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头，在民国元年六月中旬，孙公在衣锦还乡之后，回到上海。国内政局已有山雨欲来之势。第一是黄留守公署的裁撤(六月十四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黄上将)，又多出一批下岗之人(用个目前的名词)。但是黄留守属下的三十万杂牌军，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原是最实用的政治本钱。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难事。事实上，历朝和平裁兵.宋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之外，几无一成功的先例。(笔者以前在课堂中,每说毛泽东为赵匡胤以后之第二人。谁知说得太早，毛晚年之大杀功臣，实远甚于前朝。)此次黄兴这个功臣虽有意主持裁兵，然东南地区的新旧各军，原非黄氏的子弟兵，他虽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军头，哪能由得他呢？何况他也并无恩饷可发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老袁狡狯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党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骜不驯的宋教仁、陈其美调虎离山，在唐内阁里安了两个冷衙门以笼络之。再划出个南京留守把黄大元帅安顿好，以免他游荡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绪，袁就要裁撤销南京留守，把黄兴踢上层楼，调去北京担任另一冷衙门的‘参谋总长’。黄和陈其美一样，不愿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动下岗了，后来，袁为安插孙中山，乃给孙一个‘肥缺优差’去修铁路，并要黄兴也去助孙搞实业救国。这也是赵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儿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后来的毛泽东要陈毅去办外交，聂荣臻去搞科技，贺龙去打枱球，并大办其文工团,重印古本金瓶梅(后一项出自大陆的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据说是十分可靠的，希望将来严肃的历史家，能郑重的肯定之或否定之)。都是资治通鉴上可以学到的功夫套路。袁世凯这位老官僚，他显然也认为只有歌儿美女，才能把孙文、黄兴、宋教仁等这些硬汉子软化掉……。
读者读到这一类的历史故事，可能的反应是不相信这些故事，实有其事。如果确是事实，则这些历史制造者，岂不是太下流了。其实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类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里都太多了，而且泰半都是：事实。它之发生于近代的中国政坛里,那就是‘转型’的问题了。从帝制转民治的要点，便是把‘无限制权力’(uncheckedor power)转成‘有限制的权利’(checked power or limited authority)。在这项转型还未转得干净之时，老的魔鬼继续附身，就是难免的了。袁世凯后来便是 被老魔鬼附身，绸死的。
唐内阁垮台的学理解剖
中山返沪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内阁的忽然倒塌，总理大人弃职‘失踪’(六月十五日)。袁总统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总长陆征祥继唐组阁。唐阁既倒，同盟会在唐内阁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也就跟着下岗了。蔡公原是个无关痛痒的好好先生，才品八斗而飞扬跋沪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见上节小注】;手握兵权党权，虎踞上海的陈其美、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如今宋、陈二人既然总长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党，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然后来搞他个‘政党内阁’，大干一番。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则中华民国其庶几乎……，且看他的同乡后辈的朱镕基，今日即颇有遁初遗风，朱氏今日的条件比宋教仁当年好的太多了，希望他不要望碑堕泪。纶巾羽扇，好自为之。
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甚么不出三月便寿终正寝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冶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多个皇帝，除了少数的亡国之君像阿斗、溥仪等等之外，有几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是个虚君呢？诚问文景、武宣、贞观、开元、洪武、永乐和康雍干，那一位是虚君？相反的，我国历朝盛世如上述者的出现，几乎都是一宇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王也。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皇帝向来不直接管我们黎民百姓，管我们黎民百姓，分属‘亲民之官’的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上至巡抚、总督的地方官。因比我们的皇帝陛下愈分凶，愈厉害，全力愈大，直接管咱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我门黎民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没有恶感，反而由衷崇拜呢！其原因亦在此。
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期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机弄权，由宰相晋升作‘假皇帝’，然后篡位作真皇帝。像姬旦(周公)、萧、曹、魏征、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了【见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啥制衡也。洋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份，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底皇权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就有了。有啥稀奇？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结束他自己的行为，庶几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自然灾界，是自然现象，他劝皇帝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列传’卷七十二】，富宰相万言上书，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爷，连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我们现代中国的毛主席科学化了，真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事实也未必。据说唐山大地震时，重病中的毛主席也惊恐不已。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书屋被震塌了，会压死人；他怕的是‘天意示警’，皇帝要‘崩’了。这也是个转型的问题。毛公既然从皇帝转主席，未转得干津。因此古帝王所惧者，今主席亦惧之，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意也……。这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民国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无待多言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可能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说：‘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在熊氏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他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老唐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老唐就‘失踪’了……。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副署’，便迳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邱，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就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和尚打伞’，唐绍仪不愿做周恩来，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虚君’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违法’，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如今八十六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看八十六年的史例，军阀们甭谈了，就谈孙中山、中正、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那一位不是猴王？不搞‘和尚打伞’？他们撕掉的纸枷纸锁有多少套，还能数得清吗？如果孙蒋毛邓这四人帮，也都是一字号的大猴王，我们怎能独怪老猿呢？
话说回头，朋友，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法治毫无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至少需时两百年。最早也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在我们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的最后阶段，才能实现，这还是笔者最乐观的估计呢。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那会有影子呢？我们怎能厚责于袁老四呢？
大略言之，袁和孙的不同之点是，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的错是他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孙、黄的革命派斗争时，在黄留守，唐内阁双垮台之后，同盟会在中央之内，可说是扫地出门。袁对他们是连个冷衙门，也不留一个。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会员，只分到粤、皖、赣三省，实力微乎其微也。袁总统和当今的李总统一样，不把老K全部搞垮，誓不甘休也。同盟会在一败涂地之后，他们想卷士重来，就只有寄于唯一出路的国会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国会：
美国模式的中国国会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之后，也急于要做正式大总统；那时中央与各省的大小政客和党人，也看好将来的国会，认为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急于要参加这项近在目前的国会大选。因此当中山还在作其讲演旅行之时，中央与各省为着筹备这第一次国会大选，都已在紧张的进行之中。
按参议院制定，由袁大总统于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二十二行省，每省十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二十七名、十名和三名不等。另由‘中央学会’选出八名；各地华侨选出六名。各省参议员由各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作选举人，其他也各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
【笔者符注】：中央学会依法是一种由教育总长领导的专家学者，超然于一般政团政党之外的公会组织，享有八名参议员的名额，立意至善，然未成为事实，就胎死腹中了。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节。
按法定名额，则参议员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
至于全国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人口八十万选众议员一人，然每省至少有众议员十人，但人口不足八百万之小省份亦照选。唯蒙古、西藏、青海则参众议员人数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隶(今河北)人口最多，有众议员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龙江，各选众议员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各一届，三年一选，选举法分初选和复选，条例滋多，不俱载。按法家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五百九十六人，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八百四十一人；当时媒体戏称之‘八百罗汉’【见上引钱书。原档载民元发行之‘政府公报’六月份以后各期；最近复印汇编，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北洋军阀’(1921-1928)，武汉出版社，一九八○年初版，页六八○─七四七】。
这国会中只有罗汉而无观音，当时曾有少数女权主义者来闹场，争取男女平权。不幸那时去古未远，男好之间尚有其授受不亲之大防，女权转型尚在争取小脚放大时代。女强人中不但出不了吕秀莲、陈文茜，连男议员们所共同欣赏的甚么‘国大之花’之出现，这时都还为时尚早呢。他们闹了一阵，未闹出结果来，也就算了。
议员并无选民；政党随意整合
这‘八百罗汉’(且看他们在菩萨里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大闹天宫。真是天翻地覆。近年台湾立法院里诸后辈，所表演的肢体抗争，和当年八百罗汉的功夫表演，不逮远矣。闲话不应多说，就此删去。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八百罗汉在民国初年是没有选民(constituesnts)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百分之八十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百分之二十虽认得或多或少的字，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玩艺儿，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们何能顿悟起来呢？他们之中也确有略通民主选举之皮毛的，但这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所的‘先知先觉’了。一个文盲遍地的社会能产生几个先知先觉呢？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从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后朝(共和的民国)，仍背著「入朝做官’底老包袱不放的，半旧的政客；但是这些半新半旧底转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旧中国里职业客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补人(office seekers)，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为官。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并不代表什么鸟阶级。以前入朝为官的捷径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是有志青年的‘正途’了。这是我们政治社会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大尾巴’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国父大人也是我们五千年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嘛，未能免俗也。所以‘入朝为官’和‘入党做官’(后者是刘少奇的话)这条大尾巴，一直绸着国共两党治下的有志青年，直至八九十年代，始被‘下海经商’所替代。呜呼，社会文化转型之难，有如此者。世纪末尚且如此，况且纪之初乎？所以在孙中山和袁世凯那个世代，入朝为官，是当时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导思想。
总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据说一九八八年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后，不期年，宝岛便出现小党一百余个之多。民初国会选举时，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考据，大陆上竟有大小政团六百家【见张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市，一九八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页二三】。何以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当时政论家黄远庸之言曰：
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同上，页一三，引远生遗者】
玉法这本五八四页之钜着，所谈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尽的了，但是如把民国初年的政党，摸出点头绪来，也未始不可大义微言一下。盖民初的政团实始于清末，而清末的政团实始自康、梁的强学会。康氏的教条主义把强学会弄垮以后，各省小会林立，虽群龙无首，然其宗旨与成分，大致相去不远。戊戌以后康、梁避居海外，与孙、黄的革命派相竞争，俨然形成两大主流。迨清末立宪运动在国内风起云涌，两派又同时回流，渗入各省的参议会。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原立宪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墙倒众人推，两派就水乳难分了。如今国会开始竞选了，各小党小政团，又各为小团体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毁党造党，来各取所需，就形成上引黄君所说的‘千奇百怪’的现象了。
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
迨宋教仁从唐内阁下岗之后，他乃以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用不完的精力，来扩大同盟会的基础，通吃有志来归的各小党，另组国民党了。宋教仁和孙中山原是同盟会中的两大智囊(Think Tank)，而孙所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宋所搞的则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计画。事实上民国临时政府中许多根本大法如‘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参议院组织法’和‘临时约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少年气盛，不忍不让，不像孙公是颇能忍让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凯之怕宋，实远甚于怕孙。
当宋氏从唐内阁下岗时，各省为搞国会选举，正是紧锣密鼓声震全国。这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吴相湘教授曾查出诸小党文献多至‘百数’，见吴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一六四；张玉法教授则发现至少有三百个，见上引张书】。
【笔者附注】：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之后，某日我在北京一次餐会上，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先生告我，他前晚曾请台北来访的新政党的某党魁吃饭，问明姓名，原来是我们文艺协会中，潇洒风流，才气纵横的一位小友，他平时只喜欢艺术和美女，想不到这次也下凡做了党魁。后来我们在台北又吃酒了，我问他‘要竞选总统吗？’我们相抱大笑，乐不可支。
民国初年党禁大开之时正是如此。但是这些小党党魁，想选上一个‘议员’，实非易事。所以他们一定要向大党靠拢才有希望。这时宋教仁正在扩大同盟会为国民党，因此他就对这些小游击队加以招安收编了。但是宋教仁现在是名满天下，有首相资格的大党魁，你要望门投靠得有一定政治本钱呢；否则你只能做做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呢。所以宋氏这次组党只看重了‘统一共合党’、‘国民共进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小党。它们若非真有群众基础,就是有名满全国的党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睐呢。例如统一共和党，它的党魁是蔡锷(后来名满全国的美女小凤仙的男朋友；蔡后来不愿为政客利用,监持退党)，中央理事有谷钟秀和吴景濂等宰相级的官僚，那自然就变成遁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这时他们都只是三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顽童，气焰万丈呢)。
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这时孙中山也应袁总统之约，在首都作客，于前一日刚抵北京。这时也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一一三○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力辞不就；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两。
‘孙大炮’与二十万里铁路计画
就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总统日夜盘横。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十三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诨名的梁士诒在座。根据梁氏后来的报导，‘国父年谱’(一九六五年台北党史会编印)记载说：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见‘国父年谱’上册，页一三七，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这次孙、袁密谈实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英雄识英雄，彼此固有其相互诚心推崇之处;但二人也难免有各见短之处，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此公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非可相强也(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我亦如此)。
而孙公却正是袁公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他对袁公倒满怀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于水火，臻国家于富强。富强之道，根据他在列强(尤其是美国)观察所得，实在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上李鸿章书’上的话】，欲货畅其流，修铁路实是第一要着。因此他在与袁氏密谈时，实在是诚心诚意的劝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一说十万英里)。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后来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孙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袁氏是个老官僚，他不愿开诚布公的与孙公辩难(其实辩也无益)，他为笼络中山，乃顺水推舟，发表孙氏监修全国铁路，期其能完成二十万里的伟大计画也。
袁氏派孙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谁知孙公是个诚实的爱国者,他把袁总统的美意当真，乃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的干起来，袁总统也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袁世凯并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更饬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作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亦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襄赞孙公。这是袁世凯这个老官僚的混帐之处。语云,君子可以欺以其方，而孙公不知也。在袁氏的耸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向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帐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笔者附注】：关于十万英里铁路，百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中山说了一辈子，虽然他一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笔者也曾撰专文试评之，不再多赘。近阅大陆史料，今年(一九九八)三月北京人民政府曾召开‘加快铁路建设动员大会’，决定今后五年加快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是，二○○○年铁路营业里程达到六.八万公里；到二○○二年，突破七万公里，见‘中国铁路建设确定五年目标：初步安排投资：二四五○亿元，营业里程：七万公里’，载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还未突破七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二十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浪费国币，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滑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
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
袁世凯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抓权、抓位、抓钱、抓车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虽然经验老到，他对群众工作，以及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玩艺儿，他就显然是外行了。正当打发孙、黄乘花车作万里巡行之时，国会选举已进入高潮，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三九二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反对者虽也分分合合一番，组成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以为对抗，然三党得票总数，却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不能影响国民党的既得多数的全胜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已口口声声，要组织个清一色国民党的政党内阁，这一来则这个政党内阁就真的呼之欲出了。【关于这次国民党籍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全部名单，读者样参阅张玉法着前书，页五三一─五六六，附录二，两院议员表。】
宋教仁在完成国党建党之后，忙里偷闲，曾于十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时也是无官一身轻，暂息仔肩，优游桑梓也颇享林泉之乐。谁知这时国民党捷报频传，名省党员都摩拳拭掌，跃跃欲试，希望遁公出山领导，邮电飞来，终日不绝，宋氏在乡下也就待不住了。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别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于民国二年二月一日(农历癸丑腊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斯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演说，然宋氏所讲内容则与中山迥异：中山只是宣传他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宋则侧重于政论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甚至加强党务、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三月九日，他在南京讲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当前政府说得一无是处，其所以然者，皆为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的恶政有以致之。总之，宋的主旨是要‘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措辞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二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属罕见。因此宋之党中同便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真是初生之续不畏虎也。【关于宋教仁这些组党和演说的史料，吴相湘教授所写的‘孙逸仙先生传’和‘宋教仁传’所引均甚详尽；宋氏遗著和国民党党史会出版品如开国史料和‘革命文献’等保存的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这时因为国民党选战初胜，若干党员难免骄纵，有的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这简直就是变相的对袁总统搞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笔者在上篇曾叙述过当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恶有恶报，怎能时才转眼，现在又轮到自己来现世现报呢？因此老袁闻报变色，也就不难想像了。袁本不怕孙而怕宋，为着安抚宋氏，袁氏先拟用古典方式加以收买。当宋收仁从唐内阁中下岗时，有意还乡退休，袁曾借口宋五十万金以维持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见吴着孙传引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页四二六】。更早时，袁曾送教仁一本某良行空白支票簿，请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二八二】。袁之对宋，可说是英雄识英雄，优礼备至，而宋不为动，袁就暗藏杀机了。宋公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顶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时临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凯这个曹操，小视了一位正人君子了。当然宋氏道不得行，终以烈士亡身，而贻乱民国，也有他的缺点。遁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庙堂大政，岂可学小政客的意气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为宋君拭泪也。
【笔者附注】：余曾闻之于一前辈学人，自云二战前在政府服务时，某银行总裁曾为其设一两千元户头，任其随意提取，而存款数目不变也。此公言来甚为得意。与宋公遁初相比，贤与不肖之间，何以竟悬殊若是哉？悲夫。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于美东新泽西州
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在本世纪初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子，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枪杆子出政权了。
袁世凯是否一定要杀宋教仁？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底同志们目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袁对汪精卫也是如此，他要他儿子袁克定和汪拜把为盟兄弟。汪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亲袁派’。事实上辛亥革命期间，‘非袁不可’的口号，便是汪精卫首先喊出来，而举国和之的。
【笔者附注：我们搞历史的人千万不能为‘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所误导。不能因为汪精卫当了汉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笔抹煞。事实上，汪在投敌之前，他在全中国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实在是全国第一人。他在民初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是总理孙文的当然继承人，排位在黄、宋、胡之上。笔者早年曾撰有‘恩怨尽时论汪精卫’一长篇细述之。此文遗失，有暇当补作之。汪是位很标准的文人、诗人、情人，他不应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后天环境引诱他误入政坛，用非所长，接连犯了十大错误。全国人民、全党同志敬之、爱之、厚望之、原谅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错误都能东山再起。只是他第十次则犯得太绝了，全国人民和绝大多数的历史家都无法原谅，汪氏就遗臭万年了。】
宋教仁非可怕之人
事实上宋教仁和汪在当时国民党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间。宋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右派大嘴巴。吧啦吧啦起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不是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公明，和智能掌握十大军区司令员的周恩来。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当然周恩来也是慢慢地磨练出来的，三十岁的伍豪(周用过的化名)，也不是五六十岁的周总理也。
总之，宋教仁不是个可怕之人。相反的，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不特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君不见，在孙文大总统第一次组阁时，党中才气最大的、声望最高的高干，也是孙公最看中的，一夜之间就能草成一篇不朽底‘民元约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遗珠之憾吗？其后，唐内阁垮台，陆征祥组‘超然内阁’(内阁中国务员一律脱党)，不孚众望，称病辞职(民元九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而终未果行，乃改提前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这也是赵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陆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党派中，政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第二也是宋一向坚持‘政党内阁’(由清一色国民党员组阁)，袁不愿，而事实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人才不够。这显然也是事实。【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二二 ─六三选辑‘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原载民元六月二十二日‘政府公报’；及‘宋教仁谈话’，原载民元十月七日上海‘民立报’诸篇。】
不重用之就杀之
可是在民元秋冬之际，国民党在选战中大获全胜之后，形势丕变，宋就认为由他来组织一个清一色的‘政党内阁’，此其时矣。熟谙中国古典政治的袁世凯，也就仿古行事，采取‘不能重用之，就除(杀)之’的老办法了。【笔者附注：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曹告诉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一下把刘备的筷子都吓掉了。刘备所怕的便是‘不重用之，就除之’这则古典老套路。‘三国演义’在传统中国政治中影响之大超过正史。】
民二春初，在宋氏旅行讲演锋头正健之时，袁即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不能等待了，他或许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时就‘除之’的默许，迫不及待的，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杀宋之后，风波闹大了，袁可能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他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揽乱袁对整个大局的布置。赵之杀宋，不是‘体谅领袖苦心’，而是投机取巧，为保持自己总理的位置，不顾主子的困难，而悍然为之，这就不能饶恕了。因此后来赵也就不得好死了。
是谁杀了宋教仁？
宋教仁是奉袁的电召于三月二十日晚，从上海北站，乘夜车去北京。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阁拜相呢，所以送行者甚众。这时孙中山正率大批民党随员戴季陶等，东渡作访日之行。中山纺日的目的是‘考察铁路’。可能也是志在吸引日资，来中国筑路。袁氏固知中山非筑路之人也。而此时国民党选战新胜，中山的信徒和从龙之士都相当骄纵，他们四出活动，孙大总统卷土重来之声浪也不绝于耳。南北再度分裂的谣言更是传遍全国。如今孙公重访日本，大唱其大东亚和中日联合的高调，而远在甲午战争之前，袁在朝鲜作‘小钦差’时，与日本便有杀身之仇。现在孙公要引进日资来中国筑路，同时因为俄国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动，要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袁政府无如之何？中山乃密电袁总统，建议联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为此而活动频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为之惴惴不安，就不难理解了。在此关口，赵秉钧是否乘机进谗，外人固无由知晓，然赵于此时正在暗中积极布置杀宋，则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时，车上汽笛方鸣，他和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台人口处时，不意一个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现，向宋腰际开了一枪，击中要害，宋应声倒地。车站上一时秩序大乱，刺客乃乘机逃去，无影无踪。
可是在本世纪初年，中国正在‘转型’运动的早期，一转百转的时候，他们袁、赵诸人搞后来所谓的‘特务工作’，也还不够现代化。他们还是用‘买凶杀人’的老勾当。这个凶手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并非行动机警的职业杀手。由于在上海滩流浪，乃被赵秉钧派在上海的特工应桂馨(本名应夔丞)所临时收买，来对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职业杀手，未受过专业训练，他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一作六野旅舍)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杀为何人。迨宋案发生了，这两位学生阅报告密，陈其美等乃报请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获，才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应夔丞之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实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抄获文件显示，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在行刺之前，洪自夸曾报告‘极峰’袁总统，总统甚表欣慰，云云。
不过这些抄获文件，多系密电隐语，并且几乎是洪、应两人之间的片面之辞，确实内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读。再者，另据原对袁党甚为不满的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告诉张继说：‘洪述祖南行之先，见总统(按指袁世凯)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翦除，岂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捣乱尚不了，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见‘国父年谱’，页四五九，引张继回忆录】
此事如发生在当年英美的法治国家，或世纪末的新加坡、香港，甚或是台湾，两造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论，就要旷日持久，然后听取法官裁决，不服亦可上诉，官司打到‘终审法庭’为止。不幸这是民国初年的中国啊！国民党人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干的了。黄兴于四月十三日所撰的挽宋联，说得最明白。黄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黄兴虽如是说，但他还是主张用法律解决。可是孙中山于三月二十五日从日本赶回上海时，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张兴兵讨袁了。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他不动声色的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蒋、毛二公后来动不动就用革命手段来对付政敌，历史家又如何下笔呢？这就是笔者一再不揣浅薄所说的‘转型’问题了。从专制转法制，在咱中国至少要两百年长时间啊！在转型初期，虽至圣大贤的孙、黄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视法律之言行，自郐以下，就无待多言了。
袁世凯的‘水门’和‘江南’
再者，宋案发生于华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应移交江苏都督程德全及中国法庭主审。袁总统得报乃连电程都督澈查案情。程乃会同黄兴上将，和前司法总长伍廷芳、王宠惠，根据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所接收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证物，呈报袁大总统。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之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子，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心平气和的就事论事，我倒觉得此事颇像尼克森总统的水门案。事发时总统可能不知实情，乃下令查察，查明之后，发现确是自己的人干的，乃又企图为犯案人隐瞒，因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诚的干部也。人家本为你犯法，你现在要执法以徇，倒打一耙，岂不令忠贞之士寒心哉？总统想为自己人隐瞒，因为政敌太多，愈要隐瞒，愈瞒不了，知法犯法，尼总统就被逼退位了。另外，民初的‘宋案’读来也颇像蒋经国晚年所发生的‘江南案’。经国晚年对为他作传的学生‘叛徒’刘宜良，不用说是深恶痛绝，但是后来曝光的一切证据显示，经国并没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干掉江南的却是、不成问题的，蒋下面最最忠诚的特务和黑道。他们在杀人曝光之后，据说经国为他们底愚忠和愚蠢，气得死去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