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序中，我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每一个地方都发展了自己的早期文化，有其地域性的色彩。这些小文化正如许多小河流，会一区一区地合并成较大的文化系统，而较大的文化系统又会进一步合并成更大的文化系统。这是一个不断交汇与融合的演变过程。
为了探讨各种新石器文化的演变，考古学家观察陶器的质地、花纹、形状，以及古人类遗址的布局、生活的方式，厘定出每一个文化的特色，然后再进一步观察这些特色的交换、转变与融合，建构一套全盘的文化分区理论。要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分区，到了青铜时代或更晚的时期，会再一次合并、混合。或早或晚，每一个地方的独特文化系统，终要融合成为中国庞大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区系类型”
“区系类型”是中国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提出的观念。他的“类、型”是相当于上述小地区的文化系统，他的“系”是属于上述较大的文化系统，而他的“区”是每一区综合起来呈现的更大系统。苏秉琦认为中国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由各处地方性的文化逐步聚合，终于形成几个涵盖大地区的文化圈。他又说，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透过接触、冲突、交流与融合，有分有合，有兴盛，也有衰退。
自从人类发展了农业与牧业，生活有了保障之后，人群相当程度的定居于一地，也有余力启发心智活动。这两个条件使各地人群的生活方式，逐渐具备一定特色，这就是所谓“文化”。人群的生活资源稳定，人口即有增殖，增加的人口不能再留在渐渐拥挤的原来聚落，势必移徙建立新的聚落。他们在新建的家园，一方面带去故乡的文化，为此，一个文化涵盖的疆域，会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新地区的环境及资源，必与故乡有些差异，为了适应新居的生态条件，原有文化会有所改变。一个地区文化的聚落群，增殖到一定程度，其分布的空间，又会与另一地区文化的分布空间相接，甚至犬牙相错，彼此穿插叠合。不同文化群之间，遂因竞争而有冲突，也因接触而有交流。这一过程，在各地不断重复进行。文化群之间会经过融合，形成涵盖地区广阔的文化圈，而其中又仍有共相中之殊相。
苏秉琦将中国地区的考古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１）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重心的北方；（２）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３）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４）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５）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６）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今日“中国”的概念，包括的疆域，超越了上述六个文化圈的空间，蒙藏、中亚、西南山地及沿海岛屿又各有自己的文化圈。苏氏提到的系统，是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几个大地区，不但资料多，发展的线索也较为清楚。单由这几个文化圈的发展轨迹，已足够呈现中国古代人类文化的聚合过程。
这些大地区的文化圈，已如前述，是由各区域内部不同文化融合聚合形成。即使在这些文化圈已经成形之后，内部的个别文化之间，还是有其起伏与竞争。
北方新石器文化
先从北方地区观察：广义的北方应有西北、北方与东北三大区。狭义的北方据现有的资料言之，当以辽西与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区系。再加细分，则又可划分为辽宁朝阳、内蒙昭乌达盟、北京天津一带及张家口地区等四个分区。这些地区，地处后日的长城线，是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带。有此生态特色，于是不同文化群体，会同时并存，互相影响。距今七八千年，阜新查海遗址和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相距不到200公里，但两个文化却各有特色。其后，由查海文化发展的红山文化，以赤峰为中心，与另一以朝阳为中心的富河文化，曾同时并存。甚至在进入青铜文化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既是上下相叠，又是交错存在，这两个文化的交接处，即在赤峰附近。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现了点状分布及线状连绵的防御工事，即可能反映两个文化群之间的竞争与冲突。这两组文化，在有些地区，又是前后相接的，例如大南沟的后红山文化遗址，即有红山文化后期与夏家店下层文化衔接的痕迹。这两组文化，又各有其发展系列，却又轮流占据该区的中心地带，一进一退，互相覆盖。
东方新石器文化
第二个文化圈是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其新石器文化又可分为鲁西南与胶东两个地方文化系列。鲁西南滕州北辛发现距今7000年的早期农业文化。其后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分布密集。北辛—大汶口—龙山文化，自成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其中一些文化特质，绵延四五千年之久。胶东地区则另有自己发展的线索，年代跨度由距今7000年到2000年，上下5000年，有其一定的地方色彩。胶东的地方文化，平行于鲁西南系统的每一阶段，有单独的发展，也有互相影响之处。
中原新石器文化
第三个文化圈，是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历来，中国人以为中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考古学上，长期以来，仰韶文化占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主流位置。考古学数据累积丰富之后，上述六大文化圈平行发展而又彼此影响的观念，已取代了中原中心论的旧说。在中原文化圈这一广袤的区域，内部有几个自成格局的地区：陇山以西，虽然是中原的一部分，其文化与西陲地方文化有相当关系；郑州以东的地方文化，则与山东地区的文化有密切交换，以致呈现过渡的模糊现象；中心地带是宝鸡到郑州一线。然而，在中心地带的仰韶文化，仍有东西两个系列：宝鸡与陕县之间为西支，洛阳与郑州之间为东支。
中原文化圈的文化发展，也与前两个文化区一样，跨越距今7000年到2000年，有5000年的分合与进退。距今6000年前后是仰韶文化的发展期，距今5000年前后，则已是后仰韶文化时期了。这一漫长岁月，从仰韶的早期与晚期，过渡到客省庄二期文化，然后到周文化，其间有相当清楚的连续性。中心地带的仰韶文化西支，则又有两个文化系统平行发展，从6000年前北首岭下层文化裂变为两系：一个是半坡类型，一个是庙底沟类型，都是关中的地方文化，两者纠缠交错，同时存在，最后庙底沟类型发展的力量较大，向东延伸，远达郑州，而半坡类型却是株守渭河流域，拱手让庙底沟类型占了仰韶类型主流。
比较半坡与庙底沟两个类型的生活方式，两者都是粟作的农业文化，但是半坡类型除种粟的农具之外，仍有相当发达的砍伐工具及渔猎用具；庙底沟类型的器具，则以农具为主，砍伐、渔猎用具所占比例不大。半坡类型的衣着多用兽皮，而庙底沟类型的衣着则多用植物纤维。两者相较，庙底沟类型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其蓄积的资源可能更为丰厚，故判定了两个类型系统平行发展，而庙底沟类型终于成为优胜的一支。庙底沟彩陶的彩绘图案，玫瑰花纹是其独有的特色，有整枝的花形，也有简化的枝叶与花瓣。苏秉琦认为这一花纹与中华民族自称“华族”，或有相当的关系。如以此观念推论，庙底沟类型的优势，也表现于其相当发达的艺术了。
东南地区新石器文化
第四个文化圈是环太湖的东南地区。这一地区，遍地是河川湖泊，生态环境与华北完全不同；由新石器时代以来，即以栽培稻米的农业，加上渔捞与采集水产为主要生活方式。这一区域的内部，可区分为太湖地区、宁镇地区及淮河地区，当然其中又有更小的区别。太湖地区的文化系列，上起7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向下延伸到3000年前的吴越文化，也有四五千年之久。这一系列的文化，数度出现高潮：良渚文化的礼仪中心与礼器，是江南文化史上的奇迹，而吴越文化能在东周时与中原争雄，也不是没有根源的突发事件。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西向到达安徽潜山的薛家岗；北阴阳营文化的上层则出现河南偃师二里头与郑州二里岗文化的特色。是以，宁镇地区有东西与南北两个方向的交流。淮河地区的花厅遗址文化，则为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交汇，接受两者的影响，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因此，东南文化似以环太湖的良渚文化作为优势的一支，而又有沿江的宁镇文化与沿海北上的花厅文化两个支系。
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
第五个文化圈是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其中江汉平原与四川盆地是两个分区。江汉平原这一地区的农业，早在七八千年前，即出现于洞庭湖滨的城背溪与彭头山，更早的可能稻作遗存发现于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该区文化可分为三个文化系列：大溪文化系列的代表是巫山大溪、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诸遗址，其分布为长江中游的中心；在其北面，是汉水上游的郧县青龙泉与淅川下王岗的文化系列；在其东面，则是武昌放鹰台与京山屈家岭的屈家岭文化系列。这三个文化系列，互相影响，也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以青龙泉文化言，下层受仰韶文化的影响，中层受屈家岭文化的影响，而上层则受大溪文化之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江汉地区在进入青铜文化时期，因为楚国兴起，遂以“楚文化”代表整个地区的文化了。
四川盆地的文化，内部又可分为巴、蜀两个系列。距今五六千年前，广汉三星堆的底层，即是古代巴蜀文化的根源。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文化与万县的古代巴文化，分别发展为巴、蜀两系的青铜文化，其间也分别与商周及楚文化有所交流。
南方新石器文化
第六个文化圈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一区的东系是由浙江到福建、台湾以至潮汕地区的沿海丘陵地；中系是赣水溯源，跨过五岭，进入北江，直达珠江三角洲；西系则是沿湘水过五岭，入西江流域一线。各系都有几何形印纹陶，但是由于这一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是以不但各系具有自己的特色，各系之内还有更小的文化群。这一地区面向太平洋，太平洋西边的岛屿链及南北走向的洋流与季候风，使这一地区有联系大陆与海洋的优势。
以上六大文化圈之间，在新石器时代彼此有所影响。在华北地带，中原的后期仰韶文化，鲁南苏北的青莲岗—大汶口诸文化，与江汉间的屈家岭文化毗邻而居，有切不断的交流。到了距今4000年前，北方的红山文化经过张家口草原通道，折向山西的汾河河谷，在临汾盆地的襄汾陶寺遗址，与来自关中的仰韶文化汇合，故陶寺文化接受了江汉文化与东部沿海文化的影响。这几方面的聚合，终于给予中原文化巨大的发展能量，蔚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主流。3000多年前，周代开国，中原的华夏与东方的文化，融合为黄河流域的主流文化。稍后，楚文化集合江汉与南方文化的力量，成为长江流域的主流文化。更稍后，东南的吴越文化，一度向这两大主流文化挑战。中国本部几个大文化圈终于在秦汉时代开始融合，但至今中国各地文化的差异，仍可以回溯到新石器时代。古代传说与族群分合
正如世界别处的人类社会，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许多传说与神话，传颂着古代英雄的事迹，其中有些人物竟成为超凡的神人。在古代，这些神话及传说，常与历史混淆，必须经过清理，才能窥见隐伏的历史事迹。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说，举其重要的项目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神农开始农业、有巢氏造居室、黄帝创制度、五帝递嬗、尧舜禹举贤禅让……种种故事。这些传说其实来自不同的来源，却在逐步走向大一统的过程中，不同族群的故事糅合一起，编织为共同的传说系统——这也是构建集体记忆时，人类社会常见的情形。
盘古创世与印度传说有关
以盘古创世的传说为例，今天民族学的研究，已知它是中国南方族群的故事，和印度传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汉代以前未有盘古传说的记载。
女娲造人及补天的故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较早出现，似乎最早也是属于江汉地区的楚文化。而伏羲与女娲，兄妹相偶，尤其以两蛇交尾的形象作为象征，在汉代十分常见，也可能是属于南方文化兄妹交配传说的类型。但是女娲补天及共工氏撞倒天柱不周山的传说，既与天地开创的故事有关，又与洪水故事有关，内容相当复杂，牵涉的人物共工氏，又有相当古老的北方背景，是以女娲故事本身有不同的成分，而且来源也是多元的。
黄帝故事包含不同的主题
黄帝故事是中国传说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成分。至今中国人大都奉黄帝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然而，黄帝故事的系列，包含许多不同的主题，例如：黄帝与蚩尤及炎帝战争的故事；黄帝制定种种文物制度的“文化英雄”形象；黄帝为五帝之首，为各代王室共同祖先的身份。黄帝既是一个人，但轩辕氏又是一个朝代；而他的对手炎帝、神农氏也俨然是历世久长的一个朝代。凡此种种复杂的性质，显示黄帝传说的系列，来源不只一个，组合的方式也不只一个。更遑论，黄帝是人间的君主，有君临天下及开启文明的伟业；他同时也是神祇，有差遣神鬼、呼风唤雨的超凡力量（例如在与蚩尤的战斗中，差遣了能降雨的应龙和能止雨的旱魃）。
炎帝蚩尤
正因为黄帝传说的本质如此复杂，清理传说，寻找可能的历史现象，殊非易事。黄帝传说，以其有关的“遗迹”言，中国北方由东往西，几乎处处有之，真寻到其原生地区恐非易事。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些可以注视的线索：黄帝的部众，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是迁徙不定，以师兵为营卫；轩辕一名，与车辆有关；而炎帝是放火烧山（所谓烈山氏），号为“神农”的族群领袖。这两大对手的抗争，可能即是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斗争。黄帝传说中，涿鹿与阪泉两次重要的战役战场，都在今日河北的北部，处于农牧交叠的地带。在历史时期，农牧进退，也即在这一线上推移，是则炎、黄两部，均在河北地区。
黄帝的另一敌人蚩尤，在中国传说系统中，列于反派人物。但是，晚到汉代，山东地区的神祇，八神将之一的兵主，俨然即是蚩尤！如果以此划分，结合最早黍粟农业遗址在磁山、裴李岗，以及接续红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广布于河北地区，于是考古学家郭大顺即主张炎、黄的接触与对抗，反映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长期竞争，而胜利者黄帝一系，移入农业地区，也一变其师兵营卫的生活，改为种植五谷的农业了。同时，如果蚩尤在山东地区，长为兵主战神，则这一股力量，是否即代表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的族群？他们在河北地区失败了，可是后世山东地区的“夷”众，到周代仍是与华夏对抗共存的庞大族群。
少皞鸟官有集体记忆的真实性
传说的五帝系统中，有太皞、少皞两氏，春秋时代的郯国，仍自承是少皞的后裔。据郯子自承其祖先以鸟名官，亦即以鸟名作为不同职司人员的官衔（《左传·昭公十七年》）。这种古老的传说，在历史时代难以造作，当有其集体记忆的真实性。奉太皞为祖先的春秋诸国（如任、宿、须句）均在济水流域。太皞、少皞都指陈日光照耀的高天，而大汶口文化遗址陶器上的陶文，有日在山上的一个景象──
此陶文是否即是“昊”或“皞”字？如果以此推演，则炎、黄与蚩尤的三角竞争，毋宁正是仰韶、红山、大汶口三个北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接触，而最后组织为“五帝”的传说系统。至于转化为前后相承的三个朝代，是否又是一种融合的方式？
帝喾与颛顼
帝喾与颛顼是五帝中比较次要的人物。《礼记·祭法》中，虞、殷、周三代都祀奉帝喾。他的功绩，据说是能序星辰。在古代，天文知识与农业有关，也与宗教信仰有关，帝喾这样一位君主，大约是以宗教功能取得显赫的位置。《山海经》的帝俊，生育日月，可能即是帝喾的另一名称。所谓生育日月，也可以解释为设计历法，又是宗教与天文知识的结合。《山海经》不在北方学术传统之内，其中颇多怪异之说，似与长江流域的江汉文化族群颇有渊源。
颛顼，号为“高阳氏”，屈原引他为祖先，则与祝融八姓有关。祝融八姓，分散在淮河流域，地处南北之间，可能是若干族群的联盟。春秋以后，其中芈姓在今日湖北，结合当地“百蛮”，创立楚国，于江汉地区蔚为大国，其势力可以抗衡中原的华夏诸国。《礼记·祭法》称道颛顼的功绩是能修明黄帝“正名百物，明民共财”的事业，是以他与黄帝传说也有关系。颛顼又曾令重黎分司天地，将神界与人界一分为二，这一功业，大约是象征神职人员势力退潮，世俗行政力量上升；另一方面，有了专业神职，消除家家可以担任巫师的浮滥，又未尝不能当作是神职地位更为崇高。总之，颛顼的身份应也有相当的神圣性。后世所谓楚文化，其中神祇的名字与职守，由《楚辞》看来，颇与北方的传统不同。楚之为楚，是在春秋时代始有之；然而楚文化不能仅由祝融八姓族群创建，江汉土著文化（所谓百蛮）也当占有相当成分。颛顼与巫觋（或萨满）的关联，究竟祖源何来？颇不易知。但是，五帝系统是东周才逐渐建立，或因楚人在南方兴起，这一融合各地传统的系列，不得不将颛顼纳入五帝之中。
其他传说人物
《礼记·祭法》列举古代许多传说的大人物，以为都有资格列入祀典。这一群人物中，创造农业的农神有神农与后稷二人；治水的水神有鲧、禹父子及商人祖先冥三人，似乎农业与水利的事业，在不同文化各有其纪念的英雄。共工氏，在神话中是怒触不周山，造成天地倾斜的反派角色，正与蚩尤一样，通常被排斥于北方主流文化的英雄谱外。可是，《礼记·祭法》还是提到共工氏，称他既是九州岛的霸主，也是后土的父亲。后土是地神，号称为“社”，其地位与能序星辰的神职相当。是以，共工一系的显赫位置，当也因某一古代族群的文化记忆，而后能进入这一传说系统。
古代中国的传说，头绪纷繁，不同文献各有异说，其不能一致的主要原因，自然由于古代大小文化圈，各有其独特的传说，在融合的不同过程与不同阶段，即编织为不同的版本。本节不能列举各种传说，只能撷取几个显赫的传说人物，说明他们由不同文化的英雄，终于汇集于同一神统，以显多元叠合的现象。本节不能将考古学上的文化圈完全与传说的渊源密合，则是因为资料不足，不能强作解人。复杂社会的出现
复杂社会的条件与特质
前面几节讨论了聚落的形成与扩大，也讨论了新石器文化的区系与文化圈的出现。村落的社会更为扩大，即是超过单一村落的聚落群；另一方面，文化圈的形成也当导致相当地区内人民进而产生文化认同，由此即可凝聚为一个具有共同意识的社群。以上两项发展，遂是构建复杂社会的条件。
在距今5000年左右，以现有的考古数据说，这种复杂社会，呈现下列一些特质：
●有相当数量的财富积累，足以维持有训练的工艺人才，制作礼仪性的贵重物品。
●有具备礼仪性建筑物的礼仪中心出现。礼仪中心也可能有层级的差异。
●有一些人物拥有较别人为多的财富与权威，社群之内遂有层级的分化。这种层级分化，各地可以有不同的形成过程。
●社会复杂化到达一定程度时，为了执行管理功能，即会出现权力的层级化，也就是社会体走向政治体，终于形成国家的组织。
●聚落之间的层级化，会出现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人口众多，财富集中，是权贵居住的地方，也可能兼具贸易中心、礼仪中心……多种功能，这就是城市，亦即苏秉琦所谓的“古城”。城市也可能有防卫设施，例如城墙、壕沟……
●为了礼仪与管理功能，会有专业人员担任这些工作；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也可能发展了文字或其他类似的符号──这就是文明的象征。
大汶口墓反映了墓主的权威与财富
中国新石器时代，在不同地区，常有遗址呈现前述若干现象之一二，例如山东泰安大汶口十号墓，随葬物品多而精致。在同一遗址，似乎集中了大汶口文化社群中的少数有权有势的人物。这些墓葬的随葬物品，包括玉钺、象牙梳、蒙鼓的鳄鱼皮、细致的白陶……或则是远距离外地的产物，或则是手工精美的艺术品及礼仪性器物，反映了墓主的权威与财富。由此显见，大汶口可能正是当时一个中心聚落所在，其领袖取精用弘，才有实力收集大量的珍贵物品，并且有以此殉葬的余力。
大地湾遗址显示中心聚落的气概
甘肃秦安大地湾乙址的大型居住遗址，更能显示一个中心聚落的气概。这一遗址以北边山坡上的大型房址（901号）为中心，南向扇形布局，又分为若干小区，每个小区都有较大型的房屋与小屋遗址。901号建筑遗址，由前堂、后室与东西厢房构成。前堂宽16米，深8米，面积近130平方米，前有门垛及台阶，前堂中央有直径2.5米以上的火塘，地面是类似混凝土的地面，压实磨光。前堂南、北壁各有8根列柱，火塘后侧左右，各有一个直径约90厘米的粗大圆形柱洞，全堂的宏伟壮观可知。前堂加后室及东西厢房，面积超过290平方米，房址前方有130平方米地坪，列有两排柱洞，每排六个，又有六个青石板排列在柱洞前方。901号房址南面，有许多大小房屋，每一小区以一座较大房址为区内中心。这些房屋，都是坐南向北，面对901号房址。小区内较大房屋，可以405号建筑遗址为例。405号房址宽13.8米，深11.2米，面积150平方米，室内也有火塘、顶梁大柱与扶墙列柱。405号房址之西，有一座小型房址，面积只有27.5平方米，但内部规格也是火塘、顶梁柱、扶墙柱，一应俱全，只是具体而微，规格缩水了。
大地湾乙址的大型居住遗址，有三个层级，可能是一个相当于“首都”的礼仪中心或权力中心。每一个小型房屋，可能由第三级首领使用，405号中型房屋由第二级首领使用，901号大型房屋是第一级首领召集各级首领聚会之所，前面十二个柱洞及六块石板，也许即是竖立旗帜之用。那些火塘，当是献祭牺牲的火坑。这一“首都”之下，当有同样三层的人群结构，统辖同族的各级村落或社群。
红山文化诸遗址是宗教与礼仪功能首领的权力体现
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的红山文化，至今出土多处大型遗址群，年代至少距今5000年前。位于辽宁凌源、建平两县市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于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了积石冢群、石砌祭坛、金字塔、女神庙和山台……构成一个气势宏伟的礼仪中心。女神庙中有泥塑的女神像，大小不等，大的神像残块如手臂、腿和耳、鼻的体积，分别是真人手臂、腿和耳、鼻的两倍和三倍大。有一个相当完整的女神头像，正好与真人头部同大，面部涂彩，以圆形玉片为眼珠，表情甚为逼真。女神像是丰满的孕妇，当是代表生殖力。从残片分布推想，女神庙中有不同体积的神像，分别为真人大小、真人两倍、真人三倍三等规格，排列有序，而最大的神像位在主室的中心部位，应是庙中主神。如果神界的等级，反映人间的现实，则人间的权力结构，也可能已是层级化了。
此外，喀左东山嘴的红山文化遗址，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出土石砌建筑群址及包括一件约为真人三分之一大的女神残像，和两件小型裸体孕妇陶塑像在内大小不一的陶塑人像群。东山嘴遗址，也是有祭坛及墓葬的礼仪中心，只是规模不如牛河梁遗址群。这两处之间，相距数十里，当是两个等级不同的礼仪中心。红山文化遗址分布于大凌河流域，为数不少，北越西拉木伦河，南到渤海，东到辽河，西到滦河上游，而牛河梁的位置，相当适中，并且河谷道路四出，堪为中心。
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主要分布在大凌河及其支流的各流域，多建于山冈之巅，因而有些学者视之为“陵墓”或“山陵”，称积石冢群为“陵区”。红山文化遗址，普遍出土有玉雕品，包括熊龙、猪龙、鹰隼、乌龟、勾云形器、双兽首三联环器等等，质地佳，手工精。牛河梁出土诸件，尤属精美，非有巨大财富，不能生产如此精品。陵墓、神庙与祭坛、山台、金字塔配套，似乎积石冢的墓主，是附葬于礼仪中心，而不是以陵墓为主附设礼仪建筑。因此，这些显赫人物，大致是宗教与礼仪功能的首领。考古学家郭大顺以为这一社会已是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是有道理的推论。这一政治实体的权力基础，不在政治权威，也不在军事权威，似乎在礼仪功能。女神庙既占主要地位，则这一礼仪中心的首领，可能是奉祀生殖母神的祭司或巫师一类人物。
良渚文化的首领兼具宗教领袖与军事领袖的身份
在东南地区，得名自浙江余杭良渚的良渚文化，时代相当于距今5300到4000年左右。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江口、钱塘江口，及太湖围绕的三角地带，外围远达长江以北的江苏新沂花厅。良渚文化遗址在余杭良渚、瓶窑、安溪三镇辖区间的谷地中，分布最为密集，在3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100多处遗址，大型遗址一个紧挨一个，形成了“良渚遗址群”。其中有一个巨大的人工营建遗址──莫角山遗址，其上有夯筑的基址，基址上有宏大的木构建筑遗迹；在莫角山遗址的东南部还发现有大面积燎火的火坑。莫角山遗址位在良渚遗址群的中央，不少大型的土台祭坛墓围绕四周。因此，良渚遗址群可能即是良渚文化社会的中心，而莫角山遗址，又是中心的中心。
大型的良渚土墩墓，皆是填土堆积的小山，以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为例，这一金字塔型的大土墩，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估计先民在原有高地上堆筑的土方体积为25920立方米，土方取自附近一个大水塘──或者可说，取土的地方，掏空成为一个大水塘！
这些墓葬遗址，出土了不少玉石制件：琮、璧、璜、管、钺……动辄数以千计。玉器中，尤以琮为最具特色。反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大玉琮，重达6.5公斤，四面刻有8个神人兽面纹，每一个图案，在高不及3厘米，宽不到4厘米的微小空间，微雕神人骑兽的图形，同样的图案也出现于同一墓葬的一件玉钺。良渚考古专家王明达以为，良渚玉琮上常见的兽面纹，实际上是简化了的神人骑兽纹。这一图案，据考古学者张光直的意见，是巫师骑神陟降的通天达地象征。良渚墓葬中，男性墓主常有玉钺随葬，钺是武器，象征军事权威。良渚的首领，拥有琮、钺，是则兼具宗教领袖与军事领袖的身份。
余杭瑶山是一座小山，山上堆砌一座祭坛。祭坛是一层一层台阶形堆筑，坛顶有五色土铺设，内层是6至7米见方的红土台，外面是宽约3米的砾石层，面积近400平方米。祭坛南侧布列有12座墓葬，墓主男女各半，男性均有玉钺随葬。离此不远的汇观山遗址，有1座祭坛及4座大墓，祭坛面积1600平方米，而形制与瑶山祭坛相似。从瑶山与汇观山的祭坛与墓葬看来，墓葬后筑，打破了祭坛的地层，似乎都是以墓葬随附于有祭坛的人工土山。祭坛在山顶，大约是登山祭天之用。
莫角山遗址是一个大型的人造土台，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这一大面积人工堆积的土台，上面还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龟山等土墩。这三座土墩之间，是一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其上分布有排成两列的大型柱洞。在莫角山大土台的东南边缘处，则堆积有大量燎火的红烧土。这遗址显然是一个作为礼仪中心的复杂建筑群基址，以这一土台遗址为中心，四周30余平方公里内，密集分布有数十处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其位置都是正南正北方向，形状是方形或长方形。莫角山遗址四角附近，各有一处重要的土墩墓地或出土礼器的遗址，凡此结构当是有意的布局。
远在常州的寺墩遗址，面积达90万平方米，整体以河道围绕为正方形，由内向外，依序为：以高达20多米、平面呈圆形的祭坛为中心，祭坛由方形的内河道围绕；内河道之外，环绕着一圈地势较低、亦由人工堆筑的贵族墓葬区；贵族墓区之外，是地势更低的平地，是居住建筑遗存区。以祭坛为中心的十字形河道连通内、外两重护河，也把贵族墓地和居住建筑区划分为四个象限。这是一个规矩井然的布局，由中而外，高度逐级下降，内外三阶，四角四象限，层次分明，河道既有防护功能，又有沟通功能。看来，寺墩遗址也是一个礼仪中心。
良渚文化的许多遗址，反映多层级的秩序，是以地域为层级的多层秩序：余杭良渚附近是中心的中心，寺墩遗址是外围一个地方性的中心，上海福泉山等处土墩遗址则是规模又次一级的中心。同时，反山、瑶山一类大型土墩附有的大型墓葬或墓葬群，为礼仪中心的一部分，出土的随葬品种类多，数量丰，质量高。一些土墩墓，也是大墓，规模及随葬品的质量，等级即差一层，而一般良渚文化小墓，形制卑小，随葬品大致只有陶器，没有玉制品，则又差了一等。这是不同中心之间的层级。
因此，良渚文化的社会，似是一个相当层级化的复杂社会，其拥有的财富及组织能力，均非同小可。这一社会的领导权可能是在兼有宗教与军事权力的人物手中。良渚文化扩展范围，远达长江以北，花厅遗址兼有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遗存，而以良渚文化为主，大汶口文化为从；其中意义，可能是良渚文化北上，征服了大汶口文化在该区的人群。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良渚文化的社会实体，似已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国家形态了。
5000年前的人类社会已是十分复杂
从上述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及江南良渚文化三例言之，5000年前，这些地区的社群，都已发展为控御广大地区，能动员大量人力，掌握不少财富的多层级复杂社会。从1万年前人类掌握生产食物的能力，形成定居聚落，经过5000年的发展，人类社会既聚合，也分化，已是十分复杂了。古代文化与两河古代文化发展的比较
两河流域古代文化是人类几个古代主要文化之一。本章前节讨论农业起源及定居聚落，也是取自两河考古学首次提出的农业革命与聚落形成两个观念。古代中国的农业是北方的粟黍稷（小米）与南方的稻作农业；两河地区的农业是麦类耕作（包括大麦、小麦、黑麦与燕麦）。这三种农业，作物不同，耕种的方式不同，都是独立发展，彼此没有文化传播的亲缘关系。单从这一点着眼，即有比较讨论的意义了。不过，中国地区广袤，两河地区只是今日伊拉克的核心部分，面积至多相当于中国几个大文化圈之一（例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圈）。为此，中国地区内部文化的互相影响，即是相当复杂的过程。两河地区也有内部诸区间的起伏与互动，规模终究有限；然而，两河地区文化与周边文化，尤其与埃及文化的关系，却是一个广大区域的多元互动。
两河地区的农业早于中国最早的农业文化，至少有一两千年
两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启轫早于目前中国考古学可知的最早农业文化。两河地区有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平行东流，下游是两条河流的冲积平原。数十年前，一般理论每认为大河流域是文明发源地，即以两河、黄河、尼罗河、印度河作为这些古代文明的摇篮。两河地区发展农业的过程，却是从大河河谷的外围开始驯化食粮作物，农业的起源不是在肥腴的河谷冲积平原。
近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土耳其东南部的赛米（HallanCemi）遗址。这个古聚落遗址坐落在托罗斯（Taurus）山麓，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旁。这里的古居民还不知道种植农作物，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年龄不满1岁的雄猪，说明养猪是他们赖以存活的生业。赛米遗址的碳-14测定年代是距今10400-10000年间，是迄今为止人类生产食物的最早纪录。大约距今１万年前，两河东北边缘札格洛斯山（Zagros）山麓的沙尼达尔（ZawiChemiShanidar）遗址，也有驯养家畜（羊类）的迹象。距今9000年前，种植作物及畜养山羊，已属常见，而猎取及采集活动，也还是主要的生活方式。七八千年前，札格洛斯山山麓已处处都有农业村落，其中一个重要的耶莫（Jarmo）遗址，除种麦的农业之外，养殖家猪也已出现。两河流域西北，今日土耳其安那托利亚山区的恰塔尔休干（CatalHuyuk）遗址，及西面海东地区，今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耶利哥（Jericho）遗址，都是初期农业的村落；在这些遗址，有些甚至还没有陶器。考古数据也显示，与这些初期农业遗址同时，距今七八千年前，还是有许多采猎为生的社群，在这些地带活动。
札格洛斯山山麓，今日还有不少麦类植物的野生远亲散布各地。正是从这些麦类亲属群中，两河流域的古代人类选取可以栽培的品种，尝试驯养为食用作物。最早驯养的品种，可能是“黑麦”（secalecereale），后来又尝试驯养“单粒小麦”（einkorn）、“二粒小麦”（emmer）、二棱及六棱大麦，和今日所谓的“面包小麦”（breadwheat）及豆科作物。在这一地区，人类也驯养了山羊、绵羊、狗、猪，安那托利亚高地在距今8000年前，已有驯养的牛类。凡此生活资源，不但是两河文明发展的基础所寄，也由此四向传播，使欧洲、北非洲及波斯湾以东的西亚，各处人类先后发展了生产食物及定居的文化。
中国栽培粟黍稷和水稻，两河流域栽培麦类作物，各自发生“农业革命”
两河流域栽培作物的农业与驯养家畜的历史，比目前中国考古学上最古老的农业遗存，早了至少1000年，甚至2000年。但是，东亚栽培作物，迥然不同于两河的作物，两者之间应是各自独立发生了“农业革命”。中国北方的粟黍稷栽培遗址是在太行山麓的磁山与裴李岗，不在低平的渤海湾沿岸冲积平原。中国北方山区，普遍可以找到粟黍稷的远亲。这一现象，与两河驯养与栽培麦类作物，如出一辙。小米的种类甚多：黍、稷、粟、粱……陆续成为主要的品种；同时，这些种类始终并存，迄于今日。至于麦类，除了少数品种，不同的麦类也至今共存。中国南方的稻作遗址，最早可能是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该遗址位于湖南南部的山间盆地中，不在两湖的平原上。中国境内的野生水稻，由云南到广东的河湖沼泽，均可见到。粳稻是从籼稻育养的栽培作物，今日籼稻、粳稻两种水稻，都是东亚的主要食物。凡此现象，西亚、东亚的发展模式，几乎一致。
农业起源于山地，不在大河的冲积平原，后续的文明发展则是在河谷平原出现。距今5000年前，两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上，已有许多农业聚落。麦类生长需要相当水分，扎格洛斯山脚坡度不大，有雨水湿润，麦类可以成长；冲积平原土质松软，地下水充沛，于麦类更为适宜。人类育种，寻求高产品种，而这些优良品种，例如所谓“面包小麦”（今日食用的品种），尤其需要吸取水分。于是，驯养麦类，肇始于扎格洛斯山坡地及地中海海东地区，而农业扩张、出现许多定居的农业聚落，却是在两河中游与下游的沿岸。
距今四五千年前，两河流域出现大型复杂社会
这些聚落，出现于各处，尤其南部的两河下游冲积平原，分布最为密集。距今5000多年前，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而又远离河口沼泽地带，欧贝德（Ubaid）文化揭开了人类城市经济的序幕。这一转变，经过一段演化过程。大约先是在许多毗邻村落中，出现了一个中心村落，逐渐以此为核心，发展为聚落群。聚落群能聚集资源与人力，合作改善生活条件。两河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全为土质，不见岩石，新石器文化生活必需品的石料，必须求之他处。冲积平原上，多灌木而少大树，生活所需的木材，也必须取于两河上游及山地。另一方面，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常有泛滥；地下水多咸卤，不宜于稼穑。人们必须建构水利设施，引导河水灌溉，排除苦卤。长程贸易与水利工程，都不是一个村落的力量可以做到，于是超越村落层级的聚落群，遂应运而出现。在欧贝德文化的基础上，南部出现了许多城市，吾尔（Ur）、艾力都（Eridu）、乌鲁克（Uruk），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城市。
城市有城墙保卫居民，有市集供贸易活动。更为重要者，在城市生活中，出现了一群专业人员，他们掌握对农业生产有用的天文历算知识；他们也发展出对贸易及测量有用的计算数量工具；他们组织了崇拜星辰日月及自然力量的信仰，以此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与规律，并以此作为上述各项知识的根本。这些专业人员，以宗教信仰为支撑，成为分派工作与资源的小区领袖，亦即以神庙祭司的身份，掌握了城市的统治权。凡此，都指向一个历史现象：两河地区的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组织为若干相当大型的复杂社会，多元、有层级，也有分工。
两河地区的发展模式与红山、良渚诸文化的发展情形相同
两河地区发展的模式，竟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良渚与仰韶诸文化发展的情形相同，都验证了农业革命与复杂社会两大命题。当然，从中国考古学可见的数据显示，中国境内的古代人类，经历了两次平行的发展，北方与南方分别出现。同时，我们还须注意：北方农业肇始于太行山下，而红山的复杂社会则是燕山辽河的个案；南方的农业开端于湖南的山间盆地，而良渚的复杂社会，则是江南的例证。农业与复杂社会两个阶段的发展，在时间与空间，都有脱节。如何处理这一难题？大约还须有更多的考古资料出现，才可能证实或修正目前的知识及解释。**中国文化的黎明**
（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3世纪）
中国文化终于涌现了。由商到周，华夏文明体系逐渐明朗成形。更重要的是，中国文明思想体系，亦即北方的儒家与长江流域的道家，两者相互交流影响，形成中国型思想的核心。许多有关人生意义与终极关怀的概念，在此有了明确的界定。进入青铜时代
青铜与车的使用，在中国文化圈里引发过十分重大且深远的变化。两者之间，青铜的出现较为有迹可寻；中国地区何时开始用车，在考古学上尚未能找到确切的时间。但是，这两项重要发明的信息进入中国地区，很可能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可能都是经过中亚与内亚草原上的交通路线，间接传递进入的。
人类最早使用铜制品是在今土耳其的恰约尼遗址发现的
青铜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纯铜质地较软，锡、铅更软，三者的熔点都低，很易熔化，混合成为合金后，质地相当坚硬，足以铸造为各种器用。人类最早使用铜制品的考古遗存，当是在今日土耳其的恰约尼（CayonuTepesi）遗址，位置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旁，安那托利亚山地边缘。这些铜制品是用铜矿石直接打制的铜针、别针、铜锥及铜珠。此地与今日蕴藏丰富的铜产地相去不远，有此发现也是合理的。位于安那托利亚的哈拉夫文化（Halaf），是铜石并用的文化，兴盛2000年之久，然后文化中心才转移到两河地区。哈拉夫文化的时代，农业发达，依靠灌溉给水，成串的村落构成复杂社会并有神庙建筑。这一个从公元前第六千年纪到第五千年纪的文化，能生产器壁甚薄、经过高温焙烧的精美彩陶。哈拉夫文化衰落后，文化中心移入两河地区，继之而起的如欧贝德文化（Ubaid，公元前4300—前3500）及乌鲁克文化（Uruk，公元前3500—前3100），其铜制器用已是常见。再下面一个千年纪，则是青铜文化了。凡此文化，都已有城市为中心的复杂社会组织，有了专业的工匠与祭师，也有了相当专业的武装人员。从原始的铜制品进展到青铜铸造的器用，在西亚经历了不下两千年之久，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才是青铜文化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