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统帅们的决策之争
在从陕北到河北的途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继续要求林彪南下北宁线。
1948年3 月11日，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攻势下，驻扎在吉林的60军撤到长春。固守长春是蒋介石的主意。长春原是伪满洲国的首府，蒋介石担心，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固守长春可以吸引一部分解放军兵力，减轻解放军对沈阳、锦州的压力。况且从长远看，今天放弃容易，将来要占领就困难了。蒋介石是要保长春的，他舍不得放弃这个可以向东北解放军进攻的战略“宝地”，想在解放军的腹地安上一个钉子，牵制解放军主力，以等待形势的转变。于是，他严令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固守长春。
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是新7 军和第60军，新7 军军长李鸣，第60军军长曾泽生。曾泽生是一位典型的旧军人，1902年10月出生于云南永善县一个小地主家庭，受孙中山革命的影响进入云南讲武堂深造，23岁那年进入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担任区队长。两年后加入该校高级班学习，经过一年训练，被分配到徐州北伐军总司令部工作，后调滇军第98师，经师长卢汉提拔，任第3 旅第6 团营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从滇军中抽出受过较好军事训练和实战锻炼的6 个旅，共4 万人、编成一个军，列编为国民党第60军，军长为卢汉。曾泽生随部投人抗日的血战洪流，出贵州至湖南，辗转湖北、江西、山东等省。1940年8 月，为加强云南边防，蒋介石任命卢汉为滇越边区司令，调第60军到滇南设防，一年后曾泽生被提升为少将师长。
为一举剪除云南地方势力，1945年10月，18年雄踞一方的云南省主席、滇军统帅龙云，一夜之间被蒋介石剥夺了军政大权，凄凄然飞赴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去了。卢汉改任云南省主席。第184 师师长曾泽生继任第60军军长。第60军经过整编后于1946年春开赴东北。这年，曾泽生43岁，手下有三员大将：第182 师师长白肇学，第184 师师长潘朔端，暂编21师师长陇耀。
曾泽生的顶头上司是东北“剿总”副司令长官兼‘冻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郑生于1903年，字桂庭，正统军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气宇轩昂，仪表不俗，豪爽诚实，性情敦厚豁达，待人谦和诚恳，头脑灵活，有胆有识，指挥有方，是国民党将领中不可多得的将才。从北伐战争时起，他就一直跟随蒋介石，深得蒋的器重。抗日战争期间，郑洞国率部纵横驰骋，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参加过保定会战、漳河战役、徐州会战、归德战役、武汉会战、血战昆仑关、鄂西会战、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战役等许多重大战役，战功卓著，曾被誉为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名将。1946年2 月，郑洞国被蒋介石派到东北打内战，从此踏上失败之途。
3 月12日，即第“军撤到长春的第二天，东北解放军第1 、3 、7 纵和炮兵部队，在2 、8 、10纵及独立师部队的配合下，向四平街发动总攻。解放军攻城部队首先夺取了四平街市郊的制高点，然后以大炮猛烈轰击城内，压制住守军的回击炮火，继发步兵突破该市东南段城墙。涌入市区，双方展开激烈巷战。至13日晨，四平街守军第力军第88师主力两个团及新1 军、第力军留守部队均被歼灭，解放军完全控制了该市。
这次被人们称为第四次四平街会战的战役，终以国民党军队的惨败告终。
这样，仅仅在一个星期内，蒋介石接连丢失了两个市，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到重大失败。尤其是在军事上，失去了吉林市的依托和四平街的支撑，长春变成了一个战略上的孤岛，暴露在解放军攻击箭头的最前面。曾泽生的第60军从吉林孤岛逃了出来，避免了被歼灭的厄运，但从吉林逃到长春，只是从一个孤岛逃到另一个孤岛，从一个危城逃到另一个危城。
如今，东北国民党统治区情况也是每况愈下。早在抗战胜利之后，许多国民党官员就是抱着抢肥缺、发横财的目的来到这里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官员，置东北人民的生死于不顾，采取贪污、受贿、营私、敲诈等种种手段，拼命吮吸人民的血汗。一些地方豪绅也在国民党政府的纵容下，欺压百姓，雄霸一方。至于官场上，则更是乌烟瘴气。各派系之间角逐激烈，纷纷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上下沆瀣一气，纲纪荡然。
更糟的是，国民党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也更加严重了，许多高级将领和中级军官竞相用贪污和克扣军饷赚来的钱，购置房产土地，经营私人企业，甚至还有人从事走私军火、倒卖黄金等勾当。军队的纪律日益废弛，一些部队，特别是地方武装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所有这些，使东北民众大失所望，原来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军”所抱的幻想随之破灭了。东北国民党占领区流传着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就是在这种险恶形势下，蒋介石任命郑洞国兼任刚刚组成的第1 兵团司令官，并接替吉林省主席一职，从此留在了长春。
1948年3 月18日，也就是郑洞国到长春就职的前一个星期，林彪、罗荣桓下令进攻长春，以第5 、7 、8 、9 、10等五个独立师进逼长春近郊，对其形成初步包围，主力部队则以大兵团集中作战与攻坚战为目标，进行军政大练兵，并提出了“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除将88个二线独立团编成五个独立师外，其余人员全部补充主力部队，野战军亦按扩大的新编制进行了整编，以适应大兵团集中作战的需要。
对于毛泽东坚持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林彪有自己的想法，他主张东北野战军配合杨成武、罗瑞卿兵团，自北向南，先打长春，后打沈阳、锦州，将东北之敌逐个歼灭。
林彪对先打锦州顾虑重重。他认为，锦州城防工事坚固，又有15万重兵把守，如果像1947年夏季攻势打四平那样，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将造成被动。四平撤退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部队基本上是轻装。要打15万人严阵设防的锦州，必须有足够数量的重武器，和六七十万人的后勤供应，这样庞大的供给需要大量汽车和油料，如果油料耗空或遭空袭，大批机械化装备将要丢给敌人，部队就难以安全撤离战场，而陷于危险境地。加之大军南下，沈阳的20多万敌军从侧后打过来怎么办？若华北傅作义部东进出关，关内、关外的敌人联合夹击，包了“饺子”怎么办？
古今中外，没有不讲“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指挥员，但在“有把握”与“无把握”之间，是很难把握的。林彪一生指挥打仗，把谨慎作为自己的信条之一，除非不得已，他是轻易不违背这个原则的。
眼下，国共两党两军将展开第一次大决战，林彪在反复的思考，在双城堡的青砖地上不知踱了多少圈子，炒熟的黄豆不知吃了有多少。
电报谈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绝。毛泽东和林彪，一个离开延安，在陕北转战华北途中，一个在东北黑土地很不起眼的小镇，纵论着战略大决战。
林彪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心先打长春。林彪认为，打长春便于集结兵力，便于解放区支援。同时，长春的敌军也比锦州少好几万，而且打下长春，可以免除后顾之忧，便于集中兵力南下作战。可是，从战争全局看，十万国民党被围困在长春，是蒋介石下不了决心从东北撤兵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旦打掉了长春，就等于打掉了蒋介石的一个沉重包袱，为他定下撤兵关内的决心，从而得以保住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这对共产党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也是毛泽东最为担心并极力防止的。
尽管毛泽东指示得很明确，要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但是林彪始终认为“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1948年4 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致电中共军委。电报说：“估计敌目前在东北基本方针为集中兵力固守沈、长、锦三大城市，藉以阻止我军入关并企图利用辽河、太子河的掩护，经辽中、台安相机打通沈阳、锦州间的汽车路的交通。”
据此，东北解放军在目前进行的政治。军事训练结束后，拟于5 月中下旬集结九个纵队攻打长春和阻击援敌，力求在半月左右时间内打下长春，结束战斗。他们预计，若在锦州附近之范汉杰兵团不与沈阳敌人会合，仅沈阳之敌北上增援，是较易应付的；如锦州附近之敌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则使我军攻城和打援皆发生严重困难。为此，他们建议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以四个纵队或三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敌人，或进行休整，准备今年秋冬两季，直接与东北部队会合打大仗。
对于毛泽东早先提出的南下作战问题，林彪等人的电报指出：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防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阻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退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土气必然下降，逃跑必然发生。在我军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打仗，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好。
电报最后写道：“以上是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林彪关注的主要是东北，而毛泽东看到的是整个中国战场。毛泽东的兵法是，局部要服从全局，在这一点上，其他战略区的领导人都能自觉地服从全中国战场这个大局。
林彪的计划报到西柏坡，毛泽东看后非常不满。他把燃着的一支烟在手中捻碎，对周恩来道：“真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看林彪他是胆子越来越小，2 月就叫他南下北宁线，两个月了还是这个态度，要不然我去东北算了。”
周恩来看一会儿电报说：“主席，我看只能原则同意他们的计划，再次申明南下北宁线的重要性。”
毛泽东理解林彪，理解东北野战军。身处局部战区的指挥员，要想理解更高一层的战略意图，有时需要时间和战场情势的变化。同时，毛泽东不能不爱护东北野战军这支由十万人起家，历经浴血拼杀而发展壮大起来的百万雄师。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是毛泽东手中的一支王牌利剑，不能硬性驱使这把剑去不情愿地碰撞一块顽石。因此对林彪这种不同见解，毛泽东选择了商讨和等待。四天后，他起草中央军委复电给东北野战军说：18日电悉。
（一）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
（二）我们可令杨（指杨得志——引者注）罗（指罗瑞卿——引者注）杨（指杨成武——引者注）（正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望令该地区准备八万人的粮食及其他协助事项，该三纵到达时间可能在辰删（5 月15日）以前，亦可能在辰删至展普（5 月20日）之间。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
（三）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是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的电报极有分寸。他同意先打长春，但不等于放弃了他原来南下的构想。在他的心目中，南下北宁线作战是最好的一着棋。但是，由于此时蒋介石还没有最后下决心从东北撤退，战争态势也还没有到达最紧迫关头，还有时间可以等待，先打敌人重兵据守的长春，以取得大城市作战经验，为尔后打更大规模歼灭战创造条件，也不失为一着可行的棋。
毛泽东尽管同意先打长春，并为此作出了相当周密的部署，但是他并未放弃南下的决心，这是他开战以来一直关注着的战场。他认为，只有从这个地方开刀，才是对东北国民党军要命的一击。
从4 月开始，东北局、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就利用冬季攻势结束后的间隙，相继召开了政治工作、省委联席会议和参谋、军事工作等一系列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解决“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问题，解剖分析四平等城市的攻坚战例，为强攻长春进而解放全东北作思想上、组织上、技术战术上的准备。明确1948年的任务是解放全东北，在军事上是重点部署攻克长春。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前线指挥所，其中第一个前线指挥所就是专为攻打长春成立的，并且印发了长春市区国民党军分布图、工事图等军用地图。
5 月24日，林彪、罗荣桓下令以第1 、9 纵队及五个独立师的兵力奔袭长春。
不日，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精兵强将：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副司令员陈光、陈伯钧，参谋长解方。
就在林彪下令奔袭长春的前两天，郑洞国指挥长春守军沿西郊大房身机场方向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出击行动。
这一仗，郑洞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部队遭到严重损失，近三个团被歼灭，最糟糕的是丢掉了机场，长春、沈阳间的这一惟一的空中交通被彻底断绝了，郑洞国和守军只好龟缩在市内，再也不敢轻易大规模出击。
东北解放军占领机场后，在水泥跑道上埋下炸药，炸了几个大坑，将跑道破坏，接着严密布防，控制了机场。
这一仗，对于郑洞国和长春10万守军来说，既是不幸的，又是万幸的。林彪的这个计划，原本是要一举拿下长春的，但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没有形成绝对优势，攻城时也没有采用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的方法，同时作为东北解放军最高军事首脑，对于如此重大的作战行动，林彪没能亲临前线指挥，对长春敌情、地形都没有弄得很清楚，就匆忙下令发起攻击，结果只在外围战斗中歼敌5000余人，占领了大房身机场，自己付出2000人伤亡的重大代价，最后不得不停止攻击。这无疑延长了长春国民党守军的军事存在。
4．大战前夕蒋介石东北频频易帅
整个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形势非常不妙。蒋介石在控制东北战场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顾虑重重；在兵力部署上，以关内为主还是以关外为主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在东北选将问题上，在大决战的紧要关头几易将帅。这样，东北国民党军愈显被动。
1947年夏，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林彪、罗荣桓的指挥下，继“春季攻势”胜利之后，又发动了强劲的“夏季攻势”。
8 月，国民党军东北行营副帅、败绩频频的杜聿明愁肠百结，一病不起，蒋介石不得不任命参谋总长陈诚兼东北行营副主任。
这位靠在蒋介石面前挑灯夜读而发迹的陈诚，与胡宗南。汤恩伯同称为蒋军“三大红牌”，是极受蒋介石器重的“干练之臣”，素有“热衷权势，不甘寂寞”之称，国民党朝野上下都知道此人有“五抓”的名声，即抓兵、抓人、抓权、抓势。抓机会，总之是争权夺利、好大喜功。遗憾的是，此人的野心远远超出其能力，志大才疏，统军无方。
如今，这位骄横刚愎的陈司令仍然恶习未改，仗势老蒋对他的赏识，霸气十足，一到东北，就口出狂言，要在六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一切失地。大有灭此朝食，将“共军”、异己一勺烩尽的气势。
派陈诚到东北，这是蒋介石早已谋算好的一箭三雕之策：一是可彻底收回陈诚指挥全国战事的权力，完全由自己来干；二是希望走马换将，改变东北被动局面；三是给陈诚挽回面子的机会。
陈诚到东北时，正值东北解放军夏季攻势刚刚结束，秋季攻势尚未开始的空隙，东北战场上相对比较平静，因此使陈诚得以从容地整顿军队和部队人事。他以整肃军纪政纪为名，撤销了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规定作战指挥由行辕直接指挥，独揽了东北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就连一向受蒋介石器重的郑洞国也只成了一个挂名的副主任。陈诚接连撤换了辽宁省主席徐箴、第71军军长陈明仁、第52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第12师师长刘玉章等在内的一批官员和将领。最为滑稽的是，陈明仁刚刚因死守四平街有功而被蒋介石授予最高军功章，现在陈诚一到反被撤差查办。
一切整顿就绪之后，陈诚调兵遣将，跃跃欲试，准备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对于今后的作战方针，陈诚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过去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失策是未把北宁路锦州至沈阳段以西的解放军彻底肃清，致使关外与关内的联系始终有被切断的危险。于是，他决定贯彻机动防御方针，积极发动攻势。结果，却因优柔寡断、动摇不定而在东北解放军的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中一败涂地。最后，陈诚在请求辞职时痛心地承认：“我来东北五个月，没有任何作为，损兵10万，师以上指挥官被俘30，失城18，人口500 余万……”
其实，陈诚的检讨还是保守的，东北解放军两次季节攻势，一共使东北国民党军损失近20万人，其中包括精锐之师新五军。
陈诚到东北，无疑加速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灭亡。东北国民党军的再三失败，也注定了陈诚在东北的时间不会长久。
1 月10日，蒋介石亲自来到沈阳，整肃军纪。这天，他身穿一件美国海军绿夹克，夹克上没有领子，一副丧气的样子，活像南京灵谷寺里跑出来的老和尚。会上，陈诚不得不支吾着承认自己的罪责，说：“新5 军失利，完全是我指挥无方，不怪各位，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
蒋介石原本就不想整陈诚，最后说：“等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
陈诚清楚自己不能再在东北干下去，便让其夫人、宋美龄的干女儿谭样向宋“干妈”求情，向蒋介石吹吹枕边风，快将陈诚调回南京。蒋介石很快就同意了，决定让卫立煌去东北接换陈诚。
卫立煌在国民党一班老将中都很有威望，哪能受蒋介石、陈诚的愚弄，听到命令后，从上海赶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表示难以从命。
蒋介石决心已下，不愿收回，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一干人马登门作说客，劝卫早赴沈阳。
最后，卫立煌到底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勉强答应。临行前，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召见卫，一见面便急不可耐地对卫立煌说：我已听到张群、顾祝同反映的情况，我考虑后，认为须作五点交待：一、你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兼东北行营主任；接任后，如不能挽回局势，无责任；二、我有给陈诚的亲笔信，信中说明在卫立煌没有掌握必要的东北军情以前，陈诚不得离任；三、稳定东北局势后，可增加一个新的兵团，兵团军以上的人选可由卫立煌保荐；四、空军要全力支援，暂定20余架C46型大型运输机，专为东北三大据点运送给养；五、政府决无放弃东北之意，外间传闻都是谣言，等春暖后，政府积极增调三至四个军先至锦州。
2 月5 日，陈诚在人主东北5 个月后，悄然飞回南京。他望着飞机下烽火连天的东北大地，既负气，又辛酸，最后嘴里竟蹦出一句“东北局势这么糟，我又有多少办法？”
5．卫立煌固执己见，蒋介石无奈让步
蒋介石在与毛泽东的决战关头几易东北主将，使得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处境日益艰危，解放军在东北的主动地位日益稳固。这年年初，毛泽东打乱了蒋介石重点进攻的战略部署，蒋介石为解放军空前规模攻势所震惊，连续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确定了紧守东北和华北，争取中原，大力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的方针。他自我安慰说：东北和华北是两个定心丸，吃了就心安了。接着，在东北主力是否南撤的问题上，蒋介石又一次举棋不定。到了1948年春夏，国民党在东北的形势已是发发可危。
国民党军50万余人被东北解放军分割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几个互不连接的孤立地区内，控制东北的总面积只有3 ％，并且士气低落，补给困难。长春、沈阳两座城市基本靠空投物资提供补给，情形十分严重。
这种险恶的形势促使当初曾声言东北势在必得的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要撤出东北大军。1948年2 月2 日这一天深夜，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写道：“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形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随后，新闻界即传出蒋介石要撤离东北的消息。结果，蒋介石的“探测气球”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东北籍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反对放弃东北，一批批“东北民众代表请愿团”也跑到南京，呼吁政府不要放弃东北。蒋介石为情势所通，只得放弃撤离东北的打算，表示国民党将以最大决心加强东北的军事力量，扭转不利局势。
1948年4 月，蒋介石在伪“国民大会”上作施政报告时又说：今天东北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国民党政府国家力量的存在。显然，他在这里对东北问题的考虑更多地着眼于政治方面的需要，他要的是一种象征。正如后来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在解释这一点时所说的那样：“政府很难做出一项决定。从军事上说，撤退是合理的，但从政治上说，则是不行的，因为那会遭到在关内的几十万东北流亡者的反对，其中有的还在政府任要职。我记得有一次蒋委员长对我说，这正是他的困难。在政治以及军事争端的复杂局势中，总有些无法估量的因素，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更难找到简单的解决办法。”
不久，蒋介石在兵力部署问题上同东北国民党军主帅卫立煌发生了分歧和争论。
尽管蒋介石决定坚守东北，但对于东北的兵力部署仍然想采取向南收缩的方针。他的计划是：以现有兵力固守长春，将沈阳主力移至锦州，打通沈阳至锦州的交通线。这样，既可以比较容易地解决东北部队的后勤供给，又可控制辽西走廊，背靠华北，把解放军挡在关外，万一形势不利，还可以从陆上或海上从容撤退。
应该说，蒋介石的这一方案在保存东北实力，使东北主力部队置于一个比较机动的位置上，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卫立煌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方案，他看重的是沈阳。卫立煌是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资格高级将领，蒋氏对他既倚重，又不太放心。因此，他虽然名义上掌握东北国民党之党政军大权，但在许多情况上，并不能完全做得了主。
卫立煌到达东北后，吸取陈诚失败的教训，采取持重态度。他分析，依现有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进攻则力量不足，但若防守一些战略要点，力量还是有余的。所以，当务之急是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于是，上任伊始，便主张重新整军，固守东北，提出所谓“固点、联线。扩面”，“重点不重线”等作战方针，要打通沈锦联系必须补充东北兵源，使在解放军冬季攻势中受损的部队恢复元气；同时必须从华北增兵锦州，由锦州、沈阳同时对进，否则沈阳南下部队有被东北解放军层层切断，分别包围歼灭的危险。此外，卫立煌还强调，将主力集中于沈阳，足可以牵制住大量东北共军，从而解救华北的威胁。
1948年2 月初，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解放军向辽西、辽南发起猛烈攻势，在东北各据点防守的国民党军队阵脚大乱，各地迭电告急。蒋介石也格外焦虑，再三电令卫立煌派兵解各地守军之围，并打通沈锦线。但卫立煌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解放军的真正意图是围城打援，消灭国民党东北军主力，故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所以不管蒋介石的催逼和四周的风云变幻，仍然坚持自己的既定主张，把主力纷纷集中在沈阳附近，一面大力收揽人心，补充兵员和装备，一面加意整军经武，检查督促各部进行军事训练和实战演练。
蒋介石与卫立煌的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其间蒋多次下令卫立煌南下，卫都不肯实行，卫立煌多次派东北要员南下说服蒋介石接受其固守沈阳的计划。最后，蒋介石不得不让步，同意了卫立煌的计划。其实，无论是卫立煌，还是蒋介石，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觉，以为国民党大兵团集结，解放军无重武器，无攻坚大城市的能力，因而可以固守东北。无论重兵集结于沈阳还是集结于锦州，基本力量解放军是消灭不了的，一旦时机成熟，东北国民党军还可配合关内战场组织反攻。
蒋介石一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解放军的力量。
事实上，东北国民党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长春已久被东北解放军围困，粮食困难，每日军民需粮300 吨，只能空投110 吨，冬季燃料已完全绝望。若是一旦沈阳陷入相同情况，蒋介石所有的运输机和汽油都无法维持东北这么庞大军队的供给。加上，东北国民党军在东北解放军的连续打击下，将士多无斗志，已丧失了持久作战的能力。以如此饥饿衰疲之师，固守长春、沈阳，岂有不败之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卫立煌，当时都不愿正视这样的事实。
蒋、卫矛盾无疑加剧了东北国民党军形势恶化的速度。
6．长春战略：从军事硬攻到长因久围
1948年5 月下旬，林彪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没有形成绝对优势，攻城时没有采用近迫作业和坑道爆破方法，作为东北军事主帅的林彪未亲自到前线指挥，对长春敌情。地形都没有弄得很清楚，就匆忙地下令发起攻击，结果只占领大房身机场及长春外围的几个据点，歼敌5000余人，而自己亦伤亡2000余人。
直到这时，林彪才意识到敌人的战斗力和防御工事都比原来估计的要强大，夺取长春的条件还不成熟。5 月四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心改变硬攻长春的方针。电报说：“经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讨论，又照顾各纵、师首长对长春的信心并不甚高，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兵力久因长围，待敌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以我主力转至北宁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的方针。但南下作战很可能会遇到或者完全扑空，或者遇到同样不便打的大城市，而同时长春之敌利用我军主力南下时机逃走，为避免两头失利，亦可采取主力仍留长春、沈阳间，加强整训。”
人民解放军在长春外围作战之际，蒋介石却看准这个机会，一面紧催卫立煌和范汉杰打通沈锦路，修复大凌河铁路桥，以便撤军之用；一面将葫芦岛的两个军及烟台的李弥兵团调往苏北徐州战场，并拆除锦州的工厂设备运往台湾。甚至还准备将东北的新1 军、新6 军和新3 军运至南京，作为战略机动预备队。东北野战军如果继续滞留于长春城外，沈阳、锦州的敌军就很可能溜掉，对全国战场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蒋介石的企图，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刚转战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毛泽东，接到此电后，首先考虑的是下一步必须为南下作准备。他于5 月31日12时指示东北野战军应充分准备大军南下所需粮食。6 月1 日7 时，毛泽东又询问林、罗、刘是否可能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
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说：“（一）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线及平。张、绥、包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至少有由通辽至赤峰，由赤峰到察北绥东，由赤峰到平张线，由赤峰至冀东之几条较好的汽车路。修复通辽到义县，义县到承德的铁路线则更加重要。以上各公路铁路情况如何，望查告。必须估计到敌人集中到几个大据点，我军须旷日持久和他斗争，待其粮尽援绝，发生变化，方能最后夺取这些据点这样一种持久战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我军必须保持粮食的充分接济，方能取得胜利。而热河、冀东尤其是察北、绥东出产之粮食，不足供给大军长期需要，必须准备由东北加以充分之接济。四月间，我杨罗杨军两个纵队出至绥东，因当地无粮，不能久留，丧失良好歼敌机会，你们必须引为教训。”
第二封电报，毛泽东要求林彪回答下列问题：（一）对长春使用几个纵队，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二）八天作战我军伤亡多少。（三）长春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四）是否已和第60军接触，该军战力如何。（五）部队打堡垒战术是否已由集团冲击的老办法，改变为小组攻击的新办法。（六）八天作战中是否已采用坑道爆破方法。（七）是否已实行军事民主，即遇到困难时，由连队指战员在火线上开会，反复研究攻克敌阵的方法（大家想办法）。（八）现在是否已停止攻击，或者还在继续攻击。（九）你们指挥所在何处，是否已召集纵师干部开会，详细检讨经验。最前线是否有你们的代表执行阵地指挥职务。（十）沈阳方面反应如何，有无准备增援意图。（十一）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2 万人，费去72天时间，付出1.5万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7 万人）都取得攻坚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
对于林彪他们来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沉甸甸的，作出回答需要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在收到毛泽东电报10多个小时后，林、罗、刘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汇报：“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八个纵队直接投人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城兵力与守城兵力对比，不到三比一之比，但即三比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城战中逐屋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解决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有可能消耗到战斗末期，连队人数太少，无力续攻，使战斗出现僵持的局面。届时敌增援，则可能与守敌会合。”“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待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他条件，得出较有把握的意见。”
林彪还向毛泽东转去了第1 纵队和第6 纵队两位司令员李天佑、黄永胜关于打长春的意见。
朱德总司令在收到电报后，于6 月3 日致电毛泽东，就攻打长春提出自己的意见：“我看了李黄两纵队的电，长春还是可能打下条件的多。1.敌人正规军不到6 万，其他警察、宪兵、自卫志愿兵等2.8 万人，正规军中只有两个师比较坚强，志愿军中政治上要拚命，军事上是混杂的，比较差的，督战虽严，打混乱时即不生效。2.援军很远，我军可以打援，即围城打援时亦有利。3.敌守孤城，粮、弹、人的补充均靠飞机，不能持久。4.我军兵力优势，后方接济便利，部队技术有相当的学习，有相当攻坚经验，有相当的家务，如果现有20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迫击炮弹，炸药30万斤，手榴弹200 万个即可打开。再准备伤亡3 万以上的人。5.攻坚即强攻，打城军不在多，两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能攻能防敌人反击即够，其余的可打增援队。它的打法是用坑道为第一，用技术、炸药；手榴弹抵近射击，以各种炮为主，以工事对工事，进一步巩固一步，做好工事再进，如攻到纵深处，将敌人分割或混乱后，敌人坚强性即减少，也有可能投诚的。6.李纵队攻过四平，有经验，但遇着顽强抵抗即估计艰难些。长春与四平不同点，即敌士气不如以前旺，质量也差些。黄纵估计可能打开，即损失代价须大。7.攻城必须先有计划，收集各种专门炮、工人才，组织指挥所，必须要用攻城战术，实事求是地、一步一步地进攻，带一种学习态度，决不可性急。准备二三个月打下，也算是快的。只要是土质城底，又无城墙，是可能打下的。8.再一种攻法是长围，在一定的圈子内，围死他，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9.这两种攻城战术，强攻与长围，如有家务，可采取第一种。打久了第二种也出现了。如家务不大，攻一城将炮弹、炸药耗尽，一时难补充，则不如打野战。打长春要看家务大小决定。”
当天，毛泽东将这封电报转给东北野战军，并要求东北野战军领导对朱总司令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给以回答：“（一）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七个到八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二）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三）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得一次大消耗。”
6 月5 日19时半，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东北野战军部队行动的三个方案：一、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成功的可能性较小。
二、目前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封锁粮食，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但南下作战除可能到处扑空，或因敌集中不好打外，粮食极为困难，同时，长春之敌又可能乘机逃回沈阳，可能造成两头都无战果的结局。
三、用二到四个月的时间，对长春实行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
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认为目前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
6 月7 日15时，毛泽东复电，表示基本同意第三个方案，并就攻城的关键、攻城方法、歼灭援敌、兵力分配、断敌粮道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指示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要“精心组织这次战役，预先估计到战役将要发生的各种困难，逐步总结经验直至完全胜利”。
在电报的最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到南下作战问题，指出：“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和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毛泽东还十分关切地告诫林彪必须注意指挥所的安全。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东北野战军从6 月25日开始，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战略。
从东北野战军提出攻打长春，到改为久因长围，这中间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毛泽东虽然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构想，但一直没有下最后的决断，一直尊重东北野战军领导的意见而耐心等待着。
从那些电报中，毛泽东没有看到野战军方面必胜的信念。相反，他从字里行间中感觉到了林彪他们的谨慎和犹豫。东北野战军在经历了三年艰苦创业的岁月之后，终于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毛泽东必须爱护这支部队，他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为他们提出的计划进行更周密详细的部署，以弥补其不足和疏漏。当长春之争结束后，毛泽东再次把视线转向北宁线，转向锦州。在那里，争论仍在继续。
毛泽东也曾设想把攻打长春作为东北战略决战的序幕，6 月3 日，他急电林彪、罗荣桓，就攻城方法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必须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方能减少伤亡与保证胜利”。
不日，朱德总司令也电示说：“再一种攻法是长围，在一定的圈子内围死他，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
6 月10日，东北野战军一部已攻到长春南郊之南湖洪熙街上了。林彪、罗荣桓考虑：第一，若继续攻打长春市区并一举攻占，就可能吓跑沈阳、锦州两地之敌，使其迅速撤至关内，从而无法达到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的战略意图，并影响全国战局的进程，第二，如果硬性攻打，就要付出相当牺牲。
无奈，解放军小试牛刀，没能啃动长春国民党守军这块硬骨头，才有了此后“长围久困”的新举措，演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彩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