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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畏与无所谓>
内容简介
本书从历史文化角度分析了晚清一直到现代社会的人文、社会状态，作者以当时社会各色人等在社会动荡、变革时期的心理、行为特征为切入点，进行案例分析，逻辑缜密，文字通俗，风趣幽默，颇见学术功力。通过作者的分析，可以看到历史往事暗示着今日依然存在的痼疾，提醒着未被注意到的重要细节。作者的深刻思考，尤其体现在合作化运动以来农村变迁的分析研究，评论时事风气与官僚制度的种种现象等。读者可以在轻松愉悦的的阅读感觉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人们的心理历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以及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空白处》。
目录
前事后事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言官逸事
门客的错会意
诗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剧
文人之舌
花儿与皇帝
又想起了王大点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清末新政，改革的危局
被格式化的“大商人”
洋人的八股取士
八国联军与妓女以及“女人救国论”
民国的三个面相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其他的四大发明，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而这个豆腐，连丁点争议都没有。近来，西方世界动物保护主义和素食主义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代替动物蛋白，中国的豆腐，成了一个榜样，让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涂。
国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就可以混饭吃，已经见过不止一个国内的教授，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过得挺滋润。那种把一粒粒的黄豆变成白白嫩嫩的方块的把戏，在白人看来，跟变戏法差不多，只有中国人玩得来。现在日本人也会做豆腐了，不过所谓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国人做的鸡蛋羹的失败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要吃豆腐，还得靠中国人。
发明豆腐的中国人据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炼丹药的，也有吃美食的，豆腐的发明当属于后者。西汉提倡简朴，贵族不许用金属器皿，所以大家纷纷在吃上下功夫。从马王堆的发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贵妇们对吃是多么地热爱，出土的物什，要是现代人有本事保鲜，那些丰富而且色香俱全的食品准会让世界惊掉眼镜。由此推断，刘安发明豆腐，倒也合乎道理。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这个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领袖，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个晚年得的儿子，思想却新潮得紧，于国学没有兴趣，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早早地就跑到法国留学，学成什么不太清楚，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成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发明的豆腐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但却始终学不成洋模样，身穿西装，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带，走起路来，腰带凸在前面，硬是扎眼，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边的口袋里，装的不是手绢，而是蒜瓣。这样的中西结合式人物，想到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保持原汁原味，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从国内找来。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一路上，这些中国农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很是辛苦。
就这样，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据说，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拍电报去，A字代表一万，B字代表两万，C字代表三万，钱就从巴黎过来了。李石曾的父亲所忠于的王朝，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被推翻了。可惜"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
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也跟革命大有关系，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由这些勤工俭学的人成立的，当时叫青年共产党。如果按某些研究者的说法，其实这青年共产党，才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这些在法国搞共产革命的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历史上倒海翻江的人物。而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来自于豆腐。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跟两次中国的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言官逸事
谏官和御史，在古代又被称为言官，就是说话的官。这种官没有别的职责，就是要说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当正经的事情，关系朝廷兴衰、吏治清浊。
不过，说话一旦成为一种职守，对于那些特冲、特有说话欲望的人来说，言多必失，没准哪天就丢了饭碗。而那些说话欲望不那么强烈的，不说话也不行，等于白吃饭不干活，可说话吧，一不留神，碰了皇帝哪根神经，或者得罪了哪个大人物，自家的乌纱帽便难以保住。
对于这些职业说话的官来说，最高境界是当李林甫说的那种仪仗马，好吃好喝，闷声不响，大家过太平日子。当然，这得碰上皇帝怠于政务、权臣又不乐于生事的时候才行。
说话难，又必须说，因此言官之言往往在高头讲章和不痛不痒两个方面做文章，说大道理，拽大词，从三皇五帝开讲，最后说几句现成话，无非勤政爱民，不失农时，半天都落不到地上。如果这招儿不行，就走下三路，扯点无关宏旨的小事，鸡毛蒜皮，两下模棱。只是后一类如果说得不好，一不留神，就成了笑话。北宋庆历年间，有http://car.auto.ifeng.com/series/2293
卫士震惊宫禁，满朝文武吓了一跳。有御史建议，说是蜀中罗江狗（狗的品种，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德国黑背）不错，可以用来顶替卫士。真要照这样做了，那么皇帝的禁卫军，就变成狗卫队了。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言官说话的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某年大旱，皇帝亲自出面求雨，有谏官奏请皇帝禁止天下宰杀鹅鸭。那意思，似乎只要不杀这些水里漂的动物，老天就会开恩降雨似的。碰到同样的情景，明朝的谏官提的建议是，不许百姓吃蛤蟆。这多少靠谱一点，因为民谣曰"蛤蟆叫，天下雨"。不吃蛤蟆，多些蛤蟆叫叫，说不定雨就有了。
清朝的时候，言官说话最难，大道理不能说，因为皇帝认为，这种大道理，只有朕才有资格讲，臣子奴才乱讲，等于僭越；弹劾批评也不好说出口，说错了，立马被惩罚；当然，不说话更不行。言官们只好眼睛向下，盯着老百姓，说点似是而非、兴利除害的小事。雍正年间，有位御史连上三奏，第一奏请皇帝下令，让尼姑还俗。第二奏，要求民间如有女孩子年过二十还没有出嫁的，由政府出面为其择配。这种主意，虽说强横了一点，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增加人口的老办法，旧话重提，在那种时代，不算离谱，只是操作起来有难度。第三奏最绝，他说，在他看来，民间斗殴多半因为数十文钱，因此劳驾皇帝出面，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所有需要数十文钱的穷人，每人发数十文，于是天下太平。结果，雍正皇帝览奏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直接让这位御史老爷回家吃老米去了。
如果雍正能够同时看到另外一位都老爷（明清两代御史的俗称）的奏折，估计气肯定消了。当年，北京城里城外，都可以见到驮煤的骆驼，由卖煤的人赶着进进出出，有时候，赶骆驼的人，就骑在骆驼上，横着顺着的都有。某位满人御史老爷，大概骑马骑惯了，看见有人横着骑骆驼，横竖看不顺眼，于是上奏要求皇帝出面，禁止赶骆驼的横着骑，说是可以防止他们被颠下来。
在那个时代，建言的人理论上言者无罪，属于制度上特许的可以放开一点胆子说话之辈，但是，只要现实生活中有一言九鼎的皇帝，有惹不起的权臣，或者得宠的嫔妃、皇帝身边的太监，任你是谁，说话也得小心。即便是有特权的言说者，大概也只有说空话的胆量，没有说错话的权利。
门客的错会意
门客也叫清客。一提这个词，看过《红楼梦》的也许会想到整天围着贾政转的那群酸人。
不过在中国，最早的一批门客，不见得都是文人，干什么的都有，以武士居多，要离、聂政、豫让，还有荆轲这样的刺客死士，都属于门客。苏秦、张仪和蔺相如这样具有治国之才的舌辩之士，也都做过门客。战国四大公子，个个以养士闻名，所养之士，都是门客。以孟尝君的门客最多，也最没品，鸡鸣狗盗都有，一旦主人失了势，大家一哄而散，还好，剩下一个老是弹铗而歌、善于自我维权的家伙，真还就有用，居然无中生有地给主子建构了三窟，官位与权势都回来了。到了大一统王朝的时代，门客逐渐被文人墨客包办了。秦汉之际，皇帝身边的侍从、有权势的大臣身边的门客，多半都是文人。文人做门客，大多是将之视为入仕的门径的，很希望帮助主人做点经国济世的大事，但是他们的主人，却往往不知不觉地把这些人跟优人小丑和杂耍同等相待，作诗作赋，插科打诨。这种状况，到了唐朝风景依旧。大诗人李白，做了翰林供奉，有机会在皇帝身边厮混，想的是如何辅佐君王致尧舜，但唐明皇却把他跟平时解闷的戏子一样看待，国家大事根本不容他插嘴。诗人一生气，使性子挂冠而去，皇帝也一笑置之。清朝皇帝喜欢读书，但南书房里皇帝身边的一群翰林出身的"上行走"，也无非以倡优畜之，乾隆说过，朕观文士之言，不异俳优之口。
跟汉朝差不多同时的古罗马盛期，也盛行门客。跟同时期的中国一样，古罗马的门客也是文人的天下。只不过在古罗马，只要有钱，都可以请门客。权贵可以有门客，被释放的奴隶发了财，大字不认识几个，也一样可以请一堆门客。只要供养的费用足够高，文人们倒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同样，古罗马有钱人养门客，跟养骑手、养小丑、养情妇一样，大抵是给自家解闷的。而文人则以为主人是在鼓励文学、资助学术。加上古罗马文人比较多，征集容易，因此，门客的价格大抵就比较低，比骑手和情妇大为不如，因此当时的诗人，往往在自己的诗作里，大叹穷经，愤愤不平。
古罗马被蛮族灭亡之后，凡是识字的人，都惹不起那些什么也不懂的新主子，于是躲进了教会，西方的门客暂时告别了市场，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这边，门客们却风雅如昔，换了一个名字叫做幕僚，有时候也叫西席或者师爷。如果主子地位比较低，门客是需要做点事的，比如帮忙参与征粮征税，参与审案断狱，写写官场往来的文书等，最关键的是，把向上级汇报的文案做好。但是官如果做大了，这样的琐事，也有低级的师爷来做，但官员的身边，必然像贾政一样，有一群风雅之士诗酒酬唱，只有非常难办的奏章，才会劳神这些高等清客大驾，动一动笔。比如闹长毛的时候，曾国藩想参掉弃城逃跑的某位大员，恰好这位大员在朝中特有势力，无论如何动不了，最后劳烦幕中的李鸿章大笔一挥，一个特毒特狠的奏章上去，西太后老佛爷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可惜这种能干的门客或者幕僚不多，而且只要不赶上战争，和平时期的高级门客也没有很多的事可做，平日里，除了喝酒听戏，做点歪诗，给主子开心解闷，就得像贾宝玉大观园题咏那样，连主子公子的大作都得"轰然叫好"，或者故意写点不入流的货色，来配衬公子。显然，这种功夫是清客的基本功，否则就做不好清客，混不来食有鱼、出有车的地位，而且还可能夹铺盖卷走人。
门客到了这个境地，再要想经国济世，自己也觉得不切实际了，大家都是明白人，不约而同地在奉承主人上下功夫。古代官场风气还没有今天这样的无耻，直截了当地拍和捧，主子还是有些吃不消。拍马要讲点技巧，更要为主子排忧解难，主子不好说出口的事，要心领神会，主子不便出面的事，要悄然办在前面。只要做到这个份上，门客就大有可能被主子找机会推荐出去做官，过不了几年，自家也可以请门客了。
门客的名号在今天也许已经成为历史，但门客的精气神，好像还在。总有些很有自觉性的文人，有意无意以门客自任，时常会主动地想为主子排忧解难。可惜他们认定的主子，却并不总是领情，因为门客的帮忙，经常会帮了倒忙。
诗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剧
自古以来，人如果作诗作得比较好，成了诗人，那么在做官方面，就差点意思。
古来为人称道的清官能吏，比如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施公施纶、彭公彭鹏之类，没有一个是诗人。
反过来，建安七子，孔融诗作得好，做太守的时候，"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可有贼来攻城，只能城破而奔；另一位诗坛高手陈琳，为袁绍起草讨伐曹操檄文，骂人骂得连曹操的"头风"都不药而愈，但真正做事，却百无一能；接下来，竹林七贤如此，诗与酒都很闻名，但却没听说有什么政绩；南朝大小谢，唐朝的李、杜，都差不多。
诗人和能吏，看来很难兼而得之。不过，大千世界，例外总会有，清朝的袁枚，就是一个。
袁枚是清朝鼎盛时期数一数二的大才子，12岁中秀才，广西巡抚命其作《铜鼓赋》，提笔立就。二十出头就登科及第，点了翰林。时人说他"身长鹤立，广颡丰下，齿若编贝，声若洪钟"，一翩翩佳公子也。据说当年袁枚点了翰林之后，回乡娶媳妇，有好事者绘图记其事，图上的袁枚，年少玉貌，身披红斗篷，胯下骑白马，从者数人。这样的少年进士，如果放在唐朝，照例是要被推为五路探花使，遍访长安名花，饱享艳福的。
然而，少年得志的袁枚（古之少年，即今之青年），很快就碰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规矩，进士点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属于翰林庶吉士，即见习翰林，一年后大考，如果合格则转为翰林编修，不合格则分发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则放到地方做知县。才高八斗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县。
做了七品芝麻官的袁枚，并没有天天饮酒赋诗，荒废政事，反倒得了能吏之名，前后做了几个县的县令，每到一处，很快就会把前任的积案清理干净。袁枚断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间到处流传，被老百姓编成歌谣传唱。时人说他可以引经折狱，有儒者之风，其实他的诀窍无非是每到一地，依靠当地乡绅乡老，调查清楚有多少不良分子，然后张榜公布，许其三年不犯榜上除名，这么一来，犯事的自然少，加上"依靠群众"，耳目众多，有外面来流窜作案者，多半逃不掉。平时百姓的争执，他倒是经常引经据典，三下五除二，调解开了，其中很多典故，其实就是蒙人，蒙人蒙到两家不吵架，不打官司，也是积德。因此，周围的县，老百姓有了难解之事，也会来找他排解。
按清朝的规矩，翰林是士林金字塔的顶尖，凡是做过翰林者，即使外放做县令，也是老虎班，上司照例高看一眼，升职排班，一律优先，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官的。可是，既能作诗，也能做事的袁枚，身列老虎班，却总也升不上去，不仅升不上去，而且知县从大县富县，做到了穷县小县，从江苏做到陕西去也。十年官场蹭蹬，少年袁枚变成了中年袁枚，人到中年，百事看得开，于是辞官不做，在金陵附近买了块地，据说此地当年谢安待过，人称谢公墩，修了一座随园。从此袁枚在园子里饮酒作诗，做起了职业诗人，当然也是名士。各个朝代的惯例，做了名士，仕途也就甭想了。
做了职业诗人兼名士的袁枚，诗作得好，当时连高丽琉球都高价求之。除了作诗之外，他还有两件事特别有名。一件是关于美食的，袁枚著有《随园食单》，记载了许多当时美食佳肴的做法。当时的随园，种菜养鸡养鸭还养猪和兔子，养法与众不同，加上他自己就是厨子中的高手，率领众多高厨，做出来的菜肴，自是别具一格。当时的随园，经常高朋满座，有次开筵，客人居然达500人。各处达官贵人、诗人名流，只要路经金陵，没有不去随园的。第二件是为人风趣，善解人意。到随园的人，除了可以饱口福，还可以饱耳福，随园老人（袁枚）的诙谐风趣，无人可及。《清史稿》说他，"……诙谐詄荡，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一个朋友死了，他把朋友欠他的五千金债券，一把火烧了，而且还拿出钱来帮助朋友的后人。
善于美食美言的袁枚，也会挣钱，否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银子哪里来。袁枚的官运不佳，但文名远扬，四方贵人和富人，求他给死去的爹娘写墓志铭的，不知凡几。求人例有高报酬，看在钱的份上，袁枚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你要什么，我写什么，反正最后胡乱写的，他都不收进自己的集子，只当是挣钱的买卖。
第二桩挣钱的买卖，是收弟子。中国是诗之国，虽说清朝诗有点衰，但喜欢作诗的人还是很多，加之袁枚不仅能诗，而且善绘，一手文人画，也很出名。因此，四方慕名而来拜在门下者，相望于道。袁枚不仅收男弟子，还收了十三个女弟子，既教诗，也教画。这种事，在那个时代，很为人所诟病，男女授受不亲，但袁枚是名士，是有大才而弃官不做的名士，这种人，历朝历代都会有所优容，因此，骂归骂，皇帝却没有问罪。
袁枚是乾隆四年的进士，一生都生活在乾隆这个"圣主"的影子里。按说，这样一个既能作诗，又为能吏的少年才俊，理应得到赏识，可是，恰是皇帝本人不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加能吏。按清朝的惯例，全国进士出身的官员，皇帝都要亲自考查，更何况是做过翰林的。袁枚太聪明，太有才情，也太能干，稍微有点爱才之心的上司，都不能不喜欢他。但是，乾隆是"英主"，是自恃诗才和学问比所有臣子都强的十全老人，他不可能容忍一个才情和天分都比他高的全才，这样的全才，即便冒出来了，也不能让他升上来。相比来说，皇帝宁可用庸材，因为庸材方可以显示出皇帝的高明，如果有才，也得含蓄一点，在皇帝面前装点傻，才可以过得去。少年得志的袁枚，自然不可能像六十岁才发迹的沈德潜那样深藏不露，扬己露才，在所难免，因此，仕途失意是必然的，皇帝没有找个茬子把他杀掉，已经算是很有雅量了。
文人之舌
文人的口舌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此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在游说得官的年代，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成考试，但做官的人，还是得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立竿见影；其三是"忽悠"，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说话，就有风险。拍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马，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大怒：你们玩儿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
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龙须，龙颜大怒，自己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也还是得说话，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仍然比比皆是。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得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都接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的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动静就特别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痛了雍正皇帝，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个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
花儿与皇帝
皇帝的天下差不多都是凭刀枪打下来的，可是差不多像点样的皇帝都喜欢弄文作诗。刘邦当年不过一亭长，大队干部而已，斗大的字能认识几个都说不准，可是人家也有《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大抵也就是不识字的王熙凤"一夜北风紧"的水平，可是历代都夸好，说有帝王气象。不过，拿皇帝跟皇帝比，刘邦的诗还真是不错。就说乾隆的几万首歪诗，挨个排过去，没一首能赶得上当年刘亭长的。
早就听说当年的放牛娃朱和尚也作过诗，一直没福见到，见到以后吓了一跳，原来是首咏菊诗，诗云："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虽是标准的薛蟠体，但却霸气得紧，听口气就是天字第一号，任谁都不怕，而且还要把别个干掉。不过诗意好像似曾相识，仔细一想，哦，原来黄巢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货色："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过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在过去那个特别推崇农民起义的年月里，曾经非常吃香。黄巢跟朱元璋一样，都是农民造反的头儿，只是命不太好，仅仅做了个草头皇帝。草头皇帝也是皇帝，皇帝抄皇帝，跟学者抄学者一样，本是自然之理，那时候又没有版权的说法，抄就抄了，断不会有好事者出来在媒体上说三道四。
本来菊花秋艳，并没有杀掉百花的意思，要论杀气，本是秋风的事。自古以来，平头百姓家的闺女，名菊叫兰的不知凡几，大户人家的婢女，被赐名秋菊者更是不知有多少，大家看到的其实都是菊的妩媚柔顺。大概只有黄巢、朱元璋这样舞刀弄枪，一路杀奔龙廷，夺了鸟位的人，才会赋予菊花杀百花的意义。这只是他们自己心理的一种投射。霸气和杀气，对于这些刀口舔血的人来说，本是应有之义。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怎么两个大男人，而且都是舞枪弄棒的粗人，作起诗来都以花来自喻？难道他们不能把自己比点别的什么？尤其是那个朱元璋，居然抄袭前辈笔意，可见对以菊花自况境界的向往。
按传统的周易解说，做皇帝的，都占个"乾"字，属于至刚至阳的东西。同样按传统，花无一例外地属于至阴至柔、属"坤"字的女人的象征。不过，中国文化总是要势不可当地展现出自己阴柔的特性，不仅是审美方面，人们评价一个男性的美，总是以"状若好妇"来比喻，而在政治甚至战争中，往往推崇斗智不斗力的境界，狠毒配上阴柔，才是谋略的善之善者。走刚猛路线的只配叫做一勇之夫，如果碰上晏子，用两个桃子就能杀掉三个。黄巢是个不第书生，在自命是李耳后裔的唐朝皇帝统治下，估计读过《老子》，读没读过《韩非子》很难说，而出身放牛娃并在庙里混过的朱皇帝，肯定两者都没看过，不过这并不耽误他们使阴招、弄诡计。相比起来，什么都没有读过的朱元璋，活儿干得更漂亮，得天下十几年，就把昔日一起打拼的老兄弟杀得干干净净，连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给，古今中外谁能做得到？
娇美菊花，也弄得阴鸷和戾气。碰上了皇帝和草头皇帝，任它什么东西，都只好自认晦气。
又想起了王大点
在义和团运动100周年（2000年）前后，我曾写过若干文字，算是纪念，也算是抬杠，多少有点为了跟某些永远站在思想正确的制高点的"学术法官"闹点别扭的意思。文字中有一篇是关于王大点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王大点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闹义和团那年，他是北京城里五城公所的一名衙役，干的是"警察"的买卖，当然有点小权力，但社会地位低贱，属于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贱民。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粗通文墨，而且胆子大（人家是警察！），在义和团在北京城里杀教民、打洋人、攻使馆的时候，他天天跟着看热闹，看了就兴奋，兴奋了就记，留下了一部日记。我当时解读这本日记的时候，写的文字叫做《世纪末的看客》。文章在《读书》发表之后，好像还有点反响，记得有若干人给我写信、打电话，文章也被若干乱七八糟的选本转载过，看来读者对这样一个看客很有点兴趣。
没错，王大点是个相当标准的看客，没心没肺没立场，对于义和团的革命行动，他没有跟着欢呼，被义和团杀的教民，他也不惋惜，这些倒霉的人，有些他还认识，知道姓名，家住哪里，做什么活计。洋人进来了，他虽然没有告发街坊里的义和团，却也很积极地跟洋人套近乎，替洋兵拉皮条，找妓女，引诱禁酒的美国兵喝酒，无论哪一国的士兵，语言障碍都不成任何问题（由此观之，各国下层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对付印度缠头兵似乎更得心应手，虽然偶尔也会吃上条洋火腿（挨踢），但也绝没有激起过他老人家什么民族仇恨。同时，他也是个非常勤勉的看客，在北京城闹义和团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出去，满世界寻热闹看，凡是杀人放火的事，大概没有多少能逃得出他老人家那双锐利的眼睛。
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很麻木，或者冷血，但他的观察的确相当客观，不带主观的爱憎。所以，他的"观察日记"，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
实际上，这本日记当年之所以被整理出来（出版于1964年），最初的动机无非是想从中找到一点义和团英勇杀敌的事迹，为我们歌功颂德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可惜的是，我在仔细搜寻了王大点庚子时期的日记的每一个字之后，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只字片语，难怪那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引用这个材料。
王大点看的热闹，最多的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或是……据说有个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仅仅让王大点之流的人，所看的热闹情节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儿，哪怕一只铅笔，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
真的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得让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酱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义和团杀的第二种人是白莲教徒。这些人其实多半不是真的白莲教徒。白莲教只是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统称，各个教门面目五花八门，教条各异，其实跟原来的白莲教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白莲教自明朝定鼎以来，官方一直禁查，被视为邪教，结果连累所有的民间宗教都邪了起来。所谓邪教的邪，除了这些宗教在传教活动中男女混杂之外，就是传说他们有纸人纸马，可以驱使这些纸人纸马动起来，当成真的兵马杀人冲阵，高明的甚至可以撒豆成兵，杀人于无形。显然，这些都是传说，真实的民间宗教绝对没有这两下子，也不可能有这两下子。然而，北京庚子期间被抓出来的所谓白莲教徒，证据就是在他们身边搜出了纸人纸马，如果不是有人栽赃的话，这些纸人纸马很可能是道具或者手工艺品，这些人，也许只是手艺人或者变戏法跑江湖的，却由于"证据确凿"，结果被义和团抓出去砍了头。在王大点的日记里，这样的事件有五起，每次杀掉男女六七十到二三十人不等。
说起来，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入，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有那么点联系，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白，怎么进了城就开始拿自家人或者怀疑是自家人的人开刀呢？原因是真正的民间宗教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白莲教，教义和团"法术"的师傅，即使是这类的教徒，当然也不会认账，加上这种"法术"自身来源也杂，所以，义和团自然没有"邪教"的自我感觉。等到西太后老佛爷封他们为"义民"之后，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大旗"奉旨练团"，既然咱们是皇封的（其实是太后封的），为朝廷出力，主动剿杀邪教，自是当仁不让。
义和团杀或者帮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某些不太同意西太后跟11国宣战的官员，他们之所以得罪，除了"主和"之外，主要是被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等。这些人被杀之后，由于是官员，多少有点优待，允许家属收尸，而且还可以把首级缝上。无疑，这些都看在了王大点的眼里。在太后和皇帝敌对的问题上，义和团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自从西太后赞许义和团之后，他们在名义上都是那个最希望光绪完蛋的端王载漪的部下，所以，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太后一边，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义和团员，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在朝堂之上，他就敢对当时至少名义还是皇帝的光绪粗声恶语，全无起码的君臣之礼，连西太后见了都觉得过分。
当然，义和团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王大点就记过这样一件事。在天桥小茶馆前的玩艺场，有艺人张小轩说唱，挖苦了义和团，当即被团民揪上拳坛，结果是被若干人保了下来，没有丢脑袋。大概，义和团由于一直都对戏曲情有独钟，他们上法来神时，宣称自己变成什么神，这些神，基本都来自于戏曲，所以，放了冒犯的艺人一马。
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命令各家悬挂红灯一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是这样说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夜晚家家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人。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外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员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了，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教堂里的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里不仅有黄莲圣母，而且为了使洋人的枪炮失灵，让义和团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得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之后，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不仅西什库的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俩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和团的心态中走出来，王大点就总站在那里，向人们做着鬼脸。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
过去，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还是很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是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
不过，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显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比较过火，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比如宋朝的柳永，当然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