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得到一个出国考察的游历机会，但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后，他回国参加抗日。不过，当杨虎城回到国内之后，立刻就遭到军统局的长期监禁，待遇要比张学良差。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也没有得到特赦。直到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才下令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但是保密局（前军统）拒绝执行命令，最后在国民政府撤出大陆之前，杨虎城以及部属全家大小，在重庆遭到保密局灭门式的枪决。
17.9 国民政府“联苏容共抗日”的政策正式浮现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重新掌控权力之后，知道自己虽然已经得到全国人心支持的国家领袖威望，但是他也更明了各方势力在他受制之时的表现，显示出了一个清楚的政治讯号：各路诸侯不愿再接受他将权力继续的集中，以及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不能再让步了。
因此蒋介石决定大体依照西安事变时，大家所达成的谅解，停止追剿红军。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正式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派顾祝同负责调遣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善后工作，并进一步的与红军接洽补给的安排，国民政府从当年二月起，就正式的发给红军粮饷补给（每个月约达二十万到三十万元）。而中共方面，也正式表示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指挥，重新加入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正式致电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日的四大保证：一、停止武装攻击国民政府。二、撤销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改为特区政府与国民革命军。三、在特区内实施民主选举。四、停止土改政策。而国民党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开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根绝赤祸案”，中共中央回电表示接受，于是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正式进行合作的谈判，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叶剑英等人，多次到达南京、庐山与杭州等地，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进行协商改编红军的问题，国、共合作进入了执行阶段。中、苏联的关系也开始有了转机，中国修建了由兰州经新疆到苏联的现代化公路，以准备接受俄援。
国民政府的联苏容共政策公开化之后，日本开始感到焦虑与极大的压力，日军方面非常担心国民政府会成为苏联的政治与军事盟国，而联手对抗日本。所以日本政府内部，又开始为了是否要展开进一步侵略中国行动，而起了极大的争辩。日本的海外驻军，更是积极展现武力攻伐中国的准备，在他们串联日本军部扩大派势力的运作之下，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终于因为一次在卢沟桥冲突的“意外”，而全面的爆发了。假如中国没有公开联苏容共的政策，日本当局是否会为了卢沟桥事变，就决定对华进行全面武力侵略，也许是有些疑问的。
一场震惊中外、戏剧化的西安事变，就此落幕，中国内部“攘外需先安内”、“抗日必先反蒋”的国共锋相对斗争的时代，暂时告一个段落，国民政府开始“联苏容共”以准备全面抗日，那么日本是坐视中国集结所有的力量，而进行抗日的发展呢？还是要先发制人，给中国致命的一击？这个政策的选择，就成了中日之间和、战历史演变的关键，与其考量的前提了。西安事变之后，日本似乎所没有弄清楚的一点，就是蒋介石不但成为全中国所支持的军政领袖，但是蒋也绝对不能再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作出任何的退让了。日本任何局部“蚕食”中国、迫使中国让步的举动，都会引爆中国全面抗日的自卫行动。
附注：
[1] 但是中共红军抗日的出发点，与东北军及中央军抗日的出发点，却有着非常重要不同。
[2] 当然后来毛泽东在延安面临极端不利的战况下，没有办法，才接受来自国际共产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指示。
[3] 其实当时蒋介石的政策重点，不在容共，而在苏联，只有苏联有实力支持国民政府抗日，当时国际上也只有苏联可能参与对日本的历史性决战。
[4] 千万不要以为张学良本人同情共产党的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不但是从来就反共（中东路事件就是张学良独断反苏反共的行动），而且在游欧之后，更是醉心法西斯的立场，他竟然还与周恩来谈到，共党是否能支持由蒋介石担任军政的领袖--虽然张学良曾经冲动的提出加入共党，大家一起抗日的讲法，但并不代表张学良认同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只代表了张学良急着要结盟抗日的心情。
[5] 张学良在决定归顺中央之前，曾经断然格杀东北军中实力与权威极高的杨宇霆与常荫怀。 第178页
[6] 非常讽刺的是，当时中国所有的左派与左倾团体，都严厉的批判蒋介石不肯抗日，但是左派的最高领导人史达林却清楚地知道，只有蒋介石能够领导中国抗日。
[7] 就拿冯玉祥而言，西北军几乎是他亲手训练栽培的，但是在他失势之后，绝大多数的西北军都背他而去，而且不肯再接受他的调度。
[8] 汉卿是张学良先生的字。照理而言，张汉卿在西安事变，给予蒋介石如此的威胁与伤害，作为曾经冒死营救蒋介石的妻子与舅子，应该是最不能原谅张学良之鲁莽与冒险行为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