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小时后，敌人的一个将军胸戴铁十字勋章，大步来到盖卫身旁，表现得甚至比美国人还要傲慢。这个德国人不相信眼前的美国人是一个两星将军，因为他太年轻了，并且跟其他美国兵一样，手里也拿着步枪。
冯·帝普斯克瑞奇(右)率第21集团军投降后离开了他以前的家杰姆斯·盖卫
盖卫让其他人走开了，然后，这个德国人告诉盖卫，他是代表凯特·冯·帝普斯克瑞奇(Kurt von Tippelskirch)中将来跟盖卫谈判投降条件的，冯·帝普斯克瑞奇是德国第21集团军队的司令。盖卫提议说，第二天早上8∶00，让冯·帝普斯克瑞奇来自己的指挥所谈，双方同意了这一建议。
盖卫的司令部设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里，第83空降师的人在战争的这几年中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住所。进指挥所要经过一个很大的庭院，庭院被修葺得很好。屋子里有高高的吊顶，有丝绸的墙围、昂贵的吊灯以及打磨过的木地板。
第二天，在一大群助手的簇拥下，冯·帝普斯克瑞奇将军8点准时到达。几分钟后，他同意德国21集团军向美国第82空降师投降，但要求美国让苏联停止进攻。盖卫指出，美国无权控制苏联，冯·帝普斯克瑞奇要么现在无条件地投降，要么等到美军继续东进，直到与西进的苏联人相遇为止。
冯·帝普斯克瑞奇最后同意了这些条件并在一份匆忙打印出来的文件上签了字。然后，他问，今晚他能否住在这个宫殿里？盖卫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感到很奇怪：他为什么会提这样的要求呢？实际上，这个德国兵团向美国一个师投降的地点就是冯·帝普斯克瑞奇的家，他是一个有钱的银行家，他想在成为俘虏以前，在自己豪华的家里再住一个晚上。
逮捕纳粹大官
1945年5月上旬，盟军从西部、苏联从东部对柏林形成合围，柏林电台宣布了希特勒的所谓的“英雄般的死亡”，他是在一个地堡里开枪击中头部自杀的。一向不可一世的德军已经作鸟兽散，整连、整营甚至整师开始投降。
自称为“犹太终结者”的朱力斯·斯特莱舍尔被一位美国犹太军人抓获国家档案馆
有许多传言说，在德国西南部巴伐利亚州阿帕村的波特戈登，藏着许多纳粹的大人物。波特戈登地区与希特勒及纳粹主义有很深的渊源，那儿有一块高地，能够俯瞰全城，取名“鹰巢”，是希特勒的秘密行宫。
5月3日晚，美国第101空降师第506空降步兵团的罗伯特·斯克上校接到命令：急行军60英里攻占波特戈登。在那儿，美国空降兵抓住了德军的西路军司令、陆军元帅奥尔布瑞茨·凯塞林(Albrecht Kesselring)。他当时正躲藏在布鲁斯维克，他的私人小火车就停在近旁。
这些美国人并没有停下来，他们又去抓另外一条纳粹大鱼。根据从一个德国牧师那儿得到的情报，几名美国士兵冲进了施莱市的一家制鞋铺，从3楼的卧室里拽出一个正在睡觉的人。这个人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过了一会儿，当地的市长认出他就是希特勒的密友、纳粹“劳动阵线”的头头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博士。
就在莱伊博士被抓一周后，101空降师的亨利·普立特少校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他立即带领士兵赶往一个叫沃德瑞的巴伐利亚的小村庄。情报上说，朱力斯·斯特莱舍尔就躲在那儿。
朱力斯·斯特莱舍尔在纳粹党里以对犹太人残忍和恶毒而著称，他从1923年起就是希特勒的密友。就是在那一年，他办了一份半官方的报纸，对犹太人百般侮辱谩骂。
当普立特少校带着他的人赶到那个农家小院时，他们只发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他说自己的名字叫西勒，正在悠闲地作画。
“去他妈的西勒，”普立特大声喊道，“你是朱力斯·斯特莱舍尔这个狗杂种！”
“不，不，”德国人争辩道，“我是一个画家，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经过严厉的盘问后，这个人终于承认，他就是斯特莱舍尔。抓住斯瑞对普立特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犹太人。
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关键时刻，富贵命起了作用。在里斯本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大卡车与施雷伯哥的汽车发生了碰撞，纳粹的汽车被严重损坏，根本不能向前行驶了。当气急败坏的德国纳粹换上另一辆车时，公爵夫妇已经登上“亚瑟王神剑”号起航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一场意外的事故挽救了他们。
美国在窃听希特勒
1939年仲夏，欧洲处在狂热战争的边缘。在第三帝国内部，情报机构阿勃韦尔的头目——头发花白、精明强干的威海姆·卡拉瑞斯向分布在全世界的16000余名间谍发出了战争的警报。在德国波罗的海港口汉堡以北几英里处一个叫沃德夫的地方，阿勃韦尔建有一个命名为欧罗巴萨的无线电短波接收站。在这个钢筋水泥建造的防空洞里，有20个接收台，每个都用隔音材料隔开。不同的接收台使用不同的频率，用来接收分布在整个欧洲大陆的间谍发来的大量信息。
在阿勃韦尔内部，使用便携式发报机的间谍几乎都使用AFU电台，该种型号的电台使用一种比较旧的传输模式。沃德夫的电台人员所不知道的是，希特勒已经下命令，将于1939年9月1日发动战争，首要目标是德国东部的邻国——波兰。
在整个8月份，有5个军超过150万的德军部署在波兰边境，沃德夫的电台一直在满负荷地播发命令，有的听上去很紧急，而有的则像是闲聊，而且时不时地带出陌生人的昵称，如“白雪”、“笨蛋”、“孔雀”等。实际上，这些话绝不是闲聊，这些名字或代号对每一个间谍来说，都代表了战争爆发后所必须执行的一项行动。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无线电技术用于传送绝密情报。天空中充满了奇怪的声音，地面上同时也布满了窃听德国情报的英国装置。
不仅英国人在窃听德国临战前的情报，就连远在美国纽约的WOR电台也在接收这些信号，虽然接收到的大多是无意义的垃圾。不管怎样，WOR电台还是将这些信号转播出去，好让更多的美国人能听到战前奇怪的声音。
为纳粹卖命的反纳粹者
战争伊始，希特勒就聚集重兵以闪电战消灭了自己的邻国——比较弱小的波兰，波兰军队甚至没来得及集结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威海姆·卡拉瑞斯上将的阿勃韦尔在这场闪电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包括破坏波兰军队使用的桥梁、公路等。
1939年4月底，离希特勒的进攻还有4个月，卡拉瑞斯从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威海姆·凯特尔那儿接到一个特殊的命令，阿勃韦尔要立即成立16个战斗小分队，为德国进攻波兰做好准 备。因为德国对波兰还没有宣战，处于和平时期，最高统帅部特别赋予阿勃韦尔战斗分队一项权力：对波兰宣战前12小时可以对其实施挑衅行动。
8月24日中午刚过，最高统帅部的阿道夫·赫塞哥中校通知卡拉瑞斯，元首已经决定，8月26日凌晨4∶15分，德国将进攻波兰。8小时后，赫塞哥再次通知卡拉瑞斯，他的小分队必须在第二天早上8∶00开始行动。
8月25日晚上，卡拉瑞斯又接到了赫塞哥的紧急电话，元首因为政治原因，推迟了进攻波兰的时间，要求卡拉瑞斯“尽一切可能，阻止阿勃韦尔战斗小分队的行动”。
这时候，时间已是晚上8∶05，经过大量的努力，除了一个小分队外，其他所有的小分队都被卡拉瑞斯和他的助手阻止了。这个特殊的小分队由年轻的阿波特·海涅中尉指挥，他们的任务是占领波兰一条名叫加仑克夫的火车通道。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海涅中尉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反纳粹主义者，他一直想铲除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就在几周前，他还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所有的人都认为，希特勒进攻波兰的行动是毫无顾忌地将祖国推上毁灭的轨道。
就像掷骰子一样，海涅中尉被选中领导战斗小分队来为他强烈反对的战争铺平道路，尽管他同时还在参与反对希特勒的秘密行动。
因为不知道计划已经发生了变化，海涅中尉领导的这支迷失方向的战斗小分队按原计划开始了行动。8月26日零点刚过1分钟，他们向波兰的火车通道开火，他们很快打跑了波兰的守卫，并且占领了临近的火车站。然后，他们在那里等待德国的装甲师开过来。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往前走，眼看天又黑了，但还没有看见应该来的德国装甲师部队。哪儿出了问题呢？难道是海涅的行动小组搞错了地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海涅中尉问一个被俘的波兰少校：“怎么样了，德国和波兰的战争？”
“我认为没有发生。”这个波兰人耸了耸肩膀说。
海涅发现车站的电话居然还能用，于是，抓起电话问应当开过来的装甲师基地的人员。立刻，一位发狂的情报官员告诉他，立即扔掉所有的东西，包括俘虏、敌人的武器及战利品，马上回到边界线德国一侧。
可是已经太晚了，海涅，这位秘密的反纳粹主义者，以自己的勇敢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他所领导的战斗小分队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6天4小时44分钟后，也就是1939年9月1日凌晨4∶45，战争爆发了。
富贵命挫败了一起绑架
1940年的春天，强大的德国军队已经征服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法国，并且在法国的敦刻尔克，将337131名英国士兵赶到了海峡的那边，还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大英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除了海峡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东西防卫德国人了。
但是，希特勒的怒火却越来越大。在柏林，他对他的亲信咆哮说，“丘吉尔以及他的死 党”和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是他赐予英国和平的巨大障碍。这位元首有这样一种概念，英国国内有“和平运动”的倾向，如果能够除掉丘吉尔和英国国王，和平将会降临欧洲，当然，这个欧洲将是他统治下的欧洲。
在策划进攻英伦三岛，也就是所谓的“海狮计划”的同时，希特勒还在计划除掉“和平的绊脚石”——丘吉尔及乔治国王的行动。这双发狂的眼睛盯上了温莎公爵夫妇。
温莎公爵就是原先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他因为“不爱江山爱美人”在1937年将王位让给了乔治。然后，他和他的平民妻子来到了巴黎。巴黎沦陷后，他们又到了马德里，在那儿过着平静的生活。
根据希特勒的计划，德国将会绑架公爵夫妇，然后将其送回英国，让他重新当英国国王，不管他愿不愿意。当爱德华八世再次掌权后，这出闹剧将会达到高潮，英国首相丘吉尔将会被罢黜(甚至被捕)，乔治国王将会被踢出宫外，这样连“海狮计划”都没必要实施了。
抓住温莎公爵夫妇的任务交给了29岁的党卫队军官华斯·施雷伯哥，这个人精明，做事有办法而且像匪徒一样凶残。很快，施雷伯哥和手下的几个人化装成德国商人来到了马德里。
1940年7月30日，纳粹驻马德里的大使给柏林发出了一份紧急情报：一个德国间谍获悉，公爵已经被任命为巴哈马群岛的总督，他们打算在8月1日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登上美国的“亚瑟王神剑”号轮船，去那个岛国就任。消息传到了施雷伯哥的耳朵里，他急忙带着他的人赶往里斯本去截获公爵夫妇。
他们打算在里斯本把即将上船的公爵夫妇抓住，然后送到柏林。因为全世界并不知道公爵夫妇是被绑架到那儿的(当然，绑架的过程要绝对保密)，大家还以为公爵是为了和平，为了反对“战争贩子”丘吉尔和公爵的弟弟乔治国王而自愿去的柏林。
在纳粹的密谋者到来之前，公爵夫妇在开船前3个小时就来到了里斯本的码头。公爵根本不知道他是德国人的绑架目标。直到最后一分钟，华斯·施雷伯哥才知道公爵提前去了码头。
但是，幸运之神照顾了德国间谍。有传言说，“亚瑟王神剑”号轮船被安放了炸弹，因此，船长下令晚开船一个小时，以排除炸弹。这时候，施雷伯哥和3个手下跳上一辆汽车，疯狂地朝码头开去，希望能在开船前抓到公爵夫妇。
在这关键时刻，富贵命起了作用。在里斯本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大卡车与施雷伯哥的汽车发生了碰撞，纳粹的汽车被严重损坏，根本不能向前行驶了。当气急败坏的德国纳粹换上另一辆车时，公爵夫妇已经登上“亚瑟王神剑”号起航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一场意外的事故挽救了他们。
死去的间谍又开始工作了
1940年7月，希特勒的大军占据了法国西北部，打算跨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国。就在几周前，在法国的敦刻尔克，英国军队受到重挫(见前文——译者注)。
当时，英国军队正处于混乱之中，皇家空军虽然素质很高，但与德国空军相比，数量太少了；皇家海军，虽然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之一，但为了保护英国与美国之间的补给线，战线拉得太长，从而丧失了优势。
为了掩盖英军力量的薄弱，许多在战争初期被英国反间谍机构俘获的德国间谍就派上了用场。这些间谍被告知，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绞死，要么乖乖地与英国合作——向在柏林或汉堡的德国上级发送假情报。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做了双重间谍。
8月下旬，苏格兰场的侦探们聚到剑桥的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里，这里死了一个人，可能是谋杀案。尽管在大轰炸的日子里，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人被炸死，但在英格兰，发生谋杀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死人身上发现的纸片表明，这个人叫简万特巴克。他的手提箱里有AFU电台，这是德国间谍机构阿勃韦尔派出间谍前配给他们的必备之物。侦探们很快就确定，这个人是自杀的。简万特巴克这个名字是假的，他身上的文件也是德国汉堡的阿勃韦尔伪造的。
简万特巴克的真实身份是永远也搞不清楚了，但是，他的死却使他要实施间谍活动的那个国家获得了好处。英国密码破译机构利用从他身上搜出的密码本以及指令，定期向他的德国上级汇报“高级”情报，告诉他们，英国军队已经迅速地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和坦克。
一个肯帮忙的德国司令官
1940年的春天，阿道夫·希特勒强大的德军在6周内就消灭了一向自负的法国军队，俘虏了大量法国军官并把他们送到了德国东部的考地茨城堡关押。这个城堡是建在撒克斯高地的一座古建筑，四周有厚厚的城墙，是为关押犯人而专门设计的。
考地茨因它的管理严厉和戒备的森严被专门用来关押要特别小心看管的俘虏，特别是那些不服管教的军官。关在这儿的人都被认为是不安分、想逃跑的人。
1941年中期，法国骑兵中尉皮埃尔·马内斯·卢本也被关到了这里，他是一个个子很高，机警的人，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3000名来自英国、荷兰和法国的俘虏。当卢本他们被送到这里的时候，监狱的司令官警告他们说：“你们逃不出这里，除非你们能咬开花岗石！”
卢本中尉就不信这个邪，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越狱离开这里。以前在这儿曾经有人越过狱，但大多数都被追了回来，然后就关了禁闭。6月9日，城堡的院子里正在举行一次娱乐活动，有好几个精彩的节目吸引了卫兵的注意，卢本悄悄地爬到帐篷的顶上。
等其他难友都返回各自的号室后，按照预先约定，有一个难友在窗口吹响了军号，它代表“一切顺利”。于是卢本换上几个月前从家里捎来的睡衣改的便服，爬过了城堡的围墙，逃到了6英里外的火车站，打算乘车去莱比锡。
在售票口，他拿出一张走私进考地茨监狱的面额100马克的纸币。售票员马上就认出这张纸币不合法，因为它是在纳粹上台前印制的。警察马上过来了，卢本很快就被送回了考地茨，并被关21天禁闭。
但是，卢本毫不畏惧地盘算另外一次越狱，不到一个月，城堡里的犯人听到院子外头有密集的枪声，几分钟后，卢本中尉被卫兵抓了回来，判处了30天的禁闭。
不久，这个法国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越狱计划。当他和其他犯人在院子里进行时间为2小时的体育锻炼的时候，卢本若无其事地停在了一个8英尺高的铁丝网前，按照预先的安排，卢本踩上其他难友的肩膀，从铁丝网上跳了过去。在匍匐前进了50码后，他开始跑“之”字路线，卫兵开始射击了，子弹在他的头顶呼啸而过，但他很快就跑远了。
卢本穿着T恤衫和锻炼用的跑鞋，很快就跑到了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为了使德国警犬闻不出他的气味，他来来回回过了两次小河。因为穿着的原因，他怕被当地人认出来，就在这片树林里潜伏了3天3夜。
然后，他在每天晚上朝南边行走。在一个叫泽维克的小镇，他偷了一辆自行车。这儿离考地茨监狱已经有50英里远了，粗看上去，他跟德国的普通行人没什么两样，于是他决定在白天骑车赶路。在行程中，他还时不时地向碰到的德国警察挥手致意，这些警察是专门抓捕那些像他这样逃跑的犯人的。
在路上，他用走私到考地茨的仅有的30马克买东西吃，以维持体力。
当他终于到达瑞士边界的时候，已经快虚脱了。他走了400多英里路，但他终于获得了自由。
而在考地茨城堡，德国人仔细检查了卢本留在号室里的东西，在他珍爱的手提箱上，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德国司令官，如果我越狱成功了，请你将我的个人物品寄到以下地址(瑞士的地址)……”
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德国司令官居然同意了这个请求。几周后，卢本在瑞士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他在考地茨监狱的个人物品。这也许是历史上仅有的一次：监狱的负责人将成功越狱的犯人的东西寄还给他！
通过实战进行训练的飞行员新手
1942年3月10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过后3个月，日本首相在东京寓所的办公桌前，审阅日军高级将领从各地传来的战报。在横扫南太平洋地区的战斗中，日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与它的盟国德国在欧洲取得的胜利遥相辉映。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当天早上，他们攻占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在盟军匆忙逃离爪哇岛的时候，有18名美国人不幸滞留在岛上，他们聚集在一个满是弹 坑的飞机场。18人中只有一个人是军人，那就是机场地勤服务人员的指挥官亨利·海耶斯军士长，还有3架严重损坏的B-17空中堡垒飞机散落在机场上。
海耶斯对大家说：“我们必需尽快离开这里！”。然后他就离开机场不见了，不到一小时，他带着6个荷兰人又回来了。他们将两架空中堡垒飞机上的零件拆了下来，安装到第三架受伤最轻的飞机上。4天后，飞机修好了，虽然在海耶斯和其他人看来，这架飞机就是一架问题飞机，但是，使大家欣慰的是，它还是可以飞行的。
随后发生的就是本故事的高潮。海耶斯将其他17人叫到了一起，对他们说，“我想让你们知道，现在你们的生命掌握在了我的手中，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开过飞机。”实际上，他对飞机的仪表非常熟悉，并且经常看别人开。
没有人说一句话，这位军士长接着说：“我不能向你们保证，这架飞机本身能够安全起飞或我能使它起飞。因此，如果有人觉得呆在这里更安全的话，请便。”
没有人想呆在这里，所有的美国人都坚强地爬上了飞机。海耶斯坐在控制台前，引擎一个接一个的点火，开始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空中堡垒上方出现了7架日本零式战斗机，起初它们并没有听见空中堡垒的轰鸣声，但当他们冲下来的时候，发现了空中堡垒，于是他们对着飞机一阵猛射，所有的乘客都惊恐地伏在了飞机的地板上。敌人的飞机很快因为缺乏弹药而飞了回去，庆幸的是，没有人被击中，但飞机有一些小的损伤。
海耶斯扳动了启动开关，飞机开始在跑道上加速。海耶斯心里非常紧张，因为他明白，就是空载的B-17飞机起飞也要3000英尺的起飞跑道，他这架载满人的飞机只有2800英尺的跑道。
海耶斯压下操纵杆，飞机起飞了，引擎在喘息，飞机在颤动。几秒后，飞机升到了空中，很快就越过了梯目海。所有的人都长出了一口气。但是，如果日本的零式飞机此时发现B-17这个天空中的庞然大物，机上所有的人将会无一幸免。
没有地图，没有仪表，只有一个从来没有开过飞机的飞行员，这架空中堡垒就这样朝澳大利亚飞去了，而澳大利亚离爪哇岛有1200英里。时间过得非常慢，好像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有人突然喊道：“前头有陆地！”澳大利亚北部海岸映入了机上所有人的眼帘。
机舱里爆发出了疯狂的欢叫声。海耶斯清楚，最困难的事还在前头——将B-17安全地降落。他在海滩上选了一块没有杂物的地方，然后开始降低飞行高度，随着一声刺耳的声音，飞机着陆了，随后向前滑行了几百英尺，最后终于停了下来。
机上没有一个人受伤，他们都顺利地爬下了飞机。一个从来没有驾驶过飞机的人居然成功地飞了这么远。海耶斯抬头看了看天，轻松地说：“你看，有一天，我会成为真正的飞行员的！”
鬼飞行员
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天就黑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在中国东部(原文如此——译者注)桂林附近的机场上，有8架美国P-40飞机，它们是美军的中国空军任务队，也就是外界称的飞虎队的飞机。这些美国飞行员已经有一周的时间没有升空了，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任务。这是1942年4月份的事。
突然，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值班室的宁静。一个负责联络的中国官员告诉他们，根据 远方观测站的汇报，有一架不能确定身份的飞机正朝这边飞来，飞行高度很低。这些美国人感到很奇怪，日本人从来不派一架飞机单独飞行，而且，他们也不会在这么恶劣的天气里飞行这么远一直深入内陆。但是，这也可能是敌人的一个诡计，想乘P-40停在机场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将其消灭。
为了不给敌人以机会，指挥官约翰·汉普什命令6架P-40在原地待命，自己带一架飞机作为僚机起飞去看个究竟。从设在山洞里的电台得知，这架无名飞机就在他们东面30英里处。
一名中国士兵正护卫着美国的P-40战斗机美国空军
在距离桂林机场10英里的地方，这两个美国飞行员发现了这架无名飞机，它的飞行高度距地面只有200英尺。因为这架飞机是从敌人所在的位置飞来的，汉普什和他的僚机都做好了进攻的准备。随后，这架飞机越来越近，汉普什他们朝它开了火，但是，就在这时候，汉普什突然喊道：“机上有美国徽章——那是一架P-40！”
其实，这架飞机在遭到汉普什他们拦截之前就已经被打裂了，机身被打成了筛子，驾驶舱炸得几乎要掉了。他们能够看见驾驶员在打碎的挡风玻璃后，脸上已经血肉模糊。但飞机还是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飞行。
直到后来，桂林机场的飞行员才知道，这架神秘飞机的驾驶员是“玉米”施瑞，他得到这个绰号是因为他的家乡南加州有喝玉米浆的习惯。1942年春天，菲律宾沦陷后，“玉米”施瑞和其他11名技师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拆解了几架旧飞机组装成一架，上面装满了油料和他们能找到的弹药，施瑞在驾驶这架飞机执行任务前说：“它能飞多远就飞多远吧。”棉兰老岛当时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
这个大胆的任务就是驾驶这架拼装起来的飞机去轰炸福摩萨岛(指中国台湾——译者注)日本海军基地，该基地在棉兰老岛以西很远的地方。在完成轰炸后，如果“玉米”的油料使用得好的话，他就有可能驾机向西再飞行250英里，到达中国的桂林机场。但是桂林机场的“飞虎队”成员并不知道“玉米”施瑞的这次危险的飞行。
从棉兰老岛的一个草地上升空并飞行5小时后，“玉米”驾机到了福摩萨上空。底下就是一个日本机场，许多涂有日本太阳标志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整整齐齐地排在那儿。美国人开始聚焦，对着大量的敌机开火。很快，敌人的飞机就起火爆炸了。“玉米”的炸弹也投到了敌人的指挥所里。这时，敌人的高射炮才醒过神来，开始疯狂地进行还击，“玉米”的P-40被敌人的榴散弹打中了。
不到几分钟，敌人的零式飞机就围了上来，像一群被惹恼的蜜蜂，疯狂地向“玉米”的飞机扫射(日军后来承认，这架美国飞机被他们打得稀巴烂了)。
然后，这架P-40又盘旋着上了云层，朝着桂林方向飞了过来。这时候，“玉米”已经严重受伤，他没有任何仪器，只能一边喘息，一边驾驶飞机(后来，中国的防空警报网发现了他)，在从福摩萨飞到桂林过程中的某一个地方，“玉米”施瑞牺牲了。也许是他的膝盖夹住了操纵杆，飞机保持了固定的航向。就这样，这架飞机一直由一位死去的飞行员驾驶着继续前进。
在约翰·汉普什和他的僚机发现这架飞机后，他们俩一左一右护送它往桂林方向飞去，但不到几分钟，这架飞机突然栽到地上，紧接着发生了爆炸，“玉米”施瑞的使命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犯错误的投弹手立了大功
年轻的卡尔·迈是美国空军驻守在中国的一个二等兵，他所在的轰炸机队的任务就是轰炸日军。迈是一个军械修护员，但他渴望成为战斗机组的一员。这是1942年5月。
迈不断地缠他的上级，直到他得到了两次参加战斗的机会。但他还是不满足，一直盼望着第三次机会，也就是参加轰炸日本在扬子江边汉口的基地。后来终于被批准了，迈高兴地爬上了米切尔B-25飞机，但他发现飞机上有两个问题，一是步话机不灵，另一个是杀伤弹没 有架子。
凭着美国兵典型的的心灵手巧，迈很快就修好了步话机和弹架。在这次行动中，迈将呆在摄像机口，旁边将有一大堆杀伤弹，当他身后的机枪手轻碰他一下，给他一个信号后，他会将这些炸弹一个接一个地推出窗外。
飞机起飞了，朝目标——扬子江边的汉口飞去。机舱内，有一个来自华盛顿的观测员感到有点冷，他看到摄像机口开着，就想让坐在旁边的迈将它关上。因为迈背对着这位观测员，为了引起他的注意，观测员用肘轻轻碰了一下迈的枪托。
异常兴奋的卡尔·迈以为得到了信号，开始疯狂地往外投炸弹。在迈投了三组炸弹以后，B-25的指挥官制止了他，这时，迈才发现，这架双引擎的飞机离汉口还远着呢。并没有人给他投弹的信号，他已经浪费了山姆大叔好几百美元的钱。
到达目的地汉口后，迈正确地投掉了剩下的所有的炸弹，但是，在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还是很沉重，他知道，他在中队的战友将不会再让他上飞机了。
24小时后，从中国方面的情报得知，有两组炸弹落在停在扬子江上的日本船上，并将其炸沉了，还淹死了好多日本兵。这两组炸弹就是卡尔·迈在远离汉口的地方投下去的三组炸弹中的两组。
新闻记者的奇迹
在轰鸣的引擎声和狂风的怒吼声中，C-47运输机的门打开了，一个声音在高声叫喊：“起立！”背着重重的设备准备跳伞的空降兵中，有一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他叫约翰·辛普森，他是美国第一个参加空降兵战斗的新闻记者。
“钩住！”降落伞上的铁丝绳马上挂在了头顶机舱的锚绳上。
机舱里的气氛安静又紧张。34岁的辛普森因其长了一脸大胡子而被战友称为“海獭”。他将和其他战士一起，攻占阿尔及利亚东部的亚克斯·来斯·拜恩斯机场。跟辛普森这架飞机一起的还有21架C-47运输机，运载的是美国第509空降兵步兵团。时间是1942年11月18日。
所有人中，辛普森是惟一的新手，但他很镇静。其他人都参加过盟军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那也是开战以来，美国第一次主动进攻的行动。除此之外，509团的人还进行过多次跳伞训练，许多人因训练而获得了荣誉。
《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约翰·辛普森吉米·费利普斯
就在3天前，当大家听说辛普森将要随队参加攻占亚克斯·来斯·拜恩斯机场的行动后，都认为记者这次要倒霉了。也许他会头先着地而死去，最好的情况也可能是摔断两条腿。他们这样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坚硬的地面对高速下降的伞兵来说，跟从时速45英里的火车顶上跳到地面没有什么两样。
“可怜的‘海獭’，”空降兵们说，“他可是个好人啊！”
为了在亚克斯·来斯·拜恩斯机场降落，辛普森接受了两天的训练。中间有20分钟的指导，教官的指导是这样开始的，“请看，你前面这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降落伞……”
现在，这个由C-47组成的“舰队”到达了目的地的上空，“出发！”的命令已经发出，人们纷纷背起行李，涌到舱门。很快，湛蓝的天空中就充满了白色的降落伞，在白色的降落伞中，间或有红色的、黄色的和蓝色的降落伞，那是用来装运设备和弹药的。由于跳伞高度比较低(大约400英尺)，再加上机场上空空气比较稀薄(在海平面上1英里)，使得着地时的碰撞比较猛烈。
整个机场，几乎没有一个人在落地的时候没有受伤，诸如划伤、擦伤或扭伤。有的人受伤还比较严重，约翰·贝瑞上尉几处腿骨骨折，而营部的卡洛斯·奥登上尉脚骨摔坏了3处。还有其他几个人摔断的骨头又插进了肉里。
尽管落地时受伤的比率很高，但不到一小时，美国人就夺取了机场。记者辛普森，这位事先被大家担心会遭遇不幸的人，居然是整个行动中惟一没有受伤的人。
纳粹帮助美国发明了原子弹(1)
1937年，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的第5个年头，德国两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物理学家领导的科研小组在原子能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被公认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两位物理学家就是奥托·海恩(Otto Hahn)和弗莱茨斯垂斯曼(Fritz Strassmar)。一年后，他们俩利用中子轰击的办法成功地分裂了原子，他们称之为裂变。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制造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武器的道路。
尽管希特勒早已经打算在1939年发动战争，但他并不知道原子能作为最终武器的意义。因此，两位科学家的结果得以公开发表，并传遍了全世界的科学领域。
在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直担心希特勒会制造出原子弹，因此，他于1939年8月2日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阐述了制造原子弹的意义，并且劝告美国政府，尽快进行该方面的研究以赶超纳粹德国。爱因斯坦是1933年被迫离开德国的，当时，纳粹没收了他的财产，并剥夺了他在著名的凯瑟威廉研究所担任的职务。
警觉的罗斯福马上下令成立了铀计划行动组，专门研究原子能用于武器的可能性。1940年的早些时候，美国科学家收到了政府划拨的第一笔经费。
在这期间，强大的德国已经在6周内消灭了他的邻国波兰。就在这次进攻之后，纳粹的高级人物开始意识到了原子能的军事用途。他们下令禁止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原料铀矿石出口，并且，他们开始打算从比利时属的刚果进口这种东西，刚果是全世界最主要的铀产地。
1940年中期，尽管原子弹的研究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但德国领导人对原子弹这种最终武器越来越感兴趣。德国占领挪威后，接管了挪威位于沃马克的水电公司的电解水厂，这个工厂是欧洲惟一能够生产氧化氘也就是重水的工厂，重水是原子弹的重要成分。
大多数德国的原子能科学家大都在柏林的凯瑟威廉研究所或在莱比锡的实验室工作，莱比锡有德国第一座原子反应装置，它是1942年建成的。尽管这个装置很原始，只用来做实验，但它能造出能用于核裂变的设备。希特勒这时候已经命令他们立即生产这种“炸弹”。
1942年6月，德国的核计划遭受到了巨大打击：莱比锡的原子反应装置发生了爆炸。但是，阿道夫·希特勒明显地感觉出，他的科学家已经到突破的边缘。这一年的下半年，当陆军元帅隆美尔从非洲匆忙赶回柏林，要求希特勒给他的军队以更多的武器、弹药以及兵源，以便从美英两国联军的包围中解救他的“非洲雄师”的时候，希特勒发表了惊人的言论。他暗示德国将会有一种秘密武器，“它能将一个人从他的马上炸飞到两英里以外的地方。”隆美尔对此困惑不解，但他并没有刨根问底，他以为这只是希特勒周期性妄想症的一个表现。
在这期间，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接待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波尔在国际科学界是一位公认的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人。来访的是德国科学家维纳·海森伯哥教授，此人是德国原子弹计划的主要组成人员。他来这儿主要是想向他的朋友波尔请教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一个物理学家来说，在战争期间研制最终武器是不是符合道义？
波尔也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意思是说，德国确信这种武器能够造出来吗？海森伯哥伤感地说，是的。这次谈话使得波尔很震惊。他马上通知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地下组织，他自己确信德国的原子弹研究已经处于成功的门槛上。地下组织将这条可怕的消息报告给了英国伦敦的军情六处。
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他的高级幕僚对这条消息也很吃惊。于是军情六处找到了一位名叫里夫·图斯坦德的化学家，他曾参与过沃马克重水厂的建造。图斯坦德从挪威逃出后，现在已经成为挪威在英国流亡政府的官员。
图斯坦德的手下有一个特工名叫艾拉·斯克兰德，他的家乡就在沃马克附近。1942年的3月29日，斯克兰德悄悄地降落在重水厂所在的挪威南部平原。他很快与重水厂的总工程师焦麻·布朗取得了联系，布朗告诉他，德国近期一直在增加重水产量。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普林斯顿大学爱罗克·费米 芝加哥大学
此时，在美国，39岁的科学家爱罗克·费米正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在芝加哥大学进行裂变实验，他是从墨索里尼掌权的意大利逃出来的。1942年12月2日，费米和他的小组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可控制的原子链式反应实验。这个结果是在芝加哥大学一个废弃的足球场看台下面的临时实验室里取得的，该足球看台在斯坦哥地。
这项实验的成功使得美国决定建造大型的铀和钚的加工厂，从而为超级绝密的“曼哈顿计划”打下了基础，“曼哈顿”是美国发展原子弹计划的代号。
在美国，从来没有一项计划的保密工作做得像“曼哈顿计划”这样严密。斯坦哥地被称为芝加哥冶金实验室；田纳西的奥克雷治的气体分离厂被称为K-25；新墨西哥州的拉斯·阿莫斯的实验室被称为X基地；斯坦哥地从事原子分离的科学家被称为“快速断裂协调员”。
由于有如此严密的保密措施，所以当194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了下面这封信的时候，美国领导人感到非常吃惊。这封信是从汉堡的阿勃韦尔总部发给其在美国的间谍的：
纳粹帮助美国发明了原子弹(2)
有理由相信，美国对原子能利用的研究正在朝某一个方向发展。我们需要他们在该领域的进一步的消息。
在第三帝国，纳粹情报部门的头目史米特上校在命令中写道：“(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如果战争持续下去的话，它将会决定战争的胜负。”
1944年2月上旬，在美国的第8空降军轰炸了挪威沃马克的重水厂后，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下令将整个重水厂搬到德国。戈林负责希特勒的原子能计划。
几天后，军情六处获悉了戈林的计划。德国人打算将613公斤重水以及14吨药水装在39个大桶里，从沃马克附近的瑞堪运上火车。火车行驶一段很短的距离后将会到达廷斯湖，然后，将它们换上跨越大湖的“水疗院”号渡船，在湖的那一端，再换上火车将其运往德国。
在瑞堪的火车到来的前两天，挪威籍的军情六处间谍克纳特·胡克利德登上了廷斯湖上例行行驶的“水疗院”号渡船。他知道湖水很深，中心有1300英尺，如果将渡船沉入湖心，上面的货物将再也无法找到了。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2月19日晚，胡克利德和其他俩人悄悄地爬上了停在码头上的“水疗院”号，船上居然没有任何人把守。这些特工在船上放置了定时炸弹，该炸弹将在火车运来的货物装到船后45分钟后引爆。
第二天早上10点钟，火车准时到达，它上面珍贵的货物——重水被装上了船。“水疗院”号起航向对岸驶去。45分钟后，船上一声巨响，这一声巨响使得希特勒用原子弹来征服世界的美梦永远地沉到深深的湖水里去了。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投放了原子弹，结束了太平洋地区的战争。
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无意中为美国发展最终武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爱因斯坦没有被迫离开德国，他就不会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告诫他纳粹德国发展核武器的危害。那样的话，山姆大叔就会睡大觉，直到希特勒将原子弹放到纳粹的武器库中为止。
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不让奥特·海思和弗莱茨·斯垂斯曼发表他们在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果希特勒的密友墨索里尼并没有将爱罗克·费米赶出意大利的话，1942年的可控制的原子链式反应将无从谈起。
如果没有费米的这个科学突破的话，罗斯福总统也就无法实施“曼哈顿计划”了。
骑在德国潜艇上
查尔斯·胡察斯海军少校是美国驱逐舰“波瑞”号的舰长，此刻，他正站在船首的指挥舱里，舱里的探照灯正在进行搜索。强烈的亮光划开了漆黑的大西洋，突然，探照灯聚集在一个灰色的目标上，不好，那是一艘德国潜艇的顶部。于是，一场殊死的搏斗开始了，这件事发生在194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