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大怒，要求蒋介石立刻查办作战不力的将领，结果八八师长龙慕韩被枪决，桂永清被撤职，薛岳重新部署华军，继续围攻土肥原部，七十一军於五月二十七日再度攻克兰封，而将土肥原部再度的围困。但是整个战局已经有了改观，日军的主力在扫荡徐州之后，开始自西追击，一方面是解土肥原部的包围，一方面是要追击更多的华军部队。而奉命据守归德的第八军黄杰，却在日军的攻击下，很快的丢掉阵地，造成日军向西急进的态势，这时候华军不但不能围歼土肥原部，反而要担心自己被日军所包围了[3]。
日军对於徐州会战没有捕捉到华军主力，可以说是万分的恼火，加上土肥原部两次被华军围攻的告急，更是让皇军脸上无光。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一怒之下，免除了老有意见的第一军长香月清司的职务，改由方面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接任。这时候华北方面军的第二军可以说更是无地自容，因此当日军发现华军在陇海铁路上，又有撤退混乱的现象时，西尾寿造於是决定，无论如何日军都要全力追击突围的华军，以挽回一些日军的颜面。
於是西尾下令日军沿陇海铁路向西追击撤退的华军，而没有遵守大本营的作战命令指示，在陇海铁路北方保持警戒，结果日军沿陇海铁路追击华军，大有直扑郑州，席卷中原的态势。因此在华军将领多方的建议下，蒋介石同意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由华军破坏黄河大堤。六月八日，大堤破坏成功，黄河大水淹到日军追击的第十八与第十四师团（不过当时中国方面是把责任推给日军，说因为日军的轰炸，造成大堤的崩裂），在黄淮平原上，泛滥的大水到处浸泡，又造成日军布阵的一团混乱，补给也发生困难，迫使日军只好放弃追击。结果日大本营不得不整顿军纪，撤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以及参谋长铃木率道。
24.8 台儿庄与徐州会战的检讨
台儿庄大捷，其实包括了中日两军在山东南部东西两翼的作战，华军先后在临沂与台儿庄获胜，所以更为确实的说法应是鲁南大捷，徐州会战是一个被华军掌握战机所诱发的一个意外军事作战，这个会战彻底的改变了日本对华作战的战略构想。从徐州会战之后，日军在战略的主导能力上，开始完全的失控，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空想，日本逐步地陷入中国的战略空间陷阱之中。
而让日本皇军遭到成军以来第一次战场作战的失败。检讨日军的这场大败仗，以日军战斗的观点而言，可以说是输得相当的轻敌与大意，最初日军的进逼徐州外围作战，根本是日军大本营所不同意的作战行为。日军大本营特别下达华北方面军南下的禁制线，是在徐州以北百公里之外，所以徐州会战是一个被华军掌握战机所诱发的一个意外军事作战，这个会战彻底的改变了日本对华作战的战略构想。
日军不是因为徐州战略地位重要，要打通华北与华中战区，因而准备进攻徐州，而是因为华北方面军的不服军令约束，以轻敌的心态，孤军深入，结果在台儿庄遭到惨败，迫使日军大本营别无选择的动员所有的军力，仓促的发动徐州会战，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捕捉到华军的主力。
因此，从徐州会战之后，日军在战略的主导能力上，开始完全的失控，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空想。日本逐步地陷入中国的战略空间陷阱之中，日军只有继续发动武汉会战以及华南攻略作战，将日军绝大部分的部队，都投入了中国的战场，这时日本既不能击败中国，又不能退出中国，迫使日本最后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
华军很快就能从华北与华东战场的挫败之中，恢复作战的士气与部分的战力，的确是出乎日军以及所有军事专家的意料之外的。在刚开始的时候，第五战区只有少数的地方部队活动，根本没有引起日军的重视，但是蒋介石却能灵活的掌握战机，了解华中的日军正在面对军纪调整与士气低迷的状况，无法从南方有力的支援华北方面军作战，而入侵山东的日军，又犯了轻敌的态度，因此运用少数兵力，在山东南部主动攻击日军，造成日军的强烈反应，终於不顾大本营的约束，擅自的派军深入鲁南。
而李宗仁能够大胆的在鲁南部署部队，迎击日军的钳形攻势，并在台儿庄设下口袋阵地，是相当杰出的指挥布局，当然蒋介石全力支援李宗仁的作战，把军队迅速的调进战场，并且还亲自前往前线督战，更是将帅密切配合的战场杰作。而在徐州作战的华军，无论是地方部队还是中央军，都展现出合作无间的精神，更是中国自从满清中叶以来的首次杰出表现。其中以孙连仲、庞炳勋、张自忠、汤恩伯、刘汝明等部队，战术运用灵活，作战表现勇敢，因此战绩最为辉煌。事实上，华军在此战线上，是同时获得两场胜利，华军在台儿庄与临沂两处，可以说是左右开弓，先后击败日军左右两翼的钳形攻势，使日军遭到前所未有的败绩。
当然整个作战华军赢得也相当的辛苦与艰险，特别是在四月五日，日军几乎突破孙连仲部队在台儿庄的防线，假如日军真的突破这个防线，那么华军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徐州，就将会受到日军的攻击，华军将以惨败收场，幸好华军守住了阵地，汤恩伯军团又合围成功，结果当然是日军遭到了重大的挫败。
不过李宗仁在处理后半段的作战之时，就显得缺乏作战的企图心。当时蒋介石把更多的大军调给李宗仁指挥，希望李能够掌握战机，充分扩大与发挥战果，但是李宗仁却突然出现消极保守的心态。如此一来，局势很快的就逆转，集结如此庞大的部队，又没有积极的攻势作为，那么反而成为日军猎杀围歼的目标。幸而李宗仁一旦发现局势恶化，立刻果断的决定撤退，决心既强，计划又有足够弹性，因此多数华军能够安然撤出，避免遭到日军的包围，但是这种仓惶的撤退，对於华军部队而言，仍造成很大的疲劳与损失。
虽然在台儿庄大捷中，西北军与川军出力很大，但是绝对不能认为中央军袖手旁观，事实上，蒋介石在掌握到作战时机之后，立刻调动自己王牌的中央军全力参战，自己也亲自到前线督战，而没有任何的保留（蒋介石的中央军，早已在淞沪会战与华北战场上，力拼到损失惨重的地步）。此外，认为黄河决堤是阻止日军由北而南直扑武汉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因为黄河平时水流量很小，黄泛区多半时间也没有什么大水，渡河并非困难之事。事实上，日军若是沿平汉铁路南下，根本是绕过黄泛区西方，日军没有直攻武汉，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没有这个决策的胆识与远见，一直想以最低成本，最短时间，就可以打败中国。
而日军在台儿庄与徐州会战的挫败，实在是源於结构上的老问题，日军前线带兵长官的位阶与权力，都要大於参谋本部的参谋，因此日军部队在战场上的独断做为，往往根本推翻或是危及了日军全面的作战计划。华北方面军纵容部队越过禁制线攻击，日军大本营根本既不知情，也无法控制，等到日军遭到严重的挫败，大本营只有跟着设法收拾残局。就像日军大本营在济南临时设立的指挥作战中心，负责人只是少将军阶，别说要指挥华北与华中日军的司令官了，就连师团长的地位都比他高，这样如何能够确实执行大本营的作战命令？
日本最大的问题是，日军根本没有全面占领中国的实力与决心，只能盲目的希冀中国会丧失抵抗意志而屈服，结果中国决心抵抗到底，日本也就失去了战略的自主性，而最终走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绝路。
原来日本企图围歼徐州的华军，是一个相当有企图心的战略攻击计划，但是日军仍然犯了低估华军作战能力的错误，在徐州宽广的地区，投入了二十五万的日军部队，仍然出现兵力不足以构成包围圈的现象，对於当时的日军而言，这已是其动员部队的极限。同时日军过於自信的判断，认为华军只能利用陇海铁路西退，因此日本将拦截的主力，全都放在裁断这条铁路的交通线上，而大部分的华军却从日军的背后，向西南方撤走，使得日军在徐州企图围歼华军主力的计划再次落空。於是日军又在匆促之中，决定全面深入中国，进行汉口攻略的作战计画。
由台儿庄大捷所意外引发的徐州会战，完全的改变了日军大本营对中国的战略指导能力，从此日军失去了在中国战区的战略主导方向，一步步的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日本最大的问题是，日军根本没有全面占领中国的实力与决心，只能盲目的希冀中国会丧失抵抗意志而屈服，结果中国决心抵抗到底，日本也就失去了战略的自主性，而最终走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绝路。对於日军而言，徐州会战是日军陷入中国战略泥淖的「不回归点」，日军明知这是一个泥淖，但是却无力自拔，自投罗网了。
24.9 参考资料
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蒋纬国编「抗战御侮」，黎东方「细说抗战」，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以及王辅「日军侵华战争」。
附注：
[1] 李宗仁的坐失良机，据说令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急的几乎要「扯断了头发」。
[2] 薛岳的能力此时已被看好与器重，正成为华军在战场上指挥大部队作战的一颗新星。
[3] 薛岳亦要求蒋介石惩处失职将领，黄杰因此遭到撤职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