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十二月
中國在開羅的「盟國」高峰會議中，雖然得到形式的禮遇與盟國支持的承諾，但是卻引發後續的全面翻案，最終讓中國遭到幾乎全軍覆沒的伏擊，結果是確定了盟國利用與出賣中國的陰謀。若從歷史發展結果的角度來衡量開羅會議，它可以說是比中日之間的任何一場會戰，對於中國的影響還要深遠，中國唯一的成就就是確定收回被日本侵佔的失地，但是從此她也被盟國送上孤立與分裂的歷史悲劇之中。
中國的對日抗戰，當然沒有打到非洲的開羅，但是開羅卻對中國的抗日戰爭，產生了歷史性的重大影響，這是一場有關中國命運的歷史性政略會議，也是劃分戰後亞洲歷史發展的重要決策樞紐：在這場會議中，中國為亞洲爭取到未來發展的機會，卻因此為自己帶來了危機。
開羅會議是中國在盟國地位的歷史分水嶺，在會議前，中國的國際地位是步步高升，成為創立聯合國的四強，直到中國的領導人終於能夠與英美兩國領袖，在開羅平起平坐的討論戰爭與戰後的安排。但是，卻也因為中國展現出大國的風範與復興的鬥志，因而造成國際強權的領袖，擔憂中國在戰後的興起，將會影響到帝國與殖民主義的利益，所以丘吉爾與史達林決定，設法設計說服美國，好一起聯手打擊與出賣中國。
若從歷史結果的角度來衡量開羅會議，它的後果可以說是極端的嚴重，因為中國在開羅會議所有得到盟國的允諾，立即在會後遭到近乎全面的翻案，在開羅會議之後，美、英、蘇強權修訂了的它們對亞洲政略的目標，就是在擊敗日本之後，絕對不能允許中國復興與強大。
盟國於是以各種的政策花招，設法延遲打開援助中國的通路，這樣中國就得不到極其重要的作戰資源，她的國力自然無法成長與強大；同時還設法分散中國最後保存的一點戰力，這樣她必然遭到戰場上嚴重的挫敗。因而中國只有拖住日軍的能力，卻無反攻日本的力量，然後蘇聯的紅軍，就可以長驅直入的侵略中國，英國也可以穩住它在亞洲殖民地的利益。戰後的中國則因為實力耗盡，只能擁有戰勝國的虛名，不但無法為自己在國際間爭取到應有的權利，在國家重建上，更是百廢待舉而無法施展。
33.1 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的珍珠港，造成美國正式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的反法西斯戰爭開始正式凝成一個新的盟國結構，這對於中國而言，正式結束了長達四年對日本的孤軍奮戰。中國與盟國並肩作戰，正是中國整個抗日戰爭中，死裏求生的唯一出路，也是她以空間換取時間，用無數的犧牲所支撐到的決定性時刻之來臨。但是中國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也正要開始面對另外一場更為艱苦的歷史命運考驗。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英美等國眼睜睜地看著日本不斷的侵略中國。最後當在日本侵略的矛頭，指向他們之後，他們才想到，中國是對日戰爭中，作戰最久與犧牲最大的伙伴。整個二次世界大戰中，能夠真正能有實力與日本法西斯作戰的盟國，只有中美蘇英的四強而已，但是英、美、蘇三國都曾參與了一九○○年的八國聯軍陣營，對於中國進行了肆無忌憚的侵略，並取得剝削中國的各種特權。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英美等國眼睜睜地看著日本不斷的侵略中國，這些國家都沒有依據國際社會的公理，主持應有的正義，也沒給與中國有效的援助。原因只是擔心自己會捲入與日本的軍事衝突之中。但是最後當在日本侵略的矛頭，指向他們之後，他們才想到，中國是對日戰爭中，作戰最久與犧牲最大的伙伴（沒有中國撐住半邊天，整個反法西斯戰局必然要重新排列過）。
事實上，西方盟國在中國開始獨力進行抗日戰爭，展現不屈不撓的作戰意志之後，就對中國開始有些刮目相看，部分國家開始研議，將在中國抗日戰爭結束之後，考慮廢除與中國所訂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以做為對中國努力自衛成果的尊重與回報。
到了珍珠港事變爆發，西方國家在東亞才真正面對日本軍力的打擊，這些世界級的強國，在太平洋地區遭到日軍攻擊後，幾乎全面潰敗，這時他們才真正地親身體驗到日本皇軍的威力，因此對於中國的獨力抗戰，更是加增了尊敬。當然立刻把中國納入反法西斯的同盟國之中，在一九四二年元月所發表之二十六國的聯合國宣言中，中國名列發起國家之中的四強。
當時美國與英國政府，更是願意優先考慮對中國的援助，因為他們在東亞與太平洋的作戰，可以說是一敗再敗，所以急切需要中國替他們先頂住日軍的攻勢，並吸收日軍的壓力，以分散日軍的兵力，他們不敢想像，假如中國放棄對日軍作戰，超過八十萬的日軍可以轉攻印度、中東，或是南太平洋，盟國就可能無法擋住法西斯的攻勢了。
因此美國政府首先同意，在二月七日正式由國會批准，以五億美元的信用貸款給中國周轉（信用貸款不同於援助，將來要歸還的），以協助中國穩住戰時日益匱乏的經濟。另外英國也幾經談判，在一九四三年同意以五千萬英鎊的信用貸款，支持中國的戰時經濟。（不過事實上，由於英美兩國政府的官僚體系阻撓，這兩筆貸款一直沒有爽快與及時的撥給中國使用，而是催一下，給一點，弄得中國政府在調度上，非常的痛苦。事實上，在抗日戰爭之前，中國雖然窮，但是宋子文管理財政，從不要外國施捨，也極不肯發行外債，假如中國若不是因為對日本作戰，國民政府的財政健全，根本可以自力更生而不借外債，同時中國的外債償還信用極高，過去有關各種的桐油借款、棉麥借款，都是依照規定還款，絕無拖欠。）
單就美國能夠肯定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所扮演極其重要的戰略角色，堅持要中國參與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四強地位，就已經可以看出，美國的確有其特別的歷史眼光與領袖胸襟同時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也覺得中國已經成為反法西斯陣營的四強，若是仍然對中國保有帝國主義侵略時的不平等條約，實在是說不過去，何況日本政府也裝模作樣的宣佈，要放棄對汪精衛偽政府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所以他們也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以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首先在一九四二年的十月十日，由英美等國家帶頭宣佈，廢止過去所有對中國各地的租界權（除了九龍租界之外）、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中國境內駐軍權，以及賠償的款項，接著又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與中國政府完成平等互惠的新約，從此中國才真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與國格平等的國家。
這是中國自從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所簽下南京條約之後一百年，也是中華民國建立了三十二年之後，中國才真正的「暫時」得到國際地位的平等[1] ，這全靠中國全體軍民在抗日戰爭中的流血犧牲，才換得這樣的成就。
事實上，由於美國本身是從殖民地獨立建國的歷史，使得美國有著反殖民主義的背景傳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曾經提倡民族自決，而引起與英法荷等歐洲殖民帝國的嚴重摩擦。但是在抗日戰爭之前，美國本身也沒有以身作則的完全放棄在中國所擁有的帝國主義特權利益，不過單就美國能夠肯定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所扮演極其重要的戰略角色，堅持要中國參與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四強地位，就已經可以看出美國的確有其特別的歷史眼光與領袖胸襟，但是也就因為美國如此公開肯定中國的貢獻與影響，也就種下中國要在盟國的政略中，遭到出賣的命運。
當時的大英帝國，在遭到德國凌厲攻勢之下，幾乎已經無法招架下去，幸好美國給予英國極大的軍經援助，英國才勉強的撐住局勢，而在美國正式的參戰之後，英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確定美國「先歐後亞」的戰略秩序，英國首相丘吉爾非常擔心，美國會急於先報日本偷襲珍珠港之仇，而進行「先亞後歐」的戰略安排。這樣若是亞洲殖民地會先光復，而宗主國卻還在苦戰之中，那麼殖民帝國將會無法維持下去。
同樣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帝國蘇聯，一樣的被德國法西斯打到幾乎亡國，也是靠著美國大量的軍援，才轉危為安，蘇聯最希望的是，美國全力援助蘇聯，但是絕對不能優先援助中國，因為假如中國獲得足夠的援助，而展現戰力，那麼蘇聯就失去侵略中國的機會了。
在美國的許多軍政領導人中，也很清楚這個決策的歷史性影響，因為假設美國優先在太平洋反攻與優先援助中國，這樣亞洲會先得到和平與解救，而歐洲卻仍然在戰火中掙扎，那麼西方國家，將面臨從自新航路世紀之後，主導全球歷史主流的龍頭退位的挑戰，丘吉爾全心全意要挽救大英帝國最後的國勢，因此立刻趕到華盛頓，設法讓美國政府接受「先歐後亞」的戰略優先秩序。丘吉爾同時已經開始在盤算著，如何在戰勝後繼續維持英國在亞洲的殖民利益，他的亞洲策略是，擊敗日本，扶植法、荷，壓制蘇聯，與孤立中國。這樣英國才能在戰後繼續維持其日不落帝國的利益。史達林更是盤算著要擴大侵略中國的策略，哪裡肯讓中國獲得援助？因此蘇聯主動切斷了中國西北的國際援助通路。
33.2 盟國爭取私利而出賣中國
說起對日本作戰，英美兩國可以說是心情矛盾，在歷史上，美國開啟與協助日本的明治維新，在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美國的輿論與政策，都是傾向日本這邊的國家。而英國更是在一九○四年與日本結盟二十年，大幅拉高日本的國際戰略地位，因此在亞洲各國之中，日本是受到英美最多友誼與支持的國家。不料日本因為要想稱霸東亞，仍然與英美產生了利益競爭，最後惡化成為戰爭衝突。日本想要東南亞的戰略與經濟資源，就不得不與英美的利益發生衝突，日本在政略上，喊出亞洲人團結，推翻歐洲人殖民統治的口號，更是讓英國感到危機四伏。
羅斯福卻錯估了丘吉爾挽救大英帝國的謀略，以及史達林赤化世界的陰謀，會對戰後世界的正義與和平，產生無法估計的負面影響。
有了這個歷史的過節，更讓英國感到警惕，不能再支持與扶植亞洲國家興起，否則大英帝國就要退出亞洲與歷史的舞台了。特別是蔣介石強調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同時為了鞏固亞洲地區抗日的合作，竟然企圖介入印度與英國的政治爭議，中國主張朝鮮與中南半島在戰後獨立，更是威脅到西方殖民主義的戰後復辟。因此丘吉爾的亞洲戰略，就有為了英國的利益，而要出賣中國前途的構想。
而蘇聯完全繼承帝俄對於侵略中國的「歷史大業」，要在中國尋找可以進出太平洋的不凍港，同時要瓦解中國土廣民眾的大國架構與格局，而蘇聯同時面對與日本競爭與對立的挑戰與威脅，因此史達林棋高數招的將計就計，讓中日之間先爆發戰爭的衝突，然後有限度的支持中國對抗日本，這樣日本與中國互相消耗國力，蘇聯就可以更為容易的侵略中國，蘇聯也就不必擔心與日本的決戰軍力。
史達林很快就看出，二次世界大戰對於蘇聯，雖然是一個歷史危機，但是更是一個歷史擴張的重要轉機，因為西方國家為了這場戰爭，付出傷痕累累的代價，為了戰勝軸心國，還要不顧意識形態的對立，拉攏與支援蘇聯參加反法西斯的戰爭，這樣蘇聯可以用美國提供的力量，擊敗德國，擴大共產主義在歐洲的地盤，再利用對日本作戰的機會，掠奪在中國的利益以及奠定在亞洲發展的基礎。
而在反法西斯的盟國中，只有美國想要給戰後的全球，一個更為公平與自由的世界，因此美國除了全力支持英國與蘇聯在歐洲擊敗德國之外，也想給中國一個復興與發展的機會，以反法西斯的中美英蘇四強，構建戰後的國際新秩序結構。羅斯福總統四強架構，在當時可以說是具有歷史遠見的看法，因為他認為西方國家不能排斥蘇聯於國際社會之外，也不能低估中國的潛力與意志。
但是羅斯福卻錯估了丘吉爾挽救大英帝國的謀略，以及史達林構建赤化世界的陰謀，會對世界在戰後的正義與和平，產生無法估計的負面影響。蘇聯對於中國加入四強的反對最深，英國也有極大的意見，但是在羅斯福的堅持下，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終於在莫斯科發表了四強宣言，從此中國躋身在這個全球最高身價「俱樂部」的鬥爭之中，但是當時中國的國力仍然有待發展，中國也沒有多少外交折衝的能力，因此在國際強權的鬥爭之下，中國就面對另外一場更為艱苦的政略戰爭，在這個戰場上策略的得失，往往要比與日軍幾場大會戰的勝負，對於中國利益的影響還要深遠。
英美兩國以血濃於水的歷史關連，建立了緊密的對抗法西斯盟國關係，英美兩國成立了聯合參謀會議，共同決定兩國的戰略合作發展關係，但是英國最終的目的，不在構建戰後的和平與歷史的正義，而是企圖挽救大英帝國的歷史衰頹。丘吉爾看出史達林的謀略，志在利用這個歷史的機會，以赤化而稱霸全球，同時，丘吉爾也看出蔣介石復興中國的決心，因此丘吉爾認為，打敗德國與日本，只是鞏固大英帝國的第一步，如何防止蘇聯的擴張與中國的復興，才是英國的歷史謀略所在。
丘吉爾的地中海攻擊方案，幾乎是一個純粹理論的奇想，在後勤與軍力調動上幾乎都不可行，何況美國已完成直接渡過英法海峽，及早在西歐打開第二戰場的方案所以丘吉爾的謀略是，假如不能壓制蘇聯在歐洲擴張勢力，就不如將蘇聯的勢力，同時的帶入亞洲，這樣增加美國將會立刻遭到蘇聯全面的挑戰，這樣美國就不但無法挑剔英國維持殖民帝國的政策，甚至還要拉攏英國支持美國來對抗蘇聯了。因此丘吉爾提出一個銳利但是關連的戰略：假如美國支持英國在歐洲的地中海登陸計劃，英美聯軍由地中海的義大利與南斯拉夫北上，與蘇聯軍隊在東歐會師，攻擊德國，那麼英國就答應中國與美國的要求，反攻緬甸，打通支援中國的交通線；假如美國堅持從法國開闢攻擊德國的第二戰場，那麼英國就不會支持中美反攻緬甸的提議。
從戰略觀點而言，英美盟國從地中海北上，與蘇聯軍隊會師，一起由東向西進攻德國的方案，與英美聯軍由法國登陸，由西向東夾擊德國的方案比較，前者可以說是非常的不合戰略的常理。因為無論從作戰的效果、後勤的支援以及西歐國家流亡政府的支持而言，當然都是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的作戰方案，以夾擊德國，要有利太多了。
丘吉爾的地中海攻擊方案，幾乎是一個純粹理論的奇想，美國軍方人員，在審慎評估這個所謂的作戰方案時，發現在後勤與軍力調動上幾乎都不可行，何況美國已完成直接渡過英法海峽，及早在西歐打開第二戰場的方案[2]，可以迅速擊敗尚未進行西線防禦作戰的德軍，因為當一九四三年，德軍主力都在東線與蘇聯部隊進行決戰，美、英國部隊可以說是乘虛直搗德國，甚至可以迅速將軍力由西延伸到東歐，防止蘇聯對東歐的席捲，但是丘吉爾卻將不可行的地中海作戰方案，作為英國玩弄政治權謀的棋子，硬是把反攻歐陸的日期往後拖。而蘇聯當然更不可能接受英美的地中海北上的作戰方案，因為這樣一來，蘇聯的整個世紀擴張計劃，就要受到英美的直接牽制。結果在中英美蘇之間，就產生了決定歷史命運的政略與戰略的選擇爭辯[3]。
另外，丘吉爾對於蔣介石的「野心」，也有極強的反應，蔣介石曾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間，訪問印度，企圖調停印度與英國之間嚴重的政治糾紛，其實蔣介石訪問印度的主要用意，是希望能夠勸服印度尋求獨立的領袖們，如甘地與尼赫魯等人，能夠先共體時艱，協助英國人擊敗法西斯力量的威脅，以後再談獨立與自治的問題。但是蔣介石的訪問印度，並沒有贏得印度領袖的友誼，而更使得丘吉爾滿心的不高興，認為蔣介石竟然要串連印度，來瓦解大英帝國。加上蔣介石又在一九四三年發表了代表其政治抱負的著作《中國之命運》，表達了中國抗拒帝國主義侵略，與在世界尋求發展和復興的決心，更是引起所有帝國主義國家意識形態者，強烈的反彈，丘吉爾與史達林當然都看出蔣介石要帶領中國走向獨立強大之路。
總之，對於羅斯福總統而言，眼見盟國之間的政治立場紛歧，以及彼此對於戰略的方向的衝突，而對於戰後的秩序與利益的分配與安排，都需要及早舉行四強的高峰會議，因此羅斯福一再出面邀請，史達林前後拒絕了七次，蔣介石也不願意主動的拜會羅斯福[4]。
只有丘吉爾再三的糾纏羅斯福，要推銷以英國利益為觀點的戰略安排，在四年之中，他與羅斯福會面十一次，不斷的爭取到美國對英國的支持。
33.3 美國支持中國的立場
但是羅斯福一直認為，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四強領袖，不能總是避不見面，許多重大的決策，不能只靠部屬的傳話與協商，羅斯福對於蔣介石的處境相當肯定，一個領導停留在十七世紀社會結構的中國軍方領袖，能夠堅持如此不屈的抗戰精神，因此實在值得美國助中國一臂之力。
因此在羅斯福的再三情商與利誘威脅之下，四強領袖會議終於分成兩個梯次舉行，那就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的美、中、英開羅會議，以及接著召開的美、蘇、英德黑蘭會議。這是因為史達林不肯與蔣介石直接見面會談，會議竟然要分成兩組進行，就已經可以看出這場四強領袖高峰會議的內在矛盾與危機了。
主張召開四強領袖會議最為心切的羅斯福，早已熟習丘吉爾那一套維護大英帝國殖民利益，可以死纏爛打到底的精神，不過羅斯福認為，英國這種構建在十七世紀架構的殖民帝國政體，遲早會被歷史所淘汰。但是羅斯福卻對於蘇聯的領袖史達林，有著一種非常浪漫的想法（當然羅斯福也受到美國政府中同情左派的技術官僚的影響），他認為蘇聯經歷過這場幾乎亡國的大戰之後，假如能夠有機會受到世界各國的平等與尊重，它應該會改變對於西方國家的敵視態度，何況蘇聯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公開解散第三國際，不就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改變訊號嗎？此外，羅斯福對於蔣介石的處境相當肯定，一個領導停留在十七世紀社會結構的中國軍方領袖，能夠堅持如此不屈的抗戰精神，因此實在值得美國助中國一臂之力。
雖然羅斯福的個人才略突出，卻不能掩飾美國人缺乏歷史深度的重大缺點，就是在短短一百五十年的美國歷史中，從來沒有出現歷史性大奸大惡的冷血梟雄。史達林的深沉凶殘，必須從俄羅斯長久以來一直被歐洲主流歷史所排擠，近千年處在被亞洲攻擊能力最強的遊牧民族的屠殺、恐懼之情結下，加上完全無情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形態，三重深沉歷史所鑄造而成的梟雄性格來理解，因此羅斯福一番以誠心待人的善意，完全的就被史達林.控，也被丘吉爾所利用與迷惑了。
開羅會議與德黑蘭會議其實是一會兩開，形成了一個影響世界歷史方向的政治戰場，結果是中國實力與謀略不足，因此先勝後敗，美國的實力無人能及，但是謀略缺乏歷史深度，先後被英蘇所蒙敝與利用，英國謀略深沉，但是實力不足，只能借力使力，蘇聯的實力與謀略都是有備而來，成為歷史短期的最大贏家。
就開羅會議這種歷史性的會議而言，國民政府的準備與策略，可以說是都犯了錯誤，中國不但是犯了陣前易將的兵家大忌，同時還允許反中國戰區最力的史迪威出席會議。
一九四三年十月，蔣介石因為史迪威介入與.縱中國的權力鬥爭，最後導至宋子文等政學系軍政要員遭到整肅，原本中國與美國進行的各種重大外交與軍政交涉，都是由宋子文全權負責。宋子文與包括羅斯福在內的美國戰略決策階層，有著很深與很頻繁的接觸與關係，他多次為中國戰區的利益，與美軍決策首長進行辯論與交涉，他非常了解英美戰略決策人事與背景，原本應是最佳出席開羅會議的最佳人選之一，但是此時卻為史迪威所鬥爭遭到政治軟禁，所以改由宋美齡陪同蔣介石出席這次事關中國歷史命運的會議。而更為致命的是，是由史迪威代表中國戰區出席這個歷史性的軍事會議，中國的命運就註定要被強權踐踏出賣了。
當然若以中外的婦女界而言，在那個時代，宋美齡的確是罕見傑出的政治人物，但是若是與宋子文的能力與對外關係相比，仍然是差了一大截，何況她並非政府的裡決策階層，出席這場會議，實在有些名不正、言不順，只給西方國家增加了封建的「家族政治」的印象。宋美齡要想在政治與軍事專業上，與丘吉爾、馬歇爾、蒙巴頓等人較量，當然更是屈居下風了。就開羅會議這種歷史性的會議而言，國民政府的準備與策略，可以說是都犯了錯誤，在代表團的陣容而言，中國不但是犯了陣前易將的兵家大忌，同時還允許反中國戰區最力的史迪威出席會議。這樣的中國代表團既缺乏可以獨當一面的外交與戰略大將，又有嚴重的內鬼通外神的隱憂，一旦蔣介石有所疏忽，那麼中國的利益就被盟國所算計了[5]。
何況蔣介石於會前，在其《中國之命運》一書中，相當明白的批判國際強權對於中國的欺凌，同時表達了他希望中國復興的強烈民族主義觀點，蔣介石的這本書也許對中國的內政沒有產生巨大的影響，卻遭到英美蘇各國政治與戰略專家的強烈警覺，更為加深這些西方強權中的政客，要給中國一些暗算的共同心理準備。因為他們認為，假如讓蔣介石領導中國完成抗戰，與復興中國的歷史大業之後，那麼西方國家在亞洲的帝國主義利益，就要遭到中國的挑戰了，蔣介石沒有想到，在所謂四強領袖的歷史會議之中，會爆發如此可怕的傾軋與出賣的危機。
33.4 中國為戰後亞洲奠定發展方向
開羅會議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登場，羅斯福與蔣介石在大體上頗能互相尊重，蔣介石則是過於信賴羅斯福，而低估了丘吉爾。羅斯福對於蔣介石意見的尊重，引爆了丘吉爾「誘敵深入」的大反擊佈署。事實上，丘吉爾原先希望英美領袖能夠先行在馬爾他會面，集中力量討論，全面反攻歐陸的策略，因為丘吉爾認為，亞洲問題根本就是分別由英美兩國領袖，各自私下決定就可以了，但是羅斯福認為，亞洲的問題，應該尊重中國的意見。所以丘吉爾對於羅斯福如此「遷就」蔣介石，未來必然會影響到英國對於亞洲的控制，當然心生不滿，丘吉爾決心非除掉蔣介石不可，蔣介石可是從來沒有遇過這樣世界級的政治鬥爭，丘吉爾是先佯退然後再突擊，於是蔣介石就掉入政治會戰的包圍之中了。
開羅會議的三巨頭（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攝）
在開羅會議中，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先分別會晤，就各種的戰略方案，以及戰後的世界與亞洲的安排，進行意見交換。蔣、羅之間的會談，大體上都順利與和諧，中美對於十大問題，都有不少的共識：一、中國成為主導戰後國際社會的四強之一。二、日本皇室地位將尊重日本人民的意願。三、中國協助美國，軍事佔領日本。四、日本應以實物賠償中國。五、所有被日本佔領的中國領土，應該歸還中國，琉球地位未定，香港問題以後磋商。六、中美軍事合作，美國軍援中國，中國開放軍事基地供美國使用。七、朝鮮、越南、泰國應該協助其獨立。八、對中國進行經濟援助。九、外蒙古與唐努烏梁海問題，應該與蘇聯協商解決。十、中國與美國建立聯合參謀首長會議。
而在中英之間，蔣介石知道，丘吉爾絕對不會討論香港的問題，對於反攻緬甸，英國也有極強的意見，因此不便公開產生對立或是破裂，蔣介石相信羅斯福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的歧見，因而只旁敲側擊的提議將香港改為自由港，試探羅斯福的支持。英國全力的反對允許韓國、中南半島在戰後獨立，在雙方激辯之後，英國只在韓國獨立的問題上讓步，美國在中南半島的獨立上妥協，香港問題只有以後再議。
由於當時中國退到西部地區，對外的國際交通幾乎完全的遭到切斷，而西南內地原本的生產力就不足，是無法長期的負擔抗日戰爭的龐大的消耗支出。因此重慶控制地區，早已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壓力，特別是軍公教人員的待遇，幾乎已經接近難以為繼的危機地步。因此蔣介石希望美國政府，能夠另外給予重慶政府十億美元的貸款（當然是要還的），以控制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的毀滅性威力，同時也為中國提升軍備的戰力，以配合盟國在亞洲大陸的反攻作戰，做好準備。這點羅斯福也表示相當的同意，羅斯福表示，他將與財經首長研商之後，再提實際的做法。向美國要求十億美元的信用貸款的協商，由宋美齡全程參與，因此宋美齡「誤認為」，羅斯福總統已經正式答應對中國的經援，不料事後這竟然成為中美之間最大的衝突所在。
中國對琉球有過長期的主權宗主關係，琉球的戰略地位又極其重要，因此無論是回歸中國，還是能夠真正的獨立，在中國未來戰略發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在領土問題上，羅斯福曾經非常鄭重的提到琉球群島的主權歸屬問題，蔣介石則依據事實指出，琉球群島過去只是中國的屬國，並非中國的領土，因此中國並不打算收回琉球群島，但是可以將琉球群島先予以國際託管，以後再決定其命運。這點蔣介石是有些精明，但是卻也缺乏遠略，假如能夠堅持宣佈琉球獨立的政策，那就太好了，因為美國遠在十九世紀，初次到達西太平洋之時，就有控制琉球的戰略規劃。假如蔣介石展現中國有控制琉球的意願，那麼絕對會被丘吉爾與馬歇爾當成有野心的頭號「公敵」，認為中國作戰沒有貢獻，卻有霸權西太平洋的野心，中國恐怕連台灣與東北的主權都會要不回來。中國對琉球有過長期的主權宗主關係，琉球的戰略地位又極其重要，因此無論是回歸中國，還是能夠真正的獨立，在中國未來戰略發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無奈中國自顧不暇，沒有國力去要回自己的地方，只有交給美國託管，結果竟然又回到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而蔣介石則兩度主動的提起有關旅順軍港開放給美軍使用的問題，因為蔣介石認為，在歷史上，無論是日本還是蘇聯，都因要控制這個軍港，才給中國帶來無窮的兵禍，而中國是一個需要重建的弱國，因此只有美軍的介入，才能穩定這個敏感的戰略地區，但是羅斯福沒有明確的反應。蔣介石在琉球與旅順的態度，可以看出，蔣介石知道中國即使能夠戰勝日本，在相當的時間之內，中國還是一個弱國，特別是是在海洋上，因此中國希望美國能夠多關照這個地區，中國則盡力發展陸上的實力。
此外羅斯福也與蔣介石談到越南的歸屬問題，因為法國根本是戰敗國，在亞洲作戰更是毫無貢獻，所以羅斯福兩度詢問蔣介石，中國有無收復越南統治權的意願，蔣介石明白的拒絕了，因為蔣介石了解，越南過去只是中國的屬地，血統文化都有相當的差距，所以拿回越南，不但是違背民族自決的歷史潮流的做法，更會平白的得罪法國與英國。
33.5 史迪威開始進行報復
而在開羅會議的軍事幕僚策略會商中，中國依照規章，是請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作為中國戰區的當然代表，而史迪威與蔣介石相處是勢同水火，原本就不斷的對美國政府，提供中國戰區完全負面的報告，何況史迪威才剛剛被迫向蔣介石低頭認錯，心中充滿了屈辱心理的報復意志。所以在這次的會議中，史迪威當然是繼續做盡任何可以打擊重慶政府威望的工作，這就是蔣介石在開羅會議致命的錯誤，軟禁宋子文，重用史迪威，造成中國在開羅會議的歷史性失敗與危機。
在會議全程活動中，史迪威一再的扭曲事實與加上惡意的攻訐，把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國抗戰，說得一無是處與毫無貢獻，史迪威認為在整個大戰之中，中國是盟國的負擔，而沒有真正的貢獻，甚至盟國不必認真的援助中國，因為中國的領導人會將盟國的援助，做為擴張自己割據力量的資源，不會真正的用到戰場上。所以雖然蔣介石的各項見解與請求，原則上，都能得到羅斯福相當的支持，但是丘吉爾是已經決心杯葛到底，而羅斯福的軍政幕僚們，也都站在史迪威的否定方向，儘量的改變或是削弱羅斯福的指示。
有關中國參加聯合參謀團會議（Joint Staff Conferences）的請求，原本是蔣介石在珍珠港事變之後，就積極爭取的安排，但是一再的被英美參謀首長所拒絕，這次雖然由羅斯福指示，重新的考慮，而在丘吉爾反對，與史迪威的運作之下，英美聯合參謀團，首先否決了中國參加聯合參謀會議的權利，這樣中國根本無法直接與事先的提出中國戰區的需要，也很難改變既定的軍事策略，這是蔣介石日後在盟國政略戰場上，一敗再敗的主要原因，既不能讓羅斯福得到真確與及時的中國戰區情報，羅斯福的指示，又不能得到決策執行單位的密切配合。
而在盟國聯合反攻緬甸的決策上，丘吉爾、馬歇爾、史迪威都有不同的觀點與立場，而由於宋子文沒有出席這個軍事幕僚會議（宋美齡也沒有出席這個純粹軍事戰略會議的名義與能力），中國軍方就由史迪威充當全權代表，史迪威不但不能為中國的立場進行力爭，反而主動提出負面的批評，因此軍事幕僚會議對高峰會議的決策，也就無法為中國戰區的需要，做出有利的評價。
在丘吉爾看來，當時的中國，只不過是一個為自己存亡命運掙扎的衰落國家而已，竟然對於戰後的亞洲事務，就有這樣大國的風範，那麼在戰後，中國一旦復興之後，她必然會領導亞洲殖民地脫離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控制不過在領袖的決策會議中，羅斯福卻全力支持蔣介石，羅斯福甚至動用個人的威望，表達盟國應該將反攻緬甸的作戰，列為優先的戰略佈署。一方面羅斯福認為，若要以較少的傷亡，較短的時間擊敗日本，就要充分武裝中國軍力，利用中國的戰略地緣與人力的優勢，一方面羅斯福也表達對於中國過去抗日所做重大犧牲的關切與補償。丘吉爾力爭無效之後，只在表面停火，其實丘吉爾準備聯絡史達林，進行會後的翻案大反擊。
總之，中國在開羅會議中，反而為中國以外的事務，例如保存日本皇室、韓國戰後獨立與中南半島的前途，都爭到決定性的發言權與影響力。在這些方面，羅斯福是支持蔣介石的立場，因而與丘吉爾產生不少的摩擦與辯論，也就更為堅定丘吉爾要防堵甚至打擊中國的成見。因為在丘吉爾看來，當時的中國，只不過是一個為自己存亡命運掙扎的衰落國家而已，竟然對於戰後的亞洲事務，就有這樣大國的風範，那麼在戰後，中國一旦復興之後，她必然會領導亞洲殖民地脫離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控制。何況，羅斯福完全的同意，中國在戰後，可以收復被日本所奪取的所有失土，那麼中國要回香港、九龍，也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而已。
由於丘吉爾自始至終全面的杯葛蔣介石，讓會議進行得相當的不順利，連羅斯福都感到十分的憂慮，因而明白的向蔣介石表示，會議的最大問題，就是丘吉爾不願意中國強大，不過蔣介石了解，中國當時仍然是個弱國，又就在生存危機與實力有限的困境之中。加上中國一向缺乏攻擊的個性，因此對於一些關於自身利益的問題，並沒有針鋒相對的堅持到底，以免會議破裂，或是增加羅斯福的困擾，對於蔣介石而言，在開羅會議中，能夠確定收回中國歷史失地、決定反攻緬甸作戰，以及取得美國十億美元的援助貸款，蔣介石認為，單是這三項的成果，就足以稱為成功了。
因此在最後的開羅會議宣言中，明白表示盟國團結一致，對日本作戰到底的決心，並且列出中國的東北、台灣、澎湖當然歸還中國，以及讓韓國在戰後獨立的公開宣言。開羅會議在形式上，單是中國元首能夠英美兩國領袖，平等的舉行高峰會議，共同發表了歷史性宣言，就足以代表中國的國際地位是已經大幅的提升了。因此蔣介石還算滿意的離開開羅，留下史迪威等候德黑蘭會議之後，盟國對於反攻緬甸的具體軍事行動決議，但是真正出賣中國的陰謀，卻開始在開羅會議之後，正式臨到中國。在接著召開的德黑蘭會議中，史達林與丘吉爾聯手策劃，最後造成羅斯福改變立場，使得在開羅會議中，絕大部分對於中國的承諾，都被推翻或是修改。
33.6 德黑蘭會議全面大翻案
開羅會議才剛剛結束的第二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德黑蘭會議就接著登場，這場西方盟國英美蘇領袖之間，第一次的高峰會議，原本就在史達林的全面設計之中，史達林以極高的政治謀略，爭取羅斯福的好感，要求英美承諾，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以加速結束對德國的作戰，其實是使蘇聯能夠獨佔攻佔東歐所有的戰略利益。史達林並且正式提出，蘇聯考慮在德國投降之後，對日本宣戰，這樣蘇聯也可以成為提早結束對日本戰爭的主要戰力來源。
當然史達林非常技巧的推銷中國沒有真正用全力抗日觀念。這個概念一直由馬歇爾設法擴大傳播，又有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馬歇爾的密友）之「第一手報告」的堅決支持，加上國務院左傾政治人物的唱和，丘吉爾也是站在同一戰線助陣。這個觀念主要的目的，在防止羅斯福大力的援助中國，因為假如中國因為獲得援助而強大，就會嚴重的妨礙到蘇聯紅色帝國在亞洲的發展，與英法殖民帝國的復活。
丘吉爾最高的戰略優先觀點是，要維持大英殖民帝國的利益，西方國家在亞洲打敗日本之後，英國唯一要對付的，只有中國了，而延後反攻緬甸，是迫使中國崩潰與衰弱的最高戰略。羅斯福的戰略觀點是，一心希望能夠越早結束大戰越好，這樣能夠減少美國軍民的死傷，同時他缺乏歷史戰略佈局的遠見與耐心，另一方面，由於蘇聯在政治、社會上組織嚴密，因此軍隊動員能力強，又有不錯的工業基礎，加上美國大量的援助後，其作戰兵力的數量與質量均佳，對外又善於宣傳作戰的表現，所以羅斯福對於蘇聯在結束二次世界大戰，扮演重要的角色，寄予厚望。羅斯福在得到史達林參加對日作戰的保證之後，開始動搖武裝中國部隊承諾的信念。
而丘吉爾發現，既然無法阻止蘇聯在東歐形成支配性的擴張，同時能夠早些擊敗德國，對於英國本土國力的恢復，更有實質的利益，英國必須依賴這個搶先的時機，力圖恢復在亞洲的殖民帝國，因而將盡全力的迫使羅斯福打消反攻緬甸的承諾。丘吉爾最高的戰略優先觀點是，要維持大英殖民帝國的利益，因此，反資本主義的蘇聯若是在戰後強大，必然會威脅美國，美國既然受到蘇聯全球的威脅，當然就要與英國保持良好關係，這樣美國就就不會在戰後，強迫英國放棄殖民地的統治，那麼西方國家在亞洲打敗日本之後，英國唯一要對付的，只有中國了，而延後反攻緬甸，是迫使中國崩潰與衰弱的最高戰略。
因此，丘吉爾全程的陪同羅斯福往返開羅與德黑蘭，用盡每一個機會，遊說羅斯福放棄支持蔣介石反攻緬甸的決定，在史達林的巧妙協助之下，羅斯福最後竟然被說服，美國不是要「放棄」反攻緬甸，而只是「延後」反攻緬甸或是「縮小」反攻緬甸的作戰而已，羅斯福經不起丘吉爾與史達林的聯合攻勢，最後竟然就傾向同意「延後」反攻緬甸的承諾。這樣就等於將極待援助的中國戰區，置於危機的刀鋒之前[6]。
在德黑蘭會議結束之後，羅斯福與丘吉爾又同時回到開羅，與英美雙方的高級軍事參謀，進行會後戰略行動計畫的具體會商，這時丘吉爾還是沒有放棄對羅斯福遊說，放棄全面反攻緬甸的作戰計畫，丘吉爾這種「精誠所至」、死纏爛打的功夫，終於扭轉了羅斯福的堅持。此時的羅斯福與美軍將領，幾乎已經完全的陶醉在諾曼地登陸戰的歷史偉大場景中，因此決定將一切可以動用的力量，都投入這場登陸戰上[7]，這樣登陸印度洋的安德曼島，以切斷日軍在東印度洋的作戰力量的方案就無法執行，反攻緬甸的計劃，就無限期的延後了。
事實上，羅斯福原先是非常堅持他對蔣介石的承諾，但是在考慮史達林答應，蘇聯將會對日本作戰，以及反攻歐洲的諾曼地登陸作戰準備，必須要萬無一失的狀況下，盟國很難再抽調海軍登陸艇到緬甸，所以羅斯福最後同意，盟國反攻緬甸計畫只有延期。羅斯福在做出延後反攻緬甸的決定時，曾經最後召見史迪威，詢問中國的抗日戰力究竟如何，史迪威竟然「保證」，中國事實上已經處在不堪一擊的狀況之下，只要日軍再發動一次類似鄂西的攻勢作戰，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必然崩潰，因此美國是否履行對中國的承諾，打通緬甸援助中國的通路，根本就沒有實際的意義。
這樣羅斯福認為，中國既然連自保都有困難，也就根本沒有力量協助美國提早打敗日本，同時蘇聯答應要幫忙進攻日本，那麼美國只有放棄對中國的承諾，延後反攻緬甸，羅斯福並且還憂慮假如蔣介石垮台之後，美國應該如何收拾中國的殘局[8]。
33.7 盟国对中国背信弃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蒋介石还在等待盟国反攻缅甸的佳音，但是罗斯福突然致电蒋介石，举出盟国因为要全力反攻欧洲，因此发生无法调拨兵力投入反攻缅甸的困难，所以要求蒋介石同意延后反攻缅甸的计划，事实上，蒋介石了解到，假如中国没有英美两国全力的协助，中国是不可能抽调足够的兵力，单独反攻缅甸的，因此只有被迫同意。这样重开缅甸的陆上通路，以使中国获得援助的计画，在可见的将来已经是不可能，中国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接近枯竭的地步。
很令人感伤的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虽然为韩国、泰国争到独立，甚至为日本力争以保留日皇的制度，同时为越南的独立，也留下发展的伏笔，但是为中国仅仅确定到台湾、东北的领土回归，却无法要回香港，以及争取到中国在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的应有权力，蒋介石也非常大度的放弃对琉球与越南的主权，以及没有积极响应派兵占领日本建议。中国是为东亚地区国家争取到的好处，甚至超过自己。
罗斯福个人的意志，却在完全负面的情报中动摇，无法坚持自己原先对中国的承诺；蒋介石又过于相信罗斯福的善意与保证从开罗会议的记录可以看到，在中国赢得战胜之后，蒋介石并非要完全的放弃对日本索取战争破坏的赔偿，当时会议具体的结论是，中国准备要日本以实物，来做为战争破坏中国损失的赔偿，同时蒋介石也企图运用一些政治手法，例如两次对罗斯福提到开放旅顺为自由港，希望能够引进美国力量，牵制苏联的可能勒索（旅顺问题，当时蒋介石是出于预感的防卫，没想到会恶梦成真），并且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低姿态，以避免刺激丘吉尔阻拦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丘吉尔根本不但不领情，反而是绝对不归还香港，反攻缅甸也决定杯葛到底。
检讨开罗会议，假如不是史迪威、马歇尔从中不断的进行负面破坏，假如不是斯大林在德黑兰背后的出手，假如不是丘吉尔锲而不舍的打击中国，假如宋子文能够出席开罗会议，那么对于中国与整个亚洲的利益而言，开罗会议应该是可以圆满成功的。但是罗斯福个人的意志，却在完全负面的情报中动摇，无法坚持自己原先对中国的承诺；蒋介石又过于相信罗斯福的善意与保证，而不能了解，国际会议之中的角力，实际上要比一场与野蛮敌人的肉搏战还要可怕。
蒋介石起先认为，盟国对中国至少要比敌国仁慈一些，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所有会议的公开结论，会被盟国私下改得面目全非，从此以后，中国的命运，就一再的遭到「盟国」的出卖与践踏，中国实实在在的成为盟国获取战争红利的牺牲品。最为可悲的是，中国当时还以开罗会议为中国带来了突破性的成就，谁知道开罗会议的结论，一再遭到任意的修改。盟国既不会优先打通缅甸的通路，美国也不会给中国十亿美元的贷款，中国却要从万分吃紧的战区中，抽调最精锐的部队，让史迪威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作没有战略意义的消耗，同时更严重影响到中国本身的安危。这就是在一九四四年日军全力进攻下，中国战区出现全面崩溃的主因。
