起来比上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时的代宗就因为李辅国权力过大，恃功专横，欲寻找机会将其除掉。程元振恰好借着这缕东风，扶摇直上，既分了李氏的大权，又除了对头。
李辅国一死，程元振立即被提升为骠骑大将军、邠国公，接替李辅国统率全部禁军。跋扈程度又过李辅国，军中呼为“十郎”。
得势后，他父亲被封为司空，母亲也被封为赵国夫人，兄弟姐妹也都跟着沾了光。他还对朝廷中阻碍自己夺权的官员加以陷害，务必除掉，排挤大将郭子仪就是一例。郭子仪是平定安史叛乱的主要功臣之一，肃宗即位后任副元帅，后升为中书令。当时程元振已得到代宗的宠信，他妒忌郭子仪功高位重，于是多次在代宗面前诬陷郭子仪。代宗于是罢郭子仪副元帅之职，加实户七百，给了“肃宗山陵使”这样一个闲职。郭子仪害怕被诋谗成功，亲自上当初和代宗一起*安禄山，平定两京，同甘共苦时所赐的诏书千余篇以自明，代宗才悟，下诏说：“朕不德，贻大臣忧，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郭子仪才继续得到信任，为大唐社稷的恢复效劳。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7)
平定安史之乱，和郭子仪功劳一样大的另一唐朝大将李光弼在朝廷中渐渐受到重用。程元振怕他威望超过自己，便勾结手握兵权的宦官鱼朝恩，在代宗面前中伤他。致使李光弼失去皇帝的信任而遭贬谪，连他的弟弟李光进也受牵连被贬他乡。
以前得罪过他的，程元振也不放手。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在襄阳时，程元振请他帮办一事，因不合法，遭到拒绝。程元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程元振把自己的党羽王仲升的投敌罪责推到来瑱身上，硬说来瑱与贼合谋，致使仲升落入贼手。结果，来瑱被削了官爵，流放到播州（今贵州遵义），中途又赐死，籍其家。
程元振唯权力是逐，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当时，郭子仪请援兵，程元振避而不见，使得吐蕃兵长驱直入，占领长安。代宗下诏各地军队勤王时，竟迁延不前，无一士应命。程元振的专横跋扈，陷害忠良，已闹得文武百官人人凉心，与中央离心离德。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连忙上疏说：“吐蕃以数万军队进犯关陇等地，兵不血刃便打进了京城，都因谋臣不出良谋，武将不奋力死战所致……臣听说良医治病，讲究对症下药，药不对症，也是没有用的。陛下看看今天的病症是由什么导致的呢？天下百姓都恨陛下疏远贤才良将，任用宦官小人，离间将相而几至于亡，如果陛下还想存宗庙社稷，非砍了程元振的头驰告天下不可”代宗因迫于天下形势及公议，才下诏削程元振为民，放归田里。后来，程元振又扮作妇女，从老家三原潜回京师，企图卷土重来。被御史王升弹劾，长期流放溱州。行至江陵而死。与他们同时稍后的还有另一大宦鱼朝恩，握有军权，行为和结局也差不多，兹不赘述。
威柄移主
李辅国、程元振之后，唐朝历史上最牛的宦官仇士良就破土而出登上了历史舞台。仇士良（781~843年）字匡美，循州兴宁（今属广东）人。出身世代宦官之家。顺宗时，仇士良进侍东宫。宪宗即位，迁内给事。
仇士良因为有宪宗恩宠，开始作威作福。元和五年（810年）正月，他奉命出监平卢、凤翔等军，夜间到了敷水驿（今陕西华阴境内），东台御史元稹回京师，先至驿站，已占据了上厅，仇士良蛮横无理，踢开厅门，破口大骂，并以马鞭击伤元稹面部。元稹上奏朝廷后，宪宗不听大臣规谏，反将元稹贬为江陵士曹参军。
宝历二年，仇士良由凤翔监军使再次入为宣徽供奉官。十二月，宦官苏佐明弑唐敬宗，并与刘克明矫诏以绛王悟权知国事，并欲黜陟内侍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等宦官迎立江王李涵为帝，是为文宗，并杀刘克明等，绛王也为乱兵所杀。仇士良虽然也参加了这次宫廷政变，有翊戴文宗之功，但却受王守澄的压抑，数年不能升迁，并出为鄂岳监军使。
仇士良受王守澄的压抑，在政治上不得志，虽于太和元年（827年）再次入为宣徽供奉官，转内坊，典内侍省，但仍是“秩清事简，优逸自娱”，直至太和六年（832年）才真拜内侍，知省事，由此，他才成为宦官中的头面人物。
唐文宗倚重李训、郑注，欲谋剪宦官，因仇士良与王守澄有隙，遂于太和九年（835年）五月擢任他为左神策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以分王守澄之权。文宗君臣所采取的分化瓦解策略，成功地剪除了王守澄等大宦官，但同时却也把仇士良推上了政治舞台，使他掌握了禁军大权。以暴易暴，其结果只能一样。
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到紫宸殿视朝，百官参拜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卫中庭后面的石榴树上，夜里降下甘露。”这被认为是国家的祥兆，李训和舒元舆率百官向皇帝祝贺，并劝皇帝去看看，文宗就带百官到了左金吾卫旁边的含元殿命李训先去看看是否真有其事。李训去后回来说：“甘露不一定是真的，不可立即宣布。”李训建议再派仇士良等宦官去仔细观察。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8)
大冬天的天降甘露，这种事情是真的吗？仇士良去后，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事先李训已在左金吾卫院的帐幔后埋伏了几百名将士。韩约领着仇士良等太监，离开含元殿来到金吾卫，韩约由于紧张竟汗流不止，引起仇士良的怀疑，这时风吹起帐幔一角，露出埋伏的将士，仇士良大喊一声“不好，退回!”太监们纷纷退回含元殿，有一些太监抓过一乘轿子，把皇帝塞进里面，踢开殿后的屏风，抬着皇帝跑到了宣政殿，关上殿门，仇士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五百名禁兵，杀气腾腾地冲出阁门，逢人便杀，两省及金吾吏卒六百余人及未能逃脱者都被杀死。仇士良还分兵关闭诸宫门，搜索各司官吏，死亡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整个皇宫被搅得天翻地覆，长安城街坊也遭受了一场血腥洗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二十三日，百官早朝，直至日出，才开大明宫右侧福建门。禁兵仍手执兵器，个个如凶神一般。受仇士良胁迫，文宗违心地宣称宰相李训、王涯等“谋反”，左仆射、参决机务的令狐楚起草制书时，叙王涯等“反事浮泛”，引起了仇士良的不满，“由是不得为相”。当时，“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仇士良气焰嚣张，“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事情平息后，宦官都成为有功之臣，仇士良加官特进、右骁卫大将军，其他宦官如鱼弘志也擢任上将军等职。
当时，经过宦官的滥杀之后，京师死者狼藉，宰相王涯等皆暴尸街头，无人敢于收殓，后经令狐楚建议，文宗才命京兆尹薛元赏收葬王涯等十一人，各赐袭衣。仇士良对他们恨之入骨，又暗中使人掘其坟墓，将尸骨投入渭水，才最终罢休。
甘露事变后，宦官骄横，人情惶恐不安。宰相李石为人有风骨，常面折仇士良，仇士良恨之入骨。开成三年（838年）正月，李石早朝，仇士良在途中埋伏凶手将李石在半道中射伤，随从惊散，受惊马驮着主人奔回府第。不料在坊门口时，再次遭凶手袭击，砍断了马尾，而李石却幸免于难。事后，李石由于生命安全不能保证，坚决要辞去相位。文宗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石以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自李石出镇荆南后，仇士良更是肆无忌惮，唐文宗完全受制于宦官。一次上朝后，文宗退居思政殿，对当直学士周摨自叹处境不如周赧王、汉献帝，并说：“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他无限伤感，不禁凄然泪下，遂抑郁成疾，从此不复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